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為何會墮落成漢奸？

周作人落水是樁悲劇，有他個性的原因，也有偶然因素的推動。

周作人個性很像其祖父（周介福），他的祖父因科舉受賄入獄時，周作人常陪伴左右，沾染了懦弱、孤高、多疑的性格。

需要特別說明的是，魯迅和周作人的祖父受賄，根據當時的法律來說，確應嚴懲，但目前很多論文是拿清朝盛期處理的方式來和清代晚期對比。可事實上，到嘉慶時，科舉已原不如乾隆中期那麼嚴格。比如明令不得帶書入考場，舉子必須搜身，但嘉慶時，書生已僱傭書童公然將書挑入考場，考試期間且有人送飯，而行賄行為亦不罕見。

中國古代民間的圈子行為與王法之間一直存在衝突，取決於統治者的力度，力度強，則民間收斂，力度弱，民間迅速反彈。魯迅與周作人的祖父做法是典型的潛規則，不想被人出賣，於法自然不合，但在當時，於情於理都說得過去，自然會想不開。這與他性格比較孤傲、與同儕關係不佳有關。據說周介福善謔，周作人曾檢討自己說身上有“流氓鬼”纏身，這大概就是受祖父和當時強者為王、弱肉強食的周邊環境影響了。

家道中落後，魯迅作為長兄，承擔較多，考上赴日留學生（當時人們不願意出洋，同期5人考上，有人藉故不去，所以不算太難考），後學業半途而廢，將周作人帶到日本。

魯迅對周作人比較粗暴，動輒痛毆，周作人則比較懶散，這對周作人的性格會產生負面影響，更偏於懦弱。

周家兄弟回國後，周作人先成名，因他日語好於魯迅，又擅德語、希臘語等，創作上也比較有成績，一度領袖文壇，而魯迅此時專注於考據，強弱易位，二人情感已有裂痕。

魯迅因《新青年》而成名，周作人與新月派中人交好，魯迅則與徐志摩、陳源等勢同水火，加上羽太信子的因素，導致魯迅與周作人徹底分裂。

周作人性格懦弱，凡事不願出頭，他很少主持文壇活動，雖然也推薦了不少新人，但基本不管事。張作霖佔領北京時，魯迅等人被迫南下，周作人卻巋然不動。由此不難看出，1937年他選擇不走，實為“遇事隱忍”“不願遷移”的習慣性選擇。

周門四弟子中廢名曾勸周作人南下，但周作人表示，跟那些人走，不會有好下場的，不如留在北京。

當時許多人勸周作人走，如胡適等人，但周不為所動。一方面他的妻子是日本人，加上他的知名度，他認為日本人不會拿他怎麼樣；另一方面，周的生活技能太差，擔心漂泊之下，難以自養。

當時的北大校長蔣夢麟南下時，託周作人保護北大校產，周更有了不南下的理由。但北大初期還有一點匯款，後期這點前也沒了，周作人一大家子人生活出現了一點問題。

周作人不肯離京，加上他夫人是日本人，一時“投敵說”甚囂塵上，胡適等人還為他辯誣，但愛國學生（都是當時的高幹子弟）組成的“鋤奸團”決定拿周開刀，以粉絲之名登門拜訪，一槍打中周作人的腹部（周系皮帶甚高，子彈正好卡在皮帶扣上，未傷及性命），還打傷了周門弟子沈啟無（後因學術爭論，被周逐出師門）。

其實，此時周作人屢次拒絕日本軍方誘惑，不打算投敵，此次刺殺卻讓周誤會為日軍的警告，所以很快便投靠了日偽組織，由於周的巨大影響力，全國輿論為之譁然。

在日偽組織中，周作人基本沒做什麼罪大惡極的事，還曾幫助抗日愛國青年逃脫，因受王揖堂等人排擠，周任偽華北教育督辦，不到一年便被“擠下了臺”。不過周曾穿日軍軍裝公開活動，還參拜過靖國神社的，喪失民族尊嚴。

周作人在北大，紅樓地下室為日軍關押愛國志士之所，拷問終日不斷，慘叫聲聲入耳，周作人卻泰然自若，令人憤怒。

抗戰勝利後，傅斯年力主嚴懲周作人，傅本是周的學生，但頗重視氣節，此外在中山大學時與魯迅曾發生衝突，對周無好感。周作人稱自己留在北大，出任偽職，是蔣夢麟所託。可令人驚訝的是，同鄉蔣夢麟竟不肯為周作人作證。周作人頓覺自己落入祖父相同的人生悲劇中，更加憤世嫉俗。

原計劃處死周作人，可能是胡適暗中助力，只判了15年徒刑，不久因病獲釋。

周的落水大概可給人三點啟示：首先，大是大非的事上不能含糊；其次，好朋友現在委託你，但將來他也可能出賣你；其三，胡適是真君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