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不完的人生路—我的父親曹可學（文：曹傳喜）

走不完的人生路—我的父親曹可學（文：曹傳喜）

山東聊城東阿：

吃過早飯，年邁的父親又拄著柺棍步履艱難地走出了家門。他總是每天走啊，走啊，好像總有走不完的路……。

一、從小立志

父親小時候，家裡的日子原本還算過的去，積攢了二十多畝地。後來由於祖父販賣高粱、地瓜幹賠了錢，賣了二十畝地，只剩下僅有的六畝地，從此日子變得艱難起來。兄弟姊妹四人中，他排行最小，再加上大姑的兩個孩子也住在這裡，儘管有點受寵，但也不算幸福。每天吃的是糠菜糰子，穿的是祖父販賣來的故衣，因為個子瘦小，穿在身上的衣裳總是不合體。上學時，總是記著

曾祖父說過的話：“孩子，咱祖墳上都是睜眼瞎子，沒有一個識字的，你可要好好唸書。”這句話成了激勵他勤奮讀書的至理名言。公元1947年，父親開始在大姜完小教書，期間和房燕衛老師結下了深厚的友誼。據東阿三中（徐屯高中）退休老教師姜徵亮回憶說：“當時，曹可學老師教我們的地理課，他講課時非常生動形象。在講到臺灣時，他風趣地說：‘臺灣就象個大蘿蔔’，因為印象深刻，所以至今還記得。”

公元1949年，父親到陽谷中學參加入學考試，穿著長袍大褂揹著糞籃子去看榜，從下往上看卻沒看到自己的名字，就失望地往回走。半路遇到同鄉，問他：“傑之（父親的字），考上了嗎？”他說：“沒有。”對方說：“你是怎麼看的榜？”回答到：“從下往上看的。”對方說：“錯了，你從上往下看看再說。”父親聽後又重新返回去，從上往下看了一遍，結果是第一名，這才滿意地回來了。他說，他上學時心很高，總是想考個清華、北大的，可始終未能如願。特別是1952年至1954年在惠民師範上學時，明明自己已經過了關，可每次老師都把他的成績放到一邊。究其原因時，老師們說；“你們是鬍子兵，已經過了上大學的年齡了。”沒有法子，父親只有認命了。

二、從事教育工作

1955年，父親在東阿縣文教局任教育科長，由於他工作積極認真，所以深受嶽克寒局長的器重。後來，嶽克寒局長調任聊城地區公署文教局局長，臨行時對他說：“可學，我要走了，你還有什麼要說的嗎？”言外之意，只要父親提出來，就可以直接把他帶到聊城去。可是，父親卻婉言謝絕了。1956年，為

了培養農村教師，他和朱品清等同志共同創辦了“東阿縣函授學校”，專門培養中小學教師，到撤銷時為止共有675名教師參加了函授學習。魚山鎮大劉中學原校長田長法同志，就是其中的學員。1958年12月，茌（平）東（阿）合縣時，他負責和茌平縣教育局聯繫。1961年7月，父親又帶領東阿的人員回到銅城，臨時住在東阿一中。1962年5月4日，由於種種原因，函授學校被迫撤銷，範立鬱局長對他說：“可學，函校辦不下去了，你暫時先到東阿三中教書去吧，你家裡老的老、小的小，都需要人照顧。可是，局裡隨調隨到。”就這樣僱了一輛獨輪車，推著行李來到東阿三中報了到。沒想到三個月後，縣局又調他回去，因為牽掛老人和孩子，始終沒再回縣裡。

三、情懷 略

四、紮實工作

父親一生忠誠於黨的教育事業，工作認真，一絲不苟。曾經和他一起工作過的老教師於正明說:“曹老師在工作上沒的說，他往往因為一個問題沒解決，整個夜晚不睡覺。有一次，凌晨三點了，發現他的辦公室裡還亮著燈，就在窗外問他：‘老學兄，你怎麼還沒就寢。’他說：‘老弟，我剛剛解決完一個問題，你我何不喝兩盅慶賀，慶賀’。二兩酒下肚天已大亮了。”這樣事例太多了，無法一一列舉。在工作中，他擅長研究語法、修辭、書法和詩詞。編寫的教案中，列舉的例子都來自於現實生活。例如，在講句子成分時，就講到過“我到銅城開會”，“我去單莊趕集”之類的例句。他編寫的《現代漢語語法》、《複句》、《文言句式》、《文言虛詞例解》、《魯迅作品介紹》和《文選》等材料，刻印後都一一發到學生手中，至今在他的老學生中還能找到。

他對待學生就像對待自己的子女一樣，關心的無微不至。學生的乾糧不夠吃了，他就拿出自己的飯票給學生。學生的衣裳破了，他就拿出僅有的幾塊錢，給學生買件新的。

五、艱苦樸素，堪為師表

父親從小沒少吃苦受罪，工作後依然保持著艱苦樸素的優良作風。家裡生活困難買不起自行車，他就步行去學校。我小的時候體弱多病，家裡生活困難，就跟著父親在學校裡住，從未見他穿過一件新衣裳，一個紅顏色的陶瓷盆子用了很多年。冬天冷了，他捨不得點爐子，就在地上墊些麥秸搭個地鋪。學校食堂改善生活，他總是買來捨不得吃，往往是這次買了送到梨園大姑奶奶家裡，下次買了送到辛莊三姑奶奶家裡，再買了就送到家裡讓祖父祖母吃，從沒有考慮過自己。那個年代大興工分制，有勞動力的戶工分掙得多，分糧食分得多，沒勞動力的戶工分掙得少，分糧食也分得少。我們家老的老，小的小，只有二姐一個勞動力，靠往生產隊裡交缺糧款分點糧食。當時父親每月的工資只有30多元，家裡週轉不過來時就藉著花，等他發了工資再還上，現在想起來心裡很不是滋味。記得那一年的年關，因為工資沒發下來，家裡沒錢過年，父親緊鎖著眉頭背起糞籃子出了家門，借拾糞出去散散心。沒想到工夫不大，他卻急匆匆地跑了回來，從家裡拿了只大瓷碗和吃飯用的小勺又跑了出去。回來時卻面帶笑容地端回來一碗酒，嘴裡還一個勁地嘟嚕著：“這回好了，這回好了，有酒待客了。”後來聽父親講，他在村南看見一個拉酒的毛驢車，由於不慎打壞了酒罈子，酒灑的滿地都是，感到非常可惜，就用碗舀了回來。

六、孝敬雙親

父親又是個大孝子，祖母晚年患上癱瘓下不了床，他經常揹著老人到池塘邊，看看荷花散散心。為了怕老人得褥瘡，他讓母親做了許多小褥子，墊在祖母的身子下邊。1972年夏天，教育局通知他到東阿師範培訓中學語文教師，當時又恰逢祖母病重，可父親深知自古“忠孝不能兩全”的道理，無奈地他臨行時在祖母的病床前磕了三個響頭。令他終生遺憾的是，回來時祖母已經說不上話來了，沒多久祖母便離開了人世。

1977年，祖父患上重病，每逢單莊大集父親都會從集上買來一條大鯉魚，並在祖父的指點下做好端給老人吃。祖父有個心願：想死後睡張柳木床。這是農村裡的一種習俗，認為人死後躺在柳木床上是一種榮耀。當時家裡困難買不起像樣的柳木，父親就在自家的荒地裡砍來三棵小柳樹，親自做了一張標準的小柳木床，祖父看了非常滿意。祖父去世後第三天，就上班去了，因為他心裡牽掛著自己的學生。

七、患難與共

父親的同事很多，交情最好只有兩個。一個是在東阿三中工作時的孫振魯（臨清人）老師，另一個是在劉集高中工作時的於正明老師。他們在一起工作時，經常在一起探討問題、交流思想。因為感情深厚的緣故，所以至今仍有交往。孫老師從東阿調回臨清後，經常和父親書信往來，並在年關時給我們家寄幾斤紅棗，以表心意。父親在他的《減字木蘭花·郵包》一詞中，寫到：“郵包進門，一家老小爭著瞧。幼子稱霸；抱在懷裡滿院跑。紅棗幾斤，十三年友情盡表。南北同願，工作、學習、身體好。”

八、造福桑梓，捐資助學

退休後，父親離職不離崗，時刻牽掛著家鄉的教育事業，期盼著家鄉多出人才，快出人才。鑑於自己年輕時上學的苦難經歷，使他聯想到現在的農村，儘管家家戶戶已經解決了溫飽問題，可經濟上還不算寬裕，一般的莊戶人家要想供養一個大學生，並非易事。他思來想去產生了一個大膽的想法，人多力量大，成立一個捐資助學組織，大傢伙都伸伸手獻點愛心，問題不就解決了嗎？於是，專門找到了聊城市供電公司的退休幹部曹立航先生，以及原東阿縣委黨校副校長曹貞同志進行商議，得到了他們的大力支持。又經村委會通過，村民代表贊同，於2003年7月組織成立了“曹廟村捐資獎學基金會”。此後，父親每年都從工資裡拿出200元交到基金會裡。因為德高望重的緣故，他被推舉為會長，曹貞和曹傳群老師被推舉為祕書長。基金會成立後，在一定程度上為一些困難戶解決了孩子上大學的問題，父親也因此受到村民的尊敬和愛戴。

九、父子情深

小時候，體弱多病的我，經常住在東阿三中，因為那裡的生活比家裡好得多，所以東阿三中就成了我兒時的樂園。父親上課時，我或在校園裡的蘋果樹、核桃樹上爬上爬下摘果子吃，或到伙房後邊的池塘裡摘蓮子、荷葉，說白了純粹是瞎折騰。記的有一次，父親上課去了，我在他的辦公室裡閒得無聊，就把電燈泡擰了下來，並在上面塗上了一層紅墨水後擰了上去，照得滿屋子通紅，我為自己的創舉高興地手舞足蹈。父親下課後回到辦公室，看到這種情況，抬

手打了我一巴掌。當時滿臉委屈的我根本不理解父親的心情，跑到伙房後面的池塘邊哭了整整一上午。那時，最喜歡聽他講《水滸傳》中的故事，什麼“三拳打死鎮關西”，什麼“大鬧野豬林”之類的。父親經常教誨說：“做人一定要誠實，一定要光明磊落，做事一定要認真。”這些話，後來成了我工作和學習上的座右銘。至今難以忘卻的是，一次我在東阿三中生了病，一連幾天高燒不退，渾身長滿了疹子奇癢難忍，吃藥打針也不管用。父親怕耽誤了病情，背起我就往家趕。當時天已經黑了，而且佈滿了烏雲，他全然不顧這些。走到張坊村時，突然電閃雷鳴，下起了瓢潑大雨。為了怕我淋著，他脫下自己的褂子給我披上，深一腳淺一腳地往回走。到家時，父親已經渾身溼透了。

這就是我的父親，一個平凡而偉大的人。他一生經歷的太多、太多，無法在此一一列出。只有在心裡默默地祝願他：健康長壽。（注：本文發表於2014年《大美東阿》第四期；曹可學先生生於公元1929年10月16日，卒於公元2015年4月9日）

文責：曹傳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