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寧（右一）小時候，一家人在一起的合照。受訪者供圖
李豔霞想留住時間。
兒子金寧失蹤以後，李豔霞將他的房間原樣保持著，兒子穿過的紅色運動服、桌子上夾的卡片、離開那天的日曆和火車票，統統都被妥善保管著。
為了等兒子回家，家裡的地址、李豔霞的手機號從沒換過。每年過年，飯桌留著金寧的座位和筷子。 2018年是金寧37歲生日，在志願者幫助下，辦了生日會，買蛋糕、吹蠟燭、唱生日歌，就好像金寧一直沒離開過。兒子沒有到場的生日儀式，李豔霞已經堅持了16年。
李豔霞61歲了，皺紋總在提醒她這件事。45歲那年，兒子金寧踏上了北漂的列車，從此失蹤。李豔霞的生活崩塌了，在那以前，她工作穩定，有一對兒女和勤懇踏實的丈夫，現在，只剩下了找到兒子這件事。
李豔霞決定回到45歲。
回到45歲
整容醫生郭樹忠記得去年11月第一次見到李豔霞的樣子，她看起來比年齡老太多了，皮膚鬆弛、眼眶凹陷、淚溝明顯，法令紋深到像一道疤。整個人也憔悴，穿著破舊的衣服，頭髮沒梳，“像半個流浪漢”。又總佝僂著背，說話也小心翼翼的，像做錯了事一樣。
郭樹忠還發現，李豔霞對什麼話題都提不起興趣來，滿腦子都是找孩子，說上幾句話就開始流淚。
2002年，21歲的兒子金寧從學校退學，堅持要去北京追逐音樂夢想，隔年失去聯繫。
金寧年輕時彈吉他的照片。受訪者供圖
為了找孩子，李豔霞獨自跑了全國30多個城市，像沒頭蒼蠅到處亂撞。為了省錢，她隨身背一個牛仔雙肩包，裝著牙刷、水杯和薄被子，住橋洞、睡大街，和流浪漢擠在一起。她印了一千多張照片，背後是手寫的尋人啟事和電話號碼，往外發出去，打過來的大多是騙子。有人張口就說自己就是金寧，生病了、車禍了、沒錢買車票了找她要錢；有人告訴她，福建有座山裡有塊大石頭，人躺上去睡一覺做個夢，特別靈；有自稱網站的工作人員打電話來，只要交了錢能把尋子信息登上網站，準能找著。
2009年，李豔霞學會了上網發帖子，因為拼音學得不好，一篇幾百字的帖子得寫三四個小時，經常要發到半夜。她記得金寧說過自己的QQ叫“酒精寧寧”。在網上到處搜索，還真找到了一個叫“酒精寧寧”的QQ賬戶，頭像是一隻兔子，年齡和金寧也對得上。
她相信那就是金寧。兔子頭像從來沒亮過，想孩子的時候，李豔霞就去給那個賬戶留言，一遍遍勸他回來。
李豔霞還到處發找孩子的帖子，有網友給她留言：“我也失聯了很多年了，親人在找我我也知道，但是我不會回去了，有一些不得已的原因……就讓他們以為我已不在了吧。”
李豔霞想，這是寧寧嗎？她回覆“寧寧”：“回家吧，孩子……你很多年不跟家裡聯繫，你知道父母親這麼多年是怎麼過的嗎？……我不知道你是不是金寧，不管你在外頭髮生過什麼，遇到過什麼，媽媽爸爸都不會在乎……回來吧！回來吧。”
對方否認了，他不是金寧。
找孩子找久了，李豔霞看誰都像是金寧，去到酒吧街，有店鋪門口擺了個吳奇隆的立牌人像，李豔霞撲上去抱著就哭，問女兒金鑫，“鑫鑫，你看這不是你哥嗎？”金鑫把她拖走了。
找兒子的這十多年，蒼老迅速襲擊了她。去超市，有以前的同事見到她差點認不出來了，朋友說她看起來像70歲，因為哭得多，眼睛邊上爬滿皺紋，眼皮耷拉著，嘴角向下拉扯，看起來疲憊、愁苦。她隨時從包裡掏出來兒子的照片，見人就問，網上有人叫她“尋子祥林嫂”。
李豔霞告訴郭樹忠，她想整容，通過手術回到45歲——兒子剛離開時的樣子，好讓兒子見了，一眼能認出來。
郭樹忠心想，他見過找孩子3年的、5年的，李豔霞找了16年，各種渠道都用了，他覺得找到孩子的可能性非常小，但是，“也許能從另一個角度幫幫她。”
“決定給她做手術，是希望讓她看起來更年輕，通過手術，雖然身上的細胞沒有改變，但是能緩解她的焦慮。”接觸過上千起整容手術，郭樹忠認為，美容手術解決的是心理問題，他希望通過手術，讓李豔霞的生活重心從孩子回到自己身上。
李豔霞整形前後對比照。受訪者供圖
整形前一天，2018年12月18日，醫院組織了一場“16年漫漫尋子路,找回逝去的時光”的發佈會， 61歲的李豔霞站在臺上，又哭了一回。
上一次站在臺上面對這麼多人是在2016年，李豔霞帶著女兒金鑫登上了中央電視臺一檔尋人節目——《等著我》，節目網站顯示，這檔節目已經幫助了12289個家庭找回親人。
金鑫聽說，有十幾萬人報名想上節目，節目組聯繫到她的時候，她激動壞了，告訴爸爸媽媽“我哥找到了！”她以為只有親人找到了的才會被邀請上節目。
李豔霞帶著一首《大約在冬季》的錄音帶去了節目現場，那是金寧唱的。離開前，金寧告訴李豔霞，他一定要混出頭來，去中央電視臺唱歌。李豔霞把他的歌帶來了。
主持人倪萍邀請一位在場的音樂家評價，對方頓了頓，語速放慢，“他音準是沒問題的。”話頭一轉，委婉地說，“你的兒子說給你一個驚喜，可能這個驚喜對他的到來比較困難，所以他不來見您。”
李豔霞低著頭，按照節目設計，最後環節“希望之門”，由親人穿過長長的通道走到門前，按下開門按鈕，如果孩子找到了，會從門裡走出來。上場前，導演提醒李豔霞：“別激動，我們以前好幾個心臟不好的直接昏過去了。”李豔霞想著，這是找著了。
金鑫攙扶著媽媽，沿著長長通道，她催李豔霞走快點，巴不得早點見到大門後的哥哥。母女倆手疊在一起按下按鈕，門打開，光從縫隙透進來，金寧沒有出現。
“我一定要給你們個驚喜”
金寧在敦煌長大。家裡至今保留著他的房間，老式桌子上蓋著一塊玻璃，壓住幾張照片：金寧去北京了，金寧抱著吉他，一家人在一起吃飯……坐在客廳的沙發上，李豔霞說，她以前就坐在靠牆角位置的椅子上，看金寧彈吉他唱歌。
金寧的房間裡的桌子，陳設一直沒有變過，整容手術後，李豔霞把自己的寫真擺在了桌子上。新京報記者 衛瀟雨 攝
父親金振斌是音樂愛好者，母親李豔霞有副唱秦腔的好嗓子，週末的時候會叫來一群喜歡音樂的朋友，在家裡辦音樂會，拉二胡、敲揚琴、吹笛子。他們表演《地道戰》，妹妹金鑫繫著紅領巾，坐一旁看大人吹拉彈唱，金寧就在隔壁房間裡寫作業，從房間裡探個腦袋聽音樂。
這些成了李豔霞最快樂的回憶。她兒女雙全，夫妻兩個屬於雙職工，家裡經濟條件也不錯。兩個孩子表現得從來不讓她操心，每天晚上回到家會主動寫作業，從不打架、早戀、惹是生非，懂得節儉，去開家長會，老師說你孩子太乖了！兒子金寧離開後，李豔霞反思，她對兒女關心太少了，當初以為的懂事可能反倒成了他們疏離的跡象，孩子把事情藏心裡了。
這是個嚴父慈母型家庭，父親金振斌是過苦日子長大的，1歲喪母，5歲喪父，“跟著他叔挨打受氣”，半夜被叫起床磨面是常有的事。女兒金鑫覺得，父親從小沒有得到愛，“對家庭、對小孩都有點冷漠。”
父親對兩兄妹嚴厲，他是學校裡的老師，回到家也像老師一樣，吃飯的時候要給他們講課文。金鑫最怕父親問她，“我考考你，昨天給你講最長的河是哪條河？”
金鑫記得，小時候是哥哥接送她上幼兒園，給她輔導作業，還要照顧她吃飯，兩個人差七歲，哥哥像父親一樣照顧她長大。關於童年，金鑫能想起來的都和哥哥有關，兩個人在房間裡把被子摞高，從一個房間瘋跑到另一個房間；在院子裡用板凳搭房子；哥哥不願意帶她出去玩，她抱著大腿不讓哥哥走。
父親金振斌工作忙，白天上課、晚上備課，李豔霞又要上班又要帶孩子，被瑣碎的家務纏得脫不了身。金鑫童年最愉快的回憶是全家人在過年出去吃火鍋，其餘的時候，四個人經常湊不齊。
2000年高中畢業時，金寧想考音樂學院，以後當個歌手。高考成績出來，離音樂學院差了200多分，最後，考上江漢石油學院(現長江大學)。兩年後回家，金寧變了一副打扮，留起長髮，穿黑色T恤，戴十字架項鍊，身上鍊子咣噹響，金振斌覺得“像個二流子”。金寧告訴李豔霞，他退學了，現在去了北京，住在一個月300塊錢的地下室，在地下通道唱歌。
金振斌生氣，正趕上石油系統招人，學徒工一個月也有1800塊錢，金寧說，“給我一萬塊錢我都不去，”他喜歡北京，“人又多，幹什麼工作都有，怎麼都能掙錢。”
李豔霞也生氣。但金寧把她從房間裡叫出來，端了杯白開水，“媽，我太喜歡音樂了。”
李豔霞心軟了，她帶著兒子去買雅馬哈電子琴，3680元，用光了積蓄，還找人借了不少。那年10月5日，21歲的金寧揹著新買的雅馬哈電子琴、一把木吉他，帶著媽媽做的駱駝毛毯、敦煌果脯、高中畢業證、親戚們湊的一千塊錢和一張一家人在飯桌前的全家福，坐上了去北京的火車。這一走，就是16年。
金寧上學時去北京參加夏令營的照片，這件紅色運動服李豔霞至今仍保留著。受訪者供圖
一開始每隔半個月，金寧會給家裡打一次電話報平安。金寧描述的北京生活裡，他和幾個愛唱歌的朋友一起住在東城區潮溼的地下室，白天去飯館洗盤子，“我們演藝圈的都要體驗生活”，老闆還誇他幹活認真；到吃飯的時候，飯店裡夥計一起用筷子敲盤子，“又蹦又跳地唱歌”；晚上，他去地下通道唱歌，偶爾在附近的籃球場打球。房東對他也好，2003年，房東提出來地下室通風不好，讓他搬到樓上住。
金寧語氣輕鬆，好像一切都在往好處發展，“我一定要給你們個驚喜，我要去三里屯發展，以後上中央三臺唱歌。”
這通2003年6月的電話成了金寧最後的消息。但在當時，沒有人覺察到異常，李豔霞用“大大咧咧”解釋一切，她沒有金寧在北京的住址、不認識他的朋友、沒聽過他打工的飯店，出了單位的院子，她不知道金寧和誰在一起玩。除此以外，QQ、貼吧，一切可能的線索都斷了。
高中同學李文傑回憶2003年9月最後一次見到金寧，他頭髮很長，在燥熱的夏天穿一身西裝，身上發臭。李文傑給了他幾件衣服，請他吃了飯，金寧說自己沒有路費，還給他拿了二十塊錢。
直到2018年，有志願者聯繫到了李文傑，李豔霞才知道金寧曾經在北京過得這麼難。她和丈夫金振斌從兒子留下的信息裡找線索，發現最後聯繫的電話是寶鈔衚衕的公共電話，電話亭已經換到了第五位承包商……李豔霞想起來，金寧提到過他有一群做音樂的朋友，“崔健的侄子和我玩得可好了。”
通過公益組織的志願者，李豔霞輾轉聯繫到了崔健，對方回話，他沒有這個侄子。
“我們流浪歌手四海為家”
最後的電話裡，金寧說要去三里屯發展，李豔霞把北京的幾條酒吧街都找遍了。她能數上來的有：後海有家酒吧曾有人說看到過金寧；上地有一片曾經流浪歌手的居住區；動物園旁邊也有過幾家酒吧……一張北京地圖，李豔霞翻爛了。
李豔霞在志願者的陪伴下，去衚衕裡打聽兒子的線索。新京報記者 衛瀟雨 攝
金寧還提到過身份證被飯館扣下了，需要補辦，說他想家了。李豔霞推斷，他可能已經走到窮途末路，做流浪漢了。她把查找範圍從流浪歌手擴大到流浪漢。
金寧失蹤10年後，按照規定被撤銷戶口，當初的報案也已失效。2018年底，經媒體報道引發關注後，北京市東城區公安局將這起失蹤案重新立案，重新記錄，併為金寧父母做了DNA檢測。
最近兩年，一批熱心網友聚集起來幫助李豔霞。“愛心接力群：金寧回家”群聊裡，有三分之一是流浪歌手，他們現在的身份包括琴行老闆、音樂培訓老師和打工者。
2018年，春天樂團的主唱任彬也加入志願者群。他記得李豔霞聊天時熱情、客氣，只要別聊到孩子。
聊到找孩子，李豔霞馬上就哭了。任彬給李豔霞分析金寧可能去的地方，琴行、酒吧、過街天橋、地下通道、地鐵口，除此以外，還有地下室、飯館和工地。他給李豔霞講自己北漂的經歷，李豔霞想起來金寧，又哭了。
通過任彬，她才想象出金寧沒有在電話裡描述出來的那部分生活。
按照世俗定義，任彬混的不算成功，來北京10年才組起了樂隊。到現在，他靠做音樂培訓老師維持生計，樂隊的貝司手是酒吧歌手，鼓手在家裡帶孩子，吉他手成了後期製作人，鍵盤手是個宅男。每個人都有自己的事情要忙，專輯錄歌的日子總湊不齊，一張專輯花了5年時間，在音樂網站上，每一首歌的評論數都是0。今年過年回家，媽媽還勸他，“別在一棵樹上吊死。”可對他來說，放棄音樂太難了。
像很多被電影、詩和音樂吸引的北漂歌手一樣，2002年，福州的酒吧駐唱歌手任彬看了電影《北京樂與路》，當即決定去北京追夢。朋友勸他，北京太苦了。任彬把電影看了三遍，冬天就踏上了前往北京的列車，隨身帶著吉他、一包CD、幾本書和一百多塊錢。
流浪歌手任彬去醫院看望手術後的李豔霞。受訪者供圖
真實生活的苦比電影殘酷多了，他和朋友住在不到十平米的地下室裡，一天12塊錢。房間潮溼又黑暗，空氣散著發黴的味道，衣服永遠晒不幹。有段時間房間牆壁滲水，到處是細密的水珠，房東問他們，要不要換到好點的房間？好點的房間一個月貴100塊錢，他們拒絕了。
到北京，任彬才發現，流浪歌手太多了。2002年，想去地下通道唱歌得排隊，尤其是西單、公主墳、前門這樣人流量大的地方，晚上7點到8點是一撥，8點到9點是一撥，一直持續到12點，有很多撥人來爭奪地盤，有時候甚至要打架。
靠音樂養活自己幾乎不切實際，流浪歌手們大都得再找一份工作。任彬發現，想去三里屯的酒吧做服務員都要求會說英語。最後，他找了份工人的活，一個月300塊錢，不包吃住。加上晚上賣場掙的錢，只勉強夠維持生存，最困窘的時候，買不起一包方便麵。
過年，北京的外地人走空了，他一個人在地下室裡彈琴唱歌，出去逛廟會打發時間。到北京後，任彬6年沒回家。身邊的朋友們有一半都不回家，聚在一起，還會相互比較沒回家的年數，“那個時代好像就有這種風氣，你說你幾年沒回去，他說我比你好，多兩年，覺得越長沒回家越獨立。”
李豔霞在貼吧裡發帖子，有人回覆她，“阿姨你放心，我們流浪歌手四海為家，活得好好的，你不用找了。”
李豔霞不放心，她想著，總得知道在哪？在幹什麼吧！
底下的人吵起來了，“你找他幹啥？你不是打我們流浪人的臉嗎！到處喊媒體找人，我們怎麼活？
在鼓樓找兒子的時候，她遇到過兩個流浪歌手，20多歲，頭上包著紗巾、穿得挺洋氣。他們告訴李豔霞，他們靠唱歌掙錢。但是，大街上的人都行色匆匆，沒人聽他們的歌。“為什麼不回家？回家肯定能找著工作。”李豔霞勸他們。“不好意思回去了！”他們說。
所有人都想出人頭地，想從街頭唱到大舞臺上，可是沒幾個人像西單女孩那麼幸運。李豔霞聽在後海唱歌的歌手說，北京有12萬流浪歌手，她說，在她接觸的流浪歌手裡，“85%都不願意回家。”他們都做著成為汪峰的夢，但“汪峰有幾個？”
為了尋找金寧，任彬把十多年沒聯繫的朋友都漸次找到了，沒有線索；三里屯的酒吧街每年都去，一無所獲；就像一滴水融入大海里，金寧沒有留下一絲痕跡。流浪歌手們互相打聽，在地鐵的、在天橋的、在地下通道的，照片發在微信群裡，沒有一個人想起他來。
李豔霞問他們，“你們一般都在哪唱歌？”
流浪歌手告訴她，大城市，人多的地方，旅遊景點。李豔霞就往麗江跑、往成都跑、往海南跑，跑了30多個城市。有人說幾天前在寬窄巷子看見過像金寧的流浪歌手，李豔霞馬上跑去，保安聽說了，連著幫她看了4天的監控，去麗江古鎮，一條酒吧街走過去，剛走進酒吧大門，歌手告訴她，“阿姨，我們整個麗江的歌手都知道了！你放心，我們都給你在微信上轉發。”
可金寧還是沒有找到。
2018年，有志願者提供消息，羊坊店市場有個像金寧的流浪漢，李豔霞跑過去看，哪裡都像，只是鼻子比金寧尖。李豔霞能清楚辨認出金寧的臉，他的左邊眉毛有一道小疤痕，鼻子是蒜頭鼻，下巴圓圓的，隨她。曾經，有個救助站的站長說有個流浪漢“百分之一千”就是金寧，“我做過法醫，看人特別準”，李豔霞跑去看了，不是，全天下只有她瞭解金寧。
羊坊店的這個流浪漢低著頭，那天下著雨，他穿一條破褲子和拖鞋，坐在地上哆嗦。旁邊扔了被子和褲子，是賣菜的人可憐送給他的，他也不用。李豔霞看了心疼，賣菜的人告訴她，流浪漢在這裡已經五年了。李豔霞掏出口袋裡僅剩的十塊錢給他。
他拿了錢也不吭聲，緊緊攥住，李豔霞問他，“你想不想家？”流浪漢低頭哭了，眼淚掉在十塊錢上。
金寧小時候，全家人的合影。受訪者供圖
和自己和解
這些年，因為尋找金寧，李豔霞幾乎錯過了家庭生活。2006年，妹妹金鑫高考，父親工作忙，母親一年中有一半時間在外面找哥哥，每天，她自己煮麵吃。班裡按學習成績排座位，考得越好坐得越靠前，金鑫從第一排一直挪到最後幾排，家裡沒人管她，每天晚上都能看電視。
兒子丟了以後，金振斌變得自閉，不願意看別人結婚、生孩子的熱鬧場面，遇上跳廣場舞的都要躲著走。發展到後來，整天關在房間裡不願意出門。
退休後，金振斌回了西安老家養身體，李豔霞四處找孩子。2013年，李豔霞給在安徽打工的金鑫打電話，想讓她回家“給你哥留道門”。金鑫不願意，她在安徽生活穩定，男朋友工作體面，對她也好，兩個人已經訂了婚。連著打了幾個電話，父親金振斌還在電話裡哭了。金鑫心軟了，和已經訂婚的男友分手，回了敦煌，順了父母的心意，進了石油系統工作，在家裡“給我哥留扇門”。
最初李豔霞要整容，金鑫不同意，人得服老，更何況，整容多疼啊！恢復期的時候，母女倆經常視頻聊天，看媽媽“臉腫得像豬頭”，她心疼。但是，李豔霞是真的高興。在日記裡，李豔霞寫：我真的覺得自己變年輕了，不僅僅是臉，我覺得我恢復了有好多事情可以去做，我要和老伴一起去唱秦腔，我要學習做更多好吃的美味佳餚。
整形手術恢復期，李豔霞在醫院。受訪者供圖
每天，醫院的醫生、護士輪流去找李豔霞聊天，外面來的志願者、流浪歌手，還有看了新聞要來幫助的人，李豔霞的病房永遠是最熱鬧的，桌子上永遠有花和水果，有流浪歌手來唱歌。
郭樹忠勸她，也許金寧現在在外面過得很好，“你不一定非要天天忙著找孩子，把自己生活得好一點，還有外孫、有老伴、有女兒女婿。
李豔霞變得話多了起來，主動談論要和老伴過晚年，要照顧小外孫，甚至提出要去旅遊。
6月10日傍晚，和李豔霞走在街上，在敦煌標誌性的飛天建築前，她得拍幾張，走在步行街上，也要照相，和小外孫要照相，和女兒照，最後和我也得照幾張。照完了，朋友圈、微博、今日頭條，照片傳上去，一個都沒落下。
像是和自己和解，李豔霞決定不找了，她把微博頭像從金寧抱著吉他的照片換成了自己的寫真照。現在，電視也上過的，報紙也上過了，網上那麼多志願者在幫助她。她想回歸家庭生活。
網上也有人留言勸她，“寧願躲著都不想見父母，又何必執著一定要找出來。”李豔霞看見了，停頓了一會，用手寫輸入法回覆，“謝謝你的關心。”
去年，外孫出生，鼻子眼睛都像金寧，比金寧還要胖點。李豔霞看著他高興，把金寧唱歌的錄音帶放給他聽。今年新拍的全家福，小外孫笑得歡，李豔霞也變年輕了，好像一切都回到了45歲。
2018年12月29日，手術剛過十天，李豔霞在日記裡寫：
寧寧，媽媽臉上已經沒有皺紋了，跟十六年前送你到車站時的模樣差不多了，這樣我們見面的時候，你一定會一眼就認出媽媽來了吧。今年來北京，媽媽遇見了太多好心人了，他們都在幫著我尋找你，也積極的開導我，讓我不要因為找你而放棄了自己的生活，媽媽是不會放棄尋找你的，這輩子都不會放棄的，但媽媽也會積極、樂觀的活出自己，媽媽今天唱了一首《活出個樣來給自己看》，等你回來，媽媽再唱給你聽。
新京報記者衛瀟雨 編輯 陳曉舒 校對 李項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