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百餘平米的芷蘭齋，密密匝匝的實木書架莊嚴矗立，這裡存放的七萬多冊古籍，是藏書家韋力畢生的心血。
書頁脆薄泛黃，年歲久遠。韋力隨手取出一本，便能如數家珍。芷蘭齋的藏書按“經、史、子、集、從”謹嚴分類。在經部的房間，他找到18歲時買的最貴的一部古籍《古文淵鑑》，感慨地告訴南都記者，當時八十塊對他來說是筆鉅款，為了買書他每天午飯也不吃。“它就擺在舊書店的櫥窗裡，每次路過，總怕它被人買走了。”至今彷彿還能體會那既愛惜又忐忑的心情。
“私家書房”短視頻系列第一期：韋力芷蘭齋
人與書的緣分很奇妙。韋力覺得自己愛古書和家人有關。“我喜歡古書跟我的家人有一定關係。我的爺爺以前是個老秀才，我奶奶和姥姥，兩位女性的長輩在我出生前就故去了。我是爺爺看著長大的。爺爺經常講古書的故事，這對我影響很深。”
“活字本”是韋力最重要的專題，芷蘭齋有庋藏活字本的專室。這裡的活字本有900冊之豐，是國內最富庶的活字本收藏，而活字本最多的公立機構天津圖書館，也僅擁有藏品700餘冊。
他向南都記者展示珍罕的程甲本《紅樓夢》，1791年由程偉元和高鶚以木活字排印，在《紅樓夢》傳播史上居功至偉。許多年前，韋力在嘉德拍賣會上以200多萬元重金購得，當時馬未都羨他撿漏，果然2018年，一部程甲本《紅樓夢》在嘉德拍出2000萬元天價，相當於溢價十倍。
他也是國內藏天祿琳琅最多的私人藏家。故宮博物院前院長鄭鑫淼到芷蘭齋參觀，委婉表示希望這些善本能夠“回家”。韋力說：“可惜天祿琳琅的每一部都是獨特的，沒有副本，我也沒有那麼大度，實在是說不出那個捐字來。”
然而，他藏書最大的特點是“無功利”。他常說“人有所好，必為所累”。他對自己的藏書有特別深厚的感情，就像《紅樓夢》裡的賈寶玉，喜聚而不喜散，從不在意價格跌漲，也未考慮過以藏養藏，或去粗存精。韋力說：“我是一個‘貪慾’比較濃的人。對每本書都不捨得放棄，覺得哪本都挺好。這是性格上的感情用事。”
嘉業堂比天一閣更有陣勢
南都：你心目中理想的書房是什麼樣的？
韋力：從性格上講，我喜歡宏大的東西，所以我很喜歡那種宏大的藏書樓。歷代的藏書樓，出於戰亂的原因，保留下來的不多。比如天一閣，是我們已知最早的藏書樓，從明代嘉靖年間到現在已有400多年了。天一閣的景區很大，實際上原來的書樓並不大，去那兒看完之後略感失望，跟我想象得不一樣。後來看到嘉業堂，我覺得那裡很宏大，它蓋成了一個回字形的樓，整個兩層全部都是，其實它的面積比天一閣大了差不多十倍，那樣它才有陣勢，才能看中國典籍是多麼的豐富。如果說喜歡的藏書樓的話，我比較喜歡嘉業堂。
南都：你希望自己擁有怎樣的藏書樓？
韋力：我一直在考慮建藏書樓的問題。北京因為搞地太難，一直建不起來。有幾個地方也邀請我，比如烏鎮邀請我去，他們把樓建好，樓是免費使用，但要求藏書樓每年要有多少天的開放。我對開放並不反感，因為文化是可以傳播的，比如有個展廳，每年辦多少次展覽，這都沒問題。為什麼沒有去？一個重要的原因是書特別怕潮。書籍潮了蟲卵才能孵化。古人晒書其實都是在江南，北方是不用晒書的。南方的書籍蟲蛀很嚴重。烏鎮是個水鄉，看著很美，但對書籍保護有不利的一面。所以我總想在北方建藏書樓。
藏書雖然是以江南為中心的，實際上北方的氣候對於保護書籍更有益。我們現在看到北方的藏書和南方的藏書品相差異很大。
南都：這個書房你平時常來嗎？在這些做一些什麼事情？
韋力：以前來的多，現在來的不多。因為它距我現在的住處比較遠。我在住處的附近有一個工作室，我有一輛麵包車，經常拉一車書到工作室那邊去整理、掃描、錄入。所以這個地方就變成了一個書庫的性質。
南都：現在的藏書大概有多少冊？
韋力：大概有七萬多冊。現在增加得很慢，因為能買到的越來越少，要不很貴，要不就看不到。
尋訪系列將是那些遺蹟唯一的留存
南都：你經常閱讀哪些方面的書？
韋力：我閱讀的是兩類：一種是研究書的書，必須要看相關的一些學術成果。另一種，因為我在做尋訪之旅，很“功利”地讀。比如現在正在寫藝術史，分為書法、繪畫兩大體系，我就得系統地讀中國美術史、中國繪畫史。以前對這些都有了解，但為了系統化，必須系統地去讀通史。為了保證公正，所以要讀不同的人寫的通史。然後才能更公允地談，哪一個人在藝術史上更加重要，才能給他標出星號來。
我採取了一個自己的辦法，我把藝術史上的名家分別用一星到五星進行標註，五星當然是重點的尋訪對象了，依次等而下之。但並不是我想找他他的遺蹟就存在，尋訪之難就在這兒。但是不管怎麼樣，它是以學術史為主導的。寫到哪一類的人，重點就讀哪一類。這兩年重點在讀藝術史方面的專著。
南都：這個系列和此前的藏書系列聯繫不大，你是怎麼發散出這個選題的？
韋力：我的尋訪是從藏書開始的，走到今天大概有二十年了。就像你說的，我的尋訪是發散式的。在尋訪藏書樓的時候，我發現一些歷史遺蹟也在逐漸消逝的過程中，本能地覺得這些也應該留下痕跡來。慢慢就展開了這個系列。
看似寫了很多書，其實就兩個類型，我把它稱之為“書系列”和“覓系列”。一個是跟書有關的，一個是跟傳統文化有關的。“覓系列”已經進行一半多了，我把它分成十二部，比如前面出的《覓宗記》、《覓詞記》、《覓詩記》，近年出版的是《覓理記》，就是中國的經學之旅。再往下是《覓字記》和《覓畫記》，此後還有《覓史記》，就是中國的史學之旅，因為中國經史並重，最後還要寫《覓道記》。這個系列計劃十年完成，現在是第八年了，基本上能如期完成。
南都：這個系列無論閱讀量還是寫作量都非常龐大，還不包括出去實地尋訪花去的精力。
韋力：這是我個人的一種學術觀的問題。古語說“浙東尚專家，浙西尚博雅。” 從乾嘉學派開始，我們講究專家之學，博雅近似於貶義詞。但是，通過讀書，我發現古人的專家之學，是在雄厚的博學功底之上萃取出來的。我們今天卻拋掉了前提，直接來搞專家之學。我認為各個學科，各個專門之學，都有互通的地方。如同盲人摸象，如果只是研究大象腿，是不會獲知大象全貌的。
所以當所有人都在做專家之學的時候，我想，我是不是應該反過來，當大家都看不上這種學問的時候，我把它們都搞通。當大家都縱著走的時候，我去系統地橫著走。這麼多年的尋訪，也寫了這麼多書，收穫最大的恰恰是自己。我再看待傳統文化的時候，不那麼偏激了，我變得客觀了很多。我能看到它的弊端，也能理解它的博大精深。
南都：您現在每天都在寫作嗎？
韋力：平均起來吧，每年有三分之一的時間在外面跑。以前每個月固定跑十天，寫二十天。現在因為講座多，各種活動多，比如我3月4號到福建有活動，我就在福建附近尋訪。然後我接著從福建到海南，在海南還有講座。
寫作是在工作室寫。每天晚上固定地要看材料，從六點看到十一點。第二天上午寫作，第二天下午整稿。這樣規律性地進行。
寫一篇文章不是那麼容易的。因為你不能編。我對自己的要求是句句有出處。所以需要查證，這個出處對不對，查資料特別費工夫。比如寫到沈周，我會在網上買所有關於沈周的書和文章。同時通過知網查相關的論文。這樣你才能知道，今天對他的研究和評價大概是什麼樣子的，以防自己做出一些不確的結論。寫一個人要查一堆的資料。
南都：在我的印象裡您出書的速度很快，尤其近兩年像是爆發式的。
韋力：出書的速度不是作者能夠決定的。有的稿交了三年多了，還沒出版呢。有的稿交了三個月就印出來了。自己的如意算盤是按部就班，一個一個出，但這事兒你根本決定不了。書稿交給出版社，作者能做主的事兒很少很少。但是讀者不知道。去年我出了九本書，但是就像我說的，我已經跑了六七年了，它只是這個時候集中出來了。
藏書的一個重要原因是“無功利”
南都：在一個什麼樣的空間裡安置藏書，應該是現在的藏書家面臨的最大的問題吧？
韋力：俗話講，人有所好必為所累。我買書這麼多年，得出的經驗是什麼？好東西是買不完的。錢是有限的，好東西是無限的。愛書人尤其糾結。你把大量的金錢用於買書，你就沒有辦法用這個錢再去建一個多麼大的書樓。如果錢都去建樓和維護樓了，買書的費用就有限了。就是因為錢有限，書無窮。每個藏書家都有這個糾結。只要你有所好，你永遠會覺得缺錢。
南都：您這個藏書樓是哪一年購置的？在此之前你的書放在哪裡呢？
韋力：在此之前，我在天津有個藏書樓，一百多平米的一個樓。其實就是一片別墅區裡的一個大別墅。因為我在天津工作了八年多，當初就在那兒建了書樓。後來我回到北京，把書放在天津不方便，但北京藏書樓又建不起來。我買現在這個樓的原因，是因為知道這個樓的開發商是一個香港人，而且知道這個樓的結構體不一樣。你能看到，這幾個屋子中間還架了書架。一般的樓承重是不行的。普通人家裡書架為什麼轉圈擺，因為承重好。屋子當中不是懸空的嗎，支撐力差，是不允許擺放書架的。但因為這個樓是特殊的，比平常的板要厚，我才可以這樣擺。否則的話書架轉圈擺，用的房子更多了。書是很沉的東西，壓力很大的。
南都：您的書房是怎麼慢慢擴展到現在這個規模的？
韋力：我最開始買書的時候，古書五毛錢一本。就是因為逐漸有好書出來，價錢越來越高，這件事對我產生了心理影響。我發現，沒有錢藏書是不可能的。很多人認為我是因為有錢了藏書，其實恰恰反過來，我藏書沒錢，才想辦法怎麼讓自己變得有點錢。我就想，是不是應該往經濟部門靠啊，才有點錢可以買書了。
我也有自己的辦法。當年那會兒跟現在的情況不一樣。那會兒是買方市場，古書買的人少，書店的經營比較困難。書店實行“效益工資”，如果完不成經濟指標，員工工資那會就開300多塊錢，完成了以後能開到1000多塊。到了年底完不成指標，書店的總經理就會來找我，買一批古書，他們效益完成了，可以發高工資。相當於是在撿漏。
後來有了古籍拍賣，情況就變化了。因為拍賣場上更能創出高價來，賣給我人家就覺得虧了。所以慢慢人家就走了拍賣的路子，我的作用越來越小了。
我覺得能夠藏書的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無功利。我不反對有功利，書本來就是商品，也是買來的，就跟買房一樣，沒什麼區別。你買來的東西也可以賣嘛。但就是因為覺得自己總要有一件事兒不那麼功利，所以這些書漲價多少錢或跌價多少錢，我完全不在意。因為這種心態，這些收藏就積累下來了。如果你把它當生意看，這書一下漲了十倍，很可能早就賣了。
老去後散出收藏，成立愛書人基金
南都：這麼多年有釋出過藏品嗎？
韋力：沒有。雖然我也知道應當去粗存精，應當淘汰一些不好的，應該再買更好的，但是我始終沒走這一步，因為我始終沒有以經營的角度來看待它，覺得哪些應該存，哪些不該存。
當然我也不反對把它作為買賣，很多人以此為生，或者有人以書養書，我覺得都有道理，只是我沒走這一步而已。我並不標榜自己這種做法。
南都：您對您這些藏書是不是特別有感情？
韋力：我是一個“貪慾”比較濃的人。對每個書都不捨得放棄，覺得哪個都挺好。這是性格上的感情用事。
南都：有沒有考慮過未來這些書的歸屬？
韋力： 有一天，到老了，兩種情況，一種自己沒錢了，那也沒轍，我總得要活著，那就賣書嘛。還有一種到老了，即便有錢也沒用了，但是這個書也讓它賣掉，讓更多的人能夠得到它。我希望通過這種方式繼續讓它流傳，並且希望今後的愛書人能夠有更多可把玩的東西。同時既然到老了，並且有飯吃的話，這批書賣一筆錢，也沒有太大用了，老了也幹不了什麼了，我就想弄一個小小的基金，效仿諾貝爾獎似的。當然我自己的錢比他差的太遠，但也可以效仿這種模式。比如成立一個基金，基金產生的錢，每年獎勵一些在藏書研究上有成果的人。因為很多愛書人都沒錢，通過這種方法不也是一個小小的獎勵嗎？當然這是我的夢想，希望自己能夠實現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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