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援建的玄奘紀念館就位於印度古代那爛陀大學遺址不遠處。 苑基榮攝
【環球時報綜合報道】中國南海佛學院2017年的招生信息近來觸動了印度一些媒體敏感的神經。“就在中國爭取實現‘佛教徒全球化’時,印度卻並沒有最大程度地利用其遺產”“中國開辦自己的那爛陀大學令印度蒙羞”,印媒的報道大有“印度佛教vs中國佛教”的架勢。中國的佛教發展和與相關國家的互動被印度看成是“中國軟實力外交的重大勝利”。因為幾年前印度比哈爾邦籌建的那爛陀大學沒什麼起色,印度一些輿論就開始斷言印度重振佛教不給力。實際上,莫迪上臺以來推行的“佛教外交”已為印度加分不少,有關打造“佛教走廊”等設想也開始浮出水面。印度努力塑造“佛教聖地”的夙願遭遇的是印度教復興思潮、地方經費不足、基礎設施落後等現實問題。在中印一些學者看來,中印應樂見彼此“佛教軟實力”在對外交往中的積極貢獻。
印度想開發“佛教走廊”
印度佛教的發展自下而上都呈現出新變化。印度13億人口中,佛教信徒只佔總人口的0.8%。但近來有關其他教徒皈依佛教的報道比較多。《印度時報》去年曾報道,古吉拉特邦有組織的大批印度教徒皈依為佛教徒,其中有賤民也有高種姓。古邦佛學院祕書長班克說,根據印度教法律,錫克教和耆那教皈依佛教不需要批准,但穆斯林和基督教必須尊重某些法律手續。班克表示,賤民皈依佛教是試圖從種姓制度束縛中解脫出來。馬哈拉施特拉邦和北方邦近來也有大量達利特人從印度教皈依佛教。1950年北方邦佛教徒為2517人,2001年增長至30萬人。不過,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中資人員告訴《環球時報》記者,近期他陪一個印度佛教代表團在國內訪問,發現那些印度新佛教徒基本不太懂佛教經典。在印度的書店裡,也很少有佛教書籍。
莫迪執政3年來,按照《印度電訊報》等媒體的報道,印度重新聚焦佛教,將佛教作為文化外交重點之一。莫迪上臺以來兩次訪問斯里蘭卡,都參加了有關佛教活動。《德干紀事報》5月14日刊文稱,儘管莫迪出訪斯里蘭卡期間並未籤大單,但在增進兩國共同文化方面取得成功,他以主賓身份出席在斯里蘭卡舉行的衛塞節(紀念佛陀出生、成道覺悟、涅槃的節日)。過去10年來,“佛教搖籃”印度已開始利用其“龐大的軟實力資源”與眾多有佛教信徒的國家交往。文章說,在一定程度上,印度在運用“佛教外交”應對中國與斯里蘭卡等國發展關係。
“印度斯坦網”今年5月曾報道,印度旅遊與考古部建議在安得拉邦斯里加古蘭縣開發“佛教走廊”,用開發旅遊業保護古代的遺址,同時吸引遊客。中央政府預計劃撥8000萬盧比予以支持。作為印度支持佛教發展的一部分,目前專家正在擬定詳細計劃。
印度“Quint網”報道說,莫迪“向東行動”政策與印度佛教外交形成微妙關係。如訪問日本不是先落地東京,而是京都,並去那裡的寺廟參觀。報道稱,對印度來說,佛教旅遊成為重新平衡東南亞和東亞鄰國關係的關鍵要素。但無法迴避的是,印度因與尼泊爾之間“佛教發源地”的爭奪,曾引起尼泊爾強烈不滿。《德干紀事報》仍強調,“儘管佛陀出生在當今尼泊爾的藍毗尼,但佛陀一生的其他幾個里程碑式節點都發生在當今印度境內”。
提到日本與印度發展“佛教外交”,《環球時報》記者曾參加過印度舉辦的2014年國際佛教大會,在那次會議期間,感受到很多日本因素的存在,相反,中國大陸的僧人因主辦方稱“聯繫不上”沒有被邀請來。大會不僅邀請日本僧人,還特邀日本嘉賓發言。該嘉賓居然發放過去幾年日印領導人互訪和兩國達成各項聯合聲明的材料,並照著材料發言。有印度佛教學者說,這樣發言是個“災難”。
新那爛陀大學不如所願
中國的南海佛學院首批220名學生計劃於9月份入學。而據公開報道,印度那爛陀大學2014年開始教學時僅有14名學生和11名教師。至2016年夏季時,那爛陀大學有學生60餘名,學校董事會有12位成員,包括新加坡前外長楊榮文、北京大學教授王邦維等。但當年11月,楊榮文在那爛陀大學創校日辭去名譽校長一職。據新加坡《聯合早報》報道,楊榮文辭職原因是大學總督察、印度總統慕克吉沒有知會他便突然解散原有董事會。
《新印度快報》報道認為,南海佛學院已任命尼泊爾藍毗尼中華寺方丈印順大和尚為首任院長。藍毗尼是釋迦牟尼的誕生地,中國向來大力宣揚位於尼泊爾的這處佛教朝聖地,以抗衡印度境內佛教聖地的影響力。鑑於南海佛學院與尼泊爾、泰國、斯里蘭卡、柬埔寨等國佛教界關係密切,在這一領域的軟實力外交中,它可能成為讓印度“靠邊站”的機構之一。對於這樣的言論,一個名為“自豪的印度人”的讀者留言稱:“為何將印度沒建好那爛陀歸咎於中國?中國擁有自己的佛教傳承和歷史,而且南海佛學院並非抄襲那爛陀。中國人或許是希望將他們的佛學院與印度那爛陀建立聯繫,但前提是印度能夠設法將它重新建起來。如果中國蓄意破壞印度的那爛陀項目,為何還向該項目捐款100萬美元?有一點印度必須要意識到,那就是佛教並非只屬於印度。懷有如此褊狹的成見,難怪那爛陀項目至今還沒取得重大進展。”
新那爛陀大學發展不如民眾所願,還有很多原因。今年3月在比哈爾邦那爛陀舉行了“21世紀佛教”國際大會,印度總統慕克吉出席。《環球時報》駐印度記者在大會現場看到,世界主要佛教領袖都出席了大會。但去那爛陀和菩提迦耶比較困難,離那爛陀最近的機場也有幾十公里,要麼從菩提迦耶,要麼從比哈爾邦首府巴特那。印度的幾十公里常常意味著最少要走三到四個小時。因為印度的基礎設施落後,高速公路什麼車都有,很多地方坑坑窪窪,開不起來。記者從巴特那到菩提迦耶100多公里走了5個多小時,從菩提迦耶返回那爛陀50公里左右,需要走2個多小時。那爛陀和菩提迦耶除了佛教遺址和大學外,其他地區都是農田和低矮的農村茅草房,偶爾有裝飾一新的兩層磚房,看起來像是當地大戶人家。
“印度佛教vs中國佛教”
早在2016年11月29日,印度駐吉爾吉斯斯坦前大使史託布丹就在印度“電報網”刊文稱,為運用“佛教軟實力”,印度需要擁抱衛塞節。史託布丹認為,印度與中國展開佛教“競爭”並非“答案”,印度更需要的是信奉佛教精神傳統和博大精深知識。他回顧了印度總理莫迪上臺後在推動“佛教軟實力”外交方面採取的一些“交心”的做法,如訪華時參觀西安的古塔,並在僧侶們的誦經聲中在佛像前敬香。史託布丹認為,最近兩年印度沒如願以償用好“佛教軟實力”的原因是,印度缺乏支撐佛教的可靠機構或傳統的佛教團體秩序,才導致其文化外交反覆失敗。史託布丹說,印度過去常犯的錯誤是把佛教看成外來的或敵對的宗教,總理莫迪上任以來,謹慎地決定在亞洲地緣政治中以軟實力方式來強調印度佛教豐富的傳統。而且,來印度的佛教信徒還可以為印度提供大量就業。
美國《赫芬郵報》曾以“印度正如何揮霍其首要出口品:佛教”為題刊文稱,印度對中國疑神疑鬼,仍然為眾多迫切希望每年到印度佛教聖地來的中國佛教徒設置各種官僚障礙。針對這些說法,今年5月,史託布丹再次撰文說,“就在中國推動實現‘佛教徒’全球化時,印度仍未在最大程度上利用自身遺產”。莫迪利用佛教傳承與亞洲國家交往的努力,遭到那些尋求將佛教當反華工具的人的劫持。如果印度只是像許多人那樣喜歡打“達賴喇嘛牌”,不但將限制印度在外部世界的迴旋空間,還有可能面臨破壞其自身佛教遺產的風險,所謂的“西藏牌”也將註定失敗。
北京大學南亞研究中心主任姜景奎告訴《環球時報》記者,印度打造“佛教聖地”的效果不明顯,受阻原因很多。姜景奎說,目前,那爛陀大學學生少,校舍也沒完全建好,管理班子形同虛設。此外,印度人民黨根子上是基於印度教的,瑜伽是印度教的核心內容之一。印度人民黨有意用瑜伽取代佛教,還推出“國際瑜伽日”。儘管如此,印度人民黨還是樂見印度“佛教軟實力”的發展。總體上,國際學者對印度佛教發展不太樂觀,並認為佛教“過去是印度,未來是中國的”。姜景奎認為,有些印度媒體在談論中印佛教發展的言論中顯得很小家子氣。中國佛教信徒在各國中最多,佛教的發言權現在主要在中國,而不是印度。中國成立南海佛學院,某種程度對印度有好處,發源於印度的東西,中國幫助發揚光大,印度應該高興,樂見其成,不應說風涼話。【環球時報駐印度特派記者 苑基榮 王會聰 環球時報記者 楊檬 谷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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