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蔣方舟
“諾獎”得主南非作家庫切的小說《恥》講了一個簡單的故事。
故事發生在南非，離異的大學教授盧裡因為一樁和女學生的性醜聞，被學校開除，搬到了鄉下的農場，和女兒露西一起居住。他們所在的農莊遭受了附近黑人的搶劫，盧裡受了傷，露西被強姦懷孕。露西要嫁給黑人尋求庇護，盧裡精神一蹶不振。
小說的英文名叫作“Disgrace”，這是個更恰當的題目。因為“恥”只是種狀態，這部小說寫的卻是人的尊嚴是怎樣被“dis”掉的緩慢過程。
這種“dis”的過程稱之為墮落是不合適的，因為墮落是一個有快感的過程。但文中的主角們並沒有絲毫感受到放縱所帶來的快樂，而是眼睜睜地看著自己的精神被一雙無形的手閹割。
小說裡有一段精神上閹割狗的描述很精彩：
“那是條公狗。附近只要來了條母狗，它就會激動起來，管也管不住，狗的主人就按巴甫洛夫條件反射的原理，每次給它一頓打。就這麼一直打下去，最後那可憐的狗都糊塗了。後來它一聞到母狗的味道，就耷拉著耳朵，夾著尾巴，繞著院子猛跑，哼呀哼的就想找地方躲起來。”
狗厭惡起自己的本性，在沒有人揍它的時候也會懲罰自己。小說裡的人物就是這樣自我閹割的狗，精神上墮入越來越無能的境地，在“恥”的泥淖裡越陷越深而無力對自己施救，無力反抗，而身為看客的我們，竟也無法替他們找到反抗的支點。
自我閹割的狗，電影《Disgrace》
小說的主角是何以落到這個境地的？生而為人，何以為恥？
小說中最明顯的線索首先是主角盧裡的“兩性之恥”。小說的一開頭，他和一個叫作索菲亞的妓女保持著固定的性關係，那是他認為的極樂：一種輕巧而短暫的快樂，一種溫文有度的快樂。
這種快樂被打破，是因為盧裡無意中在街上看到了索菲亞的兒子，看到了她在妓女身份以外的日常生活。他還想和索菲亞保持關係，但是索菲亞拒絕了。
盧裡的第二個女人是一個叫作道作的祕書，因為性生活不和諧，盧裡感覺到了厭倦，他甚至想到了放棄在情愛上的追逐。
如果盧裡真的像他表現得那樣厭倦，那麼他的命運將一帆風順。可盧裡誘姦了年輕貌美的女學生梅拉尼。庫切小說人物中的性一貫是懶惰和冰冷的，男主人公像蛇一樣心不在焉，時而靈魂抽離出來看著交配的雙方。盧裡的這次性愛讓他獲得了生理上的快感和滿足，但同時也讓他人生的厄運從此開始。
這樁性醜聞讓盧裡在大學裡聲名掃地，被開除出校，去鄉村的農場和女兒露西一起生活。
在農場，他和一個叫作貝芙·肖的婦女發生了關係。那是一個他一輩子想象不到自己會與之發生關係的女性，蒼老，醜陋，他在性愛之後產生的是深深的憐憫，憐憫貝芙·肖，也憐憫自己。
“他（盧裡）的思緒飛到了愛瑪·包法利，似乎看見她在第一個重要的下午之後站在鏡子前神采飛揚。我有情人啦！我有情人啦！愛瑪自言自語地唱著。好，就讓貝芙·肖回家也去唱一番吧。而他也別再稱她為可憐的貝芙了。如果她可憐，那他則徹底完蛋了。”
盧裡在小說開頭就是一個資深老流氓，並且是一個情慾需求並不那麼旺盛的老流氓，為什麼他會在兩性上沉淪到自己也不忍的地步？盧裡到底做錯了什麼？
他首先在道德層面越了界。他對索菲亞私人領域的生活進行了侵犯，他不滿足於每週和索菲亞這種職業化的性關係，而對她的日常生活產生了好奇，甚至找了私家偵探去尋找她的蹤跡，這是第一種篡越。
第二種越界，是權力層面的越界。盧裡為了讓學生梅拉尼跟他上床，往她的飲料裡下烈酒，闖入她的住宅，私自改動她的成績。這些行為盧裡承認是種“誘姦”，卻拒絕承認是強勢對弱勢的權力欺壓。
第三種越界，是藝術對於生活的越界。盧裡是個浪漫的人，他在跟女人上床時心中總想起的是包法利夫人裡的片段和拜倫的詩篇，他在脫梅拉尼的衣服時，覺得自己是愛神的侍從。他甚至在誘姦梅拉尼時，心裡想著:“她不是自己的主人。美麗不是自己的主人。”
——這簡直是文藝強姦犯常用的句式。他們任由藝術僭越自己的生活，讓藝術為自己的逾矩與不道德找到藉口，並且認為他人對生活抱有同樣“浪漫”的看法。通常是女性作家對這種自以為是更敏感和刻薄。王安憶的小說《叔叔的故事》裡，叔叔是一個受盡磨難的右派，後來暴得大名，成為能公費出國交流的知識分子，去德國交流時認識了一個德國女孩作為自己的陪同和翻譯，叔叔在跟她佈道的過程中產生了幻覺，認為對方因著他講述的這些苦難的榮譽而愛上了自己，作勢要吻那個德國女孩，結果對方一個巴掌就把他拍醒了。
而盧裡則缺乏這巴掌，把他從自我幻覺中打醒的一巴掌。
小說的第二層“恥”是道德之恥。
盧裡被學校開除之後到鄉村農場和女兒露西一起生活。結果農場被附近的三個黑人（其中一個甚至只是孩子）搶劫，盧裡被打傷，露西被強姦。
在這片荒蕪而畸形的土地上，露西的悲劇無從申訴，更談不上尋求什麼公平。甚至，她連講述自己厄運的權利都沒有，講述的權利屬於施暴者，他們才是這件事的擁有者，他們會講述如何把她按在身下，講述他們如何向她呈現女人的命運。而露西作為現代而獨立的女性，只能生活在沉默的恥辱中。
露西懷孕之後，不僅沒有打掉這個孩子，還準備嫁給黑人尋求庇護，作為“妾”生活，把農場也給黑人。
知道這個決定，盧裡和露西進行了一番絕望的對話。
露西說：“（我要）從一無所有開始。不是從‘一無所有，但是……’開始，而是真正的一無所有。沒有辦法，沒有武器，沒有財產，沒有權利，沒有尊嚴。”
“像狗一樣。”
“對，像狗一樣。”
為什麼露西寧願像狗一樣活在這個荒僻之地，而不願像人一樣離開這裡？
這就涉及小說中的第三層“恥”，歷史之恥。
當露西被強姦時，她感到最害怕的是，施暴者似乎並不是在宣洩情慾，而是在噴發仇恨，一種產生報復的快感的仇恨。
報復什麼？一部分是報種族隔離之仇。長達四十八年的南非隔離制度是借用了納粹的理論基礎，把人分為白人、有色人種、印度人、馬來人、黑人幾個人群。法律不準不同種族之間的人發生性關係。黑人的權利處處受限，在南非的種族隔離博物館可以看到記錄那恥辱歷史的照片，黑人的兒童沒有桌椅，蹲在地上寫作業；黑人的男子被扒光搜身。1976年6月，約翰內斯堡的索韋託爆發大規模的黑人起義，超過五百名黑人被南非軍警殺害。
種族隔離博物館中受虐的黑人
索偉托起義中第一個犧牲的黑人
《恥》寫於1999年，南非種族隔離結束四年之後。 但黑人的仇恨並沒有隨之結束，“真相與和解”對於平復黑人心中的傷痕只是虛妄的安慰，一位南非黑人作家曾經說：“當白人開始回心轉意學會愛的時候，我們已經開始恨了。”
完美的受害者是不存在的。痛就是真相，還擊以痛就是真相。
露西所遭受的保護絕不僅僅是因為黑人的“愚昧”與“野蠻”所帶來的。歷史一次次告訴我們，壓抑的過去必作祟於現在。
“二戰”之後，猶太詩人愛倫堡在《紅星報》上發表詩歌：“我們不應振奮，我們應行殺戮。如果你一天未能殺死至少一個德國人，那麼你就浪費了這一天。人生最痛快之事，莫過於讓德國人積屍成山……”
“二戰”結束之後，暴力的陰影並沒有從歐洲大陸上散去，除了報復德國人，很多西歐國家還欺凌與德國人有染的本國婦女。
在非正義的歷史之中的每個人，都兼具受害者和施害者的雙重身份。
露西所感受到的第二重仇恨是黑人報復“侵佔”帶來的痛苦。17世紀初，荷蘭的東印度公司在好望角建立了殖民地，住在開普地區的納馬人成為第一批奴隸。
作者庫切自己是荷蘭裔南非人，他的第一部小說《幽暗之地》就假借一個名叫雅各布·庫切的荷蘭殖民者的口吻講述屠殺非洲人的故事。歷史的幽靈纏住了作家的靈魂，他在《恥》中派出被侵佔的民族的後裔向殖民者復仇，向自己復仇。
我始終認為庫切是一個相信因果輪迴和道德報償的作家。以白人被黑人強姦來報復被侵佔的歷史之恥，以女兒被強姦來報復盧裡誘姦學生的道德之恥。
小說創造了兩個相互對立的主角。盧裡和露西。
盧裡和露西，電影《Disgrace》
盧裡是一個種族優越者，活在過去的人。
這是作者隱藏很深的小把戲，設置盧裡在小說中與之發生關係的四個女性全是有色女性，他對她們生活與心理漫不經心的越界或多或少和他心理上的優越感有關。
另外，當他剛到露西的農場，提到黑人農工時，語帶嘲諷地說道：“給佩特魯斯（黑人）搭把手，這主意我喜歡，我喜歡帶著歷史味的刺激，替他幹活，你覺得他會給我開工資嗎？”
盧裡並不是一個壞人，他從未真正地欺壓過黑人，出於人文學者的天真和軟弱，他至多是自我中心的感傷罷了。可歷史並沒有因為他不是作惡者而放過他。
當他知道露西被強姦，並且她為了尋求庇護，不僅要嫁給有老婆的佩特魯斯，還要把農場和嫁妝都給佩特魯斯的時候，盧裡真正地崩潰了。這種崩潰不僅僅是出於父愛，更是因為他意識到他所熟悉的舊世界已經崩潰了，一個秩序井然、獎懲分明，白人黑人有色人種安分地各司其職的世界已經過去了。
新世界已經到來了，而盧裡們在其中並無一席之地。就像里爾克在詩中寫過的：“我們目睹了，發生過的事物。 那些時代的豪言壯語，並非為我們所說出。”
如果說歷史的報復對盧裡太過殘忍，那它對女兒露西的懲罰簡直扼住了讀者的脖子，讓他們透不過氣來。
女兒露西是盧裡的反面，她是一個信仰絕對平等的人。用流行的詞說，露西是一個“白左聖母”，她深深地為殖民與種族隔離的歷史感到羞恥——就像對“二戰”感到羞恥的德國人。她離開城市，以公社成員的身份來到格雷漢姆鎮，平等地對待黑人，平等地對待動物，厭惡一切權力的壓制——包括男權和父權，她是一個女同性戀者。
而露西浪漫的“政治正確”卻以被性侵而結束，就像是2016年年初德國科隆跨年夜時發生的震驚世界的大規模性侵案，作案者被懷疑大部分是難民中的年輕男性。
這樣的打擊讓露西純真左派的想法幻滅了嗎？作者沒有敘述過她的內心。讀者只能順著父親盧裡的目光，小心翼翼地打量著她沉默的背影，試圖把她心裡封閉的門撬開一點縫。
那麼作者對露西的態度是怎樣？同情還是嘲諷？在小說的前半部分，其實有一段看似無關緊要的閒筆，寫明瞭作者的態度。
那是盧裡在與人閒談，說到歷史的替罪羊：“在實際生活中，凡是要尋找替罪羊的時候，背後總有宗教的力量在起作用。人們把全程的罪孽架在一隻羊的背上，把它攆出城去，全城人因此得救。這麼做能起作用，是因為人人都明白那些典儀該如何去理解，包括其中的神。後來，神死了，突然之間，人們在沒有神助的情況下清除城裡的罪孽。沒有了象徵的手法，人們只要求助於實際的行動。因此就產生了審查制度：一切人監視一切人。抽象的清除被實際的清除取而代之。”
說這話的時候，盧裡並沒有想到他其實暗示了女兒的命運——歷史的替罪羊，更沒有想到他對這命運早已有了絕望的預測：神死了，替罪羊能發揮力量的時代早就結束了。
《恥》寫了一個讓人不願意接受的故事，像是《冰與火之歌》裡說的“All Men Must Die（凡人皆死）”，只要你曾經身處一段恥辱的歷史中，不管你扮演什麼樣的角色，你必須接受自己所有的尊嚴也被抹殺掉的事實。
那麼出路是什麼？
我總認為偉大的作品在寫盡了人類已經到來和逐漸到來的苦難之後，總會提供一道窄門。就像《聖經》中耶穌說：“你們要進窄門。因為引到滅亡，那門是寬的，路是大的，進去的人也多；引到永生，那門是窄的，路是小的，找著的人也少。”
可庫切並不是一個宗教作家，他並不把宗教救贖視為答案。他在小說中提供了一個人類自我救贖的方式：平等地對待動物。
在《恥》中，有一條暗含的線索，是盧裡對動物的態度逐漸改變，他開始是嘲諷動物保護者，後來他做了一份工作，就是替狗送走它們生命的最後一程，小說最後，盧裡以最大的溫柔和理解讓一隻狗在他的懷裡度過了最後一點生命。
如果一定要以“昇華主題”的思想來總結，盧裡在與動物的相處中，他“悟”了。
幾乎在庫切的所有作品中，他都會提到動物的權利，他甚至寫了本叫作《動物的生命》的小書。在庫切看來，人們把動物劃分為完全外在於自我並且低於自己的物種，就是一種最深層的不平等。只要是人類對動物的豪取掠奪沒有結束，人類的其他平等就不會結束，歷史恥辱的循環就不會停止。
庫切確實為小說中絕望的人們提供瞭解藥，但這解藥簡直比絕望本身更讓人絕望。
在英文版的《恥》中，封面有一句醒目的話：“是的，我放棄了。”
是主人公放棄了，放棄找回失去的尊嚴了。
庫切作為非正常社會的作家似乎也放棄了，他在2002年移居澳大利亞，過上了正常社會的生活。
庫切，代表作有《等待野蠻人》、《恥》、《青春》等
庫切曾經說過：“在殖民主義下產生的、在一般稱之為種族隔離的狀態下加劇的畸形而得不到正常發展的人際關係，在心理上的反映是畸形而得不到正常發展的精神生活。所有對這樣一種精神生活的反映，無論多麼強烈，無論其中透進了多少興奮或絕望，都蒙受同樣的畸形，得不到正常發展。”
寫一個畸形社會固然更刺激，用功利而狹隘的想法——更容易得諾獎。但在畸形的環境中寫作，無家可歸的感覺和對一種無以名之的解放的渴望如亂箭穿心，作家身為公民，亦困囿於一個扭曲的個體。
尼采說，“我們有藝術，所以我們不會因真相而死”。庫切說：“南非有太多真相讓藝術去把握……淹沒了想象的每個角落。”
那我們呢？身處太多真相的中國的寫作者，該怎麼讓想象喘口氣？又該怎麼真正地擺脫恥，安居於一個真正擁有立足之地的世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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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易小荷 董嘯
2019年1月
江蘇鳳凰文藝出版社
《soul客文藝：生而為人》是“soul客文藝”系列的第三本。收錄了蔣方舟、任曉雯、張發財、王小山、張宏傑、阿丁、阿乙、周潔茹、邵藝輝、風行水上等知名作家的文章，與他們一起探討“生而為人”的意義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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