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后樂隊、竇唯、張楚……誰給了搖滾這件事的答案?


矛盾是他們生命的母命題。他們有時候偏向這邊,有時候偏向那邊,在這個容器裡晃來晃去。有人問他們要答案,他們又上哪裡要答案。

作者:王不易

來源:物質生活參考(ID:wzshck)

有兩場著名演出,無論是對懂搖滾的人還是不懂搖滾的人而言,都如雷貫耳。

一場是1985年7月13日Live Aid 援助非洲演唱會,這次演出的參演名單是:大衛·鮑伊、麥當娜、艾爾頓·約翰、鮑勃·迪倫、保羅·麥卡特尼、皇后樂隊。7萬觀眾在倫敦溫布利體育場現場,140多個國家近15億觀眾觀看了衛星直播。皇后樂隊貢獻了史上最完美、最偉大的演出,主唱弗萊迪·莫克瑞兩年後確診為艾滋病,那是他生前將靈魂完全燃燒在舞臺上的一場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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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ve Aid

一場是1994年香港紅磡“中國搖滾樂勢力演唱會”,這次演出的參演名單是:被稱為“魔巖三傑”的竇唯、張楚、何勇,以及唐朝樂隊。臺下坐著的觀眾有:“四大天王”、王菲、黃秋生等港臺一線明星。“魔巖三傑”貢獻了自己演藝生涯的巔峰,也貢獻了中國搖滾的巔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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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年香港紅磡“中國搖滾樂勢力演唱會”

1985年底,Live Aid演唱會的錄像帶傳入中國,高曉鬆收到父親從美國寄回的這盤錄像帶,看得淚流滿面。第二年5月,崔健在北京工人體育館唱起《一無所有》。

Live Aid 6年後,皇后樂隊主唱弗萊迪·莫克瑞去世,享年45歲。香港紅磡演唱會之後,“魔巖三傑”一個“死”了,一個“瘋”了,一個“成仙”了,中國搖滾由盛轉衰,劃下不知名的句號。

所有的精神高峰在上世紀90年代擱淺,那一代人的青春只留下餘溫。人們奔向下一個世紀,放下夾帶的槍炮棍棒,繳械前進。2000年,那已經是另外一個世界了。憤怒、反叛、迷茫、動盪、不確定性,這些曾為生存土壤的名詞成為遺留性產物,藝術淪為娛樂的玩具,物質與表層的極致快樂驅動著新世代的人們。

地球不停地轉動,潮汐升落,來去往復,周而復始。世界步步向前,步步後退,世界停留在原地。

Mama, life had just begun,

媽媽,人生剛剛開始

But now I've gone and thrown it all away

但是現在我卻把它完全毀掉了

世界搖滾,繞不開那個名字——皇后樂隊(Queen)。

前段時間,一部名為《波西米亞狂想曲》(Bohemian Rhapsody )的電影上映。這部電影是皇后樂隊的音樂傳記,電影情節無甚出彩,可最後20分鐘的Live Aid演唱會,皇后樂隊的表演將每一個局外人的心吊起。一時像從大眾基本面點燃了這大陸上沉寂已久的搖滾之熱。此前,“魔巖三傑”的張楚復出沒做到,何勇在音樂節“復辟”沒做到,竇唯發單曲也沒做到。

《波西米亞狂想曲》中的波西米亞(Bohemian),是古語,後來意義演變為:嬉皮士。嬉皮士文化興起於上世紀60年代的美國,那正是戰後一代的青春期,國家經歷了戰後快速發展,經歷了越戰,他們經歷了人生的第一次陣痛,在繁華與戰爭的撕裂中尋找意義。社會分層沉澱,中產階級成為國家最穩定最無聲的力量,令人窒息的力量。他們起來反抗,反抗平庸,反抗自以為是的平靜,反抗死水般的生活。

“要愛情,不要戰爭。”

上世紀70年代,這種情緒席捲整個歐美,搖滾成為他們的武器和宗教。

1971年,新貝斯手加入後,弗萊迪·莫克瑞給他的樂隊起了一個新名字:皇后(Queen),那個將嵌入時代座標的名字,那個事實上映照了他真實內心的名字。

在“皇后”誕生之前,弗萊迪在伊令藝術學院讀設計專業,吉他手布賴恩·梅在帝國理工學院念天體物理博士,鼓手羅傑·泰勒在倫敦皇家醫學院學牙醫,他們共同偏離軌道。在灰白色的紀錄片裡,這個源起蒙上一層浪漫而神祕的色彩。

電影裡,音樂出品人問弗萊迪皇后樂隊有何不同,他說:“我們四個格格不入,沒什麼歸屬感,我們為格格不入的人演奏,那些總是待在後面,心裡清楚自己格格不入的異類,我們是屬於他們的樂隊。”

弗萊迪出生於印度帕西人家庭,在東非桑給巴爾島待過,在印度潘奇加尼度過少年時期,後又隨家庭遷至英國倫敦。他的前半生是顛簸與流浪的綜合,這給他這個人定下了一生的基調。

弗萊迪不是傳統意義上美男子的長相,他有著齙牙、焦糖色的皮膚,帶著異域風情。但這恰恰成為他的特色。在今後成千上百場演出中,他身體要素上的不完美成為他表演臻近完美的理由。

披頭士之後,皇后成為最曉諭世界的搖滾樂隊。他們所代表的音樂、文化、信念,從世界所謂的中心——歐美,向邊緣泛散,那個年代很多國家和地區都存在著文化禁區,譬如韓國,但在嚴格的審查制度之下,搖滾樂像分子一樣擴散,在人的心中播種。

有很多東西,是攔不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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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說西方的搖滾樂像洪水,中國的搖滾樂就像一把刀子。也許有一天,這把刀會變成洪水。”崔健說。1985年,在皇后樂隊極致綻放之時,崔健發了第一張個人專輯《浪子歸》,他24歲。那張專輯裡,有著中國本土搖滾的最初形態。

他們的後繼者,已經在路上。

1968年出生的張楚已經17歲。17歲之前,他曾離家出走,曾和幾個夥伴攜手跳進西安某座工廠的廢水循環池。後來他做了一首歌,叫《造飛機的工廠》,有人說這首歌寫的就是西安那座工廠,他們把青春最好的樣子凝固在了那一池子廢水裡。

1969年出生的何勇,已經16歲,他在北京文工團大院度過了青年時期,父親何玉生是已有名氣的三絃演奏家。他的成長環境裡,有崔健,有“鼓王”張永光,有“爵士之父”劉元。

竇唯也16歲了,他家住在北京大雜院,父親和何勇的父親一樣,是搞民樂的,母親是普通的工人。這一年,他考進了職高,學習精神病護理。真巧,唱“一杯敬明天,一杯敬過往”的毛不易,也是學護理的。護理這個職業看來有著非同尋常的磁場。竇唯和毛不易,在職高自學了吉他,摸索自己的音樂道路。

Because I'm easy come, easy go,

我任人驅使(召之即來,揮之即去)

A little high, little low,

(情緒)時而高昂,時而低落

Anyway the wind blows, doesn't really matter to 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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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萊迪身上有著眾多小眾標籤,可越不為主流所容,他越知道自己的價值,“我不會成為一個明星,我會成為一個傳奇”。他不追求主流賜予的歸屬感,他創造歸屬感。

弗萊迪演唱時喜歡畫很濃的眼妝,他希望臺下的觀眾能夠看清他的眼睛。他身材修長,風騷走位,酷愛連體衣,還有“紅領巾”,內心想什麼,便溢出於外表,成為別人眼中的風格。

何勇們則剃著平頭,穿海魂衫、運動衫、連帽衫,多大的演出都是如此。

這些人有著所謂的共同點,這些內驅著他們為音樂而狂。可那又不是共同點,他們個體鮮明,在時代的洪流裡以各自的思想狀態挺立,有的立成了一座碑,有的無聲碎裂了。

弗萊迪在45歲這年迎來自己的人生結局。這距他知曉自己已患艾滋病的事實已過去4年。在這倒計時的4年中,他關起門來,拒絕媒體,活在自己的世界裡,那藩籬之中,只有音樂,卻有無限自由。後來他乾脆停掉所有藥物,解脫掉最後的束縛,投入自我。

生命最後的日子裡,他不曾告訴任何人關於他的病情,直到妹妹和樂隊成員看到他已經爛掉的右腳。實際上,他已經瘦骨嶙峋,在最後一支MV《我們一起度過的時光》(These Are The Days Of Our Lives)中,他臉上擦了厚厚的脂粉,眼妝依舊華麗,服裝依舊明媚,只是已經有了盡頭的氣息。

離世前一天,他選擇公開自己的病情,告訴全世界他罹患艾滋病。他可以隱瞞病情,但他選擇將真相留下。

1991年11月24日,皇后樂隊主唱弗萊迪·莫克瑞離世。

《波西米亞狂想曲》的開頭寫:

Is this the real life

這是真實的人生,

Is this just fantasy

還是夢幻一場?

無人知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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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樣是1991年,張培仁從香港來到北京,他是滾石唱片的副總經理。到北京後,他成立了魔巖唱片,沒過多久,他在北影的地下室找到了剛寫了《姐姐》的年輕人張楚。

張培仁說:“94年的春天,空氣裡有一種富裕的氣氛,每個人似乎都站在一場洪流中,等待著來自慾望的衝擊。”

張培仁將港臺的商業操作方式帶到內地,他瞄準了“北京搖滾”。3年後,幾個二十多歲的年輕人揹著吉他,登上紅磡的舞臺。3個半小時的演出,沒有熒光棒,沒有熟知的偶像,香港的觀眾瘋狂地吶喊、搖臂、跳躍。那場演出最終留在了影像、報刊、雜誌和人們共同的記憶裡。

何勇在演唱《鐘鼓樓》時介紹他的樂隊:“三絃演奏者,我的父親何玉生。笛子,竇唯。”這成為這場演出的標誌。

《鐘鼓樓》的MV裡,何勇的身後,老舊的牆體在坍塌。

再也沒有過如此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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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鐘鼓樓》MV

何勇和張楚在經歷種種後,步向中年。前兩年他們有過一次對談,內容轉向如何規律地生活,如何保重身體,他們從那段夢裡,退回現實軌道。

張楚的願望是,“假如我是我們家樓下那個賣煙的老頭,一輩子只能賣賣煙,然後掙點錢去海邊游泳,我真的願意過那樣的生活”。

許知遠2016年採訪張楚,向他表述自己的崇拜,大學時許追女生,就是朗誦著那首《孤獨的人是可恥的》,手中拿著花兒。張楚不接他的話,拒絕深入剖析自己。他寧願談論類似9·11事件、NASA這些和他相距甚遠的話題。

那一年在張楚的新歌發佈會上,一位戴眼鏡的男孩兒站起來向他提問:“我想問一下張楚,這個世界會好嗎?”

張楚的回答並沒有比提問更精彩。

當有人在演唱會臺下高喊:張楚我愛你!中國搖滾不死!張楚冷漠地回答:和我沒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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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勇從《鐘鼓樓》裡唱的二環四合院搬到了五環外,腳踩地,頭望天。他不再問“香港的姑娘們,你們漂亮嗎?”,20多年了,他漸漸地正常,“工作上有經紀人、助理,也有樂隊,現在每年都有多少場演出循環地在做。生活上,已經是一個上有老,下有小的中年人”。父親何玉生提到過去,不後悔讓他做搖滾,對這些很無奈又很理解:“人真奇怪,除了吃飯,還要思想自由。”

而竇唯,他跟何勇一樣瘋過,後來沉浸在自己的音樂實驗裡,在那裡將夢與現實融合。

他們一生都在為94年紅磡那場演唱會“償還”,以不同的路徑。

Goodbye everybody - I've got to go

再見各位,我得走了

Gotta leave you all behind and face the truth

得離開你們去面對真相

弗萊迪·莫克瑞一生不曾向父母親口承認兩件事情:一件是他的性向,一件是他患上艾滋。弗萊迪成名後,出入各種聲色場所,和男性戀人一夜情,荒靡,不知節制。可他熱愛家庭,尊重父母,愛護成員,和他最初的女友維持著純潔偉大的情誼,直到生命最後。他做出很多正常人無法理解的事,但對既有公序由衷尊崇。他有著最純真的感情。

當《波西米亞狂想曲》的主創人員被問到:哪一首歌最能形容弗雷迪·莫庫裡的一生?他們只有唯一的答案:《找一個人來愛》(Somebody To Love)。弗萊迪一生都在尋找與己匹配的情感,“我想要一直成功,一直寫好聽的歌,要一直墜入愛河”。

他處在矛盾之中,矛盾不會終止,直到生命戛然而止。

他們也處在矛盾之中,張楚,何勇,竇唯,等等。矛盾是他們生命的母命題。他們有時候偏向這邊,有時候偏向那邊,在這個容器裡晃來晃去。

有人問他們要答案,他們又上哪裡要答案。

只有一件事是確定的,不需要思考的——死亡。


皇后樂隊、竇唯、張楚……誰給了搖滾這件事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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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終會有人在矛盾的路上繼續。

I don't want to die,

我不想死

I sometimes wish I'd never been born at all

我有時候希望我從未存在過

參考資料:

[1]. 《皇后樂隊的真實故事,遠比<波西米亞狂想曲>豐滿動人》,作者:皇家麗人,看理想。

[2]. 《何玉生:搖滾歌手何勇的父親》,作者:王海燕 ,三聯生活週刊。

[3]. 《何勇:我沒有瘋,不需要人同情!》, 搖滾客。

[4]. 《這個世界會好嗎 | 許知遠對話張楚》,單向街書店。

[5]. 紀錄片《再見,烏托邦》,導演盛志民。

*圖片截自視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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