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晉商名震天下，富甲一方，也是山西的精神支柱，如今晉商己不存在，煤，在山西是聞名於世煤都，形成山西煤文化，恰恰是煤炭讓山西煤商又走向全國，煤商的暴利，多方開挖，造成煤炭的過度開採，越挖越少，資源缺陷，環境汙染，國家明文綜合治理汙染，投入了大量資金，進行整治，山西煤炭富了山西人嗎？答案是肯定的，沒有富欲，如果山西沒有煤，那麼山西的經濟發展就會得到限制，只有靠果商支撐一方。多謝相邀

山西精神是什麼？其實這個沒有一個標準答案。

但山西人有什麼優秀特質，那就多了。我們從現代往前推吧：

吃苦耐勞/浪漫果敢

20年前有部感人至深的電視劇叫《山裡人》，講的是山西人克服無法想象的困難，在一無資金二無技術的惡劣條件下，修建掛壁公路的故事。講述了山西人吃苦耐勞/浪漫果敢的精神特質。

家國責任/勇於犧牲

抗日戰爭時期，山西是革命根據地，也是名副其實的革命老區。山西人為了抗擊日本侵略者，付出了極大代價。山西人敢於拼命，勇於奉獻，最終用這種精神戰勝了日本侵略者。

艱苦卓絕/敢闖敢幹

山西有一首著名的民歌，叫《走西口》。走西口的精神就是在艱苦卓絕的環境裡闖出一條路來的大無畏精神，多少山西人為了克服貧窮，背井離鄉，創出了一片天！

誠信智慧/匯通天下

晉商是山西人的一個精神名片。晉商的成功，一方面是時事使然，但另一方面也體現了山西人用誠信征服天下，用廣博胸懷開創匯通天下票號的精神財富。

古老傳承/文明火種

山西是古晉國，也是炎黃文明的重要發源地。更是歷朝歷代的政治文化向心地，炎黃文明在黃河岸邊孕育和成長，這就是我們山西的最大財富！

而以上的這些都和煤無關。煤從宋朝開始發現和利用，到今天，煤炭已經是一個過氣的能源。如果沒有煤，山西會怎樣，本身就是個偽命題。宋朝沒有煤之前，山西就是文明的核心地帶。將來山西沒有煤，山西人仍然能創造輝煌！

山西可謂中華民族最大的“源”之一，最早的“宗”之一，最深的“根”之一。炎黃子孫從山西走出黃河、走到長江、走向海外、走遍世界各地。無論天涯還是海角，這些炎黃子孫對故土和祖先的眷戀，自覺的民族文化意識，世代相傳，一脈相承，形成了家庭、宗族乃至整個中華民族強烈的血濃於水、葉生於根的精神凝聚力；並且在這一根、一宗、一源之間使得中華文明得到繼承和發揚，成為激勵全球華夏兒女的重要精神力量，成為維繫民族情結、弘揚民族精神的一大載體和紐帶，成為中華民族文化創造力的重要源泉。

中國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國之中唯一獨立起源並且從未中斷的國家。如果把中國歷史文化比作一棵大樹或者一條長河的話，山西的歷史文化堪稱這棵大樹的一條直根、這條長河的源頭之一，演進、貫通了上下五千年。無論根據文獻記載、考古發現、歷史傳說考證，還是從其獨特性、密集性、關聯性綜合分析，山西省都存在大量的遠古信息和極為豐富的根祖文化資源。20世紀90年代在山西的垣曲縣發現的世界上最早的包括人類在內的高等靈長類動物的祖先“世紀曙猿”化石起碼有4000萬歲，比非洲發現的靈長類還要早500萬年。在山西這片土地上，人類不但問世早，而且製造出中國最早的石器工具，燃起了中國第一堆“遠古聖火”。芮城縣西侯度遺址發掘出的動物“燒骨”，經古地磁法測定，距今至少在183萬年以上。山西的根祖文化厚重得無以復加，其中最彪炳千古的，是位居“五帝”之首的黃帝在運城戰勝蚩尤部族，從而促成了中華民族的第一次融合，奠定了中華民族國家五千年的根基。史書中最早出現的“中國”一詞，指的就是上古虞舜時代的山西南部為中心的區域；同列“五帝”的堯、舜、禹，不僅生長於這片水草豐美的土地，而且先後在晉南建都。古史記載“堯都平陽，舜都蒲阪，禹都安邑”，說的就是中華民族最早的英雄們在汾河下游創業建都的歷史。在此前後，置婚姻創舞樂的女媧、嘗百草制耒耜的炎帝，發明養蠶繅絲的嫘祖、教民稼穡的后稷，都是在山西這片土地上開創千秋偉業的。

晉商文化精神是什麼

　　晉商精神

　　明清山西商人稱雄國內商界五個多世紀，“生意興隆通四海，財源茂盛達三江”，是他們的自我寫照。他們的成功，令人注目。他們是如何取得成功的，是一個很值得研究的問題。我們知道，每一種社會實踐活動都有一種特殊的精神作為其靈魂，這種內在的靈魂是實踐活動中最活躍的能動力量，而從事這一活動的人就是這一特殊精神的創造者和實踐者。明清山西商人的成功，就在於他們是在一定的歷史條件下自覺和不自覺地發揚了一種特殊精神，它包括進取精神、敬業精神、群體精神，我們可以把它歸之為“晉商精神”。這種精神也貫穿到晉商的經營意識、組織管理和心智素養之中，可謂晉商之魂。

　　進取精神

　　孔子曰：“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否亦為之。”所謂“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壤壤皆為利往，夫千乘之王、萬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猶患貧，而況匹夫編戶之民乎。”由利益而起動的進取精神，是明清山西商人鏖戰於商場的精神動力。山西平陽府席銘（1481——1542），“初時學舉子業不成，又不喜農耕，曰：丈夫苟不能立功名世，仰豈為汗粒之偶，不能樹基業於家哉！於是歷吳越、遊楚魏、泛江湖，撤遷居積，起家鉅萬金，而蒲大家必曰南席雲。”清人紀曉嵐說：“山西人多商於外，十餘歲輒從人學貿易，俟蓄積有資，始歸納婦。”這就是說，事業不成，甚至連妻子也不娶。可見山西人是把經商作為大事業來看，他們通過經商來實現其創家立業、興宗耀祖的抱負，而這種觀念正是使其在商業上不斷進取的極其巨大的精神力量。上述席銘經商成功後，“自是崇義讓，淳宗族，睦鄰里親友，賑貧恤乏，解紛訟，成人之美，……嗤蒲之州大夫、所將軍不以行伍眾庶待之，而席氏之家聲益振。”席氏通過經商致富，提高了其家族的社會威望和地位，自然鼓舞著更多的人來走經商之道路。山西商人的進取心還表現在強烈的開拓精神上，所謂“天行健，君子自強不息。”有許多山西商人就是靠這種自強不息的精神，白手起家而成大業。如著名的大盛魁商號，其創始人之一山西太谷人王相卿，幼年家貧，為生活所迫，曾為人傭工，在清軍費揚古部充伙伕，服雜役，後來與山西祁縣人張傑、史大學一起隨營貿易，先是肩挑負販，拉駱駝，後在烏里雅蘇臺、科布多開“吉盛堂”商號，其後改名為“大盛魁”，幾經磨難，終於白手起家，到雍正時大盛魁已經是一傢俱有相當規模的商號了。

　　敬業精神

　　晉商的敬業精神，也是常為人所稱道的。敬，原是儒家哲學的一個基本範疇，孔子就主張人在一生中始終要勤奮、刻苦，為事業盡心盡力。他說過“執事敬”、“事思敬”、“修己以敬”等語。北宋程頤更進一步說：“所謂敬者，主之一謂敬；所謂一者，無適（心不外向）之謂一。”可見，敬是指一種思想專一、不渙散的精神狀態。敬業是中國人民的傳統美德。

　　在封建社會中，傳統的觀念是重儒輕商，故四民中以士為一等，商為末等。但明清山西商人卻不這樣

　　看，他們認為商和士農工是同等重要的事業，都是本業，同樣要敬。晉人摒棄舊俗，褒商揚賈，以經商為榮。榆次富商常氏，有清一代不絕於科舉，但絕不輕視商業，而且是把家族中最優秀的子弟投入商海。常氏家族棄儒經商、棄官經商的子弟很多。如十三世常維豐，幼年從師就讀，詞章粹美，識者器重。長大後放棄科舉，赴張家口經商。維豐極具才能，辦事幹練，尤精用人、通變之道，凡事一經裁酌，立即決斷，為同仁所不及。十四世常旭春，是清末舉人，曾任晚清法部員外，書法藝術名冠三晉，詩詞也做得很好，時人稱他是“書宗李北海，詩步王漁洋”。但他最熱衷的還是經營商業。常氏一改“學而優則仕”為“學而優則商”，能數代集中優秀人才銳意經營商業，從而形成了一個具有相當文化的商人群體。由於他們把儒家教育的誠信、仁義、忠恕精神引入商界，從而有了常氏商業之繁盛。可見，把商業作為一項終身的崇高的事業來對待，正是山西商人經商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

　　敬業：是事業成功的源泉，而勤奮、刻苦、謹慎的作風，又是敬業思想在實踐中的具體體現。

　　勤奮：這是大多數山西商人具有的良好品德。如山西定襄邢九如“少貧乏，年十四失情，……越二載，其大父即辭世，家道益困，公以母老弟幼苦無資，不得已棄學就商，甫弱冠遠服賈於京東之赤峰縣，……勤勞四十餘載，而家道卒致豐。”榆次人李智春，“生貧家，幼父母卒，兄傭工，仲兄且殤，於是學商於直隸順德府布店，數十年勤勞無間，為執事者所重，積有餘資，乃旋里娶婦王氏，……三子皆成立，長商於赤城，次二、三子耕作，後家漸起。”永濟人趙俊，“為富家賈於江南，勤儉著聞”。 刻苦：不怕苦，不怕累，也是大多數山西商人的良好品德。清人納蘭常安說：“塞上商賈，多宣化、大同、朔平三府人，甘勞瘁，耐風寒。”太谷縣商人是山西票號三大幫之一，他們經商“跋涉數千裡，率以為常”。乾隆《祁縣誌》卷9載，祁縣閻成蘭“行商朔平、歸化，辛苦備嘗”。

　　謹慎：山西商人經商以謹慎聞名。這並不是說他們不敢經營大的業務，恰恰相反，他們對大業務抓得很緊。但他們不輕易冒風險，不打無準備之仗，而是要在充分調查瞭解情況的基礎上，才拍板成交，以避免不必要的損失。以放款來說，這是山西票號的一項重要業務，但又有風險，他們對放款對象一定要在詳細調查對方資產、用款目的、還款能力、財東情況等的基礎上，才決定放款與否。有的票號對用款戶透支數額還作了明確規定：上上等戶不得超過3萬兩，上等戶不得超過5千至1萬兩，中等戶不得超過3千兩，下等戶則不與之交往。這一規定，就是出於謹慎行事之目的。

　　群體精神

　　山西商人在經營活動中很重視發揮群體力量。他們用宗法社會的鄉里之誼彼此團結在一起，用會館的維繫和精神上崇奉關聖的方式，增強相互間的瞭解，通過講義氣、講相與、講幫靠，協調商號間的關係，消除人際間的不和，形成大大小小的商幫群體。

　　山西商人這種商幫群體精神，首先來源於家族間的孝梯和睦。如明代曲沃人李明性，青年時常感慨：“夫為弟子壯不能勤力，將坐而食父兄乎？”於是“挾資賈秦隴間”，由於他在商場上“精敏有心計”而致富，又“內行周慎，孝睦於父兄。仲兄卒，無子，以己次子後之。治家甚嚴，族子甲出錢收息過當，召而責之，手裂其券，自是舉宗凜凜。”明代襄陵人喬承統，“其父中鹽卒於揚州，遂棄儒而賈。內監楊某督鹺兩淮，承統弟承經以事得罪楊某而逃亡，楊捕之急，承統挺身出就獄，所受之刑，五毒備至，終不言弟所在，且為行賄千金，得釋。弟歸家，破析己財之半予之”。介休冀氏馬太夫人主持家政時，“族戚鄰里之待以舉火者，無慮數十百家，皆太夫人贊助成之”，“又待夥極厚，故人皆樂為盡力”。祁縣喬映霞主持家政時，把其兄弟集中在一起，讓練有武藝的九弟先把一雙筷子折斷，接著又讓其一次折九雙筷子，結果折不斷，映霞喻義讓眾兄弟團結互助。山西商人在發揚群體精神中，還注意量才使用，各盡所能，明代山西大同人薛倫，“其家世力田，兄耕弟賈，業鹽於淮。”明代蒲州人王冕，“早卒而遺孤二人，家無應門之僕，王冕妻張氏奉姑撫孤，誓志不二。二子長大後，命長子服賈。曰：孤而無助，將門戶是賴；授次子以儒業，曰良人有志而未成，其負荷在是也。後長於克拓前產，次子以明經為諸生，卒立厥家。”

　　其次，群體精神是經商活動中業務擴大與商業競爭的需要。隨著山西商人活動區域和業務範圍的擴大，商業競爭也愈來愈激烈，於是山西商人從家族到鄉人間，逐漸形成“同舟共濟”的群體。如明代蒲州人王氏，“其閭里子弟，受錢本持緡券，以化居於郡國者，肩相摩趾相接也”。由此可知，從王氏那裡得到資金的子弟很多。明代隆慶、萬曆年間，蒲州張四維家族、王崇古家族、馬自強家族，均是大商人家庭，三家聯姻為親戚，張四維曾任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土參贊機務，王崇古官居宣大總督、兵部尚書，馬自強曾任禮部尚書。三家的聯姻，增強了其商業競爭實力。王崇古在河東業鹽，張四維的父親是長蘆大鹽商，累資數十百萬，張、王二氏聯手，結成了鹽商團夥，控制了河東、長蘆兩處鹽利，具有一定的壟斷性。在親緣集團的基礎上，晉商又逐漸發展為地緣組織。清朝乾隆末年，在典當業中已出現了所謂“江以南皆徽人，曰徽商；江以北皆晉人，曰晉商”的說法。“晉商”這一名稱的出現，說明清代山西商人已逐步形成一個地域性的商幫。清後期，山西票號在國內80多個城市設立了分號，從而形成了一個匯通天下的匯兌網絡，也是以鄉人為主體形成的山西商人群體。

感謝邀請，因為我是河北的，提起山西第一就想起煤.以前各家各戶都用煤，都離不開煤，感覺如果沒有煤就沒有辦法生活，現在霧霾嚴重，都在消除汙染環境的東西，國家都在治理，家家戶戶用上了天然氣，煤慢慢就失去了市場，山西沒有了煤，我們也不會有什麼感覺了，只希望天氣會因為不用煤，汙染的少一點……

商道，自古以來山西就是人類文明的先進者，在山海經中就達小康，奔大同，解:原來小康是個村，豐衣足食，民安人好，比起好的地方沒幾個。大同的煤碳自然燃著，寒冷的冬天，給人溫暖，就留下達小康奔大同了幹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