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籠罩在巴爾幹半島上的歷史幽靈：仇恨與分裂、爭鬥與背叛，這一地區的歷史為何如此複雜？'

本文刊載於《三聯生活週刊》2019年第32期，原文標題《歷史的幽靈》

“巴爾幹苦難之人的內心始終湧動著一股為神聖犧牲的、如鷹般洶湧的渴望，他們祈盼著，猶如被獻祭的羔羊以毀滅的姿態達至永恆。”

文/維舟

英國小說家麗貝卡·韋斯特

怨恨之源

對不同的人來說，歷史的意味向來不同。在印度文化中，歷史沒有什麼意義，相比起人們重視的彼岸世界根本不重要；我們中國文化則相反，推崇“以史為鑑”，認為那些過往的事件中蘊藏著足以指引未來的智慧；而在基督教文化中，歷史則是線性的，指向神意的末日審判。到了啟蒙時代，堅信社會進化的哲人將歷史斥為人類過往愚行的雜亂記錄，現代人則多多少少承認克羅齊的名言：“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這意味著，在講述歷史的時候，其實折射出的都是當下的社會。

的確，歷史從來沒有因為時間的流逝就那麼“過去”了，不論好壞，它仍然以文獻、物品、記憶、觀念等形式殘留下來。這是很自然的事，畢竟，很難有哪個社會能與自己的過往完全割斷。有時這變成一種受尊重的傳統、一種可資借鑑的智慧源泉，甚或是令人驕傲的身份認同，但對於某些社會來說，它卻是充滿紛爭又無法遺忘的痛苦，更像是一個不肯安息的幽靈，還不時攪擾著在世者的生活。

巴爾幹的歷史就是這樣。在這裡，有時問題就在於人們的記性太好了，他們什麼都沒能遺忘，尤其是那些彼此之間的怨恨；而根據法國思想家厄內斯特·勒南的洞見，“民族的核心因素在於，其成員有著很多共同的東西，但同時他們也必須已經忘卻了很多別的東西”。這意味著，如果無法忘卻，那就很難結合成一個共同體。1991～2000年間南斯拉夫內戰已經證實了這一點——在20世紀末的歐洲竟然還能爆發這麼一場慘烈的內戰，一度讓許多人驚詫不已，但或許真正值得驚詫的與其說是這一事件本身，倒不如說是那個歷史的幽靈竟然如此強大。

《黑羊與灰鷹》

這並不是沒有人預見到。讀讀《黑羊與灰鷹》，就可發現，即便在共同對抗外敵的歲月裡，南斯拉夫內部的各族之間也充滿了緊張的怨恨。1936～1938年間，英國小說家麗貝卡·韋斯特每年都前往南斯拉夫，投入了5年時間來書寫她所見到的這個充滿裂縫的社會，著名的“巴爾幹火藥桶”。這是一本很難歸類的書，既是旅行散文，又滿是對歷史的追述，雖然作者自己都曾說這本書寫得“繁複纏結，激不起任何人的興趣”，但它那酣暢淋漓的深描可說剛好契合這段黑暗而糾纏的歷史及其深重的怨恨，無疑蘊含著不同一般的洞見。甚至可以說，讀完這本書，就不難理解半個多世紀後的南斯拉夫內戰差不多是不可避免的——她在書中的譏諷無疑有道理：“歷史滿足了斯拉夫人的學究派傾向，所以他們仍執著於歷史。”

將南斯拉夫各族捏在一起的，原本是基於種族想象的一種特定虛構，再加上一個偶然性很強的短暫歷史契機：在第一次大戰後的廢墟上，數百年來壓迫巴爾幹各族的奧匈、奧斯曼兩大帝國剛好兩敗俱傷，使得它們獲得了難得的喘息之機。但這並不足以使它們就此“合眾為一”，恰恰相反，長久以來分屬不同陣營的歷史記憶、文化上的歧異和自相殘殺的敵視心理，都使它們對待兄弟甚至比對待異族更為殘酷。美國社會學家愛德華·希爾斯在《中心與邊緣》中早已點明這一悲劇，他斷言，這樣的國家缺乏共識，簡直不存在人所共信的合法性：“低度發展國家裡的集體自我形象壓倒性的是原生的（即部落、族群、地方的）或宗教的，斷非公民的。由於每個集群的成員都傾向於相信，別的每個集群的成員只會為了自身集群的利益而行動，他們不相信充塞著這種人的那些公共機構絕不會損害他們。”

自我獻祭的衝動

這差不多就是南斯拉夫乃至巴爾幹半島的寫照，如果說這裡的爭鬥尤其殘酷和血腥，那正是由於人們原生的各種紐帶還特別強烈，並且由於長期的歷史仇恨，絕不相信其他集群的善意。這對英國人而言可說是陌生的，就像一位當地人所說的：“我想知道，你們是否理解仇恨可以多麼強大。我認為你們英國人不理解，因為你們如此幸運以至於沒有其他人的仇恨能夠觸碰到你們，而且你們自己也沒有理由仇恨任何人。”而在這裡，除了在這個狹小的泥坑裡彼此殊死鬥爭，人們看不到其他出路。從他們酷愛辯論、驗證習以為常之物這類行事風格來說，一如書中所言，“斯拉夫各民族從根本上說是統一的”，但他們卻又執著地迷戀著將彼此區分開來的細小差異，不惜為此大肆殺戮。糟糕的是，即便在過分認真對待這些象徵事物上，他們都如此相像。

不必奇怪，這些複雜的歷史記憶也激起了麗貝卡·韋斯特同樣複雜的反應：她既厭惡這些族群之間無休止甚至也無原則的爭鬥與背叛，又覺得它們捍衛自己的身份認同、文化遺產和政治獨立是一件好事。對這些在幾百年裡默默抵擋住土耳其人無情進逼的巴爾幹山民，她似乎覺得西歐人欠下了一份情，至少沒有表示出足夠的謝意，但又暗示它們不擇手段的生存策略往輕裡說也是令人側目的。作為一個英國人，她深信“傳統”是好的，無思想、無傳統、無財產的城市無產者是狂熱而危險的，但有時又不免質疑當地這些可怕的傳統。她毫不掩飾地厭煩日耳曼文化對巴爾幹的滲透和影響，然而她對文化自主所抱有的觀念，正是一種典型的日耳曼意識。

在1389年科索沃戰役的悲劇中，她看到了歷史的另一個隱喻：塞爾維亞人被奧斯曼擊敗、征服，但史詩中卻聲稱，那時因為戰前從聖地耶路撒冷來的灰鷹，詢問拉扎爾大公是要選擇在現世中戰勝，還是戰敗但獲得神聖的王國，而他最終選擇了後者。戰敗者美化了自己的戰敗，將自己變成獻祭臺上的黑羊，相信向死亡獻禮可以獲得生命的回報。不管這出於一種怎樣的心理，在她看來都是一種不可饒恕的失敗主義：在勇猛作戰並勝利在望之際，卻寧可轉而尋求失敗，背叛那些相信我們會為他們贏取仁愛、和平的人們，“他們聽了灰鷹的罪惡建議，他們像黑羊一樣讓人割喉”。

至此，600年前科索沃的戰敗成了一個前車之鑑，警示著世人應當拒絕自我獻祭的衝動，因為那最終帶來的絕不是在天國的勝利，而是現實中的無盡恥辱。考慮到本書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籠罩的陰影下寫就的，這是一種可以理解的憤恨：面對來自德國的野蠻進逼，英國的上層精英卻遲遲沒有做好準備，外交部反對進行抵抗，倫敦金融城裡的粗俗流氓甚至隨時準備妥協投降。這是一種複雜迂迴的譴責（確實非常英國風格），但歷史卻變成了超歷史（Supra-History），似乎無關事實真相，重要的是它的象徵價值和現實意義。至於這樣的解讀是好是壞，就看你如何看待歷史本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