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福真的東渡日本了嗎？

徐福，也名徐市，秦始皇時齊地（屬今山東省）人。據《史記》記載，徐福上書秦始皇說東海中有仙人居住的神山，有長生不老之藥。於是秦始皇派他率領童男童女數千人入海求仙。在花費了大量錢財後卻一無所獲，徐福就欺騙秦始皇說需要先殺死出沒騷擾的鮫魚才能取回仙藥，於是一去不復返。此後中日兩國的許多史書都引用《史記》的這一說法，徐福於是成為中國古代外交史上的知名人物。但是，圍繞著徐福東渡，還有許多疑問有待解決。

徐福為什麼要東渡呢？《史記》中說的東渡求神仙，為秦始皇尋找長生不老之藥是一種比較合理的解釋。也有人根據當時的社會狀況，認為徐福率領童男童女東渡是為了躲避戰亂。更有人甚至認為徐福是利用秦始皇求仙心切的機會，藉助國家的經濟支持去海外搞殖民活動，這就有點不能讓人信服了。徐福東渡到日本了嗎？這是大家關注的焦點問題。五代時期的義楚和尚最早提出徐福到日本定居的說法，近代的中日學者也都接受這種說法，並說至今日本新宮市還保留著徐福和他的侍員七人墓、徐福祠等遺蹟，每年八月新宮市還要舉行大祭儀式。甚至有人提出，徐福到日本後建立了日本王朝，徐福就是日本傳說中的神武天皇。

20世紀50年代，日本學者曾經組織各地大學的解剖學教授對各大學的男女學生的頭骨進行測量分析，結果表明現代日本人的頭骨指數與中國浙江、江蘇、安徽、福建等省非常接近，由此認定日本人祖先曾經居住在中國的東海沿岸。這在一定程度上為徐福就是神武天皇的說法提供了證據。1980年，九州島在日本的“天皇誕生日”舉行了隆重的“徐福大祭”，祭歌中有這樣的歌詞：“兩千年悠久的歷史啊！歡欣慶祝神社的祭典，奉秦始皇的命令，率領童男童女，徐福一行在明海的寺井灣登陸，劈開茂密的蘆葦向前邁進。”徐福的登陸地點，可能在今新宮市東北數裡的波多須浦，此處至今又名“秦住”“秦須浦”，並留有秦氏後裔。波多須浦面臨太平洋，自古以來就是船舶出入的港口，有關徐福的遺蹟如徐福祠、徐福冢等，都在這裡。

但是，也有很多學者對徐福到過日本的說法提出疑問。他們認為，由於技術水平的限制，徐福的船隊很難戰勝海洋上的狂風惡浪，不可能到達遙遠的日本島嶼，而可能是渤海灣的小島。他們認為徐福東渡日本純粹是牽強附會，日本神武天皇只是神話人物，與徐福根本沒有什麼關係。新宮市的徐福遺蹟也只不過是後世的偽造。他們還進一步考證說，徐福東渡日本的傳說產生於十世紀左右的日本，隨著中日交流的頻繁，日本僧人把有關徐福的傳說帶到中國。到了宋代，中國人已對此深信不疑，於是以訛傳訛，直到今天。

就目前情況來看，徐福東渡的疑問仍然沒有找到答案，這恐怕是司馬遷寫《史記》的時候所沒想到的。可以說，雖然徐福東渡已經是兩千多年前的舊事，但仍然是源遠流長的中日交流史上的一個重要課題。

接下來，給大家看一下這個論斷

那麼，徐福東渡日本是史實，還是傳說？

　　徐福東渡的記載，最早見於司馬遷的《史記》。《史記》在三處四次記載了徐福渡海的故事。從而提出了一個恍惚迷離的歷史難題。

　　《史記》卷六《秦始皇本紀》“始皇二十八年”條載：“齊人徐市（ｆú，即後文之徐福）上書，言海中有三神山，名曰蓬萊、方丈、瀛洲，仙人居之。請得齋戒，與童男女求之。於是遣徐市發童男女數千人，入海求仙人。”這是中國古文獻記載徐福東渡故事的起始。《史記》同卷“秦始皇三十七年”條又載：“方士徐市等入海求神藥，數歲不得，費多，恐譴，乃詐曰：‘蓬萊藥可得，然常為大鮫魚所苦，故不得至，願請善射與俱，見則以連弩射之’……”從這一記載看，徐福入海之後，似乎又回返過一次，其後便下落不明瞭。秦始皇對此也並未加以追究，因為同一年始皇帝就死於沙丘了。

就目前情況來看，徐福東渡的疑問仍然沒有找到答案，這恐怕是司馬遷寫《史記》的時候所沒想到的。可以說，雖然徐福東渡已經是兩千多年前的舊事，但仍然是源遠流長的中日交流史上的一個重要課題。

接下來，給大家看一下這個論斷

那麼，徐福東渡日本是史實，還是傳說？

　　徐福東渡的記載，最早見於司馬遷的《史記》。《史記》在三處四次記載了徐福渡海的故事。從而提出了一個恍惚迷離的歷史難題。

　　《史記》卷六《秦始皇本紀》“始皇二十八年”條載：“齊人徐市（ｆú，即後文之徐福）上書，言海中有三神山，名曰蓬萊、方丈、瀛洲，仙人居之。請得齋戒，與童男女求之。於是遣徐市發童男女數千人，入海求仙人。”這是中國古文獻記載徐福東渡故事的起始。《史記》同卷“秦始皇三十七年”條又載：“方士徐市等入海求神藥，數歲不得，費多，恐譴，乃詐曰：‘蓬萊藥可得，然常為大鮫魚所苦，故不得至，願請善射與俱，見則以連弩射之’……”從這一記載看，徐福入海之後，似乎又回返過一次，其後便下落不明瞭。秦始皇對此也並未加以追究，因為同一年始皇帝就死於沙丘了。

　　但是，《史記·淮南衡山列傳》中卻提出了新的情況。淮南王劉安與將軍伍被縱論天下形勢，伍被在談到秦亡時，舉出徐福入海求神異物這件事。他說徐福以巧言欺騙秦始皇，“秦皇帝大說（悅），遣振男女三千人，資之五穀種種百工而行。徐福得平原廣澤，止王不來。於是百姓悲痛相思，欲為亂者十家而六”。《史記》沒有記載徐福所到的“平原廣澤”究竟是什麼地方，但五代後周時的古籍《義楚六帖》對此有所披露。此書為濟州開元寺一位名曰義楚的和尚所著。該書《城廓·日本》一章中曰：“日本國亦名倭國，在東海中。秦時，徐福將五百童男、五百童女止此國，今人物一如長安……又東北千餘里，有出名‘富士’，亦名‘蓬萊’，……徐福至此，謂‘蓬萊’，至今子孫皆曰‘秦氏’。”

　　這是中國古文獻中第一次把徐福東渡與日本聯繫起來的記錄。這段文字很值得探究。第一，它認為徐福東渡確已到達日本；第二，它認為徐福之所以把日本（即倭國）作為目的地，是因為在那裡“有山名‘富士’，亦名‘蓬萊’”；第三，它認為徐福帶去的童男女，子孫繁衍，名曰“秦氏”；第四，它認為由於徐福後裔的繁衍，使日本風俗“一如長安”。從全文記載的口氣來看，作者似有某些親身感受，如親赴日本、耳聞目睹的一般。

　　我們尋考《義楚六帖》資料的來源，可以推定該書關於日本部分的記載，大約與一位名叫寬輔的日本和尚有關。原來，公元９２７年（五代後唐天成二年），日本醍醐時代僧人寬輔，請赴中國。此人是真言宗的高僧，法號“弘順大師”。他在濟州與義楚交往甚厚。所以，《義楚六帖》這部宗教著作，特闢“城廓·日本”一部，記載日本的風土人情，其資料大多出自寬輔的口述傳聞，因此，給人以親臨其境之感。《義楚六帖》在研究中日關係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因為《五代史》中沒有“日本傳”，唐宋之間中國關於日本的記載，主要是依據《義楚六帖》。我們據此書的記載，可以推定在公元十世紀左右，最初是在日本流傳著徐福渡海，東達日本的傳說。此傳說又經過赴中國大陸的日本人的傳播，被首次載入中國的文獻。

　　如果說，徐福東渡到達日本的傳說，是十世紀左右日本的產品，那麼，到了宋代，中國人對這樣的傳說就深信不疑了。其中最有代表性的，當數宋代大文學家歐陽修的《日本刀歌》了。其中雲：“傳聞其國居大島，土壤沃饒風俗好，其先徐福祚秦民，採藥淹留丱童老；百工五種與之居，至今器玩皆精巧，徐福行時書未焚，逸書百篇今尚存。”（《日本刀歌》載《歐陽文忠公全集》卷十五，奇怪的是《司馬文公集略》中也有，不知是歐陽修做的，還是司馬光做的，中國學者沒有考證。此處依日本松下見林《異稱日本傳》中說法，定為歐陽作品，誤入司馬光的集子） 　　歐陽修對徐福到達日本，作了完全肯定的描述，他在《日本刀歌》中的觀點最集中地代表了十一世紀前後當時中國人的日本觀。

　　宋代之後，經過將近兩個多世紀的流傳，在明太祖洪武年間，這一傳說又有了新的演進。十四世紀初期，日本高僧絕海中津赴中國，他在洪武元年（１３６８年）為朱元璋所召見。兩個人講得興來，一唱一和，做了兩首詩。現日本《蕉堅稿》（絕海中津的遺文編）中，載有《應制賦三山》一首，其詩曰：“熊野峰前徐福祠，滿山藥草雨餘肥，只今海上波濤穩，萬里好風須早歸。” 在此詩之後，附有《明太祖御製賜和一首》。其詩曰：“熊野峰高血食祠，鬆根琥珀亦應肥；昔年徐福求仙藥，直到如今竟不歸。” 這兩首詩，雖然詠的是同一個主題，卻有各自的風格和心情。但是，令我們最為注意的是，絕海的詩第一次透露了當時在日本的熊野山前（今和歌縣境內）日本人已經立起了徐福的祠堂，而且血食不斷。至此，我們可以說，長期流傳於口頭和文字上的傳說，已經被演繹為中日人民生活中的一種“虛構的事實”了。它明明只是一種傳說，而人們卻用建祠（其後還築墓）祭祀的傳統形式，確認這一傳說的真實性。在當時，中國、日本和朝鮮三國的歷史學家們幾乎都確信這個“虛構的事實”，紛紛載入他們的著作中。

　　明代陳仁錫撰《皇明世法錄》卷七十六“日本考”、明代劉仲達撰《劉氏鴻書》卷八“地理部”、朝鮮學者申叔舟在其《海東諸國記》、日本北畠親房著述的《神皇正統記》等書都記錄了徐福到達日本的故事。

　　我們現在要問，為什麼徐福東渡到達日本的傳說會首先在日本形成和流傳？為什麼一部分日本人也相信自己就是徐福一行的後裔？為什麼在長達近千年的時間裡，中日朝三國的文獻都同樣地記錄著這一“虛構的事實”？為什麼大家都相信這是“事實”，並且在流傳中給它增添新的內容？

　　我們說這一切都不是偶然的。自隋唐以來，日本大量吸收中國文化，漢文書籍大量流入日本，史籍中關於徐福東渡尋找蓬萊仙山求不死藥的記載也必為日本人所知。更重要的原因則是在徐福東渡的背後，隱藏著一段真正的史實，徐福的神奇而浪漫的傳說，不過是不自覺地被用來解釋這一段不為人所注目的事實的。這個事實便是自秦漢以來，有大量中國居民遷居日本。

　　大正年間（1911—1925年），日本的考古學家們在日本的西南海岸，發現了大量的銅鐸、銅劍、銅鉾。這些金屬器物，與中國大陸及朝鮮半島出土的均極為相似，有的則完全一致。考古學家後藤守一等認為，這是從公元前四世紀或三世紀起，至公元前一世紀左右的器物。這些器物的製作者，相當多的是在這一時期從大陸遷來的“歸化人”。

　　“歸化人”是日本人類考古學中一個專用名詞。它專指上古時代從東亞大陸或南洋諸島移居日本列島的居民，以區別於日本列島上的原始土著居民，即區別於“原日本人”，但他們本身又在日本列島民族人種的融合中逐漸被“消化”，而成為今天日本人的祖先。

　　根據日本發現的上古金屬器具遺物，考古學家們推斷，從公元前三世紀起，日本已有“漢族歸化人”。1958年，日本當代考古學家金關丈夫在日本九州島東南的種子島發現一批陪葬物，出土“貝扎”（貝製片狀物，陪葬或呪術用）、“腕輪”（手鐲狀物）數件，在“貝扎”上，有寫著“漢隸”的文字，在“腕輪”上，刻有漢代爬蟲紋樣的圖案。由此可以推言，從戰國後期至漢代，一定有不少的中國人在向日本列島移民，成為當地的“歸化人”。

　　對於“漢族歸化人”的活動，中國古文獻幾乎沒有什麼記載。可能是因為中國地廣人多，少量居民的外流是微不足道的事情，但是，反映在日本的古文獻中，卻是相當突出。據日本第一部史書《日本書紀》的記載，在“應神天皇十四年”（約公元二世紀左右）“融通王弓月君率秦人來歸”。“應神天皇二十年”，又有“倭漢直祖阿知使主，其子都加使主並率己之黨類十七縣而來歸焉”。公元８１５年，日本編成《姓氏錄》，其載“仁德天皇（約公元前一世紀）時，秦氏流徙各處，天皇使人搜索鳩集，得九十二部一萬八千七百六十人”。《姓氏錄》並敘“弓月君為秦始皇五世孫”，“阿知使主為漢靈帝三世孫”云云。

　　日本古文獻記載的那些具體數字並不完全可靠，但對中國大陸秦漢人遷居日本這一事實，卻是一致確認的。如果把文獻記載與地下文物的發掘相印證，那麼，秦漢時代中國人向日本不斷地移民，無疑是一個事實。

　　另外，臺灣、香港以及日本國內的一些學者,認為徐福與日本傳說中的開國神武天皇是同一個人。這種觀點於1950年提出後在日本引起了很大反響。日本學者於當年便自發組成“日本民族頭骨指數測定會”，文部省補助經費，由全國各地大學的解剖學教授對各大學的男女學生的頭骨進行測量，五年後集中了代表全國280個縣市居民的六七萬人的測定結果，由日本最著名的體質人學類權威長谷部言人博士整理分析，與日本週圍民族頭骨指數比較研究。結果表明，現在日本人的頭骨指數大多數與中國浙江，江蘇，安徽，福建等各省人的頭骨指數完全相同，與上述省份外的部分相異，由此得出了“日本史前時代的祖先，曾經留住在中國的東海沿岸”的結論。據常揚所著的《港臺的徐福研究及其在日本的影響》一文說，昭和天皇之第三笠宮就表示過贊同“徐福即神武天皇”的觀點。1975年，“香港徐福會”成立時，他在賀詞中肯定“徐福是我們日本人的國父”。1980年4月29日，九州島佐賀縣在日本的“天皇誕生日”舉行了極其隆重的“徐福大祭”，祭歌中有這樣的歌詞：“兩千年悠久的歷史啊！歡欣慶祝神社的祭典，奉到秦皇的命令，率領童男童女，徐福一行在明海的寺井灣登陸，闢開茂密的蘆葦向前邁進。”

1994年4月當選的日本首相羽田孜上任前，公開承認他是中國第一個皇帝秦始皇的後裔。這使包括日本人在內的許多人十分震驚。他說他的祖先姓秦，在200年前才改為“羽田”，他是率領3000童男童女從中國到日本的徐福的一個隨員的後代。換句話說，這位首相承認自己具有中國血統。

　　劉照興認為，徐福東渡的史實、傳說和它們的歷史演變，清楚地表明瞭從上古時代起，中日兩個民族在經濟、文化，以至人種方面的聯繫是極為密切的。通過對中日兩國曆史考證和民族頭骨指數比較研究，天長日久、自然而然就把人們無法解開的迷惑，附會到了一個可以被附會的事件身上，終於把徐福安排到了日本，徐福東渡便首先被敷衍成一篇神奇的故事，在中國、日本、朝鮮得到流傳，而且認可了。當我們通過文獻與文物兩個方面把握了這種聯繫的深刻性的時候，我們可以說，我們已經掌握了打開二千年歷史學家們疑惑不解的話題。這起碼對日本人認定自己是神的後裔的一個否定，改變大多數日本人對自己是最優秀種族原因的看法。同時也可以說明中日交流古已有之，並源遠流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