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電影“攀登者”70載山一程水一程'

來源：文匯報

從過去到未來，城市品格始終參與上海電影的塑造

採訪：王彥（首席記者）專家：饒曙光（中國電影評論學會會長）

中國最早的電影工業在上海落地生根。直到今天、新中國成立70週年之際，上海電影依舊以其無法忽視的市場活力、創制能力，佔據著中國電影極為重要的一席。

從過去到現在，上海能以當仁不讓的姿態參與中國電影的成長，用一個關鍵詞來解答箇中緣由，“城市品格”顯得恰如其分——電影作為一門屬於現代與工業化的藝術，是世上最年輕的綜合藝術門類；上海早在中國電影矇昧初開時，已是中國最大的都市，如今則是一座更為開放、更求創新、更講包容的城市。如是，上海擁抱電影水到渠成，電影能在上海如魚得水。

家國情、人民性、人文景觀——鑄就海派電影的豐沛底氣

記者：我們怎樣理解上海電影的海派氣質？

饒曙光：海派電影與上海作為一座國際大都市所具有的獨特城市品格、氣質、精神，以及與之形成的海派文化是難以分割的。正如上海的城市品格是開放、創新、包容，海派電影最顯著的特點亦是藝術上的兼收幷蓄、創作者的不斷求索。這從早期的 《神女》 《新舊上海》《小城之春》《一江春水向東流》等經典可見一斑。

新中國成立後，中國電影的生產佈局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在變化的格局中，上海電影既承繼了原先風格里濃郁的知識分子人文氣息，也遵循著“文章合為時而著”的文藝創作準則，湧現出了一大批熔鑄了家國情、人民性與人文景觀的優秀作品。

以“上海電影製片廠”之名，我們能羅列許多佳作。 《紅日》 《南征北戰》《渡江偵察記》 《鐵道游擊隊》 《家》《女理髮師》等革命歷史題材和現實題材影片，展現了中國人民為建立新中國的嘔心瀝血。這些作品為新中國電影奠定了最初的基石。

進入新時期，《牧馬人》《天雲山傳奇》《芙蓉鎮》《最後的貴族》，上海電影以謝晉導演為傑出代表，關注人性本色、凝視時代的流變。《廬山戀》《城南舊事》 《巴山夜雨》 《月亮灣的笑聲》《喜盈門》《生死抉擇》《人鬼情》等作品，從工農兵學商等各個層面體現了中國百姓的生活變遷。而在《大李小李和老李》《今天我休息》《魔術師的奇遇》等妙趣橫生的影像中，我們也能看到上海電影傳統的影子，包括獨特的城市景觀、人文風尚等。21世紀以來，《緊急迫降》《高考1977》《西藏天空》《村戲》等影片，從各個角度切進中國大地的現實土壤。

對於電影，好的作品永遠是硬道理。於上海電影而言，既有歲月可回首，亦有前程可攀登，作品是最大的底氣。

包括“中國電影的巴爾扎克”，這裡集聚了一批構築歷史的電影人

記者：截至目前，謝晉導演是獲得中國電影金雞獎、大眾電影百花獎最多的導演，他還創造了中國電影史上前所未有的觀影人次紀錄。在您看來，他為今天的中國電影人留下了怎樣的財富？

饒曙光：在新中國電影70年裡，謝晉導演無疑是座豐碑，我自己更願意用“中國電影的巴爾扎克”來形容他。

謝晉導演曾說：“藝術家要對社會問題發言。”所以，他的作品裡飽蘸著對現實的關注、對社會的關切。尤其是《牧馬人》等三部作品，堅持現實主義的道路，在內容和思想層面，都觸到了當代中國和中國人的骨血肌理。這些代表著新時期電影創作高潮與高峰的作品，在中國電影志、尤其是“中國電影學派”中佔據濃墨重彩的一頁，並且隨著時間的推移越來越清晰、強烈地顯示出來。他的赤子之心，他的現實關懷與藝術追求，都是留給今年中國電影人的鏡鑑。

記者：在新中國電影70年的征途中，上海還集聚了一批大師級電影人。

饒曙光：的確，我們要談論上海集聚過的電影大師級人物，用“燦若星河”亦不為過。表演藝術家方面，趙丹、白楊、張瑞芳、王丹鳳、孫道臨、秦怡等都在中國電影史上具有特殊的地位和影響力。在新中國的大銀幕上，趙丹的《烈火中永生》《聶耳》，張瑞芳主演的《南征北戰》《李雙雙》，孫道臨在《永不消逝的電波》裡的形象等，都曾在新中國篳路藍縷的奮鬥歷程上，鼓舞過中國人民。

進入新時期，吳貽弓導演也為中國電影在現實主義內容和形式的探索創新上做出了很大貢獻。他的《巴山夜雨》《城南舊事》激活了中國詩意現實主義的傳統，在人文情懷的表達上，達到了很高的水準。

不得不提的還有女導演黃蜀芹。她的代表作品《人鬼情》是新中國電影裡很獨特的一部作品。雖然它被貼上了女性主義的標籤，但在電影史上值得反覆訴說、闡釋。以及新時期之初楊延晉導演的《苦惱人的笑》《小街》，都是在中國當代電影史上留得住的作品。

構築中國電影工業高地，上海已然踏上了通往未來之路

記者：上世紀90年代開始，上海電影面臨著前所未有的挑戰，如今的上海電影找到突圍路徑了嗎？

饒曙光：我想答案應該是肯定的。上海電影深厚的歷史文化際遇、上海這座城市國際化大都市的品格，以及中國唯一A類國際電影節舉辦地的優勢，都是近年來為上海電影謀求新機遇和新發展的突破口。

具體說來，深厚的電影文化傳統與開放、創新、包容的城市品格交織，為上海積累了電影人才的基礎、技術的優勢、觀眾的水準和市場的活躍度。這些都在為近年的上海電影不斷注入新活力。特別是已然舉辦了22屆的上海國際電影節，在促進國際交流、澆灌城市美育、培育高水平高質量觀眾，建設差異化多樣化的市場體系等方面，做出了獨特貢獻。

隨著上海越來越開放，隨著上海對構築中國電影工業高地、中國電影技術體系以及人才培育培養給予種種政策激勵，上海電影會以更加開放、更加包容、更加務實的態度，更加自信地通往未來之路，用更高質量、更多高峰品格的作品為中國電影從大國邁向強國做出更多的上海貢獻。

在大銀幕上書寫無邊契闊的中國故事

■本報首席記者 王彥

“一路攀登，心嚮往之。”9月30日，上海出品的影片《攀登者》即將上映。中國第一代珠峰攀登者的英雄禮讚，將同其他主流大片一起在國慶檔發出水擊石鳴的聲音。

一部影片不過是小小縮影。1949年12月，誕生於“黎明”前、後補拍了上海解放場景的《三毛流浪記》上映，成為新中國第一部公映的國產電影。1991年6月，《開天闢地》首映，影片將中國共產黨在上海石庫門點燃信仰之炬從嘉興紅船啟航的原點時刻，搬上大銀幕，填補了這一重大革命歷史題材的空白，成為新中國電影的一座高峰。70年風雨如磐，一代又一代上海電影人用他們的信仰、情懷、擔當，以他們的現實關懷與藝術追求，接力在大銀幕上書寫中國故事。他們真正想要追逐的，當是文藝創作的“峰巒如聚”。為了抵達目的地，石揮、桑弧、孫瑜、鄭君裡、魯韌、謝晉、吳永剛、吳貽弓、黃蜀芹等電影人薪火相傳；為了頂峰光景，趙丹、白楊、張瑞芳、孫道臨、秦怡、黃宗英、王丹鳳、仲星火、牛犇等藝術家不捨晝夜。

山一程水一程，他們以不懈攀登之姿，用電影描繪中國大地的無邊契闊，記錄時代的春風化雨。

用電影的價值觀確證了問題的答案——創作為了誰

7月，上海大劇院，上影演員劇團以話劇《日出東方》來紀念上影廠70年。新黨員、老藝術家牛犇以零臺詞的方式出場，飾演了老攝影師。對待螺絲釘般的小角色，他認真又專注。

一年前，習近平總書記給當時83歲的預備黨員牛犇寫信，勉勵道：“希望你發揮好黨員先鋒模範作用，繼續在從藝做人上作表率，帶動更多文藝工作者做有信仰、有情懷、有擔當的人，為繁榮發展社會主義文藝貢獻力量。”一輪寒暑過後，預備黨員轉正的牛犇這樣說“初心”：要在有生之年為人民、為時代多出作品，出好作品。

無獨有偶，97歲高齡的藝術家秦怡曾在“上海之巔”許下生日願望：“只要電影需要，只要觀眾需要，我隨叫隨到。”雖說近年來秦怡深居簡出，但是做“隨叫隨到”的電影人，她是認真的。觀眾都還記得，四年前，由她編劇並主演的影片《青海湖畔》上映，新中國女氣象學家的感人事蹟曾經潤溼了眼底。

“為了人民”“為了觀眾”是電影人的心願。牛犇說，這是他進廠後始終聽“瑞芳大姐她們”唸叨的真諦，更是當下創作者責無旁貸的事情，“電影是歷史的記錄者。多年後，當人們回首過去，電影可以用生動的影像來還原生活的面貌，帶給人們向上向善的信念理想。”

去年上海國際電影節期間，舉辦了紀念謝晉逝世十週年的系列活動。當那些篤信“金盃銀盃不如老百姓口碑”的作品重新回到觀眾的視野裡，沸騰的搶票場景、熱烈的觀影畫面，都在隔空迴應謝晉導演當年的主張——早在他拿起導筒的那天，這位大師級人物就用電影的價值觀，確認了問題的答案——為了人民而創作。

翻開謝晉的創作年表，早年的《女籃五號》《舞臺姐妹》《紅色娘子軍》等，看似故事簡單，卻反映了新舊社會的強烈對比，充溢著革命者的理想主義。正因為讓人民感同身受，這些情緒加深了觀眾在心靈深處對時代的認同感。改革開放後，謝晉的創作尤其注重在歷史、文化、人性和民族的心理上反覆描摹。《啊！搖籃》《天雲山傳奇》《牧馬人》《芙蓉鎮》等影片，如甘霖般沁潤了觀者的心田。

以綿綿之力朝一個方向奮進——為偉大時代傳神寫貌

“為祖國驕傲——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0週年主題影展”正在上海舉行，策展方穿過時間隧道，將70年來記錄中國人民攜手共進、砥礪前行的佳作一一請回大銀幕。其中，上海出品的經典佔據了大半壁江山。

1959年，上海為新中國成立十週年拍攝了若干部獻禮片，《聶耳》是其中之一。導演鄭君裡與趙丹攜手，充滿激情的表演不僅贏得了中國觀眾滿堂彩，還榮獲1960年卡羅維發利國際電影節的傳記片獎。1956年，陳西禾聯袂葉明將巴金最富盛名的小說《家》搬上大銀幕，書中描繪的社會鉅變中的年輕人群像，至今仍有著強大的感染力。1962年，岑範導演與越劇表演藝術家王文娟、徐玉蘭合作，將古典名著《紅樓夢》的重要段落改編成越劇電影。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社會日新月異。上海電影人敏銳捕捉到時代之進步、人心之思變。黃祖模導演的《廬山戀》1980年上映，改革開放後“大銀幕上第一吻”透著時代的浪漫；1981年，趙煥章執導的《喜盈門》吸引了三億人次觀看，和農村新景象一樣引人入勝的，是片中閃耀的人性光輝；1985年，吳貽弓帶著《城南舊事》在馬尼拉國際電影節捧回新中國電影的第一個國際大獎，之後，這部以詩化鏡頭勾起人們對故土鄉情無限眷戀的影片，賣出了115份拷貝。

上世紀90年代後期，市場經濟大潮衝擊著國產電影。人們都在等待一支國產片的強心劑。2000年，奇蹟出現了。影院裡，銀幕上的男主人公李高成掀翻飯桌時，觀眾席掌聲雷動；影片放完後，有些地方還有人放了鞭炮。這部作品就是《生死抉擇》。當年的反腐倡廉大片以李高成這一藝術形象為“不忘初心”做出註腳：為民造福，保民平安，夙夜在公，清風兩袖。最終，該片總票房達1.2億元，成為中國有正式票房數據以來，第一部過億元的電影。

《生死抉擇》的真正意義不僅僅在於市場。“電影必須對社會生活發生積極的推動作用。”上影廠老廠長、導演於本正說。同理，決心拍攝《走出地平線》，他也有著深切的為時代變革而呼的衝勁。一次參觀時，他見到了紅手印包乾書，安徽小崗村農民破釜沉舟簽下的生死狀，一下擊中了電影人的心。

還有《高考1977》《西藏天空》《我不是藥神》等等，這些故事都從不同視角出發，關注著不同時代的社會關切。正如於本正所言：“70年來，上海電影從來不是時代進步的旁觀者，而是直接參與了偉大的進程，用我們的智慧、我們的作品，為偉大時代傳神寫貌。”

口述實錄

讓我們真誠地用電影為祖國放歌

吳貽弓

我電影拍的不多，總共九部。按先後順序，它們是《我們的小花貓》《巴山夜雨》《城南舊事》《姐姐》《流亡大學》《少爺的磨難》《月隨人歸》《闕里人家》和《海之魂》。

電影創作對於我，都是很遙遠的事情了。但放之於越久遠，可能有些規律會顯得越清晰，那就是中國電影的創作傳統不外乎現實主義。雖然近年來由於國際交流日漸頻繁，世界電影的諸多創作體系和美學流派也在不同程度上影響到我們的創作實踐，但我以為中國電影無論從創作和接受兩方面，現實主義仍是不可取代的。

現實主義的大框架下，我認為我們的創作者還應當尊重中國電影最具民族特徵的一些因素。比如敘事性，中國觀眾之所以去看電影，首先也在於去看它講述的“故事”是什麼。又比如，中國觀眾欣然接受並可能為之流淚的電影，在根本上也應該是符合我們民族傳統道德對真善美的推崇的。

我想以《闕里人家》的拍攝過程來舉個例子。那一年，我在山東濟寧有個電影講座，離曲阜才30多公里，於是我順便去參觀了孔林。去孔林的那年是上世紀90年代初，出國熱剛剛興起，有的年輕人心態浮躁，與傳統文化之間產生了種種隔閡。但在那個時候，似乎還沒有很多人真正從文化的層面上去審視“代溝”的內涵，而我恰恰在那個時候從參觀孔林得到了某種啟示。後來，我把一些尚處於朦朧階段的想法告訴了成為《闕里人家》編劇的周梅森等。不想，同樣引起了他們的巨大反響。於是，我們再次結伴重遊孔子的家鄉曲阜，在孔林裡展開關於傳統文化和當代文化關係的探討和爭論，從而也開始了結構我們未來影片裡的人物和故事的過程。

後來在影片裡，我借年紀最老的一代之口說出“我們都有一個共同的祖宗，他叫孔子”，這其實是我在吶喊。而片中重孫子那一輩人對新事物的渴求，也有他們的理由。當年，這片子是我花了很大心血拍的，裡面有我想說的東西。現在，在經濟全球化的大趨勢下，我覺得它依舊可以給我們的電影人一些微不足道的啟示。文化是一個民族的靈魂，是我們中華民族五千年屹立於世界民族之林的最大理由。上海電影也好，中國電影也好，我們在堅持現實主義的創作過程中，民族的文化傳統也是不可忘卻的。

今年是新中國成立70週年。有些話我曾講過，現在依舊這樣認為，就是關於怎樣看待“獻禮片”的問題。

我們都知道，科學和藝術，同是人類認識世界的工具和手段。不同的是，科學認識世界靠的是邏輯這條紐帶，藝術認識世界靠的是情感這條紐帶。所以，沒有情感、只有理性是不會出現藝術的。而在許多歷史的重大關口，就像近年來我們有那麼多大事、喜事，凡是有激情、有才華、有責任、有眼光的藝術家，難道不應該發自肺腑地創作相應的作品來抒發自己的情感嗎？只要我們的藝術家真情實感地把自己投入到為祖國放歌的情懷裡，把握藝術規律，所謂應時應景的創作何嘗不是真心真意的！

祝福我的祖國，祝福上海電影。

（作者為中國文聯原副主席、中國電影家協會原主席，中共第十四屆、十五屆中央候補委員）本報記者 王彥整理

在現實主義的征途上傳承接力棒

奚美娟

我與電影正式結緣，是上世紀90年代初的事。1991年，我參與了上影廠和浙影廠聯合出品的影片《假女真情》。影片裡，被錯認的女兒在那個春天給了臺灣老兵一段如江南景緻般細膩溫婉的人間真情。如今回想起來，最讓我感觸的，還不是它為我贏得了第11屆中國電影金雞獎最佳女主角獎項，而是一些來自年輕觀眾對這部電影的評價：“非常棒的電影，在我心底播下了善良的種子。”

什麼樣的電影作品能被觀眾視為“善良的種子”？我想，原因不外乎這些：它體察到了我們社會的關切點，它觸到了普通人心裡最柔軟的地方。這部上世紀90年代的“上海出品”，但它背後蘊藏的創作真諦，到今天同樣適用——電影這個能夠最大程度投射社會風貌、影響普通生活的藝術樣式，要想成就真正的精品，從來都是來自於社會生活實踐，深刻表現人性、人道和人的價值，並且採取人民群眾喜聞樂見的藝術方法。

近40年來，我直觀地見證了上海在改革開放以來打磨電影品牌的努力。一方面，我曾有幸與鮑芝芳導演、武珍年導演、仲星火老師等藝術家合作拍戲。他們對中國社會的深刻洞察、對普通中國人喜怒哀樂的感情共鳴，讓我真切體悟到上海電影的一系列經典長廊，正是匯聚了前輩們在現實主義創作道路上的綿綿之力。另一方面，進入新世紀後，我能在許多上海出品的佳作中看見年輕的力量不斷注入到這條磅礴的創作河流中。看作品，我們擁有《西藏天空》《美麗上海》《村戲》《我不是藥神》以及即將在國慶檔上映的《攀登者》等題材風格各異，而在現實主義的追求中殊途同歸的影片。論人才，鄭大聖、傅東育、吳天戈、徐崢、馬伊琍、王景春、孫儷、鄭愷等導演和演員，都在大銀幕上認真書寫過現實主義的一筆一劃。

與新中國同行70年，上海一代代電影人為中國電影做出了重要貢獻。如今，接力棒自然被交付給了年輕的一代。對這代人而言，時代出具了新的考卷。從完善電影產業鏈，構築電影工業標準體系，直到以科技創新加快打造全球影視創制中心等，凡此種種，都是時代賦予的新使命，也是中國電影從大國邁向強國的新擔當。

越是在電影事業迅猛發展的關鍵時刻，我們越是要堅持前輩傳下來的現實主義傳統，堅持藝術創造中不變的力量。

比如演員的自我修養，歸根結底就是要做好兩件事：做人和演戲。我在上海戲劇學院讀書時，我的老師經常告誡我們：“成才、修德，是一輩子的事。”即使在今天，我認為仍然是藝術工作者的金科玉律；再比如，我在戲劇舞臺、電影電視、電影教育等多個平臺工作，時常與年輕人打交道。每年上海大學上海電影學院藝考招生，甚至學校招聘教師時，我總會加試一個問題：“最新的國內外文化熱點是什麼”。偶爾會有年輕人被問懵，但我堅持認為，這絕非業務之外的提問。關照現實不是空談，而是要日積月累地時時關心現實社會，只有這樣，創作才不會脫離生活。這也應當成為年輕電影工作者的一種文化自覺。

前輩藝術家們的藝術實踐早就證明：生活是一切文藝創作的源泉，現實主義是中國電影、上海電影不能脫離的創作傳統。今天我們要一棒接著一棒地傳承下去。就像我們傳承了上一輩的寶貴財富那樣，我們也希望能通過文聯、高校、各創作團隊的平臺，為下一代留存精品力作，使得上海電影事業越發璀璨輝煌，使得“上海文化”品牌能在新的時代中熠熠發光。

（作者為上海市文聯主席、上海話劇藝術中心國家一級演員）本報記者 王彥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