離別時他回頭喊了聲“媽”，40年後，老母親千里尋找烈士兒子墓碑

現在可以確定了，40年前，兩位烈士被安葬在邊陲南疆的陵園中。750公里，這是他們的墓碑與老母親的距離。

文 / 金斌

編輯 / 屠雁飛

當看到天貓公益店的善款達到6500元時，詹麗雅總算舒了一口氣。她是“跨越千里的團聚”項目的負責人，6500元是該項目的最低可執行標準，這意味著遠在雲南和貴州的兩位烈士母親，在這個清明，能夠踏上為孩子的祭掃之路。

這一個清明，她們等了40年。

李龍芬還記得，1978年12月21日那天，送孩子去參軍，臨走時，她摸了摸兒子的頭，兒子喊了他一聲“媽”，轉身就登上了前往部隊的汽車。兩個月後，她的兒子左仕權在戰場上犧牲。

1979年2月，左仕權和朱家富在對越自衛反擊戰中犧牲，年僅21歲。

每一位走上戰場的士兵，都有一位等著他們回家的母親。這一等，就是40年。

三個月前，左仕權和朱家富的墓碑陸續被戰友找到。如今，可以確定，兩位烈士被安葬在邊陲南疆的陵園中。750公里，這是他們的墓碑與老母親的距離。

墓碑在哪裡

李安富是遵義人，也是個老兵，1983年參軍，新兵第一年就被拉上了戰場，在那場發生在雲南邊陲的慘烈戰役中，作為主攻團，一個營下來犧牲了82個戰友。“戰友在你身邊倒下時的樣子，這輩子都不可能忘記。”

退役、轉業，如今的李安富是深圳龍越慈善基金會的志願者，每年都會為烈士父母送去生活禮包。

去年，李安富來到貴州織金，從當地志願者嘴裡聽說了左華國和李龍芬老兩口。從對方口中，他第一次聽到了左仕權的名字，同時也被託付去尋找烈士墓地。

兒子犧牲後，部隊的連長將左仕權的遺物——衣服、行軍床、烈士證明以及一張烈士墓的照片送到他們家後便離開了，並沒有告訴這家人，究竟左仕權安葬在了何處。

多年來，家人一直將那張40年前部隊連長送來的墓碑的黑白照，鎖在自己房間裡的木櫃子裡，層層包裹。

弟弟曾經去部隊打聽，但是左仕權所在的部隊因為戰鬥減員嚴重，番號被撤銷，一時無從查找。這一晃就是十幾年了。

李安富幾經周折，終於在戰友群裡找到了韓世莫，這個與左仕權同年參戰的老兵告訴他，左仕權所在的團犧牲烈士安葬在雲南的南溪烈士陵園。

幾天之前，在另一個戰友群裡，昆明老兵田雲山也打聽到了朱家富的墓碑所在地，那個年輕的機槍手犧牲後被安葬在雲南的金平烈士陵園，當這個消息傳到500公里外的家裡時，老母親靠在牆邊，泣不成聲。

他吸引了敵人的火力

付顯雲當時和朱家富一起攻打高地，他們同在四連。

朱家富是1978年4月入伍，付顯雲比他晚了半年，“入伍後9天，就接到命令開赴到金平前線展開了訓練。”

付顯雲是昆明人，朱家富是東川人，口音相近，年齡相同，兩人很快成了朋友。在付顯雲眼中，朱家富勤快、聰明，跟所有的戰友都處得非常好。

四連是前鋒步兵連，後勤補給無法跟上，4公斤的乾糧堅持了22天。

1979年2月28日早上，前進中的四連接到命令，要求在四個小時內拿下802高地，而這個時候，全連已經斷糧7天，大家就靠繳獲的一點食品充飢。

付顯雲回憶，進攻前，朱家富本來是在預備隊的，“出發時，我看了他一眼，他朝我笑了笑。”

但在進攻時，主攻方向久攻不下，“連長帶著預備隊轉入主攻，朱家富就跟著衝了上去。”當付顯雲從另一個方向攻上高地時，發現預備隊已經在山頭上了，“比命令提前了兩個多小時。”

在陣地上，敵軍留下了18具屍體，而四連在這場戰鬥中，犧牲了3人，朱家富就是其中之一。

後來，付顯雲找到通訊員，想打聽一下朱家富犧牲時的情景，通訊員不想多說，只說當時短兵相接，攻擊高地約半小時時，朱家富中了一梭子，當場就倒下了。後來救援隊上去將他放在了擔架上，但朱家富已經犧牲了。

朱家富被上級黨委追認為中國共產黨黨員，並追記三等功，在資料中記載，部隊攻擊受阻時，朱家富隻身向敵高地的另一側衝了上去，吸引了敵人火力，全班借敵火力轉移之機，迅速接近敵火力點，全殲了敵人。

這一別，竟是永別

左仕權沒有留下任何一張照片，但他一直活在父母的記憶裡。

“他讀到三年級就沒有讀了。”父親左華國說，輟學後的左仕權在家裡幫忙做農活。在入伍前，年輕力壯的左仕權在附近的三甲鄉開山鑿隧道。

“他看上去很調皮，其實內在很穩重的。”母親這樣評價自己的兒子。

後來左仕權自己報了名去參軍。

入伍的前一天，父母和兒子步行到了鎮上，他們所在的村子和鎮上離得不算遠，但是他們還是在鎮上的招待所住了一晚。

李龍芬還記得那是1978年12月21日，她摸了摸兒子的頭，兒子喊了她一聲“媽”，轉身就登上了前往部隊的汽車。“他才去了一個月零三天，”左華國清晰地記著兒子從入伍到犧牲的時間。40年後，再次回憶起那一幕，這個樸實的農民迅速用手掌擦拭溼潤的眼眶，鼻子用力吸氣。

朱家富也是自己報名去參軍的。

他有一個哥哥，長自己兩歲，還有一個比自己小六歲的妹妹，父親在他六歲時就因病去世，兄妹三人只靠母親李三三一個人艱難地撫養。1977年底，初中畢業時，看到家中如此貧困，朱家富也不願意再讀書了，得知徵兵的消息後，朱家富主動要求報名參軍。

哥哥朱家友回憶，送弟弟去當兵的時候，從村裡出發到鄉里，走山路步行需要五個小時，“那天送到鄉上後，弟弟說什麼也不要我們再送，因為從鄉里再走到可以坐車的地方，還要走七八個小時，如果再送，他擔心我們當天就回不了家。”

就這樣，朱家友遠遠地看著部隊來的人，領著弟弟和其他7個兵走了，“他回了兩次頭，朝我們揮手，讓我們趕緊回去。”

1979年2月22日，步兵左仕權犧牲。

1979年2月28日，機槍手朱家富犧牲。

兩人的生命一同定格在21歲。

網絡善款

左仕權出生在貴州織金的一個小鄉村，那裡群山環繞，放眼望去，全都是連綿不絕的山丘，每年春天，山上會開滿映山紅。那裡至今依舊是國家級貧困縣。

“那時家裡的糧食都沒有，家裡還有七八口人，餓得沒有飯吃，怎麼可能走出大山。”左仕權的母親想起那段歲月，真的是苦。這麼多年，她不是沒有想過去尋找自己犧牲的孩子，但是世代務農，沒有多少經濟來源的家庭，根本負擔不起老母親的這個心願。

朱家富的母親，從得知孩子犧牲之後，便一直唸叨著要到兒子的墳上看看。“可是那個時候，怎麼會有條件呢，國家也窮，老百姓也窮。”

在老家東川的金沙江邊，人均只有五分地，只能種點水稻和苞谷，能解決吃飯問題就是最大的心願。國家下發的撫卹金，雖然從每個月7塊錢提高到了兩千多塊錢，但都被用來補貼家用。

幾年前，老人摔壞了腿和其中一個眼睛，生活已經無法自理。

好在去年底，當地響應政府整村搬遷，全家人已經從農村搬進了安置新區，房子是三室一廳一廚兩衛，和大兒子住在一起。

隨著年事已高，且孩子安葬地被確認，兩位烈士母親想去為孩子掃墓的心願愈加強烈。“這次如果不行，也許這輩子就再也見不到孩子了。”左仕權的父親說。

深圳龍越慈善基金會收到志願者代為轉交的兩份申請後，在自己的關愛老兵基金天貓公益店發起了項目的湊款，該項目的責任人詹麗雅說，幫助烈士母親為孩子掃墓的項目，主要通過天貓和支付寶的線上渠道籌集善款，整個活動的預算是47520元，最低執行標準是6500元。

很快，6000多位買家在天貓店捐出了善款，共同彌補這個延續了40年的遺憾。

重逢

得知要去給只在照片上見過的叔叔掃墓，朱家友的大兒子提前一天，騎著摩托車，走了兩個多小時路，回到金沙江邊的曾經的老家田壩村，在自家的老屋後面裝了一包土，又在老家打了一壺酒。

3月31日，朱家富的母親，87歲的李三三從雲南東川的家裡出發，在公益組織志願者和當地退役軍人事務局的陪同下，經過兩天路程，於4月2日到達雲南邊陲的金平烈士陵園。

李三三沒說話，只是一把又一把地抓起家鄉的土，撒在兒子的墓碑前。

第二天，從貴州織金奔波了3天的李龍芬到達雲南紅河的南溪烈士陵園，這個80多歲的老人終於第一次摸到了孩子的墓碑，她顫抖著嘴脣，不斷地低聲說著“這裡的風景好啊，這裡的風景好啊。”

當家人祭拜孩子時，李龍芬躲到了遠處，獨自望向遠山。40年前，那裡曾是孩子為國捐軀的地方。

40年後的重逢，烈士永垂不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