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心目中，媽媽是個悲劇性人物，但是，她是史詩規模、莎士比亞級別的悲劇人物。
媽媽一生不知道自己的生父是誰，她的生母也是在20世紀70年代尾聲，也就是她已經40多歲的時候，才和她有正式而且相對平凡的接觸的。媽媽進章家門的時候不到一歲。她成為外公第二位太太——溪夫人的女兒。溪夫人就是我的外婆。媽媽從小沒有得到什麼母愛。溪夫人是一個典型的上海姨太太，每天打麻將，在外面吃飯，而媽媽幾乎是幾個江北的阿姨帶大的。我想媽媽小時候過的是不缺吃、不缺穿，只缺愛的生活。記得媽媽說，她小時候信天主教，經常一個人在教堂裡面發呆。
外公和溪夫人的感情並不好，抗戰的時候，就把溪夫人和媽媽都留在上海，並沒有帶去重慶。這使溪夫人很不高興，而且居然在上海認了一個“乾兒子”。老上海人都知道這是什麼意思。媽媽說，外婆那時候就對她不管不顧了，每天讓這個“乾兒子”騎自行車去接媽媽，媽媽就坐著“二等”回家。有一回，回家的路上下大雨，這個“乾兒子”騎得特別猛，居然把媽媽甩在馬路上了。但是他絲毫沒有察覺到這個7歲的孩子已經摔在馬路中間，只是到家以後才發現後面沒有人了。媽媽說，她只好坐在馬路牙子上挨雨淋，等了一個多鐘頭才被領回家。
媽媽大學剛剛畢業的時候，她的生母通過我的父親，又找到她。據我父親告訴我，那是因為他認識我的親生舅舅，也就是媽媽同母異父的哥哥。當時媽媽非常激動，這似乎解釋了她小時候所有的委屈孤獨和不幸。當時，媽媽甚至想脫離章家，回到自己生母身邊。這事情發生在20世紀50年代，而那時候的革命教育也迫使媽媽認為，她的生母放棄她肯定是因為太窮，而窮人都是好人。反而，像章家這種封建家庭一定是反動的，她如果投奔她的生母，那簡直就是革命的一步。而就在她下決心要走出章家門的時候，媽媽被北京市市委書記彭真同志的祕書找去談話。他告訴媽媽，章士釗是共產黨統戰的對象，黨不希望在他剛剛回北京幾年內，由於共產黨的政治教育，丟了自己的女兒。所以，底線就是黨需要媽媽待在章家，好好當女兒。在那個年代，這句話可能比什麼“養育之恩”之類的人之常情更能夠說服一個二十幾歲的女青年。也就這樣，媽媽留在了章家。但是從那以後，她一直偷偷跟自己的生母保持聯繫，每次去上海都去探望她。她一直寄希望於這個生母能夠給她一生渴望的母愛。
由於媽媽是這麼長大的，所以她不知道如何向我交代這麼複雜的家庭背景。更何況，溪夫人，我的外婆酷愛我，對我簡直是好得不能再好。外公章士釗80多歲終於有了個第三代，對其更是百依百順。我從小跟我外公、外婆在四合院里長大，是他們在一個動盪的年歲中給了我一個無憂無慮、快樂的童年。媽媽知道我和外公、外婆感情深厚，這就讓她更加難以啟齒告訴我家裡這些複雜的背景。1976年夏天，我從美國回來過暑假，就在唐山大地震的頭一天，媽媽跟我說：“明天去火車站接你的外婆。”
我以為是我外公的第三位夫人從香港回來了，“殷婆婆回來了嗎?”我問。
“不是的，”媽媽說，“明天早上你去之前我再給你解釋。”
結果，當天晚上就發生了唐山大地震，媽媽和喬冠華當然連夜全去了外交部。早上，媽媽來了電話，說來不及跟我解釋了，但是八點半趕到北京站，在右手的大鐘下面會有一男一女，那是我的表哥和表妹，男的叫瓶瓶，女的叫罐罐。他們是去接他們的奶奶，也就是我的外婆。然後，不容我再問任何問題，媽媽就把電話掛了。
那年我15歲，在紐約已經住了3年，完全是個美國孩子了。從我的視角來看，1976年的中國本來就是一部超現實電影，所有一切都不可能是真實的——這個國家就是奧維爾的《1884》。所以，地震震出來個莫名其妙的“外婆”和兩個叫瓶瓶罐罐的表哥表妹似乎非常正常。
我對媽媽的生母——我的親外婆的態度跟媽媽正好相反。我記得這個有嚴重風溼性關節炎的老太太是個非常勢利、不真誠而且話實在太多的老太太。在來的第一天晚上，她就在史家衚衕的飯桌上熱淚盈眶地對我說“要感謝共產黨，毛主席讓我們一家團圓。”我當時覺得這是變相地在罵撫養我長大的外公外婆，而51號是他們的家，所以我跟媽媽大吵了一架。結果證明我是對的，在喬冠華去世之後，媽媽最需要親人的時候，這個老太太選擇了跟已經被她遺棄過一次的女兒劃清界限。
媽媽是個傳統的女人，她太把男人當回事。我總覺得她思想中有根深蒂固的男尊女卑情結。有這種思想的女人，最後總是要找一個值得她徹底自我犧牲的男人。媽媽的一生中，這個人就是喬冠華。他們在有生之年沒過什麼太多的好日子，光隔離審查就有兩年。而喬冠華走了以後，媽媽守了25年寡。在這25年中，媽媽寫了4本書，每本書的主角兒都是喬冠華。在公眾眼裡，這是她的美德，是一個美麗的中國女子應該做的。在我眼裡，這就是她悲壯的地方，也是她為什麼是悲劇人物的原因。
我很想她，很想再有一次機會讓我改變她的悲劇命運，讓我再有一個機會讓她最後的25年過得更加開心一些。可惜，我不會再有這個機會，這將是我終身的遺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