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道”是在傳統文獻中代表著最理想的社會秩序、社會狀態，與之對應的是“霸道”。中國歷史上曾經出現著名的“王霸之辯”，而“王霸之辯”的實質就是“義利之辯”。“王道”是以“義”為本的秩序，可稱之為“道義秩序”，“霸道”則是以“利”為本的秩序，是一種“利益秩序”。
王道、霸道在中國歷史上並非平行對等的，而是在產生上有先後的，在整個歷史中的地位則是有本末的。霸道的產生很晚，出現在春秋時期，其代表人物就是以齊桓公領銜的春秋五霸。但王道的產生卻很早，霸道之前，中國的社會秩序、政治秩序一直是王道。
如果追溯王道起源，就會遇到一個很棘手的問題。當我們說王道、霸道時，實際上是將其當成一種政治理念和政治形態，其基本前提是政府的存在。但是，政府在中國歷史中的出現是很晚的，至堯舜時期才有。正因為如此，《尚書》是從堯舜寫起，傳統上也將政治原則稱之為堯舜之道。其實堯舜之道就是王道。
那麼堯舜之前，作為無政府的社會，王道存在嗎？答案是肯定的！我們的傳統文獻記載的很清楚，王道，後來也被稱作“道統”，並非是從堯舜始，而是從文明之初的易經始、伏羲始，伏羲時代才是王道的真正起點。中國歷史傳統的三皇五帝框架，實質上也是一個道統、王道框架。
堯舜之前的王道究竟是一個什麼樣的狀態，那時的社會究竟是一個什麼狀態，社會秩序具體是怎麼實現的，對這一系列問題，傳統文獻並沒有太多的記錄。事實上，最純正的王道、中國文化的內核，就是在堯舜之前漫長的三皇五帝階段產生和存在的，弄明白這段歷史，對理解中國傳統文化的要義和精髓至關重要。
幸運的是，通過文獻之外所積累的歷史信息，現在我們已經基本可以重現堯舜之前的中國社會狀態了，重現那時的王道了。這些新增的歷史信息主要來自兩個領域，一個是考古，一個文字學，主要是甲骨文。本文的目的就是研究“王”以及相關文字的甲骨文或金文字形，發掘其中所蘊含的歷史信息，來揭示“王”字的真正內涵，從而揭示“王道”的內涵。
“王道”是在傳統文獻中代表著最理想的社會秩序、社會狀態，與之對應的是“霸道”。中國歷史上曾經出現著名的“王霸之辯”，而“王霸之辯”的實質就是“義利之辯”。“王道”是以“義”為本的秩序，可稱之為“道義秩序”，“霸道”則是以“利”為本的秩序，是一種“利益秩序”。
王道、霸道在中國歷史上並非平行對等的，而是在產生上有先後的，在整個歷史中的地位則是有本末的。霸道的產生很晚，出現在春秋時期，其代表人物就是以齊桓公領銜的春秋五霸。但王道的產生卻很早，霸道之前，中國的社會秩序、政治秩序一直是王道。
如果追溯王道起源，就會遇到一個很棘手的問題。當我們說王道、霸道時，實際上是將其當成一種政治理念和政治形態，其基本前提是政府的存在。但是，政府在中國歷史中的出現是很晚的，至堯舜時期才有。正因為如此，《尚書》是從堯舜寫起，傳統上也將政治原則稱之為堯舜之道。其實堯舜之道就是王道。
那麼堯舜之前，作為無政府的社會，王道存在嗎？答案是肯定的！我們的傳統文獻記載的很清楚，王道，後來也被稱作“道統”，並非是從堯舜始，而是從文明之初的易經始、伏羲始，伏羲時代才是王道的真正起點。中國歷史傳統的三皇五帝框架，實質上也是一個道統、王道框架。
堯舜之前的王道究竟是一個什麼樣的狀態，那時的社會究竟是一個什麼狀態，社會秩序具體是怎麼實現的，對這一系列問題，傳統文獻並沒有太多的記錄。事實上，最純正的王道、中國文化的內核，就是在堯舜之前漫長的三皇五帝階段產生和存在的，弄明白這段歷史，對理解中國傳統文化的要義和精髓至關重要。
幸運的是，通過文獻之外所積累的歷史信息，現在我們已經基本可以重現堯舜之前的中國社會狀態了，重現那時的王道了。這些新增的歷史信息主要來自兩個領域，一個是考古，一個文字學，主要是甲骨文。本文的目的就是研究“王”以及相關文字的甲骨文或金文字形，發掘其中所蘊含的歷史信息，來揭示“王”字的真正內涵，從而揭示“王道”的內涵。
王的甲骨文最早也是主要的字形，是“大”下加一橫。關於“大”的甲骨字形的內涵，我此前已經做過詳細考釋。“大”的甲骨字形是人形，主要義項卻是大，因此，“大”字大的含義，並非人的外形上、物理上的大，而是內在的、道德上的大，即大德。因此，“大”中的人，並非一般人，而是大德之人，即“大人”。“大”的字源為“大人”，“大”字的大的義項，本義是大人之大，是一種抽象的大，而非具象的大。具象的大的義項，是從抽象的大中派生而來。
因此，“大”絕非象形文字，因為其所表達的含義並非基於外形的具象，而是與外形無關的抽象。“大”是“借形文字”，借具象之外形，表達抽象之意義，借“大人”之人的具象外形，表達大人內在之德的抽象的大。
“大人”在中國歷史中一直存在，而且一直是社會的中堅，承擔著社會秩序的維持者的角色。在堯舜之後如此，在堯舜之後也是如此。堯舜之前，由於沒有政府的存在，“大人”就是純民間的。堯舜之後，政府開始存在，“大人”的一部分就進入政府，成為職業的“大人”，即成為政府官員。這樣逐漸“大人”也就成為對官員的一種尊稱。以致後人產生一種誤解，認為“大人”本來就是用來稱呼官員的，是官員的同義詞。其實，“大人”的出現遠遠早於官員，官員其實就是大人的職業化。
堯舜之前的“大人”才是原生態的大人，他們的角色是一箇中間人、“評理”人，通過評理，在人們之間消除分歧和衝突，幫助共識和協作的達成。更具體一點，“大人”充當契約中人，為契約雙方提供評理服務，幫助雙方消除分歧，最終幫助契約的達成和執行。
“王道”是在傳統文獻中代表著最理想的社會秩序、社會狀態，與之對應的是“霸道”。中國歷史上曾經出現著名的“王霸之辯”，而“王霸之辯”的實質就是“義利之辯”。“王道”是以“義”為本的秩序，可稱之為“道義秩序”，“霸道”則是以“利”為本的秩序，是一種“利益秩序”。
王道、霸道在中國歷史上並非平行對等的，而是在產生上有先後的，在整個歷史中的地位則是有本末的。霸道的產生很晚，出現在春秋時期，其代表人物就是以齊桓公領銜的春秋五霸。但王道的產生卻很早，霸道之前，中國的社會秩序、政治秩序一直是王道。
如果追溯王道起源，就會遇到一個很棘手的問題。當我們說王道、霸道時，實際上是將其當成一種政治理念和政治形態，其基本前提是政府的存在。但是，政府在中國歷史中的出現是很晚的，至堯舜時期才有。正因為如此，《尚書》是從堯舜寫起，傳統上也將政治原則稱之為堯舜之道。其實堯舜之道就是王道。
那麼堯舜之前，作為無政府的社會，王道存在嗎？答案是肯定的！我們的傳統文獻記載的很清楚，王道，後來也被稱作“道統”，並非是從堯舜始，而是從文明之初的易經始、伏羲始，伏羲時代才是王道的真正起點。中國歷史傳統的三皇五帝框架，實質上也是一個道統、王道框架。
堯舜之前的王道究竟是一個什麼樣的狀態，那時的社會究竟是一個什麼狀態，社會秩序具體是怎麼實現的，對這一系列問題，傳統文獻並沒有太多的記錄。事實上，最純正的王道、中國文化的內核，就是在堯舜之前漫長的三皇五帝階段產生和存在的，弄明白這段歷史，對理解中國傳統文化的要義和精髓至關重要。
幸運的是，通過文獻之外所積累的歷史信息，現在我們已經基本可以重現堯舜之前的中國社會狀態了，重現那時的王道了。這些新增的歷史信息主要來自兩個領域，一個是考古，一個文字學，主要是甲骨文。本文的目的就是研究“王”以及相關文字的甲骨文或金文字形，發掘其中所蘊含的歷史信息，來揭示“王”字的真正內涵，從而揭示“王道”的內涵。
王的甲骨文最早也是主要的字形，是“大”下加一橫。關於“大”的甲骨字形的內涵，我此前已經做過詳細考釋。“大”的甲骨字形是人形，主要義項卻是大，因此，“大”字大的含義，並非人的外形上、物理上的大，而是內在的、道德上的大，即大德。因此，“大”中的人，並非一般人，而是大德之人，即“大人”。“大”的字源為“大人”，“大”字的大的義項，本義是大人之大，是一種抽象的大，而非具象的大。具象的大的義項，是從抽象的大中派生而來。
因此，“大”絕非象形文字，因為其所表達的含義並非基於外形的具象，而是與外形無關的抽象。“大”是“借形文字”，借具象之外形，表達抽象之意義，借“大人”之人的具象外形，表達大人內在之德的抽象的大。
“大人”在中國歷史中一直存在，而且一直是社會的中堅，承擔著社會秩序的維持者的角色。在堯舜之後如此，在堯舜之後也是如此。堯舜之前，由於沒有政府的存在，“大人”就是純民間的。堯舜之後，政府開始存在，“大人”的一部分就進入政府，成為職業的“大人”，即成為政府官員。這樣逐漸“大人”也就成為對官員的一種尊稱。以致後人產生一種誤解，認為“大人”本來就是用來稱呼官員的，是官員的同義詞。其實，“大人”的出現遠遠早於官員，官員其實就是大人的職業化。
堯舜之前的“大人”才是原生態的大人，他們的角色是一箇中間人、“評理”人，通過評理，在人們之間消除分歧和衝突，幫助共識和協作的達成。更具體一點，“大人”充當契約中人，為契約雙方提供評理服務，幫助雙方消除分歧，最終幫助契約的達成和執行。
《周易 繫辭》說：“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之治，萬民以察。”結繩和書契是契約的最初最原始形態，最先是結繩，書契次之。結繩是一對打著繩結的繩子，書契是一對刻著齒紋的小木片，兩者的機制基本相同。契約的實質是方便兩人進行合作、協作的工具。
在堯舜之前，中國沒有政府，契約就是維護社會秩序的最主要工具，因此說“上古結繩而治”，結繩而治就是“契約而治”。從這個意義上說，堯舜之前的三皇五帝時代，就是一個“契約時代”。
如果說那時契約是社會實現治理的工具，而作為契約中介的“大人”，則是則是契約可以達成和執行的重要保障和基石。這些民間的“大人”，憑藉知己的道德威望和道義、義理水平，在契約雙方之間進行說理、評理，幫助二者達成共識，消除分歧。
因此，支撐堯舜之前的中國社會的，有三個關鍵要素：契約，大人，道義、道理。這三者是三位一體的。契約是工具，大人是主體，道義是理念。三者之中最重要的是“大人”，其次是道義（也可稱道、義、理、義理等）。契約是道義的承載工具，契約之踐行道義的工具，踐行道義的主體是契約雙方，而“大人”則是通過提供道義服務（評理），幫助契約雙方更好成為合格的道義主體，並去踐行道義，具體表現在契約的簽訂和執行。
“王”字甲骨文最早、也是最主要的字形為“大”下一個“一”。 “大”，就是“大人”，指的就是承擔社會治理職能的那個群體，他們憑藉自己的道德、道義水平，提供以評理、說理為形式的道義服務。“大”下的“一”，指的是土地、區域。無政府時代的“大人”，以及有政府之後的民間的“大人”，他們的道義道德聲望都是有一個覆蓋區域的，這個“一”就是那個區域。
從這個意義上，“王”在中國文明中是一直存在的，因為“大人”、“道義”、“契約”在中國文明中一直存在。“王”的實質含義就是“大人”和“道義”，“王”就是“大人”和“王道”。
但是，“王”又和政府、政治有關，是政府首腦，甚至統治者。這一層含義，意味著，“王”字又不是指一般的“大人”，而是政府出現之後，進入政府拿俸祿的職業化的“大人”。
“王道”是在傳統文獻中代表著最理想的社會秩序、社會狀態，與之對應的是“霸道”。中國歷史上曾經出現著名的“王霸之辯”，而“王霸之辯”的實質就是“義利之辯”。“王道”是以“義”為本的秩序，可稱之為“道義秩序”，“霸道”則是以“利”為本的秩序，是一種“利益秩序”。
王道、霸道在中國歷史上並非平行對等的，而是在產生上有先後的，在整個歷史中的地位則是有本末的。霸道的產生很晚，出現在春秋時期，其代表人物就是以齊桓公領銜的春秋五霸。但王道的產生卻很早，霸道之前，中國的社會秩序、政治秩序一直是王道。
如果追溯王道起源，就會遇到一個很棘手的問題。當我們說王道、霸道時，實際上是將其當成一種政治理念和政治形態，其基本前提是政府的存在。但是，政府在中國歷史中的出現是很晚的，至堯舜時期才有。正因為如此，《尚書》是從堯舜寫起，傳統上也將政治原則稱之為堯舜之道。其實堯舜之道就是王道。
那麼堯舜之前，作為無政府的社會，王道存在嗎？答案是肯定的！我們的傳統文獻記載的很清楚，王道，後來也被稱作“道統”，並非是從堯舜始，而是從文明之初的易經始、伏羲始，伏羲時代才是王道的真正起點。中國歷史傳統的三皇五帝框架，實質上也是一個道統、王道框架。
堯舜之前的王道究竟是一個什麼樣的狀態，那時的社會究竟是一個什麼狀態，社會秩序具體是怎麼實現的，對這一系列問題，傳統文獻並沒有太多的記錄。事實上，最純正的王道、中國文化的內核，就是在堯舜之前漫長的三皇五帝階段產生和存在的，弄明白這段歷史，對理解中國傳統文化的要義和精髓至關重要。
幸運的是，通過文獻之外所積累的歷史信息，現在我們已經基本可以重現堯舜之前的中國社會狀態了，重現那時的王道了。這些新增的歷史信息主要來自兩個領域，一個是考古，一個文字學，主要是甲骨文。本文的目的就是研究“王”以及相關文字的甲骨文或金文字形，發掘其中所蘊含的歷史信息，來揭示“王”字的真正內涵，從而揭示“王道”的內涵。
王的甲骨文最早也是主要的字形，是“大”下加一橫。關於“大”的甲骨字形的內涵，我此前已經做過詳細考釋。“大”的甲骨字形是人形，主要義項卻是大，因此，“大”字大的含義，並非人的外形上、物理上的大，而是內在的、道德上的大，即大德。因此，“大”中的人，並非一般人，而是大德之人，即“大人”。“大”的字源為“大人”，“大”字的大的義項，本義是大人之大，是一種抽象的大，而非具象的大。具象的大的義項，是從抽象的大中派生而來。
因此，“大”絕非象形文字，因為其所表達的含義並非基於外形的具象，而是與外形無關的抽象。“大”是“借形文字”，借具象之外形，表達抽象之意義，借“大人”之人的具象外形，表達大人內在之德的抽象的大。
“大人”在中國歷史中一直存在，而且一直是社會的中堅，承擔著社會秩序的維持者的角色。在堯舜之後如此，在堯舜之後也是如此。堯舜之前，由於沒有政府的存在，“大人”就是純民間的。堯舜之後，政府開始存在，“大人”的一部分就進入政府，成為職業的“大人”，即成為政府官員。這樣逐漸“大人”也就成為對官員的一種尊稱。以致後人產生一種誤解，認為“大人”本來就是用來稱呼官員的，是官員的同義詞。其實，“大人”的出現遠遠早於官員，官員其實就是大人的職業化。
堯舜之前的“大人”才是原生態的大人，他們的角色是一箇中間人、“評理”人，通過評理，在人們之間消除分歧和衝突，幫助共識和協作的達成。更具體一點，“大人”充當契約中人，為契約雙方提供評理服務，幫助雙方消除分歧，最終幫助契約的達成和執行。
《周易 繫辭》說：“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之治，萬民以察。”結繩和書契是契約的最初最原始形態，最先是結繩，書契次之。結繩是一對打著繩結的繩子，書契是一對刻著齒紋的小木片，兩者的機制基本相同。契約的實質是方便兩人進行合作、協作的工具。
在堯舜之前，中國沒有政府，契約就是維護社會秩序的最主要工具，因此說“上古結繩而治”，結繩而治就是“契約而治”。從這個意義上說，堯舜之前的三皇五帝時代，就是一個“契約時代”。
如果說那時契約是社會實現治理的工具，而作為契約中介的“大人”，則是則是契約可以達成和執行的重要保障和基石。這些民間的“大人”，憑藉知己的道德威望和道義、義理水平，在契約雙方之間進行說理、評理，幫助二者達成共識，消除分歧。
因此，支撐堯舜之前的中國社會的，有三個關鍵要素：契約，大人，道義、道理。這三者是三位一體的。契約是工具，大人是主體，道義是理念。三者之中最重要的是“大人”，其次是道義（也可稱道、義、理、義理等）。契約是道義的承載工具，契約之踐行道義的工具，踐行道義的主體是契約雙方，而“大人”則是通過提供道義服務（評理），幫助契約雙方更好成為合格的道義主體，並去踐行道義，具體表現在契約的簽訂和執行。
“王”字甲骨文最早、也是最主要的字形為“大”下一個“一”。 “大”，就是“大人”，指的就是承擔社會治理職能的那個群體，他們憑藉自己的道德、道義水平，提供以評理、說理為形式的道義服務。“大”下的“一”，指的是土地、區域。無政府時代的“大人”，以及有政府之後的民間的“大人”，他們的道義道德聲望都是有一個覆蓋區域的，這個“一”就是那個區域。
從這個意義上，“王”在中國文明中是一直存在的，因為“大人”、“道義”、“契約”在中國文明中一直存在。“王”的實質含義就是“大人”和“道義”，“王”就是“大人”和“王道”。
但是，“王”又和政府、政治有關，是政府首腦，甚至統治者。這一層含義，意味著，“王”字又不是指一般的“大人”，而是政府出現之後，進入政府拿俸祿的職業化的“大人”。
“立”的甲骨字形與“王”非常一致，也是“大”下一個“一”。唯一區別的是，“王”中“大”所象形的人，狀態是正規的、繃緊的，而“立”中的“大”所象形的人，則是鬆弛自然的。可以這樣來比喻，“王”中的人象踢正步的軍人，而“立”中的人，則是自然行走的人。
軍人走路的姿勢被標準化、模式化，是服從命令的一個體現。“王”中的“大人”，也是被模式化的，也同樣是出於服從命令的目的，只不過所服從的是道義和人民。一旦進入政府，成為職業化的“大人”，拿國家的俸祿，就必須接受道義和人民的約束，放棄自己的個性和私慾私利。
而“立”中的“大人”則是一般的未進入政府的“大人”，不受外在外的強制性的約束。顯然“立”的本義是象“大人”一樣立，所立的是人格、道德、道義。同時，契約雙方之間的契約也的確是由“大人”所幫助訂立，本地區的公約、規矩也是由“大人”所立，“建立”、“訂立”的義項就是由此而來。
“王”的甲骨字形的演化路徑也非常清晰，見上圖。最開始是“大”加下面一個“一”，後來上面又出現一個一。再後來，中間的“大”被簡化成“十”，這樣就成為三橫一豎的“王”，一直延續至現在。
到了西漢，對“王”字的字形，人們已經只知三橫一豎的，而不知其原初狀態。因此，董仲舒對“王”的解釋是：“古之造文者，三畫而連其中謂之王。三者，天地人也。而三通之者，王也。”許慎在《說文解字》中對董仲舒的這段話進行了引用，並且還說：“孔子曰‘一貫三為王’”
現代的“文字學家”，憑藉在甲骨文、金文上的新發現，就對董仲舒進行全盤否定。在字形上，董仲舒的確說錯了，但是，在字形內涵上，卻保存了非常有價值的記錄。他說“三者，天地人也”，的確是對“王”字正確的解讀。只是“三”在更早的字形中不是三，而是兩橫中間一個“大”。“人”就是中間的“大”，“天地”是上下兩橫。而在最原始原始的字形中，則僅僅有下面一橫，這意味著，“王”中只有“地”和“大人”，而沒有“天”。
董仲舒所記錄的對“王”字的解讀，也反過來證明，“王”字甲骨字形中的“大”字形結構就是“大”，所指代的“人”，是“大人”。也正因為如此，“王”字也有大的義項。《廣雅 釋詁一》：王，大也。同時，從王字甲骨字形的演變歷程中也可以判斷，天地人“三才”的思想形成於甲骨文晚期，也是商代晚期，然後又被引入易經，附會到八卦的卦象中，將其中的三畫也解讀成“三才”。
從字形結構看，“王”本意是指進入政府的“大人”群體，而非僅僅指某一位，僅僅指政府首腦。 更能清晰標明這一點的是，在金文“士”和早期的甲骨文的“王”是同一字形。更直接地說，“士”在早期實際上是“王”的一個義項。這意味著，“士”也是“大人”，顯然是一個群體。
“王”和“士”本來是同一個字，指的是進入政府拿國家俸祿的職業化“大人”群體，職能就是提供道義服務，維護社會秩序。
用來表示“大人”群體的還有一個字是“儒”，我此前也做過專門考釋。“儒”的甲骨字形是“大”加上兩側的四點。“大”是大人，兩側的四點，指代水，其含義是遵循，象水遵循河道一樣去遵循。“儒”的含義，就是指被遵循的“大人”。“儒”字中的“大”，象“立”字中的“大”一樣，是一般的、自然的“大人”。
“儒”、“王”、“士”三者的甲骨字形揭示了三者之間的密切關係，也揭示儒家與政治之間的密切關係。
“王道”是在傳統文獻中代表著最理想的社會秩序、社會狀態，與之對應的是“霸道”。中國歷史上曾經出現著名的“王霸之辯”，而“王霸之辯”的實質就是“義利之辯”。“王道”是以“義”為本的秩序，可稱之為“道義秩序”，“霸道”則是以“利”為本的秩序，是一種“利益秩序”。
王道、霸道在中國歷史上並非平行對等的，而是在產生上有先後的，在整個歷史中的地位則是有本末的。霸道的產生很晚，出現在春秋時期，其代表人物就是以齊桓公領銜的春秋五霸。但王道的產生卻很早，霸道之前，中國的社會秩序、政治秩序一直是王道。
如果追溯王道起源，就會遇到一個很棘手的問題。當我們說王道、霸道時，實際上是將其當成一種政治理念和政治形態，其基本前提是政府的存在。但是，政府在中國歷史中的出現是很晚的，至堯舜時期才有。正因為如此，《尚書》是從堯舜寫起，傳統上也將政治原則稱之為堯舜之道。其實堯舜之道就是王道。
那麼堯舜之前，作為無政府的社會，王道存在嗎？答案是肯定的！我們的傳統文獻記載的很清楚，王道，後來也被稱作“道統”，並非是從堯舜始，而是從文明之初的易經始、伏羲始，伏羲時代才是王道的真正起點。中國歷史傳統的三皇五帝框架，實質上也是一個道統、王道框架。
堯舜之前的王道究竟是一個什麼樣的狀態，那時的社會究竟是一個什麼狀態，社會秩序具體是怎麼實現的，對這一系列問題，傳統文獻並沒有太多的記錄。事實上，最純正的王道、中國文化的內核，就是在堯舜之前漫長的三皇五帝階段產生和存在的，弄明白這段歷史，對理解中國傳統文化的要義和精髓至關重要。
幸運的是，通過文獻之外所積累的歷史信息，現在我們已經基本可以重現堯舜之前的中國社會狀態了，重現那時的王道了。這些新增的歷史信息主要來自兩個領域，一個是考古，一個文字學，主要是甲骨文。本文的目的就是研究“王”以及相關文字的甲骨文或金文字形，發掘其中所蘊含的歷史信息，來揭示“王”字的真正內涵，從而揭示“王道”的內涵。
王的甲骨文最早也是主要的字形，是“大”下加一橫。關於“大”的甲骨字形的內涵，我此前已經做過詳細考釋。“大”的甲骨字形是人形，主要義項卻是大，因此，“大”字大的含義，並非人的外形上、物理上的大，而是內在的、道德上的大，即大德。因此，“大”中的人，並非一般人，而是大德之人，即“大人”。“大”的字源為“大人”，“大”字的大的義項，本義是大人之大，是一種抽象的大，而非具象的大。具象的大的義項，是從抽象的大中派生而來。
因此，“大”絕非象形文字，因為其所表達的含義並非基於外形的具象，而是與外形無關的抽象。“大”是“借形文字”，借具象之外形，表達抽象之意義，借“大人”之人的具象外形，表達大人內在之德的抽象的大。
“大人”在中國歷史中一直存在，而且一直是社會的中堅，承擔著社會秩序的維持者的角色。在堯舜之後如此，在堯舜之後也是如此。堯舜之前，由於沒有政府的存在，“大人”就是純民間的。堯舜之後，政府開始存在，“大人”的一部分就進入政府，成為職業的“大人”，即成為政府官員。這樣逐漸“大人”也就成為對官員的一種尊稱。以致後人產生一種誤解，認為“大人”本來就是用來稱呼官員的，是官員的同義詞。其實，“大人”的出現遠遠早於官員，官員其實就是大人的職業化。
堯舜之前的“大人”才是原生態的大人，他們的角色是一箇中間人、“評理”人，通過評理，在人們之間消除分歧和衝突，幫助共識和協作的達成。更具體一點，“大人”充當契約中人，為契約雙方提供評理服務，幫助雙方消除分歧，最終幫助契約的達成和執行。
《周易 繫辭》說：“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之治，萬民以察。”結繩和書契是契約的最初最原始形態，最先是結繩，書契次之。結繩是一對打著繩結的繩子，書契是一對刻著齒紋的小木片，兩者的機制基本相同。契約的實質是方便兩人進行合作、協作的工具。
在堯舜之前，中國沒有政府，契約就是維護社會秩序的最主要工具，因此說“上古結繩而治”，結繩而治就是“契約而治”。從這個意義上說，堯舜之前的三皇五帝時代，就是一個“契約時代”。
如果說那時契約是社會實現治理的工具，而作為契約中介的“大人”，則是則是契約可以達成和執行的重要保障和基石。這些民間的“大人”，憑藉知己的道德威望和道義、義理水平，在契約雙方之間進行說理、評理，幫助二者達成共識，消除分歧。
因此，支撐堯舜之前的中國社會的，有三個關鍵要素：契約，大人，道義、道理。這三者是三位一體的。契約是工具，大人是主體，道義是理念。三者之中最重要的是“大人”，其次是道義（也可稱道、義、理、義理等）。契約是道義的承載工具，契約之踐行道義的工具，踐行道義的主體是契約雙方，而“大人”則是通過提供道義服務（評理），幫助契約雙方更好成為合格的道義主體，並去踐行道義，具體表現在契約的簽訂和執行。
“王”字甲骨文最早、也是最主要的字形為“大”下一個“一”。 “大”，就是“大人”，指的就是承擔社會治理職能的那個群體，他們憑藉自己的道德、道義水平，提供以評理、說理為形式的道義服務。“大”下的“一”，指的是土地、區域。無政府時代的“大人”，以及有政府之後的民間的“大人”，他們的道義道德聲望都是有一個覆蓋區域的，這個“一”就是那個區域。
從這個意義上，“王”在中國文明中是一直存在的，因為“大人”、“道義”、“契約”在中國文明中一直存在。“王”的實質含義就是“大人”和“道義”，“王”就是“大人”和“王道”。
但是，“王”又和政府、政治有關，是政府首腦，甚至統治者。這一層含義，意味著，“王”字又不是指一般的“大人”，而是政府出現之後，進入政府拿俸祿的職業化的“大人”。
“立”的甲骨字形與“王”非常一致，也是“大”下一個“一”。唯一區別的是，“王”中“大”所象形的人，狀態是正規的、繃緊的，而“立”中的“大”所象形的人，則是鬆弛自然的。可以這樣來比喻，“王”中的人象踢正步的軍人，而“立”中的人，則是自然行走的人。
軍人走路的姿勢被標準化、模式化，是服從命令的一個體現。“王”中的“大人”，也是被模式化的，也同樣是出於服從命令的目的，只不過所服從的是道義和人民。一旦進入政府，成為職業化的“大人”，拿國家的俸祿，就必須接受道義和人民的約束，放棄自己的個性和私慾私利。
而“立”中的“大人”則是一般的未進入政府的“大人”，不受外在外的強制性的約束。顯然“立”的本義是象“大人”一樣立，所立的是人格、道德、道義。同時，契約雙方之間的契約也的確是由“大人”所幫助訂立，本地區的公約、規矩也是由“大人”所立，“建立”、“訂立”的義項就是由此而來。
“王”的甲骨字形的演化路徑也非常清晰，見上圖。最開始是“大”加下面一個“一”，後來上面又出現一個一。再後來，中間的“大”被簡化成“十”，這樣就成為三橫一豎的“王”，一直延續至現在。
到了西漢，對“王”字的字形，人們已經只知三橫一豎的，而不知其原初狀態。因此，董仲舒對“王”的解釋是：“古之造文者，三畫而連其中謂之王。三者，天地人也。而三通之者，王也。”許慎在《說文解字》中對董仲舒的這段話進行了引用，並且還說：“孔子曰‘一貫三為王’”
現代的“文字學家”，憑藉在甲骨文、金文上的新發現，就對董仲舒進行全盤否定。在字形上，董仲舒的確說錯了，但是，在字形內涵上，卻保存了非常有價值的記錄。他說“三者，天地人也”，的確是對“王”字正確的解讀。只是“三”在更早的字形中不是三，而是兩橫中間一個“大”。“人”就是中間的“大”，“天地”是上下兩橫。而在最原始原始的字形中，則僅僅有下面一橫，這意味著，“王”中只有“地”和“大人”，而沒有“天”。
董仲舒所記錄的對“王”字的解讀，也反過來證明，“王”字甲骨字形中的“大”字形結構就是“大”，所指代的“人”，是“大人”。也正因為如此，“王”字也有大的義項。《廣雅 釋詁一》：王，大也。同時，從王字甲骨字形的演變歷程中也可以判斷，天地人“三才”的思想形成於甲骨文晚期，也是商代晚期，然後又被引入易經，附會到八卦的卦象中，將其中的三畫也解讀成“三才”。
從字形結構看，“王”本意是指進入政府的“大人”群體，而非僅僅指某一位，僅僅指政府首腦。 更能清晰標明這一點的是，在金文“士”和早期的甲骨文的“王”是同一字形。更直接地說，“士”在早期實際上是“王”的一個義項。這意味著，“士”也是“大人”，顯然是一個群體。
“王”和“士”本來是同一個字，指的是進入政府拿國家俸祿的職業化“大人”群體，職能就是提供道義服務，維護社會秩序。
用來表示“大人”群體的還有一個字是“儒”，我此前也做過專門考釋。“儒”的甲骨字形是“大”加上兩側的四點。“大”是大人，兩側的四點，指代水，其含義是遵循，象水遵循河道一樣去遵循。“儒”的含義，就是指被遵循的“大人”。“儒”字中的“大”，象“立”字中的“大”一樣，是一般的、自然的“大人”。
“儒”、“王”、“士”三者的甲骨字形揭示了三者之間的密切關係，也揭示儒家與政治之間的密切關係。
在古文中“王”與“往”通。許慎在《說文》中也說：“王，天下所歸往”。而“往”字本身的甲骨文則是，“止”下一個“王”。“止”是對腳的象形，有走路、前進的意思。“往”甲骨文字形的整體含義就是到王那裡去。“往”本義是對王的往，是向王而往，用此去指代一般意義的往。這裡的“王”其實質是“大人”，大家都希望與“大人”交往。
與“往”甲骨字形結構相似的是“去”和“達”。“去”的甲骨字形是“大”下一個“口”，指代“大人”的語言。與“往”，“去”中的“大人”的語言只是去的對象、目標。也就是說“去”的本義是指向著大人之語言的去，是去聆聽大人的評判、評理和教誨。當發生糾紛時，人們要去找“大人”評理。因此，對“大人”的需求是硬需求，是最主要的需求。因此，“儒”、“需”本字中都包含著“大”。
另外一個字是“達”，其甲骨字形為“彳”加“大”。 “彳”指代“行”，意思是遵行。甲骨文“達”的字形含義是，遵照“大人”而行。遵照大人而行，就可以到達、發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