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早餐的時候，我六歲的兒子利奧說：‘我昨天在收音機裡聽說，所有的媽媽都要去度假了，怪物會幫她們來照顧孩子。’”這段日常對話，成為了圖迪科·託魯森
（Tuutikki Tolonen，下文簡稱為託魯森）
創作《怪物保姆》的初衷。這部作品被翻譯成二十多種語言，為她贏得了阿維亞德肯兒童文學獎(這一獎項由芬蘭青年作家協會頒發，獲獎作品均為高質量的芬蘭或者瑞典兒童讀物)。與此同時，好萊塢正在拍攝這部作品的電影版。
一個多月前，受第四屆中歐國際文學節的邀請，託魯森來到中國，與愛爾蘭作家帕特麗夏·福德
（Patricia Forde）
，以及詩人、批評家楊慶祥就“數字時代的藝術和文學教育”展開了一場對談。之後，新京報記者採訪到託魯森，就閱讀、兒童及青少年創意寫作等一系列問題聊了聊。
託魯森來自於芬蘭赫爾辛基，是一位廣受好評的兒童作家、劇作家，她教授創意寫作，還在芬蘭唯一的兒童文學雜誌Vinski擔任編輯和記者。到目前為止，託魯森已經出版了近三十部兒童文學作品和圖畫書，從事兒童創作教育二十餘年。
在這二十年間，託魯森對如何教授孩子寫作進行了很多思考和研究，“二十年前，我教他們怎麼去寫作，鼓勵他們儘可能地去寫。但是現在這個時代，我會讓他們先冷靜一下，停下來想一想要寫什麼。”
"“一天早餐的時候，我六歲的兒子利奧說：‘我昨天在收音機裡聽說，所有的媽媽都要去度假了，怪物會幫她們來照顧孩子。’”這段日常對話，成為了圖迪科·託魯森
（Tuutikki Tolonen，下文簡稱為託魯森）
創作《怪物保姆》的初衷。這部作品被翻譯成二十多種語言，為她贏得了阿維亞德肯兒童文學獎(這一獎項由芬蘭青年作家協會頒發，獲獎作品均為高質量的芬蘭或者瑞典兒童讀物)。與此同時，好萊塢正在拍攝這部作品的電影版。
一個多月前，受第四屆中歐國際文學節的邀請，託魯森來到中國，與愛爾蘭作家帕特麗夏·福德
（Patricia Forde）
，以及詩人、批評家楊慶祥就“數字時代的藝術和文學教育”展開了一場對談。之後，新京報記者採訪到託魯森，就閱讀、兒童及青少年創意寫作等一系列問題聊了聊。
託魯森來自於芬蘭赫爾辛基，是一位廣受好評的兒童作家、劇作家，她教授創意寫作，還在芬蘭唯一的兒童文學雜誌Vinski擔任編輯和記者。到目前為止，託魯森已經出版了近三十部兒童文學作品和圖畫書，從事兒童創作教育二十餘年。
在這二十年間，託魯森對如何教授孩子寫作進行了很多思考和研究，“二十年前，我教他們怎麼去寫作，鼓勵他們儘可能地去寫。但是現在這個時代，我會讓他們先冷靜一下，停下來想一想要寫什麼。”
圖迪科·託魯森（Tuutikki Tolonen），1975年出生，芬蘭文學教育家和兒童作家。自1995年以來，託魯森一直在芬蘭不同地區擔任兒童和青少年教師，教授創意寫作。
“現在這個社會，節奏太快了，大家都停不下來去思考，而這正是閱讀面臨的問題——當我們閱讀的時候，應該靜下心來感受書裡的世界。”當託魯森意識到應該慢下來為思考留出時間以後，她為自己的孩子和學生制定了一條規則：“當你閱讀一本書時，你必須要閱讀到第36頁，在這之前，你不能停止。只有閱讀到一定量，你才能做出決定自己究竟喜不喜歡這本書。如果一本書只讀5頁，其實根本沒有感受到這本書到底在講什麼。”
讀書是我排遣時間和逃避困境的方式
“讀書是我排遣時間的方式，是我逃避困境的方式，也是我現在寫作的原因。”對於託魯森來說，走上閱讀和寫作之路，起初更多是一種無奈，“作為一個孩子，我不是一個好讀者。”
還是一個孩子的時候，託魯森因為身體的原因，不得不中止學業，待在醫院裡，“8歲的時候，我病得很重，對周圍的很多東西過敏。因為過敏，我一直生病，和六個人一起住在病房，待在離家三百公里的醫院裡。那段時間我非常想念我的父母，想和他們在一起。”
"“一天早餐的時候，我六歲的兒子利奧說：‘我昨天在收音機裡聽說，所有的媽媽都要去度假了，怪物會幫她們來照顧孩子。’”這段日常對話，成為了圖迪科·託魯森
（Tuutikki Tolonen，下文簡稱為託魯森）
創作《怪物保姆》的初衷。這部作品被翻譯成二十多種語言，為她贏得了阿維亞德肯兒童文學獎(這一獎項由芬蘭青年作家協會頒發，獲獎作品均為高質量的芬蘭或者瑞典兒童讀物)。與此同時，好萊塢正在拍攝這部作品的電影版。
一個多月前，受第四屆中歐國際文學節的邀請，託魯森來到中國，與愛爾蘭作家帕特麗夏·福德
（Patricia Forde）
，以及詩人、批評家楊慶祥就“數字時代的藝術和文學教育”展開了一場對談。之後，新京報記者採訪到託魯森，就閱讀、兒童及青少年創意寫作等一系列問題聊了聊。
託魯森來自於芬蘭赫爾辛基，是一位廣受好評的兒童作家、劇作家，她教授創意寫作，還在芬蘭唯一的兒童文學雜誌Vinski擔任編輯和記者。到目前為止，託魯森已經出版了近三十部兒童文學作品和圖畫書，從事兒童創作教育二十餘年。
在這二十年間，託魯森對如何教授孩子寫作進行了很多思考和研究，“二十年前，我教他們怎麼去寫作，鼓勵他們儘可能地去寫。但是現在這個時代，我會讓他們先冷靜一下，停下來想一想要寫什麼。”
圖迪科·託魯森（Tuutikki Tolonen），1975年出生，芬蘭文學教育家和兒童作家。自1995年以來，託魯森一直在芬蘭不同地區擔任兒童和青少年教師，教授創意寫作。
“現在這個社會，節奏太快了，大家都停不下來去思考，而這正是閱讀面臨的問題——當我們閱讀的時候，應該靜下心來感受書裡的世界。”當託魯森意識到應該慢下來為思考留出時間以後，她為自己的孩子和學生制定了一條規則：“當你閱讀一本書時，你必須要閱讀到第36頁，在這之前，你不能停止。只有閱讀到一定量，你才能做出決定自己究竟喜不喜歡這本書。如果一本書只讀5頁，其實根本沒有感受到這本書到底在講什麼。”
讀書是我排遣時間和逃避困境的方式
“讀書是我排遣時間的方式，是我逃避困境的方式，也是我現在寫作的原因。”對於託魯森來說，走上閱讀和寫作之路，起初更多是一種無奈，“作為一個孩子，我不是一個好讀者。”
還是一個孩子的時候，託魯森因為身體的原因，不得不中止學業，待在醫院裡，“8歲的時候，我病得很重，對周圍的很多東西過敏。因為過敏，我一直生病，和六個人一起住在病房，待在離家三百公里的醫院裡。那段時間我非常想念我的父母，想和他們在一起。”
圖迪科·託魯森。
這段經歷成為託魯森寫作生涯的標誌，當她獨自一人躺在病床上時，她開始閱讀，開始喜歡閱讀，一邊翻閱書頁，一邊享受故事的樂趣，“一件看起來非常不幸的事，將來可能會變成一件影響深遠的事情。”從那時起，託魯森堅持讀書，她讀了很多很多書，直到自己成為一名兒童讀物的作者。
新京報：可以講講你的人生故事嗎？
託魯森：
在我還是一個孩子的時候，我經常生病，總是待在醫院裡。待在醫院裡的人生是很無聊的，不知道可以幹什麼。於是我開始閱讀，大量地閱讀。這可能是我人生中的一大幸事，因為我可以擁有這麼多時間來進行閱讀。
後來我開始寫作，12歲的時候，我寫了人生中的第一部作品，是一個關於愛情的故事。還好並沒有發表（笑），因為我並不滿意。等進入中學時，我正式開始寫作。進入大學以後，我學習了芬蘭文學，遇到了很多作家，也真正開始了寫作之路。
新京報：你既是一位兒童作家，同時也是一位文學教育家，你會如何看待兒童文學中的教育性和趣味性呢？二者是什麼樣的關係。
託魯森：
很多童話故事裡邊有著很深刻的思想，這是為了讓孩子們明白某個道理。但給孩子們創作，並不是一定要講這些嚴肅的話題。一些非常簡單，充滿童趣的作品會更加受到歡迎，而且孩子們也可以從中學習到道理，簡單的故事背後也包含有深刻的話題。
比如我創作的《怪物保姆》，講述的其實是一個家庭故事，裡邊有媽媽，兩個孩子，還有爸爸。在故事中，爸爸常年不在家，孩子們幾乎沒有見過他，所以他們給爸爸取了一個綽號，開玩笑說他是“看不見的聲音”，因為他經常打電話回來。當你看到這個故事的時候，肯定會有這樣的疑問，為什麼爸爸總是不在家？是不是他們有什麼家庭問題，所以爸爸常年在外邊？這個故事雖然是寫給孩子們看的，故事內容也很簡單，但它依然可以引申到家庭的問題。
"“一天早餐的時候，我六歲的兒子利奧說：‘我昨天在收音機裡聽說，所有的媽媽都要去度假了，怪物會幫她們來照顧孩子。’”這段日常對話，成為了圖迪科·託魯森
（Tuutikki Tolonen，下文簡稱為託魯森）
創作《怪物保姆》的初衷。這部作品被翻譯成二十多種語言，為她贏得了阿維亞德肯兒童文學獎(這一獎項由芬蘭青年作家協會頒發，獲獎作品均為高質量的芬蘭或者瑞典兒童讀物)。與此同時，好萊塢正在拍攝這部作品的電影版。
一個多月前，受第四屆中歐國際文學節的邀請，託魯森來到中國，與愛爾蘭作家帕特麗夏·福德
（Patricia Forde）
，以及詩人、批評家楊慶祥就“數字時代的藝術和文學教育”展開了一場對談。之後，新京報記者採訪到託魯森，就閱讀、兒童及青少年創意寫作等一系列問題聊了聊。
託魯森來自於芬蘭赫爾辛基，是一位廣受好評的兒童作家、劇作家，她教授創意寫作，還在芬蘭唯一的兒童文學雜誌Vinski擔任編輯和記者。到目前為止，託魯森已經出版了近三十部兒童文學作品和圖畫書，從事兒童創作教育二十餘年。
在這二十年間，託魯森對如何教授孩子寫作進行了很多思考和研究，“二十年前，我教他們怎麼去寫作，鼓勵他們儘可能地去寫。但是現在這個時代，我會讓他們先冷靜一下，停下來想一想要寫什麼。”
圖迪科·託魯森（Tuutikki Tolonen），1975年出生，芬蘭文學教育家和兒童作家。自1995年以來，託魯森一直在芬蘭不同地區擔任兒童和青少年教師，教授創意寫作。
“現在這個社會，節奏太快了，大家都停不下來去思考，而這正是閱讀面臨的問題——當我們閱讀的時候，應該靜下心來感受書裡的世界。”當託魯森意識到應該慢下來為思考留出時間以後，她為自己的孩子和學生制定了一條規則：“當你閱讀一本書時，你必須要閱讀到第36頁，在這之前，你不能停止。只有閱讀到一定量，你才能做出決定自己究竟喜不喜歡這本書。如果一本書只讀5頁，其實根本沒有感受到這本書到底在講什麼。”
讀書是我排遣時間和逃避困境的方式
“讀書是我排遣時間的方式，是我逃避困境的方式，也是我現在寫作的原因。”對於託魯森來說，走上閱讀和寫作之路，起初更多是一種無奈，“作為一個孩子，我不是一個好讀者。”
還是一個孩子的時候，託魯森因為身體的原因，不得不中止學業，待在醫院裡，“8歲的時候，我病得很重，對周圍的很多東西過敏。因為過敏，我一直生病，和六個人一起住在病房，待在離家三百公里的醫院裡。那段時間我非常想念我的父母，想和他們在一起。”
圖迪科·託魯森。
這段經歷成為託魯森寫作生涯的標誌，當她獨自一人躺在病床上時，她開始閱讀，開始喜歡閱讀，一邊翻閱書頁，一邊享受故事的樂趣，“一件看起來非常不幸的事，將來可能會變成一件影響深遠的事情。”從那時起，託魯森堅持讀書，她讀了很多很多書，直到自己成為一名兒童讀物的作者。
新京報：可以講講你的人生故事嗎？
託魯森：
在我還是一個孩子的時候，我經常生病，總是待在醫院裡。待在醫院裡的人生是很無聊的，不知道可以幹什麼。於是我開始閱讀，大量地閱讀。這可能是我人生中的一大幸事，因為我可以擁有這麼多時間來進行閱讀。
後來我開始寫作，12歲的時候，我寫了人生中的第一部作品，是一個關於愛情的故事。還好並沒有發表（笑），因為我並不滿意。等進入中學時，我正式開始寫作。進入大學以後，我學習了芬蘭文學，遇到了很多作家，也真正開始了寫作之路。
新京報：你既是一位兒童作家，同時也是一位文學教育家，你會如何看待兒童文學中的教育性和趣味性呢？二者是什麼樣的關係。
託魯森：
很多童話故事裡邊有著很深刻的思想，這是為了讓孩子們明白某個道理。但給孩子們創作，並不是一定要講這些嚴肅的話題。一些非常簡單，充滿童趣的作品會更加受到歡迎，而且孩子們也可以從中學習到道理，簡單的故事背後也包含有深刻的話題。
比如我創作的《怪物保姆》，講述的其實是一個家庭故事，裡邊有媽媽，兩個孩子，還有爸爸。在故事中，爸爸常年不在家，孩子們幾乎沒有見過他，所以他們給爸爸取了一個綽號，開玩笑說他是“看不見的聲音”，因為他經常打電話回來。當你看到這個故事的時候，肯定會有這樣的疑問，為什麼爸爸總是不在家？是不是他們有什麼家庭問題，所以爸爸常年在外邊？這個故事雖然是寫給孩子們看的，故事內容也很簡單，但它依然可以引申到家庭的問題。
《怪物保姆》，(芬)圖迪科·託魯森 著，王壯 譯，北京少年兒童出版社2018年1月版。
在芬蘭，我注意到過去孩子的故事永遠都是歡樂的，充滿趣味的。特別是十到十五年前，如果一位芬蘭作家想要講述一個悲傷的兒童故事，是非常困難的。我有一位朋友，他為兒童寫作詩歌，其中一些詩歌中提到了動物的死亡，但出版商說，“你不能這樣寫，這樣我沒有辦法出版發行，這會讓孩子們感到悲傷。”
現在這種情形稍有改變，一些作品中會涉及動物的離世。對孩子來講，死亡是很恐怖的，他們第一次接觸死亡，可能是動物的離世。在創作中，我們應該注意這些問題，不能只有簡單的快樂，也應該包括一些比較深層次的感受。
新京報：真實的世界對於孩子來說可能會顯得有些殘酷。你個人更傾向於哪種創作？
託魯森：
我只寫兒童故事，不寫成人的故事。對我來講，兒童故事是一個充滿幻想和想象力的世界，這正是我想要的世界，這可以讓我回到童年，重新擁有這個世界。
我個人更加喜歡真善美的世界。但我注意到，我兒子並不喜歡這種簡單的故事。我兒子今年12歲，他喜歡那些能夠反映社會真實情況的故事。我認為，在給年齡稍微大一點的孩子進行創作時，應該考慮到這種問題，故事裡不能只有善良和美好，也應該有虛假和醜惡。
我兒子曾經閱讀過一個故事，故事講的是孩子在校園裡遇到孤立、霸凌等情況。他告訴我，他在閱讀這個故事的時候，就會聯繫到自己的校園生活，學校裡確實存在著類似的問題。反映到創作之中，我們需要在故事裡教會孩子，如果在現實生活中遇到類似的情況，應該如何去處理。現實中存在著黑暗面，孩子可能沒有經歷過這些，但他們可以通過故事來獲得如何在實際生活中處理這些事情的方法。
給孩子太多的時間去準備
反而讓他們害怕寫作
“教授孩子創意寫作的過程中，最重要的事情是慢下來，讓自己和孩子感受到周邊環境的平靜，只有給孩子創造很寧靜的氛圍，他才能感受到這個世界的寧靜。”自1995年起，託魯森開始為兒童和青少年教授創意寫作課。
對於大部分人來講，寫作是一件既困難又枯燥的事情，但託魯森說：“對於我來講，文學可以創造一個世界，因為文學是讓我唯一創造奇幻世界的方式，我的寫作是寫給孩子們看的，同時也是寫給我自己的。”
新京報：很多人都想知道激發孩子創作靈感的祕訣是什麼？
託魯森：
這是一個非常好的問題。不管是成年人還是兒童，對於普通人來說，寫作都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情。我們總在想，我應該怎麼寫？我應該寫什麼?
在教學中，我會告訴孩子用心去想，內心想到什麼就去寫什麼。我有一種方法可以訓練孩子學習寫作：就是在很短的時間裡，讓他們把自己內心裡想到的東西寫成一段話。很多人都認為，寫作是一件極其枯燥的事情。但是在教孩子時，我會鼓勵他們，寫東西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在這個過程中，你可以享受自己。寫作和繪畫差不多，都是表達情感的一種方式，你不能死板地教他們寫寫寫，而要讓他們享受過程，像做遊戲一樣開心。對於芬蘭的孩子們來說，寫作是學校課程的一部分，但教授這些課程並非是為了考試。
在課堂上，我會激發孩子們儘可能多地去寫那些他們想寫的東西，課程結束的時候，我把作品裝訂成像書一樣厚厚的一本。孩子們會特別興奮，他們在寫的時候沒有想過自己會寫這麼多，所以當他們看到自己寫出來的東西這麼豐富會特別開心。
新京報：可以具體講講嗎？會採用什麼樣的方法？
託魯森：
最重要的一點就是一定不要給孩子太多時間，要快。給他們太多的時間去準備，其實會成為一種心理負擔，讓他們害怕寫作。反而給他們很少的時間，告訴他們你只有幾分鐘，能想到什麼就趕緊寫。這個時候他們會非常專注於寫作本身。
就像體育課一樣，課堂開始之前，有一個預熱階段。在這個階段，我會給孩子們一個單詞，比如說“night（夜晚）”，孩子們會想到什麼呢？他們會根據這個詞語，寫下所想到的東西。或者我會讓他們拿相機取一些鏡頭，比如教室裡的牆上會有一些小洞或者其他的痕跡，我會讓他們記錄下來，拍成照片。然後鼓勵孩子們，去想象這裡邊可能會有東西，可能居住著某種生物，它們有著什麼樣的故事？通過這些可以聯想到什麼？把它們和社會、文化等聯繫起來，很容易就可以形成一個故事。
在我們每個人的心裡，都生長著自己的故事。寫作其實是找到一扇門，通過打開這扇門，走進你的內心去發現故事。因此，教授孩子寫作的過程，其實就是訓練他們走進自己內心的過程。
畫圖也是一個很好的故事表達方式。在畫之前，你可以想象有這樣一個場景，有某種生物，然後它要做什麼。你可以根據想象出來的東西畫畫，畫著畫著，這個故事就會出來了。
閱讀和寫作其實就像一枚硬幣的兩面
去年12月，令全球文化界矚目的赫爾辛基中央圖書館正式對公眾開放，成為了芬蘭人贈送給自己“獨立百年”的生日禮物。這棟世界級文化建築，前後耗時二十年籌劃，總共斥資9800萬歐元（約合人民幣7.6億元），佔地17250平方米，開放當日，由芬蘭總統紹利·尼尼斯托致開幕詞。芬蘭人對文化的重視程度可見一斑。
在有關閱讀和閱讀量調查的文章裡，芬蘭也經常被作為最佳案例而存在，比如“芬蘭孩子的閱讀能力在‘國際學生能力評估計劃’（PISA）中常居世界之冠，而且不會有明顯的兩極分化現象。一個令人驚訝的數據是，芬蘭人每年借閱圖書量為6800萬冊，而他們的國民只有550萬。
"“一天早餐的時候，我六歲的兒子利奧說：‘我昨天在收音機裡聽說，所有的媽媽都要去度假了，怪物會幫她們來照顧孩子。’”這段日常對話，成為了圖迪科·託魯森
（Tuutikki Tolonen，下文簡稱為託魯森）
創作《怪物保姆》的初衷。這部作品被翻譯成二十多種語言，為她贏得了阿維亞德肯兒童文學獎(這一獎項由芬蘭青年作家協會頒發，獲獎作品均為高質量的芬蘭或者瑞典兒童讀物)。與此同時，好萊塢正在拍攝這部作品的電影版。
一個多月前，受第四屆中歐國際文學節的邀請，託魯森來到中國，與愛爾蘭作家帕特麗夏·福德
（Patricia Forde）
，以及詩人、批評家楊慶祥就“數字時代的藝術和文學教育”展開了一場對談。之後，新京報記者採訪到託魯森，就閱讀、兒童及青少年創意寫作等一系列問題聊了聊。
託魯森來自於芬蘭赫爾辛基，是一位廣受好評的兒童作家、劇作家，她教授創意寫作，還在芬蘭唯一的兒童文學雜誌Vinski擔任編輯和記者。到目前為止，託魯森已經出版了近三十部兒童文學作品和圖畫書，從事兒童創作教育二十餘年。
在這二十年間，託魯森對如何教授孩子寫作進行了很多思考和研究，“二十年前，我教他們怎麼去寫作，鼓勵他們儘可能地去寫。但是現在這個時代，我會讓他們先冷靜一下，停下來想一想要寫什麼。”
圖迪科·託魯森（Tuutikki Tolonen），1975年出生，芬蘭文學教育家和兒童作家。自1995年以來，託魯森一直在芬蘭不同地區擔任兒童和青少年教師，教授創意寫作。
“現在這個社會，節奏太快了，大家都停不下來去思考，而這正是閱讀面臨的問題——當我們閱讀的時候，應該靜下心來感受書裡的世界。”當託魯森意識到應該慢下來為思考留出時間以後，她為自己的孩子和學生制定了一條規則：“當你閱讀一本書時，你必須要閱讀到第36頁，在這之前，你不能停止。只有閱讀到一定量，你才能做出決定自己究竟喜不喜歡這本書。如果一本書只讀5頁，其實根本沒有感受到這本書到底在講什麼。”
讀書是我排遣時間和逃避困境的方式
“讀書是我排遣時間的方式，是我逃避困境的方式，也是我現在寫作的原因。”對於託魯森來說，走上閱讀和寫作之路，起初更多是一種無奈，“作為一個孩子，我不是一個好讀者。”
還是一個孩子的時候，託魯森因為身體的原因，不得不中止學業，待在醫院裡，“8歲的時候，我病得很重，對周圍的很多東西過敏。因為過敏，我一直生病，和六個人一起住在病房，待在離家三百公里的醫院裡。那段時間我非常想念我的父母，想和他們在一起。”
圖迪科·託魯森。
這段經歷成為託魯森寫作生涯的標誌，當她獨自一人躺在病床上時，她開始閱讀，開始喜歡閱讀，一邊翻閱書頁，一邊享受故事的樂趣，“一件看起來非常不幸的事，將來可能會變成一件影響深遠的事情。”從那時起，託魯森堅持讀書，她讀了很多很多書，直到自己成為一名兒童讀物的作者。
新京報：可以講講你的人生故事嗎？
託魯森：
在我還是一個孩子的時候，我經常生病，總是待在醫院裡。待在醫院裡的人生是很無聊的，不知道可以幹什麼。於是我開始閱讀，大量地閱讀。這可能是我人生中的一大幸事，因為我可以擁有這麼多時間來進行閱讀。
後來我開始寫作，12歲的時候，我寫了人生中的第一部作品，是一個關於愛情的故事。還好並沒有發表（笑），因為我並不滿意。等進入中學時，我正式開始寫作。進入大學以後，我學習了芬蘭文學，遇到了很多作家，也真正開始了寫作之路。
新京報：你既是一位兒童作家，同時也是一位文學教育家，你會如何看待兒童文學中的教育性和趣味性呢？二者是什麼樣的關係。
託魯森：
很多童話故事裡邊有著很深刻的思想，這是為了讓孩子們明白某個道理。但給孩子們創作，並不是一定要講這些嚴肅的話題。一些非常簡單，充滿童趣的作品會更加受到歡迎，而且孩子們也可以從中學習到道理，簡單的故事背後也包含有深刻的話題。
比如我創作的《怪物保姆》，講述的其實是一個家庭故事，裡邊有媽媽，兩個孩子，還有爸爸。在故事中，爸爸常年不在家，孩子們幾乎沒有見過他，所以他們給爸爸取了一個綽號，開玩笑說他是“看不見的聲音”，因為他經常打電話回來。當你看到這個故事的時候，肯定會有這樣的疑問，為什麼爸爸總是不在家？是不是他們有什麼家庭問題，所以爸爸常年在外邊？這個故事雖然是寫給孩子們看的，故事內容也很簡單，但它依然可以引申到家庭的問題。
《怪物保姆》，(芬)圖迪科·託魯森 著，王壯 譯，北京少年兒童出版社2018年1月版。
在芬蘭，我注意到過去孩子的故事永遠都是歡樂的，充滿趣味的。特別是十到十五年前，如果一位芬蘭作家想要講述一個悲傷的兒童故事，是非常困難的。我有一位朋友，他為兒童寫作詩歌，其中一些詩歌中提到了動物的死亡，但出版商說，“你不能這樣寫，這樣我沒有辦法出版發行，這會讓孩子們感到悲傷。”
現在這種情形稍有改變，一些作品中會涉及動物的離世。對孩子來講，死亡是很恐怖的，他們第一次接觸死亡，可能是動物的離世。在創作中，我們應該注意這些問題，不能只有簡單的快樂，也應該包括一些比較深層次的感受。
新京報：真實的世界對於孩子來說可能會顯得有些殘酷。你個人更傾向於哪種創作？
託魯森：
我只寫兒童故事，不寫成人的故事。對我來講，兒童故事是一個充滿幻想和想象力的世界，這正是我想要的世界，這可以讓我回到童年，重新擁有這個世界。
我個人更加喜歡真善美的世界。但我注意到，我兒子並不喜歡這種簡單的故事。我兒子今年12歲，他喜歡那些能夠反映社會真實情況的故事。我認為，在給年齡稍微大一點的孩子進行創作時，應該考慮到這種問題，故事裡不能只有善良和美好，也應該有虛假和醜惡。
我兒子曾經閱讀過一個故事，故事講的是孩子在校園裡遇到孤立、霸凌等情況。他告訴我，他在閱讀這個故事的時候，就會聯繫到自己的校園生活，學校裡確實存在著類似的問題。反映到創作之中，我們需要在故事裡教會孩子，如果在現實生活中遇到類似的情況，應該如何去處理。現實中存在著黑暗面，孩子可能沒有經歷過這些，但他們可以通過故事來獲得如何在實際生活中處理這些事情的方法。
給孩子太多的時間去準備
反而讓他們害怕寫作
“教授孩子創意寫作的過程中，最重要的事情是慢下來，讓自己和孩子感受到周邊環境的平靜，只有給孩子創造很寧靜的氛圍，他才能感受到這個世界的寧靜。”自1995年起，託魯森開始為兒童和青少年教授創意寫作課。
對於大部分人來講，寫作是一件既困難又枯燥的事情，但託魯森說：“對於我來講，文學可以創造一個世界，因為文學是讓我唯一創造奇幻世界的方式，我的寫作是寫給孩子們看的，同時也是寫給我自己的。”
新京報：很多人都想知道激發孩子創作靈感的祕訣是什麼？
託魯森：
這是一個非常好的問題。不管是成年人還是兒童，對於普通人來說，寫作都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情。我們總在想，我應該怎麼寫？我應該寫什麼?
在教學中，我會告訴孩子用心去想，內心想到什麼就去寫什麼。我有一種方法可以訓練孩子學習寫作：就是在很短的時間裡，讓他們把自己內心裡想到的東西寫成一段話。很多人都認為，寫作是一件極其枯燥的事情。但是在教孩子時，我會鼓勵他們，寫東西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在這個過程中，你可以享受自己。寫作和繪畫差不多，都是表達情感的一種方式，你不能死板地教他們寫寫寫，而要讓他們享受過程，像做遊戲一樣開心。對於芬蘭的孩子們來說，寫作是學校課程的一部分，但教授這些課程並非是為了考試。
在課堂上，我會激發孩子們儘可能多地去寫那些他們想寫的東西，課程結束的時候，我把作品裝訂成像書一樣厚厚的一本。孩子們會特別興奮，他們在寫的時候沒有想過自己會寫這麼多，所以當他們看到自己寫出來的東西這麼豐富會特別開心。
新京報：可以具體講講嗎？會採用什麼樣的方法？
託魯森：
最重要的一點就是一定不要給孩子太多時間，要快。給他們太多的時間去準備，其實會成為一種心理負擔，讓他們害怕寫作。反而給他們很少的時間，告訴他們你只有幾分鐘，能想到什麼就趕緊寫。這個時候他們會非常專注於寫作本身。
就像體育課一樣，課堂開始之前，有一個預熱階段。在這個階段，我會給孩子們一個單詞，比如說“night（夜晚）”，孩子們會想到什麼呢？他們會根據這個詞語，寫下所想到的東西。或者我會讓他們拿相機取一些鏡頭，比如教室裡的牆上會有一些小洞或者其他的痕跡，我會讓他們記錄下來，拍成照片。然後鼓勵孩子們，去想象這裡邊可能會有東西，可能居住著某種生物，它們有著什麼樣的故事？通過這些可以聯想到什麼？把它們和社會、文化等聯繫起來，很容易就可以形成一個故事。
在我們每個人的心裡，都生長著自己的故事。寫作其實是找到一扇門，通過打開這扇門，走進你的內心去發現故事。因此，教授孩子寫作的過程，其實就是訓練他們走進自己內心的過程。
畫圖也是一個很好的故事表達方式。在畫之前，你可以想象有這樣一個場景，有某種生物，然後它要做什麼。你可以根據想象出來的東西畫畫，畫著畫著，這個故事就會出來了。
閱讀和寫作其實就像一枚硬幣的兩面
去年12月，令全球文化界矚目的赫爾辛基中央圖書館正式對公眾開放，成為了芬蘭人贈送給自己“獨立百年”的生日禮物。這棟世界級文化建築，前後耗時二十年籌劃，總共斥資9800萬歐元（約合人民幣7.6億元），佔地17250平方米，開放當日，由芬蘭總統紹利·尼尼斯托致開幕詞。芬蘭人對文化的重視程度可見一斑。
在有關閱讀和閱讀量調查的文章裡，芬蘭也經常被作為最佳案例而存在，比如“芬蘭孩子的閱讀能力在‘國際學生能力評估計劃’（PISA）中常居世界之冠，而且不會有明顯的兩極分化現象。一個令人驚訝的數據是，芬蘭人每年借閱圖書量為6800萬冊，而他們的國民只有550萬。
赫爾辛基中央圖書館。
芬蘭熱愛閱讀的名聲享譽全球，但託魯森表示，這種屬於芬蘭人的生活方式同樣得益於培養。同時，託魯森也注意到，即便是如此熱愛閱讀的芬蘭，成年人對兒童文學也存在著許多偏見，“許多成人認為，兒童文學就是給孩子們看的，成人並不需要去閱讀裡邊的內容。”而在託魯森看來，成年人只有瞭解兒童文學，才能夠幫助孩子做出選擇，找到他們想要閱讀的圖書，“作為一個作家也是如此。”
"“一天早餐的時候，我六歲的兒子利奧說：‘我昨天在收音機裡聽說，所有的媽媽都要去度假了，怪物會幫她們來照顧孩子。’”這段日常對話，成為了圖迪科·託魯森
（Tuutikki Tolonen，下文簡稱為託魯森）
創作《怪物保姆》的初衷。這部作品被翻譯成二十多種語言，為她贏得了阿維亞德肯兒童文學獎(這一獎項由芬蘭青年作家協會頒發，獲獎作品均為高質量的芬蘭或者瑞典兒童讀物)。與此同時，好萊塢正在拍攝這部作品的電影版。
一個多月前，受第四屆中歐國際文學節的邀請，託魯森來到中國，與愛爾蘭作家帕特麗夏·福德
（Patricia Forde）
，以及詩人、批評家楊慶祥就“數字時代的藝術和文學教育”展開了一場對談。之後，新京報記者採訪到託魯森，就閱讀、兒童及青少年創意寫作等一系列問題聊了聊。
託魯森來自於芬蘭赫爾辛基，是一位廣受好評的兒童作家、劇作家，她教授創意寫作，還在芬蘭唯一的兒童文學雜誌Vinski擔任編輯和記者。到目前為止，託魯森已經出版了近三十部兒童文學作品和圖畫書，從事兒童創作教育二十餘年。
在這二十年間，託魯森對如何教授孩子寫作進行了很多思考和研究，“二十年前，我教他們怎麼去寫作，鼓勵他們儘可能地去寫。但是現在這個時代，我會讓他們先冷靜一下，停下來想一想要寫什麼。”
圖迪科·託魯森（Tuutikki Tolonen），1975年出生，芬蘭文學教育家和兒童作家。自1995年以來，託魯森一直在芬蘭不同地區擔任兒童和青少年教師，教授創意寫作。
“現在這個社會，節奏太快了，大家都停不下來去思考，而這正是閱讀面臨的問題——當我們閱讀的時候，應該靜下心來感受書裡的世界。”當託魯森意識到應該慢下來為思考留出時間以後，她為自己的孩子和學生制定了一條規則：“當你閱讀一本書時，你必須要閱讀到第36頁，在這之前，你不能停止。只有閱讀到一定量，你才能做出決定自己究竟喜不喜歡這本書。如果一本書只讀5頁，其實根本沒有感受到這本書到底在講什麼。”
讀書是我排遣時間和逃避困境的方式
“讀書是我排遣時間的方式，是我逃避困境的方式，也是我現在寫作的原因。”對於託魯森來說，走上閱讀和寫作之路，起初更多是一種無奈，“作為一個孩子，我不是一個好讀者。”
還是一個孩子的時候，託魯森因為身體的原因，不得不中止學業，待在醫院裡，“8歲的時候，我病得很重，對周圍的很多東西過敏。因為過敏，我一直生病，和六個人一起住在病房，待在離家三百公里的醫院裡。那段時間我非常想念我的父母，想和他們在一起。”
圖迪科·託魯森。
這段經歷成為託魯森寫作生涯的標誌，當她獨自一人躺在病床上時，她開始閱讀，開始喜歡閱讀，一邊翻閱書頁，一邊享受故事的樂趣，“一件看起來非常不幸的事，將來可能會變成一件影響深遠的事情。”從那時起，託魯森堅持讀書，她讀了很多很多書，直到自己成為一名兒童讀物的作者。
新京報：可以講講你的人生故事嗎？
託魯森：
在我還是一個孩子的時候，我經常生病，總是待在醫院裡。待在醫院裡的人生是很無聊的，不知道可以幹什麼。於是我開始閱讀，大量地閱讀。這可能是我人生中的一大幸事，因為我可以擁有這麼多時間來進行閱讀。
後來我開始寫作，12歲的時候，我寫了人生中的第一部作品，是一個關於愛情的故事。還好並沒有發表（笑），因為我並不滿意。等進入中學時，我正式開始寫作。進入大學以後，我學習了芬蘭文學，遇到了很多作家，也真正開始了寫作之路。
新京報：你既是一位兒童作家，同時也是一位文學教育家，你會如何看待兒童文學中的教育性和趣味性呢？二者是什麼樣的關係。
託魯森：
很多童話故事裡邊有著很深刻的思想，這是為了讓孩子們明白某個道理。但給孩子們創作，並不是一定要講這些嚴肅的話題。一些非常簡單，充滿童趣的作品會更加受到歡迎，而且孩子們也可以從中學習到道理，簡單的故事背後也包含有深刻的話題。
比如我創作的《怪物保姆》，講述的其實是一個家庭故事，裡邊有媽媽，兩個孩子，還有爸爸。在故事中，爸爸常年不在家，孩子們幾乎沒有見過他，所以他們給爸爸取了一個綽號，開玩笑說他是“看不見的聲音”，因為他經常打電話回來。當你看到這個故事的時候，肯定會有這樣的疑問，為什麼爸爸總是不在家？是不是他們有什麼家庭問題，所以爸爸常年在外邊？這個故事雖然是寫給孩子們看的，故事內容也很簡單，但它依然可以引申到家庭的問題。
《怪物保姆》，(芬)圖迪科·託魯森 著，王壯 譯，北京少年兒童出版社2018年1月版。
在芬蘭，我注意到過去孩子的故事永遠都是歡樂的，充滿趣味的。特別是十到十五年前，如果一位芬蘭作家想要講述一個悲傷的兒童故事，是非常困難的。我有一位朋友，他為兒童寫作詩歌，其中一些詩歌中提到了動物的死亡，但出版商說，“你不能這樣寫，這樣我沒有辦法出版發行，這會讓孩子們感到悲傷。”
現在這種情形稍有改變，一些作品中會涉及動物的離世。對孩子來講，死亡是很恐怖的，他們第一次接觸死亡，可能是動物的離世。在創作中，我們應該注意這些問題，不能只有簡單的快樂，也應該包括一些比較深層次的感受。
新京報：真實的世界對於孩子來說可能會顯得有些殘酷。你個人更傾向於哪種創作？
託魯森：
我只寫兒童故事，不寫成人的故事。對我來講，兒童故事是一個充滿幻想和想象力的世界，這正是我想要的世界，這可以讓我回到童年，重新擁有這個世界。
我個人更加喜歡真善美的世界。但我注意到，我兒子並不喜歡這種簡單的故事。我兒子今年12歲，他喜歡那些能夠反映社會真實情況的故事。我認為，在給年齡稍微大一點的孩子進行創作時，應該考慮到這種問題，故事裡不能只有善良和美好，也應該有虛假和醜惡。
我兒子曾經閱讀過一個故事，故事講的是孩子在校園裡遇到孤立、霸凌等情況。他告訴我，他在閱讀這個故事的時候，就會聯繫到自己的校園生活，學校裡確實存在著類似的問題。反映到創作之中，我們需要在故事裡教會孩子，如果在現實生活中遇到類似的情況，應該如何去處理。現實中存在著黑暗面，孩子可能沒有經歷過這些，但他們可以通過故事來獲得如何在實際生活中處理這些事情的方法。
給孩子太多的時間去準備
反而讓他們害怕寫作
“教授孩子創意寫作的過程中，最重要的事情是慢下來，讓自己和孩子感受到周邊環境的平靜，只有給孩子創造很寧靜的氛圍，他才能感受到這個世界的寧靜。”自1995年起，託魯森開始為兒童和青少年教授創意寫作課。
對於大部分人來講，寫作是一件既困難又枯燥的事情，但託魯森說：“對於我來講，文學可以創造一個世界，因為文學是讓我唯一創造奇幻世界的方式，我的寫作是寫給孩子們看的，同時也是寫給我自己的。”
新京報：很多人都想知道激發孩子創作靈感的祕訣是什麼？
託魯森：
這是一個非常好的問題。不管是成年人還是兒童，對於普通人來說，寫作都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情。我們總在想，我應該怎麼寫？我應該寫什麼?
在教學中，我會告訴孩子用心去想，內心想到什麼就去寫什麼。我有一種方法可以訓練孩子學習寫作：就是在很短的時間裡，讓他們把自己內心裡想到的東西寫成一段話。很多人都認為，寫作是一件極其枯燥的事情。但是在教孩子時，我會鼓勵他們，寫東西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在這個過程中，你可以享受自己。寫作和繪畫差不多，都是表達情感的一種方式，你不能死板地教他們寫寫寫，而要讓他們享受過程，像做遊戲一樣開心。對於芬蘭的孩子們來說，寫作是學校課程的一部分，但教授這些課程並非是為了考試。
在課堂上，我會激發孩子們儘可能多地去寫那些他們想寫的東西，課程結束的時候，我把作品裝訂成像書一樣厚厚的一本。孩子們會特別興奮，他們在寫的時候沒有想過自己會寫這麼多，所以當他們看到自己寫出來的東西這麼豐富會特別開心。
新京報：可以具體講講嗎？會採用什麼樣的方法？
託魯森：
最重要的一點就是一定不要給孩子太多時間，要快。給他們太多的時間去準備，其實會成為一種心理負擔，讓他們害怕寫作。反而給他們很少的時間，告訴他們你只有幾分鐘，能想到什麼就趕緊寫。這個時候他們會非常專注於寫作本身。
就像體育課一樣，課堂開始之前，有一個預熱階段。在這個階段，我會給孩子們一個單詞，比如說“night（夜晚）”，孩子們會想到什麼呢？他們會根據這個詞語，寫下所想到的東西。或者我會讓他們拿相機取一些鏡頭，比如教室裡的牆上會有一些小洞或者其他的痕跡，我會讓他們記錄下來，拍成照片。然後鼓勵孩子們，去想象這裡邊可能會有東西，可能居住著某種生物，它們有著什麼樣的故事？通過這些可以聯想到什麼？把它們和社會、文化等聯繫起來，很容易就可以形成一個故事。
在我們每個人的心裡，都生長著自己的故事。寫作其實是找到一扇門，通過打開這扇門，走進你的內心去發現故事。因此，教授孩子寫作的過程，其實就是訓練他們走進自己內心的過程。
畫圖也是一個很好的故事表達方式。在畫之前，你可以想象有這樣一個場景，有某種生物，然後它要做什麼。你可以根據想象出來的東西畫畫，畫著畫著，這個故事就會出來了。
閱讀和寫作其實就像一枚硬幣的兩面
去年12月，令全球文化界矚目的赫爾辛基中央圖書館正式對公眾開放，成為了芬蘭人贈送給自己“獨立百年”的生日禮物。這棟世界級文化建築，前後耗時二十年籌劃，總共斥資9800萬歐元（約合人民幣7.6億元），佔地17250平方米，開放當日，由芬蘭總統紹利·尼尼斯托致開幕詞。芬蘭人對文化的重視程度可見一斑。
在有關閱讀和閱讀量調查的文章裡，芬蘭也經常被作為最佳案例而存在，比如“芬蘭孩子的閱讀能力在‘國際學生能力評估計劃’（PISA）中常居世界之冠，而且不會有明顯的兩極分化現象。一個令人驚訝的數據是，芬蘭人每年借閱圖書量為6800萬冊，而他們的國民只有550萬。
赫爾辛基中央圖書館。
芬蘭熱愛閱讀的名聲享譽全球，但託魯森表示，這種屬於芬蘭人的生活方式同樣得益於培養。同時，託魯森也注意到，即便是如此熱愛閱讀的芬蘭，成年人對兒童文學也存在著許多偏見，“許多成人認為，兒童文學就是給孩子們看的，成人並不需要去閱讀裡邊的內容。”而在託魯森看來，成年人只有瞭解兒童文學，才能夠幫助孩子做出選擇，找到他們想要閱讀的圖書，“作為一個作家也是如此。”
芬蘭人口大約為550萬，有數據顯示，每年借閱圖書量為6800萬冊。
新京報：很多教育方面文章裡都會提到，閱讀和寫作在芬蘭兒童教育中佔據了非常重要的位置。可以介紹這方面的內容嗎？
託魯森：閱讀和寫作其實就像一枚硬幣的兩面，它們是相輔相成的。要寫作，首先當然需要大量的閱讀。學校裡，老師會給孩子列一個書單，上面有許多需要他們閱讀的圖書。這種書單並非強制，但如果閱讀完了，可以得到一個證書。這是一種鼓勵的方法。我們不應該強迫孩子去讀某本書，每個孩子的閱讀需求是不一樣的，應該給他們更多自由，讓他們可以選擇想要閱讀的內容。
在芬蘭，家長會給孩子閱讀故事。通過這種方式，家長可以與孩子產生情感上的交流。我是家裡最小的孩子，上面還有兩個姐姐。在我很小的時候，媽媽就開始給我講故事。那時候，芬蘭在推廣兒童閱讀，要求家長每天給小孩子讀書。幼兒園裡的老師告訴我媽媽，“你要給孩子讀書。”我媽媽非常認真地對待這件事情，每天給我講故事。這正是芬蘭人的生活方式。
"“一天早餐的時候，我六歲的兒子利奧說：‘我昨天在收音機裡聽說，所有的媽媽都要去度假了，怪物會幫她們來照顧孩子。’”這段日常對話，成為了圖迪科·託魯森
（Tuutikki Tolonen，下文簡稱為託魯森）
創作《怪物保姆》的初衷。這部作品被翻譯成二十多種語言，為她贏得了阿維亞德肯兒童文學獎(這一獎項由芬蘭青年作家協會頒發，獲獎作品均為高質量的芬蘭或者瑞典兒童讀物)。與此同時，好萊塢正在拍攝這部作品的電影版。
一個多月前，受第四屆中歐國際文學節的邀請，託魯森來到中國，與愛爾蘭作家帕特麗夏·福德
（Patricia Forde）
，以及詩人、批評家楊慶祥就“數字時代的藝術和文學教育”展開了一場對談。之後，新京報記者採訪到託魯森，就閱讀、兒童及青少年創意寫作等一系列問題聊了聊。
託魯森來自於芬蘭赫爾辛基，是一位廣受好評的兒童作家、劇作家，她教授創意寫作，還在芬蘭唯一的兒童文學雜誌Vinski擔任編輯和記者。到目前為止，託魯森已經出版了近三十部兒童文學作品和圖畫書，從事兒童創作教育二十餘年。
在這二十年間，託魯森對如何教授孩子寫作進行了很多思考和研究，“二十年前，我教他們怎麼去寫作，鼓勵他們儘可能地去寫。但是現在這個時代，我會讓他們先冷靜一下，停下來想一想要寫什麼。”
圖迪科·託魯森（Tuutikki Tolonen），1975年出生，芬蘭文學教育家和兒童作家。自1995年以來，託魯森一直在芬蘭不同地區擔任兒童和青少年教師，教授創意寫作。
“現在這個社會，節奏太快了，大家都停不下來去思考，而這正是閱讀面臨的問題——當我們閱讀的時候，應該靜下心來感受書裡的世界。”當託魯森意識到應該慢下來為思考留出時間以後，她為自己的孩子和學生制定了一條規則：“當你閱讀一本書時，你必須要閱讀到第36頁，在這之前，你不能停止。只有閱讀到一定量，你才能做出決定自己究竟喜不喜歡這本書。如果一本書只讀5頁，其實根本沒有感受到這本書到底在講什麼。”
讀書是我排遣時間和逃避困境的方式
“讀書是我排遣時間的方式，是我逃避困境的方式，也是我現在寫作的原因。”對於託魯森來說，走上閱讀和寫作之路，起初更多是一種無奈，“作為一個孩子，我不是一個好讀者。”
還是一個孩子的時候，託魯森因為身體的原因，不得不中止學業，待在醫院裡，“8歲的時候，我病得很重，對周圍的很多東西過敏。因為過敏，我一直生病，和六個人一起住在病房，待在離家三百公里的醫院裡。那段時間我非常想念我的父母，想和他們在一起。”
圖迪科·託魯森。
這段經歷成為託魯森寫作生涯的標誌，當她獨自一人躺在病床上時，她開始閱讀，開始喜歡閱讀，一邊翻閱書頁，一邊享受故事的樂趣，“一件看起來非常不幸的事，將來可能會變成一件影響深遠的事情。”從那時起，託魯森堅持讀書，她讀了很多很多書，直到自己成為一名兒童讀物的作者。
新京報：可以講講你的人生故事嗎？
託魯森：
在我還是一個孩子的時候，我經常生病，總是待在醫院裡。待在醫院裡的人生是很無聊的，不知道可以幹什麼。於是我開始閱讀，大量地閱讀。這可能是我人生中的一大幸事，因為我可以擁有這麼多時間來進行閱讀。
後來我開始寫作，12歲的時候，我寫了人生中的第一部作品，是一個關於愛情的故事。還好並沒有發表（笑），因為我並不滿意。等進入中學時，我正式開始寫作。進入大學以後，我學習了芬蘭文學，遇到了很多作家，也真正開始了寫作之路。
新京報：你既是一位兒童作家，同時也是一位文學教育家，你會如何看待兒童文學中的教育性和趣味性呢？二者是什麼樣的關係。
託魯森：
很多童話故事裡邊有著很深刻的思想，這是為了讓孩子們明白某個道理。但給孩子們創作，並不是一定要講這些嚴肅的話題。一些非常簡單，充滿童趣的作品會更加受到歡迎，而且孩子們也可以從中學習到道理，簡單的故事背後也包含有深刻的話題。
比如我創作的《怪物保姆》，講述的其實是一個家庭故事，裡邊有媽媽，兩個孩子，還有爸爸。在故事中，爸爸常年不在家，孩子們幾乎沒有見過他，所以他們給爸爸取了一個綽號，開玩笑說他是“看不見的聲音”，因為他經常打電話回來。當你看到這個故事的時候，肯定會有這樣的疑問，為什麼爸爸總是不在家？是不是他們有什麼家庭問題，所以爸爸常年在外邊？這個故事雖然是寫給孩子們看的，故事內容也很簡單，但它依然可以引申到家庭的問題。
《怪物保姆》，(芬)圖迪科·託魯森 著，王壯 譯，北京少年兒童出版社2018年1月版。
在芬蘭，我注意到過去孩子的故事永遠都是歡樂的，充滿趣味的。特別是十到十五年前，如果一位芬蘭作家想要講述一個悲傷的兒童故事，是非常困難的。我有一位朋友，他為兒童寫作詩歌，其中一些詩歌中提到了動物的死亡，但出版商說，“你不能這樣寫，這樣我沒有辦法出版發行，這會讓孩子們感到悲傷。”
現在這種情形稍有改變，一些作品中會涉及動物的離世。對孩子來講，死亡是很恐怖的，他們第一次接觸死亡，可能是動物的離世。在創作中，我們應該注意這些問題，不能只有簡單的快樂，也應該包括一些比較深層次的感受。
新京報：真實的世界對於孩子來說可能會顯得有些殘酷。你個人更傾向於哪種創作？
託魯森：
我只寫兒童故事，不寫成人的故事。對我來講，兒童故事是一個充滿幻想和想象力的世界，這正是我想要的世界，這可以讓我回到童年，重新擁有這個世界。
我個人更加喜歡真善美的世界。但我注意到，我兒子並不喜歡這種簡單的故事。我兒子今年12歲，他喜歡那些能夠反映社會真實情況的故事。我認為，在給年齡稍微大一點的孩子進行創作時，應該考慮到這種問題，故事裡不能只有善良和美好，也應該有虛假和醜惡。
我兒子曾經閱讀過一個故事，故事講的是孩子在校園裡遇到孤立、霸凌等情況。他告訴我，他在閱讀這個故事的時候，就會聯繫到自己的校園生活，學校裡確實存在著類似的問題。反映到創作之中，我們需要在故事裡教會孩子，如果在現實生活中遇到類似的情況，應該如何去處理。現實中存在著黑暗面，孩子可能沒有經歷過這些，但他們可以通過故事來獲得如何在實際生活中處理這些事情的方法。
給孩子太多的時間去準備
反而讓他們害怕寫作
“教授孩子創意寫作的過程中，最重要的事情是慢下來，讓自己和孩子感受到周邊環境的平靜，只有給孩子創造很寧靜的氛圍，他才能感受到這個世界的寧靜。”自1995年起，託魯森開始為兒童和青少年教授創意寫作課。
對於大部分人來講，寫作是一件既困難又枯燥的事情，但託魯森說：“對於我來講，文學可以創造一個世界，因為文學是讓我唯一創造奇幻世界的方式，我的寫作是寫給孩子們看的，同時也是寫給我自己的。”
新京報：很多人都想知道激發孩子創作靈感的祕訣是什麼？
託魯森：
這是一個非常好的問題。不管是成年人還是兒童，對於普通人來說，寫作都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情。我們總在想，我應該怎麼寫？我應該寫什麼?
在教學中，我會告訴孩子用心去想，內心想到什麼就去寫什麼。我有一種方法可以訓練孩子學習寫作：就是在很短的時間裡，讓他們把自己內心裡想到的東西寫成一段話。很多人都認為，寫作是一件極其枯燥的事情。但是在教孩子時，我會鼓勵他們，寫東西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在這個過程中，你可以享受自己。寫作和繪畫差不多，都是表達情感的一種方式，你不能死板地教他們寫寫寫，而要讓他們享受過程，像做遊戲一樣開心。對於芬蘭的孩子們來說，寫作是學校課程的一部分，但教授這些課程並非是為了考試。
在課堂上，我會激發孩子們儘可能多地去寫那些他們想寫的東西，課程結束的時候，我把作品裝訂成像書一樣厚厚的一本。孩子們會特別興奮，他們在寫的時候沒有想過自己會寫這麼多，所以當他們看到自己寫出來的東西這麼豐富會特別開心。
新京報：可以具體講講嗎？會採用什麼樣的方法？
託魯森：
最重要的一點就是一定不要給孩子太多時間，要快。給他們太多的時間去準備，其實會成為一種心理負擔，讓他們害怕寫作。反而給他們很少的時間，告訴他們你只有幾分鐘，能想到什麼就趕緊寫。這個時候他們會非常專注於寫作本身。
就像體育課一樣，課堂開始之前，有一個預熱階段。在這個階段，我會給孩子們一個單詞，比如說“night（夜晚）”，孩子們會想到什麼呢？他們會根據這個詞語，寫下所想到的東西。或者我會讓他們拿相機取一些鏡頭，比如教室裡的牆上會有一些小洞或者其他的痕跡，我會讓他們記錄下來，拍成照片。然後鼓勵孩子們，去想象這裡邊可能會有東西，可能居住著某種生物，它們有著什麼樣的故事？通過這些可以聯想到什麼？把它們和社會、文化等聯繫起來，很容易就可以形成一個故事。
在我們每個人的心裡，都生長著自己的故事。寫作其實是找到一扇門，通過打開這扇門，走進你的內心去發現故事。因此，教授孩子寫作的過程，其實就是訓練他們走進自己內心的過程。
畫圖也是一個很好的故事表達方式。在畫之前，你可以想象有這樣一個場景，有某種生物，然後它要做什麼。你可以根據想象出來的東西畫畫，畫著畫著，這個故事就會出來了。
閱讀和寫作其實就像一枚硬幣的兩面
去年12月，令全球文化界矚目的赫爾辛基中央圖書館正式對公眾開放，成為了芬蘭人贈送給自己“獨立百年”的生日禮物。這棟世界級文化建築，前後耗時二十年籌劃，總共斥資9800萬歐元（約合人民幣7.6億元），佔地17250平方米，開放當日，由芬蘭總統紹利·尼尼斯托致開幕詞。芬蘭人對文化的重視程度可見一斑。
在有關閱讀和閱讀量調查的文章裡，芬蘭也經常被作為最佳案例而存在，比如“芬蘭孩子的閱讀能力在‘國際學生能力評估計劃’（PISA）中常居世界之冠，而且不會有明顯的兩極分化現象。一個令人驚訝的數據是，芬蘭人每年借閱圖書量為6800萬冊，而他們的國民只有550萬。
赫爾辛基中央圖書館。
芬蘭熱愛閱讀的名聲享譽全球，但託魯森表示，這種屬於芬蘭人的生活方式同樣得益於培養。同時，託魯森也注意到，即便是如此熱愛閱讀的芬蘭，成年人對兒童文學也存在著許多偏見，“許多成人認為，兒童文學就是給孩子們看的，成人並不需要去閱讀裡邊的內容。”而在託魯森看來，成年人只有瞭解兒童文學，才能夠幫助孩子做出選擇，找到他們想要閱讀的圖書，“作為一個作家也是如此。”
芬蘭人口大約為550萬，有數據顯示，每年借閱圖書量為6800萬冊。
新京報：很多教育方面文章裡都會提到，閱讀和寫作在芬蘭兒童教育中佔據了非常重要的位置。可以介紹這方面的內容嗎？
託魯森：閱讀和寫作其實就像一枚硬幣的兩面，它們是相輔相成的。要寫作，首先當然需要大量的閱讀。學校裡，老師會給孩子列一個書單，上面有許多需要他們閱讀的圖書。這種書單並非強制，但如果閱讀完了，可以得到一個證書。這是一種鼓勵的方法。我們不應該強迫孩子去讀某本書，每個孩子的閱讀需求是不一樣的，應該給他們更多自由，讓他們可以選擇想要閱讀的內容。
在芬蘭，家長會給孩子閱讀故事。通過這種方式，家長可以與孩子產生情感上的交流。我是家裡最小的孩子，上面還有兩個姐姐。在我很小的時候，媽媽就開始給我講故事。那時候，芬蘭在推廣兒童閱讀，要求家長每天給小孩子讀書。幼兒園裡的老師告訴我媽媽，“你要給孩子讀書。”我媽媽非常認真地對待這件事情，每天給我講故事。這正是芬蘭人的生活方式。
親子閱讀是芬蘭人的生活方式。
芬蘭教育最為重要的一點，就是教會小孩子去思考，這種教育方式相當於為孩子打開思想的開關。我們不應該告訴孩子，“你要這樣思考”，或者“用這種方式思考”。孩子們應該自主地去思考這個世界。
新京報：閱讀紙書和閱讀電子書有差異嗎？
託魯森：我覺得是一樣的，小孩子閱讀紙質書也好，通過網絡或者電子閱覽器閱讀也好，重要的是他們去閱讀。在芬蘭有很多的活動，在公共場合鼓勵孩子去讀書。但有一個特別奇怪的現象，男孩子沒有女孩子閱讀得多，男孩子不閱讀已經成為了男孩身份的象徵。
當我還在大學學習文學的時候，我看到過一本雜誌，這本雜誌在芬蘭有一百多年的歷史了，但雜誌當中提到關於小孩子的論調和一百年前沒什麼區別：擔心小孩子讀書太多就沒有時間做遊戲了，這個雜誌的論調是不應該讓小孩子讀那麼多書，應該讓他們多做遊戲。
孩子們應該擁有不受限制的想象力
“我的工作是寫書，為孩子寫作一直是我的激情所在。”託魯森說，芬蘭是一個擁有許多湖泊、森林和不同動物的生態系統，這和北京有很大不同。
託魯森很希望能夠從自己的角度，闡述成為一名作家究竟意味著什麼，但她還有一件更想做的事情，這也是她接下來的寫作計劃，希望能夠為包括兒子在內的那些不喜歡閱讀的男孩子寫書，“吸引男孩子來閱讀。”
新京報：可以聊聊你的作品嗎？
託魯森：我一共創作了13部小說，《怪物保姆》其實有三部，但目前在中國出版發行的只有一部。
我兒子六歲的時候，有一天早上，他對我說了一件很奇怪的事。他說：“我昨天在收音機裡聽說，所有的媽媽都要去度假了，怪物會幫她們來照顧孩子。”這有點奇怪。我笑了。但我的兒子非常嚴肅。我開始思考，現實生活如果真的發生了這樣的事情，會發生什麼。
我一直在想這個怪物，它是一個大怪物還是一個小怪物？怪物會吃什麼食物？於是我開始寫下這個故事，一個母親她必須去度假，這樣保姆才能來接管這個房子，照顧孩子。令大家驚訝的是，這個保姆是一個怪物，這個故事講的是怪物保姆和孩子們之間的互動，這個故事非常有趣。這當然是一個真的故事，只是其中一部分內容被誇大了。孩子們應該擁有不受限制的想象力，一切皆有可能。
在芬蘭，孩子們大約從七歲開始自主閱讀。像《怪物保姆》這樣的書，對於這麼大的孩子來說，字太多了。我有一部系列作品叫作《辦公室》，書裡的文字很少，以插畫為主。這是一個虛構的故事，講的是三個八歲左右的孩子，他們因為無聊，希望做些什麼，於是創造了一個辦公室。他們的目的是為了幫助別人，去幫助他們的鄰居，也彼此互相幫助。在他們創辦這個幻想中的辦公室的過程中，發生了一系列神奇的事情，也可以說是一種奇遇。目前這個故事在芬蘭已經出版到第二季，我會繼續把這個故事寫下去。
五年前，我還創作過一個系列故事。故事的主人公是一個12歲的阿根廷女孩，阿根廷屬於拉丁美洲，那裡的人們都特別熱情奔放，而位於北歐的芬蘭，人們彼此之間就比較有距離感，比較冷淡。這個熱情奔放的女孩子從一個陽光燦爛的地方來到芬蘭，產生了一系列故事。
故事非常幽默、詼諧，也非常具有現實意義。我的先生是一位阿根廷人，在芬蘭，有許多來自不同國家的人，這是一種跨文化交流，這樣的生活會產生一些衝突。這個故事講述的就是這些衝突中比較幽默的一面，反映了一個人在跨文化的環境當中，怎樣生存，怎樣解決這些現實的問題。芬蘭人也好，外國人也好，當你去經歷不同的文化時，當你在不同的文化環境中生活時，遇到的各種現實困惑，應該如何去解決？這本書都可以給人們一些啟發。
新京報：你同時還在芬蘭的一家兒童雜誌社工作？這是一本什麼樣的雜誌？
託魯森：芬蘭是一個很小的國家，所有的兒童作家、出版商都會把已經出版了的作品寄給雜誌社，雜誌社會把這些書寄給小朋友，讓他們寫書評，我們再將這些書評整理髮表在雜誌上。一些小朋友在讀完書後，可能會產生一些疑問，想問問作者到底是怎麼回事，我們會把這些信息反饋給作者，由作者進行回答。不只是我們，還有兒童作家，出版商，小朋友，大家集體成就了這本雜誌。
新京報：最近有什麼創作計劃嗎？
託魯森：我剛剛完成了一部作品，打算開始一個新的寫作計劃。這個寫作計劃與我的家庭生活有關。在芬蘭有一個特別奇怪的現實，女孩的閱讀量遠遠多過男孩。作為老師，我經常會給孩子們推薦某個讀本，但特別奇怪的是，男孩總是不喜歡這些圖書，我兒子也不喜歡。
我很想知道，我的兒子，以及像他一樣的男孩腦子裡在想什麼？他們喜歡什麼樣的作品，接下來我打算去創作這樣一部作品，吸引男孩子來閱讀。目前還在構思之中。
記者丨何安安
編輯丨李永博
校對丨翟永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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