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工人日報
（原標題：本欲討薪兩千五 卻獲賠償三萬八）
5月6日，重慶市雲陽縣濱江公園，兩名市民從普法宣傳櫥窗前走過。
“公司欠我們一人1000多元工資，本來是抱著試試看的態度維權，想著能要回這點工資就行，沒想到最後要回了超過15倍的欠薪和賠償金。”4月19日，長春的農民工於某和呂某，分別從長春某科技公司拿到欠薪、賠償金2.5萬元和1.3萬元，這份“驚喜大禮包”讓兩人不住感嘆：“通過法律途徑解決問題原來這麼好使!”
在工作中發生欠薪或工傷申請難等問題，一些勞動者因嫌麻煩，或心存畏懼，可能會用忍氣吞聲或鬧訪等偏激方式解決問題。律師提醒：勞動者應用法律來合理維權，這也是最能全面且有效實現訴求的途徑。
抱著“試試看”的態度，實現15倍超“期待”
今年59歲的於某和57歲的呂某，分別於2017年3月25日和2018年5月1日入職長春某科技公司，擔任門衛。工作期間，公司一直未與兩人簽訂勞動合同，也沒有為其繳納社會保險。今年3月20日，公司以兩人年齡太大為由與其解除勞動關係，且尚欠於某1200元、呂某1320元工資沒有付清。
討薪無果後，4月10日，於某和呂某來到長春市法律援助中心求援。
在與法援律師講述情況時，於某和呂某難掩激憤情緒，為2000多元欠薪已經摺騰20來天的兩人，火氣越來越大。
“兩個農民工的想法都很簡單，就是想要回欠薪。但是根據他們說的詳細情況，我發現這不僅僅涉及欠薪。”法援中心律師張懷明說，“不簽訂勞動合同、不繳納社會保險、違法解除勞動關係，企業的這些做法還應承擔一定的經濟補償。一些勞動者不懂法，經常不能清楚認識到自己應該享受的合法權益。”
在張懷明的幫助下，兩名農民工向長春市高新區勞動仲裁委員會申請仲裁。等待開庭期間，經積極溝通，企業和兩名農民工都同意進行調解。接下來的調解過程也很順利。企業說此前是不懂法，同意在4月19日一次性為於某支付欠薪和賠償金2.5萬元，為呂某支付欠薪和賠償金1.3萬元。
拿到執行款後，於某和呂某倍感暢快和驚喜。“以後再遇到類似問題，不用著急上火，相信法律就行。”於某感慨地說。
本想10萬元“私了”，最後能拿回26萬元
“類似案例太多了。”張懷明說，“長春市法律援助中心的服務對象主要是農民工群體和困難職工群體，因為不懂法，他們本身的訴求大多數時候都過於簡單，並沒有涉及其他應有的合法權益。”張懷明說。
來自長春榆樹的90後農民工小王，是某理財投資公司的一名銷售員。去年7月，公司以經營不善為由，暫緩發放工資。5個月後，小王被欠工資已達10640元。每次找老闆說工資的事，老闆都會百般推脫，後來甚至人去樓空，難覓蹤影。
無奈之下，小王找到長春市法律援助中心諮詢解決方法。當時，她的生活已經陷入困境，情緒很激動。她告訴張懷明，自己覺得打官司會很難，想通過網絡曝光方式，逼迫老闆出面給工資。
“不建議你用這種方法，因為可能導致違法侵權問題，效果也未必好。我們可以幫助你向法院起訴。”張懷明對小王說。
隨後，小王向長春市朝陽區人民法院提起訴訟。原本只要求討回1萬餘元的欠薪，但最後加上企業應支付欠薪、未簽訂勞動合同雙倍工資、解除勞動合同經濟補償金等，法院判企業支付給小王的費用共計3萬餘元。
“我們就想要10萬元補償，讓我丈夫能有錢治病、康復，我們就可以‘私了’，但企業一直不同意。”從事外牆保溫工作的農民工張某發生工傷後，被所就職的建築公司置之不理，其妻陳某找到長春市法律援助中心尋求幫助。實際上，按照法律規定，張某應得的賠償遠超10萬元這個數目。
接下來的4年間，張懷明幫助張某分別就確定勞動關係、工傷認定、確定賠償數額等打了數場官司。去年4月，法院判決公司須支付張某醫療費、一次性傷殘補助金等共計約26萬元。次月，張某與公司達成執行和解，從公司拿到了20萬元賠償金，是張某最初訴求的兩倍。
勞動者維權想法“簡單”，法律說其實“可以更好”
“在我們處理的維權案件中，尤其是欠薪案，有很多最終援助結果都是超‘期待’為當事人實現維權。”張懷明說。
張懷明分析說，一些勞動者在維權時，往往只基於淺表事實，就事論事，不會根據法律進行延伸，這就往往造成對自身合法權益的維護不夠全面。“比如，簡單的‘欠債還錢’，依據相關法律，其背後很可能還涉及不簽訂勞動合同、不繳納社會保險、不支付加班費、違法解除勞動合同等問題，而從這些事由中，維權者都可以對就職企業依法索賠。”
“農民工和困難職工群體普遍對法律維權心存畏難情緒，不是把打官司想象得太難，就是把維權想象得過於簡單，也不懂蒐集證據。如果沒有專業的律師指導，維權很容易處處碰壁。”張懷明說。
張懷明還提醒，從另一方面來講，企業也需要懂法守法，不能心存僥倖，想著“賴”掉本應支付的錢。不然，一旦走入法律程序，最後判決結果可能讓企業得不償失。
“‘眾人拾柴火焰高’，只有人人懂法，人人願意運用法律手段合理維權，才會有助於在全社會營造良好的法治環境。”張懷明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