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軼君
“我想擺脫上一代的語言，卻沒有新的詞彙”，“我們以慣性教育下一代，我們需要新的溝通方式”……
教育，是中國各個階層共同焦慮的話題。作為知名戰地記者、國際議題作家、電視主持人，周軼君在有孩子之前，認為“重複”正是為人父母乏味的一面，讓“教育”這件事默默成了一個不太討好的話題。它引發焦慮，尋求速決，很少令人身心愉悅。有了孩子之後，她自然也不得不面對，做父母更像“無證駕駛”，未來沒有標準答案，只能摸著石頭過河。
"周軼君
“我想擺脫上一代的語言，卻沒有新的詞彙”，“我們以慣性教育下一代，我們需要新的溝通方式”……
教育，是中國各個階層共同焦慮的話題。作為知名戰地記者、國際議題作家、電視主持人，周軼君在有孩子之前，認為“重複”正是為人父母乏味的一面，讓“教育”這件事默默成了一個不太討好的話題。它引發焦慮，尋求速決，很少令人身心愉悅。有了孩子之後，她自然也不得不面對，做父母更像“無證駕駛”，未來沒有標準答案，只能摸著石頭過河。
於是，她以兩個孩子的媽媽的身份出現在紀錄片《他鄉的童年》裡，帶著中國母親的視角，走訪芬蘭、日本、印度、以色列及英國等五個國家，最後回到中國，踏上一趟關於教育哲學的思考之旅。
"周軼君
“我想擺脫上一代的語言，卻沒有新的詞彙”，“我們以慣性教育下一代，我們需要新的溝通方式”……
教育，是中國各個階層共同焦慮的話題。作為知名戰地記者、國際議題作家、電視主持人，周軼君在有孩子之前，認為“重複”正是為人父母乏味的一面，讓“教育”這件事默默成了一個不太討好的話題。它引發焦慮，尋求速決，很少令人身心愉悅。有了孩子之後，她自然也不得不面對，做父母更像“無證駕駛”，未來沒有標準答案，只能摸著石頭過河。
於是，她以兩個孩子的媽媽的身份出現在紀錄片《他鄉的童年》裡，帶著中國母親的視角，走訪芬蘭、日本、印度、以色列及英國等五個國家，最後回到中國，踏上一趟關於教育哲學的思考之旅。
周軼君的女兒六歲，上小學一年級，兒子三歲還在幼兒園，周軼君笑著對澎湃新聞記者說，所以為什麼做“童年”，不做中學大學，其實是有私心。
或許正是這樣的“私心”，促成了紀錄片中真實的代入感。她每到一處的發問，她的驚奇、她的質疑，她的感動甚至哭泣都是一位普通媽媽的真情實感，為人父母的觀眾很容易被本片吸引。該片在優酷上線兩集後，豆瓣評分高達9.1。
"周軼君
“我想擺脫上一代的語言，卻沒有新的詞彙”，“我們以慣性教育下一代，我們需要新的溝通方式”……
教育，是中國各個階層共同焦慮的話題。作為知名戰地記者、國際議題作家、電視主持人，周軼君在有孩子之前，認為“重複”正是為人父母乏味的一面，讓“教育”這件事默默成了一個不太討好的話題。它引發焦慮，尋求速決，很少令人身心愉悅。有了孩子之後，她自然也不得不面對，做父母更像“無證駕駛”，未來沒有標準答案，只能摸著石頭過河。
於是，她以兩個孩子的媽媽的身份出現在紀錄片《他鄉的童年》裡，帶著中國母親的視角，走訪芬蘭、日本、印度、以色列及英國等五個國家，最後回到中國，踏上一趟關於教育哲學的思考之旅。
周軼君的女兒六歲，上小學一年級，兒子三歲還在幼兒園，周軼君笑著對澎湃新聞記者說，所以為什麼做“童年”，不做中學大學，其實是有私心。
或許正是這樣的“私心”，促成了紀錄片中真實的代入感。她每到一處的發問，她的驚奇、她的質疑，她的感動甚至哭泣都是一位普通媽媽的真情實感，為人父母的觀眾很容易被本片吸引。該片在優酷上線兩集後，豆瓣評分高達9.1。
周軼君強調說，作為一部紀錄片，《他鄉的童年》並不是告訴大家，我找到了最好的一個辦法。“我希望最大的一個啟示是，如果家長願意去尋找不同的方式，你會找到對自己有一些啟示，而且適合你孩子的方法。”
她說，“認識自己，認識美，這是日本與芬蘭的教育，教會我的事。”已經播出的日本和芬蘭兩集，一方面我們能夠看到日本幼兒園強調孩子的獨立自主性，另一方面也注重孩子要有一個強健的體魄，而芬蘭更注重孩子自身能力培養，在去競爭化的學習氛圍裡，芬蘭的孩子們更加容易自發地去學習，揚長避短髮現自己潛在的能力。
片中，沒有競爭的芬蘭教育，怎樣告訴孩子什麼是成功或失敗？貧富差距極大的印度，怎樣用網絡教育彌合孩子之間的差距？集體意識濃厚的日本怎樣讓孩子理解個人和團隊的平衡？影片從小孩的角度去體驗課堂，從家長的角度去感受不同的教育方式，也從不同社會的文化、歷史出發，去對教育作一個深刻思考。探尋的旅途上，周軼君同時回憶起自己的童年，也經歷了一次重新審視自身的旅程。【對話】
澎湃新聞：以媽媽而不是記者的身份去探究，心態上有什麼不同？
周軼君：就是私心比較重。我相信很多的父母跟我有一樣的問題，所以我沒什麼顧慮，哪怕是不恰當的問題，也是帶著我的思想軌跡。比如在芬蘭，我問了很多傻問題，森林課上老師叫學生們去聞各種樹木的味道，我本以為是要了解這是什麼樹，但人家只是讓孩子們憑想象去形容聞到的味道，沒有什麼知識點。我之前的預設是自然課不就是野外生存？因為我們（中國家長）第一反應都是你送孩子去學的東西一定是有用的，但他們不是。芬蘭的森林多，森林課是讓孩子們瞭解人跟環境的關係。跟我的預設不太一樣，結果造成了不同的觀念的衝擊，反而對我自己來說是非常好的一種修正。
澎湃新聞：在拍攝過程中，有沒有反思自己的教育觀念？
周軼君：今天早上收到鳳凰衛視記者胡玲發給我的一段話。她說她看過覺得自己沒有那麼焦慮了，她也有兩個孩子，老二比較不愛自理，日本那集有一個小孩早上自己刷牙洗臉疊衣服，胡琳的孩子看紀錄片看了十分鐘，馬上就自己去穿衣服了。這真是我聽到最好的一個反饋。她說我們有時候是可以跟孩子用一種更平等的方式去討論，包括一些規則，要他們做到的事情，能不能先問問他們到底喜歡什麼和不喜歡什麼？固然我們這一代家長已經覺得跟孩子的關係儘可能的平等了，但那個程度還不夠。
我在西安看了一個夏令營做的是批判性思維。大的主題是去思考秦始皇是個什麼樣的人，但開始的那個話題特別的小，“學校為什麼要給孩子佈置作業？”“你要不要做作業？”關鍵不是讓他們得出個結論，而是讓他們學會觀點和論據。過程中老師會告訴他們，我們只談這件事情，不要去發散，你會很驚訝當你把選擇權交給他們時，有的孩子會說學校可以佈置功課，有的孩子會反過來說可不可以給老師佈置功課？
有時候孩子也沒有要絕對自由，比如我出差這件事，我原本以為他們肯定都說不喜歡，我沒想到他也會告訴你，喜歡“你每次會帶回來一些新的事情來跟我們分享”。所以，多一點自由效果會更好，反倒抓得越緊就越叛逆。
澎湃新聞：其實也不能說人家的教育很棒，我就能夠用到我自己家孩子身上，畢竟每個孩子都是唯一的。
周軼君：你說得非常對，我一直強調說我拍這個片子不是告訴大家我找到了最好的一個辦法，我希望最大的一個啟示是，如果家長你願意去尋找不同的方式，你會找到對自己有一些啟示，而且適合你孩子的方法。
澎湃新聞：我特別喜歡芬蘭老師說的那句話，“現在孩子都用電子產品，做什麼事情都很快，我的目的是讓他們慢下來，閱讀就是可以讓他們慢下來。”而中國的學生經常聽到都就是，快！你要去做什麼了……你怎麼看這種去競爭化的學習？
周軼君：我到現在也沒有完全接納“絕對不要留作業”、“不考試”這種理念，那種絕對的自由，我也是有保留意見。舉個例子，我不在家的時候，我媽從上海帶來的數學題給我女兒做，我媽打電話和我說，你看你女兒一個暑假放回來十以內的加減法都忘記了怎麼辦？我說那做做做！我先生打電話和我說，你媽給她做那個題是學校以外的，比她現在學的高兩個年級，今天是星期天放假的。然後我先生還說，你看我們小時候沒有這樣學，我也沒有變得很蠢，我說你其實可以更好。哈哈，當然這個也是開玩笑，我就沒有去處理這個矛盾，我跟我媽就說你放鬆一點，她實在不願意做就算了，然後跟我先生那邊說，她要能做幾道題就做幾道題，我是一個比較中庸的方式。說到最後，我們家長再有好的辦法，最後的結果不是在你控制之內的，你也得放棄。
"周軼君
“我想擺脫上一代的語言，卻沒有新的詞彙”，“我們以慣性教育下一代，我們需要新的溝通方式”……
教育，是中國各個階層共同焦慮的話題。作為知名戰地記者、國際議題作家、電視主持人，周軼君在有孩子之前，認為“重複”正是為人父母乏味的一面，讓“教育”這件事默默成了一個不太討好的話題。它引發焦慮，尋求速決，很少令人身心愉悅。有了孩子之後，她自然也不得不面對，做父母更像“無證駕駛”，未來沒有標準答案，只能摸著石頭過河。
於是，她以兩個孩子的媽媽的身份出現在紀錄片《他鄉的童年》裡，帶著中國母親的視角，走訪芬蘭、日本、印度、以色列及英國等五個國家，最後回到中國，踏上一趟關於教育哲學的思考之旅。
周軼君的女兒六歲，上小學一年級，兒子三歲還在幼兒園，周軼君笑著對澎湃新聞記者說，所以為什麼做“童年”，不做中學大學，其實是有私心。
或許正是這樣的“私心”，促成了紀錄片中真實的代入感。她每到一處的發問，她的驚奇、她的質疑，她的感動甚至哭泣都是一位普通媽媽的真情實感，為人父母的觀眾很容易被本片吸引。該片在優酷上線兩集後，豆瓣評分高達9.1。
周軼君強調說，作為一部紀錄片，《他鄉的童年》並不是告訴大家，我找到了最好的一個辦法。“我希望最大的一個啟示是，如果家長願意去尋找不同的方式，你會找到對自己有一些啟示，而且適合你孩子的方法。”
她說，“認識自己，認識美，這是日本與芬蘭的教育，教會我的事。”已經播出的日本和芬蘭兩集，一方面我們能夠看到日本幼兒園強調孩子的獨立自主性，另一方面也注重孩子要有一個強健的體魄，而芬蘭更注重孩子自身能力培養，在去競爭化的學習氛圍裡，芬蘭的孩子們更加容易自發地去學習，揚長避短髮現自己潛在的能力。
片中，沒有競爭的芬蘭教育，怎樣告訴孩子什麼是成功或失敗？貧富差距極大的印度，怎樣用網絡教育彌合孩子之間的差距？集體意識濃厚的日本怎樣讓孩子理解個人和團隊的平衡？影片從小孩的角度去體驗課堂，從家長的角度去感受不同的教育方式，也從不同社會的文化、歷史出發，去對教育作一個深刻思考。探尋的旅途上，周軼君同時回憶起自己的童年，也經歷了一次重新審視自身的旅程。【對話】
澎湃新聞：以媽媽而不是記者的身份去探究，心態上有什麼不同？
周軼君：就是私心比較重。我相信很多的父母跟我有一樣的問題，所以我沒什麼顧慮，哪怕是不恰當的問題，也是帶著我的思想軌跡。比如在芬蘭，我問了很多傻問題，森林課上老師叫學生們去聞各種樹木的味道，我本以為是要了解這是什麼樹，但人家只是讓孩子們憑想象去形容聞到的味道，沒有什麼知識點。我之前的預設是自然課不就是野外生存？因為我們（中國家長）第一反應都是你送孩子去學的東西一定是有用的，但他們不是。芬蘭的森林多，森林課是讓孩子們瞭解人跟環境的關係。跟我的預設不太一樣，結果造成了不同的觀念的衝擊，反而對我自己來說是非常好的一種修正。
澎湃新聞：在拍攝過程中，有沒有反思自己的教育觀念？
周軼君：今天早上收到鳳凰衛視記者胡玲發給我的一段話。她說她看過覺得自己沒有那麼焦慮了，她也有兩個孩子，老二比較不愛自理，日本那集有一個小孩早上自己刷牙洗臉疊衣服，胡琳的孩子看紀錄片看了十分鐘，馬上就自己去穿衣服了。這真是我聽到最好的一個反饋。她說我們有時候是可以跟孩子用一種更平等的方式去討論，包括一些規則，要他們做到的事情，能不能先問問他們到底喜歡什麼和不喜歡什麼？固然我們這一代家長已經覺得跟孩子的關係儘可能的平等了，但那個程度還不夠。
我在西安看了一個夏令營做的是批判性思維。大的主題是去思考秦始皇是個什麼樣的人，但開始的那個話題特別的小，“學校為什麼要給孩子佈置作業？”“你要不要做作業？”關鍵不是讓他們得出個結論，而是讓他們學會觀點和論據。過程中老師會告訴他們，我們只談這件事情，不要去發散，你會很驚訝當你把選擇權交給他們時，有的孩子會說學校可以佈置功課，有的孩子會反過來說可不可以給老師佈置功課？
有時候孩子也沒有要絕對自由，比如我出差這件事，我原本以為他們肯定都說不喜歡，我沒想到他也會告訴你，喜歡“你每次會帶回來一些新的事情來跟我們分享”。所以，多一點自由效果會更好，反倒抓得越緊就越叛逆。
澎湃新聞：其實也不能說人家的教育很棒，我就能夠用到我自己家孩子身上，畢竟每個孩子都是唯一的。
周軼君：你說得非常對，我一直強調說我拍這個片子不是告訴大家我找到了最好的一個辦法，我希望最大的一個啟示是，如果家長你願意去尋找不同的方式，你會找到對自己有一些啟示，而且適合你孩子的方法。
澎湃新聞：我特別喜歡芬蘭老師說的那句話，“現在孩子都用電子產品，做什麼事情都很快，我的目的是讓他們慢下來，閱讀就是可以讓他們慢下來。”而中國的學生經常聽到都就是，快！你要去做什麼了……你怎麼看這種去競爭化的學習？
周軼君：我到現在也沒有完全接納“絕對不要留作業”、“不考試”這種理念，那種絕對的自由，我也是有保留意見。舉個例子，我不在家的時候，我媽從上海帶來的數學題給我女兒做，我媽打電話和我說，你看你女兒一個暑假放回來十以內的加減法都忘記了怎麼辦？我說那做做做！我先生打電話和我說，你媽給她做那個題是學校以外的，比她現在學的高兩個年級，今天是星期天放假的。然後我先生還說，你看我們小時候沒有這樣學，我也沒有變得很蠢，我說你其實可以更好。哈哈，當然這個也是開玩笑，我就沒有去處理這個矛盾，我跟我媽就說你放鬆一點，她實在不願意做就算了，然後跟我先生那邊說，她要能做幾道題就做幾道題，我是一個比較中庸的方式。說到最後，我們家長再有好的辦法，最後的結果不是在你控制之內的，你也得放棄。
澎湃新聞：紀錄片拍完，你對這幾個國家教育的直觀感受是什麼？
周軼君：我覺得沒有一個國家像中國的家長會那麼焦慮！六個國家，日本和芬蘭有點接近，而且地理上芬蘭是距離日本最近的歐洲國家，從語言系統、文化審美，包括一個人在社會上的表現等等，有高度相似之處。印度和以色列也有點像，表面都很混亂，各行其是，當他們不滿意一件事情，自救意識特別強。像以色列是創業之國，13歲的以色列孩子，遞上的名片是CEO（首席執行官）、Founder（創始人）。
中國和英國某種程度上是相同的。英國特別注重學科成績，這是剛性的。英國補課行業也是幾十億英鎊的一個大行業，但補數理化這種學科的主要是中國和中東家庭，英國人在外面補的就是彈鋼琴畫畫這類偏藝術的學科。中國式焦慮，印度可能最接近，這或許是經濟高速發展的國家面臨的共同問題。可能是經濟、社會的劇烈轉型，讓我們這些父母變成了跟過去父母都不一樣的一代，過去經驗的可參照性不強，未來又難料。中國人出人頭地的傳統思想又特別深，種種矛盾交織。
我一直覺得我們對於什麼是成功的人生的定義特別窄。清華北大然後是白領職位，是我們心中相對理想化的一個人生，人生怎麼度過？我們心裡都有個標準，社會有一種高度趨同性，做一個非主流是挺難的，別人都在補課，你不補嗎？你不焦慮嗎？
澎湃新聞：家長都不想孩子太累，嘴上都在忿忿不平，可一再被裹挾，該交錢絕不手軟，補課補到天荒地老。
周軼君：我一個大學同學說了一句很經典的話，“給孩子補課就像是下賭場，所有下賭場的人不管你賺多少錢，其實你總歸要輸的，除非你能夠不下去就贏了。”補課這件事我很難想象，因為我孩子才讀小學一年級，但我會想因為補課會失去什麼，第一個就是體能上的訓練。
日本孩子體育訓練多強，兩個年輕攝像師跟著孩子跑，都有點跟不上，長大以後的分別是看得出來的。中國孩子特別聰明，各種批判性思維都很好，一到走路，經常是走不動，體能訓練實際上是可以促進大腦發育。我上次在西安拍的時候碰到一個老爺爺寫毛筆字，我問他孫子輩會不會跟你學，他說孩子沒時間都去補課了，我就想咱們是不是有點捨本逐末了？
我在印度學到的一套很先進的教學方法叫做SOLE（自我組織的學習環境）。讓孩子直接上互聯網，提出一個大的問題，然後自己去找答案。其實家長也可以這樣，家長未必星期天送孩子去學英語然後就都在走廊裡看手機，你會什麼就教什麼。比如說釣魚其實可以學很多水文、魚類……但你跟中國家長說都沒有用，釣魚又不高考！我高考作文分數特別高，我寫的就是釣魚，因為我爸爸會釣魚，你看其實還是有用的。
"周軼君
“我想擺脫上一代的語言，卻沒有新的詞彙”，“我們以慣性教育下一代，我們需要新的溝通方式”……
教育，是中國各個階層共同焦慮的話題。作為知名戰地記者、國際議題作家、電視主持人，周軼君在有孩子之前，認為“重複”正是為人父母乏味的一面，讓“教育”這件事默默成了一個不太討好的話題。它引發焦慮，尋求速決，很少令人身心愉悅。有了孩子之後，她自然也不得不面對，做父母更像“無證駕駛”，未來沒有標準答案，只能摸著石頭過河。
於是，她以兩個孩子的媽媽的身份出現在紀錄片《他鄉的童年》裡，帶著中國母親的視角，走訪芬蘭、日本、印度、以色列及英國等五個國家，最後回到中國，踏上一趟關於教育哲學的思考之旅。
周軼君的女兒六歲，上小學一年級，兒子三歲還在幼兒園，周軼君笑著對澎湃新聞記者說，所以為什麼做“童年”，不做中學大學，其實是有私心。
或許正是這樣的“私心”，促成了紀錄片中真實的代入感。她每到一處的發問，她的驚奇、她的質疑，她的感動甚至哭泣都是一位普通媽媽的真情實感，為人父母的觀眾很容易被本片吸引。該片在優酷上線兩集後，豆瓣評分高達9.1。
周軼君強調說，作為一部紀錄片，《他鄉的童年》並不是告訴大家，我找到了最好的一個辦法。“我希望最大的一個啟示是，如果家長願意去尋找不同的方式，你會找到對自己有一些啟示，而且適合你孩子的方法。”
她說，“認識自己，認識美，這是日本與芬蘭的教育，教會我的事。”已經播出的日本和芬蘭兩集，一方面我們能夠看到日本幼兒園強調孩子的獨立自主性，另一方面也注重孩子要有一個強健的體魄，而芬蘭更注重孩子自身能力培養，在去競爭化的學習氛圍裡，芬蘭的孩子們更加容易自發地去學習，揚長避短髮現自己潛在的能力。
片中，沒有競爭的芬蘭教育，怎樣告訴孩子什麼是成功或失敗？貧富差距極大的印度，怎樣用網絡教育彌合孩子之間的差距？集體意識濃厚的日本怎樣讓孩子理解個人和團隊的平衡？影片從小孩的角度去體驗課堂，從家長的角度去感受不同的教育方式，也從不同社會的文化、歷史出發，去對教育作一個深刻思考。探尋的旅途上，周軼君同時回憶起自己的童年，也經歷了一次重新審視自身的旅程。【對話】
澎湃新聞：以媽媽而不是記者的身份去探究，心態上有什麼不同？
周軼君：就是私心比較重。我相信很多的父母跟我有一樣的問題，所以我沒什麼顧慮，哪怕是不恰當的問題，也是帶著我的思想軌跡。比如在芬蘭，我問了很多傻問題，森林課上老師叫學生們去聞各種樹木的味道，我本以為是要了解這是什麼樹，但人家只是讓孩子們憑想象去形容聞到的味道，沒有什麼知識點。我之前的預設是自然課不就是野外生存？因為我們（中國家長）第一反應都是你送孩子去學的東西一定是有用的，但他們不是。芬蘭的森林多，森林課是讓孩子們瞭解人跟環境的關係。跟我的預設不太一樣，結果造成了不同的觀念的衝擊，反而對我自己來說是非常好的一種修正。
澎湃新聞：在拍攝過程中，有沒有反思自己的教育觀念？
周軼君：今天早上收到鳳凰衛視記者胡玲發給我的一段話。她說她看過覺得自己沒有那麼焦慮了，她也有兩個孩子，老二比較不愛自理，日本那集有一個小孩早上自己刷牙洗臉疊衣服，胡琳的孩子看紀錄片看了十分鐘，馬上就自己去穿衣服了。這真是我聽到最好的一個反饋。她說我們有時候是可以跟孩子用一種更平等的方式去討論，包括一些規則，要他們做到的事情，能不能先問問他們到底喜歡什麼和不喜歡什麼？固然我們這一代家長已經覺得跟孩子的關係儘可能的平等了，但那個程度還不夠。
我在西安看了一個夏令營做的是批判性思維。大的主題是去思考秦始皇是個什麼樣的人，但開始的那個話題特別的小，“學校為什麼要給孩子佈置作業？”“你要不要做作業？”關鍵不是讓他們得出個結論，而是讓他們學會觀點和論據。過程中老師會告訴他們，我們只談這件事情，不要去發散，你會很驚訝當你把選擇權交給他們時，有的孩子會說學校可以佈置功課，有的孩子會反過來說可不可以給老師佈置功課？
有時候孩子也沒有要絕對自由，比如我出差這件事，我原本以為他們肯定都說不喜歡，我沒想到他也會告訴你，喜歡“你每次會帶回來一些新的事情來跟我們分享”。所以，多一點自由效果會更好，反倒抓得越緊就越叛逆。
澎湃新聞：其實也不能說人家的教育很棒，我就能夠用到我自己家孩子身上，畢竟每個孩子都是唯一的。
周軼君：你說得非常對，我一直強調說我拍這個片子不是告訴大家我找到了最好的一個辦法，我希望最大的一個啟示是，如果家長你願意去尋找不同的方式，你會找到對自己有一些啟示，而且適合你孩子的方法。
澎湃新聞：我特別喜歡芬蘭老師說的那句話，“現在孩子都用電子產品，做什麼事情都很快，我的目的是讓他們慢下來，閱讀就是可以讓他們慢下來。”而中國的學生經常聽到都就是，快！你要去做什麼了……你怎麼看這種去競爭化的學習？
周軼君：我到現在也沒有完全接納“絕對不要留作業”、“不考試”這種理念，那種絕對的自由，我也是有保留意見。舉個例子，我不在家的時候，我媽從上海帶來的數學題給我女兒做，我媽打電話和我說，你看你女兒一個暑假放回來十以內的加減法都忘記了怎麼辦？我說那做做做！我先生打電話和我說，你媽給她做那個題是學校以外的，比她現在學的高兩個年級，今天是星期天放假的。然後我先生還說，你看我們小時候沒有這樣學，我也沒有變得很蠢，我說你其實可以更好。哈哈，當然這個也是開玩笑，我就沒有去處理這個矛盾，我跟我媽就說你放鬆一點，她實在不願意做就算了，然後跟我先生那邊說，她要能做幾道題就做幾道題，我是一個比較中庸的方式。說到最後，我們家長再有好的辦法，最後的結果不是在你控制之內的，你也得放棄。
澎湃新聞：紀錄片拍完，你對這幾個國家教育的直觀感受是什麼？
周軼君：我覺得沒有一個國家像中國的家長會那麼焦慮！六個國家，日本和芬蘭有點接近，而且地理上芬蘭是距離日本最近的歐洲國家，從語言系統、文化審美，包括一個人在社會上的表現等等，有高度相似之處。印度和以色列也有點像，表面都很混亂，各行其是，當他們不滿意一件事情，自救意識特別強。像以色列是創業之國，13歲的以色列孩子，遞上的名片是CEO（首席執行官）、Founder（創始人）。
中國和英國某種程度上是相同的。英國特別注重學科成績，這是剛性的。英國補課行業也是幾十億英鎊的一個大行業，但補數理化這種學科的主要是中國和中東家庭，英國人在外面補的就是彈鋼琴畫畫這類偏藝術的學科。中國式焦慮，印度可能最接近，這或許是經濟高速發展的國家面臨的共同問題。可能是經濟、社會的劇烈轉型，讓我們這些父母變成了跟過去父母都不一樣的一代，過去經驗的可參照性不強，未來又難料。中國人出人頭地的傳統思想又特別深，種種矛盾交織。
我一直覺得我們對於什麼是成功的人生的定義特別窄。清華北大然後是白領職位，是我們心中相對理想化的一個人生，人生怎麼度過？我們心裡都有個標準，社會有一種高度趨同性，做一個非主流是挺難的，別人都在補課，你不補嗎？你不焦慮嗎？
澎湃新聞：家長都不想孩子太累，嘴上都在忿忿不平，可一再被裹挾，該交錢絕不手軟，補課補到天荒地老。
周軼君：我一個大學同學說了一句很經典的話，“給孩子補課就像是下賭場，所有下賭場的人不管你賺多少錢，其實你總歸要輸的，除非你能夠不下去就贏了。”補課這件事我很難想象，因為我孩子才讀小學一年級，但我會想因為補課會失去什麼，第一個就是體能上的訓練。
日本孩子體育訓練多強，兩個年輕攝像師跟著孩子跑，都有點跟不上，長大以後的分別是看得出來的。中國孩子特別聰明，各種批判性思維都很好，一到走路，經常是走不動，體能訓練實際上是可以促進大腦發育。我上次在西安拍的時候碰到一個老爺爺寫毛筆字，我問他孫子輩會不會跟你學，他說孩子沒時間都去補課了，我就想咱們是不是有點捨本逐末了？
我在印度學到的一套很先進的教學方法叫做SOLE（自我組織的學習環境）。讓孩子直接上互聯網，提出一個大的問題，然後自己去找答案。其實家長也可以這樣，家長未必星期天送孩子去學英語然後就都在走廊裡看手機，你會什麼就教什麼。比如說釣魚其實可以學很多水文、魚類……但你跟中國家長說都沒有用，釣魚又不高考！我高考作文分數特別高，我寫的就是釣魚，因為我爸爸會釣魚，你看其實還是有用的。
澎湃新聞：因為中國的家長其實愛好也很少，時間不夠用，大家都在忙著掙錢。
周軼君：這就是為什麼在芬蘭當時我有一個特別感動的事情，他們沒有什麼競爭，喜歡一個東西或你做一件事情，都不會意識到做得好不好這件事兒，不會因為做得好才會保持這個興趣，做得不好你就會去放棄，敬老院裡面老人家都會有自己的愛好。我看到就特感動，我說我在中國看到多少人在學校是好學生，找了個好工作，等到他退休的時候，你發現他沒有什麼愛好。
一個人在這種強烈競爭的環境下長大，因此不能保留興趣，你看到一顆心靈漸漸有一些枯萎，這個對我來說是最糟糕的一部分。我當時在芬蘭課堂裡面特別感動，我說他們真正的是為生活而學習。
澎湃新聞：中國很多爸媽現在都有“把娃經營成事業”這個理念，你怎麼看？
周軼君：我挺欽佩的。因為我常跟我的小孩說的話是，“別煩我了，媽有媽的生活。”他們都是比我更用心的父母。說實話，難以想象我的娃將來是個什麼樣，我今天塞給她所有我認為最精英的教育，是不是我的期待也就越來越高？當她不符合期待的時候，我該怎麼辦？我女兒一踢足球就快樂得不得了，也沒有人教他，她就踢得挺好的，我就覺得等人越來越長大的時候，單純快樂的時刻越來越少，那現在就讓她快樂著吧。
澎湃新聞：日本初期教育蠻好，為什麼成人社會趨同性嚴重，很壓抑，出生率很少，自殺率也很高，你怎麼看？
周軼君：是，我也看到了有不少觀眾在講這個問題。首先，沒有一個國家的教育是完美的，對吧？就像你剛才說的日本分學區，媽媽的表現其實特別重要。片子裡其實也提到了，在日本做媽媽很不容易，當然篇幅所限沒辦法挖得更深。據說日本有一個電視劇，講媽媽群裡面會因為爸爸的職業而產生等級之分，小孩子也會有這個意識，然後老公職位最高的媽媽經常去差遣老公職位低的一個媽媽，最後搞的那個媽媽壓力特別大就自殺了。所以日本社會的問題是這種高度要求人的趨同性，片子裡講到了霸凌的問題，也講到了他們不能表達情感的問題。
"周軼君
“我想擺脫上一代的語言，卻沒有新的詞彙”，“我們以慣性教育下一代，我們需要新的溝通方式”……
教育，是中國各個階層共同焦慮的話題。作為知名戰地記者、國際議題作家、電視主持人，周軼君在有孩子之前，認為“重複”正是為人父母乏味的一面，讓“教育”這件事默默成了一個不太討好的話題。它引發焦慮，尋求速決，很少令人身心愉悅。有了孩子之後，她自然也不得不面對，做父母更像“無證駕駛”，未來沒有標準答案，只能摸著石頭過河。
於是，她以兩個孩子的媽媽的身份出現在紀錄片《他鄉的童年》裡，帶著中國母親的視角，走訪芬蘭、日本、印度、以色列及英國等五個國家，最後回到中國，踏上一趟關於教育哲學的思考之旅。
周軼君的女兒六歲，上小學一年級，兒子三歲還在幼兒園，周軼君笑著對澎湃新聞記者說，所以為什麼做“童年”，不做中學大學，其實是有私心。
或許正是這樣的“私心”，促成了紀錄片中真實的代入感。她每到一處的發問，她的驚奇、她的質疑，她的感動甚至哭泣都是一位普通媽媽的真情實感，為人父母的觀眾很容易被本片吸引。該片在優酷上線兩集後，豆瓣評分高達9.1。
周軼君強調說，作為一部紀錄片，《他鄉的童年》並不是告訴大家，我找到了最好的一個辦法。“我希望最大的一個啟示是，如果家長願意去尋找不同的方式，你會找到對自己有一些啟示，而且適合你孩子的方法。”
她說，“認識自己，認識美，這是日本與芬蘭的教育，教會我的事。”已經播出的日本和芬蘭兩集，一方面我們能夠看到日本幼兒園強調孩子的獨立自主性，另一方面也注重孩子要有一個強健的體魄，而芬蘭更注重孩子自身能力培養，在去競爭化的學習氛圍裡，芬蘭的孩子們更加容易自發地去學習，揚長避短髮現自己潛在的能力。
片中，沒有競爭的芬蘭教育，怎樣告訴孩子什麼是成功或失敗？貧富差距極大的印度，怎樣用網絡教育彌合孩子之間的差距？集體意識濃厚的日本怎樣讓孩子理解個人和團隊的平衡？影片從小孩的角度去體驗課堂，從家長的角度去感受不同的教育方式，也從不同社會的文化、歷史出發，去對教育作一個深刻思考。探尋的旅途上，周軼君同時回憶起自己的童年，也經歷了一次重新審視自身的旅程。【對話】
澎湃新聞：以媽媽而不是記者的身份去探究，心態上有什麼不同？
周軼君：就是私心比較重。我相信很多的父母跟我有一樣的問題，所以我沒什麼顧慮，哪怕是不恰當的問題，也是帶著我的思想軌跡。比如在芬蘭，我問了很多傻問題，森林課上老師叫學生們去聞各種樹木的味道，我本以為是要了解這是什麼樹，但人家只是讓孩子們憑想象去形容聞到的味道，沒有什麼知識點。我之前的預設是自然課不就是野外生存？因為我們（中國家長）第一反應都是你送孩子去學的東西一定是有用的，但他們不是。芬蘭的森林多，森林課是讓孩子們瞭解人跟環境的關係。跟我的預設不太一樣，結果造成了不同的觀念的衝擊，反而對我自己來說是非常好的一種修正。
澎湃新聞：在拍攝過程中，有沒有反思自己的教育觀念？
周軼君：今天早上收到鳳凰衛視記者胡玲發給我的一段話。她說她看過覺得自己沒有那麼焦慮了，她也有兩個孩子，老二比較不愛自理，日本那集有一個小孩早上自己刷牙洗臉疊衣服，胡琳的孩子看紀錄片看了十分鐘，馬上就自己去穿衣服了。這真是我聽到最好的一個反饋。她說我們有時候是可以跟孩子用一種更平等的方式去討論，包括一些規則，要他們做到的事情，能不能先問問他們到底喜歡什麼和不喜歡什麼？固然我們這一代家長已經覺得跟孩子的關係儘可能的平等了，但那個程度還不夠。
我在西安看了一個夏令營做的是批判性思維。大的主題是去思考秦始皇是個什麼樣的人，但開始的那個話題特別的小，“學校為什麼要給孩子佈置作業？”“你要不要做作業？”關鍵不是讓他們得出個結論，而是讓他們學會觀點和論據。過程中老師會告訴他們，我們只談這件事情，不要去發散，你會很驚訝當你把選擇權交給他們時，有的孩子會說學校可以佈置功課，有的孩子會反過來說可不可以給老師佈置功課？
有時候孩子也沒有要絕對自由，比如我出差這件事，我原本以為他們肯定都說不喜歡，我沒想到他也會告訴你，喜歡“你每次會帶回來一些新的事情來跟我們分享”。所以，多一點自由效果會更好，反倒抓得越緊就越叛逆。
澎湃新聞：其實也不能說人家的教育很棒，我就能夠用到我自己家孩子身上，畢竟每個孩子都是唯一的。
周軼君：你說得非常對，我一直強調說我拍這個片子不是告訴大家我找到了最好的一個辦法，我希望最大的一個啟示是，如果家長你願意去尋找不同的方式，你會找到對自己有一些啟示，而且適合你孩子的方法。
澎湃新聞：我特別喜歡芬蘭老師說的那句話，“現在孩子都用電子產品，做什麼事情都很快，我的目的是讓他們慢下來，閱讀就是可以讓他們慢下來。”而中國的學生經常聽到都就是，快！你要去做什麼了……你怎麼看這種去競爭化的學習？
周軼君：我到現在也沒有完全接納“絕對不要留作業”、“不考試”這種理念，那種絕對的自由，我也是有保留意見。舉個例子，我不在家的時候，我媽從上海帶來的數學題給我女兒做，我媽打電話和我說，你看你女兒一個暑假放回來十以內的加減法都忘記了怎麼辦？我說那做做做！我先生打電話和我說，你媽給她做那個題是學校以外的，比她現在學的高兩個年級，今天是星期天放假的。然後我先生還說，你看我們小時候沒有這樣學，我也沒有變得很蠢，我說你其實可以更好。哈哈，當然這個也是開玩笑，我就沒有去處理這個矛盾，我跟我媽就說你放鬆一點，她實在不願意做就算了，然後跟我先生那邊說，她要能做幾道題就做幾道題，我是一個比較中庸的方式。說到最後，我們家長再有好的辦法，最後的結果不是在你控制之內的，你也得放棄。
澎湃新聞：紀錄片拍完，你對這幾個國家教育的直觀感受是什麼？
周軼君：我覺得沒有一個國家像中國的家長會那麼焦慮！六個國家，日本和芬蘭有點接近，而且地理上芬蘭是距離日本最近的歐洲國家，從語言系統、文化審美，包括一個人在社會上的表現等等，有高度相似之處。印度和以色列也有點像，表面都很混亂，各行其是，當他們不滿意一件事情，自救意識特別強。像以色列是創業之國，13歲的以色列孩子，遞上的名片是CEO（首席執行官）、Founder（創始人）。
中國和英國某種程度上是相同的。英國特別注重學科成績，這是剛性的。英國補課行業也是幾十億英鎊的一個大行業，但補數理化這種學科的主要是中國和中東家庭，英國人在外面補的就是彈鋼琴畫畫這類偏藝術的學科。中國式焦慮，印度可能最接近，這或許是經濟高速發展的國家面臨的共同問題。可能是經濟、社會的劇烈轉型，讓我們這些父母變成了跟過去父母都不一樣的一代，過去經驗的可參照性不強，未來又難料。中國人出人頭地的傳統思想又特別深，種種矛盾交織。
我一直覺得我們對於什麼是成功的人生的定義特別窄。清華北大然後是白領職位，是我們心中相對理想化的一個人生，人生怎麼度過？我們心裡都有個標準，社會有一種高度趨同性，做一個非主流是挺難的，別人都在補課，你不補嗎？你不焦慮嗎？
澎湃新聞：家長都不想孩子太累，嘴上都在忿忿不平，可一再被裹挾，該交錢絕不手軟，補課補到天荒地老。
周軼君：我一個大學同學說了一句很經典的話，“給孩子補課就像是下賭場，所有下賭場的人不管你賺多少錢，其實你總歸要輸的，除非你能夠不下去就贏了。”補課這件事我很難想象，因為我孩子才讀小學一年級，但我會想因為補課會失去什麼，第一個就是體能上的訓練。
日本孩子體育訓練多強，兩個年輕攝像師跟著孩子跑，都有點跟不上，長大以後的分別是看得出來的。中國孩子特別聰明，各種批判性思維都很好，一到走路，經常是走不動，體能訓練實際上是可以促進大腦發育。我上次在西安拍的時候碰到一個老爺爺寫毛筆字，我問他孫子輩會不會跟你學，他說孩子沒時間都去補課了，我就想咱們是不是有點捨本逐末了？
我在印度學到的一套很先進的教學方法叫做SOLE（自我組織的學習環境）。讓孩子直接上互聯網，提出一個大的問題，然後自己去找答案。其實家長也可以這樣，家長未必星期天送孩子去學英語然後就都在走廊裡看手機，你會什麼就教什麼。比如說釣魚其實可以學很多水文、魚類……但你跟中國家長說都沒有用，釣魚又不高考！我高考作文分數特別高，我寫的就是釣魚，因為我爸爸會釣魚，你看其實還是有用的。
澎湃新聞：因為中國的家長其實愛好也很少，時間不夠用，大家都在忙著掙錢。
周軼君：這就是為什麼在芬蘭當時我有一個特別感動的事情，他們沒有什麼競爭，喜歡一個東西或你做一件事情，都不會意識到做得好不好這件事兒，不會因為做得好才會保持這個興趣，做得不好你就會去放棄，敬老院裡面老人家都會有自己的愛好。我看到就特感動，我說我在中國看到多少人在學校是好學生，找了個好工作，等到他退休的時候，你發現他沒有什麼愛好。
一個人在這種強烈競爭的環境下長大，因此不能保留興趣，你看到一顆心靈漸漸有一些枯萎，這個對我來說是最糟糕的一部分。我當時在芬蘭課堂裡面特別感動，我說他們真正的是為生活而學習。
澎湃新聞：中國很多爸媽現在都有“把娃經營成事業”這個理念，你怎麼看？
周軼君：我挺欽佩的。因為我常跟我的小孩說的話是，“別煩我了，媽有媽的生活。”他們都是比我更用心的父母。說實話，難以想象我的娃將來是個什麼樣，我今天塞給她所有我認為最精英的教育，是不是我的期待也就越來越高？當她不符合期待的時候，我該怎麼辦？我女兒一踢足球就快樂得不得了，也沒有人教他，她就踢得挺好的，我就覺得等人越來越長大的時候，單純快樂的時刻越來越少，那現在就讓她快樂著吧。
澎湃新聞：日本初期教育蠻好，為什麼成人社會趨同性嚴重，很壓抑，出生率很少，自殺率也很高，你怎麼看？
周軼君：是，我也看到了有不少觀眾在講這個問題。首先，沒有一個國家的教育是完美的，對吧？就像你剛才說的日本分學區，媽媽的表現其實特別重要。片子裡其實也提到了，在日本做媽媽很不容易，當然篇幅所限沒辦法挖得更深。據說日本有一個電視劇，講媽媽群裡面會因為爸爸的職業而產生等級之分，小孩子也會有這個意識，然後老公職位最高的媽媽經常去差遣老公職位低的一個媽媽，最後搞的那個媽媽壓力特別大就自殺了。所以日本社會的問題是這種高度要求人的趨同性，片子裡講到了霸凌的問題，也講到了他們不能表達情感的問題。
其次，我覺得今天的日本社會也不是一個糟糕得不行的社會，其實日本社會還有另外一面，確實日本人做事情很完美，效率很高，對吧？明年要辦東京奧運會了，我非常相信那個時候他們又會做出很多讓全世界驚奇的事情，積極性這一面還是在的，壓力也確實大，但他們社會也不斷在反省這個問題，新一代小孩就想要他們有個性，像藤幼兒園，孩子的校服是自己可以選顏色的，甚至選擇不穿校服也可以，而且設計師在蓋第二個幼兒園，就想讓他們都赤裸上身，就像第一個幼兒園一樣，日本很多個體的這種禮貌性，你看他們的身體語言和精神面貌，我覺得還是挺讚的。最後，拍片子給大家看一個美人，但美人鼻子上有個黑痣，我沒有把黑痣講得太多，因為容量也沒那麼大，我們其實沒有迴避這些問題，都有提到，壓抑趨同的問題都有。
澎湃新聞：做了這樣一部紀錄片，你認為如何學習才是“真正的學習”？
周軼君：沒有人生來是不想學習的。一個學生數學不好，芬蘭的老師從來不認為是學生出了問題，而是老師教的方法有問題。他們會跟孩子玩一些他喜歡玩的東西，然在偷偷把數學加進去。他們相信那個“東西”在那裡，他們的辦法是把它激發出來。我在芬蘭就特別感慨他們人和人之間的信任感。老師相信學生、家長相信老師，整個社會也相信學校，就這種信任鏈條使得你不用去考試來強求，甚至老師怎麼教都沒有人監督，這種從底層發出來的信任，生命力會特別長久。好的學習，首先你得有好奇，你想了解什麼？這是最開始的一個動力，然後想清楚為什麼要學？最終目的是什麼？並不是今天寫這個字是為了明天交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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