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04-25 06:04 | 海寧發佈微信號
4月24日上午10點13分，在海寧康華醫院四樓ICU病房，隨著監護儀上的象徵生命的曲折波線變成一條直線，這意味著86歲的老人孫寶珍走到了生命的終點。
當天，她的遺體被送往浙江大學醫學院，根據生前遺願，除了捐獻遺體外，還捐獻了一對眼角膜。
孫寶珍老人的最後一刻。
據悉，這是海寧第二例眼角膜捐獻者，第三例遺體捐獻！
相伴49年的老夫妻同籤遺體捐贈
這是孫寶珍和丈夫卞培鬆兩人很久以前的約定——早在2013年12月6日，他們在同一天各自簽訂一份遺體捐贈登記表，自願捐獻自己的遺體和眼角膜，用於醫學研究以及幫助他人重現光明。
如今，孫寶珍先走一步了，丈夫卞培鬆決定幫助妻子完成心願。
“我跟老伴就此告別吧，我會跟她在那邊見面，過幾年總歸輪到我了。”站在妻子的遺體前，卞培鬆擺了擺手。醫護人員和護工為孫寶珍穿好整身新衣，再用被子細心包好。
最後的陪伴
對於死亡，卞培鬆說得輕描淡寫，他確切地知道，總有一天，自己也會跟妻子一樣，將躺著進入浙江大學醫學院那棟建築物，成為學生們解剖刀下的對象。
兩人在上海相識並結婚
今年79歲的卞培鬆看起來精神矍鑠、和藹可親。在病房外，記者和他輕輕聊起天，他說起了他們的故事——
我的父母都是鹽官人，小時候我曾在鹽官讀書到七歲，後來隨父母回了上海。高中畢業後，我當過10年海軍，退役後，就分配在上海外灘邊的中國銀行裡工作。
老伴離世後，他在一旁撥通浙江大學醫學院的電話，告知老伴離世可以前來轉運遺體。
在那裡，我認識了妻子。她是南京人，當時也在上海工作，她工作的單位就跟我在同一棟大樓。我們就這樣認識了。她年輕時很漂亮，很多小夥追求，我也是其中一個，最後她還是選擇了我。
我們於1970年結婚的，婚後很幸福。我們這一輩子沒有要孩子，一心撲在工作上。夫妻倆之間相互扶持，相敬如賓，兩人從不紅臉，都是你讓讓我，我讓讓你，生活得很幸福。
早幾前，她身體不太好的那段時間，都是我照顧她的起居生活。我經常帶著她去公園喝早茶，每個星期拉著她坐著公交車去上海音樂學院排練唱歌，因為我是上海銀杏合唱團的。她就坐在旁邊看著我唱歌。她年輕時跳舞也很好，手也很巧，還會做衣服。
“人活著，總要乾點有意義的事”
對於遺體捐獻的想法，其實在我小時候就有了，當時我看到過達芬奇創作的人體解剖素描，讓我很震撼。
早在2013年，老伴身體好的時候，我就跟她這樣說過：“你說，人活著是那麼回事，死了也就那麼回事，能有意義一點，還真就沒白來世間走這麼一遭……”
再說到一起去捐獻遺體的想法，她很贊同。因此在2013年，上海紅十字會工作人員帶著表格上門來到我家。我的兩名親屬還當我們的執行人，在表格上籤了字。我們填寫了志願捐獻遺體申請登記表，完成了遺體捐獻的協議登記工作。
卞培鬆與紅十字會工作人員交流
我的身邊至今還保存了一張《新民晚報》，2017年4月17日的報紙上刊登了一篇《遺體捐贈：愛心與天地共存》的文章，我當時把文章剪下來，更加證實了我們當時的選擇是很有意義。
《新民晚報》
2014年，老伴兒再次腦梗，雖然搶救過來了，但從那以後，留下了不少後遺症，只能躺在床上，身上多個器官衰竭，她還患腎癌.....
2017年，我帶著老伴兒從上海回到故鄉海寧，選擇在海寧治療，住進了市康華醫院16樓的綜合科。
從今年2月份開始，她的身體越來越不行，已經不能進食了，營養液打進去也會吐出來。
孫寶珍老人的病房
我提前聯上海紅十字會諮詢老伴兒捐獻遺體的事，後來又考慮到跨省捐獻不方便，今年3月7日，我又坐著公交車輾轉到海寧市紅十字會，帶上相關資料，重新為自己和老伴簽署了一份遺體捐贈書。
我的身體也不是很好，有“三高”，還有風溼性關節炎，關節裡有積水。我也已經幫自己準備好了一套壽衣，哪天要是走了，也跟老伴一樣，把遺體、眼角膜捐出去。
記者瞭解到，就在三天前，孫寶珍的病情再次急劇惡化，人已經昏迷，被送往ICU.....
康華醫院ICU的醫護人員都對他們印象深刻。“我們很佩服這對老夫妻，佩服他們對生命的理解。”ICU主任邱雲龍說，為了讓老伴能夠舒服地離開，卞培鬆已經決定不做任何搶救。
“她走得很安詳。”卞培鬆說。然而，在病房裡整理妻子的遺物時，當他望著病房裡妻子曾經睡過的那張床，眼眶還是溼潤了。雖然面對離別，他已經做了好幾年的思想準備。
卞培鬆幫老伴整理遺物
兩位老人平凡而又偉大！我們應該堅信，他們是讓生命和精神用另外一種方式得到延續和傳承，為兩位老人點贊！
(原標題《淚目！海寧8旬老夫妻雙雙捐獻遺體！今天，丈夫送妻子走完生命最後一程》，原作者賀潔靚。編輯張藝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