繼承與超越：從“網絡教研”到“‘互聯網+’教研”

內容提要：網絡教研與“互聯網+”教研既有相似之處，也有不同之處，主要區別在於“互聯網+”教研既把互聯網作為開展各種教研活動的工具，又將互聯網思維融入教研活動的設計與實施之中，不僅可以創新教研工作方式，而且可以很好地提高教研工作的效率。

一、現實與選擇：“‘互聯網+’教研”的背景分析

(一)教研專業化——教研工作轉型的現實需要

隨著基礎教育課程改革的不斷深入和《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年)》的全面實施，教研機構面臨新的機遇與挑戰，教研專業化已成為業界的共識。關於專業化，葉瀾認為，一種職業能否被稱為一種專業，並不僅僅以學歷或對業務提出的一定的要求為標準，它是由與職業性質相關的綜合性要求來決定的。就教研機構承擔的工作職能[1]而言，教研專業化應包含研究的專業化、指導的專業化以及服務的專業化。教研專業化，並不是對傳統教研工作的否定，而是繼承與發展。提高教師的專業素養是一切教研工作的出發點和歸宿，因此滿足教師的專業“獲得感”就要求教研活動不僅要具有高質量的學術品質，而且還要具有系列化的特質。

應當說，網絡教研改造現有教研模式，開創多主體、跨時空、低成本、高效率的教研新途徑[2]，最大限度地放大優質教研成果的價值，讓更多的教師獲得高品質的教研服務產品。但教研活動的質量，教研活動的針對性、系統性與計劃性等問題始終沒有得到改善。“‘互聯網+’教研”是將互聯網思維有機融入傳統教研工作的全過程之中，全面提升教研工作的品質，促進教研工作的轉型與發展，提高教研工作的質量和水平。

(二)學習途徑多樣化——信息繁雜引發新的挑戰

傳播主體的多元化、傳播方式的即時性與互動性、傳播內容的情緒性與失真性對政府的話語權提出了挑戰。[3]隨著互聯網技術的發展，自媒體蓬勃興起，每一個人都有麥克風，人人都是信息傳播者。自媒體憑藉其交互性、自主性的特徵，使得信息自由度顯著提高，信息傳播方式發生了前所未有的轉變。林林總總的教學觀念、教學主張、教育政策解讀等充斥於網絡，繁雜的信息給教師們帶來了很多困惑，這些困惑將會直接影響到學校的教育教學。自教研部門成立以來，就被賦予了管理教育研究與教學指導工作[4]的職能，在教學指導與教育研究方面，教研部門應創新教研方式，積極應對。在教研形式上，要由“專業獨白”到互動交流;在專業引領上，由單打獨鬥到專業協同;在話語主導上，由一元獨佔到多元引導;在話語管理上，由依靠人力到依靠科技;在話語表達上，由沉默敷衍到專業親民。構建教師主動參與網絡教研的機制，做好網絡教研製度的建設。

(三)課堂教學方式的變革——信息時代引發的新樣態

互聯網技術的發展為課堂教學插上了創新的翅膀，微課、慕課、翻轉課堂等與教學相關的新詞彙不斷湧現。面對這些新型的教學樣態，傳統的網絡教研難以適應。網絡教研更側重於網絡的工具性，即通過網絡發佈信息、組織研討與交流，而缺乏基於互聯網的教研活動的設計及教學研究的組織與管理。“‘互聯網+’教研”更注重教師之間的合作與分享，形成研究型教師團隊;更注重課堂教學的定性與定量分析，形成線下與線上相結合的混合式教學研究範式;更注重大數據的積累挖掘，形成全面科學的研究結論。一言以蔽之，“‘互聯網+’教研”是在繼承網絡教研特點的基礎上，既注重網絡的工具性，又將互聯網思維融入教研工作的過程之中。

(四)走向協同與合作——網絡教研範式的轉換

長期以來，由於缺乏專業的教研信息化平臺支撐，許多教師、教研員多利用成熟的、面向大眾的社交平臺開展教研活動，網絡教研多呈現為零星的、自發的、分散的特質，沒有形成規模化。美國著名未來學家約翰·奈斯比特指出，未來的競爭將是管理的競爭，競爭的焦點在於每個社會組織內部成員之間及其與外部組織的有效溝通與協作上。“‘互聯網+’教研”強調教研的範式要從“分散”走向“協同”與“合作”;要從教研與培訓“相互割裂”轉向“研培一體”的和諧統一;要從不同層級的“分散教研”轉向層級之間的“協作教研”;要從“偶發低效”的教研轉向“常態高效”的教研。

二、繼承與超越：從“網絡教研”到“‘互聯網+’教研”的變化

(一)“‘互聯網+’教研”的含義

在十二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上，李克強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首次提出“互聯網+”行動計劃。“互聯網+”就是“互聯網+各個傳統行業”，但二者不是簡單地相加，而是利用信息通信技術及互聯網平臺，讓互聯網與傳統行業進行深度融合，創造新的發展生態和發展機遇。“‘互聯網+’教研”也應運而生，有關研究還處於起步階段。我們認為，“‘互聯網+’教研”是以提高教師的“參與感”與“獲得感”為目標，以專業的教研信息化平臺為基本工作場所，以互聯網思維為基本工作思路，以混合教研、實證教研、合作教研為主要形式的新型教研方式。其本源就是要從根本上轉變傳統的教研工作方式，實現教研方式轉型，提高教研服務的品質和效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