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關教養的幾件小事。
一九二六年
三月十六日，思想家梁啟超因為頻繁尿血，被送上協和醫院的手術檯。主刀大夫是協和醫院首任華人院長、哈佛博士劉瑞恆。為保險起見，劉大夫割掉了梁啟超的右腎，然而，樑的病症並沒有因此減輕。坊間由此以訛傳訛，甚至說協和醫院誤割了梁啟超的好腎。
消息傳出來，一時輿論譁然，據說好些門人弟子想寫文章抨擊協和、批評西醫，為老師“討個公道”。但梁啟超的第一反應是：絕不可以。他對周圍人說：中國老百姓剛剛開始相信西醫，還有很多人在觀望，舊觀念還沒轉過來，不能因為我的病例，讓老百姓再起疑惑。
三個月以後，梁啟超親自寫了一篇文章《我的病與協和醫院》，發表在發行量最大的《晨報》上。他這樣寫道：右腎是一定要割，這是醫學上的問題。我們門外漢無從判斷，據當時的診查結果，罪在右腎，斷無可疑。……出院之後，直到今日，我還是繼續吃協和的藥，病雖然沒有清楚，但是比未受手術之前的確好了許多。
文章末尾，言辭更加懇切：我們不能因為現代人科學智識還幼稚，便根本懷疑到科學這樣東西。我盼望社會上別借我的這回病為口實，生出一種反動的怪論，成為中國醫學前途進步之障礙。
苦心孤詣，令人動容。
他是拿自己的命為現代化做犧牲。與其說，這是他的道德境界，毋寧說這是他的教養。思想、道德是可以學的，可以放在嘴上說的，可是遭遇性命攸關的大節，教養裝不出來。
"有關教養的幾件小事。
一九二六年
三月十六日，思想家梁啟超因為頻繁尿血，被送上協和醫院的手術檯。主刀大夫是協和醫院首任華人院長、哈佛博士劉瑞恆。為保險起見，劉大夫割掉了梁啟超的右腎，然而，樑的病症並沒有因此減輕。坊間由此以訛傳訛，甚至說協和醫院誤割了梁啟超的好腎。
消息傳出來，一時輿論譁然，據說好些門人弟子想寫文章抨擊協和、批評西醫，為老師“討個公道”。但梁啟超的第一反應是：絕不可以。他對周圍人說：中國老百姓剛剛開始相信西醫，還有很多人在觀望，舊觀念還沒轉過來，不能因為我的病例，讓老百姓再起疑惑。
三個月以後，梁啟超親自寫了一篇文章《我的病與協和醫院》，發表在發行量最大的《晨報》上。他這樣寫道：右腎是一定要割，這是醫學上的問題。我們門外漢無從判斷，據當時的診查結果，罪在右腎，斷無可疑。……出院之後，直到今日，我還是繼續吃協和的藥，病雖然沒有清楚，但是比未受手術之前的確好了許多。
文章末尾，言辭更加懇切：我們不能因為現代人科學智識還幼稚，便根本懷疑到科學這樣東西。我盼望社會上別借我的這回病為口實，生出一種反動的怪論，成為中國醫學前途進步之障礙。
苦心孤詣，令人動容。
他是拿自己的命為現代化做犧牲。與其說，這是他的道德境界，毋寧說這是他的教養。思想、道德是可以學的，可以放在嘴上說的，可是遭遇性命攸關的大節，教養裝不出來。
一九六六年
九月三日凌晨，翻譯家傅雷和夫人朱梅馥整理家中財產，發現僅有的一百一十元五角九分的現鈔和兩張銀行存款單。
傅雷隨後在遺書中寫道：
現鈔五十五元二角九分，請代付九月份房租。現鈔五十三元三角，作為我們的火葬費用。一張六百元的存單，留給保姆周菊娣，作過渡時期生活費，她是勞動人民，一生孤苦，我們不願她無故受累。另一張三百七十元的存單，作為給姑母傅儀的補償——她寄存在我家之飾物，與我們自有的，同時被取去沒收。
隨後，傅雷夫婦從一塊浦東土布做的被單上撕下兩長條，打結，懸在鐵窗橫框上自盡。為了避免踢倒方凳打擾鄰居，他們在地上鋪了棉胎。
"有關教養的幾件小事。
一九二六年
三月十六日，思想家梁啟超因為頻繁尿血，被送上協和醫院的手術檯。主刀大夫是協和醫院首任華人院長、哈佛博士劉瑞恆。為保險起見，劉大夫割掉了梁啟超的右腎，然而，樑的病症並沒有因此減輕。坊間由此以訛傳訛，甚至說協和醫院誤割了梁啟超的好腎。
消息傳出來，一時輿論譁然，據說好些門人弟子想寫文章抨擊協和、批評西醫，為老師“討個公道”。但梁啟超的第一反應是：絕不可以。他對周圍人說：中國老百姓剛剛開始相信西醫，還有很多人在觀望，舊觀念還沒轉過來，不能因為我的病例，讓老百姓再起疑惑。
三個月以後，梁啟超親自寫了一篇文章《我的病與協和醫院》，發表在發行量最大的《晨報》上。他這樣寫道：右腎是一定要割，這是醫學上的問題。我們門外漢無從判斷，據當時的診查結果，罪在右腎，斷無可疑。……出院之後，直到今日，我還是繼續吃協和的藥，病雖然沒有清楚，但是比未受手術之前的確好了許多。
文章末尾，言辭更加懇切：我們不能因為現代人科學智識還幼稚，便根本懷疑到科學這樣東西。我盼望社會上別借我的這回病為口實，生出一種反動的怪論，成為中國醫學前途進步之障礙。
苦心孤詣，令人動容。
他是拿自己的命為現代化做犧牲。與其說，這是他的道德境界，毋寧說這是他的教養。思想、道德是可以學的，可以放在嘴上說的，可是遭遇性命攸關的大節，教養裝不出來。
一九六六年
九月三日凌晨，翻譯家傅雷和夫人朱梅馥整理家中財產，發現僅有的一百一十元五角九分的現鈔和兩張銀行存款單。
傅雷隨後在遺書中寫道：
現鈔五十五元二角九分，請代付九月份房租。現鈔五十三元三角，作為我們的火葬費用。一張六百元的存單，留給保姆周菊娣，作過渡時期生活費，她是勞動人民，一生孤苦，我們不願她無故受累。另一張三百七十元的存單，作為給姑母傅儀的補償——她寄存在我家之飾物，與我們自有的，同時被取去沒收。
隨後，傅雷夫婦從一塊浦東土布做的被單上撕下兩長條，打結，懸在鐵窗橫框上自盡。為了避免踢倒方凳打擾鄰居，他們在地上鋪了棉胎。
一九九一年
十一月一日下午三點半，愛荷華大學凡艾倫物理系大樓（Van Allen Hall）309教室裡，來自北大物理系的留學生盧剛用一隻巴西製造的金牛星牌0.38口徑左輪手槍，射殺了三位老師和一位中國同學。
事情發生後，美國物理學界一片痛惜之聲。據說，當時全世界天體物理研究領域，一共有六個最頂尖的教授，盧剛三槍就打死了其中三個，都是五六十歲，正當學術研究的壯年。有人評論說，天體物理研究近百年的累積，一半變成空白。
真正匪夷所思的事，發生在後面。
愛荷華區是個大學區，有近千名中國留學生。盧剛案件發生後，中國留學生和家屬們面臨著前所未有的心理壓力：我們在別人國家犯了案，殺了人，出門怎麼面對美國人？
可是就在案發當天晚上，愛荷華所有中國留學生家門口都有一封信塞進來，是當地教堂散發的，大意是說：請所有中國人不要緊張，不要愧疚，我們都是罪人，都是上帝的孩子，請大家一起為死難者祈禱，為凶手祈禱。
中國人安心了，第二天上學、上班，到了學校、公司，又受到美國同學和同事的口頭安慰，然後教堂請中國人，不管你信不信教，都來參加儀式，原諒罪人，超度死者。
"有關教養的幾件小事。
一九二六年
三月十六日，思想家梁啟超因為頻繁尿血，被送上協和醫院的手術檯。主刀大夫是協和醫院首任華人院長、哈佛博士劉瑞恆。為保險起見，劉大夫割掉了梁啟超的右腎，然而，樑的病症並沒有因此減輕。坊間由此以訛傳訛，甚至說協和醫院誤割了梁啟超的好腎。
消息傳出來，一時輿論譁然，據說好些門人弟子想寫文章抨擊協和、批評西醫，為老師“討個公道”。但梁啟超的第一反應是：絕不可以。他對周圍人說：中國老百姓剛剛開始相信西醫，還有很多人在觀望，舊觀念還沒轉過來，不能因為我的病例，讓老百姓再起疑惑。
三個月以後，梁啟超親自寫了一篇文章《我的病與協和醫院》，發表在發行量最大的《晨報》上。他這樣寫道：右腎是一定要割，這是醫學上的問題。我們門外漢無從判斷，據當時的診查結果，罪在右腎，斷無可疑。……出院之後，直到今日，我還是繼續吃協和的藥，病雖然沒有清楚，但是比未受手術之前的確好了許多。
文章末尾，言辭更加懇切：我們不能因為現代人科學智識還幼稚，便根本懷疑到科學這樣東西。我盼望社會上別借我的這回病為口實，生出一種反動的怪論，成為中國醫學前途進步之障礙。
苦心孤詣，令人動容。
他是拿自己的命為現代化做犧牲。與其說，這是他的道德境界，毋寧說這是他的教養。思想、道德是可以學的，可以放在嘴上說的，可是遭遇性命攸關的大節，教養裝不出來。
一九六六年
九月三日凌晨，翻譯家傅雷和夫人朱梅馥整理家中財產，發現僅有的一百一十元五角九分的現鈔和兩張銀行存款單。
傅雷隨後在遺書中寫道：
現鈔五十五元二角九分，請代付九月份房租。現鈔五十三元三角，作為我們的火葬費用。一張六百元的存單，留給保姆周菊娣，作過渡時期生活費，她是勞動人民，一生孤苦，我們不願她無故受累。另一張三百七十元的存單，作為給姑母傅儀的補償——她寄存在我家之飾物，與我們自有的，同時被取去沒收。
隨後，傅雷夫婦從一塊浦東土布做的被單上撕下兩長條，打結，懸在鐵窗橫框上自盡。為了避免踢倒方凳打擾鄰居，他們在地上鋪了棉胎。
一九九一年
十一月一日下午三點半，愛荷華大學凡艾倫物理系大樓（Van Allen Hall）309教室裡，來自北大物理系的留學生盧剛用一隻巴西製造的金牛星牌0.38口徑左輪手槍，射殺了三位老師和一位中國同學。
事情發生後，美國物理學界一片痛惜之聲。據說，當時全世界天體物理研究領域，一共有六個最頂尖的教授，盧剛三槍就打死了其中三個，都是五六十歲，正當學術研究的壯年。有人評論說，天體物理研究近百年的累積，一半變成空白。
真正匪夷所思的事，發生在後面。
愛荷華區是個大學區，有近千名中國留學生。盧剛案件發生後，中國留學生和家屬們面臨著前所未有的心理壓力：我們在別人國家犯了案，殺了人，出門怎麼面對美國人？
可是就在案發當天晚上，愛荷華所有中國留學生家門口都有一封信塞進來，是當地教堂散發的，大意是說：請所有中國人不要緊張，不要愧疚，我們都是罪人，都是上帝的孩子，請大家一起為死難者祈禱，為凶手祈禱。
中國人安心了，第二天上學、上班，到了學校、公司，又受到美國同學和同事的口頭安慰，然後教堂請中國人，不管你信不信教，都來參加儀式，原諒罪人，超度死者。
二〇〇八年
元旦，我在日本名古屋市中心的三越百貨逛街。迎面走過一對母女。五歲的小姑娘一不留神把手上的熱巧克力打翻，身上鞋上地上，潑得到處都是。身邊的年輕的媽媽立即蹲下來，拿出餐巾紙，她的第一個動作，是先把被弄髒的地面擦的乾乾淨淨，然後才轉身幫著孩子收拾衣服鞋子——這中間，媽媽一句話也沒說，可是我相信，小姑娘已經全部看在眼裡。
二〇一〇年
她和他相親。第一次吃飯，她吃的很少很少，剩下不少。
她原以為，一般相親第一次請女孩子，吃飯時應該不至於打包吧，更何況他家境很好。沒想到他很自然的跟服務員要了打包盒，細條慢理的整理好。感覺女孩在看自己，他抬起頭很自然的對她笑了笑。
後來她說，那一刻，覺得自己喜歡上他了。
"有關教養的幾件小事。
一九二六年
三月十六日，思想家梁啟超因為頻繁尿血，被送上協和醫院的手術檯。主刀大夫是協和醫院首任華人院長、哈佛博士劉瑞恆。為保險起見，劉大夫割掉了梁啟超的右腎，然而，樑的病症並沒有因此減輕。坊間由此以訛傳訛，甚至說協和醫院誤割了梁啟超的好腎。
消息傳出來，一時輿論譁然，據說好些門人弟子想寫文章抨擊協和、批評西醫，為老師“討個公道”。但梁啟超的第一反應是：絕不可以。他對周圍人說：中國老百姓剛剛開始相信西醫，還有很多人在觀望，舊觀念還沒轉過來，不能因為我的病例，讓老百姓再起疑惑。
三個月以後，梁啟超親自寫了一篇文章《我的病與協和醫院》，發表在發行量最大的《晨報》上。他這樣寫道：右腎是一定要割，這是醫學上的問題。我們門外漢無從判斷，據當時的診查結果，罪在右腎，斷無可疑。……出院之後，直到今日，我還是繼續吃協和的藥，病雖然沒有清楚，但是比未受手術之前的確好了許多。
文章末尾，言辭更加懇切：我們不能因為現代人科學智識還幼稚，便根本懷疑到科學這樣東西。我盼望社會上別借我的這回病為口實，生出一種反動的怪論，成為中國醫學前途進步之障礙。
苦心孤詣，令人動容。
他是拿自己的命為現代化做犧牲。與其說，這是他的道德境界，毋寧說這是他的教養。思想、道德是可以學的，可以放在嘴上說的，可是遭遇性命攸關的大節，教養裝不出來。
一九六六年
九月三日凌晨，翻譯家傅雷和夫人朱梅馥整理家中財產，發現僅有的一百一十元五角九分的現鈔和兩張銀行存款單。
傅雷隨後在遺書中寫道：
現鈔五十五元二角九分，請代付九月份房租。現鈔五十三元三角，作為我們的火葬費用。一張六百元的存單，留給保姆周菊娣，作過渡時期生活費，她是勞動人民，一生孤苦，我們不願她無故受累。另一張三百七十元的存單，作為給姑母傅儀的補償——她寄存在我家之飾物，與我們自有的，同時被取去沒收。
隨後，傅雷夫婦從一塊浦東土布做的被單上撕下兩長條，打結，懸在鐵窗橫框上自盡。為了避免踢倒方凳打擾鄰居，他們在地上鋪了棉胎。
一九九一年
十一月一日下午三點半，愛荷華大學凡艾倫物理系大樓（Van Allen Hall）309教室裡，來自北大物理系的留學生盧剛用一隻巴西製造的金牛星牌0.38口徑左輪手槍，射殺了三位老師和一位中國同學。
事情發生後，美國物理學界一片痛惜之聲。據說，當時全世界天體物理研究領域，一共有六個最頂尖的教授，盧剛三槍就打死了其中三個，都是五六十歲，正當學術研究的壯年。有人評論說，天體物理研究近百年的累積，一半變成空白。
真正匪夷所思的事，發生在後面。
愛荷華區是個大學區，有近千名中國留學生。盧剛案件發生後，中國留學生和家屬們面臨著前所未有的心理壓力：我們在別人國家犯了案，殺了人，出門怎麼面對美國人？
可是就在案發當天晚上，愛荷華所有中國留學生家門口都有一封信塞進來，是當地教堂散發的，大意是說：請所有中國人不要緊張，不要愧疚，我們都是罪人，都是上帝的孩子，請大家一起為死難者祈禱，為凶手祈禱。
中國人安心了，第二天上學、上班，到了學校、公司，又受到美國同學和同事的口頭安慰，然後教堂請中國人，不管你信不信教，都來參加儀式，原諒罪人，超度死者。
二〇〇八年
元旦，我在日本名古屋市中心的三越百貨逛街。迎面走過一對母女。五歲的小姑娘一不留神把手上的熱巧克力打翻，身上鞋上地上，潑得到處都是。身邊的年輕的媽媽立即蹲下來，拿出餐巾紙，她的第一個動作，是先把被弄髒的地面擦的乾乾淨淨，然後才轉身幫著孩子收拾衣服鞋子——這中間，媽媽一句話也沒說，可是我相信，小姑娘已經全部看在眼裡。
二〇一〇年
她和他相親。第一次吃飯，她吃的很少很少，剩下不少。
她原以為，一般相親第一次請女孩子，吃飯時應該不至於打包吧，更何況他家境很好。沒想到他很自然的跟服務員要了打包盒，細條慢理的整理好。感覺女孩在看自己，他抬起頭很自然的對她笑了笑。
後來她說，那一刻，覺得自己喜歡上他了。
二〇一一年
這一年除夕的春晚，兩岸三地三個歌手，方大同、蕭敬騰、李健，臨時組了一個“新勢力”組合。方大同唱《愛愛愛》，蕭敬騰唱《收藏》，李健唱《嚮往》。
三個人站成一個三角形，輪到誰的歌，誰就站到最前面去唱。那個時候，李健的名氣，還遠遠比不上兩位港臺的同行。方大同唱完，換位的時候，禮貌地對李健一躬身，伸手做了個“請”的動作——即便是舞臺上的“作秀”，也是有教養的“作秀”，不是麼？
輪到蕭敬騰了。雨神那天重感冒，接連破音走調。方大同察覺到了，於是看似不經意地幫忙助唱：不過在唱了一句“是否一樣”之後，方大同就不唱了，任由後面大段的蕭敬騰唱不上去的音空掉。
畢竟是別人的歌，你幫唱一句，可以，你替唱整首，那就不行。這個就是教養。
"有關教養的幾件小事。
一九二六年
三月十六日，思想家梁啟超因為頻繁尿血，被送上協和醫院的手術檯。主刀大夫是協和醫院首任華人院長、哈佛博士劉瑞恆。為保險起見，劉大夫割掉了梁啟超的右腎，然而，樑的病症並沒有因此減輕。坊間由此以訛傳訛，甚至說協和醫院誤割了梁啟超的好腎。
消息傳出來，一時輿論譁然，據說好些門人弟子想寫文章抨擊協和、批評西醫，為老師“討個公道”。但梁啟超的第一反應是：絕不可以。他對周圍人說：中國老百姓剛剛開始相信西醫，還有很多人在觀望，舊觀念還沒轉過來，不能因為我的病例，讓老百姓再起疑惑。
三個月以後，梁啟超親自寫了一篇文章《我的病與協和醫院》，發表在發行量最大的《晨報》上。他這樣寫道：右腎是一定要割，這是醫學上的問題。我們門外漢無從判斷，據當時的診查結果，罪在右腎，斷無可疑。……出院之後，直到今日，我還是繼續吃協和的藥，病雖然沒有清楚，但是比未受手術之前的確好了許多。
文章末尾，言辭更加懇切：我們不能因為現代人科學智識還幼稚，便根本懷疑到科學這樣東西。我盼望社會上別借我的這回病為口實，生出一種反動的怪論，成為中國醫學前途進步之障礙。
苦心孤詣，令人動容。
他是拿自己的命為現代化做犧牲。與其說，這是他的道德境界，毋寧說這是他的教養。思想、道德是可以學的，可以放在嘴上說的，可是遭遇性命攸關的大節，教養裝不出來。
一九六六年
九月三日凌晨，翻譯家傅雷和夫人朱梅馥整理家中財產，發現僅有的一百一十元五角九分的現鈔和兩張銀行存款單。
傅雷隨後在遺書中寫道：
現鈔五十五元二角九分，請代付九月份房租。現鈔五十三元三角，作為我們的火葬費用。一張六百元的存單，留給保姆周菊娣，作過渡時期生活費，她是勞動人民，一生孤苦，我們不願她無故受累。另一張三百七十元的存單，作為給姑母傅儀的補償——她寄存在我家之飾物，與我們自有的，同時被取去沒收。
隨後，傅雷夫婦從一塊浦東土布做的被單上撕下兩長條，打結，懸在鐵窗橫框上自盡。為了避免踢倒方凳打擾鄰居，他們在地上鋪了棉胎。
一九九一年
十一月一日下午三點半，愛荷華大學凡艾倫物理系大樓（Van Allen Hall）309教室裡，來自北大物理系的留學生盧剛用一隻巴西製造的金牛星牌0.38口徑左輪手槍，射殺了三位老師和一位中國同學。
事情發生後，美國物理學界一片痛惜之聲。據說，當時全世界天體物理研究領域，一共有六個最頂尖的教授，盧剛三槍就打死了其中三個，都是五六十歲，正當學術研究的壯年。有人評論說，天體物理研究近百年的累積，一半變成空白。
真正匪夷所思的事，發生在後面。
愛荷華區是個大學區，有近千名中國留學生。盧剛案件發生後，中國留學生和家屬們面臨著前所未有的心理壓力：我們在別人國家犯了案，殺了人，出門怎麼面對美國人？
可是就在案發當天晚上，愛荷華所有中國留學生家門口都有一封信塞進來，是當地教堂散發的，大意是說：請所有中國人不要緊張，不要愧疚，我們都是罪人，都是上帝的孩子，請大家一起為死難者祈禱，為凶手祈禱。
中國人安心了，第二天上學、上班，到了學校、公司，又受到美國同學和同事的口頭安慰，然後教堂請中國人，不管你信不信教，都來參加儀式，原諒罪人，超度死者。
二〇〇八年
元旦，我在日本名古屋市中心的三越百貨逛街。迎面走過一對母女。五歲的小姑娘一不留神把手上的熱巧克力打翻，身上鞋上地上，潑得到處都是。身邊的年輕的媽媽立即蹲下來，拿出餐巾紙，她的第一個動作，是先把被弄髒的地面擦的乾乾淨淨，然後才轉身幫著孩子收拾衣服鞋子——這中間，媽媽一句話也沒說，可是我相信，小姑娘已經全部看在眼裡。
二〇一〇年
她和他相親。第一次吃飯，她吃的很少很少，剩下不少。
她原以為，一般相親第一次請女孩子，吃飯時應該不至於打包吧，更何況他家境很好。沒想到他很自然的跟服務員要了打包盒，細條慢理的整理好。感覺女孩在看自己，他抬起頭很自然的對她笑了笑。
後來她說，那一刻，覺得自己喜歡上他了。
二〇一一年
這一年除夕的春晚，兩岸三地三個歌手，方大同、蕭敬騰、李健，臨時組了一個“新勢力”組合。方大同唱《愛愛愛》，蕭敬騰唱《收藏》，李健唱《嚮往》。
三個人站成一個三角形，輪到誰的歌，誰就站到最前面去唱。那個時候，李健的名氣，還遠遠比不上兩位港臺的同行。方大同唱完，換位的時候，禮貌地對李健一躬身，伸手做了個“請”的動作——即便是舞臺上的“作秀”，也是有教養的“作秀”，不是麼？
輪到蕭敬騰了。雨神那天重感冒，接連破音走調。方大同察覺到了，於是看似不經意地幫忙助唱：不過在唱了一句“是否一樣”之後，方大同就不唱了，任由後面大段的蕭敬騰唱不上去的音空掉。
畢竟是別人的歌，你幫唱一句，可以，你替唱整首，那就不行。這個就是教養。
二〇一四年
東南大學中文系王步高教授，快七十了。在全校開《唐詩鑑賞》公選課，晚上七點上課，老爺子六點四十就會在教室呆著，他的解釋是：我怕自己沒有足夠的時間醞釀自己的感情，害怕講不好，對不起大家。
有一次，因為堵車，老爺子晚了幾分鐘到教室，上課的時候，他特意向全班同學道歉。道完歉之後，據說底下有女同學哭了。
二〇一五年
外科醫生劉老六（化名）說：
有個患者老太太，八十多了，腦出血後遺症，情況穩定後神經外科轉入康復科，偏癱失語，但是意識清晰。有次我去查房，她老伴出去了，只有護工在邊上。我隨口問她幾個問題，老太太當時語言功能還很差，交流很困難。我總感覺老人想跟我說什麼，但是我和護工兩個人都理解不了。猜了幾次她也搖頭，弄的我也挺著急，生怕她有什麼不舒服。一會她老伴回來了，貼到耳邊說了幾句，老人點了點頭。她老伴轉身跟我說：她說讓您坐著，站著累。
十幾年前，也有個同樣的故事。一個彌留中的老人，靜靜地等待生命最後一刻的到來。突然，他覺得特別難受，旁邊的祕書見狀，伏在老人耳朵邊說：您彆著急，我去叫大夫！就在她推門剛準備出去時，老人突然喚她回來。祕書疑惑不解時，老人艱難地對她說：不是“叫”，是“請”！
這位老人叫夏衍，那一年他九十七歲。
"有關教養的幾件小事。
一九二六年
三月十六日，思想家梁啟超因為頻繁尿血，被送上協和醫院的手術檯。主刀大夫是協和醫院首任華人院長、哈佛博士劉瑞恆。為保險起見，劉大夫割掉了梁啟超的右腎，然而，樑的病症並沒有因此減輕。坊間由此以訛傳訛，甚至說協和醫院誤割了梁啟超的好腎。
消息傳出來，一時輿論譁然，據說好些門人弟子想寫文章抨擊協和、批評西醫，為老師“討個公道”。但梁啟超的第一反應是：絕不可以。他對周圍人說：中國老百姓剛剛開始相信西醫，還有很多人在觀望，舊觀念還沒轉過來，不能因為我的病例，讓老百姓再起疑惑。
三個月以後，梁啟超親自寫了一篇文章《我的病與協和醫院》，發表在發行量最大的《晨報》上。他這樣寫道：右腎是一定要割，這是醫學上的問題。我們門外漢無從判斷，據當時的診查結果，罪在右腎，斷無可疑。……出院之後，直到今日，我還是繼續吃協和的藥，病雖然沒有清楚，但是比未受手術之前的確好了許多。
文章末尾，言辭更加懇切：我們不能因為現代人科學智識還幼稚，便根本懷疑到科學這樣東西。我盼望社會上別借我的這回病為口實，生出一種反動的怪論，成為中國醫學前途進步之障礙。
苦心孤詣，令人動容。
他是拿自己的命為現代化做犧牲。與其說，這是他的道德境界，毋寧說這是他的教養。思想、道德是可以學的，可以放在嘴上說的，可是遭遇性命攸關的大節，教養裝不出來。
一九六六年
九月三日凌晨，翻譯家傅雷和夫人朱梅馥整理家中財產，發現僅有的一百一十元五角九分的現鈔和兩張銀行存款單。
傅雷隨後在遺書中寫道：
現鈔五十五元二角九分，請代付九月份房租。現鈔五十三元三角，作為我們的火葬費用。一張六百元的存單，留給保姆周菊娣，作過渡時期生活費，她是勞動人民，一生孤苦，我們不願她無故受累。另一張三百七十元的存單，作為給姑母傅儀的補償——她寄存在我家之飾物，與我們自有的，同時被取去沒收。
隨後，傅雷夫婦從一塊浦東土布做的被單上撕下兩長條，打結，懸在鐵窗橫框上自盡。為了避免踢倒方凳打擾鄰居，他們在地上鋪了棉胎。
一九九一年
十一月一日下午三點半，愛荷華大學凡艾倫物理系大樓（Van Allen Hall）309教室裡，來自北大物理系的留學生盧剛用一隻巴西製造的金牛星牌0.38口徑左輪手槍，射殺了三位老師和一位中國同學。
事情發生後，美國物理學界一片痛惜之聲。據說，當時全世界天體物理研究領域，一共有六個最頂尖的教授，盧剛三槍就打死了其中三個，都是五六十歲，正當學術研究的壯年。有人評論說，天體物理研究近百年的累積，一半變成空白。
真正匪夷所思的事，發生在後面。
愛荷華區是個大學區，有近千名中國留學生。盧剛案件發生後，中國留學生和家屬們面臨著前所未有的心理壓力：我們在別人國家犯了案，殺了人，出門怎麼面對美國人？
可是就在案發當天晚上，愛荷華所有中國留學生家門口都有一封信塞進來，是當地教堂散發的，大意是說：請所有中國人不要緊張，不要愧疚，我們都是罪人，都是上帝的孩子，請大家一起為死難者祈禱，為凶手祈禱。
中國人安心了，第二天上學、上班，到了學校、公司，又受到美國同學和同事的口頭安慰，然後教堂請中國人，不管你信不信教，都來參加儀式，原諒罪人，超度死者。
二〇〇八年
元旦，我在日本名古屋市中心的三越百貨逛街。迎面走過一對母女。五歲的小姑娘一不留神把手上的熱巧克力打翻，身上鞋上地上，潑得到處都是。身邊的年輕的媽媽立即蹲下來，拿出餐巾紙，她的第一個動作，是先把被弄髒的地面擦的乾乾淨淨，然後才轉身幫著孩子收拾衣服鞋子——這中間，媽媽一句話也沒說，可是我相信，小姑娘已經全部看在眼裡。
二〇一〇年
她和他相親。第一次吃飯，她吃的很少很少，剩下不少。
她原以為，一般相親第一次請女孩子，吃飯時應該不至於打包吧，更何況他家境很好。沒想到他很自然的跟服務員要了打包盒，細條慢理的整理好。感覺女孩在看自己，他抬起頭很自然的對她笑了笑。
後來她說，那一刻，覺得自己喜歡上他了。
二〇一一年
這一年除夕的春晚，兩岸三地三個歌手，方大同、蕭敬騰、李健，臨時組了一個“新勢力”組合。方大同唱《愛愛愛》，蕭敬騰唱《收藏》，李健唱《嚮往》。
三個人站成一個三角形，輪到誰的歌，誰就站到最前面去唱。那個時候，李健的名氣，還遠遠比不上兩位港臺的同行。方大同唱完，換位的時候，禮貌地對李健一躬身，伸手做了個“請”的動作——即便是舞臺上的“作秀”，也是有教養的“作秀”，不是麼？
輪到蕭敬騰了。雨神那天重感冒，接連破音走調。方大同察覺到了，於是看似不經意地幫忙助唱：不過在唱了一句“是否一樣”之後，方大同就不唱了，任由後面大段的蕭敬騰唱不上去的音空掉。
畢竟是別人的歌，你幫唱一句，可以，你替唱整首，那就不行。這個就是教養。
二〇一四年
東南大學中文系王步高教授，快七十了。在全校開《唐詩鑑賞》公選課，晚上七點上課，老爺子六點四十就會在教室呆著，他的解釋是：我怕自己沒有足夠的時間醞釀自己的感情，害怕講不好，對不起大家。
有一次，因為堵車，老爺子晚了幾分鐘到教室，上課的時候，他特意向全班同學道歉。道完歉之後，據說底下有女同學哭了。
二〇一五年
外科醫生劉老六（化名）說：
有個患者老太太，八十多了，腦出血後遺症，情況穩定後神經外科轉入康復科，偏癱失語，但是意識清晰。有次我去查房，她老伴出去了，只有護工在邊上。我隨口問她幾個問題，老太太當時語言功能還很差，交流很困難。我總感覺老人想跟我說什麼，但是我和護工兩個人都理解不了。猜了幾次她也搖頭，弄的我也挺著急，生怕她有什麼不舒服。一會她老伴回來了，貼到耳邊說了幾句，老人點了點頭。她老伴轉身跟我說：她說讓您坐著，站著累。
十幾年前，也有個同樣的故事。一個彌留中的老人，靜靜地等待生命最後一刻的到來。突然，他覺得特別難受，旁邊的祕書見狀，伏在老人耳朵邊說：您彆著急，我去叫大夫！就在她推門剛準備出去時，老人突然喚她回來。祕書疑惑不解時，老人艱難地對她說：不是“叫”，是“請”！
這位老人叫夏衍，那一年他九十七歲。
二〇一八年
其他城市我不大清楚，在南京，絕大部分公交車司機，遇到斑馬線，會主動做手勢，讓行人先走。公交車司機駕駛作風經常讓人詬病，但是這一點，足令人稱讚。
每時每刻
我最屬意的教養：其一，哪怕熟悉到可以共用一個水杯，也不要隨便打聽對方的隱私；其二，儘可能的剋制優越感，哪怕有十足的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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