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竹書紀年》寫舜囚堯，而《史記》寫禪讓，哪個更真實問題，談一下我的想法，我想這也許是一個金銀盾之爭。
一、對堯舜禹之間的是否存在過禪讓制度問題，遠在晉代出土《竹書紀年》之前的先秦及秦漢時期，就有不同說法。總得看儒家經典承認禪讓用賢，而戰國時法家則置疑，諸子書中論堯、舜、禹傳承之事，也以相爭相殺論居多。《韓非子》即是典型代表。諸子百家，各以意說。儒家稱美，以明天下為公之義；法家毀之，以彰奸邪弒君之危，各有用意，對歷史真實的反映，均有失真卻是一致的。《史記》與晉代出土的魏襄王墓《竹書》則是先秦儒法之爭的延續而已。儒家的經書似乎崇尚性本善說，極力美化古代聖賢之舉旨在勸君向善；而法家似乎相信性本惡說，旨在勸誡立法威嚴以懲性惡臣民。《竹書》記載遠沒有戰國諸子論述詳盡，似乎也沒有動搖儒家經典的正統觀點。近些年，又因為清華簡的編釋，再次引發大討論。
二、典籍中關於堯舜禹的記載中，也有許多矛盾之處和不同說法。《孟子》《莊子》《韓非子》《呂覽》《淮南子》《尚書略說》《尚書注》《周官疏序》《尚書大傳》《路史》《左傳》等在某些人或事的記述不盡相同。1、關於堯讓位於許由問題，有認為許由為四嶽之一，是堯故知許由不肯受位而讓之。也有認為是四嶽之一的鯀反對，導致許由不能接受，還有認為是共工、三苗被流放而致許由不能授位。2、關於堯妻兩女於舜，臣十子於舜問題也是不同說法。3、關於舜囚堯城問題，《竹書》雲："舜囚堯，復偃塞丹朱，使不與父相見也。"實際上《竹書》把堯冢附會為囚堯城。五帝之事，尚且不十分清楚，魏國史書又怎知如此之細？4、關於丹朱為堯帝所殺問題，丹朱封丹地系舜帝所為，又怎會是堯帝殺丹朱？諸家依傳說相互矛盾，你能相信誰？5、舜死在何處，葬在何處，都有多種說法，甚至連死因也迷離。《孟子》曰鳴條，《史記》雲九嶷。你相哪個?
三、回到主題，是否有禪讓制度?是否堯舜禹之間存在禪讓?具體禪讓是如何進行的?只有綜合分析這三個問題才能解釋題主的疑問。前面說過，在《竹書》和清華簡面世之前即有不同意見。面世之後的今天，有人認為是翻了個歷史大案，其實是錯的，因為禪讓說與奪位說早就存在。王國維就反對《竹書》新本，逐條批駁，尋其出處。新舊本《竹書》都不是原本。根據歷史上的不同說法，很可能是金銀盾式爭論。民國初大家們也有人置疑禪讓制，呂思勉寫過專門文章。後來又深入研究各家各說，提出了比較合理的分析。他認為既不是儒家所說那樣文雅的禪讓，也不是法家那樣血腥屠殺爭奪。他引用《論衡*奇怪》和《史通*疑古》後，認為：儒家所說，雖非史實之真，而禪繼之義，則有可得而言者灬自當以《孟子》為最完。
我理解，如果沒有這種禪讓制，堯為何要妻之二女，臣之十子於舜？直接傳位於自己十個兒子之中的賢者不就行了。可見立儲打算很早，經過長時間的任職鍛鍊才能確定。不屬意於舜，不會給他展示才能的機會，舜憑什麼奪位?為立舜，堯帝不惜與共工、鯀等反臉。至於在禪讓的時間和細節上很可能老的不甚情願，繼任採取威逼手段也許不可否認。也許這才是儒法等爭論不同的原因。若無這種制度，禹作為被殺鯀的兒子，焉何仍受舜重用治水，繼而承繼舜位？堯帝得位即是禪讓而來，是黃帝家族內部傳讓。無禪賢辦法，又怎麼去培養一個東夷諸馮出來的窮小子舜呢？舜帝又為何重一個反對自己上位人的兒子禹?在那個時代沒有人培養重用，能具備奪權的能力上位？論及此事，歷史上有人問孔子最賢為何不能上位?答者曰，無人薦，何能之?
需要說明的是，這個題目太大，三言兩語只是大概而已。遠古之事不宜細究。連夏討論還未結，這類問題會有人關注嗎？恐怕今天的答題又要泡湯了，又要丟掉1分。
我認為《竹書紀年》的說法比較符合歷史真相。
先秦著名思想家韓非子有這麼一句話：“舜逼堯，禹逼舜，湯放桀，武王伐紂，此四王者，人臣弒其君也。”
儒家所津津樂道的上古“禪讓”，在韓非子這裡卻成了“舜逼堯，禹逼舜”。若是屬實，那麼這種禪讓的本質，與後來曹氏、司馬氏篡權模式如出一轍。這個說法只是韓非子杜撰出來的麼？或者他有祕密的資料來源，而這個資料是其他人所沒看到的？
一本神奇的史書破繭而出後，讓問題水落石出了。這本書就是對中國史學界產生過巨大影響的《竹書紀年》。《竹書紀年》其實就是戰國時代魏國的史書，後來秦始皇一統中國後，把六國史書都給燒了，魏國史書也就消失了。所幸的是，在數百年後，公元281年一起盜墓事件竟然讓這本史書得以重見天日。
據《晉書》所記，這是魏襄王或魏安釐王的墓，墓穴中藏有數十車的竹簡，其中便包括這本非常珍貴的魏國史書。由於這本書是刻在竹簡上，故而稱為《竹書紀年》，也稱為《汲冢紀年》，因為是在汲郡的墓穴中發現的。
《竹書紀年》的珍貴之處在哪裡呢？在於它與正史的記載有許多不同之處。為什麼會這樣呢？原因很簡單，古代史書不是寫給小民們看的，而是給君主看的，這是屬於內參，絕密。給普通百姓看的，實際上是另一個版本，是出於統治的需要而曲改了的歷史。現代的考古發現，有力地證實了《竹書紀年》的可靠性。
《竹書紀年》是如何記載舜取代堯的事情呢？共有幾個記載，我們來看一下：
“昔堯德衰，為舜所囚也。”
“舜囚堯於平陽，取之帝位。”
“舜放堯於平陽。”
“舜囚堯，復偃塞丹朱，使不與父相見也。”
“后稷放帝子丹朱于丹水。”（注：后稷就是棄，他是帝堯的同父異母兄弟，被舜任命為后稷，后稷是主管農事的官名。）
這些記載，完全顛覆了儒學史學傳統的“禪讓”美德。原來舜是發動政變，囚禁了帝堯，又斬斷了帝堯與兒子丹朱的聯繫，以此逼迫帝堯讓位！
原來這竟然是“禪讓”的真相。舜的手段，與後世的王莽並沒有多大不同，但是舜僥倖得到善名，而王莽卻得到惡名。
由此可見，《竹書紀年》裡的說法，與韓非子的說法並無二致。那麼，為什麼在學術發達的春秋戰國時代，只有韓非子提到帝堯是被舜逼迫讓位的呢？原因很簡單，因為其他人看不到內部史料。韓非子是韓國公子，而韓國與魏國都是從晉國分裂而來的，因此魏國史料中從五帝時代到晉國時代的記錄，在韓國也應該保留一份。韓非子以王室貴族的身份，自然有可能接觸到這些史料，因此他才能寫出“舜逼堯”的觀點。
當舜大權在握時，便開始清洗異己勢力，把刀口對準反對派，以武力手段鎮壓自己的對手。剷除“四凶”一直被儒家學派認為是舜的功績，由於漢代之後，儒學在中國文化中一枝獨秀，所以很少有人去置疑所謂“四凶”的說法。現在我們擺脫了傳統儒家史觀的束縛，可以好好探討一下“除四凶”的真相了。
“四凶”指的是共工、歡兜、三苗、鯀，其中共工、歡兜、鯀都是人名，三苗則是九黎分離出來的一個部落。在傳統儒家看來，四凶都是罪行滔天，十惡不赦，可是他們到底犯什麼罪，沒有人說得清楚。
先來看看《呂氏春秋》的說法：“堯以天下禪舜，鯀為諸侯，怒於堯說：‘得天之道者為帝，得地之道者為三公，今我得地之道，而不以我為三公。’欲得三公，怒甚猛獸，召之不來。帝舜於是磔殺之於羽山。”
再看看韓非子《外儲說》的說法：“堯欲傳天下於舜，鯀諫之曰：‘不祥哉，孰以天下而傳之於匹夫乎？’堯不聽，舉兵而誅殺鯀於羽山之郊。共工又諫之曰：‘孰以天下而傳之於匹夫乎？’堯不聽，又舉兵而誅殺共工於幽州之都。”
因此，共工與鯀被殺的原因只有一個：反對舜稱帝。
鯀與共工是因為反對舜而被殺死，這已經有明確的證據。那麼歡兜呢？歡兜之所以在劫難逃，是因為他與共工關係密切，他曾經在帝堯面前稱讚共工的業績。共工被流放乃至被誅，歡兜自然被牽連，流放到崇山，據說後來投南海自殺。
至於三苗，同樣是因為政治原因而遭到舜的鎮壓。晉人郭璞注《山海經》有這麼一句：“昔堯以天下讓舜，三苗之君非之，帝殺之，有苗民叛入南海，為三苗國。”
從上面可以看出來，所謂的“四凶”、“四罪”，其實根本不是因為這些人有什麼十惡不赦的罪行，而僅僅是因為他們反對舜，他們不過是政治鬥爭中的失敗者。這恰恰印證了“成王敗寇”的說法，成功的人就是聖人，失敗的人就是惡人，所以舜成為聖人，而鯀、共工、歡兜等則成為千年流傳的惡人。
從這裡也可以看出，舜取代堯，並非禪讓那麼平和、那麼一帆風順，實際上充滿了血腥的政治鬥爭。
遙遠的歷史已經無從考證。不過從墨子和韓非子的說法來看，我相信有不少君王被史書過度美化，同樣有不少君王被史書肆意抹黑。
被美化的君王，賢明都相似，不必多說。被黑化最嚴重的，應該就是商紂王了。很可能有不少破事兒都被算在他頭上。紂王不賢明是可以肯定的，但是既然你已經背了黑鍋，就不妨再多背一些。
韓非子還說過，商湯晚年，為了博取名聲，也假裝要禪讓，結果逼死了無辜的務光，與其他版本大相徑庭，人們也不知道該相信哪個。舜與堯的事兒，還真不好說。
但歷史大都如此，乾淨的被後世越描越白，最後身無瑕疵；不乾淨的越描越黑，最後臭不可聞。
舜囚堯更靠譜點!
三皇五帝的傳說，堯舜禹湯(聖君)是標杆，即使漢武康熙等大帝亦頂禮膜拜。特別是闡讓，更是被儒學吹成美德。
中國歷史是皇帝的家天下，父死子繼、兄終弟及是皇位承續的天條，闡讓?
闡讓都是篡權者弄的把戲，皇帝九五之尊至高無上，誰會心甘情願讓這出寶座?沒辦法，不讓就得死拉死拉的喲，吃飯的傢伙要緊呀!
闡讓是另類異端，古人沒有華盛頓、戴高樂那樣的胸懷。因此，舜囚堯更靠譜點。
問權為何物?直叫人生死相許，無它，因它可決定生死命運!叫你死活不成，讓你活死不了，就這麼任性、神奇!
除了堯舜禹，後面的二十多皇帝的禪讓，基本都是權臣脅迫下，不得不禪讓的，
堯舜禹是儒家的聖人，所以有孔子抬高他們的嫌疑，但從《韓非子》和《竹書紀年》看，他們也是一樣的權臣篡位。
這個其實沒什麼質疑，就是權臣篡位，只是這種公認了兩千多年的東西，沒人去反駁罷了，官方不可能反駁，民間反駁了聲音小，
這種把皇位傳給外人，不符合人性，人都是利己的聖人也是如此，別說一個國家的政權，就是一塊薄田，一件破棉襖都想留給兒子，
退一萬步，有人想傳給外姓人，結果就是外姓人把自己兒子孫子殺光，不然，皇位做得穩？別說外姓人，就是傳給弟弟，不傳給兒子，也會發生弟弟殺光自己的子孫的。
看看燕國的“子之之亂”和北宋趙光義，一個是傳給外姓人，一個人是“傳給”弟弟，結果就是內亂和弟弟殺了自己子孫。
我想，沒有誰可以偉大到，明知道傳給外人預示著自己的子孫被殺，還可以傳位給外人吧？
看看漢末到宋朝的歷史，權臣篡位的太多了吧？先秦臣權大於皇（王）權的也比比皆是。三皇五帝這種原始人社會，你還想他們能偉光正？能毫不利己專門利人？
連伊尹、周公這樣的儒家的聖人都是篡位的人，堯舜禹能高尚到哪裡去？
以現代人的思想去猜度古人是最大的問題，比如基諾族，解放前仍然處於氏族公社時期，現代人若沒有親眼見過恐怕無法相信這樣的存在。當時人們一直處於那種氛圍，禪讓未必一定充滿各種陰謀。特別是原始平均分配製情況下，領導人未必就是既得利益者。竹書紀年未必一定錯，但它以私有制的家天下思想猜度堯舜是很明顯的。而這種思想肯定會得到同樣處於私有制的戰國的人們和現代的我們的共鳴。但處在原始社會公有制下的人們可能認為禪讓是理所當然的事情，並沒有什麼血雨腥風。當然以上都是猜測，因為並沒有考古方面的證據，說白了就是沒有定論，一切皆有可能。陰謀論者更相信竹書紀年，理想主義者更相信儒家經典的記錄，但真相與什麼樣的相信無關，在沒有進一步的考古發現前無法判斷誰對誰錯。
真是唯一的，而假可以有很多樣式，所以我不說“更真”，只談“誰更可靠”。
1、《史記》來路清楚，《紀年》晦暗不明。《史記》是成書於西漢的傳世文獻，是二十四史之首，作者司馬遷出自史官世家，創作出《史記》也算是其父親的心願。《竹書紀年》據說是從西晉汲郡戰國魏王墓中盜掘出的一批竹書(世人稱《汲冢書》)當中的《紀年》十三篇，判為魏國史書，但宋以後汲冢書已佚失；明代藏書家範欽有本《竹書紀年》，號為“古本”；清道光年間進士朱右曾根據晉代以來其他書籍索引《紀年》的內容，而編成一本《汲冢紀年存真》，證明了明代版“古本”不可靠，《存真》遂稱“古本”，而明代版稱為“今本”；王國維根據《存真》編撰了一本《古本竹書紀年輯校》，《輯校》是關於《紀年》的最權威和最可靠的一本書。
2、《紀年》究竟有沒有說“舜囚堯”這個毀三觀的話，是不清楚的。即便是《輯校》，也不是《紀年》原本。沒有任何一本古書直言“紀年雲:舜囚堯”，只有過“竹書雲:”、“瑣語云：”，需知汲冢書皆是竹簡，而《瑣語》雖也出自汲冢，但被晉代人視為怪異之書。
3、那種認為儒家篡改歷史的觀點，是無法成立的。堯舜縱然是儒家所極推崇的人物，但並非只有儒家在稱頌他們，還有墨家、道家以及雜家呂不韋。從很多文獻中都能瞭解到人們對上古史描述的一致。(包括出土的東周時代的文獻)
4、法家之言可信嗎？聯繫法家的主張，想想近代康有為為了給維新變法造勢而作《孔子改制考》吧。《孔子改制考》本就是杜撰的，不可避免受到了時人的批評。
5、汲冢書與傳統敘述所矛盾的內容，已有部分被證偽。伊尹是千古良臣，但《紀年》說伊尹弄權而被殺，但殷墟甲骨卜辭中，伊尹配享商王般的祭祀，而且是商王室累代如此。
6、汲冢書出現的時間，晉武帝太康二年，非常微妙。晉武帝是篡魏而自立，司馬氏三代人把持朝政，架空君王，打擊異己，得國不正。
7、古今民風不同，古人更加淳樸，今人不能以個體有限的社會體驗、侷限的歷史認識來妄測古人。
8、禪讓制是怎樣的？我們以史記所述來認識禪位與血緣的關係。黃帝打敗了炎帝而未言“禪位”，所述顓頊、帝嚳亦極簡略，只是描述了堯禪位舜、舜禪位禹。炎黃不是同一部族，而顓頊、帝嚳、堯、舜、禹都是黃帝后人，Y染色體的遺傳。所以，禪讓是黃帝家族內部的權力交接。那時候，天下為公(，不似後世的“天下為家”)，以一族之力統攝天下的秩序，若頻繁內鬥，那麼從小處來說，可能導致權力旁落，家族可能衰落甚至部族遭遇厄運，從大處來說，會影響整個天下的安定。堯天舜日，傳族中賢者而不傳子，穩定過渡，和平交接，如何一定就不可能？
9、炎帝、五帝時代的“帝”與三代的“王”及後世的“皇帝”是不同的。炎帝是神農氏主導的時代，神農氏所長為穀物草藥，為後世稱頌。黃帝以戈止武，使四方臣服、朝貢，恢復了天下秩序。堯重視天文曆法而便民。舜大孝，能舉用賢能，使各司其事，鹹成厥功。禹治水，勘九州，定五服，功莫大焉。與後世“家天下”的強制的統治權不同，“帝”族的權位更大程度上依賴於其所受到的來自諸侯和黎庶的感佩，所以要傳賢不傳子，權力繼承問題還去徵詢四嶽。
10、禪讓並非歷史孤例：西方城邦文明初期，有城邦民主，那既是因為人口規模小，也是氏族時期的文化孑遺。古代以色列人的國家從其十二支系中選出國王。中國地區歷史、民族歷史上，契丹在阿保機以前的政治秩序，雲南有六詔。
禪讓制是和王權世襲制相對應的概念。禪讓制是“公天下”的體現，王權世襲制是“家天下”的體現。堯禪讓與舜、舜禪讓與禹，無論是自願的，還是被迫的，禪讓制都是客觀存在的，因為畢竟沒有形成王權世襲的先例。辯論是自願的還是被迫的，沒有任何意義也不會有結果，因為三千多年以前的事，而現在去猜度當時的聖人之心，是與非都不能令人信服。
唯一令人信服的就是“生產力決定生產關係”的哲學理論。在原始共產制經濟條件下，生產力水平低下，私有化程度很低，對權力的私有觀念也很淡薄，所以並不能排除自願禪讓王權的可能性。同時，禪讓制也已形成一種慣例，很難打破，即使有世襲的想法，也沒有打破禪讓慣例的實力，所以到舜帝時，仍繼續沿續禪讓制。隨著生產力的不斷髮展，私有化程度越來越高，部落首領大多轉化為世襲貴族，王權世襲的條件就越來越成熟了。到夏禹的時候，王權世襲的條件就已經完全成熟了。夏后氏不但由於治水功績而擁有崇高的威望，而且由於征伐三苗而擁有了絕對優勢的軍事實力。所以王權世襲制在夏王朝得到了實現。既使這樣，由於傳統的“禪讓”觀念沒有完全消除，擬受禪讓的伯益就藉此與夏啟爭奪王位。這就是《竹書紀年》中所說的“益幹啟位，啟殺之。”同時，與啟同姓的諸侯有扈氏更起兵反對，終被啟“剿絕其命”。啟排除了干擾，鞏固了世襲得來的王權，終於開啟了我用歷史上的“家天下”局面。
個人認為，孔孟極力強調並頌揚“禪讓”舊制，說:“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這裡面未免有理想主義的成分；《竹書紀年》“舜囚堯，復偃塞丹朱”的記載，以及韓非子所說的“舜逼堯，禹逼舜，湯放桀，武王伐紂，此四王者，人臣弒其君者也。”也都未免有偏激的成分。當時的實際情況，當是唐堯想讓其子丹朱繼位，但迫於禪讓慣例和虞舜的威望只好作罷。後來虞舜也想讓其子商均繼位，同樣的原因，迫於禪讓慣例和夏禹的崇高功績和威望，只好還是把王權禪讓了出去。堯和舜雖然有威望，但都沒有絕對實力強行實現王權世襲制，於是只好順水退舟實行禪讓，也不失聖賢之名。到夏禹之時，夏后氏已積累了崇高的威望和絕對的軍事實力，足以實現王權世襲制，於是把王位傳給了兒子啟，從此開始了我國文明時代的歷史。事實說明，王權世襲制能夠代替禪讓制，強力在實際上起了決定性的作用。私有化達到一定程度後，沒有哪個君王不想實現王權世襲制，實力不夠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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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類從原始公社漸漸脫離出來，生產力逐步提高，向國家政權制度進化。公有制還佔主導地位，當時人的思想意識還很純補，私有制的佔有慾僅僅在萌芽。在當時社會和自然環境下，私有化還形成氣候，只有在嚴重的私有化的慾望驅動下才構成殘酷的統治，爭奪政權的殘酷手段。
“史記”是乎合人類社會的發展規律的！
謝邀。聽說過“禪讓”，沒聽說過“闡讓”。
大家都拾前人牙慧，大家都人云亦云，這沒什麼，無論是學習、傳承或是繼承祖先的文化，這是必經歷的過程。一定說誰對誰錯，那就仁者見仁、智者見智了。個人較傾向於前者，有些人別和我來說當皇帝太累了責任太大了之類的理由，不說人性說什麼，對普通人來說，皇帝就是特權，是既得利益者，至於責任就是另一回事了。有人說：人類本性具有慈內殘外、自愛自衛兩重性，由慈內而自愛無私，由殘外而自衛自私。天之道損有餘補不足，人之道損不足奉有餘。人道就是生存慾望，有慾望必生私心，有私心必生妄念，有妄念必有掠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