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原載於《看歷史》2012年第6期，作者莊秋水，原題《中國大學的暴風驟雨》
轉自：老衲讀史2
"本文原載於《看歷史》2012年第6期，作者莊秋水，原題《中國大學的暴風驟雨》
轉自：老衲讀史2
曾昭掄與妻子俞大絪
1967年冬天，武漢大學化學系教授曾昭掄孤獨地死於湖北醫學院第二附屬醫院病房，時年68歲。他的太太俞大絪已經在上一年的冬天自縊而死，他們兩人沒有子女。據說在人生的最後階段，是一位侄兒在照料他，併為他料理後事；而就在這年年初，疾病纏身的曾昭掄還被冠以“全國大右派”“曾國藩的孝子賢孫”（他是曾國藩的侄曾孫）被批鬥。多年後，同為民盟領導人的費孝通回憶往事，“曾公當時所受的折磨，我實在不忍再去打聽，也沒有人願意再告訴我。讓這些沒有必要留給我們子孫知道的事，在歷史的塵灰中埋沒了吧”。
如今曾昭掄作為近代中國化學學科的奠基人被歷史永遠銘記。然而，他從1950年起任教育部（高教部）副部長的仕途生涯，也絕非無關緊要。他一手主持了從1950年開始醞釀、1952年全面展開的全國高校院系調整，由此開始了一個從未有過的教育時代，成為今日大學制度的原點。
醞釀：一邊倒
1950年12月16日，曾昭掄被任命為中央教育部副部長兼高教司司長，從此進入官場。
在此之前，他已經享有化學界大師的聲望，在北大擔任了近二十年的化學系主任，並且在1949年5月開始擔任北大教務長。在更早的20世紀40年代，他是中國民主同盟的中央委員，和中共關係密切。1950年當政務院文教委員會推薦幾位教育部副部長候選人時，錢端升推薦了曾昭掄。於是，在這年5月，曾昭掄和教育部副部長兼黨組書記錢俊瑞、蘇聯專家阿爾辛傑夫，以及錢偉長到東北考察教育。事實上，兩位教授都不曉得此行他們是被考察的對象。
而與他們同行的阿爾辛傑夫，此時的身份是教育部的總顧問。1949年之後，當舊的國家機器和意識形態被推翻之後，新的國家政體整體趨向於“蘇聯模式”，蘇聯老師參與了建設新共和國的方方面面。1950年代，大約1.1萬名“蘇聯專家”——各種顧問、教師和技術專家——參加了中國現代化基礎設施的大規模建設。高等教育堪稱是蘇聯烙印最深刻的領域之一。除了教育部（1953年2月成立高教部）高層的蘇聯顧問，數百位蘇聯教師在高校裡指導他們的中國同事。統計數字顯示，從1949年到1959年一共有861位蘇聯專家在中國高等學府工作過。
正是阿爾辛傑夫為大學改革的方向定了調。在1950年6月8日召開的第一次全國高等教育會議上，他的發言既確立了“新教育”與“舊教育”這二元對立的意識形態，也確立了新的方向。在他看來，中國以前的大學體現的是半殖民地的依賴性，把知識分子的注意力集中於研究一般的自然、歷史、文學以及所謂社會學，這對帝國主義有利；相反，帝國主義因反對中國工業化，所以不願意培養中國的技術幹部。而按照蘇聯的經驗，十月革命後蘇聯已擁有最先進的政治制度，因此在經濟和技術方面，趕上與超過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是最主要的任務。因此，十月革命前的高等學校，就必須改變自己的目標，並改變課程，以適應新的國家任務。同時建立新的高等學校，首先是技術學校。蘇聯的高等學校，不再是培養大而無當的博學通才，而是培養具體的專門人才：工程師、醫師、教師、經濟學家、農業專家、統計專家、採礦專家、科學工作人員等。中國此時也面臨同樣的任務，那就是按照專門化的方向發展，高等學校要成為教育工人、農民和勞動者的地方。
"本文原載於《看歷史》2012年第6期，作者莊秋水，原題《中國大學的暴風驟雨》
轉自：老衲讀史2
曾昭掄與妻子俞大絪
1967年冬天，武漢大學化學系教授曾昭掄孤獨地死於湖北醫學院第二附屬醫院病房，時年68歲。他的太太俞大絪已經在上一年的冬天自縊而死，他們兩人沒有子女。據說在人生的最後階段，是一位侄兒在照料他，併為他料理後事；而就在這年年初，疾病纏身的曾昭掄還被冠以“全國大右派”“曾國藩的孝子賢孫”（他是曾國藩的侄曾孫）被批鬥。多年後，同為民盟領導人的費孝通回憶往事，“曾公當時所受的折磨，我實在不忍再去打聽，也沒有人願意再告訴我。讓這些沒有必要留給我們子孫知道的事，在歷史的塵灰中埋沒了吧”。
如今曾昭掄作為近代中國化學學科的奠基人被歷史永遠銘記。然而，他從1950年起任教育部（高教部）副部長的仕途生涯，也絕非無關緊要。他一手主持了從1950年開始醞釀、1952年全面展開的全國高校院系調整，由此開始了一個從未有過的教育時代，成為今日大學制度的原點。
醞釀：一邊倒
1950年12月16日，曾昭掄被任命為中央教育部副部長兼高教司司長，從此進入官場。
在此之前，他已經享有化學界大師的聲望，在北大擔任了近二十年的化學系主任，並且在1949年5月開始擔任北大教務長。在更早的20世紀40年代，他是中國民主同盟的中央委員，和中共關係密切。1950年當政務院文教委員會推薦幾位教育部副部長候選人時，錢端升推薦了曾昭掄。於是，在這年5月，曾昭掄和教育部副部長兼黨組書記錢俊瑞、蘇聯專家阿爾辛傑夫，以及錢偉長到東北考察教育。事實上，兩位教授都不曉得此行他們是被考察的對象。
而與他們同行的阿爾辛傑夫，此時的身份是教育部的總顧問。1949年之後，當舊的國家機器和意識形態被推翻之後，新的國家政體整體趨向於“蘇聯模式”，蘇聯老師參與了建設新共和國的方方面面。1950年代，大約1.1萬名“蘇聯專家”——各種顧問、教師和技術專家——參加了中國現代化基礎設施的大規模建設。高等教育堪稱是蘇聯烙印最深刻的領域之一。除了教育部（1953年2月成立高教部）高層的蘇聯顧問，數百位蘇聯教師在高校裡指導他們的中國同事。統計數字顯示，從1949年到1959年一共有861位蘇聯專家在中國高等學府工作過。
正是阿爾辛傑夫為大學改革的方向定了調。在1950年6月8日召開的第一次全國高等教育會議上，他的發言既確立了“新教育”與“舊教育”這二元對立的意識形態，也確立了新的方向。在他看來，中國以前的大學體現的是半殖民地的依賴性，把知識分子的注意力集中於研究一般的自然、歷史、文學以及所謂社會學，這對帝國主義有利；相反，帝國主義因反對中國工業化，所以不願意培養中國的技術幹部。而按照蘇聯的經驗，十月革命後蘇聯已擁有最先進的政治制度，因此在經濟和技術方面，趕上與超過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是最主要的任務。因此，十月革命前的高等學校，就必須改變自己的目標，並改變課程，以適應新的國家任務。同時建立新的高等學校，首先是技術學校。蘇聯的高等學校，不再是培養大而無當的博學通才，而是培養具體的專門人才：工程師、醫師、教師、經濟學家、農業專家、統計專家、採礦專家、科學工作人員等。中國此時也面臨同樣的任務，那就是按照專門化的方向發展，高等學校要成為教育工人、農民和勞動者的地方。
本文原載於《看歷史》2012年第6期，作者莊秋水，原題《中國大學的暴風驟雨》
轉自：老衲讀史2
曾昭掄與妻子俞大絪
1967年冬天，武漢大學化學系教授曾昭掄孤獨地死於湖北醫學院第二附屬醫院病房，時年68歲。他的太太俞大絪已經在上一年的冬天自縊而死，他們兩人沒有子女。據說在人生的最後階段，是一位侄兒在照料他，併為他料理後事；而就在這年年初，疾病纏身的曾昭掄還被冠以“全國大右派”“曾國藩的孝子賢孫”（他是曾國藩的侄曾孫）被批鬥。多年後，同為民盟領導人的費孝通回憶往事，“曾公當時所受的折磨，我實在不忍再去打聽，也沒有人願意再告訴我。讓這些沒有必要留給我們子孫知道的事，在歷史的塵灰中埋沒了吧”。
如今曾昭掄作為近代中國化學學科的奠基人被歷史永遠銘記。然而，他從1950年起任教育部（高教部）副部長的仕途生涯，也絕非無關緊要。他一手主持了從1950年開始醞釀、1952年全面展開的全國高校院系調整，由此開始了一個從未有過的教育時代，成為今日大學制度的原點。
醞釀：一邊倒
1950年12月16日，曾昭掄被任命為中央教育部副部長兼高教司司長，從此進入官場。
在此之前，他已經享有化學界大師的聲望，在北大擔任了近二十年的化學系主任，並且在1949年5月開始擔任北大教務長。在更早的20世紀40年代，他是中國民主同盟的中央委員，和中共關係密切。1950年當政務院文教委員會推薦幾位教育部副部長候選人時，錢端升推薦了曾昭掄。於是，在這年5月，曾昭掄和教育部副部長兼黨組書記錢俊瑞、蘇聯專家阿爾辛傑夫，以及錢偉長到東北考察教育。事實上，兩位教授都不曉得此行他們是被考察的對象。
而與他們同行的阿爾辛傑夫，此時的身份是教育部的總顧問。1949年之後，當舊的國家機器和意識形態被推翻之後，新的國家政體整體趨向於“蘇聯模式”，蘇聯老師參與了建設新共和國的方方面面。1950年代，大約1.1萬名“蘇聯專家”——各種顧問、教師和技術專家——參加了中國現代化基礎設施的大規模建設。高等教育堪稱是蘇聯烙印最深刻的領域之一。除了教育部（1953年2月成立高教部）高層的蘇聯顧問，數百位蘇聯教師在高校裡指導他們的中國同事。統計數字顯示，從1949年到1959年一共有861位蘇聯專家在中國高等學府工作過。
正是阿爾辛傑夫為大學改革的方向定了調。在1950年6月8日召開的第一次全國高等教育會議上，他的發言既確立了“新教育”與“舊教育”這二元對立的意識形態，也確立了新的方向。在他看來，中國以前的大學體現的是半殖民地的依賴性，把知識分子的注意力集中於研究一般的自然、歷史、文學以及所謂社會學，這對帝國主義有利；相反，帝國主義因反對中國工業化，所以不願意培養中國的技術幹部。而按照蘇聯的經驗，十月革命後蘇聯已擁有最先進的政治制度，因此在經濟和技術方面，趕上與超過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是最主要的任務。因此，十月革命前的高等學校，就必須改變自己的目標，並改變課程，以適應新的國家任務。同時建立新的高等學校，首先是技術學校。蘇聯的高等學校，不再是培養大而無當的博學通才，而是培養具體的專門人才：工程師、醫師、教師、經濟學家、農業專家、統計專家、採礦專家、科學工作人員等。中國此時也面臨同樣的任務，那就是按照專門化的方向發展，高等學校要成為教育工人、農民和勞動者的地方。
本文原載於《看歷史》2012年第6期，作者莊秋水，原題《中國大學的暴風驟雨》
轉自：老衲讀史2
曾昭掄與妻子俞大絪
1967年冬天，武漢大學化學系教授曾昭掄孤獨地死於湖北醫學院第二附屬醫院病房，時年68歲。他的太太俞大絪已經在上一年的冬天自縊而死，他們兩人沒有子女。據說在人生的最後階段，是一位侄兒在照料他，併為他料理後事；而就在這年年初，疾病纏身的曾昭掄還被冠以“全國大右派”“曾國藩的孝子賢孫”（他是曾國藩的侄曾孫）被批鬥。多年後，同為民盟領導人的費孝通回憶往事，“曾公當時所受的折磨，我實在不忍再去打聽，也沒有人願意再告訴我。讓這些沒有必要留給我們子孫知道的事，在歷史的塵灰中埋沒了吧”。
如今曾昭掄作為近代中國化學學科的奠基人被歷史永遠銘記。然而，他從1950年起任教育部（高教部）副部長的仕途生涯，也絕非無關緊要。他一手主持了從1950年開始醞釀、1952年全面展開的全國高校院系調整，由此開始了一個從未有過的教育時代，成為今日大學制度的原點。
醞釀：一邊倒
1950年12月16日，曾昭掄被任命為中央教育部副部長兼高教司司長，從此進入官場。
在此之前，他已經享有化學界大師的聲望，在北大擔任了近二十年的化學系主任，並且在1949年5月開始擔任北大教務長。在更早的20世紀40年代，他是中國民主同盟的中央委員，和中共關係密切。1950年當政務院文教委員會推薦幾位教育部副部長候選人時，錢端升推薦了曾昭掄。於是，在這年5月，曾昭掄和教育部副部長兼黨組書記錢俊瑞、蘇聯專家阿爾辛傑夫，以及錢偉長到東北考察教育。事實上，兩位教授都不曉得此行他們是被考察的對象。
而與他們同行的阿爾辛傑夫，此時的身份是教育部的總顧問。1949年之後，當舊的國家機器和意識形態被推翻之後，新的國家政體整體趨向於“蘇聯模式”，蘇聯老師參與了建設新共和國的方方面面。1950年代，大約1.1萬名“蘇聯專家”——各種顧問、教師和技術專家——參加了中國現代化基礎設施的大規模建設。高等教育堪稱是蘇聯烙印最深刻的領域之一。除了教育部（1953年2月成立高教部）高層的蘇聯顧問，數百位蘇聯教師在高校裡指導他們的中國同事。統計數字顯示，從1949年到1959年一共有861位蘇聯專家在中國高等學府工作過。
正是阿爾辛傑夫為大學改革的方向定了調。在1950年6月8日召開的第一次全國高等教育會議上，他的發言既確立了“新教育”與“舊教育”這二元對立的意識形態，也確立了新的方向。在他看來，中國以前的大學體現的是半殖民地的依賴性，把知識分子的注意力集中於研究一般的自然、歷史、文學以及所謂社會學，這對帝國主義有利；相反，帝國主義因反對中國工業化，所以不願意培養中國的技術幹部。而按照蘇聯的經驗，十月革命後蘇聯已擁有最先進的政治制度，因此在經濟和技術方面，趕上與超過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是最主要的任務。因此，十月革命前的高等學校，就必須改變自己的目標，並改變課程，以適應新的國家任務。同時建立新的高等學校，首先是技術學校。蘇聯的高等學校，不再是培養大而無當的博學通才，而是培養具體的專門人才：工程師、醫師、教師、經濟學家、農業專家、統計專家、採礦專家、科學工作人員等。中國此時也面臨同樣的任務，那就是按照專門化的方向發展，高等學校要成為教育工人、農民和勞動者的地方。
本文原載於《看歷史》2012年第6期，作者莊秋水，原題《中國大學的暴風驟雨》
轉自：老衲讀史2
曾昭掄與妻子俞大絪
1967年冬天，武漢大學化學系教授曾昭掄孤獨地死於湖北醫學院第二附屬醫院病房，時年68歲。他的太太俞大絪已經在上一年的冬天自縊而死，他們兩人沒有子女。據說在人生的最後階段，是一位侄兒在照料他，併為他料理後事；而就在這年年初，疾病纏身的曾昭掄還被冠以“全國大右派”“曾國藩的孝子賢孫”（他是曾國藩的侄曾孫）被批鬥。多年後，同為民盟領導人的費孝通回憶往事，“曾公當時所受的折磨，我實在不忍再去打聽，也沒有人願意再告訴我。讓這些沒有必要留給我們子孫知道的事，在歷史的塵灰中埋沒了吧”。
如今曾昭掄作為近代中國化學學科的奠基人被歷史永遠銘記。然而，他從1950年起任教育部（高教部）副部長的仕途生涯，也絕非無關緊要。他一手主持了從1950年開始醞釀、1952年全面展開的全國高校院系調整，由此開始了一個從未有過的教育時代，成為今日大學制度的原點。
醞釀：一邊倒
1950年12月16日，曾昭掄被任命為中央教育部副部長兼高教司司長，從此進入官場。
在此之前，他已經享有化學界大師的聲望，在北大擔任了近二十年的化學系主任，並且在1949年5月開始擔任北大教務長。在更早的20世紀40年代，他是中國民主同盟的中央委員，和中共關係密切。1950年當政務院文教委員會推薦幾位教育部副部長候選人時，錢端升推薦了曾昭掄。於是，在這年5月，曾昭掄和教育部副部長兼黨組書記錢俊瑞、蘇聯專家阿爾辛傑夫，以及錢偉長到東北考察教育。事實上，兩位教授都不曉得此行他們是被考察的對象。
而與他們同行的阿爾辛傑夫，此時的身份是教育部的總顧問。1949年之後，當舊的國家機器和意識形態被推翻之後，新的國家政體整體趨向於“蘇聯模式”，蘇聯老師參與了建設新共和國的方方面面。1950年代，大約1.1萬名“蘇聯專家”——各種顧問、教師和技術專家——參加了中國現代化基礎設施的大規模建設。高等教育堪稱是蘇聯烙印最深刻的領域之一。除了教育部（1953年2月成立高教部）高層的蘇聯顧問，數百位蘇聯教師在高校裡指導他們的中國同事。統計數字顯示，從1949年到1959年一共有861位蘇聯專家在中國高等學府工作過。
正是阿爾辛傑夫為大學改革的方向定了調。在1950年6月8日召開的第一次全國高等教育會議上，他的發言既確立了“新教育”與“舊教育”這二元對立的意識形態，也確立了新的方向。在他看來，中國以前的大學體現的是半殖民地的依賴性，把知識分子的注意力集中於研究一般的自然、歷史、文學以及所謂社會學，這對帝國主義有利；相反，帝國主義因反對中國工業化，所以不願意培養中國的技術幹部。而按照蘇聯的經驗，十月革命後蘇聯已擁有最先進的政治制度，因此在經濟和技術方面，趕上與超過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是最主要的任務。因此，十月革命前的高等學校，就必須改變自己的目標，並改變課程，以適應新的國家任務。同時建立新的高等學校，首先是技術學校。蘇聯的高等學校，不再是培養大而無當的博學通才，而是培養具體的專門人才：工程師、醫師、教師、經濟學家、農業專家、統計專家、採礦專家、科學工作人員等。中國此時也面臨同樣的任務，那就是按照專門化的方向發展，高等學校要成為教育工人、農民和勞動者的地方。
本文原載於《看歷史》2012年第6期，作者莊秋水，原題《中國大學的暴風驟雨》
轉自：老衲讀史2
曾昭掄與妻子俞大絪
1967年冬天，武漢大學化學系教授曾昭掄孤獨地死於湖北醫學院第二附屬醫院病房，時年68歲。他的太太俞大絪已經在上一年的冬天自縊而死，他們兩人沒有子女。據說在人生的最後階段，是一位侄兒在照料他，併為他料理後事；而就在這年年初，疾病纏身的曾昭掄還被冠以“全國大右派”“曾國藩的孝子賢孫”（他是曾國藩的侄曾孫）被批鬥。多年後，同為民盟領導人的費孝通回憶往事，“曾公當時所受的折磨，我實在不忍再去打聽，也沒有人願意再告訴我。讓這些沒有必要留給我們子孫知道的事，在歷史的塵灰中埋沒了吧”。
如今曾昭掄作為近代中國化學學科的奠基人被歷史永遠銘記。然而，他從1950年起任教育部（高教部）副部長的仕途生涯，也絕非無關緊要。他一手主持了從1950年開始醞釀、1952年全面展開的全國高校院系調整，由此開始了一個從未有過的教育時代，成為今日大學制度的原點。
醞釀：一邊倒
1950年12月16日，曾昭掄被任命為中央教育部副部長兼高教司司長，從此進入官場。
在此之前，他已經享有化學界大師的聲望，在北大擔任了近二十年的化學系主任，並且在1949年5月開始擔任北大教務長。在更早的20世紀40年代，他是中國民主同盟的中央委員，和中共關係密切。1950年當政務院文教委員會推薦幾位教育部副部長候選人時，錢端升推薦了曾昭掄。於是，在這年5月，曾昭掄和教育部副部長兼黨組書記錢俊瑞、蘇聯專家阿爾辛傑夫，以及錢偉長到東北考察教育。事實上，兩位教授都不曉得此行他們是被考察的對象。
而與他們同行的阿爾辛傑夫，此時的身份是教育部的總顧問。1949年之後，當舊的國家機器和意識形態被推翻之後，新的國家政體整體趨向於“蘇聯模式”，蘇聯老師參與了建設新共和國的方方面面。1950年代，大約1.1萬名“蘇聯專家”——各種顧問、教師和技術專家——參加了中國現代化基礎設施的大規模建設。高等教育堪稱是蘇聯烙印最深刻的領域之一。除了教育部（1953年2月成立高教部）高層的蘇聯顧問，數百位蘇聯教師在高校裡指導他們的中國同事。統計數字顯示，從1949年到1959年一共有861位蘇聯專家在中國高等學府工作過。
正是阿爾辛傑夫為大學改革的方向定了調。在1950年6月8日召開的第一次全國高等教育會議上，他的發言既確立了“新教育”與“舊教育”這二元對立的意識形態，也確立了新的方向。在他看來，中國以前的大學體現的是半殖民地的依賴性，把知識分子的注意力集中於研究一般的自然、歷史、文學以及所謂社會學，這對帝國主義有利；相反，帝國主義因反對中國工業化，所以不願意培養中國的技術幹部。而按照蘇聯的經驗，十月革命後蘇聯已擁有最先進的政治制度，因此在經濟和技術方面，趕上與超過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是最主要的任務。因此，十月革命前的高等學校，就必須改變自己的目標，並改變課程，以適應新的國家任務。同時建立新的高等學校，首先是技術學校。蘇聯的高等學校，不再是培養大而無當的博學通才，而是培養具體的專門人才：工程師、醫師、教師、經濟學家、農業專家、統計專家、採礦專家、科學工作人員等。中國此時也面臨同樣的任務，那就是按照專門化的方向發展，高等學校要成為教育工人、農民和勞動者的地方。
本文原載於《看歷史》2012年第6期，作者莊秋水，原題《中國大學的暴風驟雨》
轉自：老衲讀史2
曾昭掄與妻子俞大絪
1967年冬天，武漢大學化學系教授曾昭掄孤獨地死於湖北醫學院第二附屬醫院病房，時年68歲。他的太太俞大絪已經在上一年的冬天自縊而死，他們兩人沒有子女。據說在人生的最後階段，是一位侄兒在照料他，併為他料理後事；而就在這年年初，疾病纏身的曾昭掄還被冠以“全國大右派”“曾國藩的孝子賢孫”（他是曾國藩的侄曾孫）被批鬥。多年後，同為民盟領導人的費孝通回憶往事，“曾公當時所受的折磨，我實在不忍再去打聽，也沒有人願意再告訴我。讓這些沒有必要留給我們子孫知道的事，在歷史的塵灰中埋沒了吧”。
如今曾昭掄作為近代中國化學學科的奠基人被歷史永遠銘記。然而，他從1950年起任教育部（高教部）副部長的仕途生涯，也絕非無關緊要。他一手主持了從1950年開始醞釀、1952年全面展開的全國高校院系調整，由此開始了一個從未有過的教育時代，成為今日大學制度的原點。
醞釀：一邊倒
1950年12月16日，曾昭掄被任命為中央教育部副部長兼高教司司長，從此進入官場。
在此之前，他已經享有化學界大師的聲望，在北大擔任了近二十年的化學系主任，並且在1949年5月開始擔任北大教務長。在更早的20世紀40年代，他是中國民主同盟的中央委員，和中共關係密切。1950年當政務院文教委員會推薦幾位教育部副部長候選人時，錢端升推薦了曾昭掄。於是，在這年5月，曾昭掄和教育部副部長兼黨組書記錢俊瑞、蘇聯專家阿爾辛傑夫，以及錢偉長到東北考察教育。事實上，兩位教授都不曉得此行他們是被考察的對象。
而與他們同行的阿爾辛傑夫，此時的身份是教育部的總顧問。1949年之後，當舊的國家機器和意識形態被推翻之後，新的國家政體整體趨向於“蘇聯模式”，蘇聯老師參與了建設新共和國的方方面面。1950年代，大約1.1萬名“蘇聯專家”——各種顧問、教師和技術專家——參加了中國現代化基礎設施的大規模建設。高等教育堪稱是蘇聯烙印最深刻的領域之一。除了教育部（1953年2月成立高教部）高層的蘇聯顧問，數百位蘇聯教師在高校裡指導他們的中國同事。統計數字顯示，從1949年到1959年一共有861位蘇聯專家在中國高等學府工作過。
正是阿爾辛傑夫為大學改革的方向定了調。在1950年6月8日召開的第一次全國高等教育會議上，他的發言既確立了“新教育”與“舊教育”這二元對立的意識形態，也確立了新的方向。在他看來，中國以前的大學體現的是半殖民地的依賴性，把知識分子的注意力集中於研究一般的自然、歷史、文學以及所謂社會學，這對帝國主義有利；相反，帝國主義因反對中國工業化，所以不願意培養中國的技術幹部。而按照蘇聯的經驗，十月革命後蘇聯已擁有最先進的政治制度，因此在經濟和技術方面，趕上與超過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是最主要的任務。因此，十月革命前的高等學校，就必須改變自己的目標，並改變課程，以適應新的國家任務。同時建立新的高等學校，首先是技術學校。蘇聯的高等學校，不再是培養大而無當的博學通才，而是培養具體的專門人才：工程師、醫師、教師、經濟學家、農業專家、統計專家、採礦專家、科學工作人員等。中國此時也面臨同樣的任務，那就是按照專門化的方向發展，高等學校要成為教育工人、農民和勞動者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