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方網·縱相新聞 陳思眾
紀錄片《美國工廠》中，開頭一幕極為細緻地描摹了一家汽車玻璃製造工廠的流水線。
在車間裡工整地、井然有序地運作著的，是機器、機器、機器……負責檢查和校正的幾雙手，在畫面中一閃而過。
東方網·縱相新聞 陳思眾
紀錄片《美國工廠》中，開頭一幕極為細緻地描摹了一家汽車玻璃製造工廠的流水線。
在車間裡工整地、井然有序地運作著的，是機器、機器、機器……負責檢查和校正的幾雙手，在畫面中一閃而過。
△紀錄片《美國工廠》劇照
工廠像一座圍城，裡面的人拿著固定的薪水，即使長時間的工作讓人身心俱疲，也不敢輕易辭工；因為外面的失業者正排著隊，試圖用更優惠的方式販賣自己的勞動力。
“我們必須再次讓這個國家為我們服務，而不是反其道而行之。我們要成為這個民主國家的主人公和大股東，而不是這個巨大機器的犧牲品。”
說這話的，是2020年總統大選民主黨候選人、華裔企業家楊安澤（Andrew Yang）。如果你足夠關注美國政治，這個名字你一定不會陌生。作為一個硅谷出身、毫無從政經驗的科技界精英，楊安澤已經躋身民主黨內初選的前六名。
東方網·縱相新聞 陳思眾
紀錄片《美國工廠》中，開頭一幕極為細緻地描摹了一家汽車玻璃製造工廠的流水線。
在車間裡工整地、井然有序地運作著的，是機器、機器、機器……負責檢查和校正的幾雙手，在畫面中一閃而過。
△紀錄片《美國工廠》劇照
工廠像一座圍城，裡面的人拿著固定的薪水，即使長時間的工作讓人身心俱疲，也不敢輕易辭工；因為外面的失業者正排著隊，試圖用更優惠的方式販賣自己的勞動力。
“我們必須再次讓這個國家為我們服務，而不是反其道而行之。我們要成為這個民主國家的主人公和大股東，而不是這個巨大機器的犧牲品。”
說這話的，是2020年總統大選民主黨候選人、華裔企業家楊安澤（Andrew Yang）。如果你足夠關注美國政治，這個名字你一定不會陌生。作為一個硅谷出身、毫無從政經驗的科技界精英，楊安澤已經躋身民主黨內初選的前六名。
△2020年美國總統候選人楊安澤（圖/Getty Images）
移民者二代、營銷鬼才……這些標籤美則美矣，但並不夠特別到讓他突出重圍。
事實是，楊安澤把制勝法寶押在了一條政策上：全民基本收入（universal basic income）。他在競選中稱，自己若能當選總統，政府每個月將給每個美國成年人——不論貧窮富有、有無工作——支付1000美元的補助金。
1000美元是個合適的數字，它無法保障一個人的生活，但足夠應急。
東方網·縱相新聞 陳思眾
紀錄片《美國工廠》中，開頭一幕極為細緻地描摹了一家汽車玻璃製造工廠的流水線。
在車間裡工整地、井然有序地運作著的，是機器、機器、機器……負責檢查和校正的幾雙手，在畫面中一閃而過。
△紀錄片《美國工廠》劇照
工廠像一座圍城，裡面的人拿著固定的薪水，即使長時間的工作讓人身心俱疲，也不敢輕易辭工；因為外面的失業者正排著隊，試圖用更優惠的方式販賣自己的勞動力。
“我們必須再次讓這個國家為我們服務，而不是反其道而行之。我們要成為這個民主國家的主人公和大股東，而不是這個巨大機器的犧牲品。”
說這話的，是2020年總統大選民主黨候選人、華裔企業家楊安澤（Andrew Yang）。如果你足夠關注美國政治，這個名字你一定不會陌生。作為一個硅谷出身、毫無從政經驗的科技界精英，楊安澤已經躋身民主黨內初選的前六名。
△2020年美國總統候選人楊安澤（圖/Getty Images）
移民者二代、營銷鬼才……這些標籤美則美矣，但並不夠特別到讓他突出重圍。
事實是，楊安澤把制勝法寶押在了一條政策上：全民基本收入（universal basic income）。他在競選中稱，自己若能當選總統，政府每個月將給每個美國成年人——不論貧窮富有、有無工作——支付1000美元的補助金。
1000美元是個合適的數字，它無法保障一個人的生活，但足夠應急。
△楊安澤為總統競選製作的宣傳海報
這樣一條口號看似天方夜譚，卻在選民中得到了廣泛關注。比起調侃，更多人在嚴肅地討論其可行性。民主黨內初選辯論之夜，楊安澤的名字和他的政策一起登上了推特熱搜。
“當你捐錢給總統候選人的時候，會發生什麼？這個政治家把錢花在電視廣告和競選顧問身上，而你希望他的政策順利實施。比起相信政治家，是時候相信我們自己了。”楊安澤在開場白時便扔下一顆重磅炸彈，“我的競選團隊從今天起，將給十個家庭發放自由紅利，每月1000美金，持續一年。”
東方網·縱相新聞 陳思眾
紀錄片《美國工廠》中，開頭一幕極為細緻地描摹了一家汽車玻璃製造工廠的流水線。
在車間裡工整地、井然有序地運作著的，是機器、機器、機器……負責檢查和校正的幾雙手，在畫面中一閃而過。
△紀錄片《美國工廠》劇照
工廠像一座圍城，裡面的人拿著固定的薪水，即使長時間的工作讓人身心俱疲，也不敢輕易辭工；因為外面的失業者正排著隊，試圖用更優惠的方式販賣自己的勞動力。
“我們必須再次讓這個國家為我們服務，而不是反其道而行之。我們要成為這個民主國家的主人公和大股東，而不是這個巨大機器的犧牲品。”
說這話的，是2020年總統大選民主黨候選人、華裔企業家楊安澤（Andrew Yang）。如果你足夠關注美國政治，這個名字你一定不會陌生。作為一個硅谷出身、毫無從政經驗的科技界精英，楊安澤已經躋身民主黨內初選的前六名。
△2020年美國總統候選人楊安澤（圖/Getty Images）
移民者二代、營銷鬼才……這些標籤美則美矣，但並不夠特別到讓他突出重圍。
事實是，楊安澤把制勝法寶押在了一條政策上：全民基本收入（universal basic income）。他在競選中稱，自己若能當選總統，政府每個月將給每個美國成年人——不論貧窮富有、有無工作——支付1000美元的補助金。
1000美元是個合適的數字，它無法保障一個人的生活，但足夠應急。
△楊安澤為總統競選製作的宣傳海報
這樣一條口號看似天方夜譚，卻在選民中得到了廣泛關注。比起調侃，更多人在嚴肅地討論其可行性。民主黨內初選辯論之夜，楊安澤的名字和他的政策一起登上了推特熱搜。
“當你捐錢給總統候選人的時候，會發生什麼？這個政治家把錢花在電視廣告和競選顧問身上，而你希望他的政策順利實施。比起相信政治家，是時候相信我們自己了。”楊安澤在開場白時便扔下一顆重磅炸彈，“我的競選團隊從今天起，將給十個家庭發放自由紅利，每月1000美金，持續一年。”
△楊安澤（中）和接受自由紅利的家庭（圖/CBS News）
免費的錢
事實上，在楊安澤之前，多個國家和地區已經小範圍地試點過這一政策。讓我們把目光投向美國加利福尼亞州中部的斯托克頓市（Stockton）。
東方網·縱相新聞 陳思眾
紀錄片《美國工廠》中，開頭一幕極為細緻地描摹了一家汽車玻璃製造工廠的流水線。
在車間裡工整地、井然有序地運作著的，是機器、機器、機器……負責檢查和校正的幾雙手，在畫面中一閃而過。
△紀錄片《美國工廠》劇照
工廠像一座圍城，裡面的人拿著固定的薪水，即使長時間的工作讓人身心俱疲，也不敢輕易辭工；因為外面的失業者正排著隊，試圖用更優惠的方式販賣自己的勞動力。
“我們必須再次讓這個國家為我們服務，而不是反其道而行之。我們要成為這個民主國家的主人公和大股東，而不是這個巨大機器的犧牲品。”
說這話的，是2020年總統大選民主黨候選人、華裔企業家楊安澤（Andrew Yang）。如果你足夠關注美國政治，這個名字你一定不會陌生。作為一個硅谷出身、毫無從政經驗的科技界精英，楊安澤已經躋身民主黨內初選的前六名。
△2020年美國總統候選人楊安澤（圖/Getty Images）
移民者二代、營銷鬼才……這些標籤美則美矣，但並不夠特別到讓他突出重圍。
事實是，楊安澤把制勝法寶押在了一條政策上：全民基本收入（universal basic income）。他在競選中稱，自己若能當選總統，政府每個月將給每個美國成年人——不論貧窮富有、有無工作——支付1000美元的補助金。
1000美元是個合適的數字，它無法保障一個人的生活，但足夠應急。
△楊安澤為總統競選製作的宣傳海報
這樣一條口號看似天方夜譚，卻在選民中得到了廣泛關注。比起調侃，更多人在嚴肅地討論其可行性。民主黨內初選辯論之夜，楊安澤的名字和他的政策一起登上了推特熱搜。
“當你捐錢給總統候選人的時候，會發生什麼？這個政治家把錢花在電視廣告和競選顧問身上，而你希望他的政策順利實施。比起相信政治家，是時候相信我們自己了。”楊安澤在開場白時便扔下一顆重磅炸彈，“我的競選團隊從今天起，將給十個家庭發放自由紅利，每月1000美金，持續一年。”
△楊安澤（中）和接受自由紅利的家庭（圖/CBS News）
免費的錢
事實上，在楊安澤之前，多個國家和地區已經小範圍地試點過這一政策。讓我們把目光投向美國加利福尼亞州中部的斯托克頓市（Stockton）。
△加州斯托克頓市，每4.5人中就有一個貧困者（圖/Getty Images）
根據斯托克頓市政府公佈的數據顯示，在當地近30萬居民中，約有22.4%的人口掙扎在貧困線下。也就是說，斯托克頓市每4.5個人中，就有一個人正飽受貧困的折磨。25歲以上的成年人中，只有17%讀完了大學。
在這種情況下，斯托克頓市迎來了全美最年輕的市長——27歲的邁克·塔布斯（Michael Tubbs）。
東方網·縱相新聞 陳思眾
紀錄片《美國工廠》中，開頭一幕極為細緻地描摹了一家汽車玻璃製造工廠的流水線。
在車間裡工整地、井然有序地運作著的，是機器、機器、機器……負責檢查和校正的幾雙手，在畫面中一閃而過。
△紀錄片《美國工廠》劇照
工廠像一座圍城，裡面的人拿著固定的薪水，即使長時間的工作讓人身心俱疲，也不敢輕易辭工；因為外面的失業者正排著隊，試圖用更優惠的方式販賣自己的勞動力。
“我們必須再次讓這個國家為我們服務，而不是反其道而行之。我們要成為這個民主國家的主人公和大股東，而不是這個巨大機器的犧牲品。”
說這話的，是2020年總統大選民主黨候選人、華裔企業家楊安澤（Andrew Yang）。如果你足夠關注美國政治，這個名字你一定不會陌生。作為一個硅谷出身、毫無從政經驗的科技界精英，楊安澤已經躋身民主黨內初選的前六名。
△2020年美國總統候選人楊安澤（圖/Getty Images）
移民者二代、營銷鬼才……這些標籤美則美矣，但並不夠特別到讓他突出重圍。
事實是，楊安澤把制勝法寶押在了一條政策上：全民基本收入（universal basic income）。他在競選中稱，自己若能當選總統，政府每個月將給每個美國成年人——不論貧窮富有、有無工作——支付1000美元的補助金。
1000美元是個合適的數字，它無法保障一個人的生活，但足夠應急。
△楊安澤為總統競選製作的宣傳海報
這樣一條口號看似天方夜譚，卻在選民中得到了廣泛關注。比起調侃，更多人在嚴肅地討論其可行性。民主黨內初選辯論之夜，楊安澤的名字和他的政策一起登上了推特熱搜。
“當你捐錢給總統候選人的時候，會發生什麼？這個政治家把錢花在電視廣告和競選顧問身上，而你希望他的政策順利實施。比起相信政治家，是時候相信我們自己了。”楊安澤在開場白時便扔下一顆重磅炸彈，“我的競選團隊從今天起，將給十個家庭發放自由紅利，每月1000美金，持續一年。”
△楊安澤（中）和接受自由紅利的家庭（圖/CBS News）
免費的錢
事實上，在楊安澤之前，多個國家和地區已經小範圍地試點過這一政策。讓我們把目光投向美國加利福尼亞州中部的斯托克頓市（Stockton）。
△加州斯托克頓市，每4.5人中就有一個貧困者（圖/Getty Images）
根據斯托克頓市政府公佈的數據顯示，在當地近30萬居民中，約有22.4%的人口掙扎在貧困線下。也就是說，斯托克頓市每4.5個人中，就有一個人正飽受貧困的折磨。25歲以上的成年人中，只有17%讀完了大學。
在這種情況下，斯托克頓市迎來了全美最年輕的市長——27歲的邁克·塔布斯（Michael Tubbs）。
△塔布斯是全美最年輕的市長（圖/AP）
貧困對他而言並不陌生。
塔布斯在斯托克頓長大，很小的時候，他的父親便因涉及黑幫的罪名鋃鐺入獄，在醫療客服中心工作的母親靠著微薄的收入和政府救濟的糧票將他拉扯成人。最戲劇性的一幕出現在他高中畢業時，當塔布斯站在家門前，打開斯坦福大學寄來的錄取通知書時，一輛警車從他身邊呼嘯而過，逮捕了鄰居家非法販毒的少年。
為了照顧兩個孩子，他的媽媽每個月都為怎麼付清賬單而發愁。她想了各種各樣的辦法：找人借錢、週末加班、身兼數職……“但怎麼都不夠”。
在這裡，當鋪和貸款機構壓榨著窮人們最後一絲希望。2011年，斯托克頓市宣告破產。
從政後的塔布斯意識到，暴力、毒品、酗酒……這些悲劇的根源或許都來自於貧困。他告訴團隊，自己想用最大膽的辦法干預貧困。
東方網·縱相新聞 陳思眾
紀錄片《美國工廠》中，開頭一幕極為細緻地描摹了一家汽車玻璃製造工廠的流水線。
在車間裡工整地、井然有序地運作著的，是機器、機器、機器……負責檢查和校正的幾雙手，在畫面中一閃而過。
△紀錄片《美國工廠》劇照
工廠像一座圍城，裡面的人拿著固定的薪水，即使長時間的工作讓人身心俱疲，也不敢輕易辭工；因為外面的失業者正排著隊，試圖用更優惠的方式販賣自己的勞動力。
“我們必須再次讓這個國家為我們服務，而不是反其道而行之。我們要成為這個民主國家的主人公和大股東，而不是這個巨大機器的犧牲品。”
說這話的，是2020年總統大選民主黨候選人、華裔企業家楊安澤（Andrew Yang）。如果你足夠關注美國政治，這個名字你一定不會陌生。作為一個硅谷出身、毫無從政經驗的科技界精英，楊安澤已經躋身民主黨內初選的前六名。
△2020年美國總統候選人楊安澤（圖/Getty Images）
移民者二代、營銷鬼才……這些標籤美則美矣，但並不夠特別到讓他突出重圍。
事實是，楊安澤把制勝法寶押在了一條政策上：全民基本收入（universal basic income）。他在競選中稱，自己若能當選總統，政府每個月將給每個美國成年人——不論貧窮富有、有無工作——支付1000美元的補助金。
1000美元是個合適的數字，它無法保障一個人的生活，但足夠應急。
△楊安澤為總統競選製作的宣傳海報
這樣一條口號看似天方夜譚，卻在選民中得到了廣泛關注。比起調侃，更多人在嚴肅地討論其可行性。民主黨內初選辯論之夜，楊安澤的名字和他的政策一起登上了推特熱搜。
“當你捐錢給總統候選人的時候，會發生什麼？這個政治家把錢花在電視廣告和競選顧問身上，而你希望他的政策順利實施。比起相信政治家，是時候相信我們自己了。”楊安澤在開場白時便扔下一顆重磅炸彈，“我的競選團隊從今天起，將給十個家庭發放自由紅利，每月1000美金，持續一年。”
△楊安澤（中）和接受自由紅利的家庭（圖/CBS News）
免費的錢
事實上，在楊安澤之前，多個國家和地區已經小範圍地試點過這一政策。讓我們把目光投向美國加利福尼亞州中部的斯托克頓市（Stockton）。
△加州斯托克頓市，每4.5人中就有一個貧困者（圖/Getty Images）
根據斯托克頓市政府公佈的數據顯示，在當地近30萬居民中，約有22.4%的人口掙扎在貧困線下。也就是說，斯托克頓市每4.5個人中，就有一個人正飽受貧困的折磨。25歲以上的成年人中，只有17%讀完了大學。
在這種情況下，斯托克頓市迎來了全美最年輕的市長——27歲的邁克·塔布斯（Michael Tubbs）。
△塔布斯是全美最年輕的市長（圖/AP）
貧困對他而言並不陌生。
塔布斯在斯托克頓長大，很小的時候，他的父親便因涉及黑幫的罪名鋃鐺入獄，在醫療客服中心工作的母親靠著微薄的收入和政府救濟的糧票將他拉扯成人。最戲劇性的一幕出現在他高中畢業時，當塔布斯站在家門前，打開斯坦福大學寄來的錄取通知書時，一輛警車從他身邊呼嘯而過，逮捕了鄰居家非法販毒的少年。
為了照顧兩個孩子，他的媽媽每個月都為怎麼付清賬單而發愁。她想了各種各樣的辦法：找人借錢、週末加班、身兼數職……“但怎麼都不夠”。
在這裡，當鋪和貸款機構壓榨著窮人們最後一絲希望。2011年，斯托克頓市宣告破產。
從政後的塔布斯意識到，暴力、毒品、酗酒……這些悲劇的根源或許都來自於貧困。他告訴團隊，自己想用最大膽的辦法干預貧困。
△塔布斯市長與當地居民互動（圖/CNN）
他們想到了發放“基本收入”。
若貧困戶能得到這筆錢，比起浪費時間填寫補助金錶格、和社工見面，他們或許能省出更多精力找工作、學習技能，或者陪伴家庭。
但和現行的政府補助金不同，“基本收入”的宗旨是在沒有條件限制的情況下發放款項。也就是說，它更像一場風險投資：窮人們到底是否會如政府預期般用這筆錢？塔布斯十分謹慎，他認為，團隊需要更多調研來支撐這一構想。
東方網·縱相新聞 陳思眾
紀錄片《美國工廠》中，開頭一幕極為細緻地描摹了一家汽車玻璃製造工廠的流水線。
在車間裡工整地、井然有序地運作著的，是機器、機器、機器……負責檢查和校正的幾雙手，在畫面中一閃而過。
△紀錄片《美國工廠》劇照
工廠像一座圍城，裡面的人拿著固定的薪水，即使長時間的工作讓人身心俱疲，也不敢輕易辭工；因為外面的失業者正排著隊，試圖用更優惠的方式販賣自己的勞動力。
“我們必須再次讓這個國家為我們服務，而不是反其道而行之。我們要成為這個民主國家的主人公和大股東，而不是這個巨大機器的犧牲品。”
說這話的，是2020年總統大選民主黨候選人、華裔企業家楊安澤（Andrew Yang）。如果你足夠關注美國政治，這個名字你一定不會陌生。作為一個硅谷出身、毫無從政經驗的科技界精英，楊安澤已經躋身民主黨內初選的前六名。
△2020年美國總統候選人楊安澤（圖/Getty Images）
移民者二代、營銷鬼才……這些標籤美則美矣，但並不夠特別到讓他突出重圍。
事實是，楊安澤把制勝法寶押在了一條政策上：全民基本收入（universal basic income）。他在競選中稱，自己若能當選總統，政府每個月將給每個美國成年人——不論貧窮富有、有無工作——支付1000美元的補助金。
1000美元是個合適的數字，它無法保障一個人的生活，但足夠應急。
△楊安澤為總統競選製作的宣傳海報
這樣一條口號看似天方夜譚，卻在選民中得到了廣泛關注。比起調侃，更多人在嚴肅地討論其可行性。民主黨內初選辯論之夜，楊安澤的名字和他的政策一起登上了推特熱搜。
“當你捐錢給總統候選人的時候，會發生什麼？這個政治家把錢花在電視廣告和競選顧問身上，而你希望他的政策順利實施。比起相信政治家，是時候相信我們自己了。”楊安澤在開場白時便扔下一顆重磅炸彈，“我的競選團隊從今天起，將給十個家庭發放自由紅利，每月1000美金，持續一年。”
△楊安澤（中）和接受自由紅利的家庭（圖/CBS News）
免費的錢
事實上，在楊安澤之前，多個國家和地區已經小範圍地試點過這一政策。讓我們把目光投向美國加利福尼亞州中部的斯托克頓市（Stockton）。
△加州斯托克頓市，每4.5人中就有一個貧困者（圖/Getty Images）
根據斯托克頓市政府公佈的數據顯示，在當地近30萬居民中，約有22.4%的人口掙扎在貧困線下。也就是說，斯托克頓市每4.5個人中，就有一個人正飽受貧困的折磨。25歲以上的成年人中，只有17%讀完了大學。
在這種情況下，斯托克頓市迎來了全美最年輕的市長——27歲的邁克·塔布斯（Michael Tubbs）。
△塔布斯是全美最年輕的市長（圖/AP）
貧困對他而言並不陌生。
塔布斯在斯托克頓長大，很小的時候，他的父親便因涉及黑幫的罪名鋃鐺入獄，在醫療客服中心工作的母親靠著微薄的收入和政府救濟的糧票將他拉扯成人。最戲劇性的一幕出現在他高中畢業時，當塔布斯站在家門前，打開斯坦福大學寄來的錄取通知書時，一輛警車從他身邊呼嘯而過，逮捕了鄰居家非法販毒的少年。
為了照顧兩個孩子，他的媽媽每個月都為怎麼付清賬單而發愁。她想了各種各樣的辦法：找人借錢、週末加班、身兼數職……“但怎麼都不夠”。
在這裡，當鋪和貸款機構壓榨著窮人們最後一絲希望。2011年，斯托克頓市宣告破產。
從政後的塔布斯意識到，暴力、毒品、酗酒……這些悲劇的根源或許都來自於貧困。他告訴團隊，自己想用最大膽的辦法干預貧困。
△塔布斯市長與當地居民互動（圖/CNN）
他們想到了發放“基本收入”。
若貧困戶能得到這筆錢，比起浪費時間填寫補助金錶格、和社工見面，他們或許能省出更多精力找工作、學習技能，或者陪伴家庭。
但和現行的政府補助金不同，“基本收入”的宗旨是在沒有條件限制的情況下發放款項。也就是說，它更像一場風險投資：窮人們到底是否會如政府預期般用這筆錢？塔布斯十分謹慎，他認為，團隊需要更多調研來支撐這一構想。
△支持者認為，全民基本收入將改善貧困問題（圖/衛報）
與此同時，在距離斯托克頓市兩個小時車程的硅谷，全民基本收入已經成為了一個時髦的話題。這裡，科技天才們正因為自己的發明創造收穫著巨大的財富，但人工勞力正在被日益刷新的機器取代。
對他們來說，自動化已成定局，而基本收入或可視為一種補償。
東方網·縱相新聞 陳思眾
紀錄片《美國工廠》中，開頭一幕極為細緻地描摹了一家汽車玻璃製造工廠的流水線。
在車間裡工整地、井然有序地運作著的，是機器、機器、機器……負責檢查和校正的幾雙手，在畫面中一閃而過。
△紀錄片《美國工廠》劇照
工廠像一座圍城，裡面的人拿著固定的薪水，即使長時間的工作讓人身心俱疲，也不敢輕易辭工；因為外面的失業者正排著隊，試圖用更優惠的方式販賣自己的勞動力。
“我們必須再次讓這個國家為我們服務，而不是反其道而行之。我們要成為這個民主國家的主人公和大股東，而不是這個巨大機器的犧牲品。”
說這話的，是2020年總統大選民主黨候選人、華裔企業家楊安澤（Andrew Yang）。如果你足夠關注美國政治，這個名字你一定不會陌生。作為一個硅谷出身、毫無從政經驗的科技界精英，楊安澤已經躋身民主黨內初選的前六名。
△2020年美國總統候選人楊安澤（圖/Getty Images）
移民者二代、營銷鬼才……這些標籤美則美矣，但並不夠特別到讓他突出重圍。
事實是，楊安澤把制勝法寶押在了一條政策上：全民基本收入（universal basic income）。他在競選中稱，自己若能當選總統，政府每個月將給每個美國成年人——不論貧窮富有、有無工作——支付1000美元的補助金。
1000美元是個合適的數字，它無法保障一個人的生活，但足夠應急。
△楊安澤為總統競選製作的宣傳海報
這樣一條口號看似天方夜譚，卻在選民中得到了廣泛關注。比起調侃，更多人在嚴肅地討論其可行性。民主黨內初選辯論之夜，楊安澤的名字和他的政策一起登上了推特熱搜。
“當你捐錢給總統候選人的時候，會發生什麼？這個政治家把錢花在電視廣告和競選顧問身上，而你希望他的政策順利實施。比起相信政治家，是時候相信我們自己了。”楊安澤在開場白時便扔下一顆重磅炸彈，“我的競選團隊從今天起，將給十個家庭發放自由紅利，每月1000美金，持續一年。”
△楊安澤（中）和接受自由紅利的家庭（圖/CBS News）
免費的錢
事實上，在楊安澤之前，多個國家和地區已經小範圍地試點過這一政策。讓我們把目光投向美國加利福尼亞州中部的斯托克頓市（Stockton）。
△加州斯托克頓市，每4.5人中就有一個貧困者（圖/Getty Images）
根據斯托克頓市政府公佈的數據顯示，在當地近30萬居民中，約有22.4%的人口掙扎在貧困線下。也就是說，斯托克頓市每4.5個人中，就有一個人正飽受貧困的折磨。25歲以上的成年人中，只有17%讀完了大學。
在這種情況下，斯托克頓市迎來了全美最年輕的市長——27歲的邁克·塔布斯（Michael Tubbs）。
△塔布斯是全美最年輕的市長（圖/AP）
貧困對他而言並不陌生。
塔布斯在斯托克頓長大，很小的時候，他的父親便因涉及黑幫的罪名鋃鐺入獄，在醫療客服中心工作的母親靠著微薄的收入和政府救濟的糧票將他拉扯成人。最戲劇性的一幕出現在他高中畢業時，當塔布斯站在家門前，打開斯坦福大學寄來的錄取通知書時，一輛警車從他身邊呼嘯而過，逮捕了鄰居家非法販毒的少年。
為了照顧兩個孩子，他的媽媽每個月都為怎麼付清賬單而發愁。她想了各種各樣的辦法：找人借錢、週末加班、身兼數職……“但怎麼都不夠”。
在這裡，當鋪和貸款機構壓榨著窮人們最後一絲希望。2011年，斯托克頓市宣告破產。
從政後的塔布斯意識到，暴力、毒品、酗酒……這些悲劇的根源或許都來自於貧困。他告訴團隊，自己想用最大膽的辦法干預貧困。
△塔布斯市長與當地居民互動（圖/CNN）
他們想到了發放“基本收入”。
若貧困戶能得到這筆錢，比起浪費時間填寫補助金錶格、和社工見面，他們或許能省出更多精力找工作、學習技能，或者陪伴家庭。
但和現行的政府補助金不同，“基本收入”的宗旨是在沒有條件限制的情況下發放款項。也就是說，它更像一場風險投資：窮人們到底是否會如政府預期般用這筆錢？塔布斯十分謹慎，他認為，團隊需要更多調研來支撐這一構想。
△支持者認為，全民基本收入將改善貧困問題（圖/衛報）
與此同時，在距離斯托克頓市兩個小時車程的硅谷，全民基本收入已經成為了一個時髦的話題。這裡，科技天才們正因為自己的發明創造收穫著巨大的財富，但人工勞力正在被日益刷新的機器取代。
對他們來說，自動化已成定局，而基本收入或可視為一種補償。
△在硅谷工作的程序員（圖/AP）
2018年春天，塔布斯在舊金山的一場會議上見到了娜塔莉·福斯特——遊說組織“經濟保障計劃（Economic Security Project）”的發起人之一。“經濟保障計劃”成立的目的就是為了推廣全民基本收入的概念，臉書聯合創始人克里斯·休斯也是該組織的成員。
東方網·縱相新聞 陳思眾
紀錄片《美國工廠》中，開頭一幕極為細緻地描摹了一家汽車玻璃製造工廠的流水線。
在車間裡工整地、井然有序地運作著的，是機器、機器、機器……負責檢查和校正的幾雙手，在畫面中一閃而過。
△紀錄片《美國工廠》劇照
工廠像一座圍城，裡面的人拿著固定的薪水，即使長時間的工作讓人身心俱疲，也不敢輕易辭工；因為外面的失業者正排著隊，試圖用更優惠的方式販賣自己的勞動力。
“我們必須再次讓這個國家為我們服務，而不是反其道而行之。我們要成為這個民主國家的主人公和大股東，而不是這個巨大機器的犧牲品。”
說這話的，是2020年總統大選民主黨候選人、華裔企業家楊安澤（Andrew Yang）。如果你足夠關注美國政治，這個名字你一定不會陌生。作為一個硅谷出身、毫無從政經驗的科技界精英，楊安澤已經躋身民主黨內初選的前六名。
△2020年美國總統候選人楊安澤（圖/Getty Images）
移民者二代、營銷鬼才……這些標籤美則美矣，但並不夠特別到讓他突出重圍。
事實是，楊安澤把制勝法寶押在了一條政策上：全民基本收入（universal basic income）。他在競選中稱，自己若能當選總統，政府每個月將給每個美國成年人——不論貧窮富有、有無工作——支付1000美元的補助金。
1000美元是個合適的數字，它無法保障一個人的生活，但足夠應急。
△楊安澤為總統競選製作的宣傳海報
這樣一條口號看似天方夜譚，卻在選民中得到了廣泛關注。比起調侃，更多人在嚴肅地討論其可行性。民主黨內初選辯論之夜，楊安澤的名字和他的政策一起登上了推特熱搜。
“當你捐錢給總統候選人的時候，會發生什麼？這個政治家把錢花在電視廣告和競選顧問身上，而你希望他的政策順利實施。比起相信政治家，是時候相信我們自己了。”楊安澤在開場白時便扔下一顆重磅炸彈，“我的競選團隊從今天起，將給十個家庭發放自由紅利，每月1000美金，持續一年。”
△楊安澤（中）和接受自由紅利的家庭（圖/CBS News）
免費的錢
事實上，在楊安澤之前，多個國家和地區已經小範圍地試點過這一政策。讓我們把目光投向美國加利福尼亞州中部的斯托克頓市（Stockton）。
△加州斯托克頓市，每4.5人中就有一個貧困者（圖/Getty Images）
根據斯托克頓市政府公佈的數據顯示，在當地近30萬居民中，約有22.4%的人口掙扎在貧困線下。也就是說，斯托克頓市每4.5個人中，就有一個人正飽受貧困的折磨。25歲以上的成年人中，只有17%讀完了大學。
在這種情況下，斯托克頓市迎來了全美最年輕的市長——27歲的邁克·塔布斯（Michael Tubbs）。
△塔布斯是全美最年輕的市長（圖/AP）
貧困對他而言並不陌生。
塔布斯在斯托克頓長大，很小的時候，他的父親便因涉及黑幫的罪名鋃鐺入獄，在醫療客服中心工作的母親靠著微薄的收入和政府救濟的糧票將他拉扯成人。最戲劇性的一幕出現在他高中畢業時，當塔布斯站在家門前，打開斯坦福大學寄來的錄取通知書時，一輛警車從他身邊呼嘯而過，逮捕了鄰居家非法販毒的少年。
為了照顧兩個孩子，他的媽媽每個月都為怎麼付清賬單而發愁。她想了各種各樣的辦法：找人借錢、週末加班、身兼數職……“但怎麼都不夠”。
在這裡，當鋪和貸款機構壓榨著窮人們最後一絲希望。2011年，斯托克頓市宣告破產。
從政後的塔布斯意識到，暴力、毒品、酗酒……這些悲劇的根源或許都來自於貧困。他告訴團隊，自己想用最大膽的辦法干預貧困。
△塔布斯市長與當地居民互動（圖/CNN）
他們想到了發放“基本收入”。
若貧困戶能得到這筆錢，比起浪費時間填寫補助金錶格、和社工見面，他們或許能省出更多精力找工作、學習技能，或者陪伴家庭。
但和現行的政府補助金不同，“基本收入”的宗旨是在沒有條件限制的情況下發放款項。也就是說，它更像一場風險投資：窮人們到底是否會如政府預期般用這筆錢？塔布斯十分謹慎，他認為，團隊需要更多調研來支撐這一構想。
△支持者認為，全民基本收入將改善貧困問題（圖/衛報）
與此同時，在距離斯托克頓市兩個小時車程的硅谷，全民基本收入已經成為了一個時髦的話題。這裡，科技天才們正因為自己的發明創造收穫著巨大的財富，但人工勞力正在被日益刷新的機器取代。
對他們來說，自動化已成定局，而基本收入或可視為一種補償。
△在硅谷工作的程序員（圖/AP）
2018年春天，塔布斯在舊金山的一場會議上見到了娜塔莉·福斯特——遊說組織“經濟保障計劃（Economic Security Project）”的發起人之一。“經濟保障計劃”成立的目的就是為了推廣全民基本收入的概念，臉書聯合創始人克里斯·休斯也是該組織的成員。
△娜塔莉·福斯特（左）與邁克·塔布斯（中）（圖/推特）
福斯特告訴塔布斯，他們正在尋找一個城市試點全民基本收入。這與塔布斯的想法不謀而合。最終，對方決定投入100萬美元。斯托克頓市也由此成為全美第一個試點城市。政府委託藝術家們在市中心畫上牆繪，以此慶祝塔布斯推動的一小步勝利。
免費的錢，發給誰？
最初，這項舉措在當地官員中面臨著不小的爭議。一名較有聲望的政治家表示，他壓根不相信基本收入，“一個人的尊嚴和工作是緊密相連的”。無獨有偶，2020年美國總統候選人喬·拜登也有類似的想法。
對此，塔布斯的迴應如下：“我很確信，作為一個被人民選舉出來、收入可觀的官員，他一定能從工作中感受到尊嚴。但對於那些被迫做別人剩下的工作的人——好比我的選民——他們在田裡耕作，沒有和地主討價還價的餘地，還整日暴露在有害的殺蟲劑中，並無尊嚴可言。”
東方網·縱相新聞 陳思眾
紀錄片《美國工廠》中，開頭一幕極為細緻地描摹了一家汽車玻璃製造工廠的流水線。
在車間裡工整地、井然有序地運作著的，是機器、機器、機器……負責檢查和校正的幾雙手，在畫面中一閃而過。
△紀錄片《美國工廠》劇照
工廠像一座圍城，裡面的人拿著固定的薪水，即使長時間的工作讓人身心俱疲，也不敢輕易辭工；因為外面的失業者正排著隊，試圖用更優惠的方式販賣自己的勞動力。
“我們必須再次讓這個國家為我們服務，而不是反其道而行之。我們要成為這個民主國家的主人公和大股東，而不是這個巨大機器的犧牲品。”
說這話的，是2020年總統大選民主黨候選人、華裔企業家楊安澤（Andrew Yang）。如果你足夠關注美國政治，這個名字你一定不會陌生。作為一個硅谷出身、毫無從政經驗的科技界精英，楊安澤已經躋身民主黨內初選的前六名。
△2020年美國總統候選人楊安澤（圖/Getty Images）
移民者二代、營銷鬼才……這些標籤美則美矣，但並不夠特別到讓他突出重圍。
事實是，楊安澤把制勝法寶押在了一條政策上：全民基本收入（universal basic income）。他在競選中稱，自己若能當選總統，政府每個月將給每個美國成年人——不論貧窮富有、有無工作——支付1000美元的補助金。
1000美元是個合適的數字，它無法保障一個人的生活，但足夠應急。
△楊安澤為總統競選製作的宣傳海報
這樣一條口號看似天方夜譚，卻在選民中得到了廣泛關注。比起調侃，更多人在嚴肅地討論其可行性。民主黨內初選辯論之夜，楊安澤的名字和他的政策一起登上了推特熱搜。
“當你捐錢給總統候選人的時候，會發生什麼？這個政治家把錢花在電視廣告和競選顧問身上，而你希望他的政策順利實施。比起相信政治家，是時候相信我們自己了。”楊安澤在開場白時便扔下一顆重磅炸彈，“我的競選團隊從今天起，將給十個家庭發放自由紅利，每月1000美金，持續一年。”
△楊安澤（中）和接受自由紅利的家庭（圖/CBS News）
免費的錢
事實上，在楊安澤之前，多個國家和地區已經小範圍地試點過這一政策。讓我們把目光投向美國加利福尼亞州中部的斯托克頓市（Stockton）。
△加州斯托克頓市，每4.5人中就有一個貧困者（圖/Getty Images）
根據斯托克頓市政府公佈的數據顯示，在當地近30萬居民中，約有22.4%的人口掙扎在貧困線下。也就是說，斯托克頓市每4.5個人中，就有一個人正飽受貧困的折磨。25歲以上的成年人中，只有17%讀完了大學。
在這種情況下，斯托克頓市迎來了全美最年輕的市長——27歲的邁克·塔布斯（Michael Tubbs）。
△塔布斯是全美最年輕的市長（圖/AP）
貧困對他而言並不陌生。
塔布斯在斯托克頓長大，很小的時候，他的父親便因涉及黑幫的罪名鋃鐺入獄，在醫療客服中心工作的母親靠著微薄的收入和政府救濟的糧票將他拉扯成人。最戲劇性的一幕出現在他高中畢業時，當塔布斯站在家門前，打開斯坦福大學寄來的錄取通知書時，一輛警車從他身邊呼嘯而過，逮捕了鄰居家非法販毒的少年。
為了照顧兩個孩子，他的媽媽每個月都為怎麼付清賬單而發愁。她想了各種各樣的辦法：找人借錢、週末加班、身兼數職……“但怎麼都不夠”。
在這裡，當鋪和貸款機構壓榨著窮人們最後一絲希望。2011年，斯托克頓市宣告破產。
從政後的塔布斯意識到，暴力、毒品、酗酒……這些悲劇的根源或許都來自於貧困。他告訴團隊，自己想用最大膽的辦法干預貧困。
△塔布斯市長與當地居民互動（圖/CNN）
他們想到了發放“基本收入”。
若貧困戶能得到這筆錢，比起浪費時間填寫補助金錶格、和社工見面，他們或許能省出更多精力找工作、學習技能，或者陪伴家庭。
但和現行的政府補助金不同，“基本收入”的宗旨是在沒有條件限制的情況下發放款項。也就是說，它更像一場風險投資：窮人們到底是否會如政府預期般用這筆錢？塔布斯十分謹慎，他認為，團隊需要更多調研來支撐這一構想。
△支持者認為，全民基本收入將改善貧困問題（圖/衛報）
與此同時，在距離斯托克頓市兩個小時車程的硅谷，全民基本收入已經成為了一個時髦的話題。這裡，科技天才們正因為自己的發明創造收穫著巨大的財富，但人工勞力正在被日益刷新的機器取代。
對他們來說，自動化已成定局，而基本收入或可視為一種補償。
△在硅谷工作的程序員（圖/AP）
2018年春天，塔布斯在舊金山的一場會議上見到了娜塔莉·福斯特——遊說組織“經濟保障計劃（Economic Security Project）”的發起人之一。“經濟保障計劃”成立的目的就是為了推廣全民基本收入的概念，臉書聯合創始人克里斯·休斯也是該組織的成員。
△娜塔莉·福斯特（左）與邁克·塔布斯（中）（圖/推特）
福斯特告訴塔布斯，他們正在尋找一個城市試點全民基本收入。這與塔布斯的想法不謀而合。最終，對方決定投入100萬美元。斯托克頓市也由此成為全美第一個試點城市。政府委託藝術家們在市中心畫上牆繪，以此慶祝塔布斯推動的一小步勝利。
免費的錢，發給誰？
最初，這項舉措在當地官員中面臨著不小的爭議。一名較有聲望的政治家表示，他壓根不相信基本收入，“一個人的尊嚴和工作是緊密相連的”。無獨有偶，2020年美國總統候選人喬·拜登也有類似的想法。
對此，塔布斯的迴應如下：“我很確信，作為一個被人民選舉出來、收入可觀的官員，他一定能從工作中感受到尊嚴。但對於那些被迫做別人剩下的工作的人——好比我的選民——他們在田裡耕作，沒有和地主討價還價的餘地，還整日暴露在有害的殺蟲劑中，並無尊嚴可言。”
△圖/紐約時報
當市政府的官員們就此展開討論時，大家發現還有一個基本問題尚待解決。
如果計劃要長期施行，100萬美元並不夠分給每一戶貧困家庭（斯托克頓貧困人口數量約為6.6萬人）。那麼，這究竟應該是一場正統的社會科學實驗，還是對“基本收入”精神的美好詮釋？
問題的答案決定了他們如何分配補助。
如果只是一場演示，那麼這筆錢理應分給最負責任的人。但如果這場實驗有關科學，那麼就算有人拿它來買更多毒品，分配款項時也應該儘可能隨機。
在市政會議上，項目經理洛莉·奧斯皮娜提出了自己的看法，這個項目設立的初衷是為“全民基本收入”的想法收集翔實的科學數據。因此，對於貧困戶的選擇可以建立在一個可控的變量上——比如他們的年齡、種族或者收入。
東方網·縱相新聞 陳思眾
紀錄片《美國工廠》中，開頭一幕極為細緻地描摹了一家汽車玻璃製造工廠的流水線。
在車間裡工整地、井然有序地運作著的，是機器、機器、機器……負責檢查和校正的幾雙手，在畫面中一閃而過。
△紀錄片《美國工廠》劇照
工廠像一座圍城，裡面的人拿著固定的薪水，即使長時間的工作讓人身心俱疲，也不敢輕易辭工；因為外面的失業者正排著隊，試圖用更優惠的方式販賣自己的勞動力。
“我們必須再次讓這個國家為我們服務，而不是反其道而行之。我們要成為這個民主國家的主人公和大股東，而不是這個巨大機器的犧牲品。”
說這話的，是2020年總統大選民主黨候選人、華裔企業家楊安澤（Andrew Yang）。如果你足夠關注美國政治，這個名字你一定不會陌生。作為一個硅谷出身、毫無從政經驗的科技界精英，楊安澤已經躋身民主黨內初選的前六名。
△2020年美國總統候選人楊安澤（圖/Getty Images）
移民者二代、營銷鬼才……這些標籤美則美矣，但並不夠特別到讓他突出重圍。
事實是，楊安澤把制勝法寶押在了一條政策上：全民基本收入（universal basic income）。他在競選中稱，自己若能當選總統，政府每個月將給每個美國成年人——不論貧窮富有、有無工作——支付1000美元的補助金。
1000美元是個合適的數字，它無法保障一個人的生活，但足夠應急。
△楊安澤為總統競選製作的宣傳海報
這樣一條口號看似天方夜譚，卻在選民中得到了廣泛關注。比起調侃，更多人在嚴肅地討論其可行性。民主黨內初選辯論之夜，楊安澤的名字和他的政策一起登上了推特熱搜。
“當你捐錢給總統候選人的時候，會發生什麼？這個政治家把錢花在電視廣告和競選顧問身上，而你希望他的政策順利實施。比起相信政治家，是時候相信我們自己了。”楊安澤在開場白時便扔下一顆重磅炸彈，“我的競選團隊從今天起，將給十個家庭發放自由紅利，每月1000美金，持續一年。”
△楊安澤（中）和接受自由紅利的家庭（圖/CBS News）
免費的錢
事實上，在楊安澤之前，多個國家和地區已經小範圍地試點過這一政策。讓我們把目光投向美國加利福尼亞州中部的斯托克頓市（Stockton）。
△加州斯托克頓市，每4.5人中就有一個貧困者（圖/Getty Images）
根據斯托克頓市政府公佈的數據顯示，在當地近30萬居民中，約有22.4%的人口掙扎在貧困線下。也就是說，斯托克頓市每4.5個人中，就有一個人正飽受貧困的折磨。25歲以上的成年人中，只有17%讀完了大學。
在這種情況下，斯托克頓市迎來了全美最年輕的市長——27歲的邁克·塔布斯（Michael Tubbs）。
△塔布斯是全美最年輕的市長（圖/AP）
貧困對他而言並不陌生。
塔布斯在斯托克頓長大，很小的時候，他的父親便因涉及黑幫的罪名鋃鐺入獄，在醫療客服中心工作的母親靠著微薄的收入和政府救濟的糧票將他拉扯成人。最戲劇性的一幕出現在他高中畢業時，當塔布斯站在家門前，打開斯坦福大學寄來的錄取通知書時，一輛警車從他身邊呼嘯而過，逮捕了鄰居家非法販毒的少年。
為了照顧兩個孩子，他的媽媽每個月都為怎麼付清賬單而發愁。她想了各種各樣的辦法：找人借錢、週末加班、身兼數職……“但怎麼都不夠”。
在這裡，當鋪和貸款機構壓榨著窮人們最後一絲希望。2011年，斯托克頓市宣告破產。
從政後的塔布斯意識到，暴力、毒品、酗酒……這些悲劇的根源或許都來自於貧困。他告訴團隊，自己想用最大膽的辦法干預貧困。
△塔布斯市長與當地居民互動（圖/CNN）
他們想到了發放“基本收入”。
若貧困戶能得到這筆錢，比起浪費時間填寫補助金錶格、和社工見面，他們或許能省出更多精力找工作、學習技能，或者陪伴家庭。
但和現行的政府補助金不同，“基本收入”的宗旨是在沒有條件限制的情況下發放款項。也就是說，它更像一場風險投資：窮人們到底是否會如政府預期般用這筆錢？塔布斯十分謹慎，他認為，團隊需要更多調研來支撐這一構想。
△支持者認為，全民基本收入將改善貧困問題（圖/衛報）
與此同時，在距離斯托克頓市兩個小時車程的硅谷，全民基本收入已經成為了一個時髦的話題。這裡，科技天才們正因為自己的發明創造收穫著巨大的財富，但人工勞力正在被日益刷新的機器取代。
對他們來說，自動化已成定局，而基本收入或可視為一種補償。
△在硅谷工作的程序員（圖/AP）
2018年春天，塔布斯在舊金山的一場會議上見到了娜塔莉·福斯特——遊說組織“經濟保障計劃（Economic Security Project）”的發起人之一。“經濟保障計劃”成立的目的就是為了推廣全民基本收入的概念，臉書聯合創始人克里斯·休斯也是該組織的成員。
△娜塔莉·福斯特（左）與邁克·塔布斯（中）（圖/推特）
福斯特告訴塔布斯，他們正在尋找一個城市試點全民基本收入。這與塔布斯的想法不謀而合。最終，對方決定投入100萬美元。斯托克頓市也由此成為全美第一個試點城市。政府委託藝術家們在市中心畫上牆繪，以此慶祝塔布斯推動的一小步勝利。
免費的錢，發給誰？
最初，這項舉措在當地官員中面臨著不小的爭議。一名較有聲望的政治家表示，他壓根不相信基本收入，“一個人的尊嚴和工作是緊密相連的”。無獨有偶，2020年美國總統候選人喬·拜登也有類似的想法。
對此，塔布斯的迴應如下：“我很確信，作為一個被人民選舉出來、收入可觀的官員，他一定能從工作中感受到尊嚴。但對於那些被迫做別人剩下的工作的人——好比我的選民——他們在田裡耕作，沒有和地主討價還價的餘地，還整日暴露在有害的殺蟲劑中，並無尊嚴可言。”
△圖/紐約時報
當市政府的官員們就此展開討論時，大家發現還有一個基本問題尚待解決。
如果計劃要長期施行，100萬美元並不夠分給每一戶貧困家庭（斯托克頓貧困人口數量約為6.6萬人）。那麼，這究竟應該是一場正統的社會科學實驗，還是對“基本收入”精神的美好詮釋？
問題的答案決定了他們如何分配補助。
如果只是一場演示，那麼這筆錢理應分給最負責任的人。但如果這場實驗有關科學，那麼就算有人拿它來買更多毒品，分配款項時也應該儘可能隨機。
在市政會議上，項目經理洛莉·奧斯皮娜提出了自己的看法，這個項目設立的初衷是為“全民基本收入”的想法收集翔實的科學數據。因此，對於貧困戶的選擇可以建立在一個可控的變量上——比如他們的年齡、種族或者收入。
△邁克·塔布斯（圖/AP）
但塔布斯不這麼想，他在現實生活中和網絡上接觸過形形色色的人，他們對基本收入的想法有著極大的分化。
最終，塔布斯決定將這筆補助金分配給任何能聰明地使用它的人。他希望在實驗結束時能告訴別人，這筆額外的錢將貧困的勞動者從泥潭中拉了出來。
目前，參與項目的居民的有125位，他們每月能得到500美元的補助。
東方網·縱相新聞 陳思眾
紀錄片《美國工廠》中，開頭一幕極為細緻地描摹了一家汽車玻璃製造工廠的流水線。
在車間裡工整地、井然有序地運作著的，是機器、機器、機器……負責檢查和校正的幾雙手，在畫面中一閃而過。
△紀錄片《美國工廠》劇照
工廠像一座圍城，裡面的人拿著固定的薪水，即使長時間的工作讓人身心俱疲，也不敢輕易辭工；因為外面的失業者正排著隊，試圖用更優惠的方式販賣自己的勞動力。
“我們必須再次讓這個國家為我們服務，而不是反其道而行之。我們要成為這個民主國家的主人公和大股東，而不是這個巨大機器的犧牲品。”
說這話的，是2020年總統大選民主黨候選人、華裔企業家楊安澤（Andrew Yang）。如果你足夠關注美國政治，這個名字你一定不會陌生。作為一個硅谷出身、毫無從政經驗的科技界精英，楊安澤已經躋身民主黨內初選的前六名。
△2020年美國總統候選人楊安澤（圖/Getty Images）
移民者二代、營銷鬼才……這些標籤美則美矣，但並不夠特別到讓他突出重圍。
事實是，楊安澤把制勝法寶押在了一條政策上：全民基本收入（universal basic income）。他在競選中稱，自己若能當選總統，政府每個月將給每個美國成年人——不論貧窮富有、有無工作——支付1000美元的補助金。
1000美元是個合適的數字，它無法保障一個人的生活，但足夠應急。
△楊安澤為總統競選製作的宣傳海報
這樣一條口號看似天方夜譚，卻在選民中得到了廣泛關注。比起調侃，更多人在嚴肅地討論其可行性。民主黨內初選辯論之夜，楊安澤的名字和他的政策一起登上了推特熱搜。
“當你捐錢給總統候選人的時候，會發生什麼？這個政治家把錢花在電視廣告和競選顧問身上，而你希望他的政策順利實施。比起相信政治家，是時候相信我們自己了。”楊安澤在開場白時便扔下一顆重磅炸彈，“我的競選團隊從今天起，將給十個家庭發放自由紅利，每月1000美金，持續一年。”
△楊安澤（中）和接受自由紅利的家庭（圖/CBS News）
免費的錢
事實上，在楊安澤之前，多個國家和地區已經小範圍地試點過這一政策。讓我們把目光投向美國加利福尼亞州中部的斯托克頓市（Stockton）。
△加州斯托克頓市，每4.5人中就有一個貧困者（圖/Getty Images）
根據斯托克頓市政府公佈的數據顯示，在當地近30萬居民中，約有22.4%的人口掙扎在貧困線下。也就是說，斯托克頓市每4.5個人中，就有一個人正飽受貧困的折磨。25歲以上的成年人中，只有17%讀完了大學。
在這種情況下，斯托克頓市迎來了全美最年輕的市長——27歲的邁克·塔布斯（Michael Tubbs）。
△塔布斯是全美最年輕的市長（圖/AP）
貧困對他而言並不陌生。
塔布斯在斯托克頓長大，很小的時候，他的父親便因涉及黑幫的罪名鋃鐺入獄，在醫療客服中心工作的母親靠著微薄的收入和政府救濟的糧票將他拉扯成人。最戲劇性的一幕出現在他高中畢業時，當塔布斯站在家門前，打開斯坦福大學寄來的錄取通知書時，一輛警車從他身邊呼嘯而過，逮捕了鄰居家非法販毒的少年。
為了照顧兩個孩子，他的媽媽每個月都為怎麼付清賬單而發愁。她想了各種各樣的辦法：找人借錢、週末加班、身兼數職……“但怎麼都不夠”。
在這裡，當鋪和貸款機構壓榨著窮人們最後一絲希望。2011年，斯托克頓市宣告破產。
從政後的塔布斯意識到，暴力、毒品、酗酒……這些悲劇的根源或許都來自於貧困。他告訴團隊，自己想用最大膽的辦法干預貧困。
△塔布斯市長與當地居民互動（圖/CNN）
他們想到了發放“基本收入”。
若貧困戶能得到這筆錢，比起浪費時間填寫補助金錶格、和社工見面，他們或許能省出更多精力找工作、學習技能，或者陪伴家庭。
但和現行的政府補助金不同，“基本收入”的宗旨是在沒有條件限制的情況下發放款項。也就是說，它更像一場風險投資：窮人們到底是否會如政府預期般用這筆錢？塔布斯十分謹慎，他認為，團隊需要更多調研來支撐這一構想。
△支持者認為，全民基本收入將改善貧困問題（圖/衛報）
與此同時，在距離斯托克頓市兩個小時車程的硅谷，全民基本收入已經成為了一個時髦的話題。這裡，科技天才們正因為自己的發明創造收穫著巨大的財富，但人工勞力正在被日益刷新的機器取代。
對他們來說，自動化已成定局，而基本收入或可視為一種補償。
△在硅谷工作的程序員（圖/AP）
2018年春天，塔布斯在舊金山的一場會議上見到了娜塔莉·福斯特——遊說組織“經濟保障計劃（Economic Security Project）”的發起人之一。“經濟保障計劃”成立的目的就是為了推廣全民基本收入的概念，臉書聯合創始人克里斯·休斯也是該組織的成員。
△娜塔莉·福斯特（左）與邁克·塔布斯（中）（圖/推特）
福斯特告訴塔布斯，他們正在尋找一個城市試點全民基本收入。這與塔布斯的想法不謀而合。最終，對方決定投入100萬美元。斯托克頓市也由此成為全美第一個試點城市。政府委託藝術家們在市中心畫上牆繪，以此慶祝塔布斯推動的一小步勝利。
免費的錢，發給誰？
最初，這項舉措在當地官員中面臨著不小的爭議。一名較有聲望的政治家表示，他壓根不相信基本收入，“一個人的尊嚴和工作是緊密相連的”。無獨有偶，2020年美國總統候選人喬·拜登也有類似的想法。
對此，塔布斯的迴應如下：“我很確信，作為一個被人民選舉出來、收入可觀的官員，他一定能從工作中感受到尊嚴。但對於那些被迫做別人剩下的工作的人——好比我的選民——他們在田裡耕作，沒有和地主討價還價的餘地，還整日暴露在有害的殺蟲劑中，並無尊嚴可言。”
△圖/紐約時報
當市政府的官員們就此展開討論時，大家發現還有一個基本問題尚待解決。
如果計劃要長期施行，100萬美元並不夠分給每一戶貧困家庭（斯托克頓貧困人口數量約為6.6萬人）。那麼，這究竟應該是一場正統的社會科學實驗，還是對“基本收入”精神的美好詮釋？
問題的答案決定了他們如何分配補助。
如果只是一場演示，那麼這筆錢理應分給最負責任的人。但如果這場實驗有關科學，那麼就算有人拿它來買更多毒品，分配款項時也應該儘可能隨機。
在市政會議上，項目經理洛莉·奧斯皮娜提出了自己的看法，這個項目設立的初衷是為“全民基本收入”的想法收集翔實的科學數據。因此，對於貧困戶的選擇可以建立在一個可控的變量上——比如他們的年齡、種族或者收入。
△邁克·塔布斯（圖/AP）
但塔布斯不這麼想，他在現實生活中和網絡上接觸過形形色色的人，他們對基本收入的想法有著極大的分化。
最終，塔布斯決定將這筆補助金分配給任何能聰明地使用它的人。他希望在實驗結束時能告訴別人，這筆額外的錢將貧困的勞動者從泥潭中拉了出來。
目前，參與項目的居民的有125位，他們每月能得到500美元的補助。
△圖/華盛頓郵報
免費的錢，能用來做什麼？
去年11月，“經濟保障計劃”組織來到了密西西比州，他們資助成立了一個非營利組織“跳向機遇（Springboard to Opportunities）”，20位非裔單身母親被選中，獲得了為期一年的基本收入。
當時，她們的平均年收入僅為1.2萬美元（2017年，美國國民平均年收入為3.1萬美元）。有12位母親嚴重入不敷出，在半年內曾求助應急貸款。
東方網·縱相新聞 陳思眾
紀錄片《美國工廠》中，開頭一幕極為細緻地描摹了一家汽車玻璃製造工廠的流水線。
在車間裡工整地、井然有序地運作著的，是機器、機器、機器……負責檢查和校正的幾雙手，在畫面中一閃而過。
△紀錄片《美國工廠》劇照
工廠像一座圍城，裡面的人拿著固定的薪水，即使長時間的工作讓人身心俱疲，也不敢輕易辭工；因為外面的失業者正排著隊，試圖用更優惠的方式販賣自己的勞動力。
“我們必須再次讓這個國家為我們服務，而不是反其道而行之。我們要成為這個民主國家的主人公和大股東，而不是這個巨大機器的犧牲品。”
說這話的，是2020年總統大選民主黨候選人、華裔企業家楊安澤（Andrew Yang）。如果你足夠關注美國政治，這個名字你一定不會陌生。作為一個硅谷出身、毫無從政經驗的科技界精英，楊安澤已經躋身民主黨內初選的前六名。
△2020年美國總統候選人楊安澤（圖/Getty Images）
移民者二代、營銷鬼才……這些標籤美則美矣，但並不夠特別到讓他突出重圍。
事實是，楊安澤把制勝法寶押在了一條政策上：全民基本收入（universal basic income）。他在競選中稱，自己若能當選總統，政府每個月將給每個美國成年人——不論貧窮富有、有無工作——支付1000美元的補助金。
1000美元是個合適的數字，它無法保障一個人的生活，但足夠應急。
△楊安澤為總統競選製作的宣傳海報
這樣一條口號看似天方夜譚，卻在選民中得到了廣泛關注。比起調侃，更多人在嚴肅地討論其可行性。民主黨內初選辯論之夜，楊安澤的名字和他的政策一起登上了推特熱搜。
“當你捐錢給總統候選人的時候，會發生什麼？這個政治家把錢花在電視廣告和競選顧問身上，而你希望他的政策順利實施。比起相信政治家，是時候相信我們自己了。”楊安澤在開場白時便扔下一顆重磅炸彈，“我的競選團隊從今天起，將給十個家庭發放自由紅利，每月1000美金，持續一年。”
△楊安澤（中）和接受自由紅利的家庭（圖/CBS News）
免費的錢
事實上，在楊安澤之前，多個國家和地區已經小範圍地試點過這一政策。讓我們把目光投向美國加利福尼亞州中部的斯托克頓市（Stockton）。
△加州斯托克頓市，每4.5人中就有一個貧困者（圖/Getty Images）
根據斯托克頓市政府公佈的數據顯示，在當地近30萬居民中，約有22.4%的人口掙扎在貧困線下。也就是說，斯托克頓市每4.5個人中，就有一個人正飽受貧困的折磨。25歲以上的成年人中，只有17%讀完了大學。
在這種情況下，斯托克頓市迎來了全美最年輕的市長——27歲的邁克·塔布斯（Michael Tubbs）。
△塔布斯是全美最年輕的市長（圖/AP）
貧困對他而言並不陌生。
塔布斯在斯托克頓長大，很小的時候，他的父親便因涉及黑幫的罪名鋃鐺入獄，在醫療客服中心工作的母親靠著微薄的收入和政府救濟的糧票將他拉扯成人。最戲劇性的一幕出現在他高中畢業時，當塔布斯站在家門前，打開斯坦福大學寄來的錄取通知書時，一輛警車從他身邊呼嘯而過，逮捕了鄰居家非法販毒的少年。
為了照顧兩個孩子，他的媽媽每個月都為怎麼付清賬單而發愁。她想了各種各樣的辦法：找人借錢、週末加班、身兼數職……“但怎麼都不夠”。
在這裡，當鋪和貸款機構壓榨著窮人們最後一絲希望。2011年，斯托克頓市宣告破產。
從政後的塔布斯意識到，暴力、毒品、酗酒……這些悲劇的根源或許都來自於貧困。他告訴團隊，自己想用最大膽的辦法干預貧困。
△塔布斯市長與當地居民互動（圖/CNN）
他們想到了發放“基本收入”。
若貧困戶能得到這筆錢，比起浪費時間填寫補助金錶格、和社工見面，他們或許能省出更多精力找工作、學習技能，或者陪伴家庭。
但和現行的政府補助金不同，“基本收入”的宗旨是在沒有條件限制的情況下發放款項。也就是說，它更像一場風險投資：窮人們到底是否會如政府預期般用這筆錢？塔布斯十分謹慎，他認為，團隊需要更多調研來支撐這一構想。
△支持者認為，全民基本收入將改善貧困問題（圖/衛報）
與此同時，在距離斯托克頓市兩個小時車程的硅谷，全民基本收入已經成為了一個時髦的話題。這裡，科技天才們正因為自己的發明創造收穫著巨大的財富，但人工勞力正在被日益刷新的機器取代。
對他們來說，自動化已成定局，而基本收入或可視為一種補償。
△在硅谷工作的程序員（圖/AP）
2018年春天，塔布斯在舊金山的一場會議上見到了娜塔莉·福斯特——遊說組織“經濟保障計劃（Economic Security Project）”的發起人之一。“經濟保障計劃”成立的目的就是為了推廣全民基本收入的概念，臉書聯合創始人克里斯·休斯也是該組織的成員。
△娜塔莉·福斯特（左）與邁克·塔布斯（中）（圖/推特）
福斯特告訴塔布斯，他們正在尋找一個城市試點全民基本收入。這與塔布斯的想法不謀而合。最終，對方決定投入100萬美元。斯托克頓市也由此成為全美第一個試點城市。政府委託藝術家們在市中心畫上牆繪，以此慶祝塔布斯推動的一小步勝利。
免費的錢，發給誰？
最初，這項舉措在當地官員中面臨著不小的爭議。一名較有聲望的政治家表示，他壓根不相信基本收入，“一個人的尊嚴和工作是緊密相連的”。無獨有偶，2020年美國總統候選人喬·拜登也有類似的想法。
對此，塔布斯的迴應如下：“我很確信，作為一個被人民選舉出來、收入可觀的官員，他一定能從工作中感受到尊嚴。但對於那些被迫做別人剩下的工作的人——好比我的選民——他們在田裡耕作，沒有和地主討價還價的餘地，還整日暴露在有害的殺蟲劑中，並無尊嚴可言。”
△圖/紐約時報
當市政府的官員們就此展開討論時，大家發現還有一個基本問題尚待解決。
如果計劃要長期施行，100萬美元並不夠分給每一戶貧困家庭（斯托克頓貧困人口數量約為6.6萬人）。那麼，這究竟應該是一場正統的社會科學實驗，還是對“基本收入”精神的美好詮釋？
問題的答案決定了他們如何分配補助。
如果只是一場演示，那麼這筆錢理應分給最負責任的人。但如果這場實驗有關科學，那麼就算有人拿它來買更多毒品，分配款項時也應該儘可能隨機。
在市政會議上，項目經理洛莉·奧斯皮娜提出了自己的看法，這個項目設立的初衷是為“全民基本收入”的想法收集翔實的科學數據。因此，對於貧困戶的選擇可以建立在一個可控的變量上——比如他們的年齡、種族或者收入。
△邁克·塔布斯（圖/AP）
但塔布斯不這麼想，他在現實生活中和網絡上接觸過形形色色的人，他們對基本收入的想法有著極大的分化。
最終，塔布斯決定將這筆補助金分配給任何能聰明地使用它的人。他希望在實驗結束時能告訴別人，這筆額外的錢將貧困的勞動者從泥潭中拉了出來。
目前，參與項目的居民的有125位，他們每月能得到500美元的補助。
△圖/華盛頓郵報
免費的錢，能用來做什麼？
去年11月，“經濟保障計劃”組織來到了密西西比州，他們資助成立了一個非營利組織“跳向機遇（Springboard to Opportunities）”，20位非裔單身母親被選中，獲得了為期一年的基本收入。
當時，她們的平均年收入僅為1.2萬美元（2017年，美國國民平均年收入為3.1萬美元）。有12位母親嚴重入不敷出，在半年內曾求助應急貸款。
△密西西比州傑克遜市（圖/華盛頓郵報）
一個月後，她們拿到了來自項目的第一張支票。在組織者艾依莎·尼安德羅（Aisha Nyandoro）的引導下，20位母親坐在一起，討論這筆錢的去向：有人談到了她們第一次過了有禮物的聖誕節，做了新的髮型；有人說自己第一次請了病假；有人說自己終於開始付清拖欠了很久的電費單和高利貸……但大部分人都沒能存下錢。
“我用一個週末就花完了全部的錢。”項目參與者謝麗爾·格雷回憶道。她25歲，和兩個孩子一起蝸居在政府補貼的低收入居民住房中。
東方網·縱相新聞 陳思眾
紀錄片《美國工廠》中，開頭一幕極為細緻地描摹了一家汽車玻璃製造工廠的流水線。
在車間裡工整地、井然有序地運作著的，是機器、機器、機器……負責檢查和校正的幾雙手，在畫面中一閃而過。
△紀錄片《美國工廠》劇照
工廠像一座圍城，裡面的人拿著固定的薪水，即使長時間的工作讓人身心俱疲，也不敢輕易辭工；因為外面的失業者正排著隊，試圖用更優惠的方式販賣自己的勞動力。
“我們必須再次讓這個國家為我們服務，而不是反其道而行之。我們要成為這個民主國家的主人公和大股東，而不是這個巨大機器的犧牲品。”
說這話的，是2020年總統大選民主黨候選人、華裔企業家楊安澤（Andrew Yang）。如果你足夠關注美國政治，這個名字你一定不會陌生。作為一個硅谷出身、毫無從政經驗的科技界精英，楊安澤已經躋身民主黨內初選的前六名。
△2020年美國總統候選人楊安澤（圖/Getty Images）
移民者二代、營銷鬼才……這些標籤美則美矣，但並不夠特別到讓他突出重圍。
事實是，楊安澤把制勝法寶押在了一條政策上：全民基本收入（universal basic income）。他在競選中稱，自己若能當選總統，政府每個月將給每個美國成年人——不論貧窮富有、有無工作——支付1000美元的補助金。
1000美元是個合適的數字，它無法保障一個人的生活，但足夠應急。
△楊安澤為總統競選製作的宣傳海報
這樣一條口號看似天方夜譚，卻在選民中得到了廣泛關注。比起調侃，更多人在嚴肅地討論其可行性。民主黨內初選辯論之夜，楊安澤的名字和他的政策一起登上了推特熱搜。
“當你捐錢給總統候選人的時候，會發生什麼？這個政治家把錢花在電視廣告和競選顧問身上，而你希望他的政策順利實施。比起相信政治家，是時候相信我們自己了。”楊安澤在開場白時便扔下一顆重磅炸彈，“我的競選團隊從今天起，將給十個家庭發放自由紅利，每月1000美金，持續一年。”
△楊安澤（中）和接受自由紅利的家庭（圖/CBS News）
免費的錢
事實上，在楊安澤之前，多個國家和地區已經小範圍地試點過這一政策。讓我們把目光投向美國加利福尼亞州中部的斯托克頓市（Stockton）。
△加州斯托克頓市，每4.5人中就有一個貧困者（圖/Getty Images）
根據斯托克頓市政府公佈的數據顯示，在當地近30萬居民中，約有22.4%的人口掙扎在貧困線下。也就是說，斯托克頓市每4.5個人中，就有一個人正飽受貧困的折磨。25歲以上的成年人中，只有17%讀完了大學。
在這種情況下，斯托克頓市迎來了全美最年輕的市長——27歲的邁克·塔布斯（Michael Tubbs）。
△塔布斯是全美最年輕的市長（圖/AP）
貧困對他而言並不陌生。
塔布斯在斯托克頓長大，很小的時候，他的父親便因涉及黑幫的罪名鋃鐺入獄，在醫療客服中心工作的母親靠著微薄的收入和政府救濟的糧票將他拉扯成人。最戲劇性的一幕出現在他高中畢業時，當塔布斯站在家門前，打開斯坦福大學寄來的錄取通知書時，一輛警車從他身邊呼嘯而過，逮捕了鄰居家非法販毒的少年。
為了照顧兩個孩子，他的媽媽每個月都為怎麼付清賬單而發愁。她想了各種各樣的辦法：找人借錢、週末加班、身兼數職……“但怎麼都不夠”。
在這裡，當鋪和貸款機構壓榨著窮人們最後一絲希望。2011年，斯托克頓市宣告破產。
從政後的塔布斯意識到，暴力、毒品、酗酒……這些悲劇的根源或許都來自於貧困。他告訴團隊，自己想用最大膽的辦法干預貧困。
△塔布斯市長與當地居民互動（圖/CNN）
他們想到了發放“基本收入”。
若貧困戶能得到這筆錢，比起浪費時間填寫補助金錶格、和社工見面，他們或許能省出更多精力找工作、學習技能，或者陪伴家庭。
但和現行的政府補助金不同，“基本收入”的宗旨是在沒有條件限制的情況下發放款項。也就是說，它更像一場風險投資：窮人們到底是否會如政府預期般用這筆錢？塔布斯十分謹慎，他認為，團隊需要更多調研來支撐這一構想。
△支持者認為，全民基本收入將改善貧困問題（圖/衛報）
與此同時，在距離斯托克頓市兩個小時車程的硅谷，全民基本收入已經成為了一個時髦的話題。這裡，科技天才們正因為自己的發明創造收穫著巨大的財富，但人工勞力正在被日益刷新的機器取代。
對他們來說，自動化已成定局，而基本收入或可視為一種補償。
△在硅谷工作的程序員（圖/AP）
2018年春天，塔布斯在舊金山的一場會議上見到了娜塔莉·福斯特——遊說組織“經濟保障計劃（Economic Security Project）”的發起人之一。“經濟保障計劃”成立的目的就是為了推廣全民基本收入的概念，臉書聯合創始人克里斯·休斯也是該組織的成員。
△娜塔莉·福斯特（左）與邁克·塔布斯（中）（圖/推特）
福斯特告訴塔布斯，他們正在尋找一個城市試點全民基本收入。這與塔布斯的想法不謀而合。最終，對方決定投入100萬美元。斯托克頓市也由此成為全美第一個試點城市。政府委託藝術家們在市中心畫上牆繪，以此慶祝塔布斯推動的一小步勝利。
免費的錢，發給誰？
最初，這項舉措在當地官員中面臨著不小的爭議。一名較有聲望的政治家表示，他壓根不相信基本收入，“一個人的尊嚴和工作是緊密相連的”。無獨有偶，2020年美國總統候選人喬·拜登也有類似的想法。
對此，塔布斯的迴應如下：“我很確信，作為一個被人民選舉出來、收入可觀的官員，他一定能從工作中感受到尊嚴。但對於那些被迫做別人剩下的工作的人——好比我的選民——他們在田裡耕作，沒有和地主討價還價的餘地，還整日暴露在有害的殺蟲劑中，並無尊嚴可言。”
△圖/紐約時報
當市政府的官員們就此展開討論時，大家發現還有一個基本問題尚待解決。
如果計劃要長期施行，100萬美元並不夠分給每一戶貧困家庭（斯托克頓貧困人口數量約為6.6萬人）。那麼，這究竟應該是一場正統的社會科學實驗，還是對“基本收入”精神的美好詮釋？
問題的答案決定了他們如何分配補助。
如果只是一場演示，那麼這筆錢理應分給最負責任的人。但如果這場實驗有關科學，那麼就算有人拿它來買更多毒品，分配款項時也應該儘可能隨機。
在市政會議上，項目經理洛莉·奧斯皮娜提出了自己的看法，這個項目設立的初衷是為“全民基本收入”的想法收集翔實的科學數據。因此，對於貧困戶的選擇可以建立在一個可控的變量上——比如他們的年齡、種族或者收入。
△邁克·塔布斯（圖/AP）
但塔布斯不這麼想，他在現實生活中和網絡上接觸過形形色色的人，他們對基本收入的想法有著極大的分化。
最終，塔布斯決定將這筆補助金分配給任何能聰明地使用它的人。他希望在實驗結束時能告訴別人，這筆額外的錢將貧困的勞動者從泥潭中拉了出來。
目前，參與項目的居民的有125位，他們每月能得到500美元的補助。
△圖/華盛頓郵報
免費的錢，能用來做什麼？
去年11月，“經濟保障計劃”組織來到了密西西比州，他們資助成立了一個非營利組織“跳向機遇（Springboard to Opportunities）”，20位非裔單身母親被選中，獲得了為期一年的基本收入。
當時，她們的平均年收入僅為1.2萬美元（2017年，美國國民平均年收入為3.1萬美元）。有12位母親嚴重入不敷出，在半年內曾求助應急貸款。
△密西西比州傑克遜市（圖/華盛頓郵報）
一個月後，她們拿到了來自項目的第一張支票。在組織者艾依莎·尼安德羅（Aisha Nyandoro）的引導下，20位母親坐在一起，討論這筆錢的去向：有人談到了她們第一次過了有禮物的聖誕節，做了新的髮型；有人說自己第一次請了病假；有人說自己終於開始付清拖欠了很久的電費單和高利貸……但大部分人都沒能存下錢。
“我用一個週末就花完了全部的錢。”項目參與者謝麗爾·格雷回憶道。她25歲，和兩個孩子一起蝸居在政府補貼的低收入居民住房中。
△謝麗爾·格雷和她的孩子們，一個7歲，一個9歲（圖/華盛頓郵報）
這是與貧困共生的一部分真相：這些母親知道如何用最低工資得過且過，但她們對於可自由支配的收入毫無概念。大部分人甚至沒有開設銀行賬戶。
社區工作者基拉·約翰遜意識到，要培養她們的存款意識，僅僅把錢交到她們手中是不夠的。她們需要外界給予一些指導和幫助。於是，約翰遜安排她們和一位財務顧問見面，讓她們學習如何開設存款賬戶、什麼是利率，以及如何建立信用。
約翰遜很快見到了變化：一位母親有了這筆錢後，可以不用超時工作，因此完成了社區大學的學習；一位把孩子送去了兒童日營；另一位給車加滿了油，帶著孩子去賓夕法尼亞州看望自己久未謀面的父親。項目進行過半，沒有人再求助過緊急貸款。
和大家一樣，格雷對於錢的認知也發生了鉅變。從前，她一直渴望讓孩子穿上最時興的衣服，以此顯示她有能力給他們提供好的生活。但現在，她也學會了在清倉甩賣中挑選自己想要的商品。她還清了信用卡賬單上的4000美元，銀行卡的餘額也從0美元跳到了2000美元。她找到了一份時薪11美元/小時、在學前班教書的工作，並額外做著兼職。
今年4月，格雷申請的低收入購房補助得到了批准：她只需支付1000美元首付，接下來30年無利息按揭付款，就可以住進屬於自己的家。房子坐落在一個安靜的社區，有大大的前院和好看的黃色外牆。
東方網·縱相新聞 陳思眾
紀錄片《美國工廠》中，開頭一幕極為細緻地描摹了一家汽車玻璃製造工廠的流水線。
在車間裡工整地、井然有序地運作著的，是機器、機器、機器……負責檢查和校正的幾雙手，在畫面中一閃而過。
△紀錄片《美國工廠》劇照
工廠像一座圍城，裡面的人拿著固定的薪水，即使長時間的工作讓人身心俱疲，也不敢輕易辭工；因為外面的失業者正排著隊，試圖用更優惠的方式販賣自己的勞動力。
“我們必須再次讓這個國家為我們服務，而不是反其道而行之。我們要成為這個民主國家的主人公和大股東，而不是這個巨大機器的犧牲品。”
說這話的，是2020年總統大選民主黨候選人、華裔企業家楊安澤（Andrew Yang）。如果你足夠關注美國政治，這個名字你一定不會陌生。作為一個硅谷出身、毫無從政經驗的科技界精英，楊安澤已經躋身民主黨內初選的前六名。
△2020年美國總統候選人楊安澤（圖/Getty Images）
移民者二代、營銷鬼才……這些標籤美則美矣，但並不夠特別到讓他突出重圍。
事實是，楊安澤把制勝法寶押在了一條政策上：全民基本收入（universal basic income）。他在競選中稱，自己若能當選總統，政府每個月將給每個美國成年人——不論貧窮富有、有無工作——支付1000美元的補助金。
1000美元是個合適的數字，它無法保障一個人的生活，但足夠應急。
△楊安澤為總統競選製作的宣傳海報
這樣一條口號看似天方夜譚，卻在選民中得到了廣泛關注。比起調侃，更多人在嚴肅地討論其可行性。民主黨內初選辯論之夜，楊安澤的名字和他的政策一起登上了推特熱搜。
“當你捐錢給總統候選人的時候，會發生什麼？這個政治家把錢花在電視廣告和競選顧問身上，而你希望他的政策順利實施。比起相信政治家，是時候相信我們自己了。”楊安澤在開場白時便扔下一顆重磅炸彈，“我的競選團隊從今天起，將給十個家庭發放自由紅利，每月1000美金，持續一年。”
△楊安澤（中）和接受自由紅利的家庭（圖/CBS News）
免費的錢
事實上，在楊安澤之前，多個國家和地區已經小範圍地試點過這一政策。讓我們把目光投向美國加利福尼亞州中部的斯托克頓市（Stockton）。
△加州斯托克頓市，每4.5人中就有一個貧困者（圖/Getty Images）
根據斯托克頓市政府公佈的數據顯示，在當地近30萬居民中，約有22.4%的人口掙扎在貧困線下。也就是說，斯托克頓市每4.5個人中，就有一個人正飽受貧困的折磨。25歲以上的成年人中，只有17%讀完了大學。
在這種情況下，斯托克頓市迎來了全美最年輕的市長——27歲的邁克·塔布斯（Michael Tubbs）。
△塔布斯是全美最年輕的市長（圖/AP）
貧困對他而言並不陌生。
塔布斯在斯托克頓長大，很小的時候，他的父親便因涉及黑幫的罪名鋃鐺入獄，在醫療客服中心工作的母親靠著微薄的收入和政府救濟的糧票將他拉扯成人。最戲劇性的一幕出現在他高中畢業時，當塔布斯站在家門前，打開斯坦福大學寄來的錄取通知書時，一輛警車從他身邊呼嘯而過，逮捕了鄰居家非法販毒的少年。
為了照顧兩個孩子，他的媽媽每個月都為怎麼付清賬單而發愁。她想了各種各樣的辦法：找人借錢、週末加班、身兼數職……“但怎麼都不夠”。
在這裡，當鋪和貸款機構壓榨著窮人們最後一絲希望。2011年，斯托克頓市宣告破產。
從政後的塔布斯意識到，暴力、毒品、酗酒……這些悲劇的根源或許都來自於貧困。他告訴團隊，自己想用最大膽的辦法干預貧困。
△塔布斯市長與當地居民互動（圖/CNN）
他們想到了發放“基本收入”。
若貧困戶能得到這筆錢，比起浪費時間填寫補助金錶格、和社工見面，他們或許能省出更多精力找工作、學習技能，或者陪伴家庭。
但和現行的政府補助金不同，“基本收入”的宗旨是在沒有條件限制的情況下發放款項。也就是說，它更像一場風險投資：窮人們到底是否會如政府預期般用這筆錢？塔布斯十分謹慎，他認為，團隊需要更多調研來支撐這一構想。
△支持者認為，全民基本收入將改善貧困問題（圖/衛報）
與此同時，在距離斯托克頓市兩個小時車程的硅谷，全民基本收入已經成為了一個時髦的話題。這裡，科技天才們正因為自己的發明創造收穫著巨大的財富，但人工勞力正在被日益刷新的機器取代。
對他們來說，自動化已成定局，而基本收入或可視為一種補償。
△在硅谷工作的程序員（圖/AP）
2018年春天，塔布斯在舊金山的一場會議上見到了娜塔莉·福斯特——遊說組織“經濟保障計劃（Economic Security Project）”的發起人之一。“經濟保障計劃”成立的目的就是為了推廣全民基本收入的概念，臉書聯合創始人克里斯·休斯也是該組織的成員。
△娜塔莉·福斯特（左）與邁克·塔布斯（中）（圖/推特）
福斯特告訴塔布斯，他們正在尋找一個城市試點全民基本收入。這與塔布斯的想法不謀而合。最終，對方決定投入100萬美元。斯托克頓市也由此成為全美第一個試點城市。政府委託藝術家們在市中心畫上牆繪，以此慶祝塔布斯推動的一小步勝利。
免費的錢，發給誰？
最初，這項舉措在當地官員中面臨著不小的爭議。一名較有聲望的政治家表示，他壓根不相信基本收入，“一個人的尊嚴和工作是緊密相連的”。無獨有偶，2020年美國總統候選人喬·拜登也有類似的想法。
對此，塔布斯的迴應如下：“我很確信，作為一個被人民選舉出來、收入可觀的官員，他一定能從工作中感受到尊嚴。但對於那些被迫做別人剩下的工作的人——好比我的選民——他們在田裡耕作，沒有和地主討價還價的餘地，還整日暴露在有害的殺蟲劑中，並無尊嚴可言。”
△圖/紐約時報
當市政府的官員們就此展開討論時，大家發現還有一個基本問題尚待解決。
如果計劃要長期施行，100萬美元並不夠分給每一戶貧困家庭（斯托克頓貧困人口數量約為6.6萬人）。那麼，這究竟應該是一場正統的社會科學實驗，還是對“基本收入”精神的美好詮釋？
問題的答案決定了他們如何分配補助。
如果只是一場演示，那麼這筆錢理應分給最負責任的人。但如果這場實驗有關科學，那麼就算有人拿它來買更多毒品，分配款項時也應該儘可能隨機。
在市政會議上，項目經理洛莉·奧斯皮娜提出了自己的看法，這個項目設立的初衷是為“全民基本收入”的想法收集翔實的科學數據。因此，對於貧困戶的選擇可以建立在一個可控的變量上——比如他們的年齡、種族或者收入。
△邁克·塔布斯（圖/AP）
但塔布斯不這麼想，他在現實生活中和網絡上接觸過形形色色的人，他們對基本收入的想法有著極大的分化。
最終，塔布斯決定將這筆補助金分配給任何能聰明地使用它的人。他希望在實驗結束時能告訴別人，這筆額外的錢將貧困的勞動者從泥潭中拉了出來。
目前，參與項目的居民的有125位，他們每月能得到500美元的補助。
△圖/華盛頓郵報
免費的錢，能用來做什麼？
去年11月，“經濟保障計劃”組織來到了密西西比州，他們資助成立了一個非營利組織“跳向機遇（Springboard to Opportunities）”，20位非裔單身母親被選中，獲得了為期一年的基本收入。
當時，她們的平均年收入僅為1.2萬美元（2017年，美國國民平均年收入為3.1萬美元）。有12位母親嚴重入不敷出，在半年內曾求助應急貸款。
△密西西比州傑克遜市（圖/華盛頓郵報）
一個月後，她們拿到了來自項目的第一張支票。在組織者艾依莎·尼安德羅（Aisha Nyandoro）的引導下，20位母親坐在一起，討論這筆錢的去向：有人談到了她們第一次過了有禮物的聖誕節，做了新的髮型；有人說自己第一次請了病假；有人說自己終於開始付清拖欠了很久的電費單和高利貸……但大部分人都沒能存下錢。
“我用一個週末就花完了全部的錢。”項目參與者謝麗爾·格雷回憶道。她25歲，和兩個孩子一起蝸居在政府補貼的低收入居民住房中。
△謝麗爾·格雷和她的孩子們，一個7歲，一個9歲（圖/華盛頓郵報）
這是與貧困共生的一部分真相：這些母親知道如何用最低工資得過且過，但她們對於可自由支配的收入毫無概念。大部分人甚至沒有開設銀行賬戶。
社區工作者基拉·約翰遜意識到，要培養她們的存款意識，僅僅把錢交到她們手中是不夠的。她們需要外界給予一些指導和幫助。於是，約翰遜安排她們和一位財務顧問見面，讓她們學習如何開設存款賬戶、什麼是利率，以及如何建立信用。
約翰遜很快見到了變化：一位母親有了這筆錢後，可以不用超時工作，因此完成了社區大學的學習；一位把孩子送去了兒童日營；另一位給車加滿了油，帶著孩子去賓夕法尼亞州看望自己久未謀面的父親。項目進行過半，沒有人再求助過緊急貸款。
和大家一樣，格雷對於錢的認知也發生了鉅變。從前，她一直渴望讓孩子穿上最時興的衣服，以此顯示她有能力給他們提供好的生活。但現在，她也學會了在清倉甩賣中挑選自己想要的商品。她還清了信用卡賬單上的4000美元，銀行卡的餘額也從0美元跳到了2000美元。她找到了一份時薪11美元/小時、在學前班教書的工作，並額外做著兼職。
今年4月，格雷申請的低收入購房補助得到了批准：她只需支付1000美元首付，接下來30年無利息按揭付款，就可以住進屬於自己的家。房子坐落在一個安靜的社區，有大大的前院和好看的黃色外牆。
東方網·縱相新聞 陳思眾
紀錄片《美國工廠》中，開頭一幕極為細緻地描摹了一家汽車玻璃製造工廠的流水線。
在車間裡工整地、井然有序地運作著的，是機器、機器、機器……負責檢查和校正的幾雙手，在畫面中一閃而過。
△紀錄片《美國工廠》劇照
工廠像一座圍城，裡面的人拿著固定的薪水，即使長時間的工作讓人身心俱疲，也不敢輕易辭工；因為外面的失業者正排著隊，試圖用更優惠的方式販賣自己的勞動力。
“我們必須再次讓這個國家為我們服務，而不是反其道而行之。我們要成為這個民主國家的主人公和大股東，而不是這個巨大機器的犧牲品。”
說這話的，是2020年總統大選民主黨候選人、華裔企業家楊安澤（Andrew Yang）。如果你足夠關注美國政治，這個名字你一定不會陌生。作為一個硅谷出身、毫無從政經驗的科技界精英，楊安澤已經躋身民主黨內初選的前六名。
△2020年美國總統候選人楊安澤（圖/Getty Images）
移民者二代、營銷鬼才……這些標籤美則美矣，但並不夠特別到讓他突出重圍。
事實是，楊安澤把制勝法寶押在了一條政策上：全民基本收入（universal basic income）。他在競選中稱，自己若能當選總統，政府每個月將給每個美國成年人——不論貧窮富有、有無工作——支付1000美元的補助金。
1000美元是個合適的數字，它無法保障一個人的生活，但足夠應急。
△楊安澤為總統競選製作的宣傳海報
這樣一條口號看似天方夜譚，卻在選民中得到了廣泛關注。比起調侃，更多人在嚴肅地討論其可行性。民主黨內初選辯論之夜，楊安澤的名字和他的政策一起登上了推特熱搜。
“當你捐錢給總統候選人的時候，會發生什麼？這個政治家把錢花在電視廣告和競選顧問身上，而你希望他的政策順利實施。比起相信政治家，是時候相信我們自己了。”楊安澤在開場白時便扔下一顆重磅炸彈，“我的競選團隊從今天起，將給十個家庭發放自由紅利，每月1000美金，持續一年。”
△楊安澤（中）和接受自由紅利的家庭（圖/CBS News）
免費的錢
事實上，在楊安澤之前，多個國家和地區已經小範圍地試點過這一政策。讓我們把目光投向美國加利福尼亞州中部的斯托克頓市（Stockton）。
△加州斯托克頓市，每4.5人中就有一個貧困者（圖/Getty Images）
根據斯托克頓市政府公佈的數據顯示，在當地近30萬居民中，約有22.4%的人口掙扎在貧困線下。也就是說，斯托克頓市每4.5個人中，就有一個人正飽受貧困的折磨。25歲以上的成年人中，只有17%讀完了大學。
在這種情況下，斯托克頓市迎來了全美最年輕的市長——27歲的邁克·塔布斯（Michael Tubbs）。
△塔布斯是全美最年輕的市長（圖/AP）
貧困對他而言並不陌生。
塔布斯在斯托克頓長大，很小的時候，他的父親便因涉及黑幫的罪名鋃鐺入獄，在醫療客服中心工作的母親靠著微薄的收入和政府救濟的糧票將他拉扯成人。最戲劇性的一幕出現在他高中畢業時，當塔布斯站在家門前，打開斯坦福大學寄來的錄取通知書時，一輛警車從他身邊呼嘯而過，逮捕了鄰居家非法販毒的少年。
為了照顧兩個孩子，他的媽媽每個月都為怎麼付清賬單而發愁。她想了各種各樣的辦法：找人借錢、週末加班、身兼數職……“但怎麼都不夠”。
在這裡，當鋪和貸款機構壓榨著窮人們最後一絲希望。2011年，斯托克頓市宣告破產。
從政後的塔布斯意識到，暴力、毒品、酗酒……這些悲劇的根源或許都來自於貧困。他告訴團隊，自己想用最大膽的辦法干預貧困。
△塔布斯市長與當地居民互動（圖/CNN）
他們想到了發放“基本收入”。
若貧困戶能得到這筆錢，比起浪費時間填寫補助金錶格、和社工見面，他們或許能省出更多精力找工作、學習技能，或者陪伴家庭。
但和現行的政府補助金不同，“基本收入”的宗旨是在沒有條件限制的情況下發放款項。也就是說，它更像一場風險投資：窮人們到底是否會如政府預期般用這筆錢？塔布斯十分謹慎，他認為，團隊需要更多調研來支撐這一構想。
△支持者認為，全民基本收入將改善貧困問題（圖/衛報）
與此同時，在距離斯托克頓市兩個小時車程的硅谷，全民基本收入已經成為了一個時髦的話題。這裡，科技天才們正因為自己的發明創造收穫著巨大的財富，但人工勞力正在被日益刷新的機器取代。
對他們來說，自動化已成定局，而基本收入或可視為一種補償。
△在硅谷工作的程序員（圖/AP）
2018年春天，塔布斯在舊金山的一場會議上見到了娜塔莉·福斯特——遊說組織“經濟保障計劃（Economic Security Project）”的發起人之一。“經濟保障計劃”成立的目的就是為了推廣全民基本收入的概念，臉書聯合創始人克里斯·休斯也是該組織的成員。
△娜塔莉·福斯特（左）與邁克·塔布斯（中）（圖/推特）
福斯特告訴塔布斯，他們正在尋找一個城市試點全民基本收入。這與塔布斯的想法不謀而合。最終，對方決定投入100萬美元。斯托克頓市也由此成為全美第一個試點城市。政府委託藝術家們在市中心畫上牆繪，以此慶祝塔布斯推動的一小步勝利。
免費的錢，發給誰？
最初，這項舉措在當地官員中面臨著不小的爭議。一名較有聲望的政治家表示，他壓根不相信基本收入，“一個人的尊嚴和工作是緊密相連的”。無獨有偶，2020年美國總統候選人喬·拜登也有類似的想法。
對此，塔布斯的迴應如下：“我很確信，作為一個被人民選舉出來、收入可觀的官員，他一定能從工作中感受到尊嚴。但對於那些被迫做別人剩下的工作的人——好比我的選民——他們在田裡耕作，沒有和地主討價還價的餘地，還整日暴露在有害的殺蟲劑中，並無尊嚴可言。”
△圖/紐約時報
當市政府的官員們就此展開討論時，大家發現還有一個基本問題尚待解決。
如果計劃要長期施行，100萬美元並不夠分給每一戶貧困家庭（斯托克頓貧困人口數量約為6.6萬人）。那麼，這究竟應該是一場正統的社會科學實驗，還是對“基本收入”精神的美好詮釋？
問題的答案決定了他們如何分配補助。
如果只是一場演示，那麼這筆錢理應分給最負責任的人。但如果這場實驗有關科學，那麼就算有人拿它來買更多毒品，分配款項時也應該儘可能隨機。
在市政會議上，項目經理洛莉·奧斯皮娜提出了自己的看法，這個項目設立的初衷是為“全民基本收入”的想法收集翔實的科學數據。因此，對於貧困戶的選擇可以建立在一個可控的變量上——比如他們的年齡、種族或者收入。
△邁克·塔布斯（圖/AP）
但塔布斯不這麼想，他在現實生活中和網絡上接觸過形形色色的人，他們對基本收入的想法有著極大的分化。
最終，塔布斯決定將這筆補助金分配給任何能聰明地使用它的人。他希望在實驗結束時能告訴別人，這筆額外的錢將貧困的勞動者從泥潭中拉了出來。
目前，參與項目的居民的有125位，他們每月能得到500美元的補助。
△圖/華盛頓郵報
免費的錢，能用來做什麼？
去年11月，“經濟保障計劃”組織來到了密西西比州，他們資助成立了一個非營利組織“跳向機遇（Springboard to Opportunities）”，20位非裔單身母親被選中，獲得了為期一年的基本收入。
當時，她們的平均年收入僅為1.2萬美元（2017年，美國國民平均年收入為3.1萬美元）。有12位母親嚴重入不敷出，在半年內曾求助應急貸款。
△密西西比州傑克遜市（圖/華盛頓郵報）
一個月後，她們拿到了來自項目的第一張支票。在組織者艾依莎·尼安德羅（Aisha Nyandoro）的引導下，20位母親坐在一起，討論這筆錢的去向：有人談到了她們第一次過了有禮物的聖誕節，做了新的髮型；有人說自己第一次請了病假；有人說自己終於開始付清拖欠了很久的電費單和高利貸……但大部分人都沒能存下錢。
“我用一個週末就花完了全部的錢。”項目參與者謝麗爾·格雷回憶道。她25歲，和兩個孩子一起蝸居在政府補貼的低收入居民住房中。
△謝麗爾·格雷和她的孩子們，一個7歲，一個9歲（圖/華盛頓郵報）
這是與貧困共生的一部分真相：這些母親知道如何用最低工資得過且過，但她們對於可自由支配的收入毫無概念。大部分人甚至沒有開設銀行賬戶。
社區工作者基拉·約翰遜意識到，要培養她們的存款意識，僅僅把錢交到她們手中是不夠的。她們需要外界給予一些指導和幫助。於是，約翰遜安排她們和一位財務顧問見面，讓她們學習如何開設存款賬戶、什麼是利率，以及如何建立信用。
約翰遜很快見到了變化：一位母親有了這筆錢後，可以不用超時工作，因此完成了社區大學的學習；一位把孩子送去了兒童日營；另一位給車加滿了油，帶著孩子去賓夕法尼亞州看望自己久未謀面的父親。項目進行過半，沒有人再求助過緊急貸款。
和大家一樣，格雷對於錢的認知也發生了鉅變。從前，她一直渴望讓孩子穿上最時興的衣服，以此顯示她有能力給他們提供好的生活。但現在，她也學會了在清倉甩賣中挑選自己想要的商品。她還清了信用卡賬單上的4000美元，銀行卡的餘額也從0美元跳到了2000美元。她找到了一份時薪11美元/小時、在學前班教書的工作，並額外做著兼職。
今年4月，格雷申請的低收入購房補助得到了批准：她只需支付1000美元首付，接下來30年無利息按揭付款，就可以住進屬於自己的家。房子坐落在一個安靜的社區，有大大的前院和好看的黃色外牆。
△格雷和她的新家（圖/華盛頓郵報）
格雷和孩子們終於擁有了一個完整的廚房和各自的臥室。
免費的錢，到底好不好？
讓我們將視線再拉回到2020年總統大選中。據美國國家經濟調查局統計，如果要實施全民基本收入，那麼政府的支出將達到一年3萬億美元（約合人民幣21.23萬億元）。這筆錢從哪來？根據楊安澤的說法，他將向所有企業徵收10%的貨物和服務增值稅，以彌合差距。但這種做法是否會增加政府的賦稅壓力、提高赤字，也引起了不小的爭議。
全民基本收入有跡可循的最早記載，也常常被當做一種失敗的警示。
東方網·縱相新聞 陳思眾
紀錄片《美國工廠》中，開頭一幕極為細緻地描摹了一家汽車玻璃製造工廠的流水線。
在車間裡工整地、井然有序地運作著的，是機器、機器、機器……負責檢查和校正的幾雙手，在畫面中一閃而過。
△紀錄片《美國工廠》劇照
工廠像一座圍城，裡面的人拿著固定的薪水，即使長時間的工作讓人身心俱疲，也不敢輕易辭工；因為外面的失業者正排著隊，試圖用更優惠的方式販賣自己的勞動力。
“我們必須再次讓這個國家為我們服務，而不是反其道而行之。我們要成為這個民主國家的主人公和大股東，而不是這個巨大機器的犧牲品。”
說這話的，是2020年總統大選民主黨候選人、華裔企業家楊安澤（Andrew Yang）。如果你足夠關注美國政治，這個名字你一定不會陌生。作為一個硅谷出身、毫無從政經驗的科技界精英，楊安澤已經躋身民主黨內初選的前六名。
△2020年美國總統候選人楊安澤（圖/Getty Images）
移民者二代、營銷鬼才……這些標籤美則美矣，但並不夠特別到讓他突出重圍。
事實是，楊安澤把制勝法寶押在了一條政策上：全民基本收入（universal basic income）。他在競選中稱，自己若能當選總統，政府每個月將給每個美國成年人——不論貧窮富有、有無工作——支付1000美元的補助金。
1000美元是個合適的數字，它無法保障一個人的生活，但足夠應急。
△楊安澤為總統競選製作的宣傳海報
這樣一條口號看似天方夜譚，卻在選民中得到了廣泛關注。比起調侃，更多人在嚴肅地討論其可行性。民主黨內初選辯論之夜，楊安澤的名字和他的政策一起登上了推特熱搜。
“當你捐錢給總統候選人的時候，會發生什麼？這個政治家把錢花在電視廣告和競選顧問身上，而你希望他的政策順利實施。比起相信政治家，是時候相信我們自己了。”楊安澤在開場白時便扔下一顆重磅炸彈，“我的競選團隊從今天起，將給十個家庭發放自由紅利，每月1000美金，持續一年。”
△楊安澤（中）和接受自由紅利的家庭（圖/CBS News）
免費的錢
事實上，在楊安澤之前，多個國家和地區已經小範圍地試點過這一政策。讓我們把目光投向美國加利福尼亞州中部的斯托克頓市（Stockton）。
△加州斯托克頓市，每4.5人中就有一個貧困者（圖/Getty Images）
根據斯托克頓市政府公佈的數據顯示，在當地近30萬居民中，約有22.4%的人口掙扎在貧困線下。也就是說，斯托克頓市每4.5個人中，就有一個人正飽受貧困的折磨。25歲以上的成年人中，只有17%讀完了大學。
在這種情況下，斯托克頓市迎來了全美最年輕的市長——27歲的邁克·塔布斯（Michael Tubbs）。
△塔布斯是全美最年輕的市長（圖/AP）
貧困對他而言並不陌生。
塔布斯在斯托克頓長大，很小的時候，他的父親便因涉及黑幫的罪名鋃鐺入獄，在醫療客服中心工作的母親靠著微薄的收入和政府救濟的糧票將他拉扯成人。最戲劇性的一幕出現在他高中畢業時，當塔布斯站在家門前，打開斯坦福大學寄來的錄取通知書時，一輛警車從他身邊呼嘯而過，逮捕了鄰居家非法販毒的少年。
為了照顧兩個孩子，他的媽媽每個月都為怎麼付清賬單而發愁。她想了各種各樣的辦法：找人借錢、週末加班、身兼數職……“但怎麼都不夠”。
在這裡，當鋪和貸款機構壓榨著窮人們最後一絲希望。2011年，斯托克頓市宣告破產。
從政後的塔布斯意識到，暴力、毒品、酗酒……這些悲劇的根源或許都來自於貧困。他告訴團隊，自己想用最大膽的辦法干預貧困。
△塔布斯市長與當地居民互動（圖/CNN）
他們想到了發放“基本收入”。
若貧困戶能得到這筆錢，比起浪費時間填寫補助金錶格、和社工見面，他們或許能省出更多精力找工作、學習技能，或者陪伴家庭。
但和現行的政府補助金不同，“基本收入”的宗旨是在沒有條件限制的情況下發放款項。也就是說，它更像一場風險投資：窮人們到底是否會如政府預期般用這筆錢？塔布斯十分謹慎，他認為，團隊需要更多調研來支撐這一構想。
△支持者認為，全民基本收入將改善貧困問題（圖/衛報）
與此同時，在距離斯托克頓市兩個小時車程的硅谷，全民基本收入已經成為了一個時髦的話題。這裡，科技天才們正因為自己的發明創造收穫著巨大的財富，但人工勞力正在被日益刷新的機器取代。
對他們來說，自動化已成定局，而基本收入或可視為一種補償。
△在硅谷工作的程序員（圖/AP）
2018年春天，塔布斯在舊金山的一場會議上見到了娜塔莉·福斯特——遊說組織“經濟保障計劃（Economic Security Project）”的發起人之一。“經濟保障計劃”成立的目的就是為了推廣全民基本收入的概念，臉書聯合創始人克里斯·休斯也是該組織的成員。
△娜塔莉·福斯特（左）與邁克·塔布斯（中）（圖/推特）
福斯特告訴塔布斯，他們正在尋找一個城市試點全民基本收入。這與塔布斯的想法不謀而合。最終，對方決定投入100萬美元。斯托克頓市也由此成為全美第一個試點城市。政府委託藝術家們在市中心畫上牆繪，以此慶祝塔布斯推動的一小步勝利。
免費的錢，發給誰？
最初，這項舉措在當地官員中面臨著不小的爭議。一名較有聲望的政治家表示，他壓根不相信基本收入，“一個人的尊嚴和工作是緊密相連的”。無獨有偶，2020年美國總統候選人喬·拜登也有類似的想法。
對此，塔布斯的迴應如下：“我很確信，作為一個被人民選舉出來、收入可觀的官員，他一定能從工作中感受到尊嚴。但對於那些被迫做別人剩下的工作的人——好比我的選民——他們在田裡耕作，沒有和地主討價還價的餘地，還整日暴露在有害的殺蟲劑中，並無尊嚴可言。”
△圖/紐約時報
當市政府的官員們就此展開討論時，大家發現還有一個基本問題尚待解決。
如果計劃要長期施行，100萬美元並不夠分給每一戶貧困家庭（斯托克頓貧困人口數量約為6.6萬人）。那麼，這究竟應該是一場正統的社會科學實驗，還是對“基本收入”精神的美好詮釋？
問題的答案決定了他們如何分配補助。
如果只是一場演示，那麼這筆錢理應分給最負責任的人。但如果這場實驗有關科學，那麼就算有人拿它來買更多毒品，分配款項時也應該儘可能隨機。
在市政會議上，項目經理洛莉·奧斯皮娜提出了自己的看法，這個項目設立的初衷是為“全民基本收入”的想法收集翔實的科學數據。因此，對於貧困戶的選擇可以建立在一個可控的變量上——比如他們的年齡、種族或者收入。
△邁克·塔布斯（圖/AP）
但塔布斯不這麼想，他在現實生活中和網絡上接觸過形形色色的人，他們對基本收入的想法有著極大的分化。
最終，塔布斯決定將這筆補助金分配給任何能聰明地使用它的人。他希望在實驗結束時能告訴別人，這筆額外的錢將貧困的勞動者從泥潭中拉了出來。
目前，參與項目的居民的有125位，他們每月能得到500美元的補助。
△圖/華盛頓郵報
免費的錢，能用來做什麼？
去年11月，“經濟保障計劃”組織來到了密西西比州，他們資助成立了一個非營利組織“跳向機遇（Springboard to Opportunities）”，20位非裔單身母親被選中，獲得了為期一年的基本收入。
當時，她們的平均年收入僅為1.2萬美元（2017年，美國國民平均年收入為3.1萬美元）。有12位母親嚴重入不敷出，在半年內曾求助應急貸款。
△密西西比州傑克遜市（圖/華盛頓郵報）
一個月後，她們拿到了來自項目的第一張支票。在組織者艾依莎·尼安德羅（Aisha Nyandoro）的引導下，20位母親坐在一起，討論這筆錢的去向：有人談到了她們第一次過了有禮物的聖誕節，做了新的髮型；有人說自己第一次請了病假；有人說自己終於開始付清拖欠了很久的電費單和高利貸……但大部分人都沒能存下錢。
“我用一個週末就花完了全部的錢。”項目參與者謝麗爾·格雷回憶道。她25歲，和兩個孩子一起蝸居在政府補貼的低收入居民住房中。
△謝麗爾·格雷和她的孩子們，一個7歲，一個9歲（圖/華盛頓郵報）
這是與貧困共生的一部分真相：這些母親知道如何用最低工資得過且過，但她們對於可自由支配的收入毫無概念。大部分人甚至沒有開設銀行賬戶。
社區工作者基拉·約翰遜意識到，要培養她們的存款意識，僅僅把錢交到她們手中是不夠的。她們需要外界給予一些指導和幫助。於是，約翰遜安排她們和一位財務顧問見面，讓她們學習如何開設存款賬戶、什麼是利率，以及如何建立信用。
約翰遜很快見到了變化：一位母親有了這筆錢後，可以不用超時工作，因此完成了社區大學的學習；一位把孩子送去了兒童日營；另一位給車加滿了油，帶著孩子去賓夕法尼亞州看望自己久未謀面的父親。項目進行過半，沒有人再求助過緊急貸款。
和大家一樣，格雷對於錢的認知也發生了鉅變。從前，她一直渴望讓孩子穿上最時興的衣服，以此顯示她有能力給他們提供好的生活。但現在，她也學會了在清倉甩賣中挑選自己想要的商品。她還清了信用卡賬單上的4000美元，銀行卡的餘額也從0美元跳到了2000美元。她找到了一份時薪11美元/小時、在學前班教書的工作，並額外做著兼職。
今年4月，格雷申請的低收入購房補助得到了批准：她只需支付1000美元首付，接下來30年無利息按揭付款，就可以住進屬於自己的家。房子坐落在一個安靜的社區，有大大的前院和好看的黃色外牆。
△格雷和她的新家（圖/華盛頓郵報）
格雷和孩子們終於擁有了一個完整的廚房和各自的臥室。
免費的錢，到底好不好？
讓我們將視線再拉回到2020年總統大選中。據美國國家經濟調查局統計，如果要實施全民基本收入，那麼政府的支出將達到一年3萬億美元（約合人民幣21.23萬億元）。這筆錢從哪來？根據楊安澤的說法，他將向所有企業徵收10%的貨物和服務增值稅，以彌合差距。但這種做法是否會增加政府的賦稅壓力、提高赤字，也引起了不小的爭議。
全民基本收入有跡可循的最早記載，也常常被當做一種失敗的警示。
△圖/網絡
1795年，受到戰爭和土地產量的影響，大不列顛的糧食短缺、價格飛漲。感到恐慌的人們不斷申請加入教區，使得救濟所不堪重負。管教那些賦閒的懶漢愈加成為一種奢侈。
日益上升的貧困人口必然激化社會矛盾。為此，在南部一個叫做斯賓漢姆蘭（Speenhamland）的村莊內，治安法官們聚集到了一起。他們設計了一種方法，由政府補貼家庭收入，滿足日常的基本開銷：一個男人每週拿到的錢，足夠他自己買8磅（3.7公斤）的麵包，其他成員每個人也能分到4磅。
東方網·縱相新聞 陳思眾
紀錄片《美國工廠》中，開頭一幕極為細緻地描摹了一家汽車玻璃製造工廠的流水線。
在車間裡工整地、井然有序地運作著的，是機器、機器、機器……負責檢查和校正的幾雙手，在畫面中一閃而過。
△紀錄片《美國工廠》劇照
工廠像一座圍城，裡面的人拿著固定的薪水，即使長時間的工作讓人身心俱疲，也不敢輕易辭工；因為外面的失業者正排著隊，試圖用更優惠的方式販賣自己的勞動力。
“我們必須再次讓這個國家為我們服務，而不是反其道而行之。我們要成為這個民主國家的主人公和大股東，而不是這個巨大機器的犧牲品。”
說這話的，是2020年總統大選民主黨候選人、華裔企業家楊安澤（Andrew Yang）。如果你足夠關注美國政治，這個名字你一定不會陌生。作為一個硅谷出身、毫無從政經驗的科技界精英，楊安澤已經躋身民主黨內初選的前六名。
△2020年美國總統候選人楊安澤（圖/Getty Images）
移民者二代、營銷鬼才……這些標籤美則美矣，但並不夠特別到讓他突出重圍。
事實是，楊安澤把制勝法寶押在了一條政策上：全民基本收入（universal basic income）。他在競選中稱，自己若能當選總統，政府每個月將給每個美國成年人——不論貧窮富有、有無工作——支付1000美元的補助金。
1000美元是個合適的數字，它無法保障一個人的生活，但足夠應急。
△楊安澤為總統競選製作的宣傳海報
這樣一條口號看似天方夜譚，卻在選民中得到了廣泛關注。比起調侃，更多人在嚴肅地討論其可行性。民主黨內初選辯論之夜，楊安澤的名字和他的政策一起登上了推特熱搜。
“當你捐錢給總統候選人的時候，會發生什麼？這個政治家把錢花在電視廣告和競選顧問身上，而你希望他的政策順利實施。比起相信政治家，是時候相信我們自己了。”楊安澤在開場白時便扔下一顆重磅炸彈，“我的競選團隊從今天起，將給十個家庭發放自由紅利，每月1000美金，持續一年。”
△楊安澤（中）和接受自由紅利的家庭（圖/CBS News）
免費的錢
事實上，在楊安澤之前，多個國家和地區已經小範圍地試點過這一政策。讓我們把目光投向美國加利福尼亞州中部的斯托克頓市（Stockton）。
△加州斯托克頓市，每4.5人中就有一個貧困者（圖/Getty Images）
根據斯托克頓市政府公佈的數據顯示，在當地近30萬居民中，約有22.4%的人口掙扎在貧困線下。也就是說，斯托克頓市每4.5個人中，就有一個人正飽受貧困的折磨。25歲以上的成年人中，只有17%讀完了大學。
在這種情況下，斯托克頓市迎來了全美最年輕的市長——27歲的邁克·塔布斯（Michael Tubbs）。
△塔布斯是全美最年輕的市長（圖/AP）
貧困對他而言並不陌生。
塔布斯在斯托克頓長大，很小的時候，他的父親便因涉及黑幫的罪名鋃鐺入獄，在醫療客服中心工作的母親靠著微薄的收入和政府救濟的糧票將他拉扯成人。最戲劇性的一幕出現在他高中畢業時，當塔布斯站在家門前，打開斯坦福大學寄來的錄取通知書時，一輛警車從他身邊呼嘯而過，逮捕了鄰居家非法販毒的少年。
為了照顧兩個孩子，他的媽媽每個月都為怎麼付清賬單而發愁。她想了各種各樣的辦法：找人借錢、週末加班、身兼數職……“但怎麼都不夠”。
在這裡，當鋪和貸款機構壓榨著窮人們最後一絲希望。2011年，斯托克頓市宣告破產。
從政後的塔布斯意識到，暴力、毒品、酗酒……這些悲劇的根源或許都來自於貧困。他告訴團隊，自己想用最大膽的辦法干預貧困。
△塔布斯市長與當地居民互動（圖/CNN）
他們想到了發放“基本收入”。
若貧困戶能得到這筆錢，比起浪費時間填寫補助金錶格、和社工見面，他們或許能省出更多精力找工作、學習技能，或者陪伴家庭。
但和現行的政府補助金不同，“基本收入”的宗旨是在沒有條件限制的情況下發放款項。也就是說，它更像一場風險投資：窮人們到底是否會如政府預期般用這筆錢？塔布斯十分謹慎，他認為，團隊需要更多調研來支撐這一構想。
△支持者認為，全民基本收入將改善貧困問題（圖/衛報）
與此同時，在距離斯托克頓市兩個小時車程的硅谷，全民基本收入已經成為了一個時髦的話題。這裡，科技天才們正因為自己的發明創造收穫著巨大的財富，但人工勞力正在被日益刷新的機器取代。
對他們來說，自動化已成定局，而基本收入或可視為一種補償。
△在硅谷工作的程序員（圖/AP）
2018年春天，塔布斯在舊金山的一場會議上見到了娜塔莉·福斯特——遊說組織“經濟保障計劃（Economic Security Project）”的發起人之一。“經濟保障計劃”成立的目的就是為了推廣全民基本收入的概念，臉書聯合創始人克里斯·休斯也是該組織的成員。
△娜塔莉·福斯特（左）與邁克·塔布斯（中）（圖/推特）
福斯特告訴塔布斯，他們正在尋找一個城市試點全民基本收入。這與塔布斯的想法不謀而合。最終，對方決定投入100萬美元。斯托克頓市也由此成為全美第一個試點城市。政府委託藝術家們在市中心畫上牆繪，以此慶祝塔布斯推動的一小步勝利。
免費的錢，發給誰？
最初，這項舉措在當地官員中面臨著不小的爭議。一名較有聲望的政治家表示，他壓根不相信基本收入，“一個人的尊嚴和工作是緊密相連的”。無獨有偶，2020年美國總統候選人喬·拜登也有類似的想法。
對此，塔布斯的迴應如下：“我很確信，作為一個被人民選舉出來、收入可觀的官員，他一定能從工作中感受到尊嚴。但對於那些被迫做別人剩下的工作的人——好比我的選民——他們在田裡耕作，沒有和地主討價還價的餘地，還整日暴露在有害的殺蟲劑中，並無尊嚴可言。”
△圖/紐約時報
當市政府的官員們就此展開討論時，大家發現還有一個基本問題尚待解決。
如果計劃要長期施行，100萬美元並不夠分給每一戶貧困家庭（斯托克頓貧困人口數量約為6.6萬人）。那麼，這究竟應該是一場正統的社會科學實驗，還是對“基本收入”精神的美好詮釋？
問題的答案決定了他們如何分配補助。
如果只是一場演示，那麼這筆錢理應分給最負責任的人。但如果這場實驗有關科學，那麼就算有人拿它來買更多毒品，分配款項時也應該儘可能隨機。
在市政會議上，項目經理洛莉·奧斯皮娜提出了自己的看法，這個項目設立的初衷是為“全民基本收入”的想法收集翔實的科學數據。因此，對於貧困戶的選擇可以建立在一個可控的變量上——比如他們的年齡、種族或者收入。
△邁克·塔布斯（圖/AP）
但塔布斯不這麼想，他在現實生活中和網絡上接觸過形形色色的人，他們對基本收入的想法有著極大的分化。
最終，塔布斯決定將這筆補助金分配給任何能聰明地使用它的人。他希望在實驗結束時能告訴別人，這筆額外的錢將貧困的勞動者從泥潭中拉了出來。
目前，參與項目的居民的有125位，他們每月能得到500美元的補助。
△圖/華盛頓郵報
免費的錢，能用來做什麼？
去年11月，“經濟保障計劃”組織來到了密西西比州，他們資助成立了一個非營利組織“跳向機遇（Springboard to Opportunities）”，20位非裔單身母親被選中，獲得了為期一年的基本收入。
當時，她們的平均年收入僅為1.2萬美元（2017年，美國國民平均年收入為3.1萬美元）。有12位母親嚴重入不敷出，在半年內曾求助應急貸款。
△密西西比州傑克遜市（圖/華盛頓郵報）
一個月後，她們拿到了來自項目的第一張支票。在組織者艾依莎·尼安德羅（Aisha Nyandoro）的引導下，20位母親坐在一起，討論這筆錢的去向：有人談到了她們第一次過了有禮物的聖誕節，做了新的髮型；有人說自己第一次請了病假；有人說自己終於開始付清拖欠了很久的電費單和高利貸……但大部分人都沒能存下錢。
“我用一個週末就花完了全部的錢。”項目參與者謝麗爾·格雷回憶道。她25歲，和兩個孩子一起蝸居在政府補貼的低收入居民住房中。
△謝麗爾·格雷和她的孩子們，一個7歲，一個9歲（圖/華盛頓郵報）
這是與貧困共生的一部分真相：這些母親知道如何用最低工資得過且過，但她們對於可自由支配的收入毫無概念。大部分人甚至沒有開設銀行賬戶。
社區工作者基拉·約翰遜意識到，要培養她們的存款意識，僅僅把錢交到她們手中是不夠的。她們需要外界給予一些指導和幫助。於是，約翰遜安排她們和一位財務顧問見面，讓她們學習如何開設存款賬戶、什麼是利率，以及如何建立信用。
約翰遜很快見到了變化：一位母親有了這筆錢後，可以不用超時工作，因此完成了社區大學的學習；一位把孩子送去了兒童日營；另一位給車加滿了油，帶著孩子去賓夕法尼亞州看望自己久未謀面的父親。項目進行過半，沒有人再求助過緊急貸款。
和大家一樣，格雷對於錢的認知也發生了鉅變。從前，她一直渴望讓孩子穿上最時興的衣服，以此顯示她有能力給他們提供好的生活。但現在，她也學會了在清倉甩賣中挑選自己想要的商品。她還清了信用卡賬單上的4000美元，銀行卡的餘額也從0美元跳到了2000美元。她找到了一份時薪11美元/小時、在學前班教書的工作，並額外做著兼職。
今年4月，格雷申請的低收入購房補助得到了批准：她只需支付1000美元首付，接下來30年無利息按揭付款，就可以住進屬於自己的家。房子坐落在一個安靜的社區，有大大的前院和好看的黃色外牆。
△格雷和她的新家（圖/華盛頓郵報）
格雷和孩子們終於擁有了一個完整的廚房和各自的臥室。
免費的錢，到底好不好？
讓我們將視線再拉回到2020年總統大選中。據美國國家經濟調查局統計，如果要實施全民基本收入，那麼政府的支出將達到一年3萬億美元（約合人民幣21.23萬億元）。這筆錢從哪來？根據楊安澤的說法，他將向所有企業徵收10%的貨物和服務增值稅，以彌合差距。但這種做法是否會增加政府的賦稅壓力、提高赤字，也引起了不小的爭議。
全民基本收入有跡可循的最早記載，也常常被當做一種失敗的警示。
△圖/網絡
1795年，受到戰爭和土地產量的影響，大不列顛的糧食短缺、價格飛漲。感到恐慌的人們不斷申請加入教區，使得救濟所不堪重負。管教那些賦閒的懶漢愈加成為一種奢侈。
日益上升的貧困人口必然激化社會矛盾。為此，在南部一個叫做斯賓漢姆蘭（Speenhamland）的村莊內，治安法官們聚集到了一起。他們設計了一種方法，由政府補貼家庭收入，滿足日常的基本開銷：一個男人每週拿到的錢，足夠他自己買8磅（3.7公斤）的麵包，其他成員每個人也能分到4磅。
△斯賓漢姆蘭體系（圖/網絡）
原則上來說，這套體系讓低薪工作或沒有工作的人也能維持生計。但有報告稱，1834年，當斯賓漢姆蘭制度結束的時候，重返勞動力市場的人們發現，自己已經失去了原本的位置。經濟歷史學家卡爾·波蘭尼將其視為工業資本主義的原罪。
儘管如此，楊安澤的“全民基本收入”政策擁有著一批現成的擁躉者，其中包括特斯拉CEO埃隆·馬斯克和臉書創始人馬克·扎克伯格。
作家安妮·洛瑞（AnnieLowrey）曾著有《把錢給人民（Give People Money）》。她寫道，全民基本收入將給勞動者——尤其是許多低收入人群——帶來力量，使他們能夠更好地規劃自己的生活。
東方網·縱相新聞 陳思眾
紀錄片《美國工廠》中，開頭一幕極為細緻地描摹了一家汽車玻璃製造工廠的流水線。
在車間裡工整地、井然有序地運作著的，是機器、機器、機器……負責檢查和校正的幾雙手，在畫面中一閃而過。
△紀錄片《美國工廠》劇照
工廠像一座圍城，裡面的人拿著固定的薪水，即使長時間的工作讓人身心俱疲，也不敢輕易辭工；因為外面的失業者正排著隊，試圖用更優惠的方式販賣自己的勞動力。
“我們必須再次讓這個國家為我們服務，而不是反其道而行之。我們要成為這個民主國家的主人公和大股東，而不是這個巨大機器的犧牲品。”
說這話的，是2020年總統大選民主黨候選人、華裔企業家楊安澤（Andrew Yang）。如果你足夠關注美國政治，這個名字你一定不會陌生。作為一個硅谷出身、毫無從政經驗的科技界精英，楊安澤已經躋身民主黨內初選的前六名。
△2020年美國總統候選人楊安澤（圖/Getty Images）
移民者二代、營銷鬼才……這些標籤美則美矣，但並不夠特別到讓他突出重圍。
事實是，楊安澤把制勝法寶押在了一條政策上：全民基本收入（universal basic income）。他在競選中稱，自己若能當選總統，政府每個月將給每個美國成年人——不論貧窮富有、有無工作——支付1000美元的補助金。
1000美元是個合適的數字，它無法保障一個人的生活，但足夠應急。
△楊安澤為總統競選製作的宣傳海報
這樣一條口號看似天方夜譚，卻在選民中得到了廣泛關注。比起調侃，更多人在嚴肅地討論其可行性。民主黨內初選辯論之夜，楊安澤的名字和他的政策一起登上了推特熱搜。
“當你捐錢給總統候選人的時候，會發生什麼？這個政治家把錢花在電視廣告和競選顧問身上，而你希望他的政策順利實施。比起相信政治家，是時候相信我們自己了。”楊安澤在開場白時便扔下一顆重磅炸彈，“我的競選團隊從今天起，將給十個家庭發放自由紅利，每月1000美金，持續一年。”
△楊安澤（中）和接受自由紅利的家庭（圖/CBS News）
免費的錢
事實上，在楊安澤之前，多個國家和地區已經小範圍地試點過這一政策。讓我們把目光投向美國加利福尼亞州中部的斯托克頓市（Stockton）。
△加州斯托克頓市，每4.5人中就有一個貧困者（圖/Getty Images）
根據斯托克頓市政府公佈的數據顯示，在當地近30萬居民中，約有22.4%的人口掙扎在貧困線下。也就是說，斯托克頓市每4.5個人中，就有一個人正飽受貧困的折磨。25歲以上的成年人中，只有17%讀完了大學。
在這種情況下，斯托克頓市迎來了全美最年輕的市長——27歲的邁克·塔布斯（Michael Tubbs）。
△塔布斯是全美最年輕的市長（圖/AP）
貧困對他而言並不陌生。
塔布斯在斯托克頓長大，很小的時候，他的父親便因涉及黑幫的罪名鋃鐺入獄，在醫療客服中心工作的母親靠著微薄的收入和政府救濟的糧票將他拉扯成人。最戲劇性的一幕出現在他高中畢業時，當塔布斯站在家門前，打開斯坦福大學寄來的錄取通知書時，一輛警車從他身邊呼嘯而過，逮捕了鄰居家非法販毒的少年。
為了照顧兩個孩子，他的媽媽每個月都為怎麼付清賬單而發愁。她想了各種各樣的辦法：找人借錢、週末加班、身兼數職……“但怎麼都不夠”。
在這裡，當鋪和貸款機構壓榨著窮人們最後一絲希望。2011年，斯托克頓市宣告破產。
從政後的塔布斯意識到，暴力、毒品、酗酒……這些悲劇的根源或許都來自於貧困。他告訴團隊，自己想用最大膽的辦法干預貧困。
△塔布斯市長與當地居民互動（圖/CNN）
他們想到了發放“基本收入”。
若貧困戶能得到這筆錢，比起浪費時間填寫補助金錶格、和社工見面，他們或許能省出更多精力找工作、學習技能，或者陪伴家庭。
但和現行的政府補助金不同，“基本收入”的宗旨是在沒有條件限制的情況下發放款項。也就是說，它更像一場風險投資：窮人們到底是否會如政府預期般用這筆錢？塔布斯十分謹慎，他認為，團隊需要更多調研來支撐這一構想。
△支持者認為，全民基本收入將改善貧困問題（圖/衛報）
與此同時，在距離斯托克頓市兩個小時車程的硅谷，全民基本收入已經成為了一個時髦的話題。這裡，科技天才們正因為自己的發明創造收穫著巨大的財富，但人工勞力正在被日益刷新的機器取代。
對他們來說，自動化已成定局，而基本收入或可視為一種補償。
△在硅谷工作的程序員（圖/AP）
2018年春天，塔布斯在舊金山的一場會議上見到了娜塔莉·福斯特——遊說組織“經濟保障計劃（Economic Security Project）”的發起人之一。“經濟保障計劃”成立的目的就是為了推廣全民基本收入的概念，臉書聯合創始人克里斯·休斯也是該組織的成員。
△娜塔莉·福斯特（左）與邁克·塔布斯（中）（圖/推特）
福斯特告訴塔布斯，他們正在尋找一個城市試點全民基本收入。這與塔布斯的想法不謀而合。最終，對方決定投入100萬美元。斯托克頓市也由此成為全美第一個試點城市。政府委託藝術家們在市中心畫上牆繪，以此慶祝塔布斯推動的一小步勝利。
免費的錢，發給誰？
最初，這項舉措在當地官員中面臨著不小的爭議。一名較有聲望的政治家表示，他壓根不相信基本收入，“一個人的尊嚴和工作是緊密相連的”。無獨有偶，2020年美國總統候選人喬·拜登也有類似的想法。
對此，塔布斯的迴應如下：“我很確信，作為一個被人民選舉出來、收入可觀的官員，他一定能從工作中感受到尊嚴。但對於那些被迫做別人剩下的工作的人——好比我的選民——他們在田裡耕作，沒有和地主討價還價的餘地，還整日暴露在有害的殺蟲劑中，並無尊嚴可言。”
△圖/紐約時報
當市政府的官員們就此展開討論時，大家發現還有一個基本問題尚待解決。
如果計劃要長期施行，100萬美元並不夠分給每一戶貧困家庭（斯托克頓貧困人口數量約為6.6萬人）。那麼，這究竟應該是一場正統的社會科學實驗，還是對“基本收入”精神的美好詮釋？
問題的答案決定了他們如何分配補助。
如果只是一場演示，那麼這筆錢理應分給最負責任的人。但如果這場實驗有關科學，那麼就算有人拿它來買更多毒品，分配款項時也應該儘可能隨機。
在市政會議上，項目經理洛莉·奧斯皮娜提出了自己的看法，這個項目設立的初衷是為“全民基本收入”的想法收集翔實的科學數據。因此，對於貧困戶的選擇可以建立在一個可控的變量上——比如他們的年齡、種族或者收入。
△邁克·塔布斯（圖/AP）
但塔布斯不這麼想，他在現實生活中和網絡上接觸過形形色色的人，他們對基本收入的想法有著極大的分化。
最終，塔布斯決定將這筆補助金分配給任何能聰明地使用它的人。他希望在實驗結束時能告訴別人，這筆額外的錢將貧困的勞動者從泥潭中拉了出來。
目前，參與項目的居民的有125位，他們每月能得到500美元的補助。
△圖/華盛頓郵報
免費的錢，能用來做什麼？
去年11月，“經濟保障計劃”組織來到了密西西比州，他們資助成立了一個非營利組織“跳向機遇（Springboard to Opportunities）”，20位非裔單身母親被選中，獲得了為期一年的基本收入。
當時，她們的平均年收入僅為1.2萬美元（2017年，美國國民平均年收入為3.1萬美元）。有12位母親嚴重入不敷出，在半年內曾求助應急貸款。
△密西西比州傑克遜市（圖/華盛頓郵報）
一個月後，她們拿到了來自項目的第一張支票。在組織者艾依莎·尼安德羅（Aisha Nyandoro）的引導下，20位母親坐在一起，討論這筆錢的去向：有人談到了她們第一次過了有禮物的聖誕節，做了新的髮型；有人說自己第一次請了病假；有人說自己終於開始付清拖欠了很久的電費單和高利貸……但大部分人都沒能存下錢。
“我用一個週末就花完了全部的錢。”項目參與者謝麗爾·格雷回憶道。她25歲，和兩個孩子一起蝸居在政府補貼的低收入居民住房中。
△謝麗爾·格雷和她的孩子們，一個7歲，一個9歲（圖/華盛頓郵報）
這是與貧困共生的一部分真相：這些母親知道如何用最低工資得過且過，但她們對於可自由支配的收入毫無概念。大部分人甚至沒有開設銀行賬戶。
社區工作者基拉·約翰遜意識到，要培養她們的存款意識，僅僅把錢交到她們手中是不夠的。她們需要外界給予一些指導和幫助。於是，約翰遜安排她們和一位財務顧問見面，讓她們學習如何開設存款賬戶、什麼是利率，以及如何建立信用。
約翰遜很快見到了變化：一位母親有了這筆錢後，可以不用超時工作，因此完成了社區大學的學習；一位把孩子送去了兒童日營；另一位給車加滿了油，帶著孩子去賓夕法尼亞州看望自己久未謀面的父親。項目進行過半，沒有人再求助過緊急貸款。
和大家一樣，格雷對於錢的認知也發生了鉅變。從前，她一直渴望讓孩子穿上最時興的衣服，以此顯示她有能力給他們提供好的生活。但現在，她也學會了在清倉甩賣中挑選自己想要的商品。她還清了信用卡賬單上的4000美元，銀行卡的餘額也從0美元跳到了2000美元。她找到了一份時薪11美元/小時、在學前班教書的工作，並額外做著兼職。
今年4月，格雷申請的低收入購房補助得到了批准：她只需支付1000美元首付，接下來30年無利息按揭付款，就可以住進屬於自己的家。房子坐落在一個安靜的社區，有大大的前院和好看的黃色外牆。
△格雷和她的新家（圖/華盛頓郵報）
格雷和孩子們終於擁有了一個完整的廚房和各自的臥室。
免費的錢，到底好不好？
讓我們將視線再拉回到2020年總統大選中。據美國國家經濟調查局統計，如果要實施全民基本收入，那麼政府的支出將達到一年3萬億美元（約合人民幣21.23萬億元）。這筆錢從哪來？根據楊安澤的說法，他將向所有企業徵收10%的貨物和服務增值稅，以彌合差距。但這種做法是否會增加政府的賦稅壓力、提高赤字，也引起了不小的爭議。
全民基本收入有跡可循的最早記載，也常常被當做一種失敗的警示。
△圖/網絡
1795年，受到戰爭和土地產量的影響，大不列顛的糧食短缺、價格飛漲。感到恐慌的人們不斷申請加入教區，使得救濟所不堪重負。管教那些賦閒的懶漢愈加成為一種奢侈。
日益上升的貧困人口必然激化社會矛盾。為此，在南部一個叫做斯賓漢姆蘭（Speenhamland）的村莊內，治安法官們聚集到了一起。他們設計了一種方法，由政府補貼家庭收入，滿足日常的基本開銷：一個男人每週拿到的錢，足夠他自己買8磅（3.7公斤）的麵包，其他成員每個人也能分到4磅。
△斯賓漢姆蘭體系（圖/網絡）
原則上來說，這套體系讓低薪工作或沒有工作的人也能維持生計。但有報告稱，1834年，當斯賓漢姆蘭制度結束的時候，重返勞動力市場的人們發現，自己已經失去了原本的位置。經濟歷史學家卡爾·波蘭尼將其視為工業資本主義的原罪。
儘管如此，楊安澤的“全民基本收入”政策擁有著一批現成的擁躉者，其中包括特斯拉CEO埃隆·馬斯克和臉書創始人馬克·扎克伯格。
作家安妮·洛瑞（AnnieLowrey）曾著有《把錢給人民（Give People Money）》。她寫道，全民基本收入將給勞動者——尤其是許多低收入人群——帶來力量，使他們能夠更好地規劃自己的生活。
△楊安澤在競選集會上舉著1000美元字樣的紙幣（圖/路透社）
但也不少經濟學家辯稱，全民基本收入並沒有改變老闆和僱員、富人與窮人之間的關係。
“全民基本收入，從最諷刺的角度來講，不過是科技巨頭們為最後審判日所做的準備。”政策反對者卡門·貝塔西奧（Carmen Petaccio）在他的書中寫道。
他認為，通過給工薪階層提供最低條件的補助，這些富豪們不過是在消磨對方的意志。“這些錢差不多能讓他們過得滿意，然後繼續沉迷在各類軟件中。”
東方網·縱相新聞 陳思眾
紀錄片《美國工廠》中，開頭一幕極為細緻地描摹了一家汽車玻璃製造工廠的流水線。
在車間裡工整地、井然有序地運作著的，是機器、機器、機器……負責檢查和校正的幾雙手，在畫面中一閃而過。
△紀錄片《美國工廠》劇照
工廠像一座圍城，裡面的人拿著固定的薪水，即使長時間的工作讓人身心俱疲，也不敢輕易辭工；因為外面的失業者正排著隊，試圖用更優惠的方式販賣自己的勞動力。
“我們必須再次讓這個國家為我們服務，而不是反其道而行之。我們要成為這個民主國家的主人公和大股東，而不是這個巨大機器的犧牲品。”
說這話的，是2020年總統大選民主黨候選人、華裔企業家楊安澤（Andrew Yang）。如果你足夠關注美國政治，這個名字你一定不會陌生。作為一個硅谷出身、毫無從政經驗的科技界精英，楊安澤已經躋身民主黨內初選的前六名。
△2020年美國總統候選人楊安澤（圖/Getty Images）
移民者二代、營銷鬼才……這些標籤美則美矣，但並不夠特別到讓他突出重圍。
事實是，楊安澤把制勝法寶押在了一條政策上：全民基本收入（universal basic income）。他在競選中稱，自己若能當選總統，政府每個月將給每個美國成年人——不論貧窮富有、有無工作——支付1000美元的補助金。
1000美元是個合適的數字，它無法保障一個人的生活，但足夠應急。
△楊安澤為總統競選製作的宣傳海報
這樣一條口號看似天方夜譚，卻在選民中得到了廣泛關注。比起調侃，更多人在嚴肅地討論其可行性。民主黨內初選辯論之夜，楊安澤的名字和他的政策一起登上了推特熱搜。
“當你捐錢給總統候選人的時候，會發生什麼？這個政治家把錢花在電視廣告和競選顧問身上，而你希望他的政策順利實施。比起相信政治家，是時候相信我們自己了。”楊安澤在開場白時便扔下一顆重磅炸彈，“我的競選團隊從今天起，將給十個家庭發放自由紅利，每月1000美金，持續一年。”
△楊安澤（中）和接受自由紅利的家庭（圖/CBS News）
免費的錢
事實上，在楊安澤之前，多個國家和地區已經小範圍地試點過這一政策。讓我們把目光投向美國加利福尼亞州中部的斯托克頓市（Stockton）。
△加州斯托克頓市，每4.5人中就有一個貧困者（圖/Getty Images）
根據斯托克頓市政府公佈的數據顯示，在當地近30萬居民中，約有22.4%的人口掙扎在貧困線下。也就是說，斯托克頓市每4.5個人中，就有一個人正飽受貧困的折磨。25歲以上的成年人中，只有17%讀完了大學。
在這種情況下，斯托克頓市迎來了全美最年輕的市長——27歲的邁克·塔布斯（Michael Tubbs）。
△塔布斯是全美最年輕的市長（圖/AP）
貧困對他而言並不陌生。
塔布斯在斯托克頓長大，很小的時候，他的父親便因涉及黑幫的罪名鋃鐺入獄，在醫療客服中心工作的母親靠著微薄的收入和政府救濟的糧票將他拉扯成人。最戲劇性的一幕出現在他高中畢業時，當塔布斯站在家門前，打開斯坦福大學寄來的錄取通知書時，一輛警車從他身邊呼嘯而過，逮捕了鄰居家非法販毒的少年。
為了照顧兩個孩子，他的媽媽每個月都為怎麼付清賬單而發愁。她想了各種各樣的辦法：找人借錢、週末加班、身兼數職……“但怎麼都不夠”。
在這裡，當鋪和貸款機構壓榨著窮人們最後一絲希望。2011年，斯托克頓市宣告破產。
從政後的塔布斯意識到，暴力、毒品、酗酒……這些悲劇的根源或許都來自於貧困。他告訴團隊，自己想用最大膽的辦法干預貧困。
△塔布斯市長與當地居民互動（圖/CNN）
他們想到了發放“基本收入”。
若貧困戶能得到這筆錢，比起浪費時間填寫補助金錶格、和社工見面，他們或許能省出更多精力找工作、學習技能，或者陪伴家庭。
但和現行的政府補助金不同，“基本收入”的宗旨是在沒有條件限制的情況下發放款項。也就是說，它更像一場風險投資：窮人們到底是否會如政府預期般用這筆錢？塔布斯十分謹慎，他認為，團隊需要更多調研來支撐這一構想。
△支持者認為，全民基本收入將改善貧困問題（圖/衛報）
與此同時，在距離斯托克頓市兩個小時車程的硅谷，全民基本收入已經成為了一個時髦的話題。這裡，科技天才們正因為自己的發明創造收穫著巨大的財富，但人工勞力正在被日益刷新的機器取代。
對他們來說，自動化已成定局，而基本收入或可視為一種補償。
△在硅谷工作的程序員（圖/AP）
2018年春天，塔布斯在舊金山的一場會議上見到了娜塔莉·福斯特——遊說組織“經濟保障計劃（Economic Security Project）”的發起人之一。“經濟保障計劃”成立的目的就是為了推廣全民基本收入的概念，臉書聯合創始人克里斯·休斯也是該組織的成員。
△娜塔莉·福斯特（左）與邁克·塔布斯（中）（圖/推特）
福斯特告訴塔布斯，他們正在尋找一個城市試點全民基本收入。這與塔布斯的想法不謀而合。最終，對方決定投入100萬美元。斯托克頓市也由此成為全美第一個試點城市。政府委託藝術家們在市中心畫上牆繪，以此慶祝塔布斯推動的一小步勝利。
免費的錢，發給誰？
最初，這項舉措在當地官員中面臨著不小的爭議。一名較有聲望的政治家表示，他壓根不相信基本收入，“一個人的尊嚴和工作是緊密相連的”。無獨有偶，2020年美國總統候選人喬·拜登也有類似的想法。
對此，塔布斯的迴應如下：“我很確信，作為一個被人民選舉出來、收入可觀的官員，他一定能從工作中感受到尊嚴。但對於那些被迫做別人剩下的工作的人——好比我的選民——他們在田裡耕作，沒有和地主討價還價的餘地，還整日暴露在有害的殺蟲劑中，並無尊嚴可言。”
△圖/紐約時報
當市政府的官員們就此展開討論時，大家發現還有一個基本問題尚待解決。
如果計劃要長期施行，100萬美元並不夠分給每一戶貧困家庭（斯托克頓貧困人口數量約為6.6萬人）。那麼，這究竟應該是一場正統的社會科學實驗，還是對“基本收入”精神的美好詮釋？
問題的答案決定了他們如何分配補助。
如果只是一場演示，那麼這筆錢理應分給最負責任的人。但如果這場實驗有關科學，那麼就算有人拿它來買更多毒品，分配款項時也應該儘可能隨機。
在市政會議上，項目經理洛莉·奧斯皮娜提出了自己的看法，這個項目設立的初衷是為“全民基本收入”的想法收集翔實的科學數據。因此，對於貧困戶的選擇可以建立在一個可控的變量上——比如他們的年齡、種族或者收入。
△邁克·塔布斯（圖/AP）
但塔布斯不這麼想，他在現實生活中和網絡上接觸過形形色色的人，他們對基本收入的想法有著極大的分化。
最終，塔布斯決定將這筆補助金分配給任何能聰明地使用它的人。他希望在實驗結束時能告訴別人，這筆額外的錢將貧困的勞動者從泥潭中拉了出來。
目前，參與項目的居民的有125位，他們每月能得到500美元的補助。
△圖/華盛頓郵報
免費的錢，能用來做什麼？
去年11月，“經濟保障計劃”組織來到了密西西比州，他們資助成立了一個非營利組織“跳向機遇（Springboard to Opportunities）”，20位非裔單身母親被選中，獲得了為期一年的基本收入。
當時，她們的平均年收入僅為1.2萬美元（2017年，美國國民平均年收入為3.1萬美元）。有12位母親嚴重入不敷出，在半年內曾求助應急貸款。
△密西西比州傑克遜市（圖/華盛頓郵報）
一個月後，她們拿到了來自項目的第一張支票。在組織者艾依莎·尼安德羅（Aisha Nyandoro）的引導下，20位母親坐在一起，討論這筆錢的去向：有人談到了她們第一次過了有禮物的聖誕節，做了新的髮型；有人說自己第一次請了病假；有人說自己終於開始付清拖欠了很久的電費單和高利貸……但大部分人都沒能存下錢。
“我用一個週末就花完了全部的錢。”項目參與者謝麗爾·格雷回憶道。她25歲，和兩個孩子一起蝸居在政府補貼的低收入居民住房中。
△謝麗爾·格雷和她的孩子們，一個7歲，一個9歲（圖/華盛頓郵報）
這是與貧困共生的一部分真相：這些母親知道如何用最低工資得過且過，但她們對於可自由支配的收入毫無概念。大部分人甚至沒有開設銀行賬戶。
社區工作者基拉·約翰遜意識到，要培養她們的存款意識，僅僅把錢交到她們手中是不夠的。她們需要外界給予一些指導和幫助。於是，約翰遜安排她們和一位財務顧問見面，讓她們學習如何開設存款賬戶、什麼是利率，以及如何建立信用。
約翰遜很快見到了變化：一位母親有了這筆錢後，可以不用超時工作，因此完成了社區大學的學習；一位把孩子送去了兒童日營；另一位給車加滿了油，帶著孩子去賓夕法尼亞州看望自己久未謀面的父親。項目進行過半，沒有人再求助過緊急貸款。
和大家一樣，格雷對於錢的認知也發生了鉅變。從前，她一直渴望讓孩子穿上最時興的衣服，以此顯示她有能力給他們提供好的生活。但現在，她也學會了在清倉甩賣中挑選自己想要的商品。她還清了信用卡賬單上的4000美元，銀行卡的餘額也從0美元跳到了2000美元。她找到了一份時薪11美元/小時、在學前班教書的工作，並額外做著兼職。
今年4月，格雷申請的低收入購房補助得到了批准：她只需支付1000美元首付，接下來30年無利息按揭付款，就可以住進屬於自己的家。房子坐落在一個安靜的社區，有大大的前院和好看的黃色外牆。
△格雷和她的新家（圖/華盛頓郵報）
格雷和孩子們終於擁有了一個完整的廚房和各自的臥室。
免費的錢，到底好不好？
讓我們將視線再拉回到2020年總統大選中。據美國國家經濟調查局統計，如果要實施全民基本收入，那麼政府的支出將達到一年3萬億美元（約合人民幣21.23萬億元）。這筆錢從哪來？根據楊安澤的說法，他將向所有企業徵收10%的貨物和服務增值稅，以彌合差距。但這種做法是否會增加政府的賦稅壓力、提高赤字，也引起了不小的爭議。
全民基本收入有跡可循的最早記載，也常常被當做一種失敗的警示。
△圖/網絡
1795年，受到戰爭和土地產量的影響，大不列顛的糧食短缺、價格飛漲。感到恐慌的人們不斷申請加入教區，使得救濟所不堪重負。管教那些賦閒的懶漢愈加成為一種奢侈。
日益上升的貧困人口必然激化社會矛盾。為此，在南部一個叫做斯賓漢姆蘭（Speenhamland）的村莊內，治安法官們聚集到了一起。他們設計了一種方法，由政府補貼家庭收入，滿足日常的基本開銷：一個男人每週拿到的錢，足夠他自己買8磅（3.7公斤）的麵包，其他成員每個人也能分到4磅。
△斯賓漢姆蘭體系（圖/網絡）
原則上來說，這套體系讓低薪工作或沒有工作的人也能維持生計。但有報告稱，1834年，當斯賓漢姆蘭制度結束的時候，重返勞動力市場的人們發現，自己已經失去了原本的位置。經濟歷史學家卡爾·波蘭尼將其視為工業資本主義的原罪。
儘管如此，楊安澤的“全民基本收入”政策擁有著一批現成的擁躉者，其中包括特斯拉CEO埃隆·馬斯克和臉書創始人馬克·扎克伯格。
作家安妮·洛瑞（AnnieLowrey）曾著有《把錢給人民（Give People Money）》。她寫道，全民基本收入將給勞動者——尤其是許多低收入人群——帶來力量，使他們能夠更好地規劃自己的生活。
△楊安澤在競選集會上舉著1000美元字樣的紙幣（圖/路透社）
但也不少經濟學家辯稱，全民基本收入並沒有改變老闆和僱員、富人與窮人之間的關係。
“全民基本收入，從最諷刺的角度來講，不過是科技巨頭們為最後審判日所做的準備。”政策反對者卡門·貝塔西奧（Carmen Petaccio）在他的書中寫道。
他認為，通過給工薪階層提供最低條件的補助，這些富豪們不過是在消磨對方的意志。“這些錢差不多能讓他們過得滿意，然後繼續沉迷在各類軟件中。”
△2017年，扎克伯格在哈佛大學的演講上表示自己支持全民基本收入（圖/Getty Images）
《紐約客》特約撰稿人內森·海勒曾在去年探討過全民基本收入的可行性。
“全民基本收入的問題不在於貨幣的流動，而在於利益優先——不在於誰得到了服務，而在於誰得到了最好的服務。”他認為，該政策並非不值一提，“但也絕非靈丹妙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