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寅恪與白鳥庫吉：一段歷史公案的真相

考古暨歷史語言通訊

作者 京都靜源 教授/文學博士

陳哲三先生在《陳寅恪先生軼事及其著作》一文中，又引述了藍文徵“作古”出日本學者白鳥庫吉博士向陳寅恪請教所謂中亞史問題的故事：

“民國二十二年我在日本，有天在東洋文庫吃飯，飯後大家閒談，白鳥庫吉稱我‘藍君’，我心裡很不舒服，我在東北大學已當了好多年教授，不稱我‘藍教授’也當稱我‘藍先生’，但我不好表現出來。當時，和田清跑東北，回來拿了一張中國的地契，說是三百年前明末的東西，讚歎不絕，大家傳觀，傳到清水博士，他遞與我先看，我看過了又交與他，他看了問我意見，我答以‘此非明末文件，而是光緒時文件，和田以為是弘光，我看是光緒，寫地契的人寫錯了，把緒字的糹旁寫成弓，把者寫成了厶，如此而已。’白鳥坐在對面不遠，聽到了，很驚訝，他要我再看看，我業已看過，我不再看。但說：‘這紙是清末流行東北的雙找紙，又厚又粗，不是明紙；錢的單位用吊，這是清制，明製為貫或緡，它的格式為清末至今通行的格式。’白鳥點頭，和田清過來和我握手致謝。白鳥又說：‘藍君，你認不認得陳教授？’我答：‘是不是陳援庵先生？’他說：‘不是，是陳寅恪先生。’我說：‘那是恩師。’白鳥一聽馬上隔桌趨前伸過手來。白鳥在日本史學界，被捧得如太陽，如何對陳先生如此佩服、尊敬呢？他說了，他研究中亞史問題，遇到困難，寫信請教奧國學者，覆信說向柏林大學某教授請教，而柏林大學的覆信說應請教陳教授，當時錢稻孫度春假來日，正住隔房，他說可以代為求教陳教授，錢的春假未完，陳教授的覆信已到，而問題也解決了。他說如無陳教授的幫助，可能至死不解。”

日本東洋史學創始人白鳥庫吉博士（東大學派）和內藤湖南博士（京大學派）：

此說在學術界流傳之廣，不是藍文徵、陳哲三師徒所能預想的。很多人最初知道陳寅恪的名字，正是在看了上述故事之後。在學術界和朋友們談起陳寅恪先生時，大家總要談起上述故事。蔣天樞先生在《陳寅恪先生傳》一文中也說：

民國二十二年（1933），先生四十四歲。本年，有《複錢稻孫書》，內容為答覆日本學者白鳥庫吉詢問有關中亞史問題。

然後，蔣天樞先生又將上述內容引用一遍。並說：“不識當日錢將此信原封給白鳥庫吉，還是使白鳥錄副而自將原信留起？如能獲原手跡，將可存寅恪先生一段重要文獻。”一番誠心，感人之至！此故事還被汪榮祖先生引用在他的《史家陳寅恪傳》等書中，而後又被他解釋成為W. Perceval Yetts解答中國碑文之事。

然而，令人遺憾的是，此故事又是出自藍文徵或陳哲三師生的“作古”，實際上並無此事存在。考證說明如下：

十大卷《白鳥庫吉全集》中關於所謂中亞史問題的論文只有一篇《中亞史上的人種問題》。而該篇論文只是一次學術演講，文字很短。以當時東洋史研究所達到的水準來看，實在談不上有何新意或獨見，引用的資料也很一般。類似水準的文章，當時一個東洋史專攻的研究生就可以寫出來。根本找不到那個使東洋史學祖師爺“可能至死不解”的問題存在。

既然白鳥庫吉博士有勇氣向被他稱為“藍君”的人說明此事，而他又有記日記的習慣，那麼在他的日記中、文章中、書信中記錄此事，是順理成章的。然而在白鳥庫吉博士的日記、文章、書信中並無有關此事的一點記錄。不只如此，連所謂奧國、柏林大學的學者回信也沒有。藍文徵所說在場人有和田清、而此說的起因又是由和田清而來。本書作者向和田清博士的後人二公子和田博德先生和女婿神田信夫先生進行了調查。他們在本書作者寫出《調查委託書》之後，特地向保存和田清博士日記和來往書信的——神奈川縣茅崎市檔案館寫了《調查同意書》，但遺憾的是：在和田清博士保存至今的全部日記和來往書信沒有對此事的一點說明。

把“弘光”誤寫成“光緒”的可能性是不會存在的。因為“弘光”和“光緒”的“光”字前後位置不同，他還不如說是清代“道光”年的東西，至少“光”字的位置是一樣的。而“緒”字中的“者”字即使在草書中也不會被寫成“厶”。

以上內容又是出自陳哲三先生之口，而藍文徵先生髮表的文章中並無對此事的說明。錢稻孫先生本人也從無此類說明文章發表，錢稻孫先生的女婿，陳寅恪的學生和同事、又曾任過中山大學歷史系主任的劉節先生也無此類說明文章發表。

在茶飯之餘的學術發言上，日本學者以至中國學者並無握手和伸手道謝的習慣。因為口頭上的發表觀點是一種交流，而不是為人授業、解惑，即使發言人講得再正確。陳哲三先生文中所引述的藍文徵一發言就引來了日本東洋史學祖師爺白鳥庫吉博士和東京大學東洋史主任教授和田清博士的握手和伸手致謝，完全是小說家之流的描寫。既使對陳寅恪很尊敬的白鳥庫吉博士和和田清博士二人，在與陳寅恪的來往中也從無向陳先生握手和伸手致謝的現象，因為日本學者在表達尊敬時從來都是鞠躬！而那次的“有天在東洋文庫吃飯，飯後大家閒談”應該是指在東洋文庫進行的每月一次的東洋史研究談話會，類似的談話會至今仍有，但地點是不固定的。

不難看出，上文的中心內容要表達的並不是日本學者如何尊敬陳寅恪，而藍文徵先生如何教訓了一次稱他為“藍君”而不是“藍教授”或“藍先生”的白鳥庫吉博士，以此化解了一下他的“心裡很不舒服”的感覺。其實，藍文徵先生誤解了白鳥庫吉博士的用意了。按照日本的習慣：白鳥庫吉博士對作為自己的學生和晚輩的和田清博士、以及和田清博士的學生和下屬、被和田清博士約請來的訪問學者只能稱“某某君”，並無一點不敬之意。只有被白鳥庫吉博士自己約請來的訪問學者，他才有可能稱其為“某某先生”。藍文徵先生更誤解了日本的稱謂習慣：在日本對一切從事教學工作的人一律稱“先生”——不管“先生”的職稱是教授還是講師。因此，“不稱我‘藍教授’也當稱我‘藍先生’”之說是以中國的“先生”和“教授”的區別來理解日本的“先生”一詞的內涵才出現的誤解。

藍文徵先生1927年在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學習一年，1933年來日，此間並無任職東北大學的記錄，何談“在東北大學已當了好多年教授”？

當時任職東洋文庫的歷史學者石田幹之助先生也不知道有此事。東洋文庫研究部長榎一雄先生證明當時並無白鳥庫吉博士和錢稻孫先生住為鄰居的現象。（此條證據是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池田溫博士向本書作者提示的，池田先生並以《陳寅恪先生與日本》一文見贈，在此向池田先生致以謝意。）

基於以上理由，可基本斷定此說是藍文徵先生或陳哲三先生的“作古”，並無其事存在。其原型或許就是因為稱謂問題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