崑山杜克大學校長劉經南 資料圖
74歲的劉經南院士，平日就住在自己任職的崑山杜克大學校園裡。
他曾在2003年至2008年擔任武漢大學校長。2012年，他再度出山，掌舵崑山杜克大學。
這所大學由美國杜克大學與武漢大學聯合在江蘇崑山打造，其目標是構建一所倡導通識博雅教育的世界一流研究型大學。學校於2012年9月獲教育部批准籌建，2013年9月12日獲批正式設立。
劉經南告訴澎湃新聞（www.thepaper.cn），自己在當公立大學校長時，對公立大學存在的問題有體會也有遺憾，“總覺得有些東西可以解決，但是卻沒有解決得很好，或者來不及解決。”
此外，“我在武漢大學任校長時就有這樣一個想法，也開始了實際探索，即通過引進國外的大學合作辦學來改善我們大學的理念，來促進我們教育的現代化和國際化、教師的國際化水平提升。”於是，便有了來到崑山杜克大學工作的理由。
作為師者，劉經南要面對來自學生的挑戰。
他曾經在開學典禮上鼓勵學生質疑教師和員工、質疑學校和校長。他坦誠，自己有時也曾受到下級甚至學生的挑戰，雖然面子上難受、臉紅，甚至會爭幾句，但認識到下級或學生的主張是正確的以後，他會當面向下級或學生道歉。
而現在，作為校長，劉經南面臨的最大挑戰是按照美國私立模式辦學的崑山杜克大學如何可持續發展的問題。在這裡，他還要不斷面對中美文化差異、制度和意識形態差異、發展水平差異帶來的博弈和挑戰。
不久前的一個深夜，工作了一天的劉經南在接受完澎湃新聞專訪後，獨自走入了校園的闌珊燈火中。
在中國引入精英型私立大學模式的挑戰
澎湃新聞：您到崑山杜克大學工作4年多時間，有沒有一個，或者幾個您重點的工作目標？
劉經南：當然有重點目標，比方說按規劃走先辦碩士、後辦本科、最後辦博士的三階段研究型大學道路，這還算是事務性的工作目標，另一方面是這個學校到底怎樣辦下去，要思考這個問題。崑山杜克大學是按照美國精英型私立大學的模式辦的，我們知道，美國精英型私立大學大多是世界頂尖的大學，都是高水平學生與師資、高質量教學與科研、高投入資金與資源，這種模式適合當今的中國嗎？這使我感到將來長期的挑戰是財務——如何實現學校可持續發展。
第二，它是精英辦學模式，中國人理解的精英與美國人理解的是一回事嗎？在中國這種氛圍中，精英辦學模式怎樣吸引中國考生，吸引國際考生，這是第二個比較大的挑戰。
在中國開展精英辦學，一是學費高，另一個，它的教學方式一定是走通識博雅教育和跨學科教育，這跟中國現在大學面向職業、面相學科、面向行業和專業的教育，是完全不一樣的。
第三大挑戰，是我們的招生一開始是從碩士招起，這跟中國目前的辦學要求、現行的國家規定的制度體系不一樣。一般都是辦了幾年本科以後再辦碩士，辦了碩士之後再辦博士，是遵循從低到高循序漸進的一個過程。
解決這些挑戰，一要靠合作三方形成共識，二要靠在融合中的探索與創新。
比如，在首先開辦碩士項目問題上，開始時，我們的政府、中外合作辦學的專家都認為違反了大學設立的規定而不能接受這個模式，我們反覆呈述說了兩個原因：杜克和武大都富有開辦碩士項目的經驗；辦碩士就表明我們首先是從科學研究與人才培養相結合起步，符合學校研究型的定位，也是最容易的起步模式。
老子講，天下難事必作於易，辦困難的事要從辦容易的事開始。辦本科難，因為我們採用的是通識博雅教育，需要有很多不同的專業，才能烘托起來。但我們辦碩士就相對容易。我們是不成立院系的，我們從面向21世紀人類的需求和問題出發，成立相應的研究中心，教授的科研和碩士研究生培養緊密結合，走一條新的探索之道。
我們需要創新、突破一下現有的規定和認識。以創新的旗幟感動人，也說服了一部分專家和官員，再加上杜克本身的品牌，教育部希望能夠引進杜克，希望能帶進一些創新的模式，就沒有過分拘泥於現有的規章制度。
澎湃新聞：在高學費面前，要怎樣吸引中國的考生？
劉經南：當時的碩士還好辦，因為招生規模不是很大，專業也具有誘惑力和吸引力。
另外，美國精英大學雖然是高學費、高質量教學科研結合，高投入資源配置，同時也是高額獎學金。你享受世界一流的優質教育資源，也就要用與之相當的學費來支撐。但由於採取高獎學金制，名義學費比較高，實際學費，平均來說只相當於名義學費的一半，和現有的其他中外合作大學相比也高不了多少。
“接受學生挑戰是老師不斷提升的重要途徑”
澎湃新聞：您在新生開學典禮上曾經鼓勵學生要質疑，質疑教師和員工，質疑學校和校長，您作為校長是否曾經接受過來自學生的挑戰和質疑？
劉經南：當然有，我對我的同事、下級和學生都常常講，如果不敢向我提出反對意見，老師或上級提出的東西，你總是Yes、唯唯諾諾的話，我認為你沒有思想。我不希望學生和下級是這樣的思維方式，一定要敢於挑戰老師或領導。
曾經有過一些學生挑戰我，我當時很難受，臉紅，要爭幾句面子，因為學生的表達可能意思不完整，我會抓住他不完整或者不準確的地方反駁。但是後來我仔細研究他們表達的思想，我覺得他的內核是好的，只要把那些外表粗糙的東西去掉，是很好的思想。於是，我就向這些學生道歉。
我們跟杜克來的老師談話時說起，我們最喜歡跟本科生交談，因為本科生的思想沒有經過很多老師、大學的規範訓練。大學訓練他如何思考問題、如何創新，其中的一道道程序是可以培養出來的，他的創新就規範化了，沒有非常大的想象力了，是規範化的創新，不是火花式的、爆發式的創新。本科生沒有經過這樣的訓練，他提出的問題更具有爆發性，提出來的問題會逼著你去想。表面上看著是無知，但是跟本科生接觸只要你善於思考的話，反而對我們教師的幫助最大。
我們要接受這種挑戰，這也是老師不斷提升的重要途徑，這種文化也是在學校裡面學術自由、思想自由的碰撞和延伸，在這樣一種氛圍中，才能真正形成學校創新的基因。
“社會的浮躁、民族文化的浮躁反映在大學裡”
澎湃新聞：您覺得大學跟所在的地方是什麼樣的一種關係？
劉經南：從中國來說，大學肯定是對地方發展的社會效益、經濟效益存在促進作用，而且會越來越大，因為大學從過去象牙塔那樣的一個時代，走向了服務社會的時代，就從比較邊緣化慢慢地走向中心化的社會地位。而且，教育作為一個人終身要進行的事業，在一個實行終身教育的社會，教育更會慢慢走向社會的中心。
教育能提供給人民文化素養、文化品位，科學素養、科學品位，中國曾長期是一個迷信權威、迷信神的社會，科學素養比較低。要把這個素質提高，大學起到不可或缺的作用。
崑山杜克大學在這裡已經舉辦了各種規模的會議，有的比較學術化一點，有的比較大眾化一點，跟社會進行交流溝通。
另外，大學有成果，有科技成果、文化成果，但是成果轉移不是因為大學存在就能自動轉移的，要靠一系列政府的引導，還有社會環境整體水平的提高，包括知識要素、土地資源要素、金融資本要素、環境政策要素，四大要素有個非常好的耦合，或者配合，才能夠真正地實現轉化和產生效益。
這有一個過程，像美國他們做的比較好，所以效益快一點，我們中國正在慢慢探索。
澎湃新聞：一些人認為社會浮躁的原因在於教育浮躁，您怎麼看？
劉經南：人們說到社會浮躁和大學浮躁的問題，我認為浮躁不是由於大學的原因，反過來是社會的浮躁、民族文化的浮躁反映在大學裡面。
中國過去沒有這麼浮躁的，像宋代、明代，漢族社會知識和文化水平都比較高，也比較講究人的修養，生活是比較休閒的，老百姓是自給自足、自娛自樂的，在社會經濟條件比較好的情況下，政府用家族來管理社會，形成一個比較自然和諧的狀態。中國過去的文化並不浮躁，甚至一些國外名家如羅素等批判中國人太沒有進取心了，安於現狀，安逸享樂，沒有憂患意識。
浮躁是怎麼產生的？從歷史根源講，中國百年落後，整個社會落後是滿清閉關鎖國政策造成的。西方侵入進來後，才如夢初醒知道中國遠遠地落後了，人心著急，想盡快改變落後狀態，“一萬年太久，只爭朝夕”，儘快恢復到大國強國地位，甚至不惜急功近利，浮躁就應然產生了。這是一個歷史的原因。
從文化上來講，也有一些根源。中國廣大的底層社會人民，在兩千年重農抑商的政策環境下，缺乏市場交換，難以改變生存狀態，但他們也有強烈的改變自己狀況的願望，長期在小農經濟的思維環境下，他也會比較急功近利，只看眼前，不看長遠，但又急於改變自己的生存環境。
浮躁不是教育產生的，有我們的文化和歷史的原因，還有社會落後激起大家追趕的願望，正效應是前仆後繼，發憤圖強；負效應是產生了急功近利的浮躁。
浮躁也會影響教育，但教育是百年大計，教育不能浮躁！所以我們現在講要提倡有兩個精神，一個是“工匠精神”，精雕細刻，止於至善。還要有“貴族精神”，仁愛向善、修身養性、品味高雅、道德高尚，待人接物處事理智、理性、禮儀，有這樣一種民主的精神，浮躁就會少許多。
“教授沒有話語權，學校怎麼辦得好？”
澎湃新聞：在武漢大學任職時，您曾經推行了人事制度改革和財務制度改革。在這所中外合辦的大學，您有沒有再去進行一些其他教育改革的嘗試探索？
劉經南：過去我們的大學像政府一樣把資金撥到職能部門，職能部門再把資金撥到院系。我們的教授、院長都有體會，他們看到職能部門的人還要點頭哈腰的，因為他們掌握錢，你需找他要錢。我那時候寫過一篇論文，把這一體系稱為處科級領導下的院長跑腿制，大家聽了覺得好笑，他們說寫得太真實了。這都是行政化的表現。
身為教授的院長也沒有話語權和學院財政事務決策權，學院怎麼辦得好？院系作為教學科研第一線，沒活力，學校怎麼辦得好？所以要搞財務制度改革，從改革分配體制起步，削弱中層的行政權，這就是搞校院二級財務預算制的初衷。
制定一個新的改革性政策，必須是上上下下反覆討論的，要組成一個政策的制定委員會，這涉及到利益分配問題。我們就找來自不同院系的5個書記、5個院長，帶領5個職能幹部，組成委員會，代表學校制定財務改革政策。改革方案出臺後，又開展了多個層面的的廣泛徵求意見，最後由學校教職工代表大會通過，黨委通過，才予以執行。
職稱評聘制度也用了類似的方式。主要是改晉升為崗位聘用，去評聘過程的行政化，所有崗位全球性公開，堅持過程公開、公平、公正，讓院系教授會在評聘中起主導性作用。
當時做得比較早，我們沒有到處宣傳。我講是“羞答答的玫瑰靜悄悄的開”，高調有時候做不成事，低調反而能把一些事做出來。
在崑山杜克大學，我們肯定今後也會有些改革舉措的，但在當前，我們主要是引進學習再結合中國實際消化吸收後再創新，通過碰撞產生新的東西。
像教師和員工招聘，幾乎完全是杜克大學模式，先定崗位，後全球招聘，面試後，由聘用委員擇優錄用。沒有行政干預，沒有人情關係。
又如說通識博雅教育，國外實際上是從亞里士多德那個時代開始的，中國則是從同時代的孔夫子開始。他們講君子不器，不器就是要形而上，搞人文、關愛，那就是人文教育。中國也是通識博雅教育，孔子的學生都要學六藝，既注重人文又注重體育，還有道德、學術。而現代的通識博雅教育，在重跨學科知識基礎上，更強調培養人文情懷、責任意識、社會服務，科學精神、批判思維、創新能力。
把這些東西消化吸收後，我們還會產生一些新的東西，包括我們現在本科和研究生教育體系採用面向需求、面向問題、面向未來的跨學科教育。現在我們培養學生，是為社會服務，要能夠解決社會的問題、滿足社會的需求，所以一定是在學校裡面就要養成問題導向、需求導向的思維，這要體現在教學上，體現在課程體系的設計上，體現在培養理念上。這是我們通過中外合作辦學，碰撞後思想的昇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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