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女性電影：小女人VS大英雄'
本報特約記者 呂 克
由姚晨主演並監製的電影《送我上青雲》近日遭遇“叫好不叫座”的尷尬：在豆瓣上獲得7.3的不錯口碑，併入圍今年上海國際電影節，但上映12天票房剛過2400萬元人民幣。這部聚焦當代女性生存困境的電影未能突破題材的藩籬，女性題材在中國電影市場的前景如何？當代意義上的“女性電影”於上世紀60年代誕生，通常由女性電影人主導，關注現實主義的女性生存狀況，從劇本到影像帶有鮮明的女性覺醒意識。而隨著時代發展，這類題材也加入更多元素，逐漸超越單純的“女性現實主義”範疇。
從藝術先鋒到“小妞”文化
《送我上青雲》(上圖)講述不幸患上卵巢癌的女記者，在籌措手術費的過程中與家人、朋友和出資老闆之間發生的各種糾葛。片名出自《紅樓夢》裡薛寶釵所作詞句，既是姚晨首次親自擔任監製，也是女導演滕叢叢的處女作——從立意到臺前幕後，有顯著的女性視角。《送我上青雲》的故事背景雖然沉重，導演卻採用一種黑色幽默的自嘲姿態來表達，最後同樣落到女性在生理、心理層面的頓悟上。
這種專屬於女性的焦慮，最早可以追溯到1962年法國新浪潮經典《五至七時的克萊奧》(下圖)。在法國著名女導演阿涅斯·瓦爾達的這部女性視角開山之作中，女主角因疑患癌症的體檢報告而陷入惶恐和焦灼，內心忐忑不安的她遊走在巴黎街頭，在不同的場景裡遇見各色人等……整整兩個鐘頭的敘事幾乎與現實同步，女性獨有的洞察力讓這些微妙情緒透過銀幕傳遞出來，散發出女性電影的獨特魅力。
歷經半個世紀的發展後，女性電影如今已突破原有嚴肅的藝術電影範疇，逐漸與情節劇、商業類型片和更娛樂性的“小妞電影”融合。比如上世紀70年代的《讓娜·迪爾曼》，用純藝術電影的先鋒手法聚焦寡婦的日常瑣事;上世紀90年代的《末路狂花》，旗幟鮮明地讓女性用暴力回擊男性社會;到了2001年的《時時刻刻》，更是用時空交錯展現不同年代的三類女性，為她們撰寫“編年史”。此外，頗受市場青睞的“小妞電影”裡的美國甜心們，如今在都市輕喜劇中承擔第一視角的同時，也受到女性主義思潮影響。從早期奧黛麗·赫本在《蒂凡尼的早餐》的覺悟，到上世紀80年代梅格·瑞恩在《當哈里遇到莎莉》大聲說出“女人的慾望”，再到新千年後《律政俏佳人》《穿普拉達的女王》《慾望都市》等，可以清晰地看見現代女性的追求：她們擺脫家庭束縛，逐步進入職場、擁有獨立社交生活圈後，需要這種新興價值觀導向的影片，作為市場類型細化和女性地位提高的文化產物。
小情緒與大英雄
傳統女性電影大多都是貼近日常生活，無須高昂置景和特效，成本低、票房穩，女星們常以親民的形象和樸實的風格，在生活中常見的小矛盾、小情緒上做文章。像近年來大獲好評的獨立藝術片《弗蘭西斯·哈》(2012年)和《伯德小姐》(2017年)，都是清新入理，既引發同年齡段女觀眾的共鳴，也獲得包括奧斯卡在內的業內讚譽。女性電影除了加入職場勵志、閨蜜傾訴和青春成長等元素，如今也有“大片化”趨勢：《神奇女俠》和《驚奇隊長》在全球分別斬獲8億和11億美元票房的女性超級英雄大片，不僅女主角一戰成名，兩位女導演也證明了業務能力不遜男性同行。此外，《復仇者聯盟4》中幾位女英雄“大合影”一幕令人印象深刻，迪士尼、華納等好萊塢大片廠嗅出女性電影“突破定義”後的巨大商機，後續還將推出《神奇女俠1984》和《黑寡婦》等同類作品，旨在開拓男性之外的女性觀眾潛力。
對於影壇的這種趨勢，美媒《綜藝》分析得很直白——“這就是市場所向”。未來估計會有更多女性角色主導的影視劇項目誕生，類型也不再侷限於現實主義和都市輕喜劇。不過，一些女性角色“醜化”和“復仇”男性的處理也遭到質疑，比如《殺死比爾》女主角烏瑪·瑟曼大量使用暴力，這其實已經超出女性電影的表達方式，反而會沖淡女性電影嚴肅的訴求。
港臺也有“女人四十”
相比女性題材在西方影壇裡的演進，亞洲同類題材的日韓女性導演數量較少，具有國際影響力的僅有河瀨直美等屈指可數的幾位，《殯之森》《萌之朱雀》等作品都閃爍著日本女性獨有的傷感。《海街日記》雖然出自男導演是枝裕和之手，但片中四姐妹在鎌倉的美景中打動海外觀眾。
中國其實早就誕生許多女性電影，像王丹鳳代表作《護士日記》(1957年)、《女理髮師》(1962年)，潘虹主演的《人到中年》(1982年)，女導演黃蜀芹的《人·鬼·情》(1987年)，都是圍繞時代女性的個體追求。港臺電影中，許鞍華、張艾嘉等女性電影人常聚焦於不同年齡段女性在生活中的困擾和壓力，《女人，四十》《20 30 40》的創作視角影響深遠，如今依然能從《相愛相親》和《花椒之味》中找到繼承之處。從廣義上看，《滾蛋吧!腫瘤君》《找到你》等近些年獲得不錯口碑和票房的作品也可歸入女性電影範疇——其實無須拘泥於類型標籤，只要影片拍得真切，就已足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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