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我和我的祖國》總導演陳凱歌：長路當歌，少年凱旋'
原創： 劉佳一 光華銳評
原創： 劉佳一 光華銳評
引言
八月份的前奏快要過去了，獅子座陳凱歌剛剛過了自己的67歲生日。
採訪前一天，他的新電影剛剛殺青，凌晨才從外地回到北京，又馬不停蹄接受了一天的採訪拍攝，此刻他坐在我面前有些疲憊。陳凱歌坦言，電影殺青後的感覺不是如釋重負的輕鬆，反而積壓許久的疲勞感會在獨自一人時統統湧上來。不過，只要一談起電影，我們熟悉的那雙深沉目光和嘴角微微揚起的笑容就會擠走疲憊，重新出現在陳凱歌的臉上。
10月1日，由陳凱歌擔任總導演，黃建新擔任總製片人，華夏電影發行有限責任公司領銜出品的國慶70週年獻禮鉅制《我和我的祖國》就將上映。總導演陳凱歌接受光華銳評獨家專訪，首度講述電影《我和我的祖國》的創作理念和拍攝內幕，分享他關於國家、個人、歷史、瞬間，以及土地的思考。
命題作業
《我和我的祖國》是一部既在期待之中，又在意料之外的電影。
作為全球第二大電影市場，電影在中國人的生活中扮演著越來越重要的角色。從2008年到2018年的10年間，中國內地電影票房從43億猛增到609億，遍佈城鎮的60079塊銀幕在去年吸引了17.16億人次的觀眾走進電影院，82部電影票房過億，其中國產影片44部，超過半數。觀眾越來越習慣於在國產影片營造的文化語境中去尋找深層次的民族自豪和情感共鳴，近兩年《戰狼2》《紅海行動》《流浪地球》《哪吒之魔童轉世》等爆款影片的出現，可以看作是中國電影人與觀眾共同締造的文化現象。
當國慶70週年臨近，人們自然期待有一部能夠代表中國電影頂級水準的作品，去帶領觀眾集體抵達一次情感釋放的頂峰。從這個意義上來說，電影《我和我的祖國》是一次“命題作業”，只不過“出題人”不是電影主管部門，而是翹首以待的全國觀眾。
原創： 劉佳一 光華銳評
引言
八月份的前奏快要過去了，獅子座陳凱歌剛剛過了自己的67歲生日。
採訪前一天，他的新電影剛剛殺青，凌晨才從外地回到北京，又馬不停蹄接受了一天的採訪拍攝，此刻他坐在我面前有些疲憊。陳凱歌坦言，電影殺青後的感覺不是如釋重負的輕鬆，反而積壓許久的疲勞感會在獨自一人時統統湧上來。不過，只要一談起電影，我們熟悉的那雙深沉目光和嘴角微微揚起的笑容就會擠走疲憊，重新出現在陳凱歌的臉上。
10月1日，由陳凱歌擔任總導演，黃建新擔任總製片人，華夏電影發行有限責任公司領銜出品的國慶70週年獻禮鉅制《我和我的祖國》就將上映。總導演陳凱歌接受光華銳評獨家專訪，首度講述電影《我和我的祖國》的創作理念和拍攝內幕，分享他關於國家、個人、歷史、瞬間，以及土地的思考。
命題作業
《我和我的祖國》是一部既在期待之中，又在意料之外的電影。
作為全球第二大電影市場，電影在中國人的生活中扮演著越來越重要的角色。從2008年到2018年的10年間，中國內地電影票房從43億猛增到609億，遍佈城鎮的60079塊銀幕在去年吸引了17.16億人次的觀眾走進電影院，82部電影票房過億，其中國產影片44部，超過半數。觀眾越來越習慣於在國產影片營造的文化語境中去尋找深層次的民族自豪和情感共鳴，近兩年《戰狼2》《紅海行動》《流浪地球》《哪吒之魔童轉世》等爆款影片的出現，可以看作是中國電影人與觀眾共同締造的文化現象。
當國慶70週年臨近，人們自然期待有一部能夠代表中國電影頂級水準的作品，去帶領觀眾集體抵達一次情感釋放的頂峰。從這個意義上來說，電影《我和我的祖國》是一次“命題作業”，只不過“出題人”不是電影主管部門，而是翹首以待的全國觀眾。
接過這道題的是7位導演，陳凱歌、張一白、管虎、薛曉路、徐崢、甯浩和文牧野，再加上出任總製片人的黃建新，集合了從“五零後”到“八零後”中國三代電影導演的代表性人物，幾乎每個人都擁有一流的行業地位、藝術水準和商業價值。我們可以簡單算一筆賬，8位導演的入行時間加起來超過174年，迄今為止執導過81部電影，票房累計150多億，榮獲過中外各大獎項百餘次，包括一座金棕櫚獎、一座金球獎、兩座東京電影節獎、一座威尼斯電影節獎、七座金雞獎和十二座華表獎。儘管陳凱歌認為國內有能力、有水平拍攝這部影片的導演還有很多，但這8個人的組合一經發布，還是被媒體迅速冠以“中國電影夢之隊”的稱號。
前所未有的期待直接變成清晰可見的壓力。對於接拍這部電影，張一白說他“不輕鬆”，管虎說他“誠惶誠恐、戰戰兢兢”，文牧野則坦白自己坐在電影啟動儀式的現場還一直“抖個不停”。但藝術創作需要這樣的腎上腺素，把每一次的挑戰內化成為一場與自己的較真、較勁乃至較量，這一次也不例外。導演們的創作初衷高度一致，他們要拍攝一部與傳統觀念上的獻禮影片或主旋律影片不一樣的電影。用陳凱歌的話說，《我和我的祖國》不是一部作業，而是一部作品，“它必須符合這個時代和市場的藝術創作規律，讓市場能夠接受，讓觀眾覺得好看，又能夠達到向國慶70週年獻禮的意義。”
電影《我和我的祖國》最終確定以7位導演每人執導一部獨立故事的方式完成，每個故事不超過20分鐘，以這種如同“七巧板”一般的電影創作方式完成對國家慶典的莊嚴獻禮，這在中國電影史上尚屬首次。大膽創新的背後是導演們為自己設置的一道更高的“障礙”——如此宏大的主題和歷史，被限制在20分鐘的時長裡去講述，他們究竟能拍什麼？
迎頭相撞
陳凱歌主動帶記者“回到”了靈感萌芽的那一刻。
那是1964年10月16日的北京，12歲的陳凱歌走出西師一附小，他家離得不遠，往北走一刻鐘就到。但那個下午，突然間從四面八方湧出的狂歡人群讓陳凱歌停下了回家的腳步，他順著人群一路往南，拐上長安街，走向天安門。他記得很清楚，路上他突然流起鼻血，被迫仰著頭，在摩肩接踵的人群中踉踉蹌蹌，藍天白雲在眼前流過，然後就是漫天飛舞的《人民日報》號外，他接到一張，套紅的大標題寫著“我國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成功”，67歲的陳凱歌回憶起那個瞬間，想到了毛澤東的一句詩“頭上高山，風捲紅旗過大關。”
原創： 劉佳一 光華銳評
引言
八月份的前奏快要過去了，獅子座陳凱歌剛剛過了自己的67歲生日。
採訪前一天，他的新電影剛剛殺青，凌晨才從外地回到北京，又馬不停蹄接受了一天的採訪拍攝，此刻他坐在我面前有些疲憊。陳凱歌坦言，電影殺青後的感覺不是如釋重負的輕鬆，反而積壓許久的疲勞感會在獨自一人時統統湧上來。不過，只要一談起電影，我們熟悉的那雙深沉目光和嘴角微微揚起的笑容就會擠走疲憊，重新出現在陳凱歌的臉上。
10月1日，由陳凱歌擔任總導演，黃建新擔任總製片人，華夏電影發行有限責任公司領銜出品的國慶70週年獻禮鉅制《我和我的祖國》就將上映。總導演陳凱歌接受光華銳評獨家專訪，首度講述電影《我和我的祖國》的創作理念和拍攝內幕，分享他關於國家、個人、歷史、瞬間，以及土地的思考。
命題作業
《我和我的祖國》是一部既在期待之中，又在意料之外的電影。
作為全球第二大電影市場，電影在中國人的生活中扮演著越來越重要的角色。從2008年到2018年的10年間，中國內地電影票房從43億猛增到609億，遍佈城鎮的60079塊銀幕在去年吸引了17.16億人次的觀眾走進電影院，82部電影票房過億，其中國產影片44部，超過半數。觀眾越來越習慣於在國產影片營造的文化語境中去尋找深層次的民族自豪和情感共鳴，近兩年《戰狼2》《紅海行動》《流浪地球》《哪吒之魔童轉世》等爆款影片的出現，可以看作是中國電影人與觀眾共同締造的文化現象。
當國慶70週年臨近，人們自然期待有一部能夠代表中國電影頂級水準的作品，去帶領觀眾集體抵達一次情感釋放的頂峰。從這個意義上來說，電影《我和我的祖國》是一次“命題作業”，只不過“出題人”不是電影主管部門，而是翹首以待的全國觀眾。
接過這道題的是7位導演，陳凱歌、張一白、管虎、薛曉路、徐崢、甯浩和文牧野，再加上出任總製片人的黃建新，集合了從“五零後”到“八零後”中國三代電影導演的代表性人物，幾乎每個人都擁有一流的行業地位、藝術水準和商業價值。我們可以簡單算一筆賬，8位導演的入行時間加起來超過174年，迄今為止執導過81部電影，票房累計150多億，榮獲過中外各大獎項百餘次，包括一座金棕櫚獎、一座金球獎、兩座東京電影節獎、一座威尼斯電影節獎、七座金雞獎和十二座華表獎。儘管陳凱歌認為國內有能力、有水平拍攝這部影片的導演還有很多，但這8個人的組合一經發布，還是被媒體迅速冠以“中國電影夢之隊”的稱號。
前所未有的期待直接變成清晰可見的壓力。對於接拍這部電影，張一白說他“不輕鬆”，管虎說他“誠惶誠恐、戰戰兢兢”，文牧野則坦白自己坐在電影啟動儀式的現場還一直“抖個不停”。但藝術創作需要這樣的腎上腺素，把每一次的挑戰內化成為一場與自己的較真、較勁乃至較量，這一次也不例外。導演們的創作初衷高度一致，他們要拍攝一部與傳統觀念上的獻禮影片或主旋律影片不一樣的電影。用陳凱歌的話說，《我和我的祖國》不是一部作業，而是一部作品，“它必須符合這個時代和市場的藝術創作規律，讓市場能夠接受，讓觀眾覺得好看，又能夠達到向國慶70週年獻禮的意義。”
電影《我和我的祖國》最終確定以7位導演每人執導一部獨立故事的方式完成，每個故事不超過20分鐘，以這種如同“七巧板”一般的電影創作方式完成對國家慶典的莊嚴獻禮，這在中國電影史上尚屬首次。大膽創新的背後是導演們為自己設置的一道更高的“障礙”——如此宏大的主題和歷史，被限制在20分鐘的時長裡去講述，他們究竟能拍什麼？
迎頭相撞
陳凱歌主動帶記者“回到”了靈感萌芽的那一刻。
那是1964年10月16日的北京，12歲的陳凱歌走出西師一附小，他家離得不遠，往北走一刻鐘就到。但那個下午，突然間從四面八方湧出的狂歡人群讓陳凱歌停下了回家的腳步，他順著人群一路往南，拐上長安街，走向天安門。他記得很清楚，路上他突然流起鼻血，被迫仰著頭，在摩肩接踵的人群中踉踉蹌蹌，藍天白雲在眼前流過，然後就是漫天飛舞的《人民日報》號外，他接到一張，套紅的大標題寫著“我國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成功”，67歲的陳凱歌回憶起那個瞬間，想到了毛澤東的一句詩“頭上高山，風捲紅旗過大關。”
那個流著鼻血的12歲的下午，成為陳凱歌對中國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成功最深刻的記憶，也為他在50多年後執導《我和我的祖國》找到了令自己怦然心動的創作主題，他和他的合作者們總結為12個字——歷史瞬間，全民記憶，迎頭相撞。時間以不間斷的行走成為歷史，而我們卻習慣以“瞬間”來記憶永恆，70年間，無數個體與歷史瞬間的“迎頭相撞”釋放出巨大能量，改變了這些人的命運，而他們被改變的命運又進一步改變了這個國家的未來，這就是“歷史瞬間”的意義，這就是“全民記憶”的形成，這就是“迎頭相撞”的能量。陳凱歌說：“經歷了這個瞬間，他們就是不同的人了。”
小學期間，陳凱歌有一個習慣，每年的9月30日放學後，他都會揹著書包從學校走到天安門，只為提前感受國慶節的氣氛，那是他最高興的一天。“這件事對一個十來歲的孩子有什麼了不起呢？”他問，“它讓你和這個國家，和這個時代，有了一種血肉相連的關係。”
《我和我的祖國》選定了7個歷史瞬間，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1964年10月16日中國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成功，1984年8月8日中國女排奧運會奪冠首獲世界大賽三連冠，1997年7月1日香港迴歸，2008年8月8日的北京奧運會開幕式，2015年9月3日紀念抗戰勝利70週年閱兵式，以及2016年11月18日神舟十一號飛船返回艙成功著陸。“這些歷史瞬間就像一粒粒種子，在不知不覺間落進中國人的心田，說不定在什麼時候就會生根發芽”，陳凱歌說“我們希望能夠拍出這樣的故事，展現當這些重大歷史事件發生在他們身邊的時候，對這些人發生了什麼樣的影響。”
《我和我的祖國》截取這7個瞬間，像是被放置在顯微鏡下觀察的7個歷史切片，上面記錄著共和國70年的成長足跡，記錄著14億中國人魂牽夢繞的民族情結。如果你輕輕轉動顯微鏡的焦距，在大歷史的切片上，一張張陌生而熟悉的面孔就會慢慢浮現出來，他們是歷史的主宰者，是如你我一樣的普通人，他們就是這部影片的主人公。
吾土吾民
在《我和我的祖國》片方發佈的海報和宣傳片上，我們看到了黃渤、張譯、劉濤、杜江、葛優、宋佳、劉昊然、陳飛宇等演員的身影，但無一例外，他們只有面孔，沒有名字。總導演陳凱歌這樣定義這些人：“他們是普通的中國人，是全力以赴地為改變這個國家命運和現狀做出最大貢獻的人，我們的著眼點，我們的興趣點，是在這些人身上。”
陳凱歌透露，影片在籌備之初有想過叫《我的祖國》，但最後還是毫不猶豫選擇了《我和我的祖國》。選擇這個題目，電影講述的主體就不再是個人，也不是國家，而是個人與國家緊密相連、相互依存的關係。陳凱歌用了一個詞——吾土吾民，這是林語堂的一本書名（又名《中國人》），描繪了中國人的群像，陳凱歌借這個詞來說明國家、土地和人民三者之間的關係，有國家才有國土，有國土才有人民。作為大河孕育出的農業文明古國，陳凱歌覺得中國人與土地之間的感情格外深厚，土地對中國人也格外溫情。理解了“一方水土養一方人”的內涵，才能夠理解五千年中華文明和中國人的民族性格是怎樣形成的。“這個片名中只有一個‘我’字，所有中國人都是這個‘我’”，陳凱歌解釋說，“我希望觀眾會覺得自己就是這個故事中的一個人，這是我最想要的結果。”
在陳凱歌35年的導演生涯中，“人與土地”是他永遠的創作主題。或許是北京四合院里長大的經歷，又或許是七年雲南插隊的農墾生活，讓他與土地產生了揮之不去的眷戀。這種眷戀出現在他的文字中，他寫小時候的北京，“那時北京，彷彿護城河裡故宮角樓的倒影，夢一樣安詳著，小風吹過，晃動了，卻不破碎。它的古鬆和早梅，庭院和街道，都顯出古老和平，而且驕傲。”他寫插隊時候的雲南，“站在高處一望，樹都綠著，綠得各自不同，隆隆的殘雷聲中，天地間到處都是水珠滾落時的閃閃反射。”
原創： 劉佳一 光華銳評
引言
八月份的前奏快要過去了，獅子座陳凱歌剛剛過了自己的67歲生日。
採訪前一天，他的新電影剛剛殺青，凌晨才從外地回到北京，又馬不停蹄接受了一天的採訪拍攝，此刻他坐在我面前有些疲憊。陳凱歌坦言，電影殺青後的感覺不是如釋重負的輕鬆，反而積壓許久的疲勞感會在獨自一人時統統湧上來。不過，只要一談起電影，我們熟悉的那雙深沉目光和嘴角微微揚起的笑容就會擠走疲憊，重新出現在陳凱歌的臉上。
10月1日，由陳凱歌擔任總導演，黃建新擔任總製片人，華夏電影發行有限責任公司領銜出品的國慶70週年獻禮鉅制《我和我的祖國》就將上映。總導演陳凱歌接受光華銳評獨家專訪，首度講述電影《我和我的祖國》的創作理念和拍攝內幕，分享他關於國家、個人、歷史、瞬間，以及土地的思考。
命題作業
《我和我的祖國》是一部既在期待之中，又在意料之外的電影。
作為全球第二大電影市場，電影在中國人的生活中扮演著越來越重要的角色。從2008年到2018年的10年間，中國內地電影票房從43億猛增到609億，遍佈城鎮的60079塊銀幕在去年吸引了17.16億人次的觀眾走進電影院，82部電影票房過億，其中國產影片44部，超過半數。觀眾越來越習慣於在國產影片營造的文化語境中去尋找深層次的民族自豪和情感共鳴，近兩年《戰狼2》《紅海行動》《流浪地球》《哪吒之魔童轉世》等爆款影片的出現，可以看作是中國電影人與觀眾共同締造的文化現象。
當國慶70週年臨近，人們自然期待有一部能夠代表中國電影頂級水準的作品，去帶領觀眾集體抵達一次情感釋放的頂峰。從這個意義上來說，電影《我和我的祖國》是一次“命題作業”，只不過“出題人”不是電影主管部門，而是翹首以待的全國觀眾。
接過這道題的是7位導演，陳凱歌、張一白、管虎、薛曉路、徐崢、甯浩和文牧野，再加上出任總製片人的黃建新，集合了從“五零後”到“八零後”中國三代電影導演的代表性人物，幾乎每個人都擁有一流的行業地位、藝術水準和商業價值。我們可以簡單算一筆賬，8位導演的入行時間加起來超過174年，迄今為止執導過81部電影，票房累計150多億，榮獲過中外各大獎項百餘次，包括一座金棕櫚獎、一座金球獎、兩座東京電影節獎、一座威尼斯電影節獎、七座金雞獎和十二座華表獎。儘管陳凱歌認為國內有能力、有水平拍攝這部影片的導演還有很多，但這8個人的組合一經發布，還是被媒體迅速冠以“中國電影夢之隊”的稱號。
前所未有的期待直接變成清晰可見的壓力。對於接拍這部電影，張一白說他“不輕鬆”，管虎說他“誠惶誠恐、戰戰兢兢”，文牧野則坦白自己坐在電影啟動儀式的現場還一直“抖個不停”。但藝術創作需要這樣的腎上腺素，把每一次的挑戰內化成為一場與自己的較真、較勁乃至較量，這一次也不例外。導演們的創作初衷高度一致，他們要拍攝一部與傳統觀念上的獻禮影片或主旋律影片不一樣的電影。用陳凱歌的話說，《我和我的祖國》不是一部作業，而是一部作品，“它必須符合這個時代和市場的藝術創作規律，讓市場能夠接受，讓觀眾覺得好看，又能夠達到向國慶70週年獻禮的意義。”
電影《我和我的祖國》最終確定以7位導演每人執導一部獨立故事的方式完成，每個故事不超過20分鐘，以這種如同“七巧板”一般的電影創作方式完成對國家慶典的莊嚴獻禮，這在中國電影史上尚屬首次。大膽創新的背後是導演們為自己設置的一道更高的“障礙”——如此宏大的主題和歷史，被限制在20分鐘的時長裡去講述，他們究竟能拍什麼？
迎頭相撞
陳凱歌主動帶記者“回到”了靈感萌芽的那一刻。
那是1964年10月16日的北京，12歲的陳凱歌走出西師一附小，他家離得不遠，往北走一刻鐘就到。但那個下午，突然間從四面八方湧出的狂歡人群讓陳凱歌停下了回家的腳步，他順著人群一路往南，拐上長安街，走向天安門。他記得很清楚，路上他突然流起鼻血，被迫仰著頭，在摩肩接踵的人群中踉踉蹌蹌，藍天白雲在眼前流過，然後就是漫天飛舞的《人民日報》號外，他接到一張，套紅的大標題寫著“我國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成功”，67歲的陳凱歌回憶起那個瞬間，想到了毛澤東的一句詩“頭上高山，風捲紅旗過大關。”
那個流著鼻血的12歲的下午，成為陳凱歌對中國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成功最深刻的記憶，也為他在50多年後執導《我和我的祖國》找到了令自己怦然心動的創作主題，他和他的合作者們總結為12個字——歷史瞬間，全民記憶，迎頭相撞。時間以不間斷的行走成為歷史，而我們卻習慣以“瞬間”來記憶永恆，70年間，無數個體與歷史瞬間的“迎頭相撞”釋放出巨大能量，改變了這些人的命運，而他們被改變的命運又進一步改變了這個國家的未來，這就是“歷史瞬間”的意義，這就是“全民記憶”的形成，這就是“迎頭相撞”的能量。陳凱歌說：“經歷了這個瞬間，他們就是不同的人了。”
小學期間，陳凱歌有一個習慣，每年的9月30日放學後，他都會揹著書包從學校走到天安門，只為提前感受國慶節的氣氛，那是他最高興的一天。“這件事對一個十來歲的孩子有什麼了不起呢？”他問，“它讓你和這個國家，和這個時代，有了一種血肉相連的關係。”
《我和我的祖國》選定了7個歷史瞬間，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1964年10月16日中國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成功，1984年8月8日中國女排奧運會奪冠首獲世界大賽三連冠，1997年7月1日香港迴歸，2008年8月8日的北京奧運會開幕式，2015年9月3日紀念抗戰勝利70週年閱兵式，以及2016年11月18日神舟十一號飛船返回艙成功著陸。“這些歷史瞬間就像一粒粒種子，在不知不覺間落進中國人的心田，說不定在什麼時候就會生根發芽”，陳凱歌說“我們希望能夠拍出這樣的故事，展現當這些重大歷史事件發生在他們身邊的時候，對這些人發生了什麼樣的影響。”
《我和我的祖國》截取這7個瞬間，像是被放置在顯微鏡下觀察的7個歷史切片，上面記錄著共和國70年的成長足跡，記錄著14億中國人魂牽夢繞的民族情結。如果你輕輕轉動顯微鏡的焦距，在大歷史的切片上，一張張陌生而熟悉的面孔就會慢慢浮現出來，他們是歷史的主宰者，是如你我一樣的普通人，他們就是這部影片的主人公。
吾土吾民
在《我和我的祖國》片方發佈的海報和宣傳片上，我們看到了黃渤、張譯、劉濤、杜江、葛優、宋佳、劉昊然、陳飛宇等演員的身影，但無一例外，他們只有面孔，沒有名字。總導演陳凱歌這樣定義這些人：“他們是普通的中國人，是全力以赴地為改變這個國家命運和現狀做出最大貢獻的人，我們的著眼點，我們的興趣點，是在這些人身上。”
陳凱歌透露，影片在籌備之初有想過叫《我的祖國》，但最後還是毫不猶豫選擇了《我和我的祖國》。選擇這個題目，電影講述的主體就不再是個人，也不是國家，而是個人與國家緊密相連、相互依存的關係。陳凱歌用了一個詞——吾土吾民，這是林語堂的一本書名（又名《中國人》），描繪了中國人的群像，陳凱歌借這個詞來說明國家、土地和人民三者之間的關係，有國家才有國土，有國土才有人民。作為大河孕育出的農業文明古國，陳凱歌覺得中國人與土地之間的感情格外深厚，土地對中國人也格外溫情。理解了“一方水土養一方人”的內涵，才能夠理解五千年中華文明和中國人的民族性格是怎樣形成的。“這個片名中只有一個‘我’字，所有中國人都是這個‘我’”，陳凱歌解釋說，“我希望觀眾會覺得自己就是這個故事中的一個人，這是我最想要的結果。”
在陳凱歌35年的導演生涯中，“人與土地”是他永遠的創作主題。或許是北京四合院里長大的經歷，又或許是七年雲南插隊的農墾生活，讓他與土地產生了揮之不去的眷戀。這種眷戀出現在他的文字中，他寫小時候的北京，“那時北京，彷彿護城河裡故宮角樓的倒影，夢一樣安詳著，小風吹過，晃動了，卻不破碎。它的古鬆和早梅，庭院和街道，都顯出古老和平，而且驕傲。”他寫插隊時候的雲南，“站在高處一望，樹都綠著，綠得各自不同，隆隆的殘雷聲中，天地間到處都是水珠滾落時的閃閃反射。”
這種眷戀也出現在他的電影中，從最早的一部《黃土地》到最新的一部《妖貓傳》，他因為喜歡土地的廣袤壯闊，進而喜歡盛唐的開放包容。這次拍攝《我和我的祖國》，他把外景地選在了敦煌，他說“那裡的廣袤土地、戈壁灘，再加上雅丹地貌，給你一種特別溫情的感覺。”言談話語中，你能感覺出土地在陳凱歌的心中有如母愛一般的存在。他被一些網友叫做“建城狂魔”，調侃他拍電影總是要耗費巨大精力搭建實景，甚至不惜還原一座城市，而事實上，搭建城市正是他嘗試與土地建立關係的過程，有城就有國，有國就有人，有人也就有了故事，腳踏實地是讓陳凱歌可以在創作上天馬行空的力量源泉。
這一次，在《我和我的祖國》的拍攝中，他進一步將“人與土地”的關係延展出“天空”的維度，在這部田壯壯、江珊參演的名為《白晝流星》的短片中，他要講述宇航員和地球的故事。
回鄉的人
在已經發布的預告片中，劉昊然和陳飛宇飾演一對外出返鄉的少年兄弟。少年在旁白中說：“李叔對我們說，天亮的時候會來幾個尊貴的客人。是什麼客人？”鏡頭隨即推向田壯壯飾演的“李叔”，老人用飽含溫情的語調道出了《白晝流星》的故事核心——“回鄉的人”。
“對於宇航員來說，他們也是回鄉人，從外太空回到自己的國土，這本來就有一種回家的意味”。陳凱歌透露，在敦煌的拍攝現場，當看到數十輛飄揚著五星紅旗的軍車馳騁在戈壁灘上，數百名身穿軍裝的群眾演員面對徐徐打開的返回艙，喊出“歡迎回家”的口號時，攝製組的很多工作人員情不自禁地熱淚盈眶。“回鄉”的含義第一次以這樣的方式呈現在人們面前。之所以拍攝這個主題，陳凱歌說：“因為中國人是最戀家的，中國人是要回家的！”所以，出人意料的，在這部以載人航天為背景的短片中，陳凱歌沒有把鏡頭對準天空，而是對準土地，他想講述的不是出征，而是歸來。
原創： 劉佳一 光華銳評
引言
八月份的前奏快要過去了，獅子座陳凱歌剛剛過了自己的67歲生日。
採訪前一天，他的新電影剛剛殺青，凌晨才從外地回到北京，又馬不停蹄接受了一天的採訪拍攝，此刻他坐在我面前有些疲憊。陳凱歌坦言，電影殺青後的感覺不是如釋重負的輕鬆，反而積壓許久的疲勞感會在獨自一人時統統湧上來。不過，只要一談起電影，我們熟悉的那雙深沉目光和嘴角微微揚起的笑容就會擠走疲憊，重新出現在陳凱歌的臉上。
10月1日，由陳凱歌擔任總導演，黃建新擔任總製片人，華夏電影發行有限責任公司領銜出品的國慶70週年獻禮鉅制《我和我的祖國》就將上映。總導演陳凱歌接受光華銳評獨家專訪，首度講述電影《我和我的祖國》的創作理念和拍攝內幕，分享他關於國家、個人、歷史、瞬間，以及土地的思考。
命題作業
《我和我的祖國》是一部既在期待之中，又在意料之外的電影。
作為全球第二大電影市場，電影在中國人的生活中扮演著越來越重要的角色。從2008年到2018年的10年間，中國內地電影票房從43億猛增到609億，遍佈城鎮的60079塊銀幕在去年吸引了17.16億人次的觀眾走進電影院，82部電影票房過億，其中國產影片44部，超過半數。觀眾越來越習慣於在國產影片營造的文化語境中去尋找深層次的民族自豪和情感共鳴，近兩年《戰狼2》《紅海行動》《流浪地球》《哪吒之魔童轉世》等爆款影片的出現，可以看作是中國電影人與觀眾共同締造的文化現象。
當國慶70週年臨近，人們自然期待有一部能夠代表中國電影頂級水準的作品，去帶領觀眾集體抵達一次情感釋放的頂峰。從這個意義上來說，電影《我和我的祖國》是一次“命題作業”，只不過“出題人”不是電影主管部門，而是翹首以待的全國觀眾。
接過這道題的是7位導演，陳凱歌、張一白、管虎、薛曉路、徐崢、甯浩和文牧野，再加上出任總製片人的黃建新，集合了從“五零後”到“八零後”中國三代電影導演的代表性人物，幾乎每個人都擁有一流的行業地位、藝術水準和商業價值。我們可以簡單算一筆賬，8位導演的入行時間加起來超過174年，迄今為止執導過81部電影，票房累計150多億，榮獲過中外各大獎項百餘次，包括一座金棕櫚獎、一座金球獎、兩座東京電影節獎、一座威尼斯電影節獎、七座金雞獎和十二座華表獎。儘管陳凱歌認為國內有能力、有水平拍攝這部影片的導演還有很多，但這8個人的組合一經發布，還是被媒體迅速冠以“中國電影夢之隊”的稱號。
前所未有的期待直接變成清晰可見的壓力。對於接拍這部電影，張一白說他“不輕鬆”，管虎說他“誠惶誠恐、戰戰兢兢”，文牧野則坦白自己坐在電影啟動儀式的現場還一直“抖個不停”。但藝術創作需要這樣的腎上腺素，把每一次的挑戰內化成為一場與自己的較真、較勁乃至較量，這一次也不例外。導演們的創作初衷高度一致，他們要拍攝一部與傳統觀念上的獻禮影片或主旋律影片不一樣的電影。用陳凱歌的話說，《我和我的祖國》不是一部作業，而是一部作品，“它必須符合這個時代和市場的藝術創作規律，讓市場能夠接受，讓觀眾覺得好看，又能夠達到向國慶70週年獻禮的意義。”
電影《我和我的祖國》最終確定以7位導演每人執導一部獨立故事的方式完成，每個故事不超過20分鐘，以這種如同“七巧板”一般的電影創作方式完成對國家慶典的莊嚴獻禮，這在中國電影史上尚屬首次。大膽創新的背後是導演們為自己設置的一道更高的“障礙”——如此宏大的主題和歷史，被限制在20分鐘的時長裡去講述，他們究竟能拍什麼？
迎頭相撞
陳凱歌主動帶記者“回到”了靈感萌芽的那一刻。
那是1964年10月16日的北京，12歲的陳凱歌走出西師一附小，他家離得不遠，往北走一刻鐘就到。但那個下午，突然間從四面八方湧出的狂歡人群讓陳凱歌停下了回家的腳步，他順著人群一路往南，拐上長安街，走向天安門。他記得很清楚，路上他突然流起鼻血，被迫仰著頭，在摩肩接踵的人群中踉踉蹌蹌，藍天白雲在眼前流過，然後就是漫天飛舞的《人民日報》號外，他接到一張，套紅的大標題寫著“我國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成功”，67歲的陳凱歌回憶起那個瞬間，想到了毛澤東的一句詩“頭上高山，風捲紅旗過大關。”
那個流著鼻血的12歲的下午，成為陳凱歌對中國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成功最深刻的記憶，也為他在50多年後執導《我和我的祖國》找到了令自己怦然心動的創作主題，他和他的合作者們總結為12個字——歷史瞬間，全民記憶，迎頭相撞。時間以不間斷的行走成為歷史，而我們卻習慣以“瞬間”來記憶永恆，70年間，無數個體與歷史瞬間的“迎頭相撞”釋放出巨大能量，改變了這些人的命運，而他們被改變的命運又進一步改變了這個國家的未來，這就是“歷史瞬間”的意義，這就是“全民記憶”的形成，這就是“迎頭相撞”的能量。陳凱歌說：“經歷了這個瞬間，他們就是不同的人了。”
小學期間，陳凱歌有一個習慣，每年的9月30日放學後，他都會揹著書包從學校走到天安門，只為提前感受國慶節的氣氛，那是他最高興的一天。“這件事對一個十來歲的孩子有什麼了不起呢？”他問，“它讓你和這個國家，和這個時代，有了一種血肉相連的關係。”
《我和我的祖國》選定了7個歷史瞬間，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1964年10月16日中國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成功，1984年8月8日中國女排奧運會奪冠首獲世界大賽三連冠，1997年7月1日香港迴歸，2008年8月8日的北京奧運會開幕式，2015年9月3日紀念抗戰勝利70週年閱兵式，以及2016年11月18日神舟十一號飛船返回艙成功著陸。“這些歷史瞬間就像一粒粒種子，在不知不覺間落進中國人的心田，說不定在什麼時候就會生根發芽”，陳凱歌說“我們希望能夠拍出這樣的故事，展現當這些重大歷史事件發生在他們身邊的時候，對這些人發生了什麼樣的影響。”
《我和我的祖國》截取這7個瞬間，像是被放置在顯微鏡下觀察的7個歷史切片，上面記錄著共和國70年的成長足跡，記錄著14億中國人魂牽夢繞的民族情結。如果你輕輕轉動顯微鏡的焦距，在大歷史的切片上，一張張陌生而熟悉的面孔就會慢慢浮現出來，他們是歷史的主宰者，是如你我一樣的普通人，他們就是這部影片的主人公。
吾土吾民
在《我和我的祖國》片方發佈的海報和宣傳片上，我們看到了黃渤、張譯、劉濤、杜江、葛優、宋佳、劉昊然、陳飛宇等演員的身影，但無一例外，他們只有面孔，沒有名字。總導演陳凱歌這樣定義這些人：“他們是普通的中國人，是全力以赴地為改變這個國家命運和現狀做出最大貢獻的人，我們的著眼點，我們的興趣點，是在這些人身上。”
陳凱歌透露，影片在籌備之初有想過叫《我的祖國》，但最後還是毫不猶豫選擇了《我和我的祖國》。選擇這個題目，電影講述的主體就不再是個人，也不是國家，而是個人與國家緊密相連、相互依存的關係。陳凱歌用了一個詞——吾土吾民，這是林語堂的一本書名（又名《中國人》），描繪了中國人的群像，陳凱歌借這個詞來說明國家、土地和人民三者之間的關係，有國家才有國土，有國土才有人民。作為大河孕育出的農業文明古國，陳凱歌覺得中國人與土地之間的感情格外深厚，土地對中國人也格外溫情。理解了“一方水土養一方人”的內涵，才能夠理解五千年中華文明和中國人的民族性格是怎樣形成的。“這個片名中只有一個‘我’字，所有中國人都是這個‘我’”，陳凱歌解釋說，“我希望觀眾會覺得自己就是這個故事中的一個人，這是我最想要的結果。”
在陳凱歌35年的導演生涯中，“人與土地”是他永遠的創作主題。或許是北京四合院里長大的經歷，又或許是七年雲南插隊的農墾生活，讓他與土地產生了揮之不去的眷戀。這種眷戀出現在他的文字中，他寫小時候的北京，“那時北京，彷彿護城河裡故宮角樓的倒影，夢一樣安詳著，小風吹過，晃動了，卻不破碎。它的古鬆和早梅，庭院和街道，都顯出古老和平，而且驕傲。”他寫插隊時候的雲南，“站在高處一望，樹都綠著，綠得各自不同，隆隆的殘雷聲中，天地間到處都是水珠滾落時的閃閃反射。”
這種眷戀也出現在他的電影中，從最早的一部《黃土地》到最新的一部《妖貓傳》，他因為喜歡土地的廣袤壯闊，進而喜歡盛唐的開放包容。這次拍攝《我和我的祖國》，他把外景地選在了敦煌，他說“那裡的廣袤土地、戈壁灘，再加上雅丹地貌，給你一種特別溫情的感覺。”言談話語中，你能感覺出土地在陳凱歌的心中有如母愛一般的存在。他被一些網友叫做“建城狂魔”，調侃他拍電影總是要耗費巨大精力搭建實景，甚至不惜還原一座城市，而事實上，搭建城市正是他嘗試與土地建立關係的過程，有城就有國，有國就有人，有人也就有了故事，腳踏實地是讓陳凱歌可以在創作上天馬行空的力量源泉。
這一次，在《我和我的祖國》的拍攝中，他進一步將“人與土地”的關係延展出“天空”的維度，在這部田壯壯、江珊參演的名為《白晝流星》的短片中，他要講述宇航員和地球的故事。
回鄉的人
在已經發布的預告片中，劉昊然和陳飛宇飾演一對外出返鄉的少年兄弟。少年在旁白中說：“李叔對我們說，天亮的時候會來幾個尊貴的客人。是什麼客人？”鏡頭隨即推向田壯壯飾演的“李叔”，老人用飽含溫情的語調道出了《白晝流星》的故事核心——“回鄉的人”。
“對於宇航員來說，他們也是回鄉人，從外太空回到自己的國土，這本來就有一種回家的意味”。陳凱歌透露，在敦煌的拍攝現場，當看到數十輛飄揚著五星紅旗的軍車馳騁在戈壁灘上，數百名身穿軍裝的群眾演員面對徐徐打開的返回艙，喊出“歡迎回家”的口號時，攝製組的很多工作人員情不自禁地熱淚盈眶。“回鄉”的含義第一次以這樣的方式呈現在人們面前。之所以拍攝這個主題，陳凱歌說：“因為中國人是最戀家的，中國人是要回家的！”所以，出人意料的，在這部以載人航天為背景的短片中，陳凱歌沒有把鏡頭對準天空，而是對準土地，他想講述的不是出征，而是歸來。
為了最大程度還原歷史瞬間的真實感受，陳凱歌按照1:1的比例還原了神舟十一號飛船返回艙，並請來了當年執行任務的兩位宇航員景海鵬和陳冬，原樣復現出艙的瞬間，甚至連影片中第一個打開艙門的人都是當年的那個工作人員。陳凱歌不是在還原歷史，也不是在還原故事，他其實是在還原一種觸感，一種“回鄉人”的雙腳踩在故鄉土地上的觸感，一種“家鄉人”為久別歸來的孩子打開家門的觸感，他希望藉助航天工作者的親身參演，打破影像與現實之間的牆，讓每個觀看電影的“我”都成為其中的一個人，讓回鄉之情得到最大程度的釋放。後期階段，陳凱歌反覆叮囑作曲，要特別注意影片中一個重要的時間節點，就是宇航員出艙之後雙腳觸碰到土地的瞬間，他抬起手做出鏡頭的示意，“從返回艙出來的時候，我們是從他們的腳開始拍起的，這就是回家的意味。”
原創： 劉佳一 光華銳評
引言
八月份的前奏快要過去了，獅子座陳凱歌剛剛過了自己的67歲生日。
採訪前一天，他的新電影剛剛殺青，凌晨才從外地回到北京，又馬不停蹄接受了一天的採訪拍攝，此刻他坐在我面前有些疲憊。陳凱歌坦言，電影殺青後的感覺不是如釋重負的輕鬆，反而積壓許久的疲勞感會在獨自一人時統統湧上來。不過，只要一談起電影，我們熟悉的那雙深沉目光和嘴角微微揚起的笑容就會擠走疲憊，重新出現在陳凱歌的臉上。
10月1日，由陳凱歌擔任總導演，黃建新擔任總製片人，華夏電影發行有限責任公司領銜出品的國慶70週年獻禮鉅制《我和我的祖國》就將上映。總導演陳凱歌接受光華銳評獨家專訪，首度講述電影《我和我的祖國》的創作理念和拍攝內幕，分享他關於國家、個人、歷史、瞬間，以及土地的思考。
命題作業
《我和我的祖國》是一部既在期待之中，又在意料之外的電影。
作為全球第二大電影市場，電影在中國人的生活中扮演著越來越重要的角色。從2008年到2018年的10年間，中國內地電影票房從43億猛增到609億，遍佈城鎮的60079塊銀幕在去年吸引了17.16億人次的觀眾走進電影院，82部電影票房過億，其中國產影片44部，超過半數。觀眾越來越習慣於在國產影片營造的文化語境中去尋找深層次的民族自豪和情感共鳴，近兩年《戰狼2》《紅海行動》《流浪地球》《哪吒之魔童轉世》等爆款影片的出現，可以看作是中國電影人與觀眾共同締造的文化現象。
當國慶70週年臨近，人們自然期待有一部能夠代表中國電影頂級水準的作品，去帶領觀眾集體抵達一次情感釋放的頂峰。從這個意義上來說，電影《我和我的祖國》是一次“命題作業”，只不過“出題人”不是電影主管部門，而是翹首以待的全國觀眾。
接過這道題的是7位導演，陳凱歌、張一白、管虎、薛曉路、徐崢、甯浩和文牧野，再加上出任總製片人的黃建新，集合了從“五零後”到“八零後”中國三代電影導演的代表性人物，幾乎每個人都擁有一流的行業地位、藝術水準和商業價值。我們可以簡單算一筆賬，8位導演的入行時間加起來超過174年，迄今為止執導過81部電影，票房累計150多億，榮獲過中外各大獎項百餘次，包括一座金棕櫚獎、一座金球獎、兩座東京電影節獎、一座威尼斯電影節獎、七座金雞獎和十二座華表獎。儘管陳凱歌認為國內有能力、有水平拍攝這部影片的導演還有很多，但這8個人的組合一經發布，還是被媒體迅速冠以“中國電影夢之隊”的稱號。
前所未有的期待直接變成清晰可見的壓力。對於接拍這部電影，張一白說他“不輕鬆”，管虎說他“誠惶誠恐、戰戰兢兢”，文牧野則坦白自己坐在電影啟動儀式的現場還一直“抖個不停”。但藝術創作需要這樣的腎上腺素，把每一次的挑戰內化成為一場與自己的較真、較勁乃至較量，這一次也不例外。導演們的創作初衷高度一致，他們要拍攝一部與傳統觀念上的獻禮影片或主旋律影片不一樣的電影。用陳凱歌的話說，《我和我的祖國》不是一部作業，而是一部作品，“它必須符合這個時代和市場的藝術創作規律，讓市場能夠接受，讓觀眾覺得好看，又能夠達到向國慶70週年獻禮的意義。”
電影《我和我的祖國》最終確定以7位導演每人執導一部獨立故事的方式完成，每個故事不超過20分鐘，以這種如同“七巧板”一般的電影創作方式完成對國家慶典的莊嚴獻禮，這在中國電影史上尚屬首次。大膽創新的背後是導演們為自己設置的一道更高的“障礙”——如此宏大的主題和歷史，被限制在20分鐘的時長裡去講述，他們究竟能拍什麼？
迎頭相撞
陳凱歌主動帶記者“回到”了靈感萌芽的那一刻。
那是1964年10月16日的北京，12歲的陳凱歌走出西師一附小，他家離得不遠，往北走一刻鐘就到。但那個下午，突然間從四面八方湧出的狂歡人群讓陳凱歌停下了回家的腳步，他順著人群一路往南，拐上長安街，走向天安門。他記得很清楚，路上他突然流起鼻血，被迫仰著頭，在摩肩接踵的人群中踉踉蹌蹌，藍天白雲在眼前流過，然後就是漫天飛舞的《人民日報》號外，他接到一張，套紅的大標題寫著“我國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成功”，67歲的陳凱歌回憶起那個瞬間，想到了毛澤東的一句詩“頭上高山，風捲紅旗過大關。”
那個流著鼻血的12歲的下午，成為陳凱歌對中國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成功最深刻的記憶，也為他在50多年後執導《我和我的祖國》找到了令自己怦然心動的創作主題，他和他的合作者們總結為12個字——歷史瞬間，全民記憶，迎頭相撞。時間以不間斷的行走成為歷史，而我們卻習慣以“瞬間”來記憶永恆，70年間，無數個體與歷史瞬間的“迎頭相撞”釋放出巨大能量，改變了這些人的命運，而他們被改變的命運又進一步改變了這個國家的未來，這就是“歷史瞬間”的意義，這就是“全民記憶”的形成，這就是“迎頭相撞”的能量。陳凱歌說：“經歷了這個瞬間，他們就是不同的人了。”
小學期間，陳凱歌有一個習慣，每年的9月30日放學後，他都會揹著書包從學校走到天安門，只為提前感受國慶節的氣氛，那是他最高興的一天。“這件事對一個十來歲的孩子有什麼了不起呢？”他問，“它讓你和這個國家，和這個時代，有了一種血肉相連的關係。”
《我和我的祖國》選定了7個歷史瞬間，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1964年10月16日中國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成功，1984年8月8日中國女排奧運會奪冠首獲世界大賽三連冠，1997年7月1日香港迴歸，2008年8月8日的北京奧運會開幕式，2015年9月3日紀念抗戰勝利70週年閱兵式，以及2016年11月18日神舟十一號飛船返回艙成功著陸。“這些歷史瞬間就像一粒粒種子，在不知不覺間落進中國人的心田，說不定在什麼時候就會生根發芽”，陳凱歌說“我們希望能夠拍出這樣的故事，展現當這些重大歷史事件發生在他們身邊的時候，對這些人發生了什麼樣的影響。”
《我和我的祖國》截取這7個瞬間，像是被放置在顯微鏡下觀察的7個歷史切片，上面記錄著共和國70年的成長足跡，記錄著14億中國人魂牽夢繞的民族情結。如果你輕輕轉動顯微鏡的焦距，在大歷史的切片上，一張張陌生而熟悉的面孔就會慢慢浮現出來，他們是歷史的主宰者，是如你我一樣的普通人，他們就是這部影片的主人公。
吾土吾民
在《我和我的祖國》片方發佈的海報和宣傳片上，我們看到了黃渤、張譯、劉濤、杜江、葛優、宋佳、劉昊然、陳飛宇等演員的身影，但無一例外，他們只有面孔，沒有名字。總導演陳凱歌這樣定義這些人：“他們是普通的中國人，是全力以赴地為改變這個國家命運和現狀做出最大貢獻的人，我們的著眼點，我們的興趣點，是在這些人身上。”
陳凱歌透露，影片在籌備之初有想過叫《我的祖國》，但最後還是毫不猶豫選擇了《我和我的祖國》。選擇這個題目，電影講述的主體就不再是個人，也不是國家，而是個人與國家緊密相連、相互依存的關係。陳凱歌用了一個詞——吾土吾民，這是林語堂的一本書名（又名《中國人》），描繪了中國人的群像，陳凱歌借這個詞來說明國家、土地和人民三者之間的關係，有國家才有國土，有國土才有人民。作為大河孕育出的農業文明古國，陳凱歌覺得中國人與土地之間的感情格外深厚，土地對中國人也格外溫情。理解了“一方水土養一方人”的內涵，才能夠理解五千年中華文明和中國人的民族性格是怎樣形成的。“這個片名中只有一個‘我’字，所有中國人都是這個‘我’”，陳凱歌解釋說，“我希望觀眾會覺得自己就是這個故事中的一個人，這是我最想要的結果。”
在陳凱歌35年的導演生涯中，“人與土地”是他永遠的創作主題。或許是北京四合院里長大的經歷，又或許是七年雲南插隊的農墾生活，讓他與土地產生了揮之不去的眷戀。這種眷戀出現在他的文字中，他寫小時候的北京，“那時北京，彷彿護城河裡故宮角樓的倒影，夢一樣安詳著，小風吹過，晃動了，卻不破碎。它的古鬆和早梅，庭院和街道，都顯出古老和平，而且驕傲。”他寫插隊時候的雲南，“站在高處一望，樹都綠著，綠得各自不同，隆隆的殘雷聲中，天地間到處都是水珠滾落時的閃閃反射。”
這種眷戀也出現在他的電影中，從最早的一部《黃土地》到最新的一部《妖貓傳》，他因為喜歡土地的廣袤壯闊，進而喜歡盛唐的開放包容。這次拍攝《我和我的祖國》，他把外景地選在了敦煌，他說“那裡的廣袤土地、戈壁灘，再加上雅丹地貌，給你一種特別溫情的感覺。”言談話語中，你能感覺出土地在陳凱歌的心中有如母愛一般的存在。他被一些網友叫做“建城狂魔”，調侃他拍電影總是要耗費巨大精力搭建實景，甚至不惜還原一座城市，而事實上，搭建城市正是他嘗試與土地建立關係的過程，有城就有國，有國就有人，有人也就有了故事，腳踏實地是讓陳凱歌可以在創作上天馬行空的力量源泉。
這一次，在《我和我的祖國》的拍攝中，他進一步將“人與土地”的關係延展出“天空”的維度，在這部田壯壯、江珊參演的名為《白晝流星》的短片中，他要講述宇航員和地球的故事。
回鄉的人
在已經發布的預告片中，劉昊然和陳飛宇飾演一對外出返鄉的少年兄弟。少年在旁白中說：“李叔對我們說，天亮的時候會來幾個尊貴的客人。是什麼客人？”鏡頭隨即推向田壯壯飾演的“李叔”，老人用飽含溫情的語調道出了《白晝流星》的故事核心——“回鄉的人”。
“對於宇航員來說，他們也是回鄉人，從外太空回到自己的國土，這本來就有一種回家的意味”。陳凱歌透露，在敦煌的拍攝現場，當看到數十輛飄揚著五星紅旗的軍車馳騁在戈壁灘上，數百名身穿軍裝的群眾演員面對徐徐打開的返回艙，喊出“歡迎回家”的口號時，攝製組的很多工作人員情不自禁地熱淚盈眶。“回鄉”的含義第一次以這樣的方式呈現在人們面前。之所以拍攝這個主題，陳凱歌說：“因為中國人是最戀家的，中國人是要回家的！”所以，出人意料的，在這部以載人航天為背景的短片中，陳凱歌沒有把鏡頭對準天空，而是對準土地，他想講述的不是出征，而是歸來。
為了最大程度還原歷史瞬間的真實感受，陳凱歌按照1:1的比例還原了神舟十一號飛船返回艙，並請來了當年執行任務的兩位宇航員景海鵬和陳冬，原樣復現出艙的瞬間，甚至連影片中第一個打開艙門的人都是當年的那個工作人員。陳凱歌不是在還原歷史，也不是在還原故事，他其實是在還原一種觸感，一種“回鄉人”的雙腳踩在故鄉土地上的觸感，一種“家鄉人”為久別歸來的孩子打開家門的觸感，他希望藉助航天工作者的親身參演，打破影像與現實之間的牆，讓每個觀看電影的“我”都成為其中的一個人，讓回鄉之情得到最大程度的釋放。後期階段，陳凱歌反覆叮囑作曲，要特別注意影片中一個重要的時間節點，就是宇航員出艙之後雙腳觸碰到土地的瞬間，他抬起手做出鏡頭的示意，“從返回艙出來的時候，我們是從他們的腳開始拍起的，這就是回家的意味。”
關於這個故事更多的內容，陳凱歌以一種狡黠卻可愛的微笑拒絕劇透，但他還是說出了這部短片另外一個潛藏的主題，“我的故事在某種程度上是有關脫貧的”。在《白晝流星》預告片的開始，少年說出了一段帶有寓言色彩的話：“要是有一天，人們能在白晝裡看見夜晚的流星，這片窮土才會被改變。”影片中，劉昊然和陳飛宇飾演的兄弟因為家鄉的“窮土”而逃離，他們就是田壯壯口中另外一對等待“回鄉的人”。《白晝流星》意圖打破少年心中不切實際的那個寓言，脫貧不在天意，而在人為，“窮土”只會隨著人們的離開而愈發貧窮，只有依靠生活在那片土地上的人們回到故土、改造家鄉，才能擺脫貧窮的命運。
神舟飛船的返回讓流浪少年親眼目睹了”白晝流星“的出現，也許宇航員的歸來會點燃他們心中對家鄉的思念，推動他們走上回家的路。少年的內心世界和那片“窮土”的命運會如何發展，我們只有等到10月1日《我和我的祖國》上映以後才能知曉，但陳凱歌又一次讓我們看到了他將宏大主題與個人命運交織敘事的能力，一個精神世界中同時存在國與家、詩性與野性、反思與希望的導演，帶來他對“人與土地”這個主題更深沉的解讀。
少年初心
從1984年執導第一部電影《黃土地》起，在35年的導演生涯中，陳凱歌總共執導了17部影片，《我和我的祖國》是第18部，這個成績放在“第五代導演”中，甚至是所有導演群體裡，都是勤勉而高產的，他始終飽有旺盛的創作慾望。
原創： 劉佳一 光華銳評
引言
八月份的前奏快要過去了，獅子座陳凱歌剛剛過了自己的67歲生日。
採訪前一天，他的新電影剛剛殺青，凌晨才從外地回到北京，又馬不停蹄接受了一天的採訪拍攝，此刻他坐在我面前有些疲憊。陳凱歌坦言，電影殺青後的感覺不是如釋重負的輕鬆，反而積壓許久的疲勞感會在獨自一人時統統湧上來。不過，只要一談起電影，我們熟悉的那雙深沉目光和嘴角微微揚起的笑容就會擠走疲憊，重新出現在陳凱歌的臉上。
10月1日，由陳凱歌擔任總導演，黃建新擔任總製片人，華夏電影發行有限責任公司領銜出品的國慶70週年獻禮鉅制《我和我的祖國》就將上映。總導演陳凱歌接受光華銳評獨家專訪，首度講述電影《我和我的祖國》的創作理念和拍攝內幕，分享他關於國家、個人、歷史、瞬間，以及土地的思考。
命題作業
《我和我的祖國》是一部既在期待之中，又在意料之外的電影。
作為全球第二大電影市場，電影在中國人的生活中扮演著越來越重要的角色。從2008年到2018年的10年間，中國內地電影票房從43億猛增到609億，遍佈城鎮的60079塊銀幕在去年吸引了17.16億人次的觀眾走進電影院，82部電影票房過億，其中國產影片44部，超過半數。觀眾越來越習慣於在國產影片營造的文化語境中去尋找深層次的民族自豪和情感共鳴，近兩年《戰狼2》《紅海行動》《流浪地球》《哪吒之魔童轉世》等爆款影片的出現，可以看作是中國電影人與觀眾共同締造的文化現象。
當國慶70週年臨近，人們自然期待有一部能夠代表中國電影頂級水準的作品，去帶領觀眾集體抵達一次情感釋放的頂峰。從這個意義上來說，電影《我和我的祖國》是一次“命題作業”，只不過“出題人”不是電影主管部門，而是翹首以待的全國觀眾。
接過這道題的是7位導演，陳凱歌、張一白、管虎、薛曉路、徐崢、甯浩和文牧野，再加上出任總製片人的黃建新，集合了從“五零後”到“八零後”中國三代電影導演的代表性人物，幾乎每個人都擁有一流的行業地位、藝術水準和商業價值。我們可以簡單算一筆賬，8位導演的入行時間加起來超過174年，迄今為止執導過81部電影，票房累計150多億，榮獲過中外各大獎項百餘次，包括一座金棕櫚獎、一座金球獎、兩座東京電影節獎、一座威尼斯電影節獎、七座金雞獎和十二座華表獎。儘管陳凱歌認為國內有能力、有水平拍攝這部影片的導演還有很多，但這8個人的組合一經發布，還是被媒體迅速冠以“中國電影夢之隊”的稱號。
前所未有的期待直接變成清晰可見的壓力。對於接拍這部電影，張一白說他“不輕鬆”，管虎說他“誠惶誠恐、戰戰兢兢”，文牧野則坦白自己坐在電影啟動儀式的現場還一直“抖個不停”。但藝術創作需要這樣的腎上腺素，把每一次的挑戰內化成為一場與自己的較真、較勁乃至較量，這一次也不例外。導演們的創作初衷高度一致，他們要拍攝一部與傳統觀念上的獻禮影片或主旋律影片不一樣的電影。用陳凱歌的話說，《我和我的祖國》不是一部作業，而是一部作品，“它必須符合這個時代和市場的藝術創作規律，讓市場能夠接受，讓觀眾覺得好看，又能夠達到向國慶70週年獻禮的意義。”
電影《我和我的祖國》最終確定以7位導演每人執導一部獨立故事的方式完成，每個故事不超過20分鐘，以這種如同“七巧板”一般的電影創作方式完成對國家慶典的莊嚴獻禮，這在中國電影史上尚屬首次。大膽創新的背後是導演們為自己設置的一道更高的“障礙”——如此宏大的主題和歷史，被限制在20分鐘的時長裡去講述，他們究竟能拍什麼？
迎頭相撞
陳凱歌主動帶記者“回到”了靈感萌芽的那一刻。
那是1964年10月16日的北京，12歲的陳凱歌走出西師一附小，他家離得不遠，往北走一刻鐘就到。但那個下午，突然間從四面八方湧出的狂歡人群讓陳凱歌停下了回家的腳步，他順著人群一路往南，拐上長安街，走向天安門。他記得很清楚，路上他突然流起鼻血，被迫仰著頭，在摩肩接踵的人群中踉踉蹌蹌，藍天白雲在眼前流過，然後就是漫天飛舞的《人民日報》號外，他接到一張，套紅的大標題寫著“我國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成功”，67歲的陳凱歌回憶起那個瞬間，想到了毛澤東的一句詩“頭上高山，風捲紅旗過大關。”
那個流著鼻血的12歲的下午，成為陳凱歌對中國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成功最深刻的記憶，也為他在50多年後執導《我和我的祖國》找到了令自己怦然心動的創作主題，他和他的合作者們總結為12個字——歷史瞬間，全民記憶，迎頭相撞。時間以不間斷的行走成為歷史，而我們卻習慣以“瞬間”來記憶永恆，70年間，無數個體與歷史瞬間的“迎頭相撞”釋放出巨大能量，改變了這些人的命運，而他們被改變的命運又進一步改變了這個國家的未來，這就是“歷史瞬間”的意義，這就是“全民記憶”的形成，這就是“迎頭相撞”的能量。陳凱歌說：“經歷了這個瞬間，他們就是不同的人了。”
小學期間，陳凱歌有一個習慣，每年的9月30日放學後，他都會揹著書包從學校走到天安門，只為提前感受國慶節的氣氛，那是他最高興的一天。“這件事對一個十來歲的孩子有什麼了不起呢？”他問，“它讓你和這個國家，和這個時代，有了一種血肉相連的關係。”
《我和我的祖國》選定了7個歷史瞬間，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1964年10月16日中國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成功，1984年8月8日中國女排奧運會奪冠首獲世界大賽三連冠，1997年7月1日香港迴歸，2008年8月8日的北京奧運會開幕式，2015年9月3日紀念抗戰勝利70週年閱兵式，以及2016年11月18日神舟十一號飛船返回艙成功著陸。“這些歷史瞬間就像一粒粒種子，在不知不覺間落進中國人的心田，說不定在什麼時候就會生根發芽”，陳凱歌說“我們希望能夠拍出這樣的故事，展現當這些重大歷史事件發生在他們身邊的時候，對這些人發生了什麼樣的影響。”
《我和我的祖國》截取這7個瞬間，像是被放置在顯微鏡下觀察的7個歷史切片，上面記錄著共和國70年的成長足跡，記錄著14億中國人魂牽夢繞的民族情結。如果你輕輕轉動顯微鏡的焦距，在大歷史的切片上，一張張陌生而熟悉的面孔就會慢慢浮現出來，他們是歷史的主宰者，是如你我一樣的普通人，他們就是這部影片的主人公。
吾土吾民
在《我和我的祖國》片方發佈的海報和宣傳片上，我們看到了黃渤、張譯、劉濤、杜江、葛優、宋佳、劉昊然、陳飛宇等演員的身影，但無一例外，他們只有面孔，沒有名字。總導演陳凱歌這樣定義這些人：“他們是普通的中國人，是全力以赴地為改變這個國家命運和現狀做出最大貢獻的人，我們的著眼點，我們的興趣點，是在這些人身上。”
陳凱歌透露，影片在籌備之初有想過叫《我的祖國》，但最後還是毫不猶豫選擇了《我和我的祖國》。選擇這個題目，電影講述的主體就不再是個人，也不是國家，而是個人與國家緊密相連、相互依存的關係。陳凱歌用了一個詞——吾土吾民，這是林語堂的一本書名（又名《中國人》），描繪了中國人的群像，陳凱歌借這個詞來說明國家、土地和人民三者之間的關係，有國家才有國土，有國土才有人民。作為大河孕育出的農業文明古國，陳凱歌覺得中國人與土地之間的感情格外深厚，土地對中國人也格外溫情。理解了“一方水土養一方人”的內涵，才能夠理解五千年中華文明和中國人的民族性格是怎樣形成的。“這個片名中只有一個‘我’字，所有中國人都是這個‘我’”，陳凱歌解釋說，“我希望觀眾會覺得自己就是這個故事中的一個人，這是我最想要的結果。”
在陳凱歌35年的導演生涯中，“人與土地”是他永遠的創作主題。或許是北京四合院里長大的經歷，又或許是七年雲南插隊的農墾生活，讓他與土地產生了揮之不去的眷戀。這種眷戀出現在他的文字中，他寫小時候的北京，“那時北京，彷彿護城河裡故宮角樓的倒影，夢一樣安詳著，小風吹過，晃動了，卻不破碎。它的古鬆和早梅，庭院和街道，都顯出古老和平，而且驕傲。”他寫插隊時候的雲南，“站在高處一望，樹都綠著，綠得各自不同，隆隆的殘雷聲中，天地間到處都是水珠滾落時的閃閃反射。”
這種眷戀也出現在他的電影中，從最早的一部《黃土地》到最新的一部《妖貓傳》，他因為喜歡土地的廣袤壯闊，進而喜歡盛唐的開放包容。這次拍攝《我和我的祖國》，他把外景地選在了敦煌，他說“那裡的廣袤土地、戈壁灘，再加上雅丹地貌，給你一種特別溫情的感覺。”言談話語中，你能感覺出土地在陳凱歌的心中有如母愛一般的存在。他被一些網友叫做“建城狂魔”，調侃他拍電影總是要耗費巨大精力搭建實景，甚至不惜還原一座城市，而事實上，搭建城市正是他嘗試與土地建立關係的過程，有城就有國，有國就有人，有人也就有了故事，腳踏實地是讓陳凱歌可以在創作上天馬行空的力量源泉。
這一次，在《我和我的祖國》的拍攝中，他進一步將“人與土地”的關係延展出“天空”的維度，在這部田壯壯、江珊參演的名為《白晝流星》的短片中，他要講述宇航員和地球的故事。
回鄉的人
在已經發布的預告片中，劉昊然和陳飛宇飾演一對外出返鄉的少年兄弟。少年在旁白中說：“李叔對我們說，天亮的時候會來幾個尊貴的客人。是什麼客人？”鏡頭隨即推向田壯壯飾演的“李叔”，老人用飽含溫情的語調道出了《白晝流星》的故事核心——“回鄉的人”。
“對於宇航員來說，他們也是回鄉人，從外太空回到自己的國土，這本來就有一種回家的意味”。陳凱歌透露，在敦煌的拍攝現場，當看到數十輛飄揚著五星紅旗的軍車馳騁在戈壁灘上，數百名身穿軍裝的群眾演員面對徐徐打開的返回艙，喊出“歡迎回家”的口號時，攝製組的很多工作人員情不自禁地熱淚盈眶。“回鄉”的含義第一次以這樣的方式呈現在人們面前。之所以拍攝這個主題，陳凱歌說：“因為中國人是最戀家的，中國人是要回家的！”所以，出人意料的，在這部以載人航天為背景的短片中，陳凱歌沒有把鏡頭對準天空，而是對準土地，他想講述的不是出征，而是歸來。
為了最大程度還原歷史瞬間的真實感受，陳凱歌按照1:1的比例還原了神舟十一號飛船返回艙，並請來了當年執行任務的兩位宇航員景海鵬和陳冬，原樣復現出艙的瞬間，甚至連影片中第一個打開艙門的人都是當年的那個工作人員。陳凱歌不是在還原歷史，也不是在還原故事，他其實是在還原一種觸感，一種“回鄉人”的雙腳踩在故鄉土地上的觸感，一種“家鄉人”為久別歸來的孩子打開家門的觸感，他希望藉助航天工作者的親身參演，打破影像與現實之間的牆，讓每個觀看電影的“我”都成為其中的一個人，讓回鄉之情得到最大程度的釋放。後期階段，陳凱歌反覆叮囑作曲，要特別注意影片中一個重要的時間節點，就是宇航員出艙之後雙腳觸碰到土地的瞬間，他抬起手做出鏡頭的示意，“從返回艙出來的時候，我們是從他們的腳開始拍起的，這就是回家的意味。”
關於這個故事更多的內容，陳凱歌以一種狡黠卻可愛的微笑拒絕劇透，但他還是說出了這部短片另外一個潛藏的主題，“我的故事在某種程度上是有關脫貧的”。在《白晝流星》預告片的開始，少年說出了一段帶有寓言色彩的話：“要是有一天，人們能在白晝裡看見夜晚的流星，這片窮土才會被改變。”影片中，劉昊然和陳飛宇飾演的兄弟因為家鄉的“窮土”而逃離，他們就是田壯壯口中另外一對等待“回鄉的人”。《白晝流星》意圖打破少年心中不切實際的那個寓言，脫貧不在天意，而在人為，“窮土”只會隨著人們的離開而愈發貧窮，只有依靠生活在那片土地上的人們回到故土、改造家鄉，才能擺脫貧窮的命運。
神舟飛船的返回讓流浪少年親眼目睹了”白晝流星“的出現，也許宇航員的歸來會點燃他們心中對家鄉的思念，推動他們走上回家的路。少年的內心世界和那片“窮土”的命運會如何發展，我們只有等到10月1日《我和我的祖國》上映以後才能知曉，但陳凱歌又一次讓我們看到了他將宏大主題與個人命運交織敘事的能力，一個精神世界中同時存在國與家、詩性與野性、反思與希望的導演，帶來他對“人與土地”這個主題更深沉的解讀。
少年初心
從1984年執導第一部電影《黃土地》起，在35年的導演生涯中，陳凱歌總共執導了17部影片，《我和我的祖國》是第18部，這個成績放在“第五代導演”中，甚至是所有導演群體裡，都是勤勉而高產的，他始終飽有旺盛的創作慾望。
採訪中，我問他是否擔心《我和我的祖國》無法實現7個1相加大於7的結果，言外之意，這部萬眾矚目的獻禮鉅製如果觀眾不接受怎麼辦？陳凱歌的回答誠實而簡單：“我不知道”，他想了想說：“我覺得是不是大於7並不是最重要的事，最重要的事是，我們花了很大的精力、很長的時間，去為國慶70週年做了這樣一件事，我覺得這對我們個人來說，對這部電影來說，才是最重要的。”
所有人都在等他表決心，而他表達的卻是初心。以一名電影導演的身份去記錄和致敬國慶70週年，這是《我和我的祖國》對他最大的意義。35年前，當時即將開拍自己第二部電影《大閱兵》的青年導演陳凱歌，帶領一支小型攝製組，在金水橋邊記錄了國慶35週年的閱兵式，當鄧小平站在檢閱車上駛過金水橋的那一刻，攝影機後的陳凱歌瞬間淚奔，那次與歷史的“迎頭相撞”也為他找到了某種創作的初心。“人與土地“的主題在某種意義上就是他對“我和我的祖國”這一關係的表達，此後的35年裡，他始終在做的不過就是用影像去捕捉這個初心，用作品去詮釋這個初心。
原創： 劉佳一 光華銳評
引言
八月份的前奏快要過去了，獅子座陳凱歌剛剛過了自己的67歲生日。
採訪前一天，他的新電影剛剛殺青，凌晨才從外地回到北京，又馬不停蹄接受了一天的採訪拍攝，此刻他坐在我面前有些疲憊。陳凱歌坦言，電影殺青後的感覺不是如釋重負的輕鬆，反而積壓許久的疲勞感會在獨自一人時統統湧上來。不過，只要一談起電影，我們熟悉的那雙深沉目光和嘴角微微揚起的笑容就會擠走疲憊，重新出現在陳凱歌的臉上。
10月1日，由陳凱歌擔任總導演，黃建新擔任總製片人，華夏電影發行有限責任公司領銜出品的國慶70週年獻禮鉅制《我和我的祖國》就將上映。總導演陳凱歌接受光華銳評獨家專訪，首度講述電影《我和我的祖國》的創作理念和拍攝內幕，分享他關於國家、個人、歷史、瞬間，以及土地的思考。
命題作業
《我和我的祖國》是一部既在期待之中，又在意料之外的電影。
作為全球第二大電影市場，電影在中國人的生活中扮演著越來越重要的角色。從2008年到2018年的10年間，中國內地電影票房從43億猛增到609億，遍佈城鎮的60079塊銀幕在去年吸引了17.16億人次的觀眾走進電影院，82部電影票房過億，其中國產影片44部，超過半數。觀眾越來越習慣於在國產影片營造的文化語境中去尋找深層次的民族自豪和情感共鳴，近兩年《戰狼2》《紅海行動》《流浪地球》《哪吒之魔童轉世》等爆款影片的出現，可以看作是中國電影人與觀眾共同締造的文化現象。
當國慶70週年臨近，人們自然期待有一部能夠代表中國電影頂級水準的作品，去帶領觀眾集體抵達一次情感釋放的頂峰。從這個意義上來說，電影《我和我的祖國》是一次“命題作業”，只不過“出題人”不是電影主管部門，而是翹首以待的全國觀眾。
接過這道題的是7位導演，陳凱歌、張一白、管虎、薛曉路、徐崢、甯浩和文牧野，再加上出任總製片人的黃建新，集合了從“五零後”到“八零後”中國三代電影導演的代表性人物，幾乎每個人都擁有一流的行業地位、藝術水準和商業價值。我們可以簡單算一筆賬，8位導演的入行時間加起來超過174年，迄今為止執導過81部電影，票房累計150多億，榮獲過中外各大獎項百餘次，包括一座金棕櫚獎、一座金球獎、兩座東京電影節獎、一座威尼斯電影節獎、七座金雞獎和十二座華表獎。儘管陳凱歌認為國內有能力、有水平拍攝這部影片的導演還有很多，但這8個人的組合一經發布，還是被媒體迅速冠以“中國電影夢之隊”的稱號。
前所未有的期待直接變成清晰可見的壓力。對於接拍這部電影，張一白說他“不輕鬆”，管虎說他“誠惶誠恐、戰戰兢兢”，文牧野則坦白自己坐在電影啟動儀式的現場還一直“抖個不停”。但藝術創作需要這樣的腎上腺素，把每一次的挑戰內化成為一場與自己的較真、較勁乃至較量，這一次也不例外。導演們的創作初衷高度一致，他們要拍攝一部與傳統觀念上的獻禮影片或主旋律影片不一樣的電影。用陳凱歌的話說，《我和我的祖國》不是一部作業，而是一部作品，“它必須符合這個時代和市場的藝術創作規律，讓市場能夠接受，讓觀眾覺得好看，又能夠達到向國慶70週年獻禮的意義。”
電影《我和我的祖國》最終確定以7位導演每人執導一部獨立故事的方式完成，每個故事不超過20分鐘，以這種如同“七巧板”一般的電影創作方式完成對國家慶典的莊嚴獻禮，這在中國電影史上尚屬首次。大膽創新的背後是導演們為自己設置的一道更高的“障礙”——如此宏大的主題和歷史，被限制在20分鐘的時長裡去講述，他們究竟能拍什麼？
迎頭相撞
陳凱歌主動帶記者“回到”了靈感萌芽的那一刻。
那是1964年10月16日的北京，12歲的陳凱歌走出西師一附小，他家離得不遠，往北走一刻鐘就到。但那個下午，突然間從四面八方湧出的狂歡人群讓陳凱歌停下了回家的腳步，他順著人群一路往南，拐上長安街，走向天安門。他記得很清楚，路上他突然流起鼻血，被迫仰著頭，在摩肩接踵的人群中踉踉蹌蹌，藍天白雲在眼前流過，然後就是漫天飛舞的《人民日報》號外，他接到一張，套紅的大標題寫著“我國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成功”，67歲的陳凱歌回憶起那個瞬間，想到了毛澤東的一句詩“頭上高山，風捲紅旗過大關。”
那個流著鼻血的12歲的下午，成為陳凱歌對中國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成功最深刻的記憶，也為他在50多年後執導《我和我的祖國》找到了令自己怦然心動的創作主題，他和他的合作者們總結為12個字——歷史瞬間，全民記憶，迎頭相撞。時間以不間斷的行走成為歷史，而我們卻習慣以“瞬間”來記憶永恆，70年間，無數個體與歷史瞬間的“迎頭相撞”釋放出巨大能量，改變了這些人的命運，而他們被改變的命運又進一步改變了這個國家的未來，這就是“歷史瞬間”的意義，這就是“全民記憶”的形成，這就是“迎頭相撞”的能量。陳凱歌說：“經歷了這個瞬間，他們就是不同的人了。”
小學期間，陳凱歌有一個習慣，每年的9月30日放學後，他都會揹著書包從學校走到天安門，只為提前感受國慶節的氣氛，那是他最高興的一天。“這件事對一個十來歲的孩子有什麼了不起呢？”他問，“它讓你和這個國家，和這個時代，有了一種血肉相連的關係。”
《我和我的祖國》選定了7個歷史瞬間，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1964年10月16日中國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成功，1984年8月8日中國女排奧運會奪冠首獲世界大賽三連冠，1997年7月1日香港迴歸，2008年8月8日的北京奧運會開幕式，2015年9月3日紀念抗戰勝利70週年閱兵式，以及2016年11月18日神舟十一號飛船返回艙成功著陸。“這些歷史瞬間就像一粒粒種子，在不知不覺間落進中國人的心田，說不定在什麼時候就會生根發芽”，陳凱歌說“我們希望能夠拍出這樣的故事，展現當這些重大歷史事件發生在他們身邊的時候，對這些人發生了什麼樣的影響。”
《我和我的祖國》截取這7個瞬間，像是被放置在顯微鏡下觀察的7個歷史切片，上面記錄著共和國70年的成長足跡，記錄著14億中國人魂牽夢繞的民族情結。如果你輕輕轉動顯微鏡的焦距，在大歷史的切片上，一張張陌生而熟悉的面孔就會慢慢浮現出來，他們是歷史的主宰者，是如你我一樣的普通人，他們就是這部影片的主人公。
吾土吾民
在《我和我的祖國》片方發佈的海報和宣傳片上，我們看到了黃渤、張譯、劉濤、杜江、葛優、宋佳、劉昊然、陳飛宇等演員的身影，但無一例外，他們只有面孔，沒有名字。總導演陳凱歌這樣定義這些人：“他們是普通的中國人，是全力以赴地為改變這個國家命運和現狀做出最大貢獻的人，我們的著眼點，我們的興趣點，是在這些人身上。”
陳凱歌透露，影片在籌備之初有想過叫《我的祖國》，但最後還是毫不猶豫選擇了《我和我的祖國》。選擇這個題目，電影講述的主體就不再是個人，也不是國家，而是個人與國家緊密相連、相互依存的關係。陳凱歌用了一個詞——吾土吾民，這是林語堂的一本書名（又名《中國人》），描繪了中國人的群像，陳凱歌借這個詞來說明國家、土地和人民三者之間的關係，有國家才有國土，有國土才有人民。作為大河孕育出的農業文明古國，陳凱歌覺得中國人與土地之間的感情格外深厚，土地對中國人也格外溫情。理解了“一方水土養一方人”的內涵，才能夠理解五千年中華文明和中國人的民族性格是怎樣形成的。“這個片名中只有一個‘我’字，所有中國人都是這個‘我’”，陳凱歌解釋說，“我希望觀眾會覺得自己就是這個故事中的一個人，這是我最想要的結果。”
在陳凱歌35年的導演生涯中，“人與土地”是他永遠的創作主題。或許是北京四合院里長大的經歷，又或許是七年雲南插隊的農墾生活，讓他與土地產生了揮之不去的眷戀。這種眷戀出現在他的文字中，他寫小時候的北京，“那時北京，彷彿護城河裡故宮角樓的倒影，夢一樣安詳著，小風吹過，晃動了，卻不破碎。它的古鬆和早梅，庭院和街道，都顯出古老和平，而且驕傲。”他寫插隊時候的雲南，“站在高處一望，樹都綠著，綠得各自不同，隆隆的殘雷聲中，天地間到處都是水珠滾落時的閃閃反射。”
這種眷戀也出現在他的電影中，從最早的一部《黃土地》到最新的一部《妖貓傳》，他因為喜歡土地的廣袤壯闊，進而喜歡盛唐的開放包容。這次拍攝《我和我的祖國》，他把外景地選在了敦煌，他說“那裡的廣袤土地、戈壁灘，再加上雅丹地貌，給你一種特別溫情的感覺。”言談話語中，你能感覺出土地在陳凱歌的心中有如母愛一般的存在。他被一些網友叫做“建城狂魔”，調侃他拍電影總是要耗費巨大精力搭建實景，甚至不惜還原一座城市，而事實上，搭建城市正是他嘗試與土地建立關係的過程，有城就有國，有國就有人，有人也就有了故事，腳踏實地是讓陳凱歌可以在創作上天馬行空的力量源泉。
這一次，在《我和我的祖國》的拍攝中，他進一步將“人與土地”的關係延展出“天空”的維度，在這部田壯壯、江珊參演的名為《白晝流星》的短片中，他要講述宇航員和地球的故事。
回鄉的人
在已經發布的預告片中，劉昊然和陳飛宇飾演一對外出返鄉的少年兄弟。少年在旁白中說：“李叔對我們說，天亮的時候會來幾個尊貴的客人。是什麼客人？”鏡頭隨即推向田壯壯飾演的“李叔”，老人用飽含溫情的語調道出了《白晝流星》的故事核心——“回鄉的人”。
“對於宇航員來說，他們也是回鄉人，從外太空回到自己的國土，這本來就有一種回家的意味”。陳凱歌透露，在敦煌的拍攝現場，當看到數十輛飄揚著五星紅旗的軍車馳騁在戈壁灘上，數百名身穿軍裝的群眾演員面對徐徐打開的返回艙，喊出“歡迎回家”的口號時，攝製組的很多工作人員情不自禁地熱淚盈眶。“回鄉”的含義第一次以這樣的方式呈現在人們面前。之所以拍攝這個主題，陳凱歌說：“因為中國人是最戀家的，中國人是要回家的！”所以，出人意料的，在這部以載人航天為背景的短片中，陳凱歌沒有把鏡頭對準天空，而是對準土地，他想講述的不是出征，而是歸來。
為了最大程度還原歷史瞬間的真實感受，陳凱歌按照1:1的比例還原了神舟十一號飛船返回艙，並請來了當年執行任務的兩位宇航員景海鵬和陳冬，原樣復現出艙的瞬間，甚至連影片中第一個打開艙門的人都是當年的那個工作人員。陳凱歌不是在還原歷史，也不是在還原故事，他其實是在還原一種觸感，一種“回鄉人”的雙腳踩在故鄉土地上的觸感，一種“家鄉人”為久別歸來的孩子打開家門的觸感，他希望藉助航天工作者的親身參演，打破影像與現實之間的牆，讓每個觀看電影的“我”都成為其中的一個人，讓回鄉之情得到最大程度的釋放。後期階段，陳凱歌反覆叮囑作曲，要特別注意影片中一個重要的時間節點，就是宇航員出艙之後雙腳觸碰到土地的瞬間，他抬起手做出鏡頭的示意，“從返回艙出來的時候，我們是從他們的腳開始拍起的，這就是回家的意味。”
關於這個故事更多的內容，陳凱歌以一種狡黠卻可愛的微笑拒絕劇透，但他還是說出了這部短片另外一個潛藏的主題，“我的故事在某種程度上是有關脫貧的”。在《白晝流星》預告片的開始，少年說出了一段帶有寓言色彩的話：“要是有一天，人們能在白晝裡看見夜晚的流星，這片窮土才會被改變。”影片中，劉昊然和陳飛宇飾演的兄弟因為家鄉的“窮土”而逃離，他們就是田壯壯口中另外一對等待“回鄉的人”。《白晝流星》意圖打破少年心中不切實際的那個寓言，脫貧不在天意，而在人為，“窮土”只會隨著人們的離開而愈發貧窮，只有依靠生活在那片土地上的人們回到故土、改造家鄉，才能擺脫貧窮的命運。
神舟飛船的返回讓流浪少年親眼目睹了”白晝流星“的出現，也許宇航員的歸來會點燃他們心中對家鄉的思念，推動他們走上回家的路。少年的內心世界和那片“窮土”的命運會如何發展，我們只有等到10月1日《我和我的祖國》上映以後才能知曉，但陳凱歌又一次讓我們看到了他將宏大主題與個人命運交織敘事的能力，一個精神世界中同時存在國與家、詩性與野性、反思與希望的導演，帶來他對“人與土地”這個主題更深沉的解讀。
少年初心
從1984年執導第一部電影《黃土地》起，在35年的導演生涯中，陳凱歌總共執導了17部影片，《我和我的祖國》是第18部，這個成績放在“第五代導演”中，甚至是所有導演群體裡，都是勤勉而高產的，他始終飽有旺盛的創作慾望。
採訪中，我問他是否擔心《我和我的祖國》無法實現7個1相加大於7的結果，言外之意，這部萬眾矚目的獻禮鉅製如果觀眾不接受怎麼辦？陳凱歌的回答誠實而簡單：“我不知道”，他想了想說：“我覺得是不是大於7並不是最重要的事，最重要的事是，我們花了很大的精力、很長的時間，去為國慶70週年做了這樣一件事，我覺得這對我們個人來說，對這部電影來說，才是最重要的。”
所有人都在等他表決心，而他表達的卻是初心。以一名電影導演的身份去記錄和致敬國慶70週年，這是《我和我的祖國》對他最大的意義。35年前，當時即將開拍自己第二部電影《大閱兵》的青年導演陳凱歌，帶領一支小型攝製組，在金水橋邊記錄了國慶35週年的閱兵式，當鄧小平站在檢閱車上駛過金水橋的那一刻，攝影機後的陳凱歌瞬間淚奔，那次與歷史的“迎頭相撞”也為他找到了某種創作的初心。“人與土地“的主題在某種意義上就是他對“我和我的祖國”這一關係的表達，此後的35年裡，他始終在做的不過就是用影像去捕捉這個初心，用作品去詮釋這個初心。
陳凱歌想做這樣的少年，也喜歡拍攝這樣的少年。在他過往的作品中，充滿了這樣勇敢天真、不合時宜的少年形象，《黃土地》裡的翠巧、《孩子王》裡的王福、《霸王別姬》裡的程蝶衣、《無極》中的崑崙、《道士下山》裡的何安下、《妖貓傳》裡的白龍……“少年”在陳凱歌心中不是年齡的劃分，而是心性的定義。在短片《白晝流星》裡我們又一次看到了劉昊然、陳飛宇飾演的少年形象，拍攝這部短片時，劉昊然22歲，陳飛宇19歲，恰是少年時，面對這部影片宏大的歷史背景和主題，陳凱歌沒有給他們過多的解釋和指導，只是捕捉他們在歷史瞬間的真實反應，究其原因，所有人都可以成為少年，卻沒有人能夠扮演少年。
曾經有人問陳凱歌喜歡自己的哪部作品，他的回答是：“我的電影全挺好的，我拍這個電影的時候就代表了我是誰。”於是，我追問他，如今拍攝《我和我的祖國》的陳凱歌是個什麼樣的人？他對於藝術與人生，對於人與土地的思考有了什麼新的理解或不解？
陳凱歌說，他感受到了時代的巨大變化，中國正在開啟一個嶄新的歷史階段，而國際形勢的錯綜複雜讓這個時代充滿困難和挑戰，他參與這部影片是想給出這樣的回答，“不管你是誰，不管你是什麼樣的觀點，都不能不接受這樣一個事實，一個已經發生了的事實，那就是中國遭受欺辱的時代已經永遠過去了”，陳凱歌說，“這個東西好像比什麼都大，就是那麼多的磨難，仍然不能改變你對這個國家的情感。”
10月1日，當你走進電影院觀看這部《我和我的祖國》時，希望你能從中看到自己的影子。未來的路註定漫長，但70年的新中國正當少年，只要不停下腳步，只要不忘記初心，把長路當歌，少年終將凱旋。
原創： 劉佳一 光華銳評
引言
八月份的前奏快要過去了，獅子座陳凱歌剛剛過了自己的67歲生日。
採訪前一天，他的新電影剛剛殺青，凌晨才從外地回到北京，又馬不停蹄接受了一天的採訪拍攝，此刻他坐在我面前有些疲憊。陳凱歌坦言，電影殺青後的感覺不是如釋重負的輕鬆，反而積壓許久的疲勞感會在獨自一人時統統湧上來。不過，只要一談起電影，我們熟悉的那雙深沉目光和嘴角微微揚起的笑容就會擠走疲憊，重新出現在陳凱歌的臉上。
10月1日，由陳凱歌擔任總導演，黃建新擔任總製片人，華夏電影發行有限責任公司領銜出品的國慶70週年獻禮鉅制《我和我的祖國》就將上映。總導演陳凱歌接受光華銳評獨家專訪，首度講述電影《我和我的祖國》的創作理念和拍攝內幕，分享他關於國家、個人、歷史、瞬間，以及土地的思考。
命題作業
《我和我的祖國》是一部既在期待之中，又在意料之外的電影。
作為全球第二大電影市場，電影在中國人的生活中扮演著越來越重要的角色。從2008年到2018年的10年間，中國內地電影票房從43億猛增到609億，遍佈城鎮的60079塊銀幕在去年吸引了17.16億人次的觀眾走進電影院，82部電影票房過億，其中國產影片44部，超過半數。觀眾越來越習慣於在國產影片營造的文化語境中去尋找深層次的民族自豪和情感共鳴，近兩年《戰狼2》《紅海行動》《流浪地球》《哪吒之魔童轉世》等爆款影片的出現，可以看作是中國電影人與觀眾共同締造的文化現象。
當國慶70週年臨近，人們自然期待有一部能夠代表中國電影頂級水準的作品，去帶領觀眾集體抵達一次情感釋放的頂峰。從這個意義上來說，電影《我和我的祖國》是一次“命題作業”，只不過“出題人”不是電影主管部門，而是翹首以待的全國觀眾。
接過這道題的是7位導演，陳凱歌、張一白、管虎、薛曉路、徐崢、甯浩和文牧野，再加上出任總製片人的黃建新，集合了從“五零後”到“八零後”中國三代電影導演的代表性人物，幾乎每個人都擁有一流的行業地位、藝術水準和商業價值。我們可以簡單算一筆賬，8位導演的入行時間加起來超過174年，迄今為止執導過81部電影，票房累計150多億，榮獲過中外各大獎項百餘次，包括一座金棕櫚獎、一座金球獎、兩座東京電影節獎、一座威尼斯電影節獎、七座金雞獎和十二座華表獎。儘管陳凱歌認為國內有能力、有水平拍攝這部影片的導演還有很多，但這8個人的組合一經發布，還是被媒體迅速冠以“中國電影夢之隊”的稱號。
前所未有的期待直接變成清晰可見的壓力。對於接拍這部電影，張一白說他“不輕鬆”，管虎說他“誠惶誠恐、戰戰兢兢”，文牧野則坦白自己坐在電影啟動儀式的現場還一直“抖個不停”。但藝術創作需要這樣的腎上腺素，把每一次的挑戰內化成為一場與自己的較真、較勁乃至較量，這一次也不例外。導演們的創作初衷高度一致，他們要拍攝一部與傳統觀念上的獻禮影片或主旋律影片不一樣的電影。用陳凱歌的話說，《我和我的祖國》不是一部作業，而是一部作品，“它必須符合這個時代和市場的藝術創作規律，讓市場能夠接受，讓觀眾覺得好看，又能夠達到向國慶70週年獻禮的意義。”
電影《我和我的祖國》最終確定以7位導演每人執導一部獨立故事的方式完成，每個故事不超過20分鐘，以這種如同“七巧板”一般的電影創作方式完成對國家慶典的莊嚴獻禮，這在中國電影史上尚屬首次。大膽創新的背後是導演們為自己設置的一道更高的“障礙”——如此宏大的主題和歷史，被限制在20分鐘的時長裡去講述，他們究竟能拍什麼？
迎頭相撞
陳凱歌主動帶記者“回到”了靈感萌芽的那一刻。
那是1964年10月16日的北京，12歲的陳凱歌走出西師一附小，他家離得不遠，往北走一刻鐘就到。但那個下午，突然間從四面八方湧出的狂歡人群讓陳凱歌停下了回家的腳步，他順著人群一路往南，拐上長安街，走向天安門。他記得很清楚，路上他突然流起鼻血，被迫仰著頭，在摩肩接踵的人群中踉踉蹌蹌，藍天白雲在眼前流過，然後就是漫天飛舞的《人民日報》號外，他接到一張，套紅的大標題寫著“我國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成功”，67歲的陳凱歌回憶起那個瞬間，想到了毛澤東的一句詩“頭上高山，風捲紅旗過大關。”
那個流著鼻血的12歲的下午，成為陳凱歌對中國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成功最深刻的記憶，也為他在50多年後執導《我和我的祖國》找到了令自己怦然心動的創作主題，他和他的合作者們總結為12個字——歷史瞬間，全民記憶，迎頭相撞。時間以不間斷的行走成為歷史，而我們卻習慣以“瞬間”來記憶永恆，70年間，無數個體與歷史瞬間的“迎頭相撞”釋放出巨大能量，改變了這些人的命運，而他們被改變的命運又進一步改變了這個國家的未來，這就是“歷史瞬間”的意義，這就是“全民記憶”的形成，這就是“迎頭相撞”的能量。陳凱歌說：“經歷了這個瞬間，他們就是不同的人了。”
小學期間，陳凱歌有一個習慣，每年的9月30日放學後，他都會揹著書包從學校走到天安門，只為提前感受國慶節的氣氛，那是他最高興的一天。“這件事對一個十來歲的孩子有什麼了不起呢？”他問，“它讓你和這個國家，和這個時代，有了一種血肉相連的關係。”
《我和我的祖國》選定了7個歷史瞬間，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1964年10月16日中國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成功，1984年8月8日中國女排奧運會奪冠首獲世界大賽三連冠，1997年7月1日香港迴歸，2008年8月8日的北京奧運會開幕式，2015年9月3日紀念抗戰勝利70週年閱兵式，以及2016年11月18日神舟十一號飛船返回艙成功著陸。“這些歷史瞬間就像一粒粒種子，在不知不覺間落進中國人的心田，說不定在什麼時候就會生根發芽”，陳凱歌說“我們希望能夠拍出這樣的故事，展現當這些重大歷史事件發生在他們身邊的時候，對這些人發生了什麼樣的影響。”
《我和我的祖國》截取這7個瞬間，像是被放置在顯微鏡下觀察的7個歷史切片，上面記錄著共和國70年的成長足跡，記錄著14億中國人魂牽夢繞的民族情結。如果你輕輕轉動顯微鏡的焦距，在大歷史的切片上，一張張陌生而熟悉的面孔就會慢慢浮現出來，他們是歷史的主宰者，是如你我一樣的普通人，他們就是這部影片的主人公。
吾土吾民
在《我和我的祖國》片方發佈的海報和宣傳片上，我們看到了黃渤、張譯、劉濤、杜江、葛優、宋佳、劉昊然、陳飛宇等演員的身影，但無一例外，他們只有面孔，沒有名字。總導演陳凱歌這樣定義這些人：“他們是普通的中國人，是全力以赴地為改變這個國家命運和現狀做出最大貢獻的人，我們的著眼點，我們的興趣點，是在這些人身上。”
陳凱歌透露，影片在籌備之初有想過叫《我的祖國》，但最後還是毫不猶豫選擇了《我和我的祖國》。選擇這個題目，電影講述的主體就不再是個人，也不是國家，而是個人與國家緊密相連、相互依存的關係。陳凱歌用了一個詞——吾土吾民，這是林語堂的一本書名（又名《中國人》），描繪了中國人的群像，陳凱歌借這個詞來說明國家、土地和人民三者之間的關係，有國家才有國土，有國土才有人民。作為大河孕育出的農業文明古國，陳凱歌覺得中國人與土地之間的感情格外深厚，土地對中國人也格外溫情。理解了“一方水土養一方人”的內涵，才能夠理解五千年中華文明和中國人的民族性格是怎樣形成的。“這個片名中只有一個‘我’字，所有中國人都是這個‘我’”，陳凱歌解釋說，“我希望觀眾會覺得自己就是這個故事中的一個人，這是我最想要的結果。”
在陳凱歌35年的導演生涯中，“人與土地”是他永遠的創作主題。或許是北京四合院里長大的經歷，又或許是七年雲南插隊的農墾生活，讓他與土地產生了揮之不去的眷戀。這種眷戀出現在他的文字中，他寫小時候的北京，“那時北京，彷彿護城河裡故宮角樓的倒影，夢一樣安詳著，小風吹過，晃動了，卻不破碎。它的古鬆和早梅，庭院和街道，都顯出古老和平，而且驕傲。”他寫插隊時候的雲南，“站在高處一望，樹都綠著，綠得各自不同，隆隆的殘雷聲中，天地間到處都是水珠滾落時的閃閃反射。”
這種眷戀也出現在他的電影中，從最早的一部《黃土地》到最新的一部《妖貓傳》，他因為喜歡土地的廣袤壯闊，進而喜歡盛唐的開放包容。這次拍攝《我和我的祖國》，他把外景地選在了敦煌，他說“那裡的廣袤土地、戈壁灘，再加上雅丹地貌，給你一種特別溫情的感覺。”言談話語中，你能感覺出土地在陳凱歌的心中有如母愛一般的存在。他被一些網友叫做“建城狂魔”，調侃他拍電影總是要耗費巨大精力搭建實景，甚至不惜還原一座城市，而事實上，搭建城市正是他嘗試與土地建立關係的過程，有城就有國，有國就有人，有人也就有了故事，腳踏實地是讓陳凱歌可以在創作上天馬行空的力量源泉。
這一次，在《我和我的祖國》的拍攝中，他進一步將“人與土地”的關係延展出“天空”的維度，在這部田壯壯、江珊參演的名為《白晝流星》的短片中，他要講述宇航員和地球的故事。
回鄉的人
在已經發布的預告片中，劉昊然和陳飛宇飾演一對外出返鄉的少年兄弟。少年在旁白中說：“李叔對我們說，天亮的時候會來幾個尊貴的客人。是什麼客人？”鏡頭隨即推向田壯壯飾演的“李叔”，老人用飽含溫情的語調道出了《白晝流星》的故事核心——“回鄉的人”。
“對於宇航員來說，他們也是回鄉人，從外太空回到自己的國土，這本來就有一種回家的意味”。陳凱歌透露，在敦煌的拍攝現場，當看到數十輛飄揚著五星紅旗的軍車馳騁在戈壁灘上，數百名身穿軍裝的群眾演員面對徐徐打開的返回艙，喊出“歡迎回家”的口號時，攝製組的很多工作人員情不自禁地熱淚盈眶。“回鄉”的含義第一次以這樣的方式呈現在人們面前。之所以拍攝這個主題，陳凱歌說：“因為中國人是最戀家的，中國人是要回家的！”所以，出人意料的，在這部以載人航天為背景的短片中，陳凱歌沒有把鏡頭對準天空，而是對準土地，他想講述的不是出征，而是歸來。
為了最大程度還原歷史瞬間的真實感受，陳凱歌按照1:1的比例還原了神舟十一號飛船返回艙，並請來了當年執行任務的兩位宇航員景海鵬和陳冬，原樣復現出艙的瞬間，甚至連影片中第一個打開艙門的人都是當年的那個工作人員。陳凱歌不是在還原歷史，也不是在還原故事，他其實是在還原一種觸感，一種“回鄉人”的雙腳踩在故鄉土地上的觸感，一種“家鄉人”為久別歸來的孩子打開家門的觸感，他希望藉助航天工作者的親身參演，打破影像與現實之間的牆，讓每個觀看電影的“我”都成為其中的一個人，讓回鄉之情得到最大程度的釋放。後期階段，陳凱歌反覆叮囑作曲，要特別注意影片中一個重要的時間節點，就是宇航員出艙之後雙腳觸碰到土地的瞬間，他抬起手做出鏡頭的示意，“從返回艙出來的時候，我們是從他們的腳開始拍起的，這就是回家的意味。”
關於這個故事更多的內容，陳凱歌以一種狡黠卻可愛的微笑拒絕劇透，但他還是說出了這部短片另外一個潛藏的主題，“我的故事在某種程度上是有關脫貧的”。在《白晝流星》預告片的開始，少年說出了一段帶有寓言色彩的話：“要是有一天，人們能在白晝裡看見夜晚的流星，這片窮土才會被改變。”影片中，劉昊然和陳飛宇飾演的兄弟因為家鄉的“窮土”而逃離，他們就是田壯壯口中另外一對等待“回鄉的人”。《白晝流星》意圖打破少年心中不切實際的那個寓言，脫貧不在天意，而在人為，“窮土”只會隨著人們的離開而愈發貧窮，只有依靠生活在那片土地上的人們回到故土、改造家鄉，才能擺脫貧窮的命運。
神舟飛船的返回讓流浪少年親眼目睹了”白晝流星“的出現，也許宇航員的歸來會點燃他們心中對家鄉的思念，推動他們走上回家的路。少年的內心世界和那片“窮土”的命運會如何發展，我們只有等到10月1日《我和我的祖國》上映以後才能知曉，但陳凱歌又一次讓我們看到了他將宏大主題與個人命運交織敘事的能力，一個精神世界中同時存在國與家、詩性與野性、反思與希望的導演，帶來他對“人與土地”這個主題更深沉的解讀。
少年初心
從1984年執導第一部電影《黃土地》起，在35年的導演生涯中，陳凱歌總共執導了17部影片，《我和我的祖國》是第18部，這個成績放在“第五代導演”中，甚至是所有導演群體裡，都是勤勉而高產的，他始終飽有旺盛的創作慾望。
採訪中，我問他是否擔心《我和我的祖國》無法實現7個1相加大於7的結果，言外之意，這部萬眾矚目的獻禮鉅製如果觀眾不接受怎麼辦？陳凱歌的回答誠實而簡單：“我不知道”，他想了想說：“我覺得是不是大於7並不是最重要的事，最重要的事是，我們花了很大的精力、很長的時間，去為國慶70週年做了這樣一件事，我覺得這對我們個人來說，對這部電影來說，才是最重要的。”
所有人都在等他表決心，而他表達的卻是初心。以一名電影導演的身份去記錄和致敬國慶70週年，這是《我和我的祖國》對他最大的意義。35年前，當時即將開拍自己第二部電影《大閱兵》的青年導演陳凱歌，帶領一支小型攝製組，在金水橋邊記錄了國慶35週年的閱兵式，當鄧小平站在檢閱車上駛過金水橋的那一刻，攝影機後的陳凱歌瞬間淚奔，那次與歷史的“迎頭相撞”也為他找到了某種創作的初心。“人與土地“的主題在某種意義上就是他對“我和我的祖國”這一關係的表達，此後的35年裡，他始終在做的不過就是用影像去捕捉這個初心，用作品去詮釋這個初心。
陳凱歌想做這樣的少年，也喜歡拍攝這樣的少年。在他過往的作品中，充滿了這樣勇敢天真、不合時宜的少年形象，《黃土地》裡的翠巧、《孩子王》裡的王福、《霸王別姬》裡的程蝶衣、《無極》中的崑崙、《道士下山》裡的何安下、《妖貓傳》裡的白龍……“少年”在陳凱歌心中不是年齡的劃分，而是心性的定義。在短片《白晝流星》裡我們又一次看到了劉昊然、陳飛宇飾演的少年形象，拍攝這部短片時，劉昊然22歲，陳飛宇19歲，恰是少年時，面對這部影片宏大的歷史背景和主題，陳凱歌沒有給他們過多的解釋和指導，只是捕捉他們在歷史瞬間的真實反應，究其原因，所有人都可以成為少年，卻沒有人能夠扮演少年。
曾經有人問陳凱歌喜歡自己的哪部作品，他的回答是：“我的電影全挺好的，我拍這個電影的時候就代表了我是誰。”於是，我追問他，如今拍攝《我和我的祖國》的陳凱歌是個什麼樣的人？他對於藝術與人生，對於人與土地的思考有了什麼新的理解或不解？
陳凱歌說，他感受到了時代的巨大變化，中國正在開啟一個嶄新的歷史階段，而國際形勢的錯綜複雜讓這個時代充滿困難和挑戰，他參與這部影片是想給出這樣的回答，“不管你是誰，不管你是什麼樣的觀點，都不能不接受這樣一個事實，一個已經發生了的事實，那就是中國遭受欺辱的時代已經永遠過去了”，陳凱歌說，“這個東西好像比什麼都大，就是那麼多的磨難，仍然不能改變你對這個國家的情感。”
10月1日，當你走進電影院觀看這部《我和我的祖國》時，希望你能從中看到自己的影子。未來的路註定漫長，但70年的新中國正當少年，只要不停下腳步，只要不忘記初心，把長路當歌，少年終將凱旋。
特別鳴謝：華夏電影對此次專訪的大力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