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必要過度解讀。躬耕地千多年來爭議不斷，它的不確定性，註定會有一批學者倒下，另一批學者站起。司馬光很圓滑，一邊說亮家於襄陽隆中，一邊又說亮居臥龍崗，只能說其獨具慧眼，看出破綻，缺乏必要的史證，而無能為力，把問題留給後人，無論結果如何，他都能名垂幹古而不被後人恥笑。

關於躬耕地之爭的源頭，來自於習鑿齒治史不嚴謹，使本該嚴謹的史書夾雜出演義部分，既然不確定而用“號曰″，就不該隨自己的臆唸對其進行詳細的滻述，而誤導後人。以致出現不少跟風的習派大家。因此我們不能以後史，去證明前史的對錯。唯有以前史推翻後史方能使人信服。

一、《後漢書》記述:“南郡襄陽縣有阿頭山”(含隆中)。習鑿齒的隆中由鄧縣管轄。與前史矛盾，不能成立。

二、《蜀記》記述:劉弘至隆中，命李興為文曰:′於沔之陽，登隆山遠望，軾諸葛之故鄉(隆中地)’‘。習鑿齒的號曰隆中，在沔之陰，且缺少地標參照物隆山。(劉弘登隆山時，襄陽隆中山當時還叫阿頭山)。於前史嚴重對立，而不能成立。

三、南陽臥龍崗正好處於沔之陽。且《爾雅釋山》中有與隆中、隆山字面相關的“宛中一一隆”。宛中隆能被詞典所收錄，它必須具備過硬的條件。首先它必須要有名字，其次必須要有足夠的名氣(疑為中國古代五大名丘之一)及特殊的地貌特證。由此斷定它就是劉弘所登的隆山。以上幾條足夠份量去推翻習鑿齒的“號曰″二字。號曰出的東西不能成立。

該碑文一點也不荒謬!荒謬的是某些人的思想!

首先，看“諸葛亮躬耕於南陽郡鄧縣之隆中 在襄陽城西二十里”。此段出自裴松之注《三國志》引《漢晉春秋》。為什麼強調裴松之注呢？因為裴注是對陳壽《三國志》的豐富、完善和補充，也是現在通行的《三國志》版本。裴松之是嚴謹的史學家，他做注時對史料進行了嚴格的篩選，並對有疑義的引注還會在《三國志》中明確寫明自己的不同看法。但裴松之對《漢晉春秋》關於“亮家”的引注沒有提出任何疑義。這就表明裴松之完全同意“亮家在南陽郡鄧縣之隆中。”這就相當於記入正史。

其實，南宋以前所有史料都提到隆中是亮家，隆中是三顧地。元代以後才冒出臥龍崗爭躬耕地，但隆中是躬耕地的說法仍佔上風。以前我曾多次提供歷史資料證明，這裡不重複。現請出兩位重量級歷史學家來佐證譚老先生的觀點。

第一位是泰斗級歷史學家白壽彝先生。注意他是河南開封人。泰斗級河南歷史學家白老先生在他的史學專著《中國通史》中多次強調“諸葛亮躬耕於今襄陽隆中”!如“諸葛亮……叔父去世後，諸葛亮隱居在襄陽西北二十里的隆中，一個院落，幾間草屋，一面種地，一面讀書，過著清貧的生活。”“諸葛亮，……隨叔父諸葛玄避亂荊州，住在襄陽城西二十里的隆中，躬耕隴畝，自比於管仲、樂毅。”“劉備覺得有道理，於是帶著關羽、張飛，從駐地前往隆中拜訪，沒想到一連兩次都吃了閉門羹，第三次才見著。”“諸葛亮隆中對策為劉備制定的藍圖中，把佔據荊州作為劉備能否完成帝業的重要條件之一”等等。

第二位是著名魏晉南北朝史專家何茲全先生。在他的史學著作《三國史》中說：“可以肯定的說他住的地方隆中屬於南陽郡鄧縣，所以諸葛亮說他自已是”臣本布衣躬耕於南陽”。但此屬於南陽鄧縣之隆中，卻在漢水之南，緊靠襄陽，只在襄陽城西20裡。說是南陽是對的，因為地屬南陽。”

以上可見，包括河南（大歷史學家可沒有地方意識）在內的重量級主流歷史學家都認為“諸葛亮躬耕地在隆中”!譚其驤有錯嗎？難道這些如雷貫耳的大歷史學家都錯了?就煮不熟的石頭是對的?

第二，關於“北周省鄧縣”。這其實是譚先生對歷史事件的自我看法。根據百度，主流認為南宋才“省鄧縣，入襄陽”。譚先生的觀點把這一時間提前了。究竟誰對誰錯那是史學研究的範疇，譚先生如果健在也一定會提出證據。

但“北周省鄧縣”恰恰證明習鑿齒時代鄧縣不屬於襄陽縣。南陽臥龍崗說的支持者提出習鑿齒因為地方意識作祟才說“亮家於隆中”!這種觀點極荒謬可笑。當時鄧縣隆中不屬於襄陽啊！地方意識覺醒的習鑿齒，為了給襄陽搶名人，故意說諸葛亮家在不屬於襄陽的南陽鄧縣隆中嗎？不可笑嗎?不荒謬嗎？

綜上，該碑刻即尊重了史實又表達了自己的觀點，沒有什麼問題。

其實，就是一塊碑而已，根本不像某些南陽人酸溜溜的說“如獲至寶”，因為隆中的史料太多了。如果我是襄陽領導，我就在隆中立三塊碑：一塊刻河南史學泰斗白壽彝的《中國通史》

一塊刻河南省政府編撰的《河南風物誌》

一塊刻南陽市委編撰的《諸葛亮小傳》

這才是重量級大殺器，啪啪的打臉，必然徹底揭穿挑起躬耕之爭某些南陽人的謊言和醜陋嘴臉。這才是至寶!

荒謬的碑文——以“躬耕隆中”為前提，諸葛亮說的“躬耕於南陽”被篡改為“躬耕於襄陽”

在襄陽隆中景區武侯祠前，立著一塊石碑，上刻譚其驤先生手書“題詞”：

“諸葛亮躬耕於南陽郡鄧縣之隆中 在襄陽城西二十里 北周省鄧縣 此後隆中遂屬襄陽

一九九○年三月 譚其驤 ”

（本人認為，因為襄陽郡的存在，諸葛亮不可能躬耕於鄧縣隆中，不可能在《出師表》中把襄陽郡之隆中寫成“躬耕於南陽”）

該碑文嚴重篡改歷史、否定歷史、主觀臆斷

隆中“題詞”是譚其驤先生晚年的學術敗筆 （天涯論壇:東湖更東）

譚其驤先生是我國曆史地理學界卓有建樹的重量級專家。由譚先生主持編制的《中國歷史地圖集》堪稱皇皇鉅著。譚先生在學術上的功業貢獻有目共睹，自當受到世人的敬重。然而，誠如古人所言：“明月無瑕豈容易”（杜甫詩）。譚先生晚年在諸葛亮躬耕地問題上為隆中所作“題詞”，以及圍繞“題詞”的某些說法和做法，頗顯得輕率粗疏和過度迎合，有失大家風範，令人很不理解。尊重專家權威不等於迷信盲從，在倡導學術民主的當代，我們不必為尊者諱，本著求真求是探求真相的目的，指出譚先生晚年的學術敗筆並予以糾正是有其積極意義的，相信也不會損害先生平生事業皓月之明也。

一、隆中“題詞”內容證據不確，實難成立

在襄陽隆中景區武侯祠前，立著一塊石碑，上刻譚其驤先生手書“題詞”：

“諸葛亮躬耕於南陽郡鄧縣之隆中 在襄陽城西二十里 北周省鄧縣 此後隆中遂屬襄陽

一九九○年三月 譚其驤 ”

據悉，這個“題詞”是譚先生在接受襄樊人士訪談時應來訪者要求當即寫下的。當時正值南陽、襄陽因諸葛亮躬耕地的歸屬而激烈論爭中。襄樊方面拿到“題詞”如獲至寶，將其勒石並栽立在隆中景區中心的武侯祠門前，其意不言自明，無非是藉助譚先生大名而自增砝碼，並企圖以定於一尊的方式逼使對方噤聲息音，結束這場學術爭辯。這樣做功利算計雖然重了些，倒也可以理解。而作為著名學者的譚先生，此舉就未免有些兒唐突失當了。譚先生似以揮戈退日的魯陽公自任，企圖發一響而喝令不同意見者退避。無論如何，這是有悖於百家爭鳴、廣開言路、繁榮學術精神的。

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胡適先生說過：“有一分證據說一分話，有七分證據不能說八分話”。即便是譚先生這樣的大家，也要遵從學術規範，如果他的“題詞” 缺少論據、不符合史實，不能讓人信服，同樣不能成立。

為了便於論述，不妨將“題詞”拆分為兩部分：“諸葛亮躬耕於南陽郡鄧縣之隆中，在襄陽城西二十里”為前半部分；“北周省鄧縣，此後隆中遂屬襄陽”為後半部分。筆者將分別予以討論。

二、分析“題詞”前半部分

很明顯，“題詞”前半部分：“諸葛亮躬耕於南陽郡鄧縣之隆中，在襄陽城西二十里”，是習鑿齒《漢晉春秋》所言：“亮家於南陽之鄧縣，在襄陽城西20裡號曰隆中”的翻版。

《漢晉春秋》是東晉曾任荊州刺史別駕、滎陽太守的習鑿齒所著私史。譚先生為了強調習鑿齒《漢晉春秋》的可信度，特意指出：“正史不一定都可信，非正史不一定就不可信”。這話有道理，但並不全面，因為這隻能表明可信與否不在於是否正史，並不能說明非正史的《漢晉春秋》就比正史的《三國志》更可信。許多人不認可習鑿齒《漢晉春秋》中的這段話自有充分理由，而並非拘泥於是不是正史。

首先，習鑿齒在此問題上說話自相矛盾、前後矛盾。習鑿齒在先前的著作《襄陽耆舊記》中說：“襄陽有孔明故宅，有井，深五丈，廣五尺，曰葛井。堂前有三間屋地，基址極高，雲是避暑臺。宅西面山臨水，孔明常登之，鼓瑟為樑甫吟。因名此為樂山。”。（見《諸葛亮集》中華書局版216頁）可是習先生晚年著《漢晉春秋》時，不加任何說明，卻變成了“亮家於南陽之鄧縣，在襄陽城西20裡號曰隆中”。 隆中被他一會兒說是“襄陽”，一會兒說是“南陽”，兩相牴牾，這樣的話自然不足憑信。

第二，隆中從來不曾屬鄧縣。隆中在漢水以南，說它屬“南陽之鄧縣”，與南陽郡和南郡在秦漢時劃界不合。《史記.秦本紀》：“（秦昭襄王）三十五年，佐韓、魏、楚伐燕。初置南陽郡。”下注引《正義》（唐.張守節著）:“秦置南陽郡，在漢水之北”。《晉書》地理志：“及秦，取楚鄢郢為南郡，……以楚之漢北立南陽郡”。《太平寰宇記.鄧州》（宋.樂史著）引《楚地記》：“漢江之北為南陽郡，漢江之南為南郡。”都把南陽郡與南郡的分界線說得清清楚楚，毫不含糊。這樣的劃界習鑿齒也是承認的，他在《襄陽耆舊記》中明明白白寫道：“秦兼天下，自漢（水）以北為南陽郡，自漢（水）以南為南郡” 。“漢因之”。當代《襄陽縣誌》同樣承認此劃界，在鄧城縣歷史沿革中說：“鄧縣建於秦朝，以當地古鄧國境而得名，轄漢水以北、新野縣以南、蔡陽縣以西、山都縣以東的地區，屬南陽郡。兩漢時屬荊州刺史部南陽郡。魏晉時屬襄陽郡”。諸多古籍中關於兩漢南陽郡與南郡以漢水為界的成說與習鑿齒“亮家於南陽之鄧縣，在襄陽城西20裡號曰隆中”實是齟齬不合，我們無法相信。

第三，譚先生說：“習鑿齒是相當有名的學者，他又是襄陽人，去東漢末年諸葛亮隱居隆中時不過百數十年”， 譚先生的意思，他提供的“這麼早的史料”，所以應該“可信”。 我也認為，習鑿齒作為有史著傳世的學者，對兩郡界線當然心知肚明。但這並不代表他會依照事實說真話。其重要原因正與他“是襄陽人”有關係。這位被後世稱為諸葛亮“異代相知”的習先生出於一種政治理念（希望權臣桓溫之流像諸葛亮那樣既是能臣又能作忠臣），他在對諸葛亮表現出極度景仰崇敬和大力歌頌褒揚的同時，還極力想將其拉到襄陽來以榮耀鄉里，這種做法乃當時之風尚。國際著名史學家許倬雲先生指出：“東漢後半期，地方意識逐漸浮現……。地方性的自我意識，也見之於州郡人士自我揄揚，對其他地域則嘰嘲貶抑。這一類的文獻，大多已佚失，只在史傳中偶見篇名及片段，例如《冀州記》、《襄陽耆舊記》……”（見許倬雲《萬古江河 中國歷史文化的轉折與開展》117頁）。許先生專門點到《襄陽耆舊記》並非偶然，說明習鑿齒正是熱衷此道之人。為了借諸葛亮之餘暉以榮耀鄉里，他在《漢晉春秋》謊稱“亮家於南陽之鄧縣”以求與《出師表》中“躬耕於南陽”的自述合榫，也就不難理解了。所以，習鑿齒“亮家於南陽之鄧縣，在襄陽城西20裡號曰隆中”之說，只是他的私心願想，而並非信史。然而習鑿齒對兩晉間反覆上演的權臣謀逆篡奪深惡痛絕、希望重建皇權正統秩序以維持政局穩定，客觀上有利於人民休養生息，還是有積極意義的。所以筆者認為他是從良好的願望出發給歷史開了個玩笑，不應簡單視之而一筆抹殺，但此語即出竟給後人留下一個聚訟千年的公案，恐怕也是習主薄始料所未及的。

以上三點應能說明習鑿齒《漢晉春秋》“亮家於南陽之鄧縣，在襄陽城西20裡號曰隆中”的說法不足徵信，譚先生“題詞”前半部分根本不能讓人信服。

三、再來分析“題詞”的後半部分。

與前半不同，“北周省鄧縣，此後隆中遂屬襄陽”是譚先生首創的新論斷。譚先生並沒有作相應的慎密論證，而是含糊其詞地解釋說：“那麼，什麼時候隆中歸屬襄陽的呢？據我推斷，應在北周時。因為鄧縣宋齊時猶存，至北周省。鄧縣既省，其地很可能便就近併入襄陽。”其實，譚先生在這裡犯了低級錯誤。東漢時稱鄧縣的這塊地方，雖然“宋齊時猶存”，但旋即納入北朝版圖而處在西魏境內，並被西魏改屬鄧城郡，稱安養縣。就是說，西魏時已經沒有了鄧縣。到北周初，此地仍稱安養縣，只是於北周天和五年（公元570年）由屬鄧城郡改屬襄州。王仲犖先生《北周地理志》載：“河南郡 治安養……安養 今湖北襄樊市北 西魏置 《元和郡縣誌》：西魏於此立安養縣，屬鄧城郡，周天和五年，改屬襄州。”既然鄧縣在西魏時已經裁撤，到北周時根本無鄧可省，譚先生“北周省鄧縣”只能是錯判，這是其一；其二，此後“隆中遂屬襄陽”也不對，根據王仲犖先生《北周地理志》，可以判斷北周時隆中一帶應該劃入長湖郡的義安縣或旱停縣（義安縣的可能大些），而絕對不會是襄陽縣。到隋時這兩縣都改入常平，仍然未歸入襄陽縣。（見王仲犖《北周地理志》中華書局 474-475頁）

綜上所述，譚其驤先生的題詞“諸葛亮躬耕於南陽郡鄧縣之隆中，在襄陽城西二十里。北周省鄧縣，此後隆中遂屬襄陽”所包含的三個要素：隆中東漢屬“南陽郡鄧縣”、“北周省鄧縣”、“此後隆中遂屬襄陽” 竟一無是處，全都站不住腳，譚先生匆忙間所作題詞，實際上卻成為他晚年的學術敗筆。

四、譚先生圍繞隆中“題詞”的情緒化言論有失大家風範

譚其驤先生的隆中“題詞”雖只有35個字（原件沒有標點），卻是迄今為止“襄陽說”關於諸葛亮躬耕地涉及面最寬的論述。習鑿齒《漢晉春秋》最早說出“隆中在襄陽城西20裡號曰隆中”，也只說有“亮家”，而譚先生直接認定“諸葛亮躬耕於南陽郡鄧縣之隆中”。不僅如此，譚先生“北周省鄧縣，此後隆中遂屬襄陽”的論斷是前無古人的。眾所周知，為景區題詞，是有身份人一種特有的發表見解或抒發胸臆的方式，有宣示世人，留布久遠之意。如此重要的立論、如此莊重的形式，僅有這35字濃縮觀點的“題詞”是不夠的，還應該有進一步的詳盡論述和翔實舉證，以服世人。然而我們能見到的只有一篇《譚其驤論諸葛亮躬耕地》的報導（見丁寶齋《諸葛亮躬耕何處》第57-60頁；另見《諸葛亮躬耕地望論文集》第3-6頁，署名金泰）。1990年3月17日《文匯報》上刊登有譚其驤先生內容雷同的發言。這就是能夠看到的譚先生圍繞隆中“題詞”的全部詮釋了。筆者反反覆覆、認認真真閱讀了譚先生的這些“詮釋”後，沒有見到心平氣和的論述，也沒有見到翔實有力的舉證，見到的倒是情緒化的的話語，含糊其詞的推斷和有失常態的迎合,還有以勢壓人、不容不同意見存在的粗暴態度，這大異於譚先生一貫的治學嚴謹、主張“知出乎爭”的風格，實在有失大家風範。

五、譚其驤先生的說法使人大惑不解處起碼有三：

使人大惑不解者其一，譚先生說：“諸葛亮躬耕地在南陽還是在襄陽的問題”，“向來沒有疑義”，甚至直接說出“我希望諸葛亮躬耕地問題不要再爭論下去了”。這就有一語定讞，堵住人口不許再發表不同觀點之意，實與學術民主背道而馳。

諸葛亮躬耕地在南陽還是在襄陽的問題真的“向來沒有疑義”嗎？事實並非如此。就在襄陽方面編印的《諸葛亮躬耕地望論文集》中，簡修煒教授的論文《諸葛亮躬耕地的定位要歷史地全面考察》就指出：“然而，在諸葛亮十年躬耕地的定位問題上，存在著襄陽與南陽之爭。這一爭辯，大概從元代就開始了。”其實，產生爭辯遠比元代更早。只是到了元明兩代，產生了官方的正式意見，南陽臥龍崗遂有了敕修碑刻，這是有文獻可考、有實物為憑的。不過頗有意思的是，諸葛亮躬耕地望雖然一千多年來一直存在南陽襄陽之爭，但在多數時間裡，只是各說各話，鮮有直接交鋒，南陽臥龍崗和襄陽古隆中作為紀念諸葛亮的名勝地可以說是並行於世，兩地香火皆旺，前人分別留下大量憑弔詩文。直到清季顧嘉蘅在南陽知府任上時，爭論有升級勢頭，為止爭息訟，這才引出他“心在朝廷，原無論先主後主；名高天下，何必辨襄陽南陽”這副名聯，是勸導各方識大體，顯大量，重大節，薄爭競之意。可以說，如果“向來沒有疑義”就不會有此楹聯。可是譚先生卻無視這些事實，硬說什麼：“諸葛亮躬耕地在南陽還是在襄陽的問題，有人說是由來已久的問題，好像歷史上就有這麼一個懸案沒解決。我認為這是向來沒有疑義的問題。只要學歷史的，都會說諸葛亮躬耕地問題歷史上並沒有懸案”。好一個“只要學歷史的，都會說諸葛亮躬耕地問題歷史上並沒有懸案”，這樣一來，史念海先生就不是學歷史的了，黎東方先生也不是學歷史的了，唐嘉宏先生、王子今先生等全都不是學歷史的了，凡主張“南陽說”的統統不是學歷史的了。這叫什麼話？諸葛亮躬耕地望問題至今迄無定論，這是客觀事實，熟視無睹不是科學態度。“南陽說”出自諸葛亮自述“躬耕於南陽”，名正言順，歷經千年，豈能一筆抹殺；“襄陽說”雖佔上風，可漏洞百出，質疑聲從末停息。何況學則須疑，不疑不學，做學問就要在不疑處有疑，能在一般人認為沒有疑義、沒有懸案的地方發現問題，在有疑問、有懸案的地方積極探索，這才是應有的進取精神。以為可以窮盡真理，甚至設置新的學術禁區，不準質疑，不準探索，扼制不同意見發表，絕對不是正確態度。

使人大惑不解者其二，譚先生倉促間表態《中國歷史地圖集》東漢部分“有差錯”，“要修改”，卻又沒有任何歉意和自我批評的表示，一句“參加編繪《圖集》的人很多”，已經流露出諉過於人的意思。事實上，《中國歷史地圖集》東漢荊州刺史部的畫法與譚先生早年著作是一致的。

據丁寶齋文章，他在訪談譚先生時反映：“1975年譚其驤主編的《中國歷史地圖集》東漢荊州刺史部中，今隆中一帶明顯地劃在南陽轄區以內。”一方面“南陽說”者以此為據，“證明諸葛亮躬耕地不在今日的襄陽隆中，而在今南陽市內”；另一方面，“各地學者囿於譚其驤先生是當代權威的歷史地理專家，均未發表意見。因此，請譚先生本人就諸葛亮躬耕地和隆中轄屬問題發表意見”。

五、話後

本文寫到這裡，驀然間想到譚先生的高足葛劍雄教授有篇《老專家　請多自重》的文章 ，文中說：“這些年不少地方在爭奪歷史名人的祖籍、出生地、活動地、墳墓所在地時，少不了要請一些名氣大、地位高的老專家到場‘考察論證’。不過在一般情況下，由於年代久遠，是考察不出什麼東西來的。而僅有的史料往往語焉不詳，或者自相矛盾，甚至根本沒有可靠的史料，只有民間口頭傳說，所以老專家縱有廣博知識、高明見解，也是得不出什麼結論的。”“老專家德高望重，本身就是學界泰斗、國之瑰寶。正因為如此，即使其中的個別現象也會在學術界和社會上造成不良影響，即使偶然失察失言，也會產生嚴重後果。”葛教授的文章切中肯綮，入木三分。

有人可能以為我想藉此文責難譚先生，錯了，此非筆者本意。因為我知道，譚先生絕對不是葛教授非議的那種“逢場作戲，隨波逐流”的“老專家”。問題的根本原因也不在這些“老專家”身上，追根溯源，某些“論證活動”背後的組織者策劃者即“有些個人或部門”才是源頭，是他們興風作浪，對“老專家”不吝使出花樣百出的公關手段以達到他們的既定目的，而受累受損的還是“老專家”們。葛教授對此弊端有極其深刻、直擊要害的揭露：“現在有些個人或部門名義上重視老專家，實際上卻是將老專家當槍使，也不尊重老專家的真實意見，甚至不顧他們的健康狀況，讓他們參加力不能及的繁多活動。更為惡劣的是，提供錯誤信息，或設下圈套，誤導老專家，以便利用他們的名義和聲望營私。”

試想譚其驤先生為隆中題詞時已經年近八旬，1年半前的1988年7月28日，先生患腦血栓失去過知覺，用葛教授的話說“核磁共振檢查證明死神的確曾經逼近過他”（見葛劍雄《看得見的滄桑》230頁），襄樊方面又作專訪，又請題詞，又邀講話，如此地打擾勞煩譚先生。我們從譚先生的當時講話語氣中不難感覺到一種明顯的激動亢奮情緒，這絕對有損於老人健康的。僅僅3個月後的1990年6月16日，譚先生再一次中風，醫生診斷“病情嚴重”。 1991年10月譚先生繼發腦溢血，“從此再也沒有能夠恢復”。10個月後，1992年8月28日，譚先生魂歸道山。

筆者羅列譚先生1990年前後的健康狀況，沒有歸罪誰、追究誰責任的意思。我只想問一句，難道組織策劃活動的“有些個人或部門”的當事者就不該有點自責嗎？不妨想一想，一位老人，又患過腦血栓，縱然是大師，思維能不受影響嗎？拿著譚先生主編的《圖集》要他表態，等同是“將軍”，能不是一種壓力和刺激嗎？表了態還不夠，進而還要留下文字證據（聽上去很美的名義叫題詞），這樣的一系列做法，恕我直言，絲毫看不出對譚先生身體健康的愛護，也絲毫看不出對譚先生學術聲譽的愛護。

千古江山，風流總被雨打風吹去。譚先生仙逝不覺已經20年有餘。我每次到隆中看到刻有先生“題詞”的石碑，都不禁感慨交集。哲人其萎，生前偶而留下的學術敗筆已經無法改寫，而其曲解史實、誤導遊人的作用仍然在繼續，這不是譚先生的光彩，也未必是隆中的幸運。

這次弟，怎一個憾字了得？……

我剛才從隆中歸來，看到了這塊碑，一般遊客未必理解立這麼一塊形式上有點不倫不類的碑幹什麼，其實就是躬耕地之爭的背景。我個人完全同意隆中說。史書說得很明白，諸葛亮隨叔父玄投靠劉表，避難荊州，亮躬耕於野。劉表以襄陽為治所，因此諸葛亮必隱居於襄陽郊野。但諸葛亮自己說躬耕於南陽，是因為隆中雖離襄陽近，但行政區劃上卻屬南陽郡。習鑿齒說亮家於南陽鄧縣，襄陽城西二十里，是歷史上首次明確指出諸葛躬耕地，而且他親自去過，記載了那裡留下的遺存。相反，南陽說在這方面提不出最早的隱居地的記載。所依據的地方誌都是很晚的。

首先，躬耕於南陽，應無爭議；其次，南陽郡與襄陽郡地理區域劃分問題，襄陽郡、南鄉郡始置於建安十三年，但之前南郡同南陽郡以漢水南北為界(具體以今襄陽茨河至東津段，因只有這段西東流向)；第三，如隆中在漢水以北則有襄陽說的成立可能、稱“隆”的地方可以在襄陽也可以在南陽(臥龍崗也是一隆起土丘，況且還草廬對和隆中對的爭議)、南陽作為東漢南都諸葛雖投奔叔父但不無可能不在此躬耕(自比管樂的孔明，“大隱隱於市”一展抱負的機會更多)。

知恥而後勇。棗陽歸南陽管時穿越出了光武帝，南陽轄隆中憋出個智聖。鄧州沒劃出去DaDa來了，凌解放千里昔陽奔南陽成就了二月河。所以牛皮不是吹De，襄陽你想牛B，就要自身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