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國商人”胡雪巖
胡雪巖，他是一個成功而又失敗的商人，按道理說他和中國的近代海軍並沒有什麼交集，但當本廠長在海軍史研究者陳悅先生所著《船政史》裡發現了胡光墉（雪巖）的名字後就驚奇的發現，原來因為他和左宗棠之間牢不可破的共存關係，他以一個亦官亦商的特殊身份直接參與了福建船政局的籌建和初期的運作之中，船政局初創時期的採辦和後勤保障打多經過胡雪巖的手，也算是間接的參與了中國近代海軍的事務了。在此之後，胡雪巖在海防事務中淡出，當他的名字再次和海軍和海防沾上關係的時候他非但沒有成為助力者，相反卻淪為了阻礙者和拆臺者，同樣是胡雪巖，一前一後的反差為何如此明顯？本廠長認為還是應該從胡雪巖的人生經歷和性格特點說起。
胡光墉，字雪巖，徽州績溪人，中國近代著名紅頂商人，富可敵國的晚清著名企業家，政治家，著名徽商。開辦胡慶餘堂中藥店。後入浙江巡撫幕，為清軍籌運餉械，1866年協助左宗棠創辦福州船政局，在左宗棠調任陝甘總督後，主持上海採運局局務，為左大借外債，籌供軍餉和訂購軍火，又依仗湘軍權勢，在各省設立阜康銀號20餘處，並經營中藥、絲茶業務，操縱江浙商業，資金最高達二千萬兩以上，人稱“為官須看《曾國藩》，為商必讀《胡雪巖》”。
辦胡慶餘堂起家的胡雪巖
胡雪巖白手起家創業成功，又得到中央政府的權威認證（紅頂子），又是左宗棠的得力助手和“錢袋子”，最後因為悲壯的保衛“民族商業”的“生絲保衛戰”徹底羽化涅槃成為了“民族英雄”、“商業楷模”和“愛國商人”。又經作家高陽的小說《紅頂商人》和陳道明主演的電視劇《胡雪巖》等媒體有意或者無意的渲染抬高，胡雪巖成了一個傳說，引得千萬粉絲迷戀與追捧。尤其是在素以成敗論英雄的歷史觀大行其道之下，能在萬千身敗名裂的“盧瑟”中脫穎而出成了一個時代一個領域的一座豐碑式的存在，就更顯得如金子一般的尊貴了。
但是疑問總是存在的，在那個不知道“愛國主義”為何物的年代，沒讀過幾本書，更別奢談讀什麼愛國主義普及讀物的胡雪巖能有如此高尚的“愛國情操”麼？更何況他還是一個商人，一個無利不起早的商人。商人的“愛國情懷”原本就相對較低，更何況在那麼沒有愛國主義的年代。作為商人的胡雪巖是否真的像主流宣傳的那麼愛國，本廠長是持懷疑態度的，因為在晚晴留下的多份筆記上，勾勒在本廠長眼前的則是另外一個胡雪巖，或者說是胡雪巖的另一面，不能暴晒在陽光之下的另一面。
追隨左宗棠、涉足船政
胡雪巖是有伯樂的，這個伯樂就是左宗棠。他們能走在一起絕不是偶然，也不是所謂的“天註定”。左宗棠有才華、有能力、也有手段，但是他卻有著一個十分致命的弱點：沒有氣度。所以也難怪左宗棠一生人緣十分的差，是個純粹的“萬人厭”。在左宗棠看來，世人只分兩種：一種是能讓他大罵不止的人，比如曾國藩、李鴻章這樣的“牛人”；而剩下的都是他不屑於罵的人，這就是左宗棠的“個性”。而胡雪巖也有著相似的“個性”。
胡雪巖是個十分珍惜面子的人，同時又是個很好色的人。在《南亭筆記》裡就有這麼一個很能反映胡雪巖蠻橫和霸道性格的故事——
胡嘗過一成衣鋪，有女倚門而立，頗苗條，胡注目觀之。女覺，乃闔門而入。胡恚，使人說其父，欲納之為妾，其父靳而不予，許以七千（銀）元，遂成議。擇其某日，宴賓客，酒罷入洞房，開尊獨飲，醉後令女裸臥於床。僕擎巨燭侍其旁，胡迴環審視，軒髯大笑曰：“汝前日不使我看，今竟如何（當初你不讓我看，如今怎樣）？”已而匆匆出宿他所，詰旦遣嫗告於女曰：“房中所有悉將取去，可改嫁他人，此間固無從位置也（房裡的所有東西你都可以拿，你可以改嫁，我這裡沒有你的位置）。”女如言獲二萬金，歸諸父，遂成巨室。
把人家強娶了，裸臥於床看了一會然後又把人家轟走，胡雪巖做出這一系列超出今人思考範圍的一系列舉動的唯一根源僅僅就是因為那個女子不讓他看她。對自己的面子的“重視”程度絕對是無以復加，而隱藏在這種“自尊”下的一般是自卑的本質，因為自卑和自尊往往只有一紙之隔而已。
胡雪巖的這種行為用一個病理學術語就叫做偏執，很巧的是左宗棠也恰恰是這麼一種偏執的人，他們早年的人身軌跡多少有些類似：起初頗不得意，不容於當時的主流社會，卻自負有大才，最怕被人瞧不起。所以他們的性格都偏執，左宗棠表現在他那極差的人緣，而胡雪巖則表現在高調的炫富和對女性的玩弄。卻使他二人產生了某種“英雄惜英雄”的感覺，兩個不容於主流社會的人自然而然的就結成了同盟。
胡雪巖的人生經歷形同過山車
左宗棠在升任浙江巡撫後，對胡雪巖信任有加，將全省錢糧、軍餉儲存、管理和轉運大權交到了胡雪巖所經營的阜康錢莊手上，雖然利率很低，幾乎沒有什麼賺頭。但是此舉卻給胡雪巖帶來了豐厚的連帶利潤。有了左宗棠的關係，阜康錢莊中的官員存款額度水漲船高，“京內外諸公無不以阜康為外庫，寄存無算”，獲得了極其豐厚的回報。
左宗棠是胡雪巖最大的靠山
1866年，左宗棠要籌辦船政，所以就把胡雪巖也帶到了福州，照例將有關船政的一切原料採辦、購買外商機器、邀聘外國技術人員、招募工匠水手的諸多事務交給了胡雪巖。因為是左宗棠交辦的差事，胡雪巖幹得格外用心，事必躬親。赴上海招募工匠、赴寧波招募水手，並向左宗棠推薦了曾經在葡萄牙商船上做過水手，熟悉蒸汽輪船機械操作、曾經從浙江鄉紳之請，指揮寧波地方政府和鄉紳集資購買的炮艦“寶順”號北上南下擊滅大量海盜的寧波鎮海人貝錦泉和貝珊泉兄弟。隨後貝錦泉出任了福建地方購買的“華福寶”輪船的管帶，左宗棠交卸閩浙總督趕赴西北之前將此二人留給了就任船政大臣的沈葆楨。貝錦泉隨後成了船政創制第一號輪船“萬年清”號的首任管帶，為“萬年清”艦首航成功立下了汗馬功勞；隨後又參加了多艘福建船政新建艦隻的試航工作，是當時閩浙乃至中國難得的軍艦指揮人才。而貝珊泉雖然沒有乃兄的名聲，但也是一位優秀的軍艦管帶，曾在中法戰爭中率領船政建造的“元凱”號炮艦駐防老家浙江鎮海，並參加了鎮海保衛戰。因此，在為左宗棠選人方面，不得不承認胡雪巖是獨具慧眼的，這也是胡雪巖不多的和中國近代海軍的交集所在。
當然了，胡雪巖這麼賣力肯定也不白乾，購買機器、原材料這些經濟行為根據“行業潛規則”都是有回扣可以拿的；而他作為中間人僱傭工匠和水手，也是能在船政給他們開的工資中提取比例可觀的佣金的。更重要的是：胡雪巖是以左宗棠全權代表的名義操作這些採購和僱傭的，而左宗棠又是以國家採購和招募的名義佈置下來的任務，胡雪巖無形中就戴上了“國家特派員”的頭銜，這種看不見摸不著卻能實實在在感受得到的好處反過來使得他的錢莊生意越發興隆。
樂善好施背後的故事
的確，在當時的財富標準下，胡雪巖是個地道的“大戶”，而且的的確確是個十分大方的“狗大戶”。在自己的家鄉杭州經歷太平天國之亂嚴重破壞、百廢待新之際受命於左宗棠主持杭州的戰後重建工作。《莊諧選錄》記載，“當其受知湘陽相國主持善後諸事。始則設粥廠，設難民局，設義烈遺阡，繼而設善堂，設義塾，設醫局，修復名勝寺院，凡養生送死賑財恤窮之政，無不備舉。” “嘗於冬日施丐，每人棉衣一件又錢二百文，一時託缽之流頌德不置。”也正由於此，“胡大善人”的名號在杭州城不徑而走，“至於委巷小民，白屋寒士，待胡而舉火者，鹹頌胡禱胡不置。”
當然對於他的“伯樂”左宗棠的求助，胡雪巖更是有求必應、絕無二話，腰包掏得格外爽快及時：當左宗棠出征陝甘時，他捐贈了“飛輪開花炮”，雖然本廠長不知道這種武器長得什麼模樣，但據左宗棠說操作起來“精緻靈便迥異尋常”；左宗棠出征新疆，他又捐贈了“飛龍奪命丹”等丸散藥品；左宗棠出任兩江總督，奉中央命令賑濟山東水災，財政無錢，也是胡雪巖墊付了20萬兩。在餓死千萬人的“丁戊奇荒”期間，胡雪巖的捐贈更為積極。《光緒朝東華錄》記載他“為陝西捐銀5 萬兩，為河南、山西各捐銀1.5 萬兩，為山東捐銀2 萬兩，制錢3100串，另有新棉衣3 萬件，合計銀錢米價棉衣及水陸運解腳價估計已在20 萬內外。”左宗棠因此在給中樞的奏摺中寫道：“其（胡雪巖）好義之誠用情之摯如此，察看紳富獨力呈捐，無如其多者。”
胡雪巖為何如此樂善好施？當然不會是因為他“心地善良”、“熱心公益事業”。他的樂善好施是分對象的，胡雪巖的樂善好施大致可以分為以下兩類：
首先是鄉親鄰里，這個群體是最好說話的，也最容易為胡雪巖做廣告。因此在對被戰火蹂躪後的家鄉重建上，胡雪巖絲毫不吝嗇本錢，功利心也較小，但目的只有一個，以高調的慈善給自己的胡慶餘堂和阜康錢莊做廣告，《越縵堂日記》就認為胡雪巖是在“時出微利以餌士大夫”，這個“餌”字十分精到地描繪了胡雪巖的慈善動機。這個賠本賺吆喝，胡雪巖必須做。因為在那個人口流動性不是很大的時代，連自己老家人都搞不定的商人是註定混不下去的。而對他在這方面的行善，即便是某些將胡雪巖捧成傳奇英雄的文學作品裡也不得不承認，這只是一種成功的商業營銷手段而已。
其次是左宗棠交辦下來的差事。自1862年起，圍繞著左宗棠的各項活動：剿發、剿捻、平回、西征、山東水災、丁戌奇荒。無論是主持上海採運局、捐“飛輪開花炮”、捐“飛龍奪命丹”，到災區撒錢撒棉衣。左宗棠走到哪裡，胡雪巖就捐到哪裡。捐不捐的標準只有一條，即是否有利於左宗棠？有利於左宗棠撈取政治資本的“善舉”他就毫不猶豫的去幹，反之則堅決作壁上觀，這也是為什麼在他替左宗棠行的善之前大多要加上“從左宗棠之請”、“應左宗棠之邀”、“奉左宗棠之命”之類定語的原因所在。
在胡雪巖看來，左宗棠就不是一個人，而是一個香餑餑，一個黃金做成的香餑餑，這個香餑餑越香，他從中得到的好處就越大。所以他為左宗棠做的這些善舉，也為他帶來了巨大的收益。每一筆“善款”，就是對左宗棠的一筆政治投資，必定能給左宗棠贏得巨大的政治資本。而左宗棠雖然脾氣壞人緣差，但是絕對不是個不懂得知恩圖報的人，當年大學士潘祖蔭幫左宗棠擺平了因以舉人之身侮辱三品武官而引發的殺身之禍，左宗棠即以大克鼎贈與潘祖蔭作為報答並逢年過節必塞紅包，更何況是為他撒了那麼多錢的胡雪巖了。所以左宗棠在每次拿到胡雪巖的捐款後必然會向朝廷遞交一份漂漂亮亮的報告，附上請賞的名單。然後胡雪巖就必然獲得朝廷的嘉獎。《莊諧選錄》記載道：“朝廷有大軍旅，各省有大災荒，(胡雪巖)皆捐鉅萬金不少吝，以是屢拜樂善好施之嘉獎，由布政使銜候選道被一品之封典，且贈及三代如其官。”
最終，胡雪巖靠為左宗棠撒錢為自己賺來了從二品的布政使銜（相當於今日的副省級的行政級別），胡雪巖的老母親也依靠兒子的這些“善舉”賺來了正一品的封典，俗話說“子以母貴”，憑藉著老母的一品頭銜，胡雪巖突破了自己作為捐班出身的品秩限制，在杭州按照一品級別建起了建豪宅，連頂戴花翎也自說自話的換成了一品（這最終也成了讓胡雪巖覆滅的一個伏筆——僭越之罪），與浙江省的巡撫、布政使、按察使和提督們稱兄道弟、平起平坐。更讓胡雪巖感到榮耀的是，經不住左宗棠的一再誇獎和保舉，中樞賞了胡雪巖一件代表著至高無上榮寵的黃馬褂，《越縵堂日記》形容道：“以小販賤豎，官至江西候補道，銜至布政使，階至頭品頂戴，服至黃馬褂。”
永遠不放空槍
憑藉著“官商”的身份以及左宗棠的後臺，胡雪巖積累了大量的財富，曾經為了一頓飽飯而奔波的小學徒如今成了擁有眾多豪宅和姬妾的財主。他在杭州的豪宅文石為牆，滇銅為砌，有的牆壁是將景德鎮所產上等細瓷碗打碎，搗成細瓷砂塗抹，據稱可千年不朽。園林巧奪天工，樓閣玲瓏，雲屏繪錦，綠暗瑤香，耗資鉅萬，豪奢無匹。甚至外國使臣到杭州，寧肯住在胡府，也不去迎賓館舍。如此僭越違制之嫌的行為卻因為左宗棠的庇護而無人問津，胡雪巖攀上了人生的巔峰。
雕樑畫棟的胡雪巖故居
手中握有鉅額的朝廷高官以及商賈們的存款，這些存款並不需要胡雪巖自己靠公關工作去求他們存入阜康錢莊，而只要高高在上的朝南坐等這些白花花的銀兩如同水銀一般流入錢莊的銀庫，形同白撿。這使得胡雪巖有了更大的經濟資本去面對更大的投資機會，冒更大的風險去博得更大的利潤。而這一搏的開始起於1875年，胡雪巖將用他手中積攢下來的經濟和政治資本，在這一年開始他人生中的第一次豪賭。雖然這次豪賭的風險要遠遠大於之前的任何一場商業投資，但是一旦成功，他將獲得他這輩子想都不敢想的鉅額回報。這對永遠不放空槍的胡雪巖來說，其誘惑並不亞於一個他房中那俗稱“十二釵”的姬妾中的任何一個。
胡雪巖的名字又一次的和海防事務沾上了關係。不過這次，他卻堅決的站在了海防的對立面，在配合左宗棠成功的從“海防派”手中贏得了鉅額資金申請的同時獅子大開口，將大約相當於四條“定遠”級鐵甲艦的價格的鉅額資金最終裝入了他自己的腰包。這筆款項的數額之大，遠遠高於他之前任何一筆投資所掙的回報，這筆投資就是左宗棠出兵新疆的軍費，史稱“西征借款”。
辦理西征借款
1874年日本借臺灣生藩原住民殺死琉球船民事件發動侵臺行動，雖然清政府調兵遣將，並通過外交途徑迫使日本從臺灣撤軍。但是和西方列強不同的是：日本在大清眼中還停留在未開化的撮爾小邦範疇，撮爾小邦居然敢在天朝上國的國土上開刀，清廷所受的刺激可想而知。被洋人欺負也就算了，如今一個小小的日本居然也敢欺負天朝，是可忍孰不可忍！
所以在1874年恭親王上奏朝廷，提出“練兵、簡器、造船、籌餉、用人、持久”六條建議，“臣等承辦各國事務，於練兵、裕餉、習機器、制輪船等議，屢經奏陳籌辦……如臣等所擬各條，僉議相符，即應確要籌辦；如各條外別具良策，亦即一併奏陳會議，均於議定後請旨遵行。總期實備精求，務臻有濟，以紓目前當務之急，以裕國家久遠之圖，臣等幸甚！天下幸甚！”
同年11月,同治皇帝頒發上諭：“該王大臣（指恭親王）所陳練兵、簡器、造船、籌餉、用人、持久各條，均繫緊要機宜。著李鴻章、李宗羲、沈葆楨、都興阿、李鶴年、李瀚章、英瀚、張兆棟、文彬、吳元炳、裕祿、楊昌睿、劉坤一、王凱泰、王文韶（以上皆為沿海沿江各省的督撫），詳細籌議，將逐條切實辦法，限於一月內復奏。”還生怕這些督撫心不在焉出工不出力，所以這次的上諭結尾還特別強調了一句：“不得以空言塞責。”
相關督撫接到上諭後不敢怠慢，在一月的限期內紛紛提出了自己的主張，這就是中國近代史上十分有名的第一次海防大籌議。
然而這次籌議的“命題作文”標題是“海防”，但最終在國家決策建立南北洋以及福建的“三洋水師”的政策出臺的同時，又節外生枝的通過了另外一項和海防風馬牛不相及的決策——出兵西北，收復已經被阿古柏的“哲德沙爾國”統治了七年之久的新疆。
阿古柏侵佔新疆超過七年
形成這個決策的過程和原因錯綜複雜，足可單獨成章，故本文無意涉及。但是結果卻是不言而喻的：當時身為甘陝總督的左宗棠成了這個決策的最終受益者，他得到了朝廷資金批准，硬是在海防大籌議中籌議出了一個塞防的空間，並且在客觀上成功的擠佔了一大塊原本可以用於海防的資金額度，贏得了這一場本質是“搶錢”的海防-塞防之爭。
雖然左宗棠贏得了資金用途的申請，但是以當時朝廷每年最多六千萬兩的收入，根本不敷出徵新疆的軍事開銷，沒辦法，只好借款。左宗棠原本想爭得時任兩江總督兼南洋通商大臣沈葆楨的支持來辦理借款一事，畢竟他地處東南，離洋人近。但是沈葆楨堅決不接招，他一心想要購買中國自己的鐵甲艦，心中正對左宗棠的橫插一槓感到不滿，原本就是堅定的海防派，旗幟鮮明的反對塞防，又怎會為塞防派做嫁衣呢？最後，和西方銀行團談判西征借款的差事不出意外的依然落到了身為左宗棠的親信兼錢袋子的胡雪巖的肩膀上。
胡雪巖並不是第一次替左宗棠幹借款這種差事，早在左宗棠在西北征捻剿回的軍事行動中，胡雪巖已經出面分別在1867年和1868年向以匯豐銀行為首的外資銀行團借過兩筆款項，分別為100萬兩和120萬兩，借期分別是六個月和十個月。有過和匯豐銀行這兩次的愉快合作，胡雪巖顯得輕車熟路，各項談判——或者說是交易都異常順利。1875年4月，當劉錦棠和張曜所統帥的兩路大軍從甘肅開拔的時候，一筆高達300萬兩、借期三年的鉅款從匯豐銀行匯入了胡雪巖的阜康錢莊。隨後左宗棠又通過胡雪巖從外資銀行團再度借款三次，時間分別是1877年6月、1878年9月和1881年5月，數額分別為500萬兩、借期七年，175萬兩、借期六年，400萬兩、借期六年。加上1867年和1868年的那兩次加起來的220萬兩，左宗棠為了西征事宜，總共通過胡雪巖借款六次，借款總額高達白銀1595萬兩整。用一段很官方的定義語言來形容的話，那就是：“‘愛國商人’胡雪巖想國家之所想、急國家之所急，用自己的實際行動有力的支援了‘民族英雄’左宗棠平定西北、收復新疆的正義事業。”
聽起來“正能量”十足，可是不要忘了一點：胡雪巖是商人，一個文化層次不高，“階級覺悟”註定也不會很高的商人，是絕不可能做義務勞動的。上文曾經說過胡雪巖永遠不會放空槍，每做一件事情必然要收到相應的經濟或者政治紅利，給國家辦貸款，按道理說是費力不討好、沒什麼油水可刮的苦差事，但胡雪巖偏偏就樂呵呵的去幹了，而且幹得如此不亦樂乎。究其原因，除了這是左宗棠交辦下來的差事以外，更重要的是：他胡雪巖能在其中撈取巨大的利潤。
從國家身上揩油？這談何容易呢？但是這對“胡大善人”而言卻不是什麼大不了的問題。借款的手續合同合理合法，看上去天衣無縫，只不過左宗棠上報給朝廷的利息率看起來似乎有點不太對勁。這幾筆貸款的利率還真不是一般的高！
巨大風險後的巨大收益
如果僅僅代表清政府出面和外國銀行直接談貸款，成功的可能性並不大，因為當時清政府的歲入就是六千萬兩左右的一個定數，刨除財政支出後就鮮有結餘了，如此的還款能力自然是不能令人放心的。但是送上門來的貸款業務關係到銀行業績，不能不接，所以就有了一種變通的辦法：老外發現清政府沒錢並不等於中國的富人階級沒錢，因此決定由銀行出面，以銀行的信譽作擔保，在中國市場發行債券，以此融資。但是眾所周知，融資是要冒不小的風險的，而且作為一種當時非常時髦的“理財產品”，要是沒有高額的回報率，中國的富人們是不會把他們的錢從錢莊裡提出來投入這未知的債券市場的。這麼一來，匯豐銀行在中國金融市場發行的債券本身的利率就高的離譜：8-10%！所以這麼高利率的債券一在金融市場上投放就立刻成了炙手可熱的投資搶手貨，各方投資客爭相購買。而按照當時的國際慣例，一筆普通的銀行貸款利率最多也不超過3%而已。
8-10%已經是一個高得嚇人的數字了，但是銀行不是善堂，既然以信譽為融資做了擔保，那麼自然有權在8-10%的收益率比上再加上一定的數額作為銀行的佣金，這倒是情有可原的慣例，畢竟銀行的信譽也算是無形資產。那加上銀行的佣金就夠了麼？當然還不夠，“胡大善人”還沒出手呢，他忙裡忙外的聯繫業務，不給提成實在有點說不過去！所以這個利息就這麼層層加碼水漲船高，由左宗棠上報給朝廷的時候已經高的令人咋舌了。
1867年第一筆120萬兩為期半年，實際年息8%，但左宗棠上報給朝廷的居然是18%，浮報10%，朝廷實付利息10.8萬兩，多付6萬兩。
1868年第二筆100萬兩為期十個月，實際年息8%，左宗棠上報依然是18%，浮報10%，朝廷實付利息15萬兩，多付8.33萬兩。
1875年第三筆300萬兩為期三年，實際年息10%，左宗棠上報為10.5%，浮報0.5%，朝廷實付利息94.5萬兩，多付4.5萬兩（這算是虛報“水分”最少的一筆了）。
1877年第四筆500萬兩為期七年，實際年息10%，左宗棠上報為15%，浮報5%，朝廷實付利息高達525萬兩，多付達到了驚人的175萬兩。
1878年第五筆175萬兩為期六年，實際年息10%，左宗棠上報15%，浮報5%，朝廷實付利息157萬兩，多付52.5萬兩。
1881年第六筆400萬兩為期六年，實際年息8%，左宗棠上報9.75%，浮報1.75%，朝廷實付利息234萬兩，多付42萬兩。
綜上所述，前後六筆西征借款的本金總共1595萬兩，利息總額為1036.8萬兩，就算按照銀行自定的8-10%的高額利率為標準數值，清廷也因此多付了288.33萬兩。這部分浮報的利息，無一例外的流進了胡雪巖個人的腰包之中。如果按照慣例的3%算出的利息數大約僅為239.8萬兩左右，這就意味著如此操作後，清政府為這筆借款總共多付了至少797萬兩！單單胡雪巖利用浮報私吞的款項就超過了清政府按照正常利率應付利息的全部總和。
這就到此為止了麼？還遠遠沒到。由於是胡雪巖給匯豐銀行拉來了這總共六筆高額回報的“貸款業務”，因此銀行方面按照規定是要給胡雪巖可觀數目的“勞務費”的而勞務費的數額按照行業規定應該是銀行實際利息收益的1/3，而銀行方面實際利息總收益為748.47萬兩，那麼折算下來銀行還應該付給胡雪巖249.49萬兩。如此算來，光西征借款一項，一到還款期滿，胡雪巖就將淨賺537.82萬兩，甚至超過銀行實際利息收入的498.98萬兩。按照購買力摺合成人民幣將近11億元！胡雪巖這一票賺大了，這筆錢等於是直接從大清的國庫中搜刮而來的，而胡雪巖本人卻並沒有為此投入過一錢銀子的本錢，將無本萬利發揮到如此的極致，縱觀整個晚清商賈，即便是晉商領袖喬致庸，還是鼎鼎大名的雲南王熾，在胡雪巖面前也不禁黯然失色！
為讓讀者對這筆款子有個直觀的概念，本廠長以“定遠”級鐵甲艦的造價做一個簡單的對比：“定遠”艦船價140.9萬兩，“鎮遠”艦船價142.48萬兩，也就是說，胡雪巖一口氣吞掉了將近四艘“定遠”級鐵甲艦的總值，其胃口之巨大，如今想起來都令人咋舌不已。
另外，由於左宗棠把西征借款辦理事宜全權交給了胡雪巖，借款並不劃入戶部和國庫，而是直接劃入阜康錢莊的賬號然後直接匯給左宗棠，還款日期將至的時候也是由攤派承擔還款額度的各省將銀子匯入阜康錢莊，再由錢莊還給銀行。這對阜康錢莊而言是免費的鉅額短期流動資金，但凡錢莊的資金需要短期拆借或週轉，都可以從存在錢莊中的西征借款中支應，胡雪巖不需要為這種週轉和拆借承擔絲毫利息。光這條優勢就足以讓其他商人為之眼紅羨慕。
胡雪巖故居的豪宅
有如此無本萬利的巨大收益，胡雪巖能在杭州蓋著僭越的豪宅，過著奢華般的生活，原因也就不難解釋了，錢來的越是容易，花得自然就越是大手大腳。
沒有不透風的牆
胡雪巖撈得如此明目張膽、驚天地泣鬼神也並非幹得神不知鬼不覺，有道是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為。1879年，時任大清駐英公使的曾紀澤就從使館僱員葛德立（駐英使館的當地僱員，曾擔任過中國總稅務司赫德的祕書）口中得知了胡雪巖幾次借款的利率差，深受乃父曾國藩的教誨，一腦子正統忠君思想的曾紀澤當即怒不可遏，在他的《使西日記》中留下了以下記錄：
“光緒五年乙卯 十二月初二日 雲 葛德立言及胡雪巖之代借洋款，洋人得息八釐，而胡道報一分五釐，奸商謀利，病民蠹國，雖籍沒其資財，科以漢奸之罪，殆不為枉，而或委任之，良可慨已。”連遠在英倫的曾紀澤都知曉了，國內知曉的人還會少麼？
在日記中痛罵胡雪巖“漢奸”的駐英公使曾紀澤
連和左宗棠關係不錯的劉坤一也看不下去了，至書左宗棠道：“此間認借洋款，自不能不照胡道（胡雪巖）辦理，以期妥速。然每百萬利銀至二十四萬之多，所耗不貲，我中堂（指左宗棠）想亦萬不得已而偶一為之也。”
試圖給左宗棠借高息洋債找臺階下的劉坤一
很顯然，劉坤一還是在以“萬不得已而偶一為之”為由給左宗棠找臺階下，但是左宗棠不是“偶一為之”，而是“為”了六次。更何況1878年和1881年的兩次借款之際，新疆的大規模軍事行動已然停止，用錢“高峰”已經過去，本無必要再借此高額鉅款。而左宗棠卻依然我行我素照借不誤，本廠長雖然沒有直接證據證明左宗棠從西征借款的浮報中有無撈取好處、撈取了多少好處。但就左宗棠對西征借款的態度和對胡雪巖的一力袒護，甚至連劉坤一主動遞上的臺階都不領情的行為表現，可供遐想的空間實在太多太多。
既然那麼多人知曉，卻不曾見到胡雪巖因此而受到處罰，原因很簡單，他的頭上有左宗棠。
當遠在直隸的李鴻章從沈葆楨的來信中得知胡雪巖出面借款上報的利率後大吃一驚，稱他這輩子沒見過這麼高的利息，這能買多少條蒸汽軍艦啊。作為“搶錢”行動的落敗者，李鴻章心中的惱怒是可想而知的，這或多或少的也成了胡雪巖的商業帝國最終覆亡的誘因之一。
因為海防塞防之爭的失利決心徹底幹倒胡雪巖的李鴻章
1883年末，按照西征借款合同，一筆總額80萬兩的借款（帶利息）到期，照例，若各省的解款沒有到賬，錢該由阜康錢莊的賬面上先行墊付匯出，解款到帳後再行填補。而此時的胡雪巖因為大筆資金套牢在生絲市場不能自拔，導致流動資金不足。李鴻章看準這個死穴，命令上海道邵友濂想盡辦法截停各省解款20天（各省解款首先要在上海集中，然後在統一匯往阜康錢莊），使胡雪巖被迫從本已不多的流動資金中再摳出80萬兩充作還款；待這80萬兩匯出後，李鴻章又指示盛宣懷放出風聲稱阜康錢莊存銀見底，直接導致阜康錢莊的儲戶們情緒失控，引發了各地阜康錢莊的擠兌狂潮。市場的恐慌情緒影響了大批在阜康錢莊存有鉅額財產的士紳和官員，作為大清帝國統治基石的士紳士大夫階層要求朝廷即刻干預。如此情形已不容朝廷再有任何猶豫，於是上諭下：“現在阜康商號閉歇，虧欠公款及各處存款為數甚鉅，該商號江西候補道胡光墉著先革職，即著左宗棠飭提該員嚴行追究，勒令將虧欠各地公款項趕緊逐一清理，倘敢延緩不交，即行從嚴治罪。”
具體操作扳倒胡雪巖的官商盛宣懷
之後的事情如同多米諾骨牌效應一發而不可收拾，查賬、抄家、封產，阜康錢莊在全國各地的分號全數關停倒閉，就連胡雪巖杭州私宅裡也早已是家徒四壁，能變賣者皆都變賣衝抵公款虧欠，抄胡雪巖的家成了一件十分輕鬆的活計。負責抄家的杭州知府報稱：“所有家產，前已變抵公私各款，現人亡（逃亡，胡雪巖之前已經遣散了姬妾隨從）財盡，無產可封”。
對胡雪巖恨之入骨，恨不得食肉寢皮的時任戶部尚書閻敬銘
“身敗名裂，莫為援手，賓客絕跡，姬妾雲散，前後判若兩人”。胡雪巖靠泡沫積攢的家業，又想泡沫一般迅速崩塌消亡。1885年7月，當胡雪巖的靠山左宗棠駕鶴西去後，朝廷再也不用顧及靠山的情面，早就恨透胡雪巖搜刮國庫的戶部尚書閻敬銘直接上書，十分乾脆的要求將胡雪巖“交拿刑部問罪，以正國法”，家屬“押追著落，掃數完繳”。朝廷迅速批准了閻敬銘所請，命令杭州知府拿人。但是此時的胡雪巖早已等不到朝廷最後對他總清算的那一天，在潦倒中嚥了氣，屍體草草埋葬在亂葬崗之中。對胡雪巖個人而言，不得不說這是一種不幸，更是一種幸運！
套用某臥底電影的一句臺詞作為本篇的結尾：“出來混，遲早是要還的。”
相關推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