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理查德·塞勒教授的獲獎，我個人想用“情理之中、意料之外”來形容。說情理之中，是因為他在行為經濟學領域的貢獻確實非常突出，夠諾獎的分量。說情理之外，是因為他的很多重要工作都是和丹尼爾·卡內曼一起完成的，而卡內曼已經在2002年得過了諾獎，所以我先前認為再給塞勒的可能性不會太大。沒想到，今年諾獎委員會還是垂青了塞勒，並且還是獨得，這點確實令我有些意外。
塞勒教授生於1945年，於1974年獲得羅切斯特大學的博士學位。指導塞勒博士論文的導師是鼎鼎大名的沙文·羅森教授，在公共政策的評價方面很有造詣。相對於很多學院派的經濟學家，塞勒教授對於政策的關注更多，更致力於用理論去影響和改變政策，我想這一點和羅森教授的影響是分不開的。
塞勒教授對於行為經濟學的貢獻很多，歸納起來，大約可以歸納為如下幾個方面：
一是稟賦效應。在1980年的論文《論消費者選擇的實證理論》（Toward a positive theory of consumer choice）中，塞勒教授首次提出“稟賦效應”的概念。顧名思義，所謂稟賦效應，就是指是指當個人一旦擁有某項物品，其對該物品價值的評價要比沒有擁有它之前大大增加。在和卡內曼合作的一項著名實驗中，塞勒教授向人們證實了稟賦效應的存在。在這個實驗中，他們先發給被試一個茶杯，並用巧克力去進行交換茶杯，結果人們都不願意放棄茶杯。而在後來的實驗中，他們先發給被試一塊巧克力，並用茶杯去交換巧克力，結果卻發現人們不願意放棄巧克力。被試是隨機抽取的，按理說不應該存在著系統性的偏好偏差，為什麼在前一次中，他們會鍾愛茶杯，而在後一次實驗中它們卻鍾愛巧克力呢？原因就在於稟賦效應的存在——一旦我們擁有了某物，那麼再讓我們放棄它就很難了。
應該說，稟賦效應的提出對於傳統經濟學的挑戰是很大的。例如，它直接挑戰了著名的“科斯定理”。根據科斯定理，當交易成本為零的時候，初始產權的劃分並不會影響物品的最終配置狀態，因為人們可以通過交換來讓物品配置到對其評價最高的那個人手裡。但是如果“稟賦效應”是存在的，那麼初始產權的配置就很關鍵了。
二是跨期選擇和自我控制。在傳統經濟學看來，人是理性的，可以對長期的消費和投資做出合理的安排。但是事實並非這樣。舉個通俗的例子，小學課文裡面有篇課文叫《寒號鳥》，寒號鳥知道冬天馬上就要到了，每天唱著“哆囉囉，哆囉囉，寒風凍死我，明天就壘窩”。從經濟學的角度看，它每天花一點時間來壘窩應該是最優的，但事實上它並沒有這麼做，原因就是缺乏自我控制。在行為經濟學的角度看，這種現象有個名詞，叫做“雙曲貼現”（Hyperbolic Discounting），也就是說，你今天對明天的關心，與明天對後天的關心是不同的，因此在每一個“今天”，你都會更重視現在，而不顧未來。如果存在著“雙曲貼現”，那麼人對於未來的規劃就未必是最優的。如果這時存在一個外部的力量來進行干預，就會讓個人福利達到更高水平。
在公共政策領域，和以上理論相關的一個重要政策就是社會保障。有很多經濟學家認為，讓政府來辦理社會保障是不合適的，因為會造成很多浪費。相比之下，讓個人自行儲蓄可能會更好。從傳統經濟學角度看，以上論證當然是對的，但是從行為經濟學角度看，這一論述卻未必正確。塞勒曾和哈佛大學法學院的教授卡斯·桑斯坦合作過一本著名的書《助推》，裡面就重點論述了由於“雙曲貼現”行為的存在，個人的儲蓄行為可能不是最優的。這在很大程度上為社會保障的合理性正了名。
三是關於心理賬戶的研究。“心理賬戶”的思想最早也出現於塞勒教授1980年的那篇《論消費者選擇的實證理論》。在1985年的論文《心理賬戶和消費者選擇》中，他又對其進行了進一步的探討。所謂心理賬戶，意義也是十分直觀的，即我們在思考一些問題時，並不會去進行統一的成本收益核算，而會在心裡構建很多個分門別類的賬戶，分頭進行計算。舉例來說，我們可能擁有十隻不同的股票，按照經典的經濟學理論，我們關注的應該是這十隻股票所構成的這個組合的整體漲跌。但在現實中，我們除了關注整體的漲跌外，還會關心每隻股票的漲跌狀況。當某些股票跌得很慘時，我們也不肯“割肉”，把資金放到業績更好的股票上，而寧願繼續持有它，等著回本。
心理賬戶的提出，對於傳統經濟學理論的衝擊是很大的。例如，傳統經濟學告訴我們，“沉沒成本不是成本”，不應該影響進一步的選擇。但是，如果存在著心理賬戶，那麼沉沒成本就會嚴重製約進一步的選擇行為。
以上就是我對塞勒教授理論的一些理解。最後我想以一則趣聞作為結束。當年塞勒向同行們報告他那篇關於稟賦效應的著名論文時，有一位經濟學家大佬當即提出了反對。他問：“你所說的稟賦效應，是否可以被認為是交易成本的一種？”這個問題讓剛出茅廬不久的塞勒十分尷尬。如果塞勒教授當時屈服於這位大佬的權威，把稟賦效應歸於一種交易成本，那麼我們還會有今天的行為經濟學嗎？這恐怕是值得我們思考的。
北京時間10月9日，一年一度的諾貝爾獎頒獎結果發佈，在17點45分，2017年諾貝爾經濟學獎揭曉。瑞典皇家科學院諾貝爾獎評審委員會宣佈，將2017年諾貝爾經濟學獎授予美國經濟學獎、芝加哥大學教授理查德·泰勒（Richard Thaler），以表彰他在行為經濟學上的貢獻。
這次行為經濟學的獲獎可以說是眾望所歸，對於所有學習經濟學的人來說，行為經濟學都不是一個陌生的話題，我們今天就來討論一下行為經濟學到底是什麼？他對我們的生活到底有何影響？
一、跨界為王的行為經濟學
經濟學作為社會科學中的一顆璀璨明珠，從亞當斯密開創了現代經濟學的分析方法以來，經濟學的發展已經深入到了我們生活的方方面面，小到我們日常的生活購物，大到一個國家的經濟運行都和經濟學脫離不了關係。眾所周知，傳統的經濟學是建立在“經濟人假設”之上，經濟人是會計算，有創造性，並且追求利益最大化的人，研究這個理性的經濟人是一切傳統微觀經濟學的基礎，然而經濟人假設太過於完美以至於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幾乎都不存在，所以微觀經濟學能夠解釋的很多問題都存在瑕疵，特別是上個世紀中葉之後，世界的經濟學界曾經有過一段時間的發展乏力，當時傳統經濟學說在一些理論推演的過程中出現了問題，無論是古典經濟學還是凱恩斯主義經濟學都出現了對日常生活解釋的無法解釋問題。
這個時候，經濟學界開始進行了跨界的嘗試，最先進行跨界的是科斯先生，他通過將法學與經濟學的有機結合，開創制度經濟學的學派，從而也打開了經濟學界的一個全新的大門，在浩如煙海的經濟學分類中，有一支經濟學流派異軍突起，這就是將經濟學和心理學、社會學有機結合到一起的行為經濟學，以此次諾貝爾獎得主理查德·泰勒先生為代表的行為經濟學學者，將心理學的研究方法引入了經濟學的研究，從而可以讓經濟學的研究對象由經濟人變成了非理性的經濟主體，從而修正了傳統經濟學中關於理性、自立、完全信息、效用最大化等一些基本假設的問題，從而讓經濟學的市場解釋能力得到了大的提高。
行為經濟學從狹義上來說就是心理分析和經濟分析結合的產物，將人類的認知，社會地位，情緒，個性，情境等等心理學因素引入了經濟學，從而能夠更好地分析我們日常的生活，著名的心理學家也是行為經濟學家丹尼爾·卡尼曼、維農·史密斯在2002年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也是因為行為經濟學，不過作為行為經濟學的開山鼻祖一直到15年後的2017年才獲得諾貝爾獎，不得不說是一份遲來的榮譽。
二、行為經濟學對我們的日常生活到底有什麼影響？
對於大多數人來說，高深的經濟學界離我們太過遙遠，無論是傳統的經濟人，還是非傳統的行為經濟學的研究對象，對我們普通人來說都沒有什麼太大的意義，所以我們今天就把行為經濟學從神壇上拉下來，來說說行為經濟學對我們日常生活的一些解釋和影響。
一是令人著迷的羊群效應。中國人有個很好玩的特點，這就是排隊，經常在路上能夠碰到一群人在排隊，而你問排隊的人，你在排什麼哈？很多人會得到，我也不知道，我看到大家排了我就排了的回答。當然也有稍微理智一點的，在飯館或者餐飲店門口的排隊習慣，著名的很多網紅奶茶店就是用託來製造排隊的樣子來吸引你購買，當然在股市也會有類似的排隊情況就是追漲殺跌。這個在行為經濟學理論就是行為經濟的個體從眾和跟風現象，行為經濟學在解釋這個現象的時候往往分析一個群體中，如果對於某種決策的想法引發了大家的排隊心理，或者說有比較多的人支持這種想法，剩下的人就不會考慮決策是否正確而盲目的跟隨這項決策。這就像羊群一樣，當一頭羊向著一個方向行動的時候，其他的羊根本不會考慮前方是否有危險或者是否有更好的草場，反而跟著向前。在現在的市場營銷中，很多企業都會這麼用，比如說淘寶的刷單行為，奶茶店的請託行為等等。
二是明星或者自媒體賺錢的網紅效應。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關於明星代言或者網紅代言的情況是隨處可見，我們經常能看到某某明星代言的某個品牌，導致了品牌銷量的大漲，或者某個網紅賣了某個面膜讓面膜成為了爆品等等。這種網紅效應，或者說代言效應在我們日常的心理中可以從側面反映企業產品品質的好壞。請到明星代言，這個明星的知名度、粉絲數量、社會影響力都會直接影響產品的形象或產品的銷量，甚至某些產品會通過某個明星的代言來改變自己的產品在人們心目中的形象，從而改變消費者的口味，說到明星代言最近比較有名的比如說吳亦凡代言的小米，董明珠自己代言自己的格力等等，通過網紅效應推動產品銷量的改變，這就是行為經濟學的另一種體現。
三是賭博中經常會碰到的前景效應。無論是香港的賭博電影，還是大家日常買彩票、打麻將的日常博彩行為，賭博基本上在大家的生活中或多或少都有涉及。在大家的日常博彩過程中，經常大牌的人都會告訴你，要贏錢一定要“落袋為安”，這是大多數人的選擇，打牌或者賭博一定要見好就收，這就是行為經濟學中的確定效應。在日常生活中，你如果被逼到了絕地，在接受一個小損失還是去賭一個翻盤的可能性的時候，很多人都會去選擇“搏一把”這就是行為經濟學的反射效應。日常生活中，我們如果丟了100元錢感到失落，和又撿到100元錢所帶來的欣喜，往往後者難以抵消前者，這就是損失規避。而很多人會堅持很多年去買彩票，卻不怎麼中獎，這種迷戀小概率事件，其實也是行為經濟學。
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行為經濟學其實無處不在，尤其在股市、房地產等金融領域，大家都在接觸行為經濟學，但是我們卻不自知，希望這次諾貝爾獎之後，能夠有更多的人用行為經濟學的觀點看待問題，這就是諾貝爾獎更大的意義了。行為經濟學的例子還有很多，篇幅有限就不再說更多了。
今天公佈了諾貝爾經濟學獎。美國經濟學家理查德·塞勒獲得2017年諾貝爾經濟學獎。
鑑於各位對這位不太熟，我簡單介紹下。
理查德·塞勒(Richard Thaler)——行為金融學奠基者，芝加哥大學教授，出生於1945年。曾先後在羅徹斯特取得文學碩士(1970)和哲學博士(1974)學位。先後執教於羅徹斯特大學(1971-1978)和康奈爾大學(1978-1995)，1995年起任芝加哥大學商業研究生院行為科學與經濟學教授、決策研究中心主任至今。現為美國經濟學會會員、美國藝術與科學研究院院士。系行為經濟學和行為金融學領域的重要代表人物。
塞勒的主要研究領域是行為經濟學、行為金融學與決策心理學。在行為金融學方面，塞勒研究人的有限理性行為對金融市場的影響，並作出了很多重要貢獻。
在理論研究中，他對反常行為、經濟人假設、稟賦效應、跨期選擇、心理賬戶和股票市場等方面研究做出重大貢獻；在實際應用上，他分析和解釋了消費者行為、社會福利政策、儲蓄投資政策等行為經濟案例。其代表作有《贏者的詛咒》（R.Thaler，1991a）、《準理性經濟學》（R． Thaler，1991b）和《助推》（Sunstein & Thaler，2008）等。
塞勒認為傳統經濟學理論有缺陷，因為假設人都是理性人，而現實中並非如此，現實中人通常依賴直覺進行判斷，人既不完全自利，也不完全自私，只是個非完全理性的個體。
塞勒在《合作》一書中得出一個經典結論：只要一起合作的人沒有佔對方便宜，人們總是傾向於選擇合作。
塞勒認為人們在決策過程中對利害的權衡是不均衡的，對“避害”的考慮遠大於對“趨利”的考慮，這充分體現了行為經濟學的研究方法。
塞勒等（De Bondt & Thaler，1985）對股市的一大貢獻就是曾發現了“輸者贏者效應”，即投資者對過去輸者組合過分悲觀，對過去的贏者組合過分樂觀，導致股價偏離其基本價值，待一段時間之後市場自動修正，前期的輸者將贏得正的超額收益，前期贏者的超額收益則為負。據此，他們提出了預測股票收益的新方法：採用反轉策略（contrarian strategy），買進過去3至5年內輸者組合，賣出贏者組合，這一策略可以使投資者在未來3至5年內獲得超額收益。
塞勒發現，人們會高估自己目前狀況下的安全性，而不會採取合理的預防措施。由於人的惰性存在，即便是一種改變對自身有利，人們在面對這種情況時也寧願維持不變，因此略加助推則可以發揮更大的效益。
2017年諾貝爾經濟學獎揭曉，美國芝加哥大學教授的理查德·塞勒（Richard Thaler）獲得這一殊榮，理由是其在行為經濟學的成就。
理查德·塞勒是行為經濟學和行為金融學領域的重要代表人物。估計多數頭條吃瓜群眾根本沒有聽說過，那就簡單說說他的研究。
行為經濟學，狹義來說，是心理學和經濟學的結合。但是，多年來被傳統經濟學家們諷刺挖苦嘲笑，難登大雅之堂。
2002年是個標誌。心理學家Daniel Kahneman（下稱卡勒曼）和經濟學家Vernon L. Smith分享了該年的瑞典中央銀行紀念阿芙萊諾貝爾經濟科學獎。這是該獎第一次頒給心理學家，也是第二次頒給沒受過正兒八經經濟學訓練的學者。自從，行為經濟學進入了大眾視野。
說起行為經濟學，不能不提兩個人，一個是上面提到的卡勒曼（Daniel Kahneman），還有一個是他的老鄉親（都是猶太人）阿莫斯·特沃斯基（Amos Tversky）。卡勒曼和阿莫斯是老校友（希伯來大學的本科）和老戰友（據說兩人一起加入以色列國防軍扛過槍），兩人最後都在斯坦福大學的心理學系教書，又成為老同事。
阿莫斯和卡勒曼兩人合作了幾十年，發了多篇文章，包括讓卡勒曼得獎的那篇（1979年的Econometrica）。但為什麼阿莫斯沒得獎呢？阿莫斯沒得獎主要是他於1996年就去世了，天妒英才啊。
今年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理查德·塞勒（Richard Thaler）是三號人物，拿獎呼聲已久，今年也是實至名歸。今年路透的引文獎，頒給了行為經濟學領域，筆者之前表示之前看好，也算猜對了領域。心疼萬年陪跑的村上春樹，哦，是保羅巴默一秒鐘。
泰勒被認為是行為金融學最重要的創始人。
泰勒是稟賦作用提出人之一，前景理論他也有點小貢獻，但是這些成就還不足以讓他列為三號人物。泰勒的貢獻在於，他於80年代初創立了能和前景理論媲美的mental accounting理論，即心理帳戶理論（以下簡稱心帳理論）
俗話說，人人心裡都有一本帳。泰勒說，不然，人人心裡都有幾本帳。此乃是心帳理論的核心。
行為經濟學很有意思，若要細細的扯，幾天幾夜都扯不完。簡單的說，用心理學解釋了很多傳統經濟學無法解釋的現象。
舉個例子：就是在確定的好處（收益）和“賭一把”之間，做一個抉擇，多數人會選擇確定的好處。用一個詞形容就是“見好就收”，用一句話打比方就是“二鳥在林，不如一鳥在手”，正所謂落袋為安。
讓我們來做這樣一個實驗。
A.你一定能賺30000元。
B.你有80%可能賺40000元，20%可能性什麼也得不到。
你會選擇哪一個呢？
實驗結果是，大部分人都選擇A。
傳統經濟學中的“理性人”這時會跳出來批判：選擇A是錯的，因為40000×80%=32000，期望值要大於30000。
這個實驗結果印證了：大多數人處於收益狀態時，往往小心翼翼、厭惡風險、喜歡見好就收，害怕失去已有的利潤。在股市投資上的表現就是，習慣賣出賺錢的股票，落袋為安，大多數人都是“賠則拖，贏必走”。
塞勒主要致力於心理學、經濟學等交叉學科的研究。在理論研究中，他對反常行為、經濟人假設、稟賦效應、跨期選擇、心理賬戶和股票市場等方面研究做出重大貢獻；在實際應用上，他分析和解釋了消費者行為、社會福利政策、儲蓄投資政策等行為經濟案例。其代表作有《贏者的詛咒》（R.Thaler，1991a）、《準理性經濟學》（R． Thaler，1991b）和《助推》（Sunstein & Thaler，2008）等。
我們簡單說說mental accounting理論，即心理帳戶理論（以下簡稱心帳理論）。
舉個例子，你的股票賬戶，因為股市升值，賬戶增加了2萬元，但是你並不會改變消費習慣。假設，你的2萬元來自彩票，獎金或者天上掉的，很可能你要大吃大喝一頓，購買平時捨不得買的東西。
塞勒也舉了個自己的例子。說某年和夫人被邀請去瑞士講學，隨後就在那裡自費逛了一週。那時候瑞士法郎堅挺得不行，幸好講學有筆報酬，可以用來支付旅遊費用，所以兩口子玩得很開心。斯誒勒接著說，假設他是去紐約講學，收到同樣一筆數的報酬，然後再到瑞士玩一週，肯定沒有前面那種情況爽。
以此為例，塞勒給出了心理帳戶的定義。心理帳戶是人們用來管理，描述和追蹤自己各項經濟活動開支的一個系統。研究心帳理論是為了更好的描述，預測和解釋人的決策和行為，以此來解釋傳統經濟學無法解釋的人的反常活動（Anomalies）。
心賬理論看起來簡單，說起來很複雜。
再舉個例子：
老牛中了一個75塊的足球彩票。
老朱中了個50的足球彩票，和一個25塊的福利彩票。
他倆誰更爽？
大部分人都說老朱爽。為啥？
塞勒也可以用心賬理論來解釋。每次交易都一定的效用，正的兩次盈利帶來的感受當然比一次爽。
我們說的僅僅是一部分，比較簡單的，實際理論遠比這個複雜。吃瓜群眾也不要覺得自己好像早就知道，人家是用完整的理論體系來解釋。
最後，祝賀大師獲獎！
行為經濟學與傳統的經濟學是兩個截然不同的方向，把二者區別開來的分界線是“理性人”假設。傳統經濟學理論的大廈建立在“理性人”假設的基礎之上，即經濟中的參與者會做出符合理性正確的決定。即使單個參與者會出現一些不理性的決定，也不會影響整體的理性。
“理性人”假設作為一種抽象的簡化方式，與實際情況肯定沒有嚴格相符。如果人真的理性，股票市場中的投資者就不會在牛市時貪婪、在熊市時恐懼。金融市場信息流通快、交易數量大、統計數據齊全，是發現參與者不理性的最佳場所。行為經濟學是隨著金融市場的發展而逐漸被重視起來的，塞勒的研究領域之一就是行為金融學。
如果往前追溯，最先提出行為經濟學原始概念的凱恩斯，凱恩斯在其寫於20世紀30年代的傳世著作《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中提出了“動物精神”一詞，認為人的決策並非完全理性，而是在很大程度上由人的動物性做決定。後來研究行為經濟學的人，都會引用凱恩斯的“動物精神”這一說法。2013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羅伯特.席勒還寫了一本書，名字就叫《動物精神》。
行為經濟學拋棄了“理性人”這一理想化的假設，轉而通過實證觀察研究人在實際中的行為和決策表現。塞勒的重要貢獻不僅在於他提出了行為經濟學的一些著名理論，更在於他為證明這些理論設計除了精妙的實驗。例如為了證明稟賦效應，他曾在課堂上隨機給一半同學咖啡杯，然後讓擁有咖啡杯的人和沒有咖啡杯的人分別給咖啡杯標價，發現擁有的人標價比沒有的人高出大約一倍。如果人是理性的，兩部分人給出的標價應該差不多，但事實證明所有權狀態影響了人的決策。
在行為經濟學中，經濟的參與者是一個個有血有肉有缺點的具象的人，而不是傳統經濟理論中的抽象概念。這一轉變有助於人們對自己的行為與表現有更深刻的認識，從而有助於做出一些針對性的改進。
傳統經濟學的假設是理性經濟人。什麼人更符合理性經濟人假設？參考答案是大部分經濟自由度角度較低的人。比如，我們引用賽勒案例：丈夫在聖誕節收到了太太送的克什米爾昂貴的羊毛衫。他當時曾經在店裡看過，但是狠不下心購買。不過既然是禮物，他就很高興的收下了。如果換一個場景80年代中國，丈夫看中百貨商店的某件羊毛衫，但因為價格昂貴，直接放棄，妻子幫助丈夫選擇生日禮物，看中同樣一件羊毛衫，被高昂的價格嚇退是大概率事件。前者因經濟自由度更高，而不符合理性經濟人假設，後者因經濟自由度較低，而符合理性人假設。美國進入富裕社會已經有幾十年歷史，啞鈴型社會形態孕育了大量中產階層，他們長期處於相對富裕狀態，自然有了“任性”的資本。當中產階層長期脫離必須理性的環境，任性的能見度會大幅度提升，這就為行為經濟學孕育出土壤。
反觀經典經濟學的土壤則孕育在市場起步階段，人們普遍經濟自由度較低，沒有任性的資本。所以，理性人假設符合事實的概率更高，對生產分銷的指導性更強。
因此，賽勒這個“學術叛徒”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屬於實至名歸。對經典的背叛是向經典致敬的最好方式。用賽勒的話說，經過30多年，行為經濟學已經從當初一小撮人所熱衷的“歪門邪道”，成為經濟學研究的新典範，有許多學者前仆後繼為這一學門建立起更紮實的理論和實證基礎。其內在邏輯：越來越多的“任性”消費行為是有規律可尋的，對這種“任性”消費行為因勢利導，可以為企業帶去巨大的裨益，而這種裨益反過來又促進這個學門的發展。要研究這種任性的消費行為，心理學的作用開始顯現。什麼是行為經濟學，用當下流行的話來說就是體驗營銷，把“感覺”打包出售給消費者，讓消費者為“愉悅”愉快的埋單。
當然，這種任性並非只出現在消費領域，在企業領域，被譽為“攪屎棍”的谷歌，也是任性而為，跨界出擊，成立任性的X實驗室，無人駕駛、谷歌眼鏡、阿爾法狗、機器人、太空電梯、物聯網、谷歌氣球…..一系列在我們理性之外的創新都源自任性的X實驗室。
企業淨利潤一般只有5%，因此額外的收入對企業就顯得格外重要。同樣的品質，體驗好的可以賣出海底撈的價格（消費者也會很愉悅），體驗差的則只能賣到重慶火鍋的價格（消費者還會罵格老子的，你看看人家海底撈是啥服務）。多獲得的收入，差不多都是淨利潤。因此，好的產品+好的服務體驗可以使淨利潤翻倍。從這個意義上講行為經濟學顯然要比經典經濟學更加接地氣，更加實用。同樣，從群體的角度，大家額外支付的錢進入市場再流通與分配，也加速了經濟的循環，會促進更多人進入經濟自由的行列。從貨幣的流通的角度看，貨幣流速每增加1個百分點，GDP會同步增加1個百分點。大家都任性8%，GDP就可以增加8個百分點。在供給絕對過剩的條件下，需求決定供給，個體的不理性恰恰是釋放供給能力的鑰匙。個體的任性恰恰又將群體推送至理性軌道之上。
通俗的說：就怕萬一，不怕一萬。
個體選擇是“避害趨利”。選擇順序：先確信無風險，才考慮收益，而不是先考慮收益，再考慮風險。也就是說，“敢為天下先”對大部分人而言只是存在廣告之中，而不是現實生活中的行為準則。大部分人考慮問題的順序是萬一風險，萬一風險，萬一風險…..把所有風險排除之後，才會考慮收益。這個問題邏輯思維有一期闡述大致如下：原始人聽到草叢中有噓噓聲，ta是扒開草去看看，還是掉頭就跑？參考答案是我們是掉頭就跑的原始人的後代，扒開草看的原始人被毒蛇猛獸殺光了。我們的基因中對安全偏好，遠勝於對機會的偏好。
賽勒案例：當消費者面臨選擇一臺同型號少花60元錢卻每年多花費60元電費的空調時，如何選擇才是理性；10年後拯救10條性命和今年拯救10天性命是否無差別；這些問題沒有固定答案。我們在這裡引用一個國內的案例，18年前，福田輕卡3萬元，但很容易壞，維修次數多，費油，耽誤生意，豐田輕卡10萬元，不容易壞，省油，不會耽誤生意。對當時的一箇中國商戶會很自然的選擇前者，而對當時的日本商戶則會很自然的選擇後者。原因：中國工時費低，維修成本低，當時的商戶賺錢很難，自己的單位時間收益不足以彌補差價。反觀日本商戶的情況恰恰相反。所以，屁股決定腦袋。處在不同位置的消費者會做出不同的選擇，處在不同時間的消費者也會做出不同的選擇，這也對企業實際分銷具有極強的指導作用。這個問題賽勒沒有中國人體會更加深刻，因為我們用30年體驗了歐美3代人的體驗。
個人理解：這個玩意有點像相對論。
王健林能夠承受千億規模的負債，因為他有千億規模的資產。但一個農村老太太承受10萬元負債已經惶惶不可終日。因此，每個人的心理賬戶的參考座標是自己的資產，是一個相對值。一個人用20萬炒股賺了2萬，他的消費獲得刺激的概率並不高。但一個人賭博賺了2萬，他把賺的利潤揮霍掉的概率卻很高。前者存在萬一跌下去的風險，後者已經落袋為安。心理賬號可能對基於大數據的精準營銷具有指導價值，我沒有讀過賽勒的內容，只能猜測。
投資者對過去輸者組合過分悲觀，對過去的贏者組合過分樂觀。導致股價偏離實際基本價值，待一段時間後市場會自動修正。如在A股，因為新能源汽車概念崛起，傳統汽車股票幾乎被一棍子打死。汽車行業的龍頭上汽集團的市盈率曾經跌至7倍，股價曾經長期在13元左右徘徊，現在價格在30元左右。這個就符合賽勒的輸者贏者效應。
以上內容純屬一個外行的個人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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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72歲的美國經濟學家、芝加哥大學教授理查德·塞勒（Richard Thaler）獲得2017年諾貝爾經濟學獎，有人說這是行為經濟學的又一次勝利。同樣的，一個新聞由頭，也讓更多人瞭解到什麼叫行為經濟學。
塞勒的獲獎理由是，把心理學的現實假設融入經濟學的決定分析。在他的研究與探索方向中，有三個與人性有關的關鍵語：有限理性、社會偏好、缺乏自我控制。塞勒首先是認為人類的理性是有限的，據媒體報道，在獲獎之後，塞勒被問及會不會像常人一樣花掉獎金？他的回答是，“我會盡可能以最不理性的方式花掉獎金！”
通俗一點講，賽勒的理論研究傾向於有助於改變現實，即我們很熟悉的“理論聯繫實際”。有評論認為，相對於很多學院派的經濟學家，塞勒對於政策的關注更多，更致力於用理論去影響和改變政策。
就講講人的“有限理性”，特別是股民、房民、老闆的“有限理性”。
行為經濟學發現了一個“賭場最後離場現象”，就是很多賭徒會在賭場關門前一個小時把自己輸個精光。在股市中就有這個現象，比如，2015年下半年的一場“股災”，將多少加槓桿的投機者之前炒股上億浮盈“強行平倉”，令其血本無歸。
行為經濟學還看到購房者“買漲不買跌現象”。需要釐清的是，這種非理性決策在所有人類中都存在，並非中國房民專屬。這與傳統經濟學有很大的不同，傳統經濟學設定的對象是完全理性的人，他們設定的價格策略，有時並不起效，因為在很多時候，人們總會受社會偏好、直觀推斷等的影響，呈現出非理性的一面。
最後再說老闆們的“有限理性”。行為經濟學也觀察到了企業家與生俱來的“冒險精神”，這種精神在創業者中有很大的認同度。在面對市場、面對未來時，很多企業家寧願選擇風險更大的項目，以期成為行業獨角獸，以期拿到超乎想像的利潤。就像馬雲先前說的那樣，在幾十萬甚至更多的互聯網企業，能成為BAT的就那麼三四家。冒險前行，也許殺到理想城的，就那麼幾個人。
就塞勒的理論體系而言，有限理性是指人們在作決定時，會通過建立多個不同的“心理賬戶”來簡化經濟決策，同時傾向於狹隘地考慮單個決定的後果，而不是考慮整體效果。
只能說，“有限理性”才是現實中的經濟人，他們是我們這個世界每一個真實的分子，不一定完全理性，但一定追求美好。
撇開深奧的經濟學理論不談，AI社長想說，這位諾貝爾大獎得主可是造福了萬千股民的！
多少股民朋友在股市裡扮演的角色都是“一隻任人宰割的羔羊”，而塞勒就研究出了一個大招來避免你被“割韭菜”！
這個大招正是塞勒所提出的“心理賬戶”理論。
在實盤操作中，投資者為他買的每一隻股票都開設了“心理賬戶”，並想在關閉每一個“心理賬戶”時都能獲利，並且對損失難以忍受。這就會驅使投資者不由自主的選擇賣掉盈利的股票。
而塞勒的這個理論就給大家提了一個醒：要學會關閉自己的“心理賬戶”，不要經常想這兩隻股票的盈虧情況，將查看賬戶的時間擴大到一週、一月甚至一個季度，刻意去訓練自己坐懷不亂的定力，忽略那些小的波動，這樣反而可能賺得更多。
除此之外，這位不走尋常路經濟學家還研究了許多有違常理的行為，這些行為在很多人看來都是非理性的，甚至是“錯誤的”，更重要的是，這種“錯誤”的行為還有可能造成非常嚴重的後果。比如說：
為什麼那麼多人搶紅包搶到幾塊甚至幾分都激動得感覺像中了一個億，而路邊1塊錢卻不願意去撿？
為什麼那麼多人下定決心辦了張健身卡，卻總是不去健身？
為什麼那麼多人覺得趕早高峰時因為晚了一分鐘而錯過一班地鐵給人帶來的心理損失，要比趕飛機時只能預定到比計劃晚了一個小時的機票大的多？
。。。。。。
這些問題都可以在塞勒的研究結論來找到答案，並幫助大家制定出更有利的決策。
總之，這套行為經濟學理論絕對能改變你對經濟學、對自己以及對整個經濟社會世界的看法。
諾貝爾經濟學獎一頒發，市面皆是諛詞。如果是往年，我是不說什麼的。今年這位諾獎得主的書我是看過的，非常不滿意，自己寫了一篇文章，發在這裡。
今年諾貝爾經濟學獎頒給美國芝加哥大學的理查德·塞勒（Richard Thaler）。媒體最初報道的是理查德·泰勒，這是很多中國人熟悉的名字。近年暢銷的行為經濟學著作《助推》，就是塞勒和另一位學者卡斯·桑斯坦合著的作品。
我讀這本書是在他獲獎以前，當時不以為然。今天他已獲獎，這種看法也沒有改變。對行為經濟學，我一直頗有微辭。從捍衛自由市場的角度看，行為經濟學乃是危險的敵人。
《助推》花了很大篇幅介紹卡尼曼的思想，指出人類經濟活動存在大量非理性。美國和古巴建立外交關係，美國股市一支代碼CUBA的股票，莫名其妙暴漲；醫生建議患者實施手術，用成功率和失敗率兩種不同說法描述同一事實，患者反應卻大為不同，等等。
既然“非理性”如此普遍，怎麼辦呢？塞勒認為，有必要通過軟性干預，影響人們選擇，改變行為方式，使人們的生活變得理性正確。這就是《助推》這本書所講的內容。
比如說，為減少菸民吸菸，煙盒寫大大幾個字“吸菸有害健康”，字體之大，佔煙盒表面積三分之一，用這種方式提醒菸民戒菸。歐洲很多香菸公司，煙盒表面還要畫上吸菸患者醜陋的患部，以及宣傳圖畫，以期讓吸菸者主動放棄……這就是“助推”，利用人們的情感、情緒，主動施加干預，從而影響他人行為。
美國人的退休存款比例一直很低，這樣真是目光短淺，太不理智。怎麼辦呢，發工資的時候，默認把一定比例工資存為退休金，強制儲蓄，退休後再還給你，這樣不就幫助揮霍之徒存錢嗎？強制儲蓄沒有搶錢，而是“助推”儲蓄啊。
看到這裡，你會意識到，這不就是家長主義嗎？生活中的芸芸眾生，認定他們有這樣那樣的弱點缺陷，他們很容易被蠱惑欺騙，做出損害自己利益的“非理性行為”。在這種認定基礎上，給他們安排一個爹，關鍵時刻“助推”一下。
難道不是這樣嗎？這個結論並非我的誣衊，很多警惕大政府的美國人，他們也這樣認為。和塞勒一同寫作《助推》的經濟學家卡斯·桑斯坦，他是奧巴馬政府的智囊，在“助推”這個話題連寫三本書。因為他的“溫和專制主義”，桑斯坦被視為“全美國最危險的人物”。
塞勒不願被稱為“溫和專制主義”，他更喜愛另一種說法，自由主義的溫和專制主義。《助推》這本書反覆重申，他們並不希望搞強制，而是幫助政府，提供一種“溫柔的選擇”。
對於這樣的說辭，我不以為然。打著溫柔名義的政府“助推”，根本不會拋棄強制的內核。
往香菸盒上印嚇人的宣傳畫，用溫和手段勸告消費者不要購買香菸，這對消費者而言是“助推”——可商家為什麼這麼作賤？還不是因為有立法，國家強制規定。部分存款轉為養老金，“幫助”儲蓄，沒有強制性規定，企業會這麼幹？政府憑什麼狂妄自大，對民眾收入分配進行指手劃腳，難道政府擁有更高理性？在《助推》這本書，你可以看到肯定的回答。
我再舉一個國內民眾熟悉的“助推”例子吧。前段時間，環保組織起訴國內三大外賣平臺商，指責他們默認為顧客提供一次性餐具。他們要求外賣平臺商應改變設置，將默認選項改為“不提供一次性餐具”，以減少環境汙染。這就是利用消費者的無意識，施加“助推”。這暴露了商家和政府“助推”的本質區別。商家默認給消費者提供便利，這是自願行為，而政府參與的每一項“助推”，最終無不以“命令商家”為手段。
市場經濟中，“助推”無處不在，典型的就是商家廣告，誘導購買。這些無可厚非。表面看消費者被哄騙誘惑，利益受損——實際上，他們握有最終的決定權，損害消費者利益的商家，遲早會被競爭淘汰，被消費者拋棄。
至於塞勒、桑斯坦這些經濟學家，他們鼓吹的“助推”，鼓勵政府“聰明地做事”。他們主張政府利用類的非理性，“溫柔推動”想要達成的政策。通過“助推”，棘手事情也變得遊刃有餘。
就像個人所得稅，一開始人們稅痛強烈，普遍抵制，後來發明企業預扣個稅制度，納稅人稅痛減輕，政府也達到“拔鵝毛，鵝不叫”的目的。可是強制真的消失了嗎？只不是從個人轉到企業頭上。這種“助推”大行期道將帶來什麼後果，這不是應該反思的事情嗎？
塞勒的最新著作是《“錯誤”的行為》，我還未讀到，看標題能猜想其大概。行為經濟學對所謂“市場缺陷”的解讀，和對“有形之手”的迷戀，並非偶然。自由市場主義者有理由警惕，行為經濟學為干預主義提供了技術的鑰匙。每一個贊成市場經濟的人，都應當深深地警惕。
【為什麼傳統經濟學的理性人假設是錯誤的？】
2017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頒給了生於1945年、文學碩士和哲學博士出身的芝加哥大學教授理查德·塞勒(Richard Thaler)，他的研究方向是行為經濟學，更準確地說是研究人的非理性行為，也就是為什麼人的選擇大部分是非理性的。這跟前幾年另一個諾獎得主的“非理性繁榮”異曲同工。
這喻示著經濟學終於回到了正確的方向。經濟學的研究核心本來就應該是人的行為。像凱恩斯只注重GDP增長，把經濟行為分為投資、出口和消費，根本就是誤入歧途甚至走火入魔。
塞勒認為，現實生活中大部分人的決策都是非理性的，也就是“錯誤”的。這個判斷是符合現實的。中國的非理性繁榮，在股市和房地產領域尤其突出，但城市化的規律，會讓一切水落石出。當一切水落石出的時候，改變已經來不及。
傳統經濟學認為，只要是個人，都會是理性的動物，都會、都能夠自覺維護自己的利益。這個假設在現實面前被打腫了臉，很多人還以為是營養太好的胖子。
為什麼傳統經濟學的“理性經濟人”假設是錯誤的？這是由理性的有限性決定的。也就是說，人類正確認知的世界，在整個現實世界中是微乎其微的，也許不到5%。
第一，按照哲學大師斯賓諾莎的精準定義：理性是在正確認識全局的基礎上採取適當的行動。對於“普遍聯繫”著也就是變量巨繁多的世界，這個“全局”二字，對99%的人都只能是一頭霧水，大部分人只能盲人摸象。因此，現實生活中常常出現“狗咬呂洞賓，不識好人心”的不識好歹現象。也因此，蘭德說無知是一種惡。是非對錯不分當然是一種極大的惡，甚至在做殘害蒼生的事還自以為是在替天行道呢！理性不是僅憑願望就能實現，而是一種能力，這種認知全局的能力，需要刻苦的學習和訓練。
比如昨天有人問我，70萬可不可以做房產投資的私人訂製，我在瞭解了他的其他約束條件後，說勉強可以。對方說：“我再考慮一下，目前部分錢在理財，未到期，到時候再給你信。”我告訴他：“要知輕重懂取捨。比起正確樓市投資的收益，理財微不足道甚至可以完全忽略不計。”這就是看到不同的“全局”，才能分辨出理性和非理性行為。
第二，人類已知的很少，未知的很多。在我們的世界裡，有肉眼看得見的，肉眼看不見但儀器可見的，肉眼和儀器都暫時不可見但可以理論推論的，難以推論但第六感知的，人類迄今無知無覺的。五重世界，有的能抵達，大部分無法穿越。現實中人通常依賴直覺和經驗進行判斷，在上萬年漫長的很少變化的農業時代，這種判斷出錯的概率很小，因為世界本身變化不大嘛。但是到了工業時代和信息化時代，傳統的經驗就不斷被顛覆，此時再憑經驗行事，出錯的概率就大增。
第三，出於本能的自衛心理，從大眾心理學角度，大部分人願意接受和自己相近的觀點，對不同意見和不同經驗會本能地抵抗。這是妨礙人類認知進步的極大障礙。因此，在這個日新月異的信息時代，要想獲得比別人更多的理性，要像開放的互聯網一樣開放你的心靈，用好奇而不是排斥的心態對待各種與自己觀點、願望不同的觀點，才能逐漸學會站在全局的理性立場上看問題。
第四，由於人的惰性使然，塞勒發現，人們會高估自己目前狀況下的安全性，而不會採取合理的預防措施。由於人的惰性存在，即便是一種改變對自身有利，人們在面對這種情況時也寧願維持不變，因此略加助推則可以發揮更大的效益。在世界鉅變的當下，一個理性人更應該積極主動地謀求改變。農業時代可以以不變應萬變，是因為世界本身沒有改變；現在世界鉅變你不變，就有可能從思想、觀念和財富上全面被淘汰。
第五，既然大多數人、一生的大部分時候都是處於非理性狀態，家庭、公司和國家的家長制是不是一種必要？公司我們拋開不談，因為那是投資者、企業家和員工之間委託、代理和管理的關係，在家庭和國家狀態下，家長制其實是一種非理性選擇，並非一種更有利於人的發展和進步的選擇，因為家長也是人，也有理性的侷限。家長制下，如果家長犯錯，那就是全局的錯，滿盤皆輸。非家長制下，各自探索，總成功的概率反而更高。這也是市場經濟必然勝利、計劃經濟必然失敗的原因。況且，從另一個角度來說，人就是自己的目的，任何人、任何機構都沒有權力把別人當成實現某種目的的工具。
第六，人類理性的增長與獲得，既是孜孜不倦的思考的結果，也是學習的結果，更是人類社會優勝劣汰的結果。也就是說，不理性也就是不符合事物發展自身規律的選擇，會不斷在發展過程中被淘汰。儘管這個過程很漫長，但一定會被淘汰。為了防止被淘汰，就要積極主動地向理性思考和理性行為靠攏。
塞勒等（De Bondt & Thaler，1985）對股市的一大貢獻就是曾發現了“輸者贏者效應”，即投資者對過去輸者組合過分悲觀，對過去的贏者組合過分樂觀，導致股價偏離其基本價值，待一段時間之後市場自動修正，前期的輸者將贏得正的超額收益，前期贏者的超額收益則為負。據此，他們提出了預測股票收益的新方法：採用反轉策略（contrarian strategy），買進過去3至5年內輸者組合，賣出贏者組合，這一策略可以使投資者在未來3至5年內獲得超額收益。
其實在房地產領域也一樣。在我的弟子群裡，我們曾專門討論過這個問題：很多人對過去同地段一段時期內漲不過別的項目的樓盤很猶豫，不知該買不該買。我的結論是：它過去不漲，並不意味著將來不漲，甚至更大可能是將來要補漲。我自己的親身實踐證明正是如此。所以買房的原則變得簡單：根據城市化規律，找準必漲區域，尋找區域內過去漲幅較低的窪地樓盤。運用這種策略，一生只要找準幾個小小的地方，就可以不斷挪騰不斷做強做大資產。只是中國的房地產市場受到太多限購限貸等政策干擾，使挪騰的手腳被捆綁得厲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