就差一步，姜文崩潰在1993

1995年，王朔在《大眾電影》上聊他執導的《我是你爸爸》。記者問王老師：“中國導演裡，你最欣賞的是誰？”

王朔提都沒提馮小剛，他說：“當然我認為陳凱歌和張藝謀是最棒的。但如果我來做導演，我想成為姜文那樣的，我覺得寫小說也好，拍電影也好，必須獨特。我沒想到他會把《陽光燦爛的日子》拍成那樣。”

最早想拍《我是你爸爸》的是張，老謀子還想找姜文演爸爸。可惜最終這事兒黃了。

那是1992年姜文去美國之前的事。

1992年3月，姜文作為世界青年傑出人才，應邀去美國做一個月的考察訪問。到美國後，他沒去迪斯尼和拉斯維加斯，而是跟那些他傾慕已久的導演、演員們挨個兒碰了面。從馬丁·斯科塞斯到奧利佛·斯通，從伊斯特伍德到小道格拉斯，達斯汀·霍夫曼還帶著他給他媽買了幾身衣裳。

最對姜文感興趣的是斯通，他問姜文：“我打算拍一個《毛澤東傳》，你有興趣來演毛澤東嗎？”姜文說：“我太瞭解他了，要演的話沒有第二個人能超過我。”

兩人約好日後再續，可惜這事兒也黃了。

黃也無所謂，想必當時姜文的心思早不在演電影上。拍完《本命年》，他就對劉曉慶說：“我想去美國學導演。”劉曉慶說：“導演不是學出來的，是幹出來的，你要當導演趁早，有激情的時候容易出來作品。”

謝飛、田壯壯和張藝謀都攛掇他，姜文開始四處找好小說，先後看上過池莉的《你是一條河》和蘇童的《紅粉》，都沒撈到版權。

就在這時，住他家馬路對面的王朔漫不經心地丟給他一篇《動物凶猛》，讓他回家沒事兒讀讀。王朔當時是把《動物凶猛》當作壓箱底的活，不願輕易許人。

他是看準了姜文的大院背景。

那天夜裡，在北三環東路西壩河的一棟樓裡，姜文一口氣看完了《動物凶猛》，激動得差點沒睡覺。畫面、聲音乃至氣味，都紛紛湧進了他的腦海。

王朔給姜文小說時，就有導演不知道怎麼拍成電影。還有人說：“姜文拍不了這東西。”

多年後，姜文做客一檔節目，阿憶也說：“你怎麼想著拍《動物凶猛》的，不好拍啊。”姜文說：“那不是一首詩嘛。”阿憶說：“可裡面有不少罵人的話。”姜文：“罵人也可以是詩啊，一個‘cao！’，千言萬語都在裡面。”

起初姜文想讓王朔寫個本子，王朔不幹。當時他寫劇本已經寫噁心了，對他的創作欲有了極大傷害：“尤其害怕給有追求的導演寫劇本，慘痛經歷不堪回首。”王朔告訴姜文，這東西最好你自己寫，從你自己心裡長出來。

從美國訪問回北京後，1992年5月，在西壩河那間6平米的小屋裡，姜文一邊聽《鄉村騎士》一邊將思緒撥回到70年代，徹底與世隔絕，除了吃飯、睡覺，就是寫劇本。一個半月後，把6萬字的《動物凶猛》寫成了7萬字的初稿，第二稿又寫到了9萬字。

王朔拿過劇本一看：“可嘆我混了這麼久，有時候確實欺世盜名。”

這就有了中國影史上那段著名的獨白：

“那時候永遠是夏天，太陽總是有空出來伴隨著我們，陽光充足，太亮，使得眼前一陣陣發黑……”

1973年，10歲的姜文到了北京。6歲之前，他在唐山。解放前他姥爺在湖南開煤礦，國民黨要撤退時，他姥爺被突擊入黨，結果留在大陸，被扣了四頂大帽子。直到姜文出生，他姥爺才被特赦放出來。

由於受不了帽子的壓力，他姥爺的六哥跳井死了。一家人表面上高興，其實心裡都是委屈。姜文小時候覺得處處不如人家，老被人欺負。直到去了貴陽，天才亮了一點。

在唐山時，姜文常被帶去看電影，什麼《紅燈記》《兵臨城下》，紀錄片《珍寶島的故事》。到了貴陽，有一次他看到部隊放映員對著牆倒片子，發現原來電影原理挺簡單的，回家就貓在蚊帳裡，拿剪紙小人和手電筒編打仗的故事。那時電影就是生活，整天跟人拽的都是電影裡的臺詞兒。

到北京後，姜文住內務府街11號，在72中讀書。那學校出過導演夏剛、攝影家孫誠和話劇演員濮存昕。在那兒，姜文遇到了英若誠的兒子英達。兩人很快成了哥們兒，常去對方家裡串門兒，像《陽光燦爛的日子》裡面一樣，在屋頂上抽菸、彈吉他、唱蘇聯歌。姜文唯一沒幹的就是上街拍婆子，他年齡比玩伴兒們小，只能先看著。

這和王朔一樣，年少時喜歡的都是姐姐。所以後來拍電影，姜文老是熟女審美，從寧靜、陳沖到《邪不壓正》裡的許晴，少不了美輪美奐的屁股。

大院裡的孩子皮，同樣大院出身的馬未都都說了，那時候打孩子，簡直家常便飯。一天到晚樓道里都是孩子哭天搶地的聲音。姜文自然也沒少捱打，很多時候都睡覺了，他那脾氣躁的媽就給他叫醒，一通亂揍。

少年姜文還聽說了一件特別傳奇的事：當時管理科長想把國旗掛上院內製高點，40多米高的煙囪，他自己死活不肯上去，結果是一個14歲的孩子爬了上去，並在40釐米寬的煙囪頂上走平衡木，一時風頭無倆。

多年後，姜文把這個橋段拿到《陽光燦爛的日子》裡，安到了馬小軍身上。

姜文從小模仿天賦過人，72中有部電話，他老趁著看電話的人不在跑去亂打。他給演《風火少年》的安振江打，一上來把電影臺詞給背一遍，安老師說您哪位別開玩笑，他又順一遍，氣得安振江破口大罵：“你他媽是中國人不是？”姜文還特會模仿趙丹，又給演員馬精武打，人問您哪位，他學趙丹：“小馬你連我的聲音都聽不出來了？”

1981年，英達考上北大，姜文落榜。他正在家晃悠呢，英達說你不是愛看電影嗎，不如去考電影學院試試。對錶演姜文開始沒當回事，小時候他在貴陽就上過舞臺，演一個劇目叫《消息樹》。在北京又經常跟英達去人藝看《茶館》，前後看了二十多遍。

有一次他就說：“於是之長得不行，戲演的棒，看來演員可以不靠臉吃飯啊。”

在電影學院的考場，姜文演了一段《烈火中永生》革命烈士許雲峰和特務頭子的對話。老師讓他回家等信兒，後來回信到了，上面寫了八個字：

安心工作，安心學習。

姜文就知道沒戲了。

英達還是鼓勵他，找人藝老師給他輔導，第二年騎著自行車拉他進了中戲考場。當時考試要求穿球鞋，姜文穿布鞋，老師就說你還是別考了。幸虧有同學借鞋給他，不然又沒戲。演完小品《火車上》，他又朗誦了一段契訶夫的《變色龍》。

本來由於形象不佳，有老師打算讓他走人，中戲的張仁禮力排眾議：“別看他長得不怎樣，這麼小就能把契訶夫的幽默感表現出來，這孩子悟性非常高。”

拿到通知書，姜文特高興，回去拿給他媽看。老太太都沒正眼瞧一下，指著旁邊：“那兒有一盆衣服，你去把它洗了。”

事實證明，姜文確實與眾不同，學戲的時候老愛問為什麼，老師這麼演，他問那我這樣演行不行？改不了的是皮。編劇史航就說過，那時中戲男生鬧騰，鄰居很煩，要去投訴。姜文帶著倆學生假裝街道幹部，跑鄰居家走訪瞭解情況，臨走時說：

“相信組織嗎？相信組織就別鬧了！在這裡簽字，我給你們落實！”

還有個段子，也是史航講的。說姜文和嶽紅搭檔過一個作品，演一對要分手的情侶，來到小飯館分東西，沒錢吃飯，各自點了瓶汽水。喝完，姜文拿著倆空瓶子要去退，嶽紅不給，把瓶子擦了擦，裝進包裡。姜文一愣，立馬想到一個動作：把自己的瓶子擦乾淨放書包裡，然後才走。

史航說：“這是姜文演戲很騷很細的地方，一下子就表現出什麼叫這男孩兒被女孩兒教會了要留下點東西。”

1984年，電視劇《末代皇帝》劇組找到姜文，打算讓他演溥儀。

等了一段時間，一天碰見一同學，人家問他幹嘛呢這一天天的，姜文說：“我在家等著演《末代皇帝》呢。”同學說：“不會呀，我聽說都開拍了。”

姜文不信，跑去劇組一問，才知道劇組前後腳找了他跟陳道明，角色給陳道明瞭。

姜文說：“幹嘛不給我演。”劇組說：“陳道明長得比你有觀眾緣，要不你演他弟弟？”

姜文拍屁股就走了。

然而世事無常，《末代皇帝》一拍就是四年。籍籍無名的陳道明每天騎著自行車去拍戲，成天惦記著劇組的夜宵。等《末皇》播出，已經是1988年。而這一年，姜文主演的《紅高粱》已經拿到了柏林金熊。

錯過《末代皇帝》後不久，導演陳家林要拍電影《末代皇后》，於是找到了姜文。為此，姜文把溥儀的《我的前半生》翻了個稀爛。那時姜武跟他睡一個屋，根本沒法兒睡覺，只要醒著，就要跟他聊溥儀。

片子問世，姜文果然嶄露頭角。謝晉導演問他：“我這兒還有一個角色，就是不知道你能不能演。”姜文問誰呀。

謝晉丟給他一本《芙蓉鎮》。

《芙蓉鎮》的分量自不必多言，展現“文革”前後20年的歷史畫卷，人生跨度也不小。去謝晉家試戲時，姜文演了個結婚登記的小品，臺詞都是現編的。謝晉讓他再來一遍，他又演出了不同的效果。後來謝晉又看他演的話劇，角色基本上就定了。女主角早定了劉曉慶，可劉曉慶當時演北影《紅樓夢》裡的王熙鳳，沒有檔期。謝晉就天南地北找別的女演員，姜文就天天陪著搭戲。

為了演好秦書田，姜文在長沙、衡陽訪問了50多個“右派”，給秦書田寫的人物傳記比《芙蓉鎮》小說還厚。有時候大半夜爬起來，跑去取景地給自己設計戲。

全劇組8個演員，姜文最小，點子最多。在《芙蓉鎮》劇組，從服裝、場景、動作乃至情節，不少都是姜文自己設計的。謝晉多大的咖位，也由著他折騰，只要演得好，就用。秦書田拿掃帚掃大街跳起華爾茲那一段，就是姜文自己精心設計的，最後給觀眾留下了極為深刻的印象。

到了《紅高粱》劇組，姜文還是那德行。一天到晚不睡覺，就想著怎麼設計戲，迎娶九兒那一段“顛轎”就是他設計的。

夜裡人家都睡了，他一個人還滔滔不絕跟那兒聊：“你說你們睡這麼早幹嘛？”

沒拍《紅高粱》之前，姜文遇到上影廠一個拍農村題材的導演，問：“哪天你給我安排一個角色？”導演聽了微微一笑，意思是你姜文還能演農民？他是沒想到，姜文為了演餘佔鰲，能在河邊上游泳遊一天，就為了把自己晒黑。為了拍闖九兒臥房那場戲，猛灌了自己半斤高粱燒，喝得兩眼發直舌根發麻。

後來張藝謀也說：“拍《紅高粱》的時候我不懂怎麼把握人物，幸虧有姜文在，不然這片子絕沒有呈現出來的那股自由狂放的勁兒。”

拍完《本命年》時，謝飛導演就說：“姜文肯定得自己拍戲，遲早。”田壯壯也勸他：“你快拍吧，拍了我給你演成了吧？”

只有陳凱歌對他說：“姜文啊，好的演員一百年出一個，你這麼有天賦，還是專心演戲吧。”張藝謀說：“他就是要當司令官的人，當不了底下的兵。心氣這麼高，又那麼有能力，你要讓他不拍電影都不可能。”

《動物凶猛》來的正是時候。

可惜寫完劇本後，一直沒人給姜文投資。那時姜文已經不大瞧得上電視劇，一天看《編輯部的故事》，把飯燒糊了。正巧鄭曉龍在籌備《北京人在紐約》，就把姜文請家裡，讓他看小說。姜文把小說拿回家，丟給他爸媽。他爸媽一晚上翻完後得出結論：

這戲你得去。

這戲最早也請了陳道明。1990年《圍城》大火之後，陳道明92年帶著杜憲在紐約進了劇組，杜憲負責做飯，陳道明負責開車。陳道明那叫一個野，開車不問路，而且哪兒都敢去。有一次陳道明拉著鄭曉龍去機場接人，杜憲接到個電話，人家問陳道明什麼時候回來，杜憲說：“我也不知道，因為要接的人都到了，他倆不知道把車開哪兒去了…”

當時說好了，夫妻兩人在戲裡都有角色。合同都簽了，但後來兩人卻辭演。角色最後就落在了姜文頭上。那時候電影開始走下坡路，電視劇才是王道，沒想到這一演，成了一個時代的標籤。

1995年，陳道明又演了一部《上海人在東京》，然而珠玉在前，播出來沒多大動靜。

也是在紐約，還在給鄭曉龍當副手的馮小剛見識到了姜文的厲害。當時劇組住在紐約長島一個小鎮上，一天夜裡，電視裡播放《桂河大橋》的電影預告片。馬曉晴，也就是在電影《頑主》裡賣手絹跟葛優假裝談戀愛的那位姑娘，跟姜文起了一個爭執。

馬曉晴堅持《桂河大橋》裡主演的名字叫大衛·裡恩，但姜文說：“這裡面沒什麼大衛·裡恩，導演叫大衛·尼文，拿過奧斯卡，電影我看了七遍。”兩人向學電影的攝影求證，攝影師站馬曉晴，給姜文氣個半死。

姜文說：“來，咱倆打個賭，誰要是輸了，有權利對對方做任何事情。”

當時馮小剛和艾未未也站馬曉晴，一幫人開車去曼哈頓，一個小時後回來看了帶子。馬曉晴臉“刷”地一下就綠了。

姜文是對的。

馬曉晴走到姜文面前：“你贏了。”

姜說：“按約定我可以對你做任何事。”

隨後，他讓馬曉晴坐椅子上，臉對臉衝她說：“我就是想告訴你，心裡沒數，別跟人打賭，尤其別在電影上跟我抬槓。”

這個故事出自馮小剛，後來他說自己就落下個病根：凡是姜老師說的話就深信不疑，凡說姜老師做的事就拍手叫好。

不過，《北紐》火了之後，一直作為王志文粉絲的姜文他媽還是不怎麼興奮，扭頭問姜文：“什麼時候能請王志文來我們家坐坐？”

1995年，《陽光燦爛的日子》能問世，夏雨能拿威尼斯影帝，電影能成為美國《時代週刊》評選的十部年度電影榜首，這都多虧了一個人，那就是劉曉慶。

姜文拉不到投資時，是她到處牽線搭橋，從香港的文雋和雲南一個老闆那裡找來了錢。之前姜文去香港和萬梓良合拍電影《狹路英豪》，文雋看了就愛，得知姜文拍片，舉雙手支持。兩方面定金很快打到了北京。

姜文迎來了他的1993年。

為了找合適的演員，姜文煞費苦心，廣告登到《北京晚報》和《新民晚報》，全國範圍內找人，需要兩個長得像他的演員，一個12歲，一個17歲。很快，畫家秦生就接到了不少朋友的電話：“老秦，姜文招演員呢，你兒子長得那麼像姜文，趕緊讓他去報名。”

當晚8點，夏雨的資料被送到姜文面前。姜文趕緊把他媽也找來，老太太一看：“沒錯，跟你中學時一模一樣！”

誰來演米蘭呢？一開始姜文考慮過蔣雯麗，但估計覺得蔣雯麗偏柔弱了。顧長衛說我給你推薦一人吧，就把寧靜請到了北京。寧靜也沒抱太大期望，試完戲聽說劇組都開拍了也沒接到通知。突然一天夜裡，劇組打電話讓她去一趟，寧靜那天丟了一對耳環，正煩著呢：“試戲我就不來了啊。”

人說：“來吧，明天拍你的戲！”

正式開機的日子是1993年8月23日，那天是王朔的生日。現場貼了兩行特別顯眼的大字：陽光永遠燦爛，朔爺永遠牛逼。

姜文說了幾句官方講話，請王朔上去發表指導思想。王老師多羞澀的人啊，紅著臉說：“都挺不容易的，就這麼著吧！”

更不容易的事還在後面。

開機之前，姜文把劇組的小演員都圈到北京郊區良鄉，搞了一個月的封閉訓練。不準帶零花錢，不準跟家裡打電話，早上六點起來做操，學革命歌曲，看蘇聯影片，訓得有模有樣。演員準備好了，劇本也下了功夫，提前研究了不少電影鏡頭，但第一次拍戲，姜文還有點懵。

開機第一場拍澡堂那場戲，於北蓓進澡堂子調戲男孩兒們，拍了足足三天，夏雨洗澡洗得皮都快掉了。

很快，姜文找到了一個獨家拍法。

那就是不惜成本。

馬小軍送他爸走那場戲，劇本上就三行字，結果他拍了半個月，調動了20輛坦克，十多架飛機，一大幫群演，拍了差不多4個小時的素材。最後用到正片裡的也就3分鐘。小說裡米蘭那張令人心馳神蕩的照片，他直接用電影攝影機給寧靜拍了10萬格底片，一千多個鏡頭，最後選出了一張。

《陽燦》結尾馬小軍在泳池裡絕望的鏡頭，姜文拿四臺攝影機反覆拍了長達一個半小時的膠片。電影裡所有廣播的聲音，都是找廣播學院的人錄的，開場那首“革命風雷激盪”的曲子，硬是請了80人的交響樂團和100人的合唱隊重錄。飛機重新刷過，馬小軍爬的煙囪重新刷過。無論顏色還是聲音，全都要還原他記憶裡那個味兒。

這拍法，姜文日後算是一條道走到黑了：拍《鬼子來了》動了48萬卷膠片，4000多個鏡頭；拍《太陽照常升起》花1000萬從雲南到甘肅，一路動用幾百種飛禽走獸，花30萬拼了一箇舊火車；拍《讓子彈飛》光花絮剪下來就是3000個小時的時長。《邪不壓正》周韻做製片，竇文濤問他：“預算超了怎麼辦？”姜文說：“什麼叫預算啊？那拍電影就是請觀眾吃飯，你還算飯錢？”

但在拍《陽光》的時候，姜文是幾度彈盡糧絕。沒多久定金花光了，碰上一家公司撤資。劇組窮得只能一頓吃一個菜。很快，他們就到處賒賬，以前去過景點也不讓劇組進了。劉曉慶每隔一段時間就接到電話要錢，只回倆字兒：“打錢！”

王朔把積蓄砸了進去，製片主任連他爸的國債券都掏了出來。

這期間，王朔飾演“小混蛋”拍了一場戲，因為緊張煙癮復發，大冬天拍夏天的戲凍得滿臉鼻涕。在老莫那場戲，一幫軍官把他往天上丟了一夜，後來大家累了，掉下來都沒人接，要不是有人伸了一腿，王朔就殘了。

第二天走出老莫，王老師的明星夢就碎了。年底飯局上，姜文精神萎靡，一個人問你還要拍到什麼時候，有人開玩笑說：“片子已經改名兒了，叫《大約在冬季》。”

姜文差點急了。

再次見到姜文時，他對王朔說：“前兩天剛喝醉，現在還難受。”

當時不少人等著看他的笑話。

你不是牛逼嗎？這次栽了吧？

1993年，那是姜文個人電影史上最暗淡的日子。那一年，陳凱歌的《霸王別姬》震驚世界，老謀子最好的片子《活著》也憋著一股勁兒，《青蛇》把徐克的電影美學推向了頂峰，周星馳獻出了他無厘頭的集大成者《唐伯虎點秋香》，李安在《推手》之後靠《喜宴》奠定了自己的位置，連劉鎮偉也拉著拍《東邪西毒》的一幫人拍出來了個人生涯最高峰之《東成西就》。

而姜文，他在初冬寒冷的片場給馮小剛縫釦子，白天吃方便麵，晚上睡兩三個小時，體力嚴重透支。儘管如此，燒錢的速度仍將拍戲的速度遠遠甩在身後。

要不是後來劉曉慶想盡辦法有拉來一筆投資，片子很可能活不過那個寒冬。

1994年1月，在無數次起死回生後，《陽光燦爛的日子》終於殺青。

姜文的1993年，就此落下帷幕。

坊間傳聞，《霸王別姬》開拍之初，陳凱歌想找姜文演段小樓，姜文看了本子之後說：“我怎麼就不能演程蝶衣呢？”

陳凱歌轉身就找了張豐毅。

但在現實中，姜文就是程蝶衣。對電影他也是那六個字：不瘋魔，不成活。

拍《鬼子來了》時，製片主任有個特點。平時大家講話：“一二三四五…”，他不那樣講，他非要講“一二三，三四五，五六七…”姜文問他結果，他跟姜文說過程，姜文問他過程，他要說結果。最後姜文直接把他編進電影，於是就有了那段“我出了村，過了河，我過了河，上了岸，我上了岸…”

拍《陽光燦爛的日子》，裡面夏雨本來有段戲，他去人家裡偷東西，拿起一樣，特滿足地說一句“嗦嘎”。拍的時候夏雨一直演不好。姜文就摟著他說：“你看這表這電視，它們什麼都不是。”夏雨問，那是什麼？姜文說：“你上中學有喜歡的女同學吧？你摟著我，好比你摟著她。你手還別閒著，順著她脖子，順著她的襯衣，你就往下順。順到你想順的地方，這兒就是表，再往旁邊，是那電視……明白了嗎？”

夏雨聽得臉紅，演起來就出彩了。

可見姜文腦子裡，電影和生活就沒分開過。

從10歲到1993年，姜文在北京生活了20年。那20年裡，他都還算挺順的，也沒碰過什麼絕境。最大的挫折也無非是考電影學院失敗和讓他媽半夜拎起來打一頓。

陳道明先演了溥儀，他後演，結果他比人家還火。等陳道明火的時候，他已經去了柏林。幹演員這事兒，在那個年代裡，他是最順的。偏偏在最順的時候，姜文跑去拍了電影，一路負債，了了自己的心結。

1993年對姜文來說，好像是漫長的黑夜，但其實更像為新春而準備的寒冬。

這是《陽光燦爛的日子》的命運，說到底，其實是一個人在時間中的命運。很多人這輩子都要經歷這樣的時刻，熬過去的，活著，沒頂住那一口氣，自然就死了。

姜文牛，不僅牛在他頂了過去，關鍵是他明明能過春天，非把自己投向了漫長的黑夜。

說白了，人活著，不也就這點兒念想嗎？

-

END

-

PS：感謝大家花了這麼長時間讀完此文。

我是叉少，平時就喜歡埋首故紙堆，考古往事，於是開了一個叫“叉燒往事”的號（公號ID:chashaows），在這個號裡，你可以看到那些不為人知的江湖恩怨，也會發現，原來人世間的事，早在多年前就埋下了伏筆。

關注公眾號，後臺回覆【1993】，可提取文章《請回答1993，中國文藝的傷心往事》

相同的1993，卻有著不同的故事

長文創作不易，如果故事有打動你，希望能關注、轉發、點贊、評論鼓勵一下，也歡迎留言互動，叉少會堅持把這件事做下去。^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