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礎研究、工程化研究和企業商業化，是高質量製造的攻堅大門上，三把環環相扣的連環鎖。每一把鎖，都需要有一類角色進行一場正面攻堅戰。在當下，如果都是由一個角色來完成所有的任務，那是一個巨大的戰略佈局失誤。
星河光塵，漫天飄灑。杜邦中央研究院，與同期的其他研究院和實驗室一起，曾幾何時，輝映成基礎研究的銀河時代。而此刻，銀河時代已經墜落。新一代的皓空大卦，正在拉開全新的星象行健之圖。而中國製造創新大體系，一切尚待重新設計。
基礎研究、工程化研究和企業商業化，是高質量製造的攻堅大門上，三把環環相扣的連環鎖。每一把鎖，都需要有一類角色進行一場正面攻堅戰。在當下，如果都是由一個角色來完成所有的任務，那是一個巨大的戰略佈局失誤。
星河光塵，漫天飄灑。杜邦中央研究院，與同期的其他研究院和實驗室一起，曾幾何時，輝映成基礎研究的銀河時代。而此刻，銀河時代已經墜落。新一代的皓空大卦，正在拉開全新的星象行健之圖。而中國製造創新大體系，一切尚待重新設計。
任正非在最近一次非常少見的媒體採訪中，提到了華為“至少有七百多個數學家，八百多個物理學家，一百二十多個化學家，還有六千多位專門做基礎研究的專家，還有六萬多工程師”。這再一次證明了華為強大的基礎研究能力。擁有大量科學家的企業，在中國是非常罕見的。而在美國大企業發展的鼎盛時期，大企業中央研究院和實驗室都是神一樣的存在。如GE的實驗室、AT&T大名鼎鼎的貝爾實驗室、施樂下屬的帕洛阿爾託研究中心(PARC)等。這些實驗室會同時做基礎研究和應用研發，而基礎研究的光芒，則更加突出，經常會引領一個產業的發展。
那是一個基礎研究推動社會進步的時代，中央研究院往往成為大企業保持核心競爭力的護城河。
然而，這些救世主般角色的企業中央研究院，今天基本上都已經成為昨日黃花。杜邦實驗室，一路走過一個完整的鐘形曲線，從零碎起步到頂峰，最後無可奈何花落去。同樣的情況，也發生在許多聲名顯赫的大企業實驗室身上。
這留下一個迷惑的問題：大企業是否真的需要中央研究院？
黑乎乎的萌芽時代
杜邦家族的創始人來自法國，它與火藥的姻緣是來自路易十六的財務大臣：這個財務大臣居然是一個科學家，而且懂得火藥製造。杜邦家族深受這個科學家的影響。這也是一個奇妙的隱喻：科學家和製造業在一起，正是爆炸性的工業配方。
移居美國的杜邦公司，靠著黑火藥，大發軍火橫財。美國內戰期間，杜邦的火藥生產量佔全美的40%。1902年，為了解決廢酸汙染水處理的問題，杜邦建立了一個小規模的東方實驗室，專攻化學基礎的部門級的獨立研究室。一年之餘，就取得了許多顯著的成就。這使得杜邦很有興趣，重新又建立了一個第二實驗室，而且定位也提高一級，面向集團。這個時候，美國大企業逐漸開始熱衷於建立自己的中心實驗室，GE的實驗室已經成為大家爭相學習和看齊的榜樣。
然而杜邦中心實驗室，並沒有找到更好的定位，除了收集專利，改進收購小企業的技術之外，發展都很不順利。這個時候，第一次世界大戰再次成為杜邦實驗室的救兵。新發明的無煙火藥，派上了巨大的用場。協約國40%的炮彈，是由杜邦公司提供。
隨著一戰的結束，杜邦中心實驗室再次面臨停擺的命運。諸多研究員，都被各個事業部紛紛挖走，無形之中，中心實驗室被悄無聲息的分割了。
杜邦建立的中心實驗室，在諸多事業部各自為政的局面中，名存實亡。
閃閃的尼龍絲襪時代
1921年之後的十年，是杜邦實驗室山頭林立的時代。部門實驗室的研究，都聚焦在工藝改進和生產製造上，缺乏長遠的研究規劃。此時的杜邦，已經從單一生產黑色火藥的工廠，開始向多元化發展。在1931年，已經成為一個包含火藥、塑料、油漆、燃料、人造絲等化學帝國，在美國是工業十大公司之一。然而多個實驗室的標準並不統一，跨實驗室的合作效果往往都很差，染料行業持續投入十年，卻成果寥寥，都使得部門實驗室受到更多質疑。1924年，水牛城的人造絲技術研究部發明瞭人造絲短纖，大獲成功，成為利潤大戶，這使得公司上下都開始達成一致的認識，必須有長期目標的基礎研究。錢多人氣壯，杜邦原來的中心實驗室再次開始被重整旗鼓，基礎研究被大大加強，一改實驗室始終只面向製造部門的應用研究。
這其中，它的領導人斯泰恩的戰略設想和個人魅力，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成為杜邦公司科學研究的奠基人。從1927年，公司每年撥款50萬美元用於基礎研發。基礎研究重回杜邦的中心舞臺，而斯泰恩則小心地避開基礎研究的“純學術”字眼，就怕被看作“離市場太遠就毫無價值”。
到了1928年，化學聚合物領域中最閃亮的明星出現了。一個只有32歲的哈佛大學的化學教授卡洛斯，被杜邦中心實驗室僱傭，開創了杜邦純粹徹底的基礎科學研究的傳統。這個一天到晚只知道抽菸、讀書和說話的化學家，像奧林匹克山上的哲學神仙一樣地活著，因為他的任務只有一個：思考。而且，研究經費沒有任何限制。
科技政策規劃者最大的誤區，恐怕是以為創新是可以規劃的。卡洛斯所在的杜邦中心化學室裡，飄滿了不知所云的菸圈。然而，漫無目的的思考，卻讓卡洛斯在1935年發明了尼龍66，堪稱為20世紀百大發明之一。1938年尼龍被徹底商業化，絲襪成為一個祕密項目。首批尼龍短纖被送到編織工廠進行實驗的時候，化學家就和樣品一起睡在火車箱裡。1940年長筒絲襪取得了轟動性的成功，女士們在百貨門前排起長隊購買這種珍惜的物品。
因為卡洛斯的發明，和由此產生的尼龍商業化，奠定了杜邦在整個20世紀50年代的利潤。而工程塑料的基礎研究，與商業化的結合開啟了全新篇章。這一時期，以基礎研究為中心的實驗室基地，成為科學家發現黃金的中心舞臺。
隨後二戰開始，又見兵荒馬亂的時刻，杜邦的基礎研究，再次凋落。
滾滾財源，激發中央研究院的興起
杜邦從單一的黑色火藥廠，最後發展成為有2000多個品種的製造業帝國。除了它自身出色的管理能力之外，杜邦實驗室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
杜邦真正有現代意義的中央研究院，成立於1957年。此時，杜邦公司化學事業部的研究組織改名中央研究部，開始了杜邦最重要的科研組織的歷史，它也成為致力於基礎科學的最重要的工業實驗室之一。
此刻它以一種成熟的領先者心態，徹底地確定了企業對基礎研究的承諾。5000萬美元的撥款，大氣而任性。研究院的目的，就是為了發現“下一個尼龍”。
“發現下一個尼龍”這一輝煌的故事，儘管再也未能完全達到，但研究院的既定目標“研究催生多樣化“，則產生了一系列的科學創新，從而為整個杜邦公司的許多不同業務做出了貢獻。對位芳綸，就是在這個背景產生的。它的重量比強度是鋼的六倍。在中央研究院的專利申請之後，杜邦隨後投資了5億美元，研發其產業化技術。這也是杜邦公司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的一次產業化技術研究。15年後，杜邦終於成功開發出防彈衣、防彈頭盔等軍用裝備，而消防員防火服裝，也是由此而生。這是中央研究院的基礎研究，與車間製造技術的完美結合。
研究院在一些專題領域進行了研究，通常需要跨學科的方法。在20世紀50年代，研究院設立了一個基礎廣泛的研究項目，主要目的是合成和研究新的化合物類。其中，新的有機和無機化合物的合成，約佔全部研究的一半。當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NIH）邀請杜邦公司參加化合物招標的時候，他們最後將杜邦公司評為迄今為止提交範圍最廣泛的化合物：製藥公司提交的都是看起來像藥品的產品，只有杜邦公司提交的化合物非常多樣化，包括催化劑、光學材料、單體、低聚物、配體、無機物和其他不尋常的材料。
這正是杜邦基礎實驗室的“研究催生多樣化”的獨特美麗。
基礎研究、工程化研究和企業商業化，是高質量製造的攻堅大門上，三把環環相扣的連環鎖。每一把鎖，都需要有一類角色進行一場正面攻堅戰。在當下，如果都是由一個角色來完成所有的任務，那是一個巨大的戰略佈局失誤。
星河光塵，漫天飄灑。杜邦中央研究院，與同期的其他研究院和實驗室一起，曾幾何時，輝映成基礎研究的銀河時代。而此刻，銀河時代已經墜落。新一代的皓空大卦，正在拉開全新的星象行健之圖。而中國製造創新大體系，一切尚待重新設計。
任正非在最近一次非常少見的媒體採訪中，提到了華為“至少有七百多個數學家，八百多個物理學家，一百二十多個化學家，還有六千多位專門做基礎研究的專家，還有六萬多工程師”。這再一次證明了華為強大的基礎研究能力。擁有大量科學家的企業，在中國是非常罕見的。而在美國大企業發展的鼎盛時期，大企業中央研究院和實驗室都是神一樣的存在。如GE的實驗室、AT&T大名鼎鼎的貝爾實驗室、施樂下屬的帕洛阿爾託研究中心(PARC)等。這些實驗室會同時做基礎研究和應用研發，而基礎研究的光芒，則更加突出，經常會引領一個產業的發展。
那是一個基礎研究推動社會進步的時代，中央研究院往往成為大企業保持核心競爭力的護城河。
然而，這些救世主般角色的企業中央研究院，今天基本上都已經成為昨日黃花。杜邦實驗室，一路走過一個完整的鐘形曲線，從零碎起步到頂峰，最後無可奈何花落去。同樣的情況，也發生在許多聲名顯赫的大企業實驗室身上。
這留下一個迷惑的問題：大企業是否真的需要中央研究院？
黑乎乎的萌芽時代
杜邦家族的創始人來自法國，它與火藥的姻緣是來自路易十六的財務大臣：這個財務大臣居然是一個科學家，而且懂得火藥製造。杜邦家族深受這個科學家的影響。這也是一個奇妙的隱喻：科學家和製造業在一起，正是爆炸性的工業配方。
移居美國的杜邦公司，靠著黑火藥，大發軍火橫財。美國內戰期間，杜邦的火藥生產量佔全美的40%。1902年，為了解決廢酸汙染水處理的問題，杜邦建立了一個小規模的東方實驗室，專攻化學基礎的部門級的獨立研究室。一年之餘，就取得了許多顯著的成就。這使得杜邦很有興趣，重新又建立了一個第二實驗室，而且定位也提高一級，面向集團。這個時候，美國大企業逐漸開始熱衷於建立自己的中心實驗室，GE的實驗室已經成為大家爭相學習和看齊的榜樣。
然而杜邦中心實驗室，並沒有找到更好的定位，除了收集專利，改進收購小企業的技術之外，發展都很不順利。這個時候，第一次世界大戰再次成為杜邦實驗室的救兵。新發明的無煙火藥，派上了巨大的用場。協約國40%的炮彈，是由杜邦公司提供。
隨著一戰的結束，杜邦中心實驗室再次面臨停擺的命運。諸多研究員，都被各個事業部紛紛挖走，無形之中，中心實驗室被悄無聲息的分割了。
杜邦建立的中心實驗室，在諸多事業部各自為政的局面中，名存實亡。
閃閃的尼龍絲襪時代
1921年之後的十年，是杜邦實驗室山頭林立的時代。部門實驗室的研究，都聚焦在工藝改進和生產製造上，缺乏長遠的研究規劃。此時的杜邦，已經從單一生產黑色火藥的工廠，開始向多元化發展。在1931年，已經成為一個包含火藥、塑料、油漆、燃料、人造絲等化學帝國，在美國是工業十大公司之一。然而多個實驗室的標準並不統一，跨實驗室的合作效果往往都很差，染料行業持續投入十年，卻成果寥寥，都使得部門實驗室受到更多質疑。1924年，水牛城的人造絲技術研究部發明瞭人造絲短纖，大獲成功，成為利潤大戶，這使得公司上下都開始達成一致的認識，必須有長期目標的基礎研究。錢多人氣壯，杜邦原來的中心實驗室再次開始被重整旗鼓，基礎研究被大大加強，一改實驗室始終只面向製造部門的應用研究。
這其中，它的領導人斯泰恩的戰略設想和個人魅力，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成為杜邦公司科學研究的奠基人。從1927年，公司每年撥款50萬美元用於基礎研發。基礎研究重回杜邦的中心舞臺，而斯泰恩則小心地避開基礎研究的“純學術”字眼，就怕被看作“離市場太遠就毫無價值”。
到了1928年，化學聚合物領域中最閃亮的明星出現了。一個只有32歲的哈佛大學的化學教授卡洛斯，被杜邦中心實驗室僱傭，開創了杜邦純粹徹底的基礎科學研究的傳統。這個一天到晚只知道抽菸、讀書和說話的化學家，像奧林匹克山上的哲學神仙一樣地活著，因為他的任務只有一個：思考。而且，研究經費沒有任何限制。
科技政策規劃者最大的誤區，恐怕是以為創新是可以規劃的。卡洛斯所在的杜邦中心化學室裡，飄滿了不知所云的菸圈。然而，漫無目的的思考，卻讓卡洛斯在1935年發明了尼龍66，堪稱為20世紀百大發明之一。1938年尼龍被徹底商業化，絲襪成為一個祕密項目。首批尼龍短纖被送到編織工廠進行實驗的時候，化學家就和樣品一起睡在火車箱裡。1940年長筒絲襪取得了轟動性的成功，女士們在百貨門前排起長隊購買這種珍惜的物品。
因為卡洛斯的發明，和由此產生的尼龍商業化，奠定了杜邦在整個20世紀50年代的利潤。而工程塑料的基礎研究，與商業化的結合開啟了全新篇章。這一時期，以基礎研究為中心的實驗室基地，成為科學家發現黃金的中心舞臺。
隨後二戰開始，又見兵荒馬亂的時刻，杜邦的基礎研究，再次凋落。
滾滾財源，激發中央研究院的興起
杜邦從單一的黑色火藥廠，最後發展成為有2000多個品種的製造業帝國。除了它自身出色的管理能力之外，杜邦實驗室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
杜邦真正有現代意義的中央研究院，成立於1957年。此時，杜邦公司化學事業部的研究組織改名中央研究部，開始了杜邦最重要的科研組織的歷史，它也成為致力於基礎科學的最重要的工業實驗室之一。
此刻它以一種成熟的領先者心態，徹底地確定了企業對基礎研究的承諾。5000萬美元的撥款，大氣而任性。研究院的目的，就是為了發現“下一個尼龍”。
“發現下一個尼龍”這一輝煌的故事，儘管再也未能完全達到，但研究院的既定目標“研究催生多樣化“，則產生了一系列的科學創新，從而為整個杜邦公司的許多不同業務做出了貢獻。對位芳綸，就是在這個背景產生的。它的重量比強度是鋼的六倍。在中央研究院的專利申請之後，杜邦隨後投資了5億美元，研發其產業化技術。這也是杜邦公司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的一次產業化技術研究。15年後，杜邦終於成功開發出防彈衣、防彈頭盔等軍用裝備，而消防員防火服裝，也是由此而生。這是中央研究院的基礎研究，與車間製造技術的完美結合。
研究院在一些專題領域進行了研究，通常需要跨學科的方法。在20世紀50年代，研究院設立了一個基礎廣泛的研究項目，主要目的是合成和研究新的化合物類。其中，新的有機和無機化合物的合成，約佔全部研究的一半。當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NIH）邀請杜邦公司參加化合物招標的時候，他們最後將杜邦公司評為迄今為止提交範圍最廣泛的化合物：製藥公司提交的都是看起來像藥品的產品，只有杜邦公司提交的化合物非常多樣化，包括催化劑、光學材料、單體、低聚物、配體、無機物和其他不尋常的材料。
這正是杜邦基礎實驗室的“研究催生多樣化”的獨特美麗。
圖1：1950年代後的產品
除了化學合成外，研究院還繼續致力於新的物理和分析技術、化學結構和反應機理，以及固態物理。到了1980年，面向生物技術的基礎研究，開始顯著增強。
管理風格的扁平化
中央研究院將工業和基礎研究結合在一起，這兩個特徵的結合程度往往由負責人決定。實驗室的頭銜，可以從研究部主任到技術副總裁，甚至到總工。實驗院的名稱也在不斷改變，以反映時代的變化。從化學品部開始，到中央研究部(CRD)，到後來的中央研究與發展部(CR&DD)，最後到現在的中央研究與發展(CR&D)。
中央研究院的實驗室管理促進了一種開放和協作的風格。它成立時的分工是“管理”、“實驗室化學家（bench chemist）”和“技術員（technician）”，管理人員和替身化學家有各自獨立但也有交叉的職業提升渠道。它採用海氏（Hay）薪酬等級制度，“實驗室化學家”儘管有八個晉升級別，但卻擁有一個平等的頭銜。這種做法大大促進了彼此之間的互動。
許多來到研究院的博士都轉到了業務部門。從上世紀80年代到90年代初，管理層試圖將所有新來的博士，頭五年內都放在業務部門。博士們的一生都是在學術環境中度過的，經歷相對單純。而在企業業務部門中，他們的同事一般都是年齡相對成熟的商學院工程師，擁有大約5年的工廠運營經驗。這使得其中大約有一半的博士們，會回到中央研究院。而在那些回來的人中，大約有一半會再次離開。相對較高的流轉率，為研究院招聘優秀的新博士提供了更多的機會。
杜邦研究院得到了眾多知名科學家的顧問支持，他們為杜邦公司做出了重大貢獻。一些偉大的化學家如Jack Roberts、Marvel，五十多年如一日地為杜邦提供諮詢，為杜邦這些訓練有素的化學家提供支撐。還有許多杜邦的科學家成為美國國家院院士，而在杜邦研究院工作了42年的佩德森，則在1987年成為諾貝爾化學獎獲得者。他是諾貝爾科學獎獲得者中少數幾位沒有博士學位的人，杜邦中央研究院的基礎研究實力由此可見一斑。這些密切的學術聯繫，為杜邦研究院的研究人員提供了源源不斷的外腦資源。
放棄中央實驗室
技術研究方向的責任，已經轉移到化學家身上，因為他們必須執行短期項目來支持業務單位。同時具有MBA的博士，現在更普遍了。與早期的中心實驗室不同的是，現在所有的管理層都有業務部門的經驗，許多人都是先受僱於業務部門，在職業生涯的後期進入實驗室。這些管理人員往往更加行政化，沒有與技術專家保持一致所需的強大技術背景。另外，一些管理人員不得不開始依賴高級技術人員，而這些高級科學家在管理年輕科學家的項目和職業方面，並沒有明確的指導方針。
這意味著“管理層”和“科技層”正在出現較大的裂縫。
與此同時，華爾街資本引導工業走向的時代也在更加普及，以利潤為導向的企業核心競爭力受到更多的關注。商業化的氣息，變得更加濃厚起來。
不同尋常的日子，是在2009年7月，杜邦馬歇爾實驗室被關閉。這是杜邦早在1917年就收購的工廠。當時為了在化學工業中佔據主導地位，杜邦公司收購了這家油漆生產公司，並轉化成工廠-實驗室一體化的樣板。馬歇爾實驗室從事塗料製造、塗料的化學和物理性能，以及產品開發的基礎研究，在行業享有極高的地位。然而這不過是全球經濟衰退期間，杜邦全球重組收縮的一部分。金融危機讓杜邦的汽車、建築和工業市場深受打擊，一直萎縮。這次關閉，是威爾明頓基地的公司新一輪重組的一部分，包括裁員2000人。
馬歇爾實驗室的關閉，具有非常明顯的象徵意義，嚴重的打擊了中心實驗室的聲譽。而在更早的1996年，享有盛譽的貝爾實驗室在AT&T被一分為三，歸為新公司朗訊所屬的實驗室的時候，傳統大型企業的護城河，正在逐漸乾涸。
2015年末，杜邦中心實驗室被改名為杜邦科學與創新公司。隨後在2016年1月4日的大規模裁員，標誌著該組織作為一支主要研究力量的終結。而在新的科學和創新組織中，CR&D公司的分子科學和工程以及材料科學和工程部分從330名員工縮減到34名。
在鼎盛時期，除了在美國本土，它已擴展到瑞士日內瓦、韓國首爾、中國上海和印度海德拉巴。而現在，以中心實驗室為護城河的時代，帷幕已經滑落。
沒有中央實驗室，企業的製造創新何在？
一個擁有強大基礎研究的中央實驗室，曾經屢屢扮演大型企業救世主的角色。然而，當美國企業中央研究院陸續化整為零，將中央研究院下放到各個事業部的時候，企業的創新源泉，又是從哪裡來？
隨著中央研究院的衰落，杜邦不得不尋找更多的製造創新源泉。併購和專利授權自然是屢試不爽的招法，而與美國聯邦實驗室的結盟，則是杜邦另外一條光明之路。早在2002年，杜邦就與美國能源部所屬的國家再生能源實驗室（NREL）成立合作伙伴關係。當時能源部的生物能源技術辦公室發佈了一項資金資助項目，尋求企業與國家實驗室的合作，以改進纖維素乙醇（比汽油更清潔的生物燃料）的生產過程。二者形成戰略聯盟，共同開發生物煉油廠的煉製工藝，全部採用玉米等穀類糧食、作物秸稈等可再生資源生產燃料和化學品。當時項目總計3800萬美元，美國NREL投入1900萬美元。
這簡直就是自己家的實驗室了。
這個項目持續了十多年，直到2015年，這種新生物燃料取得了決定性的成功，在這背後，杜邦和國家實驗室NREL的戰略合作提供了關鍵的創新，二者形成了十多項重要專利。
基礎研究、工程化研究和企業商業化，是高質量製造的攻堅大門上，三把環環相扣的連環鎖。每一把鎖，都需要有一類角色進行一場正面攻堅戰。在當下，如果都是由一個角色來完成所有的任務，那是一個巨大的戰略佈局失誤。
星河光塵，漫天飄灑。杜邦中央研究院，與同期的其他研究院和實驗室一起，曾幾何時，輝映成基礎研究的銀河時代。而此刻，銀河時代已經墜落。新一代的皓空大卦，正在拉開全新的星象行健之圖。而中國製造創新大體系，一切尚待重新設計。
任正非在最近一次非常少見的媒體採訪中，提到了華為“至少有七百多個數學家，八百多個物理學家，一百二十多個化學家，還有六千多位專門做基礎研究的專家，還有六萬多工程師”。這再一次證明了華為強大的基礎研究能力。擁有大量科學家的企業，在中國是非常罕見的。而在美國大企業發展的鼎盛時期，大企業中央研究院和實驗室都是神一樣的存在。如GE的實驗室、AT&T大名鼎鼎的貝爾實驗室、施樂下屬的帕洛阿爾託研究中心(PARC)等。這些實驗室會同時做基礎研究和應用研發，而基礎研究的光芒，則更加突出，經常會引領一個產業的發展。
那是一個基礎研究推動社會進步的時代，中央研究院往往成為大企業保持核心競爭力的護城河。
然而，這些救世主般角色的企業中央研究院，今天基本上都已經成為昨日黃花。杜邦實驗室，一路走過一個完整的鐘形曲線，從零碎起步到頂峰，最後無可奈何花落去。同樣的情況，也發生在許多聲名顯赫的大企業實驗室身上。
這留下一個迷惑的問題：大企業是否真的需要中央研究院？
黑乎乎的萌芽時代
杜邦家族的創始人來自法國，它與火藥的姻緣是來自路易十六的財務大臣：這個財務大臣居然是一個科學家，而且懂得火藥製造。杜邦家族深受這個科學家的影響。這也是一個奇妙的隱喻：科學家和製造業在一起，正是爆炸性的工業配方。
移居美國的杜邦公司，靠著黑火藥，大發軍火橫財。美國內戰期間，杜邦的火藥生產量佔全美的40%。1902年，為了解決廢酸汙染水處理的問題，杜邦建立了一個小規模的東方實驗室，專攻化學基礎的部門級的獨立研究室。一年之餘，就取得了許多顯著的成就。這使得杜邦很有興趣，重新又建立了一個第二實驗室，而且定位也提高一級，面向集團。這個時候，美國大企業逐漸開始熱衷於建立自己的中心實驗室，GE的實驗室已經成為大家爭相學習和看齊的榜樣。
然而杜邦中心實驗室，並沒有找到更好的定位，除了收集專利，改進收購小企業的技術之外，發展都很不順利。這個時候，第一次世界大戰再次成為杜邦實驗室的救兵。新發明的無煙火藥，派上了巨大的用場。協約國40%的炮彈，是由杜邦公司提供。
隨著一戰的結束，杜邦中心實驗室再次面臨停擺的命運。諸多研究員，都被各個事業部紛紛挖走，無形之中，中心實驗室被悄無聲息的分割了。
杜邦建立的中心實驗室，在諸多事業部各自為政的局面中，名存實亡。
閃閃的尼龍絲襪時代
1921年之後的十年，是杜邦實驗室山頭林立的時代。部門實驗室的研究，都聚焦在工藝改進和生產製造上，缺乏長遠的研究規劃。此時的杜邦，已經從單一生產黑色火藥的工廠，開始向多元化發展。在1931年，已經成為一個包含火藥、塑料、油漆、燃料、人造絲等化學帝國，在美國是工業十大公司之一。然而多個實驗室的標準並不統一，跨實驗室的合作效果往往都很差，染料行業持續投入十年，卻成果寥寥，都使得部門實驗室受到更多質疑。1924年，水牛城的人造絲技術研究部發明瞭人造絲短纖，大獲成功，成為利潤大戶，這使得公司上下都開始達成一致的認識，必須有長期目標的基礎研究。錢多人氣壯，杜邦原來的中心實驗室再次開始被重整旗鼓，基礎研究被大大加強，一改實驗室始終只面向製造部門的應用研究。
這其中，它的領導人斯泰恩的戰略設想和個人魅力，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成為杜邦公司科學研究的奠基人。從1927年，公司每年撥款50萬美元用於基礎研發。基礎研究重回杜邦的中心舞臺，而斯泰恩則小心地避開基礎研究的“純學術”字眼，就怕被看作“離市場太遠就毫無價值”。
到了1928年，化學聚合物領域中最閃亮的明星出現了。一個只有32歲的哈佛大學的化學教授卡洛斯，被杜邦中心實驗室僱傭，開創了杜邦純粹徹底的基礎科學研究的傳統。這個一天到晚只知道抽菸、讀書和說話的化學家，像奧林匹克山上的哲學神仙一樣地活著，因為他的任務只有一個：思考。而且，研究經費沒有任何限制。
科技政策規劃者最大的誤區，恐怕是以為創新是可以規劃的。卡洛斯所在的杜邦中心化學室裡，飄滿了不知所云的菸圈。然而，漫無目的的思考，卻讓卡洛斯在1935年發明了尼龍66，堪稱為20世紀百大發明之一。1938年尼龍被徹底商業化，絲襪成為一個祕密項目。首批尼龍短纖被送到編織工廠進行實驗的時候，化學家就和樣品一起睡在火車箱裡。1940年長筒絲襪取得了轟動性的成功，女士們在百貨門前排起長隊購買這種珍惜的物品。
因為卡洛斯的發明，和由此產生的尼龍商業化，奠定了杜邦在整個20世紀50年代的利潤。而工程塑料的基礎研究，與商業化的結合開啟了全新篇章。這一時期，以基礎研究為中心的實驗室基地，成為科學家發現黃金的中心舞臺。
隨後二戰開始，又見兵荒馬亂的時刻，杜邦的基礎研究，再次凋落。
滾滾財源，激發中央研究院的興起
杜邦從單一的黑色火藥廠，最後發展成為有2000多個品種的製造業帝國。除了它自身出色的管理能力之外，杜邦實驗室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
杜邦真正有現代意義的中央研究院，成立於1957年。此時，杜邦公司化學事業部的研究組織改名中央研究部，開始了杜邦最重要的科研組織的歷史，它也成為致力於基礎科學的最重要的工業實驗室之一。
此刻它以一種成熟的領先者心態，徹底地確定了企業對基礎研究的承諾。5000萬美元的撥款，大氣而任性。研究院的目的，就是為了發現“下一個尼龍”。
“發現下一個尼龍”這一輝煌的故事，儘管再也未能完全達到，但研究院的既定目標“研究催生多樣化“，則產生了一系列的科學創新，從而為整個杜邦公司的許多不同業務做出了貢獻。對位芳綸，就是在這個背景產生的。它的重量比強度是鋼的六倍。在中央研究院的專利申請之後，杜邦隨後投資了5億美元，研發其產業化技術。這也是杜邦公司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的一次產業化技術研究。15年後，杜邦終於成功開發出防彈衣、防彈頭盔等軍用裝備，而消防員防火服裝，也是由此而生。這是中央研究院的基礎研究，與車間製造技術的完美結合。
研究院在一些專題領域進行了研究，通常需要跨學科的方法。在20世紀50年代，研究院設立了一個基礎廣泛的研究項目，主要目的是合成和研究新的化合物類。其中，新的有機和無機化合物的合成，約佔全部研究的一半。當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NIH）邀請杜邦公司參加化合物招標的時候，他們最後將杜邦公司評為迄今為止提交範圍最廣泛的化合物：製藥公司提交的都是看起來像藥品的產品，只有杜邦公司提交的化合物非常多樣化，包括催化劑、光學材料、單體、低聚物、配體、無機物和其他不尋常的材料。
這正是杜邦基礎實驗室的“研究催生多樣化”的獨特美麗。
圖1：1950年代後的產品
除了化學合成外，研究院還繼續致力於新的物理和分析技術、化學結構和反應機理，以及固態物理。到了1980年，面向生物技術的基礎研究，開始顯著增強。
管理風格的扁平化
中央研究院將工業和基礎研究結合在一起，這兩個特徵的結合程度往往由負責人決定。實驗室的頭銜，可以從研究部主任到技術副總裁，甚至到總工。實驗院的名稱也在不斷改變，以反映時代的變化。從化學品部開始，到中央研究部(CRD)，到後來的中央研究與發展部(CR&DD)，最後到現在的中央研究與發展(CR&D)。
中央研究院的實驗室管理促進了一種開放和協作的風格。它成立時的分工是“管理”、“實驗室化學家（bench chemist）”和“技術員（technician）”，管理人員和替身化學家有各自獨立但也有交叉的職業提升渠道。它採用海氏（Hay）薪酬等級制度，“實驗室化學家”儘管有八個晉升級別，但卻擁有一個平等的頭銜。這種做法大大促進了彼此之間的互動。
許多來到研究院的博士都轉到了業務部門。從上世紀80年代到90年代初，管理層試圖將所有新來的博士，頭五年內都放在業務部門。博士們的一生都是在學術環境中度過的，經歷相對單純。而在企業業務部門中，他們的同事一般都是年齡相對成熟的商學院工程師，擁有大約5年的工廠運營經驗。這使得其中大約有一半的博士們，會回到中央研究院。而在那些回來的人中，大約有一半會再次離開。相對較高的流轉率，為研究院招聘優秀的新博士提供了更多的機會。
杜邦研究院得到了眾多知名科學家的顧問支持，他們為杜邦公司做出了重大貢獻。一些偉大的化學家如Jack Roberts、Marvel，五十多年如一日地為杜邦提供諮詢，為杜邦這些訓練有素的化學家提供支撐。還有許多杜邦的科學家成為美國國家院院士，而在杜邦研究院工作了42年的佩德森，則在1987年成為諾貝爾化學獎獲得者。他是諾貝爾科學獎獲得者中少數幾位沒有博士學位的人，杜邦中央研究院的基礎研究實力由此可見一斑。這些密切的學術聯繫，為杜邦研究院的研究人員提供了源源不斷的外腦資源。
放棄中央實驗室
技術研究方向的責任，已經轉移到化學家身上，因為他們必須執行短期項目來支持業務單位。同時具有MBA的博士，現在更普遍了。與早期的中心實驗室不同的是，現在所有的管理層都有業務部門的經驗，許多人都是先受僱於業務部門，在職業生涯的後期進入實驗室。這些管理人員往往更加行政化，沒有與技術專家保持一致所需的強大技術背景。另外，一些管理人員不得不開始依賴高級技術人員，而這些高級科學家在管理年輕科學家的項目和職業方面，並沒有明確的指導方針。
這意味著“管理層”和“科技層”正在出現較大的裂縫。
與此同時，華爾街資本引導工業走向的時代也在更加普及，以利潤為導向的企業核心競爭力受到更多的關注。商業化的氣息，變得更加濃厚起來。
不同尋常的日子，是在2009年7月，杜邦馬歇爾實驗室被關閉。這是杜邦早在1917年就收購的工廠。當時為了在化學工業中佔據主導地位，杜邦公司收購了這家油漆生產公司，並轉化成工廠-實驗室一體化的樣板。馬歇爾實驗室從事塗料製造、塗料的化學和物理性能，以及產品開發的基礎研究，在行業享有極高的地位。然而這不過是全球經濟衰退期間，杜邦全球重組收縮的一部分。金融危機讓杜邦的汽車、建築和工業市場深受打擊，一直萎縮。這次關閉，是威爾明頓基地的公司新一輪重組的一部分，包括裁員2000人。
馬歇爾實驗室的關閉，具有非常明顯的象徵意義，嚴重的打擊了中心實驗室的聲譽。而在更早的1996年，享有盛譽的貝爾實驗室在AT&T被一分為三，歸為新公司朗訊所屬的實驗室的時候，傳統大型企業的護城河，正在逐漸乾涸。
2015年末，杜邦中心實驗室被改名為杜邦科學與創新公司。隨後在2016年1月4日的大規模裁員，標誌著該組織作為一支主要研究力量的終結。而在新的科學和創新組織中，CR&D公司的分子科學和工程以及材料科學和工程部分從330名員工縮減到34名。
在鼎盛時期，除了在美國本土，它已擴展到瑞士日內瓦、韓國首爾、中國上海和印度海德拉巴。而現在，以中心實驗室為護城河的時代，帷幕已經滑落。
沒有中央實驗室，企業的製造創新何在？
一個擁有強大基礎研究的中央實驗室，曾經屢屢扮演大型企業救世主的角色。然而，當美國企業中央研究院陸續化整為零，將中央研究院下放到各個事業部的時候，企業的創新源泉，又是從哪裡來？
隨著中央研究院的衰落，杜邦不得不尋找更多的製造創新源泉。併購和專利授權自然是屢試不爽的招法，而與美國聯邦實驗室的結盟，則是杜邦另外一條光明之路。早在2002年，杜邦就與美國能源部所屬的國家再生能源實驗室（NREL）成立合作伙伴關係。當時能源部的生物能源技術辦公室發佈了一項資金資助項目，尋求企業與國家實驗室的合作，以改進纖維素乙醇（比汽油更清潔的生物燃料）的生產過程。二者形成戰略聯盟，共同開發生物煉油廠的煉製工藝，全部採用玉米等穀類糧食、作物秸稈等可再生資源生產燃料和化學品。當時項目總計3800萬美元，美國NREL投入1900萬美元。
這簡直就是自己家的實驗室了。
這個項目持續了十多年，直到2015年，這種新生物燃料取得了決定性的成功，在這背後，杜邦和國家實驗室NREL的戰略合作提供了關鍵的創新，二者形成了十多項重要專利。
圖2：美國NREL實驗室與杜邦的結晶
（來源：2015 NREL）
基礎研究、工程化研究和企業商業化，是高質量製造的攻堅大門上，三把環環相扣的連環鎖。每一把鎖，都需要有一類角色進行一場正面攻堅戰。在當下，如果都是由一個角色來完成所有的任務，那是一個巨大的戰略佈局失誤。
星河光塵，漫天飄灑。杜邦中央研究院，與同期的其他研究院和實驗室一起，曾幾何時，輝映成基礎研究的銀河時代。而此刻，銀河時代已經墜落。新一代的皓空大卦，正在拉開全新的星象行健之圖。而中國製造創新大體系，一切尚待重新設計。
任正非在最近一次非常少見的媒體採訪中，提到了華為“至少有七百多個數學家，八百多個物理學家，一百二十多個化學家，還有六千多位專門做基礎研究的專家，還有六萬多工程師”。這再一次證明了華為強大的基礎研究能力。擁有大量科學家的企業，在中國是非常罕見的。而在美國大企業發展的鼎盛時期，大企業中央研究院和實驗室都是神一樣的存在。如GE的實驗室、AT&T大名鼎鼎的貝爾實驗室、施樂下屬的帕洛阿爾託研究中心(PARC)等。這些實驗室會同時做基礎研究和應用研發，而基礎研究的光芒，則更加突出，經常會引領一個產業的發展。
那是一個基礎研究推動社會進步的時代，中央研究院往往成為大企業保持核心競爭力的護城河。
然而，這些救世主般角色的企業中央研究院，今天基本上都已經成為昨日黃花。杜邦實驗室，一路走過一個完整的鐘形曲線，從零碎起步到頂峰，最後無可奈何花落去。同樣的情況，也發生在許多聲名顯赫的大企業實驗室身上。
這留下一個迷惑的問題：大企業是否真的需要中央研究院？
黑乎乎的萌芽時代
杜邦家族的創始人來自法國，它與火藥的姻緣是來自路易十六的財務大臣：這個財務大臣居然是一個科學家，而且懂得火藥製造。杜邦家族深受這個科學家的影響。這也是一個奇妙的隱喻：科學家和製造業在一起，正是爆炸性的工業配方。
移居美國的杜邦公司，靠著黑火藥，大發軍火橫財。美國內戰期間，杜邦的火藥生產量佔全美的40%。1902年，為了解決廢酸汙染水處理的問題，杜邦建立了一個小規模的東方實驗室，專攻化學基礎的部門級的獨立研究室。一年之餘，就取得了許多顯著的成就。這使得杜邦很有興趣，重新又建立了一個第二實驗室，而且定位也提高一級，面向集團。這個時候，美國大企業逐漸開始熱衷於建立自己的中心實驗室，GE的實驗室已經成為大家爭相學習和看齊的榜樣。
然而杜邦中心實驗室，並沒有找到更好的定位，除了收集專利，改進收購小企業的技術之外，發展都很不順利。這個時候，第一次世界大戰再次成為杜邦實驗室的救兵。新發明的無煙火藥，派上了巨大的用場。協約國40%的炮彈，是由杜邦公司提供。
隨著一戰的結束，杜邦中心實驗室再次面臨停擺的命運。諸多研究員，都被各個事業部紛紛挖走，無形之中，中心實驗室被悄無聲息的分割了。
杜邦建立的中心實驗室，在諸多事業部各自為政的局面中，名存實亡。
閃閃的尼龍絲襪時代
1921年之後的十年，是杜邦實驗室山頭林立的時代。部門實驗室的研究，都聚焦在工藝改進和生產製造上，缺乏長遠的研究規劃。此時的杜邦，已經從單一生產黑色火藥的工廠，開始向多元化發展。在1931年，已經成為一個包含火藥、塑料、油漆、燃料、人造絲等化學帝國，在美國是工業十大公司之一。然而多個實驗室的標準並不統一，跨實驗室的合作效果往往都很差，染料行業持續投入十年，卻成果寥寥，都使得部門實驗室受到更多質疑。1924年，水牛城的人造絲技術研究部發明瞭人造絲短纖，大獲成功，成為利潤大戶，這使得公司上下都開始達成一致的認識，必須有長期目標的基礎研究。錢多人氣壯，杜邦原來的中心實驗室再次開始被重整旗鼓，基礎研究被大大加強，一改實驗室始終只面向製造部門的應用研究。
這其中，它的領導人斯泰恩的戰略設想和個人魅力，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成為杜邦公司科學研究的奠基人。從1927年，公司每年撥款50萬美元用於基礎研發。基礎研究重回杜邦的中心舞臺，而斯泰恩則小心地避開基礎研究的“純學術”字眼，就怕被看作“離市場太遠就毫無價值”。
到了1928年，化學聚合物領域中最閃亮的明星出現了。一個只有32歲的哈佛大學的化學教授卡洛斯，被杜邦中心實驗室僱傭，開創了杜邦純粹徹底的基礎科學研究的傳統。這個一天到晚只知道抽菸、讀書和說話的化學家，像奧林匹克山上的哲學神仙一樣地活著，因為他的任務只有一個：思考。而且，研究經費沒有任何限制。
科技政策規劃者最大的誤區，恐怕是以為創新是可以規劃的。卡洛斯所在的杜邦中心化學室裡，飄滿了不知所云的菸圈。然而，漫無目的的思考，卻讓卡洛斯在1935年發明了尼龍66，堪稱為20世紀百大發明之一。1938年尼龍被徹底商業化，絲襪成為一個祕密項目。首批尼龍短纖被送到編織工廠進行實驗的時候，化學家就和樣品一起睡在火車箱裡。1940年長筒絲襪取得了轟動性的成功，女士們在百貨門前排起長隊購買這種珍惜的物品。
因為卡洛斯的發明，和由此產生的尼龍商業化，奠定了杜邦在整個20世紀50年代的利潤。而工程塑料的基礎研究，與商業化的結合開啟了全新篇章。這一時期，以基礎研究為中心的實驗室基地，成為科學家發現黃金的中心舞臺。
隨後二戰開始，又見兵荒馬亂的時刻，杜邦的基礎研究，再次凋落。
滾滾財源，激發中央研究院的興起
杜邦從單一的黑色火藥廠，最後發展成為有2000多個品種的製造業帝國。除了它自身出色的管理能力之外，杜邦實驗室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
杜邦真正有現代意義的中央研究院，成立於1957年。此時，杜邦公司化學事業部的研究組織改名中央研究部，開始了杜邦最重要的科研組織的歷史，它也成為致力於基礎科學的最重要的工業實驗室之一。
此刻它以一種成熟的領先者心態，徹底地確定了企業對基礎研究的承諾。5000萬美元的撥款，大氣而任性。研究院的目的，就是為了發現“下一個尼龍”。
“發現下一個尼龍”這一輝煌的故事，儘管再也未能完全達到，但研究院的既定目標“研究催生多樣化“，則產生了一系列的科學創新，從而為整個杜邦公司的許多不同業務做出了貢獻。對位芳綸，就是在這個背景產生的。它的重量比強度是鋼的六倍。在中央研究院的專利申請之後，杜邦隨後投資了5億美元，研發其產業化技術。這也是杜邦公司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的一次產業化技術研究。15年後，杜邦終於成功開發出防彈衣、防彈頭盔等軍用裝備，而消防員防火服裝，也是由此而生。這是中央研究院的基礎研究，與車間製造技術的完美結合。
研究院在一些專題領域進行了研究，通常需要跨學科的方法。在20世紀50年代，研究院設立了一個基礎廣泛的研究項目，主要目的是合成和研究新的化合物類。其中，新的有機和無機化合物的合成，約佔全部研究的一半。當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NIH）邀請杜邦公司參加化合物招標的時候，他們最後將杜邦公司評為迄今為止提交範圍最廣泛的化合物：製藥公司提交的都是看起來像藥品的產品，只有杜邦公司提交的化合物非常多樣化，包括催化劑、光學材料、單體、低聚物、配體、無機物和其他不尋常的材料。
這正是杜邦基礎實驗室的“研究催生多樣化”的獨特美麗。
圖1：1950年代後的產品
除了化學合成外，研究院還繼續致力於新的物理和分析技術、化學結構和反應機理，以及固態物理。到了1980年，面向生物技術的基礎研究，開始顯著增強。
管理風格的扁平化
中央研究院將工業和基礎研究結合在一起，這兩個特徵的結合程度往往由負責人決定。實驗室的頭銜，可以從研究部主任到技術副總裁，甚至到總工。實驗院的名稱也在不斷改變，以反映時代的變化。從化學品部開始，到中央研究部(CRD)，到後來的中央研究與發展部(CR&DD)，最後到現在的中央研究與發展(CR&D)。
中央研究院的實驗室管理促進了一種開放和協作的風格。它成立時的分工是“管理”、“實驗室化學家（bench chemist）”和“技術員（technician）”，管理人員和替身化學家有各自獨立但也有交叉的職業提升渠道。它採用海氏（Hay）薪酬等級制度，“實驗室化學家”儘管有八個晉升級別，但卻擁有一個平等的頭銜。這種做法大大促進了彼此之間的互動。
許多來到研究院的博士都轉到了業務部門。從上世紀80年代到90年代初，管理層試圖將所有新來的博士，頭五年內都放在業務部門。博士們的一生都是在學術環境中度過的，經歷相對單純。而在企業業務部門中，他們的同事一般都是年齡相對成熟的商學院工程師，擁有大約5年的工廠運營經驗。這使得其中大約有一半的博士們，會回到中央研究院。而在那些回來的人中，大約有一半會再次離開。相對較高的流轉率，為研究院招聘優秀的新博士提供了更多的機會。
杜邦研究院得到了眾多知名科學家的顧問支持，他們為杜邦公司做出了重大貢獻。一些偉大的化學家如Jack Roberts、Marvel，五十多年如一日地為杜邦提供諮詢，為杜邦這些訓練有素的化學家提供支撐。還有許多杜邦的科學家成為美國國家院院士，而在杜邦研究院工作了42年的佩德森，則在1987年成為諾貝爾化學獎獲得者。他是諾貝爾科學獎獲得者中少數幾位沒有博士學位的人，杜邦中央研究院的基礎研究實力由此可見一斑。這些密切的學術聯繫，為杜邦研究院的研究人員提供了源源不斷的外腦資源。
放棄中央實驗室
技術研究方向的責任，已經轉移到化學家身上，因為他們必須執行短期項目來支持業務單位。同時具有MBA的博士，現在更普遍了。與早期的中心實驗室不同的是，現在所有的管理層都有業務部門的經驗，許多人都是先受僱於業務部門，在職業生涯的後期進入實驗室。這些管理人員往往更加行政化，沒有與技術專家保持一致所需的強大技術背景。另外，一些管理人員不得不開始依賴高級技術人員，而這些高級科學家在管理年輕科學家的項目和職業方面，並沒有明確的指導方針。
這意味著“管理層”和“科技層”正在出現較大的裂縫。
與此同時，華爾街資本引導工業走向的時代也在更加普及，以利潤為導向的企業核心競爭力受到更多的關注。商業化的氣息，變得更加濃厚起來。
不同尋常的日子，是在2009年7月，杜邦馬歇爾實驗室被關閉。這是杜邦早在1917年就收購的工廠。當時為了在化學工業中佔據主導地位，杜邦公司收購了這家油漆生產公司，並轉化成工廠-實驗室一體化的樣板。馬歇爾實驗室從事塗料製造、塗料的化學和物理性能，以及產品開發的基礎研究，在行業享有極高的地位。然而這不過是全球經濟衰退期間，杜邦全球重組收縮的一部分。金融危機讓杜邦的汽車、建築和工業市場深受打擊，一直萎縮。這次關閉，是威爾明頓基地的公司新一輪重組的一部分，包括裁員2000人。
馬歇爾實驗室的關閉，具有非常明顯的象徵意義，嚴重的打擊了中心實驗室的聲譽。而在更早的1996年，享有盛譽的貝爾實驗室在AT&T被一分為三，歸為新公司朗訊所屬的實驗室的時候，傳統大型企業的護城河，正在逐漸乾涸。
2015年末，杜邦中心實驗室被改名為杜邦科學與創新公司。隨後在2016年1月4日的大規模裁員，標誌著該組織作為一支主要研究力量的終結。而在新的科學和創新組織中，CR&D公司的分子科學和工程以及材料科學和工程部分從330名員工縮減到34名。
在鼎盛時期，除了在美國本土，它已擴展到瑞士日內瓦、韓國首爾、中國上海和印度海德拉巴。而現在，以中心實驗室為護城河的時代，帷幕已經滑落。
沒有中央實驗室，企業的製造創新何在？
一個擁有強大基礎研究的中央實驗室，曾經屢屢扮演大型企業救世主的角色。然而，當美國企業中央研究院陸續化整為零，將中央研究院下放到各個事業部的時候，企業的創新源泉，又是從哪裡來？
隨著中央研究院的衰落，杜邦不得不尋找更多的製造創新源泉。併購和專利授權自然是屢試不爽的招法，而與美國聯邦實驗室的結盟，則是杜邦另外一條光明之路。早在2002年，杜邦就與美國能源部所屬的國家再生能源實驗室（NREL）成立合作伙伴關係。當時能源部的生物能源技術辦公室發佈了一項資金資助項目，尋求企業與國家實驗室的合作，以改進纖維素乙醇（比汽油更清潔的生物燃料）的生產過程。二者形成戰略聯盟，共同開發生物煉油廠的煉製工藝，全部採用玉米等穀類糧食、作物秸稈等可再生資源生產燃料和化學品。當時項目總計3800萬美元，美國NREL投入1900萬美元。
這簡直就是自己家的實驗室了。
這個項目持續了十多年，直到2015年，這種新生物燃料取得了決定性的成功，在這背後，杜邦和國家實驗室NREL的戰略合作提供了關鍵的創新，二者形成了十多項重要專利。
圖2：美國NREL實驗室與杜邦的結晶
（來源：2015 NREL）
圖3：杜邦生物精煉廠2015年投產
2015年10月，杜邦的纖維素乙醇生物精煉廠在愛荷華州正式投產，被美國能源部稱為“先進生物燃料產業的一個里程碑”。而杜邦在這方面的研究，最早就是吸收了美國聯邦實驗室的成果。
同樣值得關注的是，杜邦2000年收購的OLED公司Uniax，來自加州大學實驗室的項目；而2011年收購的太陽能電池的硅膠油墨印刷技術公司Innovalight公司，早期也得到美國能源部實驗室的資助。
顯然，與美國國家實驗室的相互借力關係，已經成為杜邦的一個基礎研發的戰略重點。大企業內部的中央研究院既然已經讓位，國家層級的創新生態鏈開始接手，繼續發揮企業護城河的作用。
創新何處攻堅
基礎研究、工程化研究和企業商業化，是高質量製造的攻堅大門上，三把環環相扣的連環鎖。每一把鎖，都需要有一類角色進行一場正面攻堅戰。在當下，如果都是由一個角色來完成所有的任務，那是一個巨大的戰略佈局失誤。
以此來看，華為有如此多的科學家，也是迫不得已而為之。這不是華為的驕傲，而是社會產學研缺失的悲哀。這是中國製造生態圖上，一塊明晃晃的創新傷疤。
星河光塵，漫天飄灑。杜邦中央研究院，與同期的其他研究院和實驗室一起，曾幾何時，輝映成基礎研究的銀河時代。而此刻，銀河時代已經墜落。新一代的皓空大卦，正在拉開全新的星象行健之圖。而中國製造創新大體系，一切尚待重新設計。
作者：林雪萍，南山工業書院發起人，北京聯訊動力諮詢公司總經理；南山工業書院的楊曄博士對此文亦有貢獻。本文來自知識自動化(zhishipai)
基礎研究、工程化研究和企業商業化，是高質量製造的攻堅大門上，三把環環相扣的連環鎖。每一把鎖，都需要有一類角色進行一場正面攻堅戰。在當下，如果都是由一個角色來完成所有的任務，那是一個巨大的戰略佈局失誤。
星河光塵，漫天飄灑。杜邦中央研究院，與同期的其他研究院和實驗室一起，曾幾何時，輝映成基礎研究的銀河時代。而此刻，銀河時代已經墜落。新一代的皓空大卦，正在拉開全新的星象行健之圖。而中國製造創新大體系，一切尚待重新設計。
任正非在最近一次非常少見的媒體採訪中，提到了華為“至少有七百多個數學家，八百多個物理學家，一百二十多個化學家，還有六千多位專門做基礎研究的專家，還有六萬多工程師”。這再一次證明了華為強大的基礎研究能力。擁有大量科學家的企業，在中國是非常罕見的。而在美國大企業發展的鼎盛時期，大企業中央研究院和實驗室都是神一樣的存在。如GE的實驗室、AT&T大名鼎鼎的貝爾實驗室、施樂下屬的帕洛阿爾託研究中心(PARC)等。這些實驗室會同時做基礎研究和應用研發，而基礎研究的光芒，則更加突出，經常會引領一個產業的發展。
那是一個基礎研究推動社會進步的時代，中央研究院往往成為大企業保持核心競爭力的護城河。
然而，這些救世主般角色的企業中央研究院，今天基本上都已經成為昨日黃花。杜邦實驗室，一路走過一個完整的鐘形曲線，從零碎起步到頂峰，最後無可奈何花落去。同樣的情況，也發生在許多聲名顯赫的大企業實驗室身上。
這留下一個迷惑的問題：大企業是否真的需要中央研究院？
黑乎乎的萌芽時代
杜邦家族的創始人來自法國，它與火藥的姻緣是來自路易十六的財務大臣：這個財務大臣居然是一個科學家，而且懂得火藥製造。杜邦家族深受這個科學家的影響。這也是一個奇妙的隱喻：科學家和製造業在一起，正是爆炸性的工業配方。
移居美國的杜邦公司，靠著黑火藥，大發軍火橫財。美國內戰期間，杜邦的火藥生產量佔全美的40%。1902年，為了解決廢酸汙染水處理的問題，杜邦建立了一個小規模的東方實驗室，專攻化學基礎的部門級的獨立研究室。一年之餘，就取得了許多顯著的成就。這使得杜邦很有興趣，重新又建立了一個第二實驗室，而且定位也提高一級，面向集團。這個時候，美國大企業逐漸開始熱衷於建立自己的中心實驗室，GE的實驗室已經成為大家爭相學習和看齊的榜樣。
然而杜邦中心實驗室，並沒有找到更好的定位，除了收集專利，改進收購小企業的技術之外，發展都很不順利。這個時候，第一次世界大戰再次成為杜邦實驗室的救兵。新發明的無煙火藥，派上了巨大的用場。協約國40%的炮彈，是由杜邦公司提供。
隨著一戰的結束，杜邦中心實驗室再次面臨停擺的命運。諸多研究員，都被各個事業部紛紛挖走，無形之中，中心實驗室被悄無聲息的分割了。
杜邦建立的中心實驗室，在諸多事業部各自為政的局面中，名存實亡。
閃閃的尼龍絲襪時代
1921年之後的十年，是杜邦實驗室山頭林立的時代。部門實驗室的研究，都聚焦在工藝改進和生產製造上，缺乏長遠的研究規劃。此時的杜邦，已經從單一生產黑色火藥的工廠，開始向多元化發展。在1931年，已經成為一個包含火藥、塑料、油漆、燃料、人造絲等化學帝國，在美國是工業十大公司之一。然而多個實驗室的標準並不統一，跨實驗室的合作效果往往都很差，染料行業持續投入十年，卻成果寥寥，都使得部門實驗室受到更多質疑。1924年，水牛城的人造絲技術研究部發明瞭人造絲短纖，大獲成功，成為利潤大戶，這使得公司上下都開始達成一致的認識，必須有長期目標的基礎研究。錢多人氣壯，杜邦原來的中心實驗室再次開始被重整旗鼓，基礎研究被大大加強，一改實驗室始終只面向製造部門的應用研究。
這其中，它的領導人斯泰恩的戰略設想和個人魅力，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成為杜邦公司科學研究的奠基人。從1927年，公司每年撥款50萬美元用於基礎研發。基礎研究重回杜邦的中心舞臺，而斯泰恩則小心地避開基礎研究的“純學術”字眼，就怕被看作“離市場太遠就毫無價值”。
到了1928年，化學聚合物領域中最閃亮的明星出現了。一個只有32歲的哈佛大學的化學教授卡洛斯，被杜邦中心實驗室僱傭，開創了杜邦純粹徹底的基礎科學研究的傳統。這個一天到晚只知道抽菸、讀書和說話的化學家，像奧林匹克山上的哲學神仙一樣地活著，因為他的任務只有一個：思考。而且，研究經費沒有任何限制。
科技政策規劃者最大的誤區，恐怕是以為創新是可以規劃的。卡洛斯所在的杜邦中心化學室裡，飄滿了不知所云的菸圈。然而，漫無目的的思考，卻讓卡洛斯在1935年發明了尼龍66，堪稱為20世紀百大發明之一。1938年尼龍被徹底商業化，絲襪成為一個祕密項目。首批尼龍短纖被送到編織工廠進行實驗的時候，化學家就和樣品一起睡在火車箱裡。1940年長筒絲襪取得了轟動性的成功，女士們在百貨門前排起長隊購買這種珍惜的物品。
因為卡洛斯的發明，和由此產生的尼龍商業化，奠定了杜邦在整個20世紀50年代的利潤。而工程塑料的基礎研究，與商業化的結合開啟了全新篇章。這一時期，以基礎研究為中心的實驗室基地，成為科學家發現黃金的中心舞臺。
隨後二戰開始，又見兵荒馬亂的時刻，杜邦的基礎研究，再次凋落。
滾滾財源，激發中央研究院的興起
杜邦從單一的黑色火藥廠，最後發展成為有2000多個品種的製造業帝國。除了它自身出色的管理能力之外，杜邦實驗室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
杜邦真正有現代意義的中央研究院，成立於1957年。此時，杜邦公司化學事業部的研究組織改名中央研究部，開始了杜邦最重要的科研組織的歷史，它也成為致力於基礎科學的最重要的工業實驗室之一。
此刻它以一種成熟的領先者心態，徹底地確定了企業對基礎研究的承諾。5000萬美元的撥款，大氣而任性。研究院的目的，就是為了發現“下一個尼龍”。
“發現下一個尼龍”這一輝煌的故事，儘管再也未能完全達到，但研究院的既定目標“研究催生多樣化“，則產生了一系列的科學創新，從而為整個杜邦公司的許多不同業務做出了貢獻。對位芳綸，就是在這個背景產生的。它的重量比強度是鋼的六倍。在中央研究院的專利申請之後，杜邦隨後投資了5億美元，研發其產業化技術。這也是杜邦公司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的一次產業化技術研究。15年後，杜邦終於成功開發出防彈衣、防彈頭盔等軍用裝備，而消防員防火服裝，也是由此而生。這是中央研究院的基礎研究，與車間製造技術的完美結合。
研究院在一些專題領域進行了研究，通常需要跨學科的方法。在20世紀50年代，研究院設立了一個基礎廣泛的研究項目，主要目的是合成和研究新的化合物類。其中，新的有機和無機化合物的合成，約佔全部研究的一半。當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NIH）邀請杜邦公司參加化合物招標的時候，他們最後將杜邦公司評為迄今為止提交範圍最廣泛的化合物：製藥公司提交的都是看起來像藥品的產品，只有杜邦公司提交的化合物非常多樣化，包括催化劑、光學材料、單體、低聚物、配體、無機物和其他不尋常的材料。
這正是杜邦基礎實驗室的“研究催生多樣化”的獨特美麗。
圖1：1950年代後的產品
除了化學合成外，研究院還繼續致力於新的物理和分析技術、化學結構和反應機理，以及固態物理。到了1980年，面向生物技術的基礎研究，開始顯著增強。
管理風格的扁平化
中央研究院將工業和基礎研究結合在一起，這兩個特徵的結合程度往往由負責人決定。實驗室的頭銜，可以從研究部主任到技術副總裁，甚至到總工。實驗院的名稱也在不斷改變，以反映時代的變化。從化學品部開始，到中央研究部(CRD)，到後來的中央研究與發展部(CR&DD)，最後到現在的中央研究與發展(CR&D)。
中央研究院的實驗室管理促進了一種開放和協作的風格。它成立時的分工是“管理”、“實驗室化學家（bench chemist）”和“技術員（technician）”，管理人員和替身化學家有各自獨立但也有交叉的職業提升渠道。它採用海氏（Hay）薪酬等級制度，“實驗室化學家”儘管有八個晉升級別，但卻擁有一個平等的頭銜。這種做法大大促進了彼此之間的互動。
許多來到研究院的博士都轉到了業務部門。從上世紀80年代到90年代初，管理層試圖將所有新來的博士，頭五年內都放在業務部門。博士們的一生都是在學術環境中度過的，經歷相對單純。而在企業業務部門中，他們的同事一般都是年齡相對成熟的商學院工程師，擁有大約5年的工廠運營經驗。這使得其中大約有一半的博士們，會回到中央研究院。而在那些回來的人中，大約有一半會再次離開。相對較高的流轉率，為研究院招聘優秀的新博士提供了更多的機會。
杜邦研究院得到了眾多知名科學家的顧問支持，他們為杜邦公司做出了重大貢獻。一些偉大的化學家如Jack Roberts、Marvel，五十多年如一日地為杜邦提供諮詢，為杜邦這些訓練有素的化學家提供支撐。還有許多杜邦的科學家成為美國國家院院士，而在杜邦研究院工作了42年的佩德森，則在1987年成為諾貝爾化學獎獲得者。他是諾貝爾科學獎獲得者中少數幾位沒有博士學位的人，杜邦中央研究院的基礎研究實力由此可見一斑。這些密切的學術聯繫，為杜邦研究院的研究人員提供了源源不斷的外腦資源。
放棄中央實驗室
技術研究方向的責任，已經轉移到化學家身上，因為他們必須執行短期項目來支持業務單位。同時具有MBA的博士，現在更普遍了。與早期的中心實驗室不同的是，現在所有的管理層都有業務部門的經驗，許多人都是先受僱於業務部門，在職業生涯的後期進入實驗室。這些管理人員往往更加行政化，沒有與技術專家保持一致所需的強大技術背景。另外，一些管理人員不得不開始依賴高級技術人員，而這些高級科學家在管理年輕科學家的項目和職業方面，並沒有明確的指導方針。
這意味著“管理層”和“科技層”正在出現較大的裂縫。
與此同時，華爾街資本引導工業走向的時代也在更加普及，以利潤為導向的企業核心競爭力受到更多的關注。商業化的氣息，變得更加濃厚起來。
不同尋常的日子，是在2009年7月，杜邦馬歇爾實驗室被關閉。這是杜邦早在1917年就收購的工廠。當時為了在化學工業中佔據主導地位，杜邦公司收購了這家油漆生產公司，並轉化成工廠-實驗室一體化的樣板。馬歇爾實驗室從事塗料製造、塗料的化學和物理性能，以及產品開發的基礎研究，在行業享有極高的地位。然而這不過是全球經濟衰退期間，杜邦全球重組收縮的一部分。金融危機讓杜邦的汽車、建築和工業市場深受打擊，一直萎縮。這次關閉，是威爾明頓基地的公司新一輪重組的一部分，包括裁員2000人。
馬歇爾實驗室的關閉，具有非常明顯的象徵意義，嚴重的打擊了中心實驗室的聲譽。而在更早的1996年，享有盛譽的貝爾實驗室在AT&T被一分為三，歸為新公司朗訊所屬的實驗室的時候，傳統大型企業的護城河，正在逐漸乾涸。
2015年末，杜邦中心實驗室被改名為杜邦科學與創新公司。隨後在2016年1月4日的大規模裁員，標誌著該組織作為一支主要研究力量的終結。而在新的科學和創新組織中，CR&D公司的分子科學和工程以及材料科學和工程部分從330名員工縮減到34名。
在鼎盛時期，除了在美國本土，它已擴展到瑞士日內瓦、韓國首爾、中國上海和印度海德拉巴。而現在，以中心實驗室為護城河的時代，帷幕已經滑落。
沒有中央實驗室，企業的製造創新何在？
一個擁有強大基礎研究的中央實驗室，曾經屢屢扮演大型企業救世主的角色。然而，當美國企業中央研究院陸續化整為零，將中央研究院下放到各個事業部的時候，企業的創新源泉，又是從哪裡來？
隨著中央研究院的衰落，杜邦不得不尋找更多的製造創新源泉。併購和專利授權自然是屢試不爽的招法，而與美國聯邦實驗室的結盟，則是杜邦另外一條光明之路。早在2002年，杜邦就與美國能源部所屬的國家再生能源實驗室（NREL）成立合作伙伴關係。當時能源部的生物能源技術辦公室發佈了一項資金資助項目，尋求企業與國家實驗室的合作，以改進纖維素乙醇（比汽油更清潔的生物燃料）的生產過程。二者形成戰略聯盟，共同開發生物煉油廠的煉製工藝，全部採用玉米等穀類糧食、作物秸稈等可再生資源生產燃料和化學品。當時項目總計3800萬美元，美國NREL投入1900萬美元。
這簡直就是自己家的實驗室了。
這個項目持續了十多年，直到2015年，這種新生物燃料取得了決定性的成功，在這背後，杜邦和國家實驗室NREL的戰略合作提供了關鍵的創新，二者形成了十多項重要專利。
圖2：美國NREL實驗室與杜邦的結晶
（來源：2015 NREL）
圖3：杜邦生物精煉廠2015年投產
2015年10月，杜邦的纖維素乙醇生物精煉廠在愛荷華州正式投產，被美國能源部稱為“先進生物燃料產業的一個里程碑”。而杜邦在這方面的研究，最早就是吸收了美國聯邦實驗室的成果。
同樣值得關注的是，杜邦2000年收購的OLED公司Uniax，來自加州大學實驗室的項目；而2011年收購的太陽能電池的硅膠油墨印刷技術公司Innovalight公司，早期也得到美國能源部實驗室的資助。
顯然，與美國國家實驗室的相互借力關係，已經成為杜邦的一個基礎研發的戰略重點。大企業內部的中央研究院既然已經讓位，國家層級的創新生態鏈開始接手，繼續發揮企業護城河的作用。
創新何處攻堅
基礎研究、工程化研究和企業商業化，是高質量製造的攻堅大門上，三把環環相扣的連環鎖。每一把鎖，都需要有一類角色進行一場正面攻堅戰。在當下，如果都是由一個角色來完成所有的任務，那是一個巨大的戰略佈局失誤。
以此來看，華為有如此多的科學家，也是迫不得已而為之。這不是華為的驕傲，而是社會產學研缺失的悲哀。這是中國製造生態圖上，一塊明晃晃的創新傷疤。
星河光塵，漫天飄灑。杜邦中央研究院，與同期的其他研究院和實驗室一起，曾幾何時，輝映成基礎研究的銀河時代。而此刻，銀河時代已經墜落。新一代的皓空大卦，正在拉開全新的星象行健之圖。而中國製造創新大體系，一切尚待重新設計。
作者：林雪萍，南山工業書院發起人，北京聯訊動力諮詢公司總經理；南山工業書院的楊曄博士對此文亦有貢獻。本文來自知識自動化(zhishipa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