譯者｜|陳望道與他翻譯的《共產黨宣言》漢譯本

本文轉自：中國翻譯研究院

陳望道，在我國的學術史、教育史和黨史上都佔有重要的一席。

他是1955年中科院成立時的第一批常務學部委員，國家一級教授，著名的語言學家，我國現代修辭學的開拓者和奠基人。

他是我國著名的教育家，新中國成立後復旦大學的首任校長，上海市社聯成立時的第一任主席。

他是1920年8月成立的中國共產黨上海發起組的成員和1921年中國共產黨上海地方委員會的第一任書記，就是這樣一位中國共產黨創始人之一的陳望道，在其年僅29歲時第一個把馬克思恩格斯著的《共產黨宣言》全文引入了中國。

是歷史的選擇也是陳望道個人的選擇

1920年3月份，正在“浙江一師”擔任國文教員的陳望道接到了《民國日報》邵力子的一封來信，得知《星期評論》社戴季陶要他翻譯《共產黨宣言》的消息，並給了他戴季陶提供的日文版《共產黨宣言》和李大釗從北大圖書館借來的英文版《共產黨宣言》。

在那個“五四”新文化運動蓬勃發展的時期，報紙上已可見一些馬克思、恩格斯著《共產黨宣言》的片段，但卻沒有一個人把它全文翻譯過來。當時戴季陶很想自己來完成這一工作又感到力不從心，因為他覺得要完成這本小冊子的翻譯，起碼得具備三個條件：一是對馬克思主義有深入的瞭解；二是至少得精通德、英、日三門外語中的一門；三是要有較高的漢語言文學素養。陳望道在日本留學期間就認識了日本早期社會主義者河上肇、山川均等人，很喜歡看他們從蘇俄翻譯過來的文章，從而接受了馬克思主義學說；他在日本留學精通日語，漢語功底又好，同時還懂英文，所以邵力子推薦了他來完成這一翻譯工作。邵力子所以推薦陳望道還與陳望道在“一師風潮”中的表現有關，與他先前巳在報刊上刊出的、介紹馬克思主義的文章有關。邵力子推薦陳望道，這可以說是一種歷史的選擇。當然也是陳望道個人的一種選擇，因為陳望道在接受翻譯任務前，剛剛經歷了“一師風潮”的冼禮。“一師風潮”使他“認識到不進行制度的根本改革，一切改良實施都是勞而無益的”。所以陳望道在事件結束之後，回到故鄉義烏分水塘村去進修馬克思主義，並且試譯《共產黨宣言》。

1920年3月，陳望道回到了他的家鄉著手翻譯工作。為了能避開各種干擾靜下心來專心地譯書，陳望道躲進了離住宅不遠處的柴屋內。因為譯書經常要熬夜，沒幾天，陳望道就瘦了不少。他母親看著十分心疼，特地包了粽子，配了些家鄉特產紅糖，給陳望道補補身體。他母親把粽子和紅糖送進去後，過了一會，在屋外問道：“是不是還要加點糖？”就聽陳望道說：“夠甜，夠甜了！”等到陳望道母親進去收拾碗碟的時候，看到陳望道滿嘴都是黑乎乎的，原來他把硯臺裡的墨汁當紅糖蘸著粽子給吃了！就是這樣，他全然忘我地一字一句地斟酌，一字一句地推敲，“花了比平時多五倍的功夫”，終於在1920年4月底完成了《共產黨宣言》的全文翻譯工作。

陳望道翻譯《共產黨宣言》時是沒有任何譯本可供參考的，但他還是較為準確地表達了原著的含義。

陳望道譯《共產黨宣言》的第一句是這樣翻譯的：“有一個怪物在歐洲徘徊著，這怪物就是共產主義。”以後的多個版本，對第一句的譯法都不盡相同。改來改去，現在我們可以讀到的成仿吾新版《共產黨宣言》的第一句：“一個魔怪出現在歐洲——共產主義的魔怪。”這種譯法，與陳望道的譯法十分接近。

陳望道是一位著名的語言學家，他翻譯的《共產黨宣言》通篇以現代白話文譯出，也呼應了當時的文學改良運動。他用通暢的白話文翻譯的《共產黨宣言》，時隔近一百年的今天來看仍十分流暢。

陳望道作為中國現代修辭學的奠基人，從他翻譯的《共產黨宣言》裡，還隨處可見一些白話文修辭學風氣的精彩語句，如“宗教的熱忱，義俠的血性，兒女的深情，早已在利害計較的冰水中淹死了。”我們通過與日文本和英文本《共產黨宣言》的比較，可以看出其翻譯的《共產黨宣言》表現出了明顯的中國特色。

1920年8月，在共產國際的資助下，陳望道譯《共產黨宣言》最終由上海又新印刷所以“社會主義研究社”的名義，作為社會主義研究小叢書的第一種出版。由於印刷的倉促，8月版《共產黨宣言》的書名錯印成了《共黨產宣言》，因為封面是紅色頭像，所以被稱為紅頭版《共產黨宣言》。9月再版時才把錯印的書名改了過來，同時封面換成了馬克思的藍色頭像，稱為藍頭版《共產黨宣言》。

出版的持續時間、版本和種類

陳望道譯《共產黨宣言》的出版持續時間，為1920年8月至1938年初。十八年間，跨越了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1924-1927年）和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1927-1937年）時期，並進入了抗日戰爭（1937-1945）時期。出版地開始在上海，1927年後因迫於當時的革命形勢，先移址廣州、武漢，最後移址延安。

由於中國共產黨建黨初期傳播馬克思主義的需要，繼“又新”印刷所之後，平民書社、上海書店和新文化書社等出版單位又相繼大量出版《共產黨宣言》，僅平民書社在1926年1月至5月就重印了十次，到5月已是第十七版了。以後廣州國光書店、湖北武昌長江書店等又印了近20版，加上1937-1938年間漢口人民出版社、延安青年出版社重印的三個版本，在1920-1938年的18年間陳望道譯《共產黨宣言》重印了近40個版本。目前，陳望道譯《共產黨宣言》初版本國內僅存11本（上海圖書館、上海一大會址紀念館、上海魯迅紀念館、上海檔案館、中國國家圖書館、北京市文物局、中國國家博物館、延安革命紀念館、浙江上虞市檔案館、溫州圖書館、山東東營歷史博物館），為國家一級文物。

在1920-1938年的18年間，由上海、廣州、武漢和延安出版的陳譯《共產黨宣言》有17種之多，可分為正裝本和偽裝本二類，譯者名字，依目前存有資料看為陳望道、陳佛突和仁子。在1920-1927年間出版的基本為正裝本，而1927年後多為偽裝本。偽裝本不是沒有譯者沒有出版地，就是書名僅用《宣言》二字。

出版後的影響

陳望道譯《共產黨宣言》的出版是出於當時革命形勢的需要，所以在1920年8月上海共產主義小組成立後，陳獨秀在發函至北京、武漢、長沙、濟南各地要求他們建立共產主義小組的同時，也寄去了陳望道譯的《共產黨宣言》。各地共產主義小組的成員在學習陳譯《共產黨宣言》的過程中，傳閱、熱議，甚至辯論，此後即在此基礎上成立了中國共產黨。所以，可以說，陳譯《共產黨宣言》的出版為1921年中國共產黨的成立奠定了重要的思想理論基礎，催生了中國共產黨的誕生；同時，還影響了毛澤東、劉少奇、朱德、周恩來、鄧小平等整整的一代人。

1920年夏天，毛澤東從湖南來到上海拜訪陳獨秀時，看到了陳獨秀正在校對的陳望道譯《共產黨宣言》。十多年後的一天，在延安的窯洞前，毛澤東對外國記者斯諾說：“有三本書特別深刻地銘記在我的心中，使我樹立起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其中一本書就是陳望道譯《共產黨宣言》”。

上海共產主義小組成立後，在上海創辦了一所幹部學校，對外宣稱外國語學社，劉少奇、任弼時、羅亦農、蕭勁光等都是這裡的學員。那時，每個學員都發一本《共產黨宣言》，並由文化教員陳望道給他們作講解。劉少奇在回憶那段歷史時說，當時他把《共產黨宣言》看了好幾遍，“從這本書中，我瞭解共產黨是幹什麼的，是怎樣的一個黨，我準不準備獻身於這個黨所從事的事業，經過一段時間的深思熟慮，最後決定參加共產黨，同時也準備獻身於黨的事業。”

周恩來是在法國勤工儉學時讀到《共產黨宣言》的，因為這一點，他在1949年召開的全國第一屆文代會上，當著代表們的面對陳望道說：“陳望道先生，我們都是您教育出來的”。朱德回憶說：1922年11月我在德國由周恩來介紹加入中國共產黨後，正是在柏林支部學習了陳望道譯的《共產黨宣言》後才走上革命旅程的。鄧小平也說過：“我的入門老師是《共產黨宣言》和《共產主義ABC》。”

此外，1920-1938年年間出版的近40個版本陳譯《共產黨宣言》的傳播，對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1924-1927年）、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1927-1937年）和抗日戰爭（1937-1945）的影響也是不可低估的。在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北伐戰爭）時期，《共產黨宣言》隨軍散發，幾乎人手一冊，它對於宣傳馬克思主義推動北伐戰爭的勝利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在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和抗日戰爭時期，《共產黨宣言》被反動當局列為禁書，從而產生了許多共產黨人為學習《共產黨宣言》、為保護《共產黨宣言》，不惜犧牲生命的動人故事。可以說，近一百年在《共產黨宣言》思想的指引下，我們才完成了從新民主主義革命成功到社會主義制度建立的全過程，並開創了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

時光流瀉，《共產黨宣言》自1920年在中國問世至今也近一百年了。其間世界風雲變幻，時勢更迭，但鉅著櫛風沐雨，經久不衰，真理的光芒依舊閃耀。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陳振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