蘭陵長公主案件的發生
公元500年左右的北魏年間。北魏孝文帝的女兒，蘭陵長公主在婚姻中遭遇駙馬劉輝的不忠，結果在懷孕期間，長公主遭到劉輝的家庭暴力，流產而亡。悲劇發生後，劉輝畏罪潛逃，而和劉輝曾經有染的兩個民女，張容妃、陳慧猛以及她們二人的兄長則被捕入獄。
如果套用現在的法律來看，這不過是一樁普通的“故意傷害致人死亡”案件，但在當時，由於被害人長公主具有皇室背景，因此就演變成了一場“世紀審判”。怎麼處置駙馬劉輝，以及與他通姦的民女等人，代表皇權勢力的“門下省”和代表漢族官僚集團的“尚書省”，展開了激烈的辯論。最終，這起案件上升為一場“皇權至上”與“儒家父系家族倫理”之間的鬥爭與衝突。
蘭陵長公主案件的發生
公元500年左右的北魏年間。北魏孝文帝的女兒，蘭陵長公主在婚姻中遭遇駙馬劉輝的不忠，結果在懷孕期間，長公主遭到劉輝的家庭暴力，流產而亡。悲劇發生後，劉輝畏罪潛逃，而和劉輝曾經有染的兩個民女，張容妃、陳慧猛以及她們二人的兄長則被捕入獄。
如果套用現在的法律來看，這不過是一樁普通的“故意傷害致人死亡”案件，但在當時，由於被害人長公主具有皇室背景，因此就演變成了一場“世紀審判”。怎麼處置駙馬劉輝，以及與他通姦的民女等人，代表皇權勢力的“門下省”和代表漢族官僚集團的“尚書省”，展開了激烈的辯論。最終，這起案件上升為一場“皇權至上”與“儒家父系家族倫理”之間的鬥爭與衝突。
蘭陵長公主
北魏是由鮮卑族拓跋氏建立的封建王朝，駙馬劉輝是一個出身南朝的皇族，因此，長公主和劉輝的結合應該算是“門當戶對”。無奈兩人感情不和，經常爭吵，劉輝還總在外邊拈花惹草。據說，劉輝曾和一名婢女私通，還讓她懷了孕，長公主得知此事後，派人用殘忍的方法把這個婢女和她的胎兒殺死，長公主還命令劉輝觀看整個殺害的過程。這件事結束後，他們倆的夫妻感情也就完全破裂了，這也算是為後來的暴力事件埋下了伏筆。後來，在長公主懷孕期間，劉輝又和兩位民女張容妃、陳慧猛通姦，被長公主發現，兩個人隨即大吵了一架。劉輝一怒之下將長公主推倒在地，還用腳在她的肚子上猛踹幾腳。最終，劉輝導致長公主流產而亡，他也隨即畏罪逃跑。
劉輝的罪行似乎是無可辯駁的，但這起刑事案件發生在了皇室內部，判決起來可就沒那麼容易了。
公主之死：你所不知道的中國法律史
在北魏時期，法律案件的最高處理機構原本應該是尚書省，類似於現在的最高人民法院。但是對此案的判決卻是由門下省作出的。這門下省是做什麼的呢？門下省是專門為皇權服務的一個機構，類似於祕書處。
祕書處來裁決案子，聽上去有點“干涉司法”的意思，這主要是因為受害人長公主是皇室成員。當時在位的北魏皇帝年紀還小，朝廷上的大事小事都是由皇帝的母親靈太后所主導。於是，靈太后就讓自己麾下的心腹力量來操辦此事，門下省做出的判決也反映了靈太后的意見。
蘭陵長公主案件的發生
公元500年左右的北魏年間。北魏孝文帝的女兒，蘭陵長公主在婚姻中遭遇駙馬劉輝的不忠，結果在懷孕期間，長公主遭到劉輝的家庭暴力，流產而亡。悲劇發生後，劉輝畏罪潛逃，而和劉輝曾經有染的兩個民女，張容妃、陳慧猛以及她們二人的兄長則被捕入獄。
如果套用現在的法律來看，這不過是一樁普通的“故意傷害致人死亡”案件，但在當時，由於被害人長公主具有皇室背景，因此就演變成了一場“世紀審判”。怎麼處置駙馬劉輝，以及與他通姦的民女等人，代表皇權勢力的“門下省”和代表漢族官僚集團的“尚書省”，展開了激烈的辯論。最終，這起案件上升為一場“皇權至上”與“儒家父系家族倫理”之間的鬥爭與衝突。
蘭陵長公主
北魏是由鮮卑族拓跋氏建立的封建王朝，駙馬劉輝是一個出身南朝的皇族，因此，長公主和劉輝的結合應該算是“門當戶對”。無奈兩人感情不和，經常爭吵，劉輝還總在外邊拈花惹草。據說，劉輝曾和一名婢女私通，還讓她懷了孕，長公主得知此事後，派人用殘忍的方法把這個婢女和她的胎兒殺死，長公主還命令劉輝觀看整個殺害的過程。這件事結束後，他們倆的夫妻感情也就完全破裂了，這也算是為後來的暴力事件埋下了伏筆。後來，在長公主懷孕期間，劉輝又和兩位民女張容妃、陳慧猛通姦，被長公主發現，兩個人隨即大吵了一架。劉輝一怒之下將長公主推倒在地，還用腳在她的肚子上猛踹幾腳。最終，劉輝導致長公主流產而亡，他也隨即畏罪逃跑。
劉輝的罪行似乎是無可辯駁的，但這起刑事案件發生在了皇室內部，判決起來可就沒那麼容易了。
公主之死：你所不知道的中國法律史
在北魏時期，法律案件的最高處理機構原本應該是尚書省，類似於現在的最高人民法院。但是對此案的判決卻是由門下省作出的。這門下省是做什麼的呢？門下省是專門為皇權服務的一個機構，類似於祕書處。
祕書處來裁決案子，聽上去有點“干涉司法”的意思，這主要是因為受害人長公主是皇室成員。當時在位的北魏皇帝年紀還小，朝廷上的大事小事都是由皇帝的母親靈太后所主導。於是，靈太后就讓自己麾下的心腹力量來操辦此事，門下省做出的判決也反映了靈太后的意見。
門下省主張說，劉輝殺死了長公主的孩子，是謀殺了皇室成員，這是犯了“謀反大逆罪”，也就是叛國罪，劉輝應該被判處死刑。和劉輝通姦的兩個民女，則要剪掉頭髮，送到宮中做奴婢，兩位民女的哥哥也應該被流放到邊遠地區去服兵役。
門下省的判決完全是從皇室的利益出發的，打擊的範圍似乎有點過大。兩位民女的哥哥何罪之有呢？這裡就不得不說到“連坐”制度。
連坐制從周朝時期開始。秦國商鞅變法時，為鞏固君主統治，頒佈了《連坐法》。連坐的目的起初是為了把農民牢牢束縛在土地上，不准他們擅自遷居，相互監督，相互檢舉，若不揭發，十家連坐。後來，因為統治效果良好，“連坐”被推廣到了法律監督層面。根據連坐制度，一人犯法，他的家屬、親族、鄰居等都要連帶受罰。
在本案中，門下省採用“連坐”的方式來斷案，其實有點類似於現在《刑法》中所講的“加重”或“從重”處罰。
然而，身為北魏法律審判的“正牌”權威機構，尚書省則提出了截然相反的意見。主要包括三點：
第一，劉輝不應當被認定是“謀反大逆罪”，被處以死刑。尚書省認為，長公主既然嫁到了劉家，那就是劉家的兒媳婦，公主所懷的孩子就是劉家的骨肉。所以，劉輝踢打長公主導致流產，只能算是他殺害了自己的孩子，而不能被認定是叛國行為。
根據北魏的《鬥律》，父母殺死自己子女的行為應認定為“墮殺親子罪”，就算是故意的，也只是被處以懲罰性勞動為主的徒刑，罪不至死。
第二，關於民女張容妃、陳慧猛和她們的兄長的處罰。尚書省認為，兩位民女的量刑也有點過重了，而且她們已經出嫁，和孃家的兄長就脫離了關係。這樣的話，她們犯罪的連坐責任就應該遷移到丈夫家，要承擔責任也應該去找她們的老公。況且，自西漢以來，法律容許“親親相隱”，二人的兄長對於她們的罪行，也是有隱瞞義務的。
蘭陵長公主案件的發生
公元500年左右的北魏年間。北魏孝文帝的女兒，蘭陵長公主在婚姻中遭遇駙馬劉輝的不忠，結果在懷孕期間，長公主遭到劉輝的家庭暴力，流產而亡。悲劇發生後，劉輝畏罪潛逃，而和劉輝曾經有染的兩個民女，張容妃、陳慧猛以及她們二人的兄長則被捕入獄。
如果套用現在的法律來看，這不過是一樁普通的“故意傷害致人死亡”案件，但在當時，由於被害人長公主具有皇室背景，因此就演變成了一場“世紀審判”。怎麼處置駙馬劉輝，以及與他通姦的民女等人，代表皇權勢力的“門下省”和代表漢族官僚集團的“尚書省”，展開了激烈的辯論。最終，這起案件上升為一場“皇權至上”與“儒家父系家族倫理”之間的鬥爭與衝突。
蘭陵長公主
北魏是由鮮卑族拓跋氏建立的封建王朝，駙馬劉輝是一個出身南朝的皇族，因此，長公主和劉輝的結合應該算是“門當戶對”。無奈兩人感情不和，經常爭吵，劉輝還總在外邊拈花惹草。據說，劉輝曾和一名婢女私通，還讓她懷了孕，長公主得知此事後，派人用殘忍的方法把這個婢女和她的胎兒殺死，長公主還命令劉輝觀看整個殺害的過程。這件事結束後，他們倆的夫妻感情也就完全破裂了，這也算是為後來的暴力事件埋下了伏筆。後來，在長公主懷孕期間，劉輝又和兩位民女張容妃、陳慧猛通姦，被長公主發現，兩個人隨即大吵了一架。劉輝一怒之下將長公主推倒在地，還用腳在她的肚子上猛踹幾腳。最終，劉輝導致長公主流產而亡，他也隨即畏罪逃跑。
劉輝的罪行似乎是無可辯駁的，但這起刑事案件發生在了皇室內部，判決起來可就沒那麼容易了。
公主之死：你所不知道的中國法律史
在北魏時期，法律案件的最高處理機構原本應該是尚書省，類似於現在的最高人民法院。但是對此案的判決卻是由門下省作出的。這門下省是做什麼的呢？門下省是專門為皇權服務的一個機構，類似於祕書處。
祕書處來裁決案子，聽上去有點“干涉司法”的意思，這主要是因為受害人長公主是皇室成員。當時在位的北魏皇帝年紀還小，朝廷上的大事小事都是由皇帝的母親靈太后所主導。於是，靈太后就讓自己麾下的心腹力量來操辦此事，門下省做出的判決也反映了靈太后的意見。
門下省主張說，劉輝殺死了長公主的孩子，是謀殺了皇室成員，這是犯了“謀反大逆罪”，也就是叛國罪，劉輝應該被判處死刑。和劉輝通姦的兩個民女，則要剪掉頭髮，送到宮中做奴婢，兩位民女的哥哥也應該被流放到邊遠地區去服兵役。
門下省的判決完全是從皇室的利益出發的，打擊的範圍似乎有點過大。兩位民女的哥哥何罪之有呢？這裡就不得不說到“連坐”制度。
連坐制從周朝時期開始。秦國商鞅變法時，為鞏固君主統治，頒佈了《連坐法》。連坐的目的起初是為了把農民牢牢束縛在土地上，不准他們擅自遷居，相互監督，相互檢舉，若不揭發，十家連坐。後來，因為統治效果良好，“連坐”被推廣到了法律監督層面。根據連坐制度，一人犯法，他的家屬、親族、鄰居等都要連帶受罰。
在本案中，門下省採用“連坐”的方式來斷案，其實有點類似於現在《刑法》中所講的“加重”或“從重”處罰。
然而，身為北魏法律審判的“正牌”權威機構，尚書省則提出了截然相反的意見。主要包括三點：
第一，劉輝不應當被認定是“謀反大逆罪”，被處以死刑。尚書省認為，長公主既然嫁到了劉家，那就是劉家的兒媳婦，公主所懷的孩子就是劉家的骨肉。所以，劉輝踢打長公主導致流產，只能算是他殺害了自己的孩子，而不能被認定是叛國行為。
根據北魏的《鬥律》，父母殺死自己子女的行為應認定為“墮殺親子罪”，就算是故意的，也只是被處以懲罰性勞動為主的徒刑，罪不至死。
第二，關於民女張容妃、陳慧猛和她們的兄長的處罰。尚書省認為，兩位民女的量刑也有點過重了，而且她們已經出嫁，和孃家的兄長就脫離了關係。這樣的話，她們犯罪的連坐責任就應該遷移到丈夫家，要承擔責任也應該去找她們的老公。況且，自西漢以來，法律容許“親親相隱”，二人的兄長對於她們的罪行，也是有隱瞞義務的。
什麼是“親親相隱”呢？親親相隱是儒家在春秋戰國時期提出的主張。這裡的“隱”可以理解為“隱瞞”，也就是說，親屬之間有罪，應當互相隱瞞。即便明知有罪，也不應去告發，更沒有法定義務去作證，否則將被視為犯罪行為。在本案中，即便兄長知道他們妹妹的犯罪行為，他們也有隱瞞的義務。
尚書省提出的第三個主張是，門下省屬於內朝，是皇帝祕書性質。門下省負責傳遞法律案件或大臣上奏文書，並沒有參與判決的權力。其實，這部分主張的潛臺詞是：皇權的手是不是伸得有點過長了？
尚書省敢於向皇權抗爭，勇氣可嘉。但是，靈太后並沒有理睬他們的觀點，仍然選擇維持門下省的原判。此外，據作者在書中介紹，靈太后隨後還下詔剝奪了尚書省的核心人物崔纂的職權，支持崔纂的兩個大臣也被暫停薪水。
如此說來，在這場世紀審判中，尚書省可謂是全面落敗了。他們失敗的根本原因在於，本案觸犯的是皇權的尊嚴。在傳統社會裡，皇權是至高無上而容不得侵犯的。儘管北魏王朝實行漢化政策，推行儒家父權倫理，但根本目的還是為了更好地維護皇權，而不是削弱皇權。
我們都知道，封建統治者所大力提倡的儒家倫理道德的基本原則，包括“三綱”，也就是：父為子綱、夫為妻綱和君為臣綱。換句話說，子女要服從父母、妻子要服從丈夫，臣子要服從君王。而在這“三綱”中，“君為臣綱”是最核心的一條。如果這三條之間相互衝突的話，就必須服從“君為臣綱”這一條。
此外，關於本案的最終判決，還必須考慮一個因素，那就是鮮卑族是一個遊牧民族，還殘留著一些母系氏族社會的傳統。女性在鮮卑族的地位較高，這一點和當時的漢族正好相反。所以說，這樁“毆妻傷胎案”所貫穿的，更多的是一種女性的視角，或者說是來自於靈太后個人層面的深深報復。
接下來，就來深挖一下本案所反映出的中國古代法律史的相關問題。這裡主要說兩個重要問題，一是法律的儒家化，二是皇權對法治的干預。
首先是法律的儒家化。法律儒家化是把儒家的道德精神注入法律、法令裡面。不僅用儒家的思想來立法，還在司法實踐中，用儒家思想作為定罪量刑的指導思想和基本原則。
蘭陵長公主案件的發生
公元500年左右的北魏年間。北魏孝文帝的女兒，蘭陵長公主在婚姻中遭遇駙馬劉輝的不忠，結果在懷孕期間，長公主遭到劉輝的家庭暴力，流產而亡。悲劇發生後，劉輝畏罪潛逃，而和劉輝曾經有染的兩個民女，張容妃、陳慧猛以及她們二人的兄長則被捕入獄。
如果套用現在的法律來看，這不過是一樁普通的“故意傷害致人死亡”案件，但在當時，由於被害人長公主具有皇室背景，因此就演變成了一場“世紀審判”。怎麼處置駙馬劉輝，以及與他通姦的民女等人，代表皇權勢力的“門下省”和代表漢族官僚集團的“尚書省”，展開了激烈的辯論。最終，這起案件上升為一場“皇權至上”與“儒家父系家族倫理”之間的鬥爭與衝突。
蘭陵長公主
北魏是由鮮卑族拓跋氏建立的封建王朝，駙馬劉輝是一個出身南朝的皇族，因此，長公主和劉輝的結合應該算是“門當戶對”。無奈兩人感情不和，經常爭吵，劉輝還總在外邊拈花惹草。據說，劉輝曾和一名婢女私通，還讓她懷了孕，長公主得知此事後，派人用殘忍的方法把這個婢女和她的胎兒殺死，長公主還命令劉輝觀看整個殺害的過程。這件事結束後，他們倆的夫妻感情也就完全破裂了，這也算是為後來的暴力事件埋下了伏筆。後來，在長公主懷孕期間，劉輝又和兩位民女張容妃、陳慧猛通姦，被長公主發現，兩個人隨即大吵了一架。劉輝一怒之下將長公主推倒在地，還用腳在她的肚子上猛踹幾腳。最終，劉輝導致長公主流產而亡，他也隨即畏罪逃跑。
劉輝的罪行似乎是無可辯駁的，但這起刑事案件發生在了皇室內部，判決起來可就沒那麼容易了。
公主之死：你所不知道的中國法律史
在北魏時期，法律案件的最高處理機構原本應該是尚書省，類似於現在的最高人民法院。但是對此案的判決卻是由門下省作出的。這門下省是做什麼的呢？門下省是專門為皇權服務的一個機構，類似於祕書處。
祕書處來裁決案子，聽上去有點“干涉司法”的意思，這主要是因為受害人長公主是皇室成員。當時在位的北魏皇帝年紀還小，朝廷上的大事小事都是由皇帝的母親靈太后所主導。於是，靈太后就讓自己麾下的心腹力量來操辦此事，門下省做出的判決也反映了靈太后的意見。
門下省主張說，劉輝殺死了長公主的孩子，是謀殺了皇室成員，這是犯了“謀反大逆罪”，也就是叛國罪，劉輝應該被判處死刑。和劉輝通姦的兩個民女，則要剪掉頭髮，送到宮中做奴婢，兩位民女的哥哥也應該被流放到邊遠地區去服兵役。
門下省的判決完全是從皇室的利益出發的，打擊的範圍似乎有點過大。兩位民女的哥哥何罪之有呢？這裡就不得不說到“連坐”制度。
連坐制從周朝時期開始。秦國商鞅變法時，為鞏固君主統治，頒佈了《連坐法》。連坐的目的起初是為了把農民牢牢束縛在土地上，不准他們擅自遷居，相互監督，相互檢舉，若不揭發，十家連坐。後來，因為統治效果良好，“連坐”被推廣到了法律監督層面。根據連坐制度，一人犯法，他的家屬、親族、鄰居等都要連帶受罰。
在本案中，門下省採用“連坐”的方式來斷案，其實有點類似於現在《刑法》中所講的“加重”或“從重”處罰。
然而，身為北魏法律審判的“正牌”權威機構，尚書省則提出了截然相反的意見。主要包括三點：
第一，劉輝不應當被認定是“謀反大逆罪”，被處以死刑。尚書省認為，長公主既然嫁到了劉家，那就是劉家的兒媳婦，公主所懷的孩子就是劉家的骨肉。所以，劉輝踢打長公主導致流產，只能算是他殺害了自己的孩子，而不能被認定是叛國行為。
根據北魏的《鬥律》，父母殺死自己子女的行為應認定為“墮殺親子罪”，就算是故意的，也只是被處以懲罰性勞動為主的徒刑，罪不至死。
第二，關於民女張容妃、陳慧猛和她們的兄長的處罰。尚書省認為，兩位民女的量刑也有點過重了，而且她們已經出嫁，和孃家的兄長就脫離了關係。這樣的話，她們犯罪的連坐責任就應該遷移到丈夫家，要承擔責任也應該去找她們的老公。況且，自西漢以來，法律容許“親親相隱”，二人的兄長對於她們的罪行，也是有隱瞞義務的。
什麼是“親親相隱”呢？親親相隱是儒家在春秋戰國時期提出的主張。這裡的“隱”可以理解為“隱瞞”，也就是說，親屬之間有罪，應當互相隱瞞。即便明知有罪，也不應去告發，更沒有法定義務去作證，否則將被視為犯罪行為。在本案中，即便兄長知道他們妹妹的犯罪行為，他們也有隱瞞的義務。
尚書省提出的第三個主張是，門下省屬於內朝，是皇帝祕書性質。門下省負責傳遞法律案件或大臣上奏文書，並沒有參與判決的權力。其實，這部分主張的潛臺詞是：皇權的手是不是伸得有點過長了？
尚書省敢於向皇權抗爭，勇氣可嘉。但是，靈太后並沒有理睬他們的觀點，仍然選擇維持門下省的原判。此外，據作者在書中介紹，靈太后隨後還下詔剝奪了尚書省的核心人物崔纂的職權，支持崔纂的兩個大臣也被暫停薪水。
如此說來，在這場世紀審判中，尚書省可謂是全面落敗了。他們失敗的根本原因在於，本案觸犯的是皇權的尊嚴。在傳統社會裡，皇權是至高無上而容不得侵犯的。儘管北魏王朝實行漢化政策，推行儒家父權倫理，但根本目的還是為了更好地維護皇權，而不是削弱皇權。
我們都知道，封建統治者所大力提倡的儒家倫理道德的基本原則，包括“三綱”，也就是：父為子綱、夫為妻綱和君為臣綱。換句話說，子女要服從父母、妻子要服從丈夫，臣子要服從君王。而在這“三綱”中，“君為臣綱”是最核心的一條。如果這三條之間相互衝突的話，就必須服從“君為臣綱”這一條。
此外，關於本案的最終判決，還必須考慮一個因素，那就是鮮卑族是一個遊牧民族，還殘留著一些母系氏族社會的傳統。女性在鮮卑族的地位較高，這一點和當時的漢族正好相反。所以說，這樁“毆妻傷胎案”所貫穿的，更多的是一種女性的視角，或者說是來自於靈太后個人層面的深深報復。
接下來，就來深挖一下本案所反映出的中國古代法律史的相關問題。這裡主要說兩個重要問題，一是法律的儒家化，二是皇權對法治的干預。
首先是法律的儒家化。法律儒家化是把儒家的道德精神注入法律、法令裡面。不僅用儒家的思想來立法，還在司法實踐中，用儒家思想作為定罪量刑的指導思想和基本原則。
那麼，法律儒家化是怎麼一步一步實行的呢？學者們通常把法律儒家化的進程分為三個階段：開始於兩漢、發展於魏晉南北朝、到隋唐的時候趨於成熟。
兩漢時期是儒家思想法律化的開始階段，“春秋決獄”則是中國法律儒家化的開端，意思是說，用孔子的思想來作為司法裁判的指導思想。凡是法律中沒有規定的，就聽聽孔子是怎麼說的。如果法律條文和儒家經義相違背，那麼，儒家經義的效力還要更高一些。
魏晉南北朝時期是中國法律儒家化的深入階段。在這一時期，儒家思想開始滲透到立法領域。本案發生的時候，正值北魏孝明帝當政，法律儒家化的修訂已經完成，因此，尚書省主張用法律儒家化的方式來處理本案，也是有依據的。
隋唐時期是中國法律儒家化的完成階段，儒家思想對中國法律的影響，被全面地反映在《唐律疏議》中。《唐律疏議》是唐高宗永徽年間完成的，被認為是中國古代法典中最重要的代表作。這本書讓儒家思想和封建法律融為一體，形成了儒法合流的法律體系。
法律儒家化中又有哪些核心的思想內容呢？有兩點，一是“父權至上”，這是儒家化中最重要的一點。
在一個家族裡，父祖是統治階級，家族裡的所有人都在他的掌控之內。而且，這裡的父權，不僅包括經濟權利、婚嫁權利，甚至還包括人身權利。父權的增強，也就意味著女權受到了極大的限制，正所謂“未嫁從父、出嫁從夫、夫死從子”。
蘭陵長公主案件的發生
公元500年左右的北魏年間。北魏孝文帝的女兒，蘭陵長公主在婚姻中遭遇駙馬劉輝的不忠，結果在懷孕期間，長公主遭到劉輝的家庭暴力，流產而亡。悲劇發生後，劉輝畏罪潛逃，而和劉輝曾經有染的兩個民女，張容妃、陳慧猛以及她們二人的兄長則被捕入獄。
如果套用現在的法律來看，這不過是一樁普通的“故意傷害致人死亡”案件，但在當時，由於被害人長公主具有皇室背景，因此就演變成了一場“世紀審判”。怎麼處置駙馬劉輝，以及與他通姦的民女等人，代表皇權勢力的“門下省”和代表漢族官僚集團的“尚書省”，展開了激烈的辯論。最終，這起案件上升為一場“皇權至上”與“儒家父系家族倫理”之間的鬥爭與衝突。
蘭陵長公主
北魏是由鮮卑族拓跋氏建立的封建王朝，駙馬劉輝是一個出身南朝的皇族，因此，長公主和劉輝的結合應該算是“門當戶對”。無奈兩人感情不和，經常爭吵，劉輝還總在外邊拈花惹草。據說，劉輝曾和一名婢女私通，還讓她懷了孕，長公主得知此事後，派人用殘忍的方法把這個婢女和她的胎兒殺死，長公主還命令劉輝觀看整個殺害的過程。這件事結束後，他們倆的夫妻感情也就完全破裂了，這也算是為後來的暴力事件埋下了伏筆。後來，在長公主懷孕期間，劉輝又和兩位民女張容妃、陳慧猛通姦，被長公主發現，兩個人隨即大吵了一架。劉輝一怒之下將長公主推倒在地，還用腳在她的肚子上猛踹幾腳。最終，劉輝導致長公主流產而亡，他也隨即畏罪逃跑。
劉輝的罪行似乎是無可辯駁的，但這起刑事案件發生在了皇室內部，判決起來可就沒那麼容易了。
公主之死：你所不知道的中國法律史
在北魏時期，法律案件的最高處理機構原本應該是尚書省，類似於現在的最高人民法院。但是對此案的判決卻是由門下省作出的。這門下省是做什麼的呢？門下省是專門為皇權服務的一個機構，類似於祕書處。
祕書處來裁決案子，聽上去有點“干涉司法”的意思，這主要是因為受害人長公主是皇室成員。當時在位的北魏皇帝年紀還小，朝廷上的大事小事都是由皇帝的母親靈太后所主導。於是，靈太后就讓自己麾下的心腹力量來操辦此事，門下省做出的判決也反映了靈太后的意見。
門下省主張說，劉輝殺死了長公主的孩子，是謀殺了皇室成員，這是犯了“謀反大逆罪”，也就是叛國罪，劉輝應該被判處死刑。和劉輝通姦的兩個民女，則要剪掉頭髮，送到宮中做奴婢，兩位民女的哥哥也應該被流放到邊遠地區去服兵役。
門下省的判決完全是從皇室的利益出發的，打擊的範圍似乎有點過大。兩位民女的哥哥何罪之有呢？這裡就不得不說到“連坐”制度。
連坐制從周朝時期開始。秦國商鞅變法時，為鞏固君主統治，頒佈了《連坐法》。連坐的目的起初是為了把農民牢牢束縛在土地上，不准他們擅自遷居，相互監督，相互檢舉，若不揭發，十家連坐。後來，因為統治效果良好，“連坐”被推廣到了法律監督層面。根據連坐制度，一人犯法，他的家屬、親族、鄰居等都要連帶受罰。
在本案中，門下省採用“連坐”的方式來斷案，其實有點類似於現在《刑法》中所講的“加重”或“從重”處罰。
然而，身為北魏法律審判的“正牌”權威機構，尚書省則提出了截然相反的意見。主要包括三點：
第一，劉輝不應當被認定是“謀反大逆罪”，被處以死刑。尚書省認為，長公主既然嫁到了劉家，那就是劉家的兒媳婦，公主所懷的孩子就是劉家的骨肉。所以，劉輝踢打長公主導致流產，只能算是他殺害了自己的孩子，而不能被認定是叛國行為。
根據北魏的《鬥律》，父母殺死自己子女的行為應認定為“墮殺親子罪”，就算是故意的，也只是被處以懲罰性勞動為主的徒刑，罪不至死。
第二，關於民女張容妃、陳慧猛和她們的兄長的處罰。尚書省認為，兩位民女的量刑也有點過重了，而且她們已經出嫁，和孃家的兄長就脫離了關係。這樣的話，她們犯罪的連坐責任就應該遷移到丈夫家，要承擔責任也應該去找她們的老公。況且，自西漢以來，法律容許“親親相隱”，二人的兄長對於她們的罪行，也是有隱瞞義務的。
什麼是“親親相隱”呢？親親相隱是儒家在春秋戰國時期提出的主張。這裡的“隱”可以理解為“隱瞞”，也就是說，親屬之間有罪，應當互相隱瞞。即便明知有罪，也不應去告發，更沒有法定義務去作證，否則將被視為犯罪行為。在本案中，即便兄長知道他們妹妹的犯罪行為，他們也有隱瞞的義務。
尚書省提出的第三個主張是，門下省屬於內朝，是皇帝祕書性質。門下省負責傳遞法律案件或大臣上奏文書，並沒有參與判決的權力。其實，這部分主張的潛臺詞是：皇權的手是不是伸得有點過長了？
尚書省敢於向皇權抗爭，勇氣可嘉。但是，靈太后並沒有理睬他們的觀點，仍然選擇維持門下省的原判。此外，據作者在書中介紹，靈太后隨後還下詔剝奪了尚書省的核心人物崔纂的職權，支持崔纂的兩個大臣也被暫停薪水。
如此說來，在這場世紀審判中，尚書省可謂是全面落敗了。他們失敗的根本原因在於，本案觸犯的是皇權的尊嚴。在傳統社會裡，皇權是至高無上而容不得侵犯的。儘管北魏王朝實行漢化政策，推行儒家父權倫理，但根本目的還是為了更好地維護皇權，而不是削弱皇權。
我們都知道，封建統治者所大力提倡的儒家倫理道德的基本原則，包括“三綱”，也就是：父為子綱、夫為妻綱和君為臣綱。換句話說，子女要服從父母、妻子要服從丈夫，臣子要服從君王。而在這“三綱”中，“君為臣綱”是最核心的一條。如果這三條之間相互衝突的話，就必須服從“君為臣綱”這一條。
此外，關於本案的最終判決，還必須考慮一個因素，那就是鮮卑族是一個遊牧民族，還殘留著一些母系氏族社會的傳統。女性在鮮卑族的地位較高，這一點和當時的漢族正好相反。所以說，這樁“毆妻傷胎案”所貫穿的，更多的是一種女性的視角，或者說是來自於靈太后個人層面的深深報復。
接下來，就來深挖一下本案所反映出的中國古代法律史的相關問題。這裡主要說兩個重要問題，一是法律的儒家化，二是皇權對法治的干預。
首先是法律的儒家化。法律儒家化是把儒家的道德精神注入法律、法令裡面。不僅用儒家的思想來立法，還在司法實踐中，用儒家思想作為定罪量刑的指導思想和基本原則。
那麼，法律儒家化是怎麼一步一步實行的呢？學者們通常把法律儒家化的進程分為三個階段：開始於兩漢、發展於魏晉南北朝、到隋唐的時候趨於成熟。
兩漢時期是儒家思想法律化的開始階段，“春秋決獄”則是中國法律儒家化的開端，意思是說，用孔子的思想來作為司法裁判的指導思想。凡是法律中沒有規定的，就聽聽孔子是怎麼說的。如果法律條文和儒家經義相違背，那麼，儒家經義的效力還要更高一些。
魏晉南北朝時期是中國法律儒家化的深入階段。在這一時期，儒家思想開始滲透到立法領域。本案發生的時候，正值北魏孝明帝當政，法律儒家化的修訂已經完成，因此，尚書省主張用法律儒家化的方式來處理本案，也是有依據的。
隋唐時期是中國法律儒家化的完成階段，儒家思想對中國法律的影響，被全面地反映在《唐律疏議》中。《唐律疏議》是唐高宗永徽年間完成的，被認為是中國古代法典中最重要的代表作。這本書讓儒家思想和封建法律融為一體，形成了儒法合流的法律體系。
法律儒家化中又有哪些核心的思想內容呢？有兩點，一是“父權至上”，這是儒家化中最重要的一點。
在一個家族裡，父祖是統治階級，家族裡的所有人都在他的掌控之內。而且，這裡的父權，不僅包括經濟權利、婚嫁權利，甚至還包括人身權利。父權的增強，也就意味著女權受到了極大的限制，正所謂“未嫁從父、出嫁從夫、夫死從子”。
在本案中，門下省認為公主是皇室成員，胎兒也是皇室成員，而尚書省則認為，公主的身份是駙馬劉輝的“妻子”，胎兒則是劉輝的“兒子”。這兩種身份認定本身都沒有問題，但應該有一個先後的順序。公主既然已下嫁劉輝，那麼她最優先的家族認同應該是劉家，而不再是皇室。她腹中胎兒的優先身份是劉輝的孩子，而不是皇室的成員。從生物學的角度來看，公主所懷的胎兒本來就是她的骨肉，但是從父系家族倫理的角度來看，這個小孩，和其他女人所懷胎生產的小孩一樣，最優先和最重要的身份，都是父親的兒女。
“父權至上”思想之後，第二個就是“家族本位”的思想。我在前面已經簡單地介紹過“連坐”和“親親相隱”原則。這兩個原則都涉及到一個重要的概念，那就是“親情”，這也體現出中國古代立法中“家族本位”要素。除了作為家族核心的父權之外，家族的其他範圍應該怎麼界定呢？在這裡就要介紹一個非常重要的概念，那就是“五服”。
蘭陵長公主案件的發生
公元500年左右的北魏年間。北魏孝文帝的女兒，蘭陵長公主在婚姻中遭遇駙馬劉輝的不忠，結果在懷孕期間，長公主遭到劉輝的家庭暴力，流產而亡。悲劇發生後，劉輝畏罪潛逃，而和劉輝曾經有染的兩個民女，張容妃、陳慧猛以及她們二人的兄長則被捕入獄。
如果套用現在的法律來看，這不過是一樁普通的“故意傷害致人死亡”案件，但在當時，由於被害人長公主具有皇室背景，因此就演變成了一場“世紀審判”。怎麼處置駙馬劉輝，以及與他通姦的民女等人，代表皇權勢力的“門下省”和代表漢族官僚集團的“尚書省”，展開了激烈的辯論。最終，這起案件上升為一場“皇權至上”與“儒家父系家族倫理”之間的鬥爭與衝突。
蘭陵長公主
北魏是由鮮卑族拓跋氏建立的封建王朝，駙馬劉輝是一個出身南朝的皇族，因此，長公主和劉輝的結合應該算是“門當戶對”。無奈兩人感情不和，經常爭吵，劉輝還總在外邊拈花惹草。據說，劉輝曾和一名婢女私通，還讓她懷了孕，長公主得知此事後，派人用殘忍的方法把這個婢女和她的胎兒殺死，長公主還命令劉輝觀看整個殺害的過程。這件事結束後，他們倆的夫妻感情也就完全破裂了，這也算是為後來的暴力事件埋下了伏筆。後來，在長公主懷孕期間，劉輝又和兩位民女張容妃、陳慧猛通姦，被長公主發現，兩個人隨即大吵了一架。劉輝一怒之下將長公主推倒在地，還用腳在她的肚子上猛踹幾腳。最終，劉輝導致長公主流產而亡，他也隨即畏罪逃跑。
劉輝的罪行似乎是無可辯駁的，但這起刑事案件發生在了皇室內部，判決起來可就沒那麼容易了。
公主之死：你所不知道的中國法律史
在北魏時期，法律案件的最高處理機構原本應該是尚書省，類似於現在的最高人民法院。但是對此案的判決卻是由門下省作出的。這門下省是做什麼的呢？門下省是專門為皇權服務的一個機構，類似於祕書處。
祕書處來裁決案子，聽上去有點“干涉司法”的意思，這主要是因為受害人長公主是皇室成員。當時在位的北魏皇帝年紀還小，朝廷上的大事小事都是由皇帝的母親靈太后所主導。於是，靈太后就讓自己麾下的心腹力量來操辦此事，門下省做出的判決也反映了靈太后的意見。
門下省主張說，劉輝殺死了長公主的孩子，是謀殺了皇室成員，這是犯了“謀反大逆罪”，也就是叛國罪，劉輝應該被判處死刑。和劉輝通姦的兩個民女，則要剪掉頭髮，送到宮中做奴婢，兩位民女的哥哥也應該被流放到邊遠地區去服兵役。
門下省的判決完全是從皇室的利益出發的，打擊的範圍似乎有點過大。兩位民女的哥哥何罪之有呢？這裡就不得不說到“連坐”制度。
連坐制從周朝時期開始。秦國商鞅變法時，為鞏固君主統治，頒佈了《連坐法》。連坐的目的起初是為了把農民牢牢束縛在土地上，不准他們擅自遷居，相互監督，相互檢舉，若不揭發，十家連坐。後來，因為統治效果良好，“連坐”被推廣到了法律監督層面。根據連坐制度，一人犯法，他的家屬、親族、鄰居等都要連帶受罰。
在本案中，門下省採用“連坐”的方式來斷案，其實有點類似於現在《刑法》中所講的“加重”或“從重”處罰。
然而，身為北魏法律審判的“正牌”權威機構，尚書省則提出了截然相反的意見。主要包括三點：
第一，劉輝不應當被認定是“謀反大逆罪”，被處以死刑。尚書省認為，長公主既然嫁到了劉家，那就是劉家的兒媳婦，公主所懷的孩子就是劉家的骨肉。所以，劉輝踢打長公主導致流產，只能算是他殺害了自己的孩子，而不能被認定是叛國行為。
根據北魏的《鬥律》，父母殺死自己子女的行為應認定為“墮殺親子罪”，就算是故意的，也只是被處以懲罰性勞動為主的徒刑，罪不至死。
第二，關於民女張容妃、陳慧猛和她們的兄長的處罰。尚書省認為，兩位民女的量刑也有點過重了，而且她們已經出嫁，和孃家的兄長就脫離了關係。這樣的話，她們犯罪的連坐責任就應該遷移到丈夫家，要承擔責任也應該去找她們的老公。況且，自西漢以來，法律容許“親親相隱”，二人的兄長對於她們的罪行，也是有隱瞞義務的。
什麼是“親親相隱”呢？親親相隱是儒家在春秋戰國時期提出的主張。這裡的“隱”可以理解為“隱瞞”，也就是說，親屬之間有罪，應當互相隱瞞。即便明知有罪，也不應去告發，更沒有法定義務去作證，否則將被視為犯罪行為。在本案中，即便兄長知道他們妹妹的犯罪行為，他們也有隱瞞的義務。
尚書省提出的第三個主張是，門下省屬於內朝，是皇帝祕書性質。門下省負責傳遞法律案件或大臣上奏文書，並沒有參與判決的權力。其實，這部分主張的潛臺詞是：皇權的手是不是伸得有點過長了？
尚書省敢於向皇權抗爭，勇氣可嘉。但是，靈太后並沒有理睬他們的觀點，仍然選擇維持門下省的原判。此外，據作者在書中介紹，靈太后隨後還下詔剝奪了尚書省的核心人物崔纂的職權，支持崔纂的兩個大臣也被暫停薪水。
如此說來，在這場世紀審判中，尚書省可謂是全面落敗了。他們失敗的根本原因在於，本案觸犯的是皇權的尊嚴。在傳統社會裡，皇權是至高無上而容不得侵犯的。儘管北魏王朝實行漢化政策，推行儒家父權倫理，但根本目的還是為了更好地維護皇權，而不是削弱皇權。
我們都知道，封建統治者所大力提倡的儒家倫理道德的基本原則，包括“三綱”，也就是：父為子綱、夫為妻綱和君為臣綱。換句話說，子女要服從父母、妻子要服從丈夫，臣子要服從君王。而在這“三綱”中，“君為臣綱”是最核心的一條。如果這三條之間相互衝突的話，就必須服從“君為臣綱”這一條。
此外，關於本案的最終判決，還必須考慮一個因素，那就是鮮卑族是一個遊牧民族，還殘留著一些母系氏族社會的傳統。女性在鮮卑族的地位較高，這一點和當時的漢族正好相反。所以說，這樁“毆妻傷胎案”所貫穿的，更多的是一種女性的視角，或者說是來自於靈太后個人層面的深深報復。
接下來，就來深挖一下本案所反映出的中國古代法律史的相關問題。這裡主要說兩個重要問題，一是法律的儒家化，二是皇權對法治的干預。
首先是法律的儒家化。法律儒家化是把儒家的道德精神注入法律、法令裡面。不僅用儒家的思想來立法，還在司法實踐中，用儒家思想作為定罪量刑的指導思想和基本原則。
那麼，法律儒家化是怎麼一步一步實行的呢？學者們通常把法律儒家化的進程分為三個階段：開始於兩漢、發展於魏晉南北朝、到隋唐的時候趨於成熟。
兩漢時期是儒家思想法律化的開始階段，“春秋決獄”則是中國法律儒家化的開端，意思是說，用孔子的思想來作為司法裁判的指導思想。凡是法律中沒有規定的，就聽聽孔子是怎麼說的。如果法律條文和儒家經義相違背，那麼，儒家經義的效力還要更高一些。
魏晉南北朝時期是中國法律儒家化的深入階段。在這一時期，儒家思想開始滲透到立法領域。本案發生的時候，正值北魏孝明帝當政，法律儒家化的修訂已經完成，因此，尚書省主張用法律儒家化的方式來處理本案，也是有依據的。
隋唐時期是中國法律儒家化的完成階段，儒家思想對中國法律的影響，被全面地反映在《唐律疏議》中。《唐律疏議》是唐高宗永徽年間完成的，被認為是中國古代法典中最重要的代表作。這本書讓儒家思想和封建法律融為一體，形成了儒法合流的法律體系。
法律儒家化中又有哪些核心的思想內容呢？有兩點，一是“父權至上”，這是儒家化中最重要的一點。
在一個家族裡，父祖是統治階級，家族裡的所有人都在他的掌控之內。而且，這裡的父權，不僅包括經濟權利、婚嫁權利，甚至還包括人身權利。父權的增強，也就意味著女權受到了極大的限制，正所謂“未嫁從父、出嫁從夫、夫死從子”。
在本案中，門下省認為公主是皇室成員，胎兒也是皇室成員，而尚書省則認為，公主的身份是駙馬劉輝的“妻子”，胎兒則是劉輝的“兒子”。這兩種身份認定本身都沒有問題，但應該有一個先後的順序。公主既然已下嫁劉輝，那麼她最優先的家族認同應該是劉家，而不再是皇室。她腹中胎兒的優先身份是劉輝的孩子，而不是皇室的成員。從生物學的角度來看，公主所懷的胎兒本來就是她的骨肉，但是從父系家族倫理的角度來看，這個小孩，和其他女人所懷胎生產的小孩一樣，最優先和最重要的身份，都是父親的兒女。
“父權至上”思想之後，第二個就是“家族本位”的思想。我在前面已經簡單地介紹過“連坐”和“親親相隱”原則。這兩個原則都涉及到一個重要的概念，那就是“親情”，這也體現出中國古代立法中“家族本位”要素。除了作為家族核心的父權之外，家族的其他範圍應該怎麼界定呢？在這裡就要介紹一個非常重要的概念，那就是“五服”。
“五服”的“服”指的是“服喪制度”。五服是說，一個人在去世時，他的親友為了表現與死者之間的親疏尊卑關係，會設置五種不同的服喪制度。服喪時間的長短，從三個月到三年，共分為五檔。其中，“斬衰”的喪服是用最粗的生麻布製作的，斬衰也是五服中最重的，服期為三年。“緦麻”的喪服是用細熟麻布製成的，所以是五服當中最輕的，服期為三個月。斬衰和緦麻之間，從重到輕分別為“齊衰”“大功”和“小功”，服期分別為一年、九個月和五個月。假設父親過世，為了表達最沉痛的悼念，一個男子應當為父親服“斬衰三年”之喪，這也是時間最長的喪，是一種父權至上的體現。
後來，五服中的這種親屬尊卑關係被運用到了法律量刑之中。
曹魏時期的《新律》提出了“準五服制罪”這種制度，也就是按照雙方在血緣關係中的尊卑、長幼和親疏來確立罪名和量刑。
比如說，同樣是故意傷人的行為，父母打兒女可以免罪，而兒女打父母則要被“棄市”，也就是要被丟到鬧市，執行死刑。
蘭陵長公主案件的發生
公元500年左右的北魏年間。北魏孝文帝的女兒，蘭陵長公主在婚姻中遭遇駙馬劉輝的不忠，結果在懷孕期間，長公主遭到劉輝的家庭暴力，流產而亡。悲劇發生後，劉輝畏罪潛逃，而和劉輝曾經有染的兩個民女，張容妃、陳慧猛以及她們二人的兄長則被捕入獄。
如果套用現在的法律來看，這不過是一樁普通的“故意傷害致人死亡”案件，但在當時，由於被害人長公主具有皇室背景，因此就演變成了一場“世紀審判”。怎麼處置駙馬劉輝，以及與他通姦的民女等人，代表皇權勢力的“門下省”和代表漢族官僚集團的“尚書省”，展開了激烈的辯論。最終，這起案件上升為一場“皇權至上”與“儒家父系家族倫理”之間的鬥爭與衝突。
蘭陵長公主
北魏是由鮮卑族拓跋氏建立的封建王朝，駙馬劉輝是一個出身南朝的皇族，因此，長公主和劉輝的結合應該算是“門當戶對”。無奈兩人感情不和，經常爭吵，劉輝還總在外邊拈花惹草。據說，劉輝曾和一名婢女私通，還讓她懷了孕，長公主得知此事後，派人用殘忍的方法把這個婢女和她的胎兒殺死，長公主還命令劉輝觀看整個殺害的過程。這件事結束後，他們倆的夫妻感情也就完全破裂了，這也算是為後來的暴力事件埋下了伏筆。後來，在長公主懷孕期間，劉輝又和兩位民女張容妃、陳慧猛通姦，被長公主發現，兩個人隨即大吵了一架。劉輝一怒之下將長公主推倒在地，還用腳在她的肚子上猛踹幾腳。最終，劉輝導致長公主流產而亡，他也隨即畏罪逃跑。
劉輝的罪行似乎是無可辯駁的，但這起刑事案件發生在了皇室內部，判決起來可就沒那麼容易了。
公主之死：你所不知道的中國法律史
在北魏時期，法律案件的最高處理機構原本應該是尚書省，類似於現在的最高人民法院。但是對此案的判決卻是由門下省作出的。這門下省是做什麼的呢？門下省是專門為皇權服務的一個機構，類似於祕書處。
祕書處來裁決案子，聽上去有點“干涉司法”的意思，這主要是因為受害人長公主是皇室成員。當時在位的北魏皇帝年紀還小，朝廷上的大事小事都是由皇帝的母親靈太后所主導。於是，靈太后就讓自己麾下的心腹力量來操辦此事，門下省做出的判決也反映了靈太后的意見。
門下省主張說，劉輝殺死了長公主的孩子，是謀殺了皇室成員，這是犯了“謀反大逆罪”，也就是叛國罪，劉輝應該被判處死刑。和劉輝通姦的兩個民女，則要剪掉頭髮，送到宮中做奴婢，兩位民女的哥哥也應該被流放到邊遠地區去服兵役。
門下省的判決完全是從皇室的利益出發的，打擊的範圍似乎有點過大。兩位民女的哥哥何罪之有呢？這裡就不得不說到“連坐”制度。
連坐制從周朝時期開始。秦國商鞅變法時，為鞏固君主統治，頒佈了《連坐法》。連坐的目的起初是為了把農民牢牢束縛在土地上，不准他們擅自遷居，相互監督，相互檢舉，若不揭發，十家連坐。後來，因為統治效果良好，“連坐”被推廣到了法律監督層面。根據連坐制度，一人犯法，他的家屬、親族、鄰居等都要連帶受罰。
在本案中，門下省採用“連坐”的方式來斷案，其實有點類似於現在《刑法》中所講的“加重”或“從重”處罰。
然而，身為北魏法律審判的“正牌”權威機構，尚書省則提出了截然相反的意見。主要包括三點：
第一，劉輝不應當被認定是“謀反大逆罪”，被處以死刑。尚書省認為，長公主既然嫁到了劉家，那就是劉家的兒媳婦，公主所懷的孩子就是劉家的骨肉。所以，劉輝踢打長公主導致流產，只能算是他殺害了自己的孩子，而不能被認定是叛國行為。
根據北魏的《鬥律》，父母殺死自己子女的行為應認定為“墮殺親子罪”，就算是故意的，也只是被處以懲罰性勞動為主的徒刑，罪不至死。
第二，關於民女張容妃、陳慧猛和她們的兄長的處罰。尚書省認為，兩位民女的量刑也有點過重了，而且她們已經出嫁，和孃家的兄長就脫離了關係。這樣的話，她們犯罪的連坐責任就應該遷移到丈夫家，要承擔責任也應該去找她們的老公。況且，自西漢以來，法律容許“親親相隱”，二人的兄長對於她們的罪行，也是有隱瞞義務的。
什麼是“親親相隱”呢？親親相隱是儒家在春秋戰國時期提出的主張。這裡的“隱”可以理解為“隱瞞”，也就是說，親屬之間有罪，應當互相隱瞞。即便明知有罪，也不應去告發，更沒有法定義務去作證，否則將被視為犯罪行為。在本案中，即便兄長知道他們妹妹的犯罪行為，他們也有隱瞞的義務。
尚書省提出的第三個主張是，門下省屬於內朝，是皇帝祕書性質。門下省負責傳遞法律案件或大臣上奏文書，並沒有參與判決的權力。其實，這部分主張的潛臺詞是：皇權的手是不是伸得有點過長了？
尚書省敢於向皇權抗爭，勇氣可嘉。但是，靈太后並沒有理睬他們的觀點，仍然選擇維持門下省的原判。此外，據作者在書中介紹，靈太后隨後還下詔剝奪了尚書省的核心人物崔纂的職權，支持崔纂的兩個大臣也被暫停薪水。
如此說來，在這場世紀審判中，尚書省可謂是全面落敗了。他們失敗的根本原因在於，本案觸犯的是皇權的尊嚴。在傳統社會裡，皇權是至高無上而容不得侵犯的。儘管北魏王朝實行漢化政策，推行儒家父權倫理，但根本目的還是為了更好地維護皇權，而不是削弱皇權。
我們都知道，封建統治者所大力提倡的儒家倫理道德的基本原則，包括“三綱”，也就是：父為子綱、夫為妻綱和君為臣綱。換句話說，子女要服從父母、妻子要服從丈夫，臣子要服從君王。而在這“三綱”中，“君為臣綱”是最核心的一條。如果這三條之間相互衝突的話，就必須服從“君為臣綱”這一條。
此外，關於本案的最終判決，還必須考慮一個因素，那就是鮮卑族是一個遊牧民族，還殘留著一些母系氏族社會的傳統。女性在鮮卑族的地位較高，這一點和當時的漢族正好相反。所以說，這樁“毆妻傷胎案”所貫穿的，更多的是一種女性的視角，或者說是來自於靈太后個人層面的深深報復。
接下來，就來深挖一下本案所反映出的中國古代法律史的相關問題。這裡主要說兩個重要問題，一是法律的儒家化，二是皇權對法治的干預。
首先是法律的儒家化。法律儒家化是把儒家的道德精神注入法律、法令裡面。不僅用儒家的思想來立法，還在司法實踐中，用儒家思想作為定罪量刑的指導思想和基本原則。
那麼，法律儒家化是怎麼一步一步實行的呢？學者們通常把法律儒家化的進程分為三個階段：開始於兩漢、發展於魏晉南北朝、到隋唐的時候趨於成熟。
兩漢時期是儒家思想法律化的開始階段，“春秋決獄”則是中國法律儒家化的開端，意思是說，用孔子的思想來作為司法裁判的指導思想。凡是法律中沒有規定的，就聽聽孔子是怎麼說的。如果法律條文和儒家經義相違背，那麼，儒家經義的效力還要更高一些。
魏晉南北朝時期是中國法律儒家化的深入階段。在這一時期，儒家思想開始滲透到立法領域。本案發生的時候，正值北魏孝明帝當政，法律儒家化的修訂已經完成，因此，尚書省主張用法律儒家化的方式來處理本案，也是有依據的。
隋唐時期是中國法律儒家化的完成階段，儒家思想對中國法律的影響，被全面地反映在《唐律疏議》中。《唐律疏議》是唐高宗永徽年間完成的，被認為是中國古代法典中最重要的代表作。這本書讓儒家思想和封建法律融為一體，形成了儒法合流的法律體系。
法律儒家化中又有哪些核心的思想內容呢？有兩點，一是“父權至上”，這是儒家化中最重要的一點。
在一個家族裡，父祖是統治階級，家族裡的所有人都在他的掌控之內。而且，這裡的父權，不僅包括經濟權利、婚嫁權利，甚至還包括人身權利。父權的增強，也就意味著女權受到了極大的限制，正所謂“未嫁從父、出嫁從夫、夫死從子”。
在本案中，門下省認為公主是皇室成員，胎兒也是皇室成員，而尚書省則認為，公主的身份是駙馬劉輝的“妻子”，胎兒則是劉輝的“兒子”。這兩種身份認定本身都沒有問題，但應該有一個先後的順序。公主既然已下嫁劉輝，那麼她最優先的家族認同應該是劉家，而不再是皇室。她腹中胎兒的優先身份是劉輝的孩子，而不是皇室的成員。從生物學的角度來看，公主所懷的胎兒本來就是她的骨肉，但是從父系家族倫理的角度來看，這個小孩，和其他女人所懷胎生產的小孩一樣，最優先和最重要的身份，都是父親的兒女。
“父權至上”思想之後，第二個就是“家族本位”的思想。我在前面已經簡單地介紹過“連坐”和“親親相隱”原則。這兩個原則都涉及到一個重要的概念，那就是“親情”，這也體現出中國古代立法中“家族本位”要素。除了作為家族核心的父權之外，家族的其他範圍應該怎麼界定呢？在這裡就要介紹一個非常重要的概念，那就是“五服”。
“五服”的“服”指的是“服喪制度”。五服是說，一個人在去世時，他的親友為了表現與死者之間的親疏尊卑關係，會設置五種不同的服喪制度。服喪時間的長短，從三個月到三年，共分為五檔。其中，“斬衰”的喪服是用最粗的生麻布製作的，斬衰也是五服中最重的，服期為三年。“緦麻”的喪服是用細熟麻布製成的，所以是五服當中最輕的，服期為三個月。斬衰和緦麻之間，從重到輕分別為“齊衰”“大功”和“小功”，服期分別為一年、九個月和五個月。假設父親過世，為了表達最沉痛的悼念，一個男子應當為父親服“斬衰三年”之喪，這也是時間最長的喪，是一種父權至上的體現。
後來，五服中的這種親屬尊卑關係被運用到了法律量刑之中。
曹魏時期的《新律》提出了“準五服制罪”這種制度，也就是按照雙方在血緣關係中的尊卑、長幼和親疏來確立罪名和量刑。
比如說，同樣是故意傷人的行為，父母打兒女可以免罪，而兒女打父母則要被“棄市”，也就是要被丟到鬧市，執行死刑。
就這樣，五服成為了中國法律發展中非常重要的量刑因素，並深刻地影響了後來包括“連坐”“親親相隱”等制度的產生。
這些制度的核心是將家族身份作為定罪量刑的基本要素。在相同的法律問題面前，不同的身份有不同的對待，這也是法律儒家化過程的一個重要特點。
所以說在本案中，兩位民女的兄長包庇自己妹妹的通姦行為，屬於“親親相隱”，不應受到懲罰。但與此同時，兩位民女已經嫁人，他們的丈夫卻要在不知情的前提下，對她們的罪行負責。
說完了法律的儒家化，我再來說說第二個問題，皇權對司法的干預。
法律儒家化既然這麼有理有據，那在本案中，為什麼最後尚書省的意見還是沒有被朝廷採納呢？
蘭陵長公主案件的發生
公元500年左右的北魏年間。北魏孝文帝的女兒，蘭陵長公主在婚姻中遭遇駙馬劉輝的不忠，結果在懷孕期間，長公主遭到劉輝的家庭暴力，流產而亡。悲劇發生後，劉輝畏罪潛逃，而和劉輝曾經有染的兩個民女，張容妃、陳慧猛以及她們二人的兄長則被捕入獄。
如果套用現在的法律來看，這不過是一樁普通的“故意傷害致人死亡”案件，但在當時，由於被害人長公主具有皇室背景，因此就演變成了一場“世紀審判”。怎麼處置駙馬劉輝，以及與他通姦的民女等人，代表皇權勢力的“門下省”和代表漢族官僚集團的“尚書省”，展開了激烈的辯論。最終，這起案件上升為一場“皇權至上”與“儒家父系家族倫理”之間的鬥爭與衝突。
蘭陵長公主
北魏是由鮮卑族拓跋氏建立的封建王朝，駙馬劉輝是一個出身南朝的皇族，因此，長公主和劉輝的結合應該算是“門當戶對”。無奈兩人感情不和，經常爭吵，劉輝還總在外邊拈花惹草。據說，劉輝曾和一名婢女私通，還讓她懷了孕，長公主得知此事後，派人用殘忍的方法把這個婢女和她的胎兒殺死，長公主還命令劉輝觀看整個殺害的過程。這件事結束後，他們倆的夫妻感情也就完全破裂了，這也算是為後來的暴力事件埋下了伏筆。後來，在長公主懷孕期間，劉輝又和兩位民女張容妃、陳慧猛通姦，被長公主發現，兩個人隨即大吵了一架。劉輝一怒之下將長公主推倒在地，還用腳在她的肚子上猛踹幾腳。最終，劉輝導致長公主流產而亡，他也隨即畏罪逃跑。
劉輝的罪行似乎是無可辯駁的，但這起刑事案件發生在了皇室內部，判決起來可就沒那麼容易了。
公主之死：你所不知道的中國法律史
在北魏時期，法律案件的最高處理機構原本應該是尚書省，類似於現在的最高人民法院。但是對此案的判決卻是由門下省作出的。這門下省是做什麼的呢？門下省是專門為皇權服務的一個機構，類似於祕書處。
祕書處來裁決案子，聽上去有點“干涉司法”的意思，這主要是因為受害人長公主是皇室成員。當時在位的北魏皇帝年紀還小，朝廷上的大事小事都是由皇帝的母親靈太后所主導。於是，靈太后就讓自己麾下的心腹力量來操辦此事，門下省做出的判決也反映了靈太后的意見。
門下省主張說，劉輝殺死了長公主的孩子，是謀殺了皇室成員，這是犯了“謀反大逆罪”，也就是叛國罪，劉輝應該被判處死刑。和劉輝通姦的兩個民女，則要剪掉頭髮，送到宮中做奴婢，兩位民女的哥哥也應該被流放到邊遠地區去服兵役。
門下省的判決完全是從皇室的利益出發的，打擊的範圍似乎有點過大。兩位民女的哥哥何罪之有呢？這裡就不得不說到“連坐”制度。
連坐制從周朝時期開始。秦國商鞅變法時，為鞏固君主統治，頒佈了《連坐法》。連坐的目的起初是為了把農民牢牢束縛在土地上，不准他們擅自遷居，相互監督，相互檢舉，若不揭發，十家連坐。後來，因為統治效果良好，“連坐”被推廣到了法律監督層面。根據連坐制度，一人犯法，他的家屬、親族、鄰居等都要連帶受罰。
在本案中，門下省採用“連坐”的方式來斷案，其實有點類似於現在《刑法》中所講的“加重”或“從重”處罰。
然而，身為北魏法律審判的“正牌”權威機構，尚書省則提出了截然相反的意見。主要包括三點：
第一，劉輝不應當被認定是“謀反大逆罪”，被處以死刑。尚書省認為，長公主既然嫁到了劉家，那就是劉家的兒媳婦，公主所懷的孩子就是劉家的骨肉。所以，劉輝踢打長公主導致流產，只能算是他殺害了自己的孩子，而不能被認定是叛國行為。
根據北魏的《鬥律》，父母殺死自己子女的行為應認定為“墮殺親子罪”，就算是故意的，也只是被處以懲罰性勞動為主的徒刑，罪不至死。
第二，關於民女張容妃、陳慧猛和她們的兄長的處罰。尚書省認為，兩位民女的量刑也有點過重了，而且她們已經出嫁，和孃家的兄長就脫離了關係。這樣的話，她們犯罪的連坐責任就應該遷移到丈夫家，要承擔責任也應該去找她們的老公。況且，自西漢以來，法律容許“親親相隱”，二人的兄長對於她們的罪行，也是有隱瞞義務的。
什麼是“親親相隱”呢？親親相隱是儒家在春秋戰國時期提出的主張。這裡的“隱”可以理解為“隱瞞”，也就是說，親屬之間有罪，應當互相隱瞞。即便明知有罪，也不應去告發，更沒有法定義務去作證，否則將被視為犯罪行為。在本案中，即便兄長知道他們妹妹的犯罪行為，他們也有隱瞞的義務。
尚書省提出的第三個主張是，門下省屬於內朝，是皇帝祕書性質。門下省負責傳遞法律案件或大臣上奏文書，並沒有參與判決的權力。其實，這部分主張的潛臺詞是：皇權的手是不是伸得有點過長了？
尚書省敢於向皇權抗爭，勇氣可嘉。但是，靈太后並沒有理睬他們的觀點，仍然選擇維持門下省的原判。此外，據作者在書中介紹，靈太后隨後還下詔剝奪了尚書省的核心人物崔纂的職權，支持崔纂的兩個大臣也被暫停薪水。
如此說來，在這場世紀審判中，尚書省可謂是全面落敗了。他們失敗的根本原因在於，本案觸犯的是皇權的尊嚴。在傳統社會裡，皇權是至高無上而容不得侵犯的。儘管北魏王朝實行漢化政策，推行儒家父權倫理，但根本目的還是為了更好地維護皇權，而不是削弱皇權。
我們都知道，封建統治者所大力提倡的儒家倫理道德的基本原則，包括“三綱”，也就是：父為子綱、夫為妻綱和君為臣綱。換句話說，子女要服從父母、妻子要服從丈夫，臣子要服從君王。而在這“三綱”中，“君為臣綱”是最核心的一條。如果這三條之間相互衝突的話，就必須服從“君為臣綱”這一條。
此外，關於本案的最終判決，還必須考慮一個因素，那就是鮮卑族是一個遊牧民族，還殘留著一些母系氏族社會的傳統。女性在鮮卑族的地位較高，這一點和當時的漢族正好相反。所以說，這樁“毆妻傷胎案”所貫穿的，更多的是一種女性的視角，或者說是來自於靈太后個人層面的深深報復。
接下來，就來深挖一下本案所反映出的中國古代法律史的相關問題。這裡主要說兩個重要問題，一是法律的儒家化，二是皇權對法治的干預。
首先是法律的儒家化。法律儒家化是把儒家的道德精神注入法律、法令裡面。不僅用儒家的思想來立法，還在司法實踐中，用儒家思想作為定罪量刑的指導思想和基本原則。
那麼，法律儒家化是怎麼一步一步實行的呢？學者們通常把法律儒家化的進程分為三個階段：開始於兩漢、發展於魏晉南北朝、到隋唐的時候趨於成熟。
兩漢時期是儒家思想法律化的開始階段，“春秋決獄”則是中國法律儒家化的開端，意思是說，用孔子的思想來作為司法裁判的指導思想。凡是法律中沒有規定的，就聽聽孔子是怎麼說的。如果法律條文和儒家經義相違背，那麼，儒家經義的效力還要更高一些。
魏晉南北朝時期是中國法律儒家化的深入階段。在這一時期，儒家思想開始滲透到立法領域。本案發生的時候，正值北魏孝明帝當政，法律儒家化的修訂已經完成，因此，尚書省主張用法律儒家化的方式來處理本案，也是有依據的。
隋唐時期是中國法律儒家化的完成階段，儒家思想對中國法律的影響，被全面地反映在《唐律疏議》中。《唐律疏議》是唐高宗永徽年間完成的，被認為是中國古代法典中最重要的代表作。這本書讓儒家思想和封建法律融為一體，形成了儒法合流的法律體系。
法律儒家化中又有哪些核心的思想內容呢？有兩點，一是“父權至上”，這是儒家化中最重要的一點。
在一個家族裡，父祖是統治階級，家族裡的所有人都在他的掌控之內。而且，這裡的父權，不僅包括經濟權利、婚嫁權利，甚至還包括人身權利。父權的增強，也就意味著女權受到了極大的限制，正所謂“未嫁從父、出嫁從夫、夫死從子”。
在本案中，門下省認為公主是皇室成員，胎兒也是皇室成員，而尚書省則認為，公主的身份是駙馬劉輝的“妻子”，胎兒則是劉輝的“兒子”。這兩種身份認定本身都沒有問題，但應該有一個先後的順序。公主既然已下嫁劉輝，那麼她最優先的家族認同應該是劉家，而不再是皇室。她腹中胎兒的優先身份是劉輝的孩子，而不是皇室的成員。從生物學的角度來看，公主所懷的胎兒本來就是她的骨肉，但是從父系家族倫理的角度來看，這個小孩，和其他女人所懷胎生產的小孩一樣，最優先和最重要的身份，都是父親的兒女。
“父權至上”思想之後，第二個就是“家族本位”的思想。我在前面已經簡單地介紹過“連坐”和“親親相隱”原則。這兩個原則都涉及到一個重要的概念，那就是“親情”，這也體現出中國古代立法中“家族本位”要素。除了作為家族核心的父權之外，家族的其他範圍應該怎麼界定呢？在這裡就要介紹一個非常重要的概念，那就是“五服”。
“五服”的“服”指的是“服喪制度”。五服是說，一個人在去世時，他的親友為了表現與死者之間的親疏尊卑關係，會設置五種不同的服喪制度。服喪時間的長短，從三個月到三年，共分為五檔。其中，“斬衰”的喪服是用最粗的生麻布製作的，斬衰也是五服中最重的，服期為三年。“緦麻”的喪服是用細熟麻布製成的，所以是五服當中最輕的，服期為三個月。斬衰和緦麻之間，從重到輕分別為“齊衰”“大功”和“小功”，服期分別為一年、九個月和五個月。假設父親過世，為了表達最沉痛的悼念，一個男子應當為父親服“斬衰三年”之喪，這也是時間最長的喪，是一種父權至上的體現。
後來，五服中的這種親屬尊卑關係被運用到了法律量刑之中。
曹魏時期的《新律》提出了“準五服制罪”這種制度，也就是按照雙方在血緣關係中的尊卑、長幼和親疏來確立罪名和量刑。
比如說，同樣是故意傷人的行為，父母打兒女可以免罪，而兒女打父母則要被“棄市”，也就是要被丟到鬧市，執行死刑。
就這樣，五服成為了中國法律發展中非常重要的量刑因素，並深刻地影響了後來包括“連坐”“親親相隱”等制度的產生。
這些制度的核心是將家族身份作為定罪量刑的基本要素。在相同的法律問題面前，不同的身份有不同的對待，這也是法律儒家化過程的一個重要特點。
所以說在本案中，兩位民女的兄長包庇自己妹妹的通姦行為，屬於“親親相隱”，不應受到懲罰。但與此同時，兩位民女已經嫁人，他們的丈夫卻要在不知情的前提下，對她們的罪行負責。
說完了法律的儒家化，我再來說說第二個問題，皇權對司法的干預。
法律儒家化既然這麼有理有據，那在本案中，為什麼最後尚書省的意見還是沒有被朝廷採納呢？
想回答這個問題，得從秦朝開始說起。秦國商鞅變法時曾留下一句名言，那就是“王子犯法與庶民同罪”，聽上去有一種“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感覺。但事實上，宗室皇親作為貴族集團的軸心骨幹，是立國的基礎。因此，為了維護統治的需要，大多時候會賦予他們法律特權，皇親們也難免會對常規的法治建設進行干預。
首先要講的是皇權對法律適用的干預。
根據北魏制定的法律《議親律》，皇室成員在審判程序、議罪範圍和量刑標準等方面都享有優待。
長公主曾以極端殘忍的方式殺害了和劉輝有染的侍婢，那也是一屍兩命啊，如此慘絕人寰的行為，長公主甚至不需要用《議親律》來減免罪行。因為在法律層面上，她的行為根本不必追究。從另一個角度來說，當皇室成員的利益遭受侵害時，北魏更是會採取偏袒原則，對嫌犯加以重罰，量刑標準遠高於普通的同類案件。
中國現行《刑法》中一個很重要的基本原則就是“罪刑相適應”。
換句話說，你所實施的犯罪行為，所侵犯的法律利益與你最後要被施加的刑罰要相匹配。雖然不能用當代的《刑法》去過分評判1000多年前的案件，但在本案中，因為皇權的干預，劉輝最終遭受的刑罰是高一個級別的死刑。難怪尚書省會抗辯認為量刑過重，有悖司法公正。
其次是皇權對法律程序的干預。這一點在本案中主要體現為門下省與尚書省的權責之爭上。其實，皇權對司法的干預問題由來已久，這是中國法律發展歷史上不得不去正視的問題。縱觀中國法律的發展歷程，自從秦漢時代奠定了“三公九卿制”，歷代皇帝與常規官僚機構便陷入到了一種“相愛相殺”的境地。儘管皇帝的統治需要仰仗這些機構的努力，但在利益和決策上，雙方很難保持一致。為了確保自身利益的實現，皇權會通過一些非正式的渠道介入。從東漢末年的尚書，到後來的三省六部制，再到明朝初期的內閣制度和清朝的軍機處，皇權從未放棄過對於法律程序的干預。
蘭陵長公主案件的發生
公元500年左右的北魏年間。北魏孝文帝的女兒，蘭陵長公主在婚姻中遭遇駙馬劉輝的不忠，結果在懷孕期間，長公主遭到劉輝的家庭暴力，流產而亡。悲劇發生後，劉輝畏罪潛逃，而和劉輝曾經有染的兩個民女，張容妃、陳慧猛以及她們二人的兄長則被捕入獄。
如果套用現在的法律來看，這不過是一樁普通的“故意傷害致人死亡”案件，但在當時，由於被害人長公主具有皇室背景，因此就演變成了一場“世紀審判”。怎麼處置駙馬劉輝，以及與他通姦的民女等人，代表皇權勢力的“門下省”和代表漢族官僚集團的“尚書省”，展開了激烈的辯論。最終，這起案件上升為一場“皇權至上”與“儒家父系家族倫理”之間的鬥爭與衝突。
蘭陵長公主
北魏是由鮮卑族拓跋氏建立的封建王朝，駙馬劉輝是一個出身南朝的皇族，因此，長公主和劉輝的結合應該算是“門當戶對”。無奈兩人感情不和，經常爭吵，劉輝還總在外邊拈花惹草。據說，劉輝曾和一名婢女私通，還讓她懷了孕，長公主得知此事後，派人用殘忍的方法把這個婢女和她的胎兒殺死，長公主還命令劉輝觀看整個殺害的過程。這件事結束後，他們倆的夫妻感情也就完全破裂了，這也算是為後來的暴力事件埋下了伏筆。後來，在長公主懷孕期間，劉輝又和兩位民女張容妃、陳慧猛通姦，被長公主發現，兩個人隨即大吵了一架。劉輝一怒之下將長公主推倒在地，還用腳在她的肚子上猛踹幾腳。最終，劉輝導致長公主流產而亡，他也隨即畏罪逃跑。
劉輝的罪行似乎是無可辯駁的，但這起刑事案件發生在了皇室內部，判決起來可就沒那麼容易了。
公主之死：你所不知道的中國法律史
在北魏時期，法律案件的最高處理機構原本應該是尚書省，類似於現在的最高人民法院。但是對此案的判決卻是由門下省作出的。這門下省是做什麼的呢？門下省是專門為皇權服務的一個機構，類似於祕書處。
祕書處來裁決案子，聽上去有點“干涉司法”的意思，這主要是因為受害人長公主是皇室成員。當時在位的北魏皇帝年紀還小，朝廷上的大事小事都是由皇帝的母親靈太后所主導。於是，靈太后就讓自己麾下的心腹力量來操辦此事，門下省做出的判決也反映了靈太后的意見。
門下省主張說，劉輝殺死了長公主的孩子，是謀殺了皇室成員，這是犯了“謀反大逆罪”，也就是叛國罪，劉輝應該被判處死刑。和劉輝通姦的兩個民女，則要剪掉頭髮，送到宮中做奴婢，兩位民女的哥哥也應該被流放到邊遠地區去服兵役。
門下省的判決完全是從皇室的利益出發的，打擊的範圍似乎有點過大。兩位民女的哥哥何罪之有呢？這裡就不得不說到“連坐”制度。
連坐制從周朝時期開始。秦國商鞅變法時，為鞏固君主統治，頒佈了《連坐法》。連坐的目的起初是為了把農民牢牢束縛在土地上，不准他們擅自遷居，相互監督，相互檢舉，若不揭發，十家連坐。後來，因為統治效果良好，“連坐”被推廣到了法律監督層面。根據連坐制度，一人犯法，他的家屬、親族、鄰居等都要連帶受罰。
在本案中，門下省採用“連坐”的方式來斷案，其實有點類似於現在《刑法》中所講的“加重”或“從重”處罰。
然而，身為北魏法律審判的“正牌”權威機構，尚書省則提出了截然相反的意見。主要包括三點：
第一，劉輝不應當被認定是“謀反大逆罪”，被處以死刑。尚書省認為，長公主既然嫁到了劉家，那就是劉家的兒媳婦，公主所懷的孩子就是劉家的骨肉。所以，劉輝踢打長公主導致流產，只能算是他殺害了自己的孩子，而不能被認定是叛國行為。
根據北魏的《鬥律》，父母殺死自己子女的行為應認定為“墮殺親子罪”，就算是故意的，也只是被處以懲罰性勞動為主的徒刑，罪不至死。
第二，關於民女張容妃、陳慧猛和她們的兄長的處罰。尚書省認為，兩位民女的量刑也有點過重了，而且她們已經出嫁，和孃家的兄長就脫離了關係。這樣的話，她們犯罪的連坐責任就應該遷移到丈夫家，要承擔責任也應該去找她們的老公。況且，自西漢以來，法律容許“親親相隱”，二人的兄長對於她們的罪行，也是有隱瞞義務的。
什麼是“親親相隱”呢？親親相隱是儒家在春秋戰國時期提出的主張。這裡的“隱”可以理解為“隱瞞”，也就是說，親屬之間有罪，應當互相隱瞞。即便明知有罪，也不應去告發，更沒有法定義務去作證，否則將被視為犯罪行為。在本案中，即便兄長知道他們妹妹的犯罪行為，他們也有隱瞞的義務。
尚書省提出的第三個主張是，門下省屬於內朝，是皇帝祕書性質。門下省負責傳遞法律案件或大臣上奏文書，並沒有參與判決的權力。其實，這部分主張的潛臺詞是：皇權的手是不是伸得有點過長了？
尚書省敢於向皇權抗爭，勇氣可嘉。但是，靈太后並沒有理睬他們的觀點，仍然選擇維持門下省的原判。此外，據作者在書中介紹，靈太后隨後還下詔剝奪了尚書省的核心人物崔纂的職權，支持崔纂的兩個大臣也被暫停薪水。
如此說來，在這場世紀審判中，尚書省可謂是全面落敗了。他們失敗的根本原因在於，本案觸犯的是皇權的尊嚴。在傳統社會裡，皇權是至高無上而容不得侵犯的。儘管北魏王朝實行漢化政策，推行儒家父權倫理，但根本目的還是為了更好地維護皇權，而不是削弱皇權。
我們都知道，封建統治者所大力提倡的儒家倫理道德的基本原則，包括“三綱”，也就是：父為子綱、夫為妻綱和君為臣綱。換句話說，子女要服從父母、妻子要服從丈夫，臣子要服從君王。而在這“三綱”中，“君為臣綱”是最核心的一條。如果這三條之間相互衝突的話，就必須服從“君為臣綱”這一條。
此外，關於本案的最終判決，還必須考慮一個因素，那就是鮮卑族是一個遊牧民族，還殘留著一些母系氏族社會的傳統。女性在鮮卑族的地位較高，這一點和當時的漢族正好相反。所以說，這樁“毆妻傷胎案”所貫穿的，更多的是一種女性的視角，或者說是來自於靈太后個人層面的深深報復。
接下來，就來深挖一下本案所反映出的中國古代法律史的相關問題。這裡主要說兩個重要問題，一是法律的儒家化，二是皇權對法治的干預。
首先是法律的儒家化。法律儒家化是把儒家的道德精神注入法律、法令裡面。不僅用儒家的思想來立法，還在司法實踐中，用儒家思想作為定罪量刑的指導思想和基本原則。
那麼，法律儒家化是怎麼一步一步實行的呢？學者們通常把法律儒家化的進程分為三個階段：開始於兩漢、發展於魏晉南北朝、到隋唐的時候趨於成熟。
兩漢時期是儒家思想法律化的開始階段，“春秋決獄”則是中國法律儒家化的開端，意思是說，用孔子的思想來作為司法裁判的指導思想。凡是法律中沒有規定的，就聽聽孔子是怎麼說的。如果法律條文和儒家經義相違背，那麼，儒家經義的效力還要更高一些。
魏晉南北朝時期是中國法律儒家化的深入階段。在這一時期，儒家思想開始滲透到立法領域。本案發生的時候，正值北魏孝明帝當政，法律儒家化的修訂已經完成，因此，尚書省主張用法律儒家化的方式來處理本案，也是有依據的。
隋唐時期是中國法律儒家化的完成階段，儒家思想對中國法律的影響，被全面地反映在《唐律疏議》中。《唐律疏議》是唐高宗永徽年間完成的，被認為是中國古代法典中最重要的代表作。這本書讓儒家思想和封建法律融為一體，形成了儒法合流的法律體系。
法律儒家化中又有哪些核心的思想內容呢？有兩點，一是“父權至上”，這是儒家化中最重要的一點。
在一個家族裡，父祖是統治階級，家族裡的所有人都在他的掌控之內。而且，這裡的父權，不僅包括經濟權利、婚嫁權利，甚至還包括人身權利。父權的增強，也就意味著女權受到了極大的限制，正所謂“未嫁從父、出嫁從夫、夫死從子”。
在本案中，門下省認為公主是皇室成員，胎兒也是皇室成員，而尚書省則認為，公主的身份是駙馬劉輝的“妻子”，胎兒則是劉輝的“兒子”。這兩種身份認定本身都沒有問題，但應該有一個先後的順序。公主既然已下嫁劉輝，那麼她最優先的家族認同應該是劉家，而不再是皇室。她腹中胎兒的優先身份是劉輝的孩子，而不是皇室的成員。從生物學的角度來看，公主所懷的胎兒本來就是她的骨肉，但是從父系家族倫理的角度來看，這個小孩，和其他女人所懷胎生產的小孩一樣，最優先和最重要的身份，都是父親的兒女。
“父權至上”思想之後，第二個就是“家族本位”的思想。我在前面已經簡單地介紹過“連坐”和“親親相隱”原則。這兩個原則都涉及到一個重要的概念，那就是“親情”，這也體現出中國古代立法中“家族本位”要素。除了作為家族核心的父權之外，家族的其他範圍應該怎麼界定呢？在這裡就要介紹一個非常重要的概念，那就是“五服”。
“五服”的“服”指的是“服喪制度”。五服是說，一個人在去世時，他的親友為了表現與死者之間的親疏尊卑關係，會設置五種不同的服喪制度。服喪時間的長短，從三個月到三年，共分為五檔。其中，“斬衰”的喪服是用最粗的生麻布製作的，斬衰也是五服中最重的，服期為三年。“緦麻”的喪服是用細熟麻布製成的，所以是五服當中最輕的，服期為三個月。斬衰和緦麻之間，從重到輕分別為“齊衰”“大功”和“小功”，服期分別為一年、九個月和五個月。假設父親過世，為了表達最沉痛的悼念，一個男子應當為父親服“斬衰三年”之喪，這也是時間最長的喪，是一種父權至上的體現。
後來，五服中的這種親屬尊卑關係被運用到了法律量刑之中。
曹魏時期的《新律》提出了“準五服制罪”這種制度，也就是按照雙方在血緣關係中的尊卑、長幼和親疏來確立罪名和量刑。
比如說，同樣是故意傷人的行為，父母打兒女可以免罪，而兒女打父母則要被“棄市”，也就是要被丟到鬧市，執行死刑。
就這樣，五服成為了中國法律發展中非常重要的量刑因素，並深刻地影響了後來包括“連坐”“親親相隱”等制度的產生。
這些制度的核心是將家族身份作為定罪量刑的基本要素。在相同的法律問題面前，不同的身份有不同的對待，這也是法律儒家化過程的一個重要特點。
所以說在本案中，兩位民女的兄長包庇自己妹妹的通姦行為，屬於“親親相隱”，不應受到懲罰。但與此同時，兩位民女已經嫁人，他們的丈夫卻要在不知情的前提下，對她們的罪行負責。
說完了法律的儒家化，我再來說說第二個問題，皇權對司法的干預。
法律儒家化既然這麼有理有據，那在本案中，為什麼最後尚書省的意見還是沒有被朝廷採納呢？
想回答這個問題，得從秦朝開始說起。秦國商鞅變法時曾留下一句名言，那就是“王子犯法與庶民同罪”，聽上去有一種“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感覺。但事實上，宗室皇親作為貴族集團的軸心骨幹，是立國的基礎。因此，為了維護統治的需要，大多時候會賦予他們法律特權，皇親們也難免會對常規的法治建設進行干預。
首先要講的是皇權對法律適用的干預。
根據北魏制定的法律《議親律》，皇室成員在審判程序、議罪範圍和量刑標準等方面都享有優待。
長公主曾以極端殘忍的方式殺害了和劉輝有染的侍婢，那也是一屍兩命啊，如此慘絕人寰的行為，長公主甚至不需要用《議親律》來減免罪行。因為在法律層面上，她的行為根本不必追究。從另一個角度來說，當皇室成員的利益遭受侵害時，北魏更是會採取偏袒原則，對嫌犯加以重罰，量刑標準遠高於普通的同類案件。
中國現行《刑法》中一個很重要的基本原則就是“罪刑相適應”。
換句話說，你所實施的犯罪行為，所侵犯的法律利益與你最後要被施加的刑罰要相匹配。雖然不能用當代的《刑法》去過分評判1000多年前的案件，但在本案中，因為皇權的干預，劉輝最終遭受的刑罰是高一個級別的死刑。難怪尚書省會抗辯認為量刑過重，有悖司法公正。
其次是皇權對法律程序的干預。這一點在本案中主要體現為門下省與尚書省的權責之爭上。其實，皇權對司法的干預問題由來已久，這是中國法律發展歷史上不得不去正視的問題。縱觀中國法律的發展歷程，自從秦漢時代奠定了“三公九卿制”，歷代皇帝與常規官僚機構便陷入到了一種“相愛相殺”的境地。儘管皇帝的統治需要仰仗這些機構的努力，但在利益和決策上，雙方很難保持一致。為了確保自身利益的實現，皇權會通過一些非正式的渠道介入。從東漢末年的尚書，到後來的三省六部制，再到明朝初期的內閣制度和清朝的軍機處，皇權從未放棄過對於法律程序的干預。
在封建社會這個大背景下，婦女往往被認為擁有較低的法律地位，很多基本的權利無法得到保障。比如說，財產繼承權被剝奪，離婚的自由權被剝奪，甚至說在男女犯同一種罪的情形下，女方遭受的懲罰可能要比男方更加嚴重，這些問題在本案中的長公主和兩位民女身上都有集中的體現。
然而，在本案中，有一位女性似乎特別強勢、霸道，那就是靈太后。靈太后堪稱本次“世紀審判”的幕後老大，她公然無視尚書省的審判權，一手主導了最後的審判結果，甚至還毫無顧忌地懲罰與她作對的大臣。
《魏書》記載，靈太后為蘭陵長公主不平，曾干預過此案，她主張把駙馬爺等犯案相關人員一律斬首。
同樣是女性，靈太后的權力為什麼這麼大呢？
這一切還得從鮮卑族自身的特性說起。本案發生之時，鮮卑族剛剛開始實行漢化，作為一個遊牧民族，還殘留著一些母系氏族社會的傳統。比如說，女性在鮮卑族的地位很高，無論在家事還是在國事中，女性往往都有很大的話語權。因此，相較儒家社會中婦女地位相對低下的狀況，北魏時期鮮卑族婦女的境況要好得多。
蘭陵長公主案件的發生
公元500年左右的北魏年間。北魏孝文帝的女兒，蘭陵長公主在婚姻中遭遇駙馬劉輝的不忠，結果在懷孕期間，長公主遭到劉輝的家庭暴力，流產而亡。悲劇發生後，劉輝畏罪潛逃，而和劉輝曾經有染的兩個民女，張容妃、陳慧猛以及她們二人的兄長則被捕入獄。
如果套用現在的法律來看，這不過是一樁普通的“故意傷害致人死亡”案件，但在當時，由於被害人長公主具有皇室背景，因此就演變成了一場“世紀審判”。怎麼處置駙馬劉輝，以及與他通姦的民女等人，代表皇權勢力的“門下省”和代表漢族官僚集團的“尚書省”，展開了激烈的辯論。最終，這起案件上升為一場“皇權至上”與“儒家父系家族倫理”之間的鬥爭與衝突。
蘭陵長公主
北魏是由鮮卑族拓跋氏建立的封建王朝，駙馬劉輝是一個出身南朝的皇族，因此，長公主和劉輝的結合應該算是“門當戶對”。無奈兩人感情不和，經常爭吵，劉輝還總在外邊拈花惹草。據說，劉輝曾和一名婢女私通，還讓她懷了孕，長公主得知此事後，派人用殘忍的方法把這個婢女和她的胎兒殺死，長公主還命令劉輝觀看整個殺害的過程。這件事結束後，他們倆的夫妻感情也就完全破裂了，這也算是為後來的暴力事件埋下了伏筆。後來，在長公主懷孕期間，劉輝又和兩位民女張容妃、陳慧猛通姦，被長公主發現，兩個人隨即大吵了一架。劉輝一怒之下將長公主推倒在地，還用腳在她的肚子上猛踹幾腳。最終，劉輝導致長公主流產而亡，他也隨即畏罪逃跑。
劉輝的罪行似乎是無可辯駁的，但這起刑事案件發生在了皇室內部，判決起來可就沒那麼容易了。
公主之死：你所不知道的中國法律史
在北魏時期，法律案件的最高處理機構原本應該是尚書省，類似於現在的最高人民法院。但是對此案的判決卻是由門下省作出的。這門下省是做什麼的呢？門下省是專門為皇權服務的一個機構，類似於祕書處。
祕書處來裁決案子，聽上去有點“干涉司法”的意思，這主要是因為受害人長公主是皇室成員。當時在位的北魏皇帝年紀還小，朝廷上的大事小事都是由皇帝的母親靈太后所主導。於是，靈太后就讓自己麾下的心腹力量來操辦此事，門下省做出的判決也反映了靈太后的意見。
門下省主張說，劉輝殺死了長公主的孩子，是謀殺了皇室成員，這是犯了“謀反大逆罪”，也就是叛國罪，劉輝應該被判處死刑。和劉輝通姦的兩個民女，則要剪掉頭髮，送到宮中做奴婢，兩位民女的哥哥也應該被流放到邊遠地區去服兵役。
門下省的判決完全是從皇室的利益出發的，打擊的範圍似乎有點過大。兩位民女的哥哥何罪之有呢？這裡就不得不說到“連坐”制度。
連坐制從周朝時期開始。秦國商鞅變法時，為鞏固君主統治，頒佈了《連坐法》。連坐的目的起初是為了把農民牢牢束縛在土地上，不准他們擅自遷居，相互監督，相互檢舉，若不揭發，十家連坐。後來，因為統治效果良好，“連坐”被推廣到了法律監督層面。根據連坐制度，一人犯法，他的家屬、親族、鄰居等都要連帶受罰。
在本案中，門下省採用“連坐”的方式來斷案，其實有點類似於現在《刑法》中所講的“加重”或“從重”處罰。
然而，身為北魏法律審判的“正牌”權威機構，尚書省則提出了截然相反的意見。主要包括三點：
第一，劉輝不應當被認定是“謀反大逆罪”，被處以死刑。尚書省認為，長公主既然嫁到了劉家，那就是劉家的兒媳婦，公主所懷的孩子就是劉家的骨肉。所以，劉輝踢打長公主導致流產，只能算是他殺害了自己的孩子，而不能被認定是叛國行為。
根據北魏的《鬥律》，父母殺死自己子女的行為應認定為“墮殺親子罪”，就算是故意的，也只是被處以懲罰性勞動為主的徒刑，罪不至死。
第二，關於民女張容妃、陳慧猛和她們的兄長的處罰。尚書省認為，兩位民女的量刑也有點過重了，而且她們已經出嫁，和孃家的兄長就脫離了關係。這樣的話，她們犯罪的連坐責任就應該遷移到丈夫家，要承擔責任也應該去找她們的老公。況且，自西漢以來，法律容許“親親相隱”，二人的兄長對於她們的罪行，也是有隱瞞義務的。
什麼是“親親相隱”呢？親親相隱是儒家在春秋戰國時期提出的主張。這裡的“隱”可以理解為“隱瞞”，也就是說，親屬之間有罪，應當互相隱瞞。即便明知有罪，也不應去告發，更沒有法定義務去作證，否則將被視為犯罪行為。在本案中，即便兄長知道他們妹妹的犯罪行為，他們也有隱瞞的義務。
尚書省提出的第三個主張是，門下省屬於內朝，是皇帝祕書性質。門下省負責傳遞法律案件或大臣上奏文書，並沒有參與判決的權力。其實，這部分主張的潛臺詞是：皇權的手是不是伸得有點過長了？
尚書省敢於向皇權抗爭，勇氣可嘉。但是，靈太后並沒有理睬他們的觀點，仍然選擇維持門下省的原判。此外，據作者在書中介紹，靈太后隨後還下詔剝奪了尚書省的核心人物崔纂的職權，支持崔纂的兩個大臣也被暫停薪水。
如此說來，在這場世紀審判中，尚書省可謂是全面落敗了。他們失敗的根本原因在於，本案觸犯的是皇權的尊嚴。在傳統社會裡，皇權是至高無上而容不得侵犯的。儘管北魏王朝實行漢化政策，推行儒家父權倫理，但根本目的還是為了更好地維護皇權，而不是削弱皇權。
我們都知道，封建統治者所大力提倡的儒家倫理道德的基本原則，包括“三綱”，也就是：父為子綱、夫為妻綱和君為臣綱。換句話說，子女要服從父母、妻子要服從丈夫，臣子要服從君王。而在這“三綱”中，“君為臣綱”是最核心的一條。如果這三條之間相互衝突的話，就必須服從“君為臣綱”這一條。
此外，關於本案的最終判決，還必須考慮一個因素，那就是鮮卑族是一個遊牧民族，還殘留著一些母系氏族社會的傳統。女性在鮮卑族的地位較高，這一點和當時的漢族正好相反。所以說，這樁“毆妻傷胎案”所貫穿的，更多的是一種女性的視角，或者說是來自於靈太后個人層面的深深報復。
接下來，就來深挖一下本案所反映出的中國古代法律史的相關問題。這裡主要說兩個重要問題，一是法律的儒家化，二是皇權對法治的干預。
首先是法律的儒家化。法律儒家化是把儒家的道德精神注入法律、法令裡面。不僅用儒家的思想來立法，還在司法實踐中，用儒家思想作為定罪量刑的指導思想和基本原則。
那麼，法律儒家化是怎麼一步一步實行的呢？學者們通常把法律儒家化的進程分為三個階段：開始於兩漢、發展於魏晉南北朝、到隋唐的時候趨於成熟。
兩漢時期是儒家思想法律化的開始階段，“春秋決獄”則是中國法律儒家化的開端，意思是說，用孔子的思想來作為司法裁判的指導思想。凡是法律中沒有規定的，就聽聽孔子是怎麼說的。如果法律條文和儒家經義相違背，那麼，儒家經義的效力還要更高一些。
魏晉南北朝時期是中國法律儒家化的深入階段。在這一時期，儒家思想開始滲透到立法領域。本案發生的時候，正值北魏孝明帝當政，法律儒家化的修訂已經完成，因此，尚書省主張用法律儒家化的方式來處理本案，也是有依據的。
隋唐時期是中國法律儒家化的完成階段，儒家思想對中國法律的影響，被全面地反映在《唐律疏議》中。《唐律疏議》是唐高宗永徽年間完成的，被認為是中國古代法典中最重要的代表作。這本書讓儒家思想和封建法律融為一體，形成了儒法合流的法律體系。
法律儒家化中又有哪些核心的思想內容呢？有兩點，一是“父權至上”，這是儒家化中最重要的一點。
在一個家族裡，父祖是統治階級，家族裡的所有人都在他的掌控之內。而且，這裡的父權，不僅包括經濟權利、婚嫁權利，甚至還包括人身權利。父權的增強，也就意味著女權受到了極大的限制，正所謂“未嫁從父、出嫁從夫、夫死從子”。
在本案中，門下省認為公主是皇室成員，胎兒也是皇室成員，而尚書省則認為，公主的身份是駙馬劉輝的“妻子”，胎兒則是劉輝的“兒子”。這兩種身份認定本身都沒有問題，但應該有一個先後的順序。公主既然已下嫁劉輝，那麼她最優先的家族認同應該是劉家，而不再是皇室。她腹中胎兒的優先身份是劉輝的孩子，而不是皇室的成員。從生物學的角度來看，公主所懷的胎兒本來就是她的骨肉，但是從父系家族倫理的角度來看，這個小孩，和其他女人所懷胎生產的小孩一樣，最優先和最重要的身份，都是父親的兒女。
“父權至上”思想之後，第二個就是“家族本位”的思想。我在前面已經簡單地介紹過“連坐”和“親親相隱”原則。這兩個原則都涉及到一個重要的概念，那就是“親情”，這也體現出中國古代立法中“家族本位”要素。除了作為家族核心的父權之外，家族的其他範圍應該怎麼界定呢？在這裡就要介紹一個非常重要的概念，那就是“五服”。
“五服”的“服”指的是“服喪制度”。五服是說，一個人在去世時，他的親友為了表現與死者之間的親疏尊卑關係，會設置五種不同的服喪制度。服喪時間的長短，從三個月到三年，共分為五檔。其中，“斬衰”的喪服是用最粗的生麻布製作的，斬衰也是五服中最重的，服期為三年。“緦麻”的喪服是用細熟麻布製成的，所以是五服當中最輕的，服期為三個月。斬衰和緦麻之間，從重到輕分別為“齊衰”“大功”和“小功”，服期分別為一年、九個月和五個月。假設父親過世，為了表達最沉痛的悼念，一個男子應當為父親服“斬衰三年”之喪，這也是時間最長的喪，是一種父權至上的體現。
後來，五服中的這種親屬尊卑關係被運用到了法律量刑之中。
曹魏時期的《新律》提出了“準五服制罪”這種制度，也就是按照雙方在血緣關係中的尊卑、長幼和親疏來確立罪名和量刑。
比如說，同樣是故意傷人的行為，父母打兒女可以免罪，而兒女打父母則要被“棄市”，也就是要被丟到鬧市，執行死刑。
就這樣，五服成為了中國法律發展中非常重要的量刑因素，並深刻地影響了後來包括“連坐”“親親相隱”等制度的產生。
這些制度的核心是將家族身份作為定罪量刑的基本要素。在相同的法律問題面前，不同的身份有不同的對待，這也是法律儒家化過程的一個重要特點。
所以說在本案中，兩位民女的兄長包庇自己妹妹的通姦行為，屬於“親親相隱”，不應受到懲罰。但與此同時，兩位民女已經嫁人，他們的丈夫卻要在不知情的前提下，對她們的罪行負責。
說完了法律的儒家化，我再來說說第二個問題，皇權對司法的干預。
法律儒家化既然這麼有理有據，那在本案中，為什麼最後尚書省的意見還是沒有被朝廷採納呢？
想回答這個問題，得從秦朝開始說起。秦國商鞅變法時曾留下一句名言，那就是“王子犯法與庶民同罪”，聽上去有一種“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感覺。但事實上，宗室皇親作為貴族集團的軸心骨幹，是立國的基礎。因此，為了維護統治的需要，大多時候會賦予他們法律特權，皇親們也難免會對常規的法治建設進行干預。
首先要講的是皇權對法律適用的干預。
根據北魏制定的法律《議親律》，皇室成員在審判程序、議罪範圍和量刑標準等方面都享有優待。
長公主曾以極端殘忍的方式殺害了和劉輝有染的侍婢，那也是一屍兩命啊，如此慘絕人寰的行為，長公主甚至不需要用《議親律》來減免罪行。因為在法律層面上，她的行為根本不必追究。從另一個角度來說，當皇室成員的利益遭受侵害時，北魏更是會採取偏袒原則，對嫌犯加以重罰，量刑標準遠高於普通的同類案件。
中國現行《刑法》中一個很重要的基本原則就是“罪刑相適應”。
換句話說，你所實施的犯罪行為，所侵犯的法律利益與你最後要被施加的刑罰要相匹配。雖然不能用當代的《刑法》去過分評判1000多年前的案件，但在本案中，因為皇權的干預，劉輝最終遭受的刑罰是高一個級別的死刑。難怪尚書省會抗辯認為量刑過重，有悖司法公正。
其次是皇權對法律程序的干預。這一點在本案中主要體現為門下省與尚書省的權責之爭上。其實，皇權對司法的干預問題由來已久，這是中國法律發展歷史上不得不去正視的問題。縱觀中國法律的發展歷程，自從秦漢時代奠定了“三公九卿制”，歷代皇帝與常規官僚機構便陷入到了一種“相愛相殺”的境地。儘管皇帝的統治需要仰仗這些機構的努力，但在利益和決策上，雙方很難保持一致。為了確保自身利益的實現，皇權會通過一些非正式的渠道介入。從東漢末年的尚書，到後來的三省六部制，再到明朝初期的內閣制度和清朝的軍機處，皇權從未放棄過對於法律程序的干預。
在封建社會這個大背景下，婦女往往被認為擁有較低的法律地位，很多基本的權利無法得到保障。比如說，財產繼承權被剝奪，離婚的自由權被剝奪，甚至說在男女犯同一種罪的情形下，女方遭受的懲罰可能要比男方更加嚴重，這些問題在本案中的長公主和兩位民女身上都有集中的體現。
然而，在本案中，有一位女性似乎特別強勢、霸道，那就是靈太后。靈太后堪稱本次“世紀審判”的幕後老大，她公然無視尚書省的審判權，一手主導了最後的審判結果，甚至還毫無顧忌地懲罰與她作對的大臣。
《魏書》記載，靈太后為蘭陵長公主不平，曾干預過此案，她主張把駙馬爺等犯案相關人員一律斬首。
同樣是女性，靈太后的權力為什麼這麼大呢？
這一切還得從鮮卑族自身的特性說起。本案發生之時，鮮卑族剛剛開始實行漢化，作為一個遊牧民族，還殘留著一些母系氏族社會的傳統。比如說，女性在鮮卑族的地位很高，無論在家事還是在國事中，女性往往都有很大的話語權。因此，相較儒家社會中婦女地位相對低下的狀況，北魏時期鮮卑族婦女的境況要好得多。
那麼在北魏時期，婦女的法律地位還有那些特點呢？
從經濟地位上來看，北魏統治者在法律上給予了鮮卑族婦女在財產上的一些權利。比如說，在北魏時期一個婦女可以獲得少量的田地，雖說遠遠少於男子可以獲取的數量，但這也是對私有財產的一種認可和保護。
從政治地位上看，北魏的鮮卑族婦女是可以做官的。在魏孝文帝統治時期，正式確立了“女官”制度，而且女子能與男子擔任幾乎同等的官職，這無疑也是婦女法律地位的一種提升。
痞喵說
從管仲鑄鼎銘文法律，到清末沈家本主持修訂《大清律》，中國有著相當漫長的成文法歷史。
總體而言，傳統中國的司法實踐還是依照成文法律實行的，但無可否認的是，在傳統中國的司法實踐中，皇帝及其官僚機構具有系統地“合法”法外徇私枉法的權力，以意志喜好代替法律制度，是人治家天下一個顯著特徵。
本案中，靈太后看似快意恩仇判決了劉輝和通姦民婦死刑，實則是藉由皇帝的特權實現了家族復仇，這在個案上可能會體現某種實質正義，但這種不受法律監督約束權力必然會導致系統性的邪惡的濫用。
“劉輝毆主傷胎”案雖然沒有京劇《醉打金枝》那麼具有戲劇性，但前者法律與權力的衝突更為深刻。
歷史，是過去的我們。
歷史，也是現在的某種投射。
歷史的牽連往往以人們意想不到的方式出現，“公主之死”只是個案，但這樣的個案會在每個時代以不同面目反覆出現。
參考文獻：
《連坐法》
《刑法》
《議親律》
《鬥律》
《魏書》
《唐律疏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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