徂徠山成吉思汗聖旨摩崖的發現實錄

幼時隨外祖父上徂徠山搜尋徂徠山抗日事蹟。發現成吉思汗聖旨摩崖石刻，苦於當時學識有限，無法解讀，後擔任《泰安文化通覽（岱嶽區卷）》學術主編，對於摩崖石刻進行了新的挖掘，後邀請周郢等人考察，拓片研究，把有關材料整理髮表在《大眾日報》，後周老師整理髮表在《中國道教》，徂徠山成吉思汗聖旨摩崖石刻於是名揚天下。先把《大眾日報》2012年3月20日發表的文章貼出來。

劉傳錄摩崖拓片

遠行與迴歸:徂徠山聖旨摩崖

任宇波　劉傳錄

摩崖,即刻在山崖石壁上的文字。徂徠山蒙古大汗聖旨摩崖,刻於八百多年前,在三十載因緣和合後,幾位學者的“遠行”帶來了它的“迴歸”,於2010年5月正式面向世人,為研究山東地方世侯與蒙古汗庭、全真教關係補充了重要研究史料。

遠行:三十年間探陳跡

我（劉傳錄）於上世紀80年代還在讀初中,在姥爺的帶領下,曾走遍了徂徠山的山前山後。在搜神洞,第一次見到了巨大的四方摩崖,據姥爺講,這原來有個道士觀,摩崖是皇帝碑,摩崖上的“煉神庵”和“節度使時宥”幾個字,讓他印象深刻。我前後三次試圖認清楚摩崖石刻,但因風化嚴重,字跡缺失,一直未能達成心願。

日月如流,2010年5月,周郢、劉傳錄一同外出考察時,閒暇交談,發現兩人均與徂徠山摩崖有所淵源。兩人激動不已,那片刻石會不會是同一個蒙元摩崖呢?當即商定,再對徂徠石刻作一番細緻探訪。

同月,在劉傳錄導引下,周郢、張亞明來到徂徠山南麓,沿著一條澗谷向上攀登,經過兩個多小時的攀爬,在萬峰環擁,深谷幽邃之處,遙見幾座業已廢棄的民居。周郢當即認出這正是二十多年前的借宿之地。當他們繞過房舍,來到後面的石壁前,頓為之驚呼——那一片密密麻麻的文字,仍無恙留存在絕壁之上。三人立即找來木梯,搭成支架,由張亞明進行摹拓,限於時間,只完成三分之一。

為了獲得全璧,一年之後,周郢和劉傳錄帶領一個考古小組再次赴徂徠考察石刻,又約請了石刻專家趙波平與道教學博士張琰同行。到達後立即進行拓制,八百年前的摩崖記文,在墨撲摹印下,終於完整地顯現在今人面前。

真相:政治宗教的媾和

徂徠山,又名駝來山,相傳是張果老為與碧霞元君的泰山比高,倒騎驢從各地馱山相疊而成,其與道教的淵源可見一斑。

結合已存史料以及刻石記錄的徂徠山煉神庵的修復和壯大情況,泰山地區全真教的發展逐漸展現出一個較為清晰的歷史圖景。

讀過金庸“射鵰三部曲”的人,對全真教應該都不陌生。全真教,也稱全真道或全真派,是中國道教的一個重要派別,因創始人王重陽在山東寧海(今山東牟平)自題所居庵為全真堂,凡入道者皆稱全真道士而得名。該派汲取儒、釋部分思想,聲稱三教同流,主張三教合一。以《道德經》、《般若波羅蜜多心經》、《孝經》為主要經典,教人“孝謹純一”和“正心誠意,少思寡慾”。

在全真教發展過程中,一直為南宋、金、蒙古三方所極力拉攏,但審時度勢之後,全真教看到了蒙古力量的方興未艾,作出“卻金使,謝宋聘,獨赴正在西征西域的成吉思汗之召”的決定。元太祖十五至十八年(1220～1223年)間,全真教第五任掌教丘處機應詔,以70歲高齡攜尹志平、李志常等18弟子,跋涉數千裡,歷經磨難,赴西域大雪山謁見成吉思汗,受到大汗的器重。

丘處機覲見成吉思汗無疑為全真教帶來全新的發展機遇。1227年,成吉思汗下詔將天長觀改名長春宮(今北京白雲觀),並賜金虎牌,以“道家事一切仰神仙處置”,即詔命丘處機掌管天下道教。此後直到金亡,全真教在蒙古人的勢力範圍和金朝統治區域齊頭並進、同時發展。

據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所研究員張廣保研究,由於蒙古人對北方中國雖然已經成功實現軍事佔領,但卻並沒有予以直接治理,而是將其交由漢地大大小小的諸侯統治。因此全真教在北方中國的發展雖說藉重蒙古皇室的護持,然而主要還是通過與地方諸侯合作實現的。

全真教在泰安的發展,不能不提世侯嚴實。嚴實,泰安長清人。元太祖十五年(1220年),太師木華黎徇地山東,嚴實知南宋不足恃,據《元史·嚴實傳》記:“(庚辰)七月,謁太師木華黎于軍門,挈所部彰德、大名、磁、洺、恩、博、滑、浚等州戶三十萬來歸,木華黎承製拜實光祿大夫,行尚書省事。”這是嚴實歸附蒙古的開始,攻克東平並建行省。1234年嚴實至和林覲見元太宗,嚴實被授為東平路行軍萬戶,為元初漢地7個萬戶之一。

元太祖二十一年(1226年),嚴實邀請境內全真高道普照大師範圓曦住持東平上清觀。嚴實開府東平,發起了規模浩大的重建泰山宮觀運動,委派會真宮道士張志純興復泰山各廟,玉女祠(即後世之碧霞祠)、會真宮、玉帝殿、聖祖殿、岱嶽觀等皆予增修。嚴實死後,其子繼續支持張志純的修建活動。

張廣保研究分析,蒙古國時期,北方中國漢族諸侯們將其轄區宮觀修繕移交全真教之真實意圖,並非僅關涉宗教信仰,而是為了表明他們歸順蒙古統治的政治意圖。因為此時的全真教從政治功能方面看,差不多相當於蒙古人的國教,所以是否歸順丘門一系全真教,實際上就相當於一種政治態度的標識。這也是全真教在蒙古國時期獲得迅猛發展的重要原因之一。

嚴實入據東平後,泰安豪強泰定節度使、開國侯時珍,歸順其麾下。嚴氏邀請全真高道主持上清觀,對當時管理徂徠山的時珍父子影響很大,特別是對在戰火中“殿宇堂廡盡為灰燼”的徂徠山的道觀寺廟給予重修。

如此看來,修復摩崖石刻記載的煉神庵是時珍父子政治態度的體現。所以他們邀請的主事人是丘處機的嫡傳派弟子丁志年,丁志年是範志敦的弟子,範志敦中年出家,師禮丘處機,道號為真常子,丁志年年少即拜範志敦為師,盡得其學,為全真第四代傳人。

元太祖二十年(1225),全真道士丁志年(號古陽子)來遊徂徠,居葛氏巖之煉神庵廢址。此為全真教派入居徂徠之始。因金末貞祐之亂,徂徠山煉神庵毀於戰亂。丁志年為實現煉神庵的復興,在時珍父子的支持下,歷經十餘年,重修了位於二聖宮附近葛氏巖的煉神庵,在元太宗十二年實現“殿堂室館、庖廚園圃,鹹有倫序”。為表彰丁志年的功績,海迷失後(元定宗皇后,監國)二年(1250年)十二月,時宥上報主管當地宗教的東平府路道錄司,道錄司上報蒙古朝廷,請得聖旨。海迷失後聖旨:“賜丁志年金襴紫服,並授以和光大師之號。”同時頒予牒文,刻石庵中。泰定軍節度使命人為其撰寫《復興葛氏巖煉神庵記》,刻石於巖壁,以紀始末。這就是徂徠山成吉思汗聖旨摩崖的來歷。

據史料分析,煉神庵至少毀於明代以前,明朝編撰的《泰安州志》已經沒有記載。丘處機去世後,道教兩次遭到焚經的打擊,第二次在至元十八年(1281年),元世祖頒旨焚燬《道德經》外的其餘《道藏》經文印版,這次事件也影響了泰山,煉神庵大約毀於這時。

迴歸:因為稀缺,所以珍貴

據悉,對蒙元時期蒙古宗王、漢地世侯與全真教的關係,迄今為止中外學術界無論是蒙元史界,還是道教研究界,對此做系統研究的人較少,這主要是因為材料很少,正史中絕少看到,只有在有關全真教碑刻、元人文集中才能找到一些片斷。所以一旦有新發現的摩崖碑刻內容涉及相關主題,那麼對於研究三者關係無疑有極為重要的價值。

《復興葛氏巖煉神庵記》摩崖高2.16米,通長約5米,共分四方,分別系蒙古國時期的煉神庵記及牒文。其內容不僅歷代金石專書從無著錄,即使搜求徂徠山古蹟詳備的《泰山道里記》、《岱覽》、《泰山志》等地方誌乘也沒有記載,足以證明這是一次全新的發現。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刻石庵中的蒙廷頒予的牒文,該牒除了記述朝廷賜予丁志年紫服和光大師之號之外,還節錄了8件成吉思汗等蒙古皇帝聖旨、后妃懿旨、太子令旨。經查對蒙古史錄,這些詔旨絕大部分不見於史籍著錄；如所錄成吉思汗當年頒給丘處機的詔旨“丘神仙門下出家師德名號”,在元史中消失已久,現存各種蒙廷詔旨均無此段文字,屬於國內第一次發現,意義非凡。而窩闊臺的孛羅真皇后、唆魯古唐妃懿旨,昔列門、和皙兩太子令旨,也是第一次發現。成吉思汗之子窩闊臺的皇后和兩位太子都在這則牒文裡得到身份的證實。摩崖旨文的發現,對考察蒙古汗廷與全真道的關係,瞭解蒙古朝廷內的運作情況,提供了諸多珍祕史料。

泰山研究學者周郢認為,摩崖所記史實,對了解800年前蒙古國時期全真教在泰山的傳播情況,以及與地方世侯及蒙古汗廷的關係,都有重大價值,丁志年所修徂徠山煉神庵為泰山以南的一處全真教傳播中心,摩崖刻文可復原泰山全真教史的歷史真相。

蒙元史大家蔡美彪先生獲知這一發現後,特致函周郢稱:“蒙古初期文獻傳世無多,泰山摩崖文字記事,實為重要發現,於譯名、年代多可補正文獻之不足。”相信隨著對徂徠摩崖的深入解讀,諸多800年前的汗廷內幕與全真教祕史將逐漸揭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