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6月12日，廣州某拍賣公司拍賣“西漢萊子侯刻石拓片”，經過多輪叫價，最後以2070萬元成交。作為具有相當文物和商業價值的西漢刻石拓片雖然珍貴，但拍到這麼高的價格，還是匪夷所思的。
2016年6月12日，廣州某拍賣公司拍賣“西漢萊子侯刻石拓片”，經過多輪叫價，最後以2070萬元成交。作為具有相當文物和商業價值的西漢刻石拓片雖然珍貴，但拍到這麼高的價格，還是匪夷所思的。
西漢萊子侯刻石拓片
而賦予這件文物真正的增值重要原因，是它上面有康生、郭沫若等人的題跋。康、郭二人，政治地位高，文化修養深厚，書法水平精湛，他們在這件拓片上題了很多字，賦予了拓片新的人文價值。
2016年6月12日，廣州某拍賣公司拍賣“西漢萊子侯刻石拓片”，經過多輪叫價，最後以2070萬元成交。作為具有相當文物和商業價值的西漢刻石拓片雖然珍貴，但拍到這麼高的價格，還是匪夷所思的。
西漢萊子侯刻石拓片
而賦予這件文物真正的增值重要原因，是它上面有康生、郭沫若等人的題跋。康、郭二人，政治地位高，文化修養深厚，書法水平精湛，他們在這件拓片上題了很多字，賦予了拓片新的人文價值。
世間傳聞，康、郭二人品性上交惡，不得詳知。作為康生，可以肯定的是，作為政治人物，其結論已經定論，不可否定，也為後者鑑。但也不可否認的是，其在中國傳統文化上的研究和造詣。也可以說，如果其不從政，很可能成為中國近代文化研究者中的一代巨擘。
2016年6月12日，廣州某拍賣公司拍賣“西漢萊子侯刻石拓片”，經過多輪叫價，最後以2070萬元成交。作為具有相當文物和商業價值的西漢刻石拓片雖然珍貴，但拍到這麼高的價格，還是匪夷所思的。
西漢萊子侯刻石拓片
而賦予這件文物真正的增值重要原因，是它上面有康生、郭沫若等人的題跋。康、郭二人，政治地位高，文化修養深厚，書法水平精湛，他們在這件拓片上題了很多字，賦予了拓片新的人文價值。
世間傳聞，康、郭二人品性上交惡，不得詳知。作為康生，可以肯定的是，作為政治人物，其結論已經定論，不可否定，也為後者鑑。但也不可否認的是，其在中國傳統文化上的研究和造詣。也可以說，如果其不從政，很可能成為中國近代文化研究者中的一代巨擘。
郭沫若
傳聞雖多，但同作為對中國古文化相當有興趣且有研究心得的康、郭二人，卻都曾在不同時期請教和交流過這塊拓片的原主人，民國至新中國時期的文化大家，容庚。
容庚（1894-1983），廣東東莞人。中國古文字學家、教育家、考古學家、書法家。1925年成立的故宮博物院，內設古物鑑定委員會，聘容庚為委員。他在學術界享有盛名的金文字彙《金文編》初版於同年，後一再增補重版，為研究商周金文者所必備。此後又編輯出版了《金文續編》，專收奏漢金文。容庚通金文，精於青銅器鑑別，可以通過文字辨別古銅器的年代及真偽。
2016年6月12日，廣州某拍賣公司拍賣“西漢萊子侯刻石拓片”，經過多輪叫價，最後以2070萬元成交。作為具有相當文物和商業價值的西漢刻石拓片雖然珍貴，但拍到這麼高的價格，還是匪夷所思的。
西漢萊子侯刻石拓片
而賦予這件文物真正的增值重要原因，是它上面有康生、郭沫若等人的題跋。康、郭二人，政治地位高，文化修養深厚，書法水平精湛，他們在這件拓片上題了很多字，賦予了拓片新的人文價值。
世間傳聞，康、郭二人品性上交惡，不得詳知。作為康生，可以肯定的是，作為政治人物，其結論已經定論，不可否定，也為後者鑑。但也不可否認的是，其在中國傳統文化上的研究和造詣。也可以說，如果其不從政，很可能成為中國近代文化研究者中的一代巨擘。
郭沫若
傳聞雖多，但同作為對中國古文化相當有興趣且有研究心得的康、郭二人，卻都曾在不同時期請教和交流過這塊拓片的原主人，民國至新中國時期的文化大家，容庚。
容庚（1894-1983），廣東東莞人。中國古文字學家、教育家、考古學家、書法家。1925年成立的故宮博物院，內設古物鑑定委員會，聘容庚為委員。他在學術界享有盛名的金文字彙《金文編》初版於同年，後一再增補重版，為研究商周金文者所必備。此後又編輯出版了《金文續編》，專收奏漢金文。容庚通金文，精於青銅器鑑別，可以通過文字辨別古銅器的年代及真偽。
容庚
早年亡命日本的郭沫若研究古文字，曾寫信向年僅37歲的容庚清教。容庚雖未見過郭沫若，卻覆信給予支持，二人以通信聯繫，交流研究古文字的心得。後來郭沫若曾說：“若是沒有容庚的幫助，我走上研究金文的道路，恐怕也是不可能的。
康生則是在當時中共高級領導人中，康生的國學造詣較高，對歷史、文學、書畫、戲曲、金石均有涉獵。據陳烈的《田家英與小莽蒼蒼齋》一書記載，20世紀50年代，康生聽說田家英有藏書的雅好，就把自己心愛的明版《醒世恆言》轉送田家英。此書系明代作家馮夢龍編纂，為明天啟丁卯（1627年）刻本，世間僅存4部，其中兩部藏於日本。當然，康生此部不知從何得來。
2016年6月12日，廣州某拍賣公司拍賣“西漢萊子侯刻石拓片”，經過多輪叫價，最後以2070萬元成交。作為具有相當文物和商業價值的西漢刻石拓片雖然珍貴，但拍到這麼高的價格，還是匪夷所思的。
西漢萊子侯刻石拓片
而賦予這件文物真正的增值重要原因，是它上面有康生、郭沫若等人的題跋。康、郭二人，政治地位高，文化修養深厚，書法水平精湛，他們在這件拓片上題了很多字，賦予了拓片新的人文價值。
世間傳聞，康、郭二人品性上交惡，不得詳知。作為康生，可以肯定的是，作為政治人物，其結論已經定論，不可否定，也為後者鑑。但也不可否認的是，其在中國傳統文化上的研究和造詣。也可以說，如果其不從政，很可能成為中國近代文化研究者中的一代巨擘。
郭沫若
傳聞雖多，但同作為對中國古文化相當有興趣且有研究心得的康、郭二人，卻都曾在不同時期請教和交流過這塊拓片的原主人，民國至新中國時期的文化大家，容庚。
容庚（1894-1983），廣東東莞人。中國古文字學家、教育家、考古學家、書法家。1925年成立的故宮博物院，內設古物鑑定委員會，聘容庚為委員。他在學術界享有盛名的金文字彙《金文編》初版於同年，後一再增補重版，為研究商周金文者所必備。此後又編輯出版了《金文續編》，專收奏漢金文。容庚通金文，精於青銅器鑑別，可以通過文字辨別古銅器的年代及真偽。
容庚
早年亡命日本的郭沫若研究古文字，曾寫信向年僅37歲的容庚清教。容庚雖未見過郭沫若，卻覆信給予支持，二人以通信聯繫，交流研究古文字的心得。後來郭沫若曾說：“若是沒有容庚的幫助，我走上研究金文的道路，恐怕也是不可能的。
康生則是在當時中共高級領導人中，康生的國學造詣較高，對歷史、文學、書畫、戲曲、金石均有涉獵。據陳烈的《田家英與小莽蒼蒼齋》一書記載，20世紀50年代，康生聽說田家英有藏書的雅好，就把自己心愛的明版《醒世恆言》轉送田家英。此書系明代作家馮夢龍編纂，為明天啟丁卯（1627年）刻本，世間僅存4部，其中兩部藏於日本。當然，康生此部不知從何得來。
康生補版1
該部《醒世恆言》內加襯紙，精心裝裱，又親自校訂。在該書第一冊的卷尾，康生提筆，用精湛的小楷補了118字，因與書中的仿宋木刻不匹配，從卷三起，康生又以筆代刀，嘗試寫木刻字。在卷四前他又寫道：“此卷缺二頁，故按《世界文庫》本補之，初次仿寫宋體木刻字，不成樣子，為補書只得如此。"據統計，康生在這部書中補寫70餘處，約3600字。對明版書進行如此規模的內外科“手術"，沒有一定的本領是不行的，對康生的學術修養，我們無須否定。
2016年6月12日，廣州某拍賣公司拍賣“西漢萊子侯刻石拓片”，經過多輪叫價，最後以2070萬元成交。作為具有相當文物和商業價值的西漢刻石拓片雖然珍貴，但拍到這麼高的價格，還是匪夷所思的。
西漢萊子侯刻石拓片
而賦予這件文物真正的增值重要原因，是它上面有康生、郭沫若等人的題跋。康、郭二人，政治地位高，文化修養深厚，書法水平精湛，他們在這件拓片上題了很多字，賦予了拓片新的人文價值。
世間傳聞，康、郭二人品性上交惡，不得詳知。作為康生，可以肯定的是，作為政治人物，其結論已經定論，不可否定，也為後者鑑。但也不可否認的是，其在中國傳統文化上的研究和造詣。也可以說，如果其不從政，很可能成為中國近代文化研究者中的一代巨擘。
郭沫若
傳聞雖多，但同作為對中國古文化相當有興趣且有研究心得的康、郭二人，卻都曾在不同時期請教和交流過這塊拓片的原主人，民國至新中國時期的文化大家，容庚。
容庚（1894-1983），廣東東莞人。中國古文字學家、教育家、考古學家、書法家。1925年成立的故宮博物院，內設古物鑑定委員會，聘容庚為委員。他在學術界享有盛名的金文字彙《金文編》初版於同年，後一再增補重版，為研究商周金文者所必備。此後又編輯出版了《金文續編》，專收奏漢金文。容庚通金文，精於青銅器鑑別，可以通過文字辨別古銅器的年代及真偽。
容庚
早年亡命日本的郭沫若研究古文字，曾寫信向年僅37歲的容庚清教。容庚雖未見過郭沫若，卻覆信給予支持，二人以通信聯繫，交流研究古文字的心得。後來郭沫若曾說：“若是沒有容庚的幫助，我走上研究金文的道路，恐怕也是不可能的。
康生則是在當時中共高級領導人中，康生的國學造詣較高，對歷史、文學、書畫、戲曲、金石均有涉獵。據陳烈的《田家英與小莽蒼蒼齋》一書記載，20世紀50年代，康生聽說田家英有藏書的雅好，就把自己心愛的明版《醒世恆言》轉送田家英。此書系明代作家馮夢龍編纂，為明天啟丁卯（1627年）刻本，世間僅存4部，其中兩部藏於日本。當然，康生此部不知從何得來。
康生補版1
該部《醒世恆言》內加襯紙，精心裝裱，又親自校訂。在該書第一冊的卷尾，康生提筆，用精湛的小楷補了118字，因與書中的仿宋木刻不匹配，從卷三起，康生又以筆代刀，嘗試寫木刻字。在卷四前他又寫道：“此卷缺二頁，故按《世界文庫》本補之，初次仿寫宋體木刻字，不成樣子，為補書只得如此。"據統計，康生在這部書中補寫70餘處，約3600字。對明版書進行如此規模的內外科“手術"，沒有一定的本領是不行的，對康生的學術修養，我們無須否定。
康生補版2
1962年2月，在廣州中山大學 “黑石屋"別墅，兩個在不同領域赫赫有名的人物相見了。開始康生還保持“領導"的威嚴，漸漸地便被容庚的風采所打動，遂以同道相稱，問起容庚的藏品。容庚耐心地介紹，當提起一張書帖時，康生認為是贗品。容庚不同意康生的見解，兩個人爭論起來。
隨即，康生來到容庚的家，兩人當面鑑別真偽。
容庚收藏甚豐， 1956年就捐給廣州博物館150餘件珍貴的古銅器。到60年代，他收藏的明清字畫達1000餘幅，其中不乏精品。在容庚家，康生大開眼界，向容庚講述了自己收藏的經歷和鑑定的經驗。在真正的學問面前，康生折服了，並且在該書帖拓片上，即本文開篇提到的“萊子侯刻石拓片”上題跋。
2016年6月12日，廣州某拍賣公司拍賣“西漢萊子侯刻石拓片”，經過多輪叫價，最後以2070萬元成交。作為具有相當文物和商業價值的西漢刻石拓片雖然珍貴，但拍到這麼高的價格，還是匪夷所思的。
西漢萊子侯刻石拓片
而賦予這件文物真正的增值重要原因，是它上面有康生、郭沫若等人的題跋。康、郭二人，政治地位高，文化修養深厚，書法水平精湛，他們在這件拓片上題了很多字，賦予了拓片新的人文價值。
世間傳聞，康、郭二人品性上交惡，不得詳知。作為康生，可以肯定的是，作為政治人物，其結論已經定論，不可否定，也為後者鑑。但也不可否認的是，其在中國傳統文化上的研究和造詣。也可以說，如果其不從政，很可能成為中國近代文化研究者中的一代巨擘。
郭沫若
傳聞雖多，但同作為對中國古文化相當有興趣且有研究心得的康、郭二人，卻都曾在不同時期請教和交流過這塊拓片的原主人，民國至新中國時期的文化大家，容庚。
容庚（1894-1983），廣東東莞人。中國古文字學家、教育家、考古學家、書法家。1925年成立的故宮博物院，內設古物鑑定委員會，聘容庚為委員。他在學術界享有盛名的金文字彙《金文編》初版於同年，後一再增補重版，為研究商周金文者所必備。此後又編輯出版了《金文續編》，專收奏漢金文。容庚通金文，精於青銅器鑑別，可以通過文字辨別古銅器的年代及真偽。
容庚
早年亡命日本的郭沫若研究古文字，曾寫信向年僅37歲的容庚清教。容庚雖未見過郭沫若，卻覆信給予支持，二人以通信聯繫，交流研究古文字的心得。後來郭沫若曾說：“若是沒有容庚的幫助，我走上研究金文的道路，恐怕也是不可能的。
康生則是在當時中共高級領導人中，康生的國學造詣較高，對歷史、文學、書畫、戲曲、金石均有涉獵。據陳烈的《田家英與小莽蒼蒼齋》一書記載，20世紀50年代，康生聽說田家英有藏書的雅好，就把自己心愛的明版《醒世恆言》轉送田家英。此書系明代作家馮夢龍編纂，為明天啟丁卯（1627年）刻本，世間僅存4部，其中兩部藏於日本。當然，康生此部不知從何得來。
康生補版1
該部《醒世恆言》內加襯紙，精心裝裱，又親自校訂。在該書第一冊的卷尾，康生提筆，用精湛的小楷補了118字，因與書中的仿宋木刻不匹配，從卷三起，康生又以筆代刀，嘗試寫木刻字。在卷四前他又寫道：“此卷缺二頁，故按《世界文庫》本補之，初次仿寫宋體木刻字，不成樣子，為補書只得如此。"據統計，康生在這部書中補寫70餘處，約3600字。對明版書進行如此規模的內外科“手術"，沒有一定的本領是不行的，對康生的學術修養，我們無須否定。
康生補版2
1962年2月，在廣州中山大學 “黑石屋"別墅，兩個在不同領域赫赫有名的人物相見了。開始康生還保持“領導"的威嚴，漸漸地便被容庚的風采所打動，遂以同道相稱，問起容庚的藏品。容庚耐心地介紹，當提起一張書帖時，康生認為是贗品。容庚不同意康生的見解，兩個人爭論起來。
隨即，康生來到容庚的家，兩人當面鑑別真偽。
容庚收藏甚豐， 1956年就捐給廣州博物館150餘件珍貴的古銅器。到60年代，他收藏的明清字畫達1000餘幅，其中不乏精品。在容庚家，康生大開眼界，向容庚講述了自己收藏的經歷和鑑定的經驗。在真正的學問面前，康生折服了，並且在該書帖拓片上，即本文開篇提到的“萊子侯刻石拓片”上題跋。
在容庚的家，康生問容庚需要什麼幫助，容庚也不客氣，告訴康生，自己欲重新修訂《商周彝器通考》一書，但缺少經費，無法去外地蒐集資料。康生立刻表態，幫助容庚解決這些問題，並說由自己親筆開具介紹信給容庚，作為去外地蒐集資料的通行證，建議《商周彝器通考》一書的修訂計劃列人文化部的科研項目。一個月以後，也就是1962年4月1日，容庚拿著康生的介紹信，與助手張維持、曾憲通、馬國權共赴中原，為完善《商周彝器通考》一書邁出了重要的一步。
2016年6月12日，廣州某拍賣公司拍賣“西漢萊子侯刻石拓片”，經過多輪叫價，最後以2070萬元成交。作為具有相當文物和商業價值的西漢刻石拓片雖然珍貴，但拍到這麼高的價格，還是匪夷所思的。
西漢萊子侯刻石拓片
而賦予這件文物真正的增值重要原因，是它上面有康生、郭沫若等人的題跋。康、郭二人，政治地位高，文化修養深厚，書法水平精湛，他們在這件拓片上題了很多字，賦予了拓片新的人文價值。
世間傳聞，康、郭二人品性上交惡，不得詳知。作為康生，可以肯定的是，作為政治人物，其結論已經定論，不可否定，也為後者鑑。但也不可否認的是，其在中國傳統文化上的研究和造詣。也可以說，如果其不從政，很可能成為中國近代文化研究者中的一代巨擘。
郭沫若
傳聞雖多，但同作為對中國古文化相當有興趣且有研究心得的康、郭二人，卻都曾在不同時期請教和交流過這塊拓片的原主人，民國至新中國時期的文化大家，容庚。
容庚（1894-1983），廣東東莞人。中國古文字學家、教育家、考古學家、書法家。1925年成立的故宮博物院，內設古物鑑定委員會，聘容庚為委員。他在學術界享有盛名的金文字彙《金文編》初版於同年，後一再增補重版，為研究商周金文者所必備。此後又編輯出版了《金文續編》，專收奏漢金文。容庚通金文，精於青銅器鑑別，可以通過文字辨別古銅器的年代及真偽。
容庚
早年亡命日本的郭沫若研究古文字，曾寫信向年僅37歲的容庚清教。容庚雖未見過郭沫若，卻覆信給予支持，二人以通信聯繫，交流研究古文字的心得。後來郭沫若曾說：“若是沒有容庚的幫助，我走上研究金文的道路，恐怕也是不可能的。
康生則是在當時中共高級領導人中，康生的國學造詣較高，對歷史、文學、書畫、戲曲、金石均有涉獵。據陳烈的《田家英與小莽蒼蒼齋》一書記載，20世紀50年代，康生聽說田家英有藏書的雅好，就把自己心愛的明版《醒世恆言》轉送田家英。此書系明代作家馮夢龍編纂，為明天啟丁卯（1627年）刻本，世間僅存4部，其中兩部藏於日本。當然，康生此部不知從何得來。
康生補版1
該部《醒世恆言》內加襯紙，精心裝裱，又親自校訂。在該書第一冊的卷尾，康生提筆，用精湛的小楷補了118字，因與書中的仿宋木刻不匹配，從卷三起，康生又以筆代刀，嘗試寫木刻字。在卷四前他又寫道：“此卷缺二頁，故按《世界文庫》本補之，初次仿寫宋體木刻字，不成樣子，為補書只得如此。"據統計，康生在這部書中補寫70餘處，約3600字。對明版書進行如此規模的內外科“手術"，沒有一定的本領是不行的，對康生的學術修養，我們無須否定。
康生補版2
1962年2月，在廣州中山大學 “黑石屋"別墅，兩個在不同領域赫赫有名的人物相見了。開始康生還保持“領導"的威嚴，漸漸地便被容庚的風采所打動，遂以同道相稱，問起容庚的藏品。容庚耐心地介紹，當提起一張書帖時，康生認為是贗品。容庚不同意康生的見解，兩個人爭論起來。
隨即，康生來到容庚的家，兩人當面鑑別真偽。
容庚收藏甚豐， 1956年就捐給廣州博物館150餘件珍貴的古銅器。到60年代，他收藏的明清字畫達1000餘幅，其中不乏精品。在容庚家，康生大開眼界，向容庚講述了自己收藏的經歷和鑑定的經驗。在真正的學問面前，康生折服了，並且在該書帖拓片上，即本文開篇提到的“萊子侯刻石拓片”上題跋。
在容庚的家，康生問容庚需要什麼幫助，容庚也不客氣，告訴康生，自己欲重新修訂《商周彝器通考》一書，但缺少經費，無法去外地蒐集資料。康生立刻表態，幫助容庚解決這些問題，並說由自己親筆開具介紹信給容庚，作為去外地蒐集資料的通行證，建議《商周彝器通考》一書的修訂計劃列人文化部的科研項目。一個月以後，也就是1962年4月1日，容庚拿著康生的介紹信，與助手張維持、曾憲通、馬國權共赴中原，為完善《商周彝器通考》一書邁出了重要的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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