題記：這次採訪完成於《記憶大師》上映前20天，那時，還沒有任何一家媒體提前看過這部電影，我們也一樣。現在回看這次採訪，深感陳正道說話實誠。後來他用豆瓣小號給自己這部電影打了三星，其實並非謙虛，而是理智。
陳正道很忙，非常非常忙。
為了按時完成這一下午的通告，他決定用兩倍語速跟我說話，於是採訪變得密密麻麻，他把細枝末節和盤托出，我更多成了聽眾。
他的忙不無道理。那是4月6日，距離《記憶大師》上映只有約一個月時間，然而前一天晚上，電影才剛做完特效，送去混錄，上映時間很趕。
這是陳正道第8部電影長篇，就他80後的身份而言，實在是非常幸運。在市場的寵幸之下，他感到應該用更大的力氣回報觀眾。
在他看來，《催眠大師》是一次模仿的勝利，《記憶大師》才是真正夾帶著陳正道私貨的作品——它雖然包著科幻這層皮，但內裡是在探討家暴，目的是傳達“愛這件事情，過了界限，就會變得危險。”
從小，陳正道就對兩種社會新聞特別關注。一個是校園霸凌，一個是家暴。
這大概是有點奇怪的事情。他成長於臺灣的中產家庭，衣食無憂。家裡除了他之外，還有兩個哥哥，都比他大20幾歲。
現在看來，他的父母其實相處很好，就算小時候常吵架，也絕對不到家暴的程度。但光是這樣，陳正道小時候都會因為父母吵架時的互相推搡感到緊張和焦慮。
這可能源於某種天生的不安全感，一種對於密室的恐懼。
高中畢業後，他保送設計專科學校，因此接觸到不少校園霸凌的事。其中的恐怖之處在於，不管校方怎麼處理，隔天還是要去上學。學校雖然扮演了警察和法官的角色，但又不全能代替。校門一關，究竟嚴肅處理還是簡單私了，很難說。更何況華人的文化，不就是大事化小，小事化無，各人自掃門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
說到底，家庭和校園一樣，他們都是不太好逃出去的密室，一方面是你總得回去，另一方面是裡面發生的事情，也不太好對外人說起。
拿家暴來說，就跟朋友相處完全不同。你今天多喝了兩杯，一言不合一巴掌甩到朋友臉上，這個朋友就沒了。但愛人不同，尤其是有了小孩和家庭，被施暴的一方自己都會為自己找理由，來原諒對方的暴力。
由此，他感覺“愛”這件事也算可怕。愛一個人的時候，其實非常有機率會愛到對方動手打人，你也無所謂。這件事是所有談過戀愛的人都可以理解的。
在拍攝電影之前，陳正道做了一些數據調查。發現就連西方女性，都對丈夫對她推打或者肢體上的暴力有一定的忍耐度，更別說男女身份懸殊更大的華人社會。可能一個女人從遭到家暴，到敢對外人說，敢對自己的家人說，甚至敢報警，需要非常大的勇氣。
至於他為什麼如此關注家暴與校園霸凌，陳正道提到了一部叫做《冷血告白》（大陸譯名《卡波特》）的電影。
這部電影講的是一個作家想去採訪一個殘暴的殺人凶手，這個人為了100美金就殺害了一家四口。但採訪過程中他發現，這個凶手跟自己驚人的相似，從小遭受暴力，被人欺負長大，幾乎是世界上的另一個他。
“如果這個作家，他沒有到紐約，沒有寫小說，他的人生髮生一點點偏差，那麼他也可能成為一個殺人凶手，這是一種可能性。”
我們的人生，也可能發生一點點偏差。陳正道如此關注家暴與校園霸凌，也許也與世界上的另一個他有關。
陳正道在豆瓣潛水已久，是資深小號用戶，偶爾還會被人發現，私信問他是不是那個誰。
《記憶大師》上映後，他用自己的豆瓣小號，給自己打了三星，這與大多數影評人給出的評分一致。
這是他的有趣之處，他身上似乎同時存在兩種身份，一個是導演，一個是影評人。
因為這個緣故，每次做完一個電影，他都能很快抽身出來，想自己該怎麼批評自己。以至於跟徐崢做《催眠大師》路演的時候，徐崢問他為什麼那麼自卑？總覺得觀眾不喜歡你的電影。陳正道認為，這是一種強大的自以為是衍生出的自卑，在我們看來，其實也是兩種身份的較量。
以前的老師曾經評價他，說他能言善道，也很幽默，另外閱片量也很大，從B級片到文藝片到非常悶的大師片，他都能看。如果做評論者，一定是一流的，但做一個創作者，可能只能是二流的。
年紀小一點的時候，陳正道是不服氣的，覺得自己是天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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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23歲拍的《狂放》就入圍威尼斯電影節，一副未來大師的氣象。但後來去了威尼斯他才知道，原來選片人並不是很喜歡他的片，只是臺灣這個小島很特別，又有這麼一個23歲的臺灣青年導演，這個事很有說法。
拍完《盛夏光年》，又狂妄了幾年之後，他終於發現沒人找他拍電影了。原來自己只是比較聰明跟機靈，不是什麼天才，這是一個有點痛苦的過程。自己的電影被別人批評的時候，他之所以想要去爭論，或者看豆瓣的時候愛生氣，其實是因為被人戳中。
我們不知道，陳正道說自己只能是一個二流的導演時，有多少真心。能知道的是，對他而言，一流的導演有兩種。一種是像侯孝賢一樣的大師，全世界的人都做好準備進電影院聽他說話；另一種則是像徐克一樣，在任何市場的浪潮下，都能拍自己想要的電影，沒有任何條件可以束縛他拍類型片。
以前他更想做侯孝賢，現在他更想做徐克。
對自己的電影保持清醒，是陳正道最明顯的特徵。
他是個不太容易被負面評價打擊的人，因此也不太容易被正面評價煽動。至於為什麼這樣，他認為源自自己的“扭曲”。
“我每次拍一個商業類型片，就覺得為什麼我要拍這樣的東西，我都沒有想說的話嗎？等到我拍一個文藝片，比如當時去威尼斯，我第一感覺就是這樣的片子有人看嗎？觀眾為什麼要聽我講這些話？”
他深知《催眠大師》缺乏原創，而《記憶大師》對他而言，也不是完美的作品，7個人物裡，他認為自己只做紮實了5個，還有兩個有問題。到目前為止，他還沒拍出自認為不錯的作品。
與他的清醒相對的，是這些年內地電影市場爆發式的增長。
四年前，有很多愛情片找過陳正道，兩三年前，又有一大批IP商找過來。陳正道全都拒絕掉，認為不能為了這麼點錢，去拍自己沒興趣的片。後來這些被拒絕的電影全都票房8億、10億，陳正道心想，天啊，我為什麼不能為了這麼多錢去拍一個我不想拍的主題。
他從臺灣完全奄奄一息的市場來到內地發展，每年回去，朋友總說他在大陸發展不錯，票房都已經上億了。他就會講起，我昨天去參加了一個新導演的飯局，全是5億、8億的坐在那邊，我完全拖低了平均值。
在他看來，整個電影市場驚濤駭浪，所有人都在浪潮上，你不知道浪潮褪去之後，誰在裸泳，也不知道明年又會遇到什麼。就像之前合作的徐崢，突然變成中國系列電影票房最高的導演，就像幾年前認識的影評人，現在手握百萬粉絲的公眾號。
這個時候，能沉得下心拍自己想拍的電影，其實很難。
在外人看來，陳正道是個“有進步”的導演。從《101次求婚》到《催眠大師》，水平有高有低，連他朋友都跟他開玩笑說，你的電影豆瓣評分怎麼從3.8到7.6都有，真是不簡單。但如果細看，總體是越來越好的。
大受好評的《催眠大師》，其實是一條被美國驗證過無數次的數學算式。他在中國的環境下，把它解開了一次，沒有什麼漏洞，觀眾覺得不錯，是個乖學生。
而《記憶大師》，則夾帶著更多的私貨。拋開軟科幻設定，“家暴”才是陳正道最想讓觀眾注意的地方。
為此每一次剪輯，他都不停問自己觀眾理解了嗎？觀眾知道我想這樣嗎？我講的好不好？我講的深不深？會不會太多？會不會太少？這個過程很磨人，片長也從140分鐘粗剪，到120分鐘，再剪到100分鐘。有時候，他想起自己推掉的幾個電影，也後悔那麼多票房飛了，但一想剪輯這段日子，仍覺得值得。
《記憶大師》的意義，在於一個青年導演，試圖在浪潮裡開闢一條自己的道路，正如他在豆瓣上寫到：“為自己的勇氣與野心點贊！”
我們猜測，陳正道是個極其知道自己要什麼的人，他也知道觀眾要什麼，只是在把握自己想要和觀眾想看這個度。他之所以選擇做導演，而不是影評人，是因為他非常清楚，不管他能做成一個多好的影評人，他最終還是會想拍電影，不如干脆先拍好了。
採訪最後，我問他，這麼大浪裡，好導演應該些做什麼？陳正道說，拍電影啊。
採訪視頻在此▼
（採寫 鴨子/ 攝影 海東/ 攝像 百全/ 剪輯 張亮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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