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一個尷尬的年代
張幼儀出生於1900年，一個新舊文化碰撞的年代。在那之前，女性在中國的地位極低，甚至可以說是“一文不值”，幾乎沒有人希望自己是個女人，或者生個女兒，那些女孩子們要麼是死在了腹中，要麼是被母親親手掐死在襁褓裡，要麼勉強長大成人，過著低人一等的生活。在古老的傳統中，女性被定義為屬陰，代表著所有陰暗的不好的東西，而男性則屬陽，只有生一個男孩才能傳宗接代，維持陰陽的平衡，贖自己身為女性的罪過。
而1900年，正逢張幼儀出生的那一年，對西方無比痛恨的義和團成員被殺，守舊派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衝擊，他們所堅信的古老傳統並沒能使他們刀槍不入，反而將他們推向了祭壇。這也許預示著什麼，也許古老的傳統即將面臨一次巨烈的淘洗，而在這場淘洗過後，那些固守的東西，總有一些要被顛覆和失去。“裹小腳”、“媒妁之言”，在那時，這些都命定一般，成為了張幼儀命裡的變數。
在那個新舊交替的年代，幾乎人人都苦於守舊與革新之間的掙扎，張幼儀也是，在《小腳與西服》裡，她對侄孫女張邦梅說“我有兩副面孔，一副聽從舊的言論，一副聽從新的言論。”舊的言論使她遵從父母之命，13歲時就嫁給徐志摩，棄學從夫，低眉順眼，孝順公婆；新的言論又使她以自己的大腳為自豪，渴望像男人一樣求學自立，並最終同意徐志摩的離婚請求，成為獨立的個體。
張幼儀是家裡第一個沒裹小腳的女人，這得益於她思想先進的二哥，是二哥在她哭得昏天黑地的時候，替她求了情。在那個時候，不裹小腳就意味著性情不夠溫順，是個不聽話的媳婦，將面臨著嫁不出去的命運。而張幼儀卻似乎絲毫不怕，她為她能突破舊的習俗而驚喜，她把她那雙大腳看成是護身符，可以帶她進入一個嶄新的、開闊的世界，可以給她自由自在的人生。而同時，她又不得不承受街坊鄰里的閒言碎語，嘲笑她那雙腳讓她醜得沒人要。
這就像她離婚時一樣，她勇敢地為自己選擇了那條徐志摩幫她走上的路，雖然悲傷且艱難，卻也隱隱的自豪。只是她仍然不得不為躲避閒言碎語，獨自在國外生活六年之久，不得不在面對面聽兩個不認識她的女人嘲笑她一定又醜又思想落後時，沉默不言，承受著這個矇昧未開的世界，給予她的責難。
張幼儀是一個渴望新思想與新生活的人，在新婚之夜，她數次想要打破傳統禮教，去反抗那些無理的婚鬧舉動，去主動與徐志摩攀談，去讀更多的書，做一個有學識的，像二哥、四哥一樣偉大的人。可悲的是，她成長於一箇舊式家庭，從小接受著思想保守的父母對於一個女孩子的管教，“女子無才便是德”、“女人上街不能露脖子”、“名節是第二生命”、“不能說‘不’，只能說‘是’”……在這一系列的教導之下，她那顆嚮往新世界的火苗，終於被壓抑了起來。這些新舊的碰撞讓她成為了一個“不三不四”的女人，既不新潮也不守舊，這種尷尬的處境最終創造了她尷尬的婚姻，尷尬的地位，以及尷尬的人生。
02/一次新舊的碰撞
在沙士頓時，有一次徐志摩邀請了一個女人到家裡做客，那女人裹著小腳，穿著洋裝，讓張幼儀覺得很滑稽。女人走後，徐志摩問她覺得怎麼樣，張幼儀戲謔地說了一句，小腳與西服恐怕不太配吧。沒想到這一語竟成了徐志摩對他二人婚姻的定義。那時張幼儀才恍然發現，她一直自豪的沒有裹上的大腳，其實只是一個虛晃的表象，在內心深處，在徐志摩眼裡，她的一言一行，與裹小腳的那些舊式女子，並無分別。她才是真正配不上西服的那個。
張幼儀與徐志摩之間，似乎從來沒擁有過真正的婚姻。從新婚之夜開始，二人就以沉默相對，徐志摩不想與她說話，而她不敢與徐志摩說話，這種日子一直持續到他們第一個兒子出世，徐志摩像是完成了任務，被獲批可以外出留學，那一刻他光彩煥發，變成了另外一個人，而張幼儀，仍舊是那個一開始就被他定義為“鄉下土包子”的女人，被留了下來。
她一直想跟隨徐志摩一同求學，成為一個有學識的，能和徐志摩平起平坐、談天說地的人。但苦於舊式傳統的教導，她不敢向公婆提出這樣的請求，甚至當她被剝奪親自撫養兒子的權利時，仍不敢吭聲反抗。而當徐志摩說他要成為中國第一個離婚的男人時，她竟全當那是個玩笑。她說“只有犯了七出的女人才會被休，被休的女人只能自殺，沒有別的路可走，我沒有犯七出中的任何一條，徐志摩不會逼我走到那個地步。”那時候，她不瞭解徐志摩，也不瞭解她自己。
徐志摩在外留學的時間實在太久，久到他的父母都疑心出了什麼叉子，於是不得不同意張幼儀前去沙士頓陪他。幼儀把它當做了一個契機，她幾乎忘了徐志摩走之前甚至都沒正眼瞧過她一次，反而幻想著自己能與徐志摩一同上下學，求知談天，親密無間。而現實卻是，當她到了沙士頓的時候，她成了徐志摩的“用人”，每天做飯洗衣，幹下人的活，而徐志摩依舊不願和她言語，只在吃飯和睡覺時回來，甚至為了避免和她獨處的尷尬，找了一個男士回家與他們同住。
張幼儀二次懷孕，她覺得那是一件喜事，而當她耐不住喜悅將這個消息告訴徐志摩時，沒成想徐志摩竟暴躁地讓她把孩子打掉。“這在西方沒什麼不對的。”這就是他在西方學到的東西嗎，張幼儀覺得無法接受，這成了他們之間重大的分歧，並最終演化為離婚的導火索。而張幼儀這個女人，當她在沙士頓整日大門不出的時候，她才意識到，她和徐志摩之間，永遠也不可能變成她想的那樣。他們是小腳與西服，一對讓人看了就會覺得尷尬的組合。
03/一個“舊式”的女人
離婚後，張幼儀過過一段非常艱苦的生活，她被命令打掉孩子，被徐志摩拋棄，隻身一人在異國他鄉，語言不通，被房東嫌棄，無法獨立謀生；她懷著身孕，忍受著劇烈的妊娠反應，在彼得出生後因為無助，無奈把他留在醫院裡，在彼得生病時，付不起醫藥費，只能眼睜睜看著他痛苦至死，又在彼得三歲的時候，獨自安排他的喪禮。而後，她卻成為女子銀行的副總裁，挽救了一次債務危機，使銀行起死回生；她創辦了自己的服裝品牌，在金融危機和抗日戰爭的浪潮裡，成為經濟上唯一的倖存者。可以說她在離婚後的幾年裡，憑藉著自己的勇氣與智慧，完成了從舊式女人到新式女人的蛻變。然而她骨子裡，卻還是那個守“舊”的姑娘。只不過她守的，是禮義之舊。
她一直是一個傳統的女人，在她獨立堅強的外表之下，她一生都在侍奉她的公婆，即便在離婚以後也是。
公婆對她十分依賴，尤其在徐志摩將陸小曼娶進家門之後，思想保守的公婆無法忍受陸小曼的作風，幾次轉而向張幼儀求救。張幼儀左右為難，頻遭誤解，甚至當徐志摩衝她大吼“你只是想讓陸小曼沒面子”的時候，她也只是默不作聲，知道自己不能放棄二位老人，然後盡力在二者之間斡旋。她替陸小曼做了很多事，這並非她的本職，也非她的本意，只是除了她，沒有人還會去做那些事。
老爺子說“你一定要馬上來家裡，家裡沒半個女人，我不曉得要怎麼辦。”
徐志摩說“我啥事也不會，她病得那麼重，我不懂醫藥方面的事。”
張幼儀說“那陸小曼到家以後，我也不會離開屋子一步，我一定要得到留下來參加喪禮的許可。”
她據理力爭的時候，想必她自己也不知道是為了什麼，她雖沒有名分，卻迫切需要認可，作為一個自尊自強的女性，對自己盡職盡責行為的認可。
徐志摩死時，陸小曼拒絕前去收屍，無奈張幼儀扛下了這個責任，以兒子的名義，並用善意的謊言安撫老爺子的情緒。在喪禮上，陸小曼突然出現，要求給徐志摩換上西式的棺材，並給他穿上西服，張幼儀斬釘截鐵的拒絕，她說，“不管他的思想有多西化或進步，我都認為他是中國人，他所追求的西式愛情最終沒能救他一命。”這話裡，多少帶有幾分對林徽因和陸小曼的責備，一個在他離婚過後仍放任他漂泊，一個給了他婚姻卻沒盡到做妻子的責任。而她，張幼儀，此刻在徐家，她是一個沒有身份的女人，卻做了一個妻子和女兒所應該做的一切。
在徐志摩死後，徐家一直擔負著補給陸小曼的責任，每月三百元，去供她和她那個翁情人吸食鴉片，一直到徐志摩的父親去世，張幼儀接過了這個責任，繼續以徐家老父親的名義，按月給他們補給。她說，“我認為供養她是我兒子的責任。”
“我這一輩子都在擔心有沒有盡到我的責任，就在離婚以後我還在照顧徐志摩的父母，因為我認為這麼做是我的責任，我為徐志摩、他家人、還有兒子，做了我認為應該做的事。”那一刻，我肅然起敬。這是這個傳統的女人，在歷史裡，留下的光芒。
04/一場婚姻的真相
對於徐志摩與張幼儀那段尷尬的婚姻，我一直沒有深入地瞭解過，相關的影視作品也只看了一部分，碰巧到幼儀懷著身孕，在異國他鄉，卻被拋棄的那一段。那時心中有一種無名的恨，對徐志摩的寡情薄義，他把她當做一箇舊式的女人，就如同他想拋棄的舊式傳統一樣，輕而易舉，隨手丟棄。而他自己又新潮到了哪呢？他仍不敢違父母之命，仍遵從於媒妁之言，帶著百般嫌棄，仍與幼儀育有二子，行夫妻之事。“今天人家問起我是否認為徐志摩要求離婚是革命性的舉動時，我回答‘不’，因為他有女朋友在先。”他那拋棄妻子的革命性壯舉，在張幼儀看來，只配得到這樣的回答。
然而，當張幼儀在離婚協議上籤了字，終究成為一個獨立的人，並依靠自己的雙手雙腳在異國和家鄉均能得以立足時，她的回答變了，她開始重新審視那一次離異，她開始想，也許徐志摩是對的。
“起初她以為他和她離婚是因為女朋友的關係，到最後又覺得是因為他尊重女性，不希望看到他們妥協的緣故。”張邦梅不知道哪一點才是真的，我們所有人也都不知道，但不可否認的是，在那一紙離婚協議之後，張幼儀才真正看見徐志摩作為一個父親的樣子、作為一個兒子的樣子、作為一個朋友的樣子。他會隔三差五地到張幼儀的服裝店裡來看她，談天說地；會在母親重病快要斷氣時，慌得手足無措然後打她的電話，會在他們第二個兒子彼得的葬禮上，抱著靈柩，泣不成聲。他一生疲於為陸小曼賺買鴉片的錢，又死於去見林徽因的路上，實在難說他是一個薄情之人。
而他為什麼偏偏對張幼儀如此，他為什麼總是用嫌棄的表情對著她，也許在這段婚姻裡，徐志摩在張幼儀身上施加了太多對舊式習俗的厭棄，張幼儀是他唯一沒能成功擺脫的舊式傳統的影子，時刻提醒著他曾妥協過以及他尚未完成的使命，尤其當他看見張幼儀如此順從而卑躬，完全沒有獨立的人格和自主的生活，在新思想的視野裡，那不該是人的模樣。而當她終於站立起來，成為獨立女性時，他在看她時，眼睛裡也出現過光。
如果當初徐志摩與她沒有離婚會怎樣？也許不會有這樣一個張幼儀被我們所銘記。她的一生是她自己走出來的，當然，也是藉著徐志摩指給她的路。誰知道呢？當那個惹下這一切“禍患”的人墜機身亡的時候，一切都只成了一段故事。
張邦梅說，“當我踩著幼儀在範園裡特有的足跡時，我才明白，我有必要依照她希望的方式，接納她的故事。”我們，都有必要這樣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