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陳布雷：他到底因何而死，人生有多奇特，後人又有幾多荒誕？

陳布雷讀書歷史陳立夫杭州張季鸞政治上海陳璉中國歷史陶希聖陳誠文章劉愚愚 2019-04-09

在我看來，陳布雷本就是一個純淨的讀書人。亂世江湖，身不由已，成了一個著名的悲劇人物。

陳布雷與陳誠.二陳號稱蔣氏“文膽武將”

他出身於詩書傳家的仕宦門庭，生長在新舊時代的夾縫，有著“位卑不敢忘憂國”的情懷，也有著“豈能盡如人意、但求無愧我心”的特操，同時脫不下“士為知己者死”的愚忠意識。看《陳布雷回憶錄》，我總感覺，真是“性格即命運”，總覺得正是這三點性情因素，讓他得以被柄政者看中，平步青雲；也讓他最後在王朝的宮殿坍塌之前，自願選擇了陪葬。

他後半生始終處在權力的中心。他是蔣氏最信任的人，“重大決策莫不商於陳”。但他這個人，有士大夫氣，是真正清高的，存風骨，留底線，並沒有在政治上向上爬的雅興，且避之唯恐不及；但他對國事天下事，也從來都不會置身事外，泰然作”神州袖手人”，最終的自然邏輯，當然是為權力所吞噬。那是一個政治和社會生活都極其不正常的年代，不僅不允許你做一個“英雄”，連只想做一個”人”的願望都戛戛其難。

1930年代，陳布雷和家人在杭州

只知獨夜不平鳴,春鳥秋蟲自作聲。風蓬飄盡悲歌氣，佈雷畢竟是書生。他的立身出處，他的動靜語默，他的人生態度，他的價值選擇，迂腐也好，單純也好，生死也好，悲喜也好，多少都是一種書生意氣使然；這種書生之氣，也讓他的損失、傷痛與憂憤，似乎都要比一般人來的更加的深廣，更加悽切。

他不是一個壞人，也不應該承受這樣的悽風苦雨的苦痛，家破人亡的結局。也許也正因為如此，在民國時代的所有御用文人中，他大概是得到後世最多同情的吧。

就我個人淺寡的閱讀體會而言，與其說陳布雷是殉於蔣家王朝，不如說他是殉於傳統綱常的“道”與“義”，還有多災多難、四海乾戈的現代中國。

陳布雷與蔣氏——他的後半生和此人捆綁

從政從來都不是他的夙願。他所以後來涉入侯門，完全是報國的道義和責任感所驅動。他出生舊家庭，但是受的是新舊兼具教育，人生40歲以前，他那麼熱情地投入新聞界，滿懷啟蒙理想，藏身上海，口犁筆耕，以撰寫社論、時評為職志，以敢言無忌著稱，聲名鵲起，是“第一流的政論家”，與張季鸞並稱南北雙壁。

他的真正志向，是讀書人本位的“言論報國”。後來的捲入政治，從他回憶錄看，實是對國民革命有認同感，認為政治救國更為速效，所以應召從政。他的選擇轉變，不是為一己權力，而是服從救世理想的，也因此，當時事稍有安頓之狀，他多次請求辭職，也始終在權力中心中保持超然之態，志在做“無名英雄”，連“名字都不願見報”。

陳布雷愛女陳璉（1919—1967），潛伏者，後不得已離婚並自殺

愚忠的思想，他應該也有，但絕非可以完全主導他言行乃至生死取捨的價值觀。蔣氏很看重他，不是當他做幕僚甚且臣僕看，一直有“執弟子禮”的意思和謙恭，稱呼他也從來不直呼其名，而恭為“佈雷先生”。陳氏對於這一點，不會沒有知遇之情，也不會沒有感激之意。但他的價值觀念，是新時代的民主平等觀，而並非是封建王朝式的，所以他對與蔣氏的關係認知上，絕不是君臣主僕的架構，是公私分明的。這一點，我們今天看《陳布雷回憶錄》，還有陶希聖、陳立夫等人的記述文字，並不難辨析明白。

1948年11月12日那個深夜，他吞服大量安眠藥，氣絕於凌晨，終年59歲，身後僅留有存款700元。後來，香港那邊有文章說他是對蔣“尸諫”，是“愚忠”，衍為流行說法。實際上，他的祕書蔣君章、他的同事陳立夫等人早已說明白絕非如此。

陳布雷與幼子陳礫

他的死，是死於對國家的絕望。他的祕書回憶說，臨死前的數月，他每日公餘，都站在後窗眺望。那裡看出去，是山西路，能看到日常出入的百姓，而那時，社會已然餓殍橫呈，每日街上都有搶米風波發生。陳布雷每次靜站，表情凝重，若有哀悽之色，無語而退。

寫於那個深夜的遺書中，他如此寫道，“我鑑於自身體力精力腦力之衰弱，實覺已不能再對國家非常時期作絲毫之貢獻，偷生人世，已無意義”；他最後叮囑子女後代，“汝等務必盡忠於國族，自立於社會，勤儉正直，堅忍淡泊，以保我家優良之家風”。

陳在臺孫子陳師孟，如今言行，恰為陳布雷遺囑的諷刺

他實在不是為愚忠而死。他是為國而生，為國而死。

最讓我感慨的，其實不是陳布雷一己之身的命運，而是他們家族百年來造化弄人到可謂荒謬的曲折路程。

陳氏本人，自是鐵桿國粉，不惜與之偕亡；他子女八個，卻沒有一個繼承者，相反竟有4個兒女是我方陣營的潛伏分子，愛女陳璉及么兒陳礫等，最終也因此而或慘死，或受盡凌辱；現存的一個孫子陳師孟，竟然又搖身一變，成為對岸鼓吹自立的著名旗手。一門三代，即親即敵，讓人啼笑皆非。這種家族的分裂和反差之劇，中國歷史上，乃至全世界範圍內，應該也是找不出第二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