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審視裕后街

裕后街

郴州的一些學者、媒體，往往喜歡把裕后街稱為千年古街，好象不這樣講就貶低了裕后街，裕后街也就不“高”“大”“上”了。說句實話，裕后街也就是2 0 0多年的歷史，是清政府“一口通商”閉關鎖國政策的產物（其實意義更為重大）。

郴州是一個古城，從秦代開始就有兩千多年了，若追溯到秦楚蒼梧郡、舜蒼梧國、神農氏為都邑，則到了遠古。

郴州為南北交通的咽喉、東西交通的孔道。它南通廣東、北達豫陝；西連廣西，東通閩贛。鄧曉泉先生在《郴州史略》中說：郴城是一個舟船載來的城邑，地處五嶺北麓，耒水上游河谷；一條並不起眼的郴江，時而咆哮，時而平靜，款款北去，連接著耒水，湘江，最後融入長江，形成一條古代對外交通的黃金水道；郴城是這條水道的起點，也是這條水道南下的終點。《崔巖記》中亦記述：“郡城東郭瀕江，江外為永豐鄉，袤幾百裡。近而屬邑興寧、桂陽、桂東，遠而江西吉、贛，往來必經之地。商旅輻輳，擔負絡繹，實孔道也。”

然而，郴州地處人煙稀少的南蠻之地，又處南嶺山區的崇山峻嶺，郴江是一條很小的河，郴州為這條小河的終端碼頭，制約了郴州的發展。經歷遠古至桂陽郡時期的輝煌後，走向沉寂。

那時的郴江，水量小、險灘多，只能通行一種很小的木船，稱“吹火筒”或“瀧舟”，只能坐兩三個人；明代嘉靖年間曾任南京禮、吏、兵三部尚書的湛若水經過郴州沿郴江北上時就是坐的這種船，他在受到當地官員拜訪後的詩中說：“泛泛郴江船，亦受兩三人。上漏與下溼，毛衣也蓋身。辛苦百千狀，吾亦甘吾心。多謝二郡主，無勞大殷勤。” 細緻描繪了這種船的狹小與坐這種船航行的艱辛。從古代至清初，郴州城的古碼頭（除渡口碼頭外），大體位置在蘇仙橋上游至燕泉河出口的化龍橋一帶。明代大儒湛若水及旅行家徐霞客均是從這一帶上船北上的；那時，裕后街、上河街還沒有形成街市。

清乾隆二十二年（1757），在中國歷史上發生了一件重大的事情，即清政府實行“一口通商”的閉關鎖國對外貿易政策，阻礙了全國經濟的繁榮與發展；然而，這一重大歷史事件，卻給郴州帶來了二千多年以來一次空前的繁榮。早在康熙五十六年（1717），清政府下令不許中國商船到歐洲人控制下的南洋地區進行貿易。雍正五年（1727）又明確規定外國商船隻能到福建的廈門兩處。乾隆二十二年（1757）正式實行閉關的政策，一道聖旨從京城傳到沿海各省，下令“（夷船）將來只許在廣州收泊貿易，不得再赴寧波，如或再來，必令原船返棹至廣。不準入浙江海口。”這就是所謂的“一口通商”政策。乾隆二十四年（1759），兩廣總督李侍堯奏準皇帝頒佈了《防範外夷條規》，根據這一文件建立了“公行”機構。公行是由官方特許的商人組成的壟斷性外貿組織。外國人來廣州做買賣必須經由公行，其行動也由公行的行商負責約束。外國商人只准在規定的時間，即每年的五月至十月間來廣州進行貿易，期滿必須離去。在廣州期間他們只能住在由公行所設的“夷館”內。外商在華只能僱用翻譯和買辦，不能僱人向內地傳遞信件。中國人不準向外商借貸資本。條規還規定要加強河防，監視外國船舶的活動。這些規定在以後的嘉慶和道光年間屢被重申。造就了廣州十三行的興旺發達 ［注： 乾隆二十二年（1757 年），清政府一道聖旨，廣州成為全國唯一的海上對外貿易口岸，史稱“一口通商”，經十三行進出口的貿易額節節增長，日子一長， 十 三行就逐漸演變為一個特殊組織，享有了壟斷對外貿易的特權，在這些特權買 辦中，又尤其以商家潘、盧、伍、葉四族豪門獲利最多，所以由此發展成為廣州四家最大的買辦階級。而廣州也成為清代對外貿易中心。據清宮檔案記載， 1754 年， 洋船到港 27 艘， 稅銀僅52萬兩。1790 年，洋船增至 83 艘，稅銀達到110 萬兩。到鴉片戰爭前，洋船年多達200艘，稅銀突破180萬兩。十三行被稱作是清政府財源滾滾的“天子南庫”］。清政府實行閉關政策的根本目的是維護清朝的封建統治，防範西方殖民主義者。

清朝的“只准在廣州一口貿易” 政策給郴州帶來了空前的繁榮，大量人員、貨物經郴州南來北往，航運也空前繁忙。蘇仙橋不夠用了，增加了司馬渡、牙石渡；河街一線不斷出現新碼頭，並迅速向上遊擴張，出現了上河街至牙石橋的七、八個碼頭（張式成先生考察過，有十多個碼頭），出現了繁華的裕后街。據《嘉慶郴州總志·商賈》記載：到清嘉慶年間“郴地南通交廣，北達湖湘，為往來經商撥運之所。沿河一帶，設立大店棧房十數間，客貨自北至者，為撥夫、為僱騾；由南至者，為僱舡。他如鹽販運鹽而來，廣客買麻而去。六七月間收蔫，九十月間收茶、桐油。行旅客商絡繹不絕，誠楚南一大沖會也。米碼頭則米販泊舡之所，朝夕給應。郴人賴之鄉村墟場，各有定期，往往千百群聚，攜貨交易。設土灶市酒殽，紛紛攘攘，逾午而散。商賈之大，凡如此。”

商貿的繁榮必然帶來文化的繁榮和交通設施的改善，乾隆三十九年（1 7 7 4），在郴江東岸創立東山書院，且“生童日眾，其下居民日多”（見嘉慶郴州總志）。因漲大水沖垮了司馬渡、牙石渡，立刻修建了牙石橋、補建了東山書院渡（見嘉慶郴州總志）。寺廟也多起來，建立了三公廟（原八完小內）等寺廟。另外，整治了郴江航道，使郴江的運載能力大大提升，不再是隻能通行湛若水、徐霞客坐過的那種“吹火筒”小船了，而是可以通行運載七、八噸的木帆船了。民國初期成排木帆船停靠郴江碼頭的照片和許家洞孫友英老人四十年代仍可駕上十噸的木帆船停靠蘇仙橋下就是見證（我們在許家洞考察時，孫友英等老人詳細介紹了當時航道情況）。

這時郴州蘇仙橋至牙石橋的烏石磯、龍骨井、河街、中河街、上河街、裕后街、南關上等沿河一帶簡直成了郴州的秦淮河、清明上河圖。使從郴州經廣州通往海上絲綢之路的這個歷史重鎮，進入了歷史上最輝煌的時期。

郴州終端碼頭

道光二十二年（1842），清朝在與英國的第一次鴉片戰爭中戰敗，清廷代表和英國代表正式簽訂中英《南京條約》。條約要求中國開放廣州，廈門，福州，寧波，上海五處為通商口岸，實行自由貿易（史稱“五口通商”）。道光二十四年(1844)，清政府代表與美國代表在澳門簽訂了《中美望廈條約》。道光二十四年(1844)，清政府代表與法國代表在廣州簽訂了《中法黃埔條約》。

至此，海禁全面放開，大量人員、貨物來往不需經廣州轉口，郴州頓時呈現衰敗景象。

《永興縣誌》載：“道光以前，廣貨由郴過永，下達衡湘，出其途者眾，故市多繁盛。自海運既開（指終止“一口通商”，開放海禁為“五口通商”），陸路之商旅遂絕跡焉，而永實首承其弊，數十年來市井蕭條，有若江河日下，至肩挑小貿當妝獲以後，上赴坪樂，下往萍醴所販惟雞鴨等物，輸力甚苦，獲利甚微，當商戰之世，區匕直奴隸不若，又何怪強弱之懸殊哉。” 真實記載了海禁全面放開對當時社會的影響。

《光緒郴州直隸州鄉土志·實業》記述： “郴地南通交、廣，北達湖、湘，為往來經商撥運之所。道、鹹之世，海舶未通。南貨運北，北貨往南，悉上此經過。故沿河一帶，大店棧坊數十家，客貨至，為撥夫、為僱騾、為寫船隻，絡繹不絕，誠南楚一大沖要也。及東南氛靖，海運既通，百貨遂徙而之他。加以陸運濡遲，夫騾偷損，富商大賈，悉視郴道為畏途。今昔比較，十一懸殊。河街客棧，落落晨星，僅存數家，且有不可持久之勢，此往來經商之情形也。至郴人之業商者，特五十之一耳。班口既小，資本亦微。行銷各貨，或運米鹽而入境，或運煙茶以出境，以及竹、木、姜、果、茶、桐油等。水陸運費，為數不資，獲利遂寡。其不能與多財善賈者埒，勢固然也。處優勝劣敗之時代，而欲使商務勃興，奪輪舶之利權，復舊日之規模，其俟諸鐵路告成之後乎。”

《光緒郴州直隸州鄉土志·實業》的記述是清政府推行“一口通商”、閉關鎖國時郴州的真實情況，所記“沿河一帶，大店棧坊數十家”，確實十分繁榮。但在時間上有兩個大的錯誤：第一，“道、鹹之世，海舶未通” 錯了，真實的歷史是乾隆二十二年至道光二十二年“海舶未通（因“一口通商”，沒有開放海禁）”。第二，從《光緒郴州直隸州鄉土志·實業》的記述看，“海運既通”在“道、鹹”之後，而實際情況正好相反，是在鴉片戰爭之後的道光二十二年，即五口通商之後。其實，《光緒郴州直隸州鄉土志·實業》中的記述，前面一部分顯然來自《嘉慶郴州總志·商賈》中的記述：“郴地南通交廣，北達湖湘，為往來經商撥運之所。沿河一帶，設立大店棧房十數間，客貨自北至者，為撥夫、為僱騾；由南至者，為僱舡。他如鹽販運鹽而來，廣客買麻而去。六七月間收蔫，九十月間收茶、桐油。行旅客商絡繹不絕，誠楚南一大沖會也”。而《嘉慶郴州總志·商賈》中的記述，是講當時的事，不可能講道光、咸豐年後的事。而《光緒郴州直隸州鄉土志·實業》的撰修者張冠李戴，把嘉慶年的事寫成了道光、咸豐年後的事，貽誤後人（若只寫道光還情有可原，因為是道光二十二年才開放海禁的），使郴州人（含不少文史學者、主流媒體及網絡）忘記、混淆了乾、嘉這一段郴州最繁榮（此後則一蹶不振）、並見證了中國歷史上一個重大歷史事件（閉關鎖國）的歷史。此後，陳禮恆先生在點校《光緒郴州直隸州鄉土志》時糾正了這些錯誤。

民國二十一年的《湖南地理志》載：郴縣縣城“城週三裡三分，闢東、西、南三門，無北門。……出南門外，至十字路，曰北塔街，為本城第一繁華街道，多洋貨、雜貨、文具等商店；復東折為東塔街，商況亦佳；接北塔街面南走者為文星街，以絲業爆竹業為多。沿江岸者，曰三河街，多客棧、米行、茶荘；南端通后街處，多磁器商店。后街頗長，多油鹽店。由粵運來之鹽，至此卸貨。運鹽多用騾馬，故后街一帶，來往騾馬，絡繹不絕。曩昔本城因當湘粵之衝途，市況甚盛。自海運交通，遽爾衰落。將來粵漢路通，當可恢復舊觀也。” 注意，這裡說到“自海運交通，遽爾衰落”。也就是說郴州原來很繁華，五口通商、海禁開放後一下子就衰落了。

“一口通商”、閉關鎖國，與我們的“改革開放”背道而馳。西方國家走向世界的時候，我們卻自我封閉起來，影響了整個國家的發展和進步，卻造就了郴州的繁榮（郴州倒是開放了，流通了，出得去、進得來了，成為經廣州通往海上絲綢之路上的一個重鎮，這也是歷史經驗）。這一重大歷史事件，影響了整個中國的發展與進步，有很多經驗可以總結，有很多教訓可以吸取。如果我們能以裕后街為中心，把蘇仙橋至牙石橋的烏石磯、龍骨井、河街、中河街、上河街、裕后街、南關上等沿河一帶打造成極具特色的“乾、嘉歷史文化街區”，使之成為郴州版的秦淮河、清明上河圖，再以此街區為載體興建一個以“一口通商、閉關鎖口” 和“改革開放”為題材的博物館，一定會很有意義、很有價值。

郴州終端碼頭：蘇仙橋至牙石橋

作者：（謝武經 曾湘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