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自信成為中國的國家信念
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大會是中國政治生活中最為重要的事件。新中國成立後，每一屆代表大會的主題報告，表明的都是中共治國理政的價值觀念與政策方向，其中一些關鍵詞也因此格外引人矚目。由習近平總書記所作的中共十九大報告中，“文化自信”被得到突出強調，成為這個世界上最大的執政黨衡量思想文化建設成就和確立自身歷史使命的重要維度，也是其建設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將予以堅持的基本方略之一，以及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本質行構成，尤其是報告第七部分把樹立高度的文化自信作為社會主義文化繁榮興盛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前提。
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大會是中國政治生活中最為重要的事件。新中國成立後，每一屆代表大會的主題報告，表明的都是中共治國理政的價值觀念與政策方向，其中一些關鍵詞也因此格外引人矚目。由習近平總書記所作的中共十九大報告中，“文化自信”被得到突出強調，成為這個世界上最大的執政黨衡量思想文化建設成就和確立自身歷史使命的重要維度，也是其建設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將予以堅持的基本方略之一，以及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本質行構成，尤其是報告第七部分把樹立高度的文化自信作為社會主義文化繁榮興盛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前提。
十九大報告中對於堅定文化自信問題，形成了一系列見解深刻、邏輯清晰、價值觀和意識形態明確的表達，如論述新時代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使命時，提出“全黨要更加自覺地增強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在論述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和基本方略時，“強調堅定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在論述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涵義時指出，“文化自信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發展中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在“堅定文化自信，推動社會主義文化繁榮興盛”的標題下論述道，“文化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靈魂。文化興國運興，文化強民族強。沒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沒有文化的繁榮興盛，就沒有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要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發展道路，激發全民族文化創新創造活力，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把文化自信提升到作為執政黨的中共的整體意志，並因此同時成為中國的國家信念，無疑是十九大報告中一個特別的亮點。
當然，對文化自信問題的重視和強調非今日始。從近處說，自5年前的2012年中共十八大報告中提出“三個自信”，即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之後，在追求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大背景下，文化自信對於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事業所具有的更為深層的、更為基本的意義被越來越深刻地認識到，因此“三個自信”順理成章擴展為“四個自信”。這期間，2014年2月24日，在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體學習中，習近平總書記提出要“增強文化自信和價值觀自信”。2014年12月20日，習近平在與澳門大學學生座談會時強調，“一定要通過學習樹立對五千多年文明的自豪感，樹立文化的自信、民族的自豪感”；“五千多年文明史，源遠流長。而且我們是沒有斷流的文化。建立制度自信、理論自信、道路自信，還有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是基礎。”2016年7月1日，習近平總書記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95週年大會上的講話中指出：“全黨要堅定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是更基礎、更廣泛、更深厚的自信。”
從遠處說，自一百年前新文化運動以來，長期存在著關於中國文化與發展道路的定位之爭，即使到了改革開放之後的20世紀80年代，中國文化還被許多人認為是“落後的”，把無數優秀的中華傳統文化視為國家發展的累贅，在骨子裡實際上是一種“文化自卑”。但隨著中國的發展走出一條具有自身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文化自信也隨之逐漸復甦。到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北京大學的著名學者季羨林教授甚至認為“21世紀是中國文化的世紀”。
毋庸諱言，近代之後中國人“文化自卑”心態的形成，是有歷史的根由的。本來，在近代之前，中國作為東亞國際體系的“天朝上國”，對自己的文化是有充分自信的。古代亞洲地區儒家文化圈的形成，依靠的也是“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的方式，是周邊國家仰慕中國文化而自覺學習的結果，並不像近代西方開拓殖民體系時依靠血與火來輸出自己的文化。開啟中國近代史的1840年鴉片戰爭失敗後，中國人也只是認為失敗的原因是武器不如人，於是興起了“洋務運動”，“師夷之長技以制夷”，堅持“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思想方法。即使1894年甲午戰爭失敗後，中國知識分子對於戰爭失敗原因的反思，超出了武器的層面而指向了清王朝的政治制度，但並未懷疑自己的文化。制度改良的主張逐漸引發了1898年的“戊戌變法”，力圖學習英日等國實行君主立憲制。然而，走制度改良道路的“戊戌變法”很快失敗了，從根本上推翻清王朝的革命才成為時代主題，此後便有了孫中山先生領導的辛亥革命並於1912年成立了中華民國。推翻清王朝的革命成功與中華民國的成立，寄託著中國人民在政治制度上追求民主自由以及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希望。但是，人們很快發現，中華民國並沒能解決中國社會各種危機，外部仍然面臨列強入侵，內部反而陷入軍閥混戰。至此，在近代中國衰落的背景下，中國人民經過以武器強國的“洋務運動”、政治制度改良、推翻清王朝的制度革命以及創建新國家政權等努力，都沒能實現民族國家的獨立、富強問題，反而越來越深地陷入民族危亡的危機之中。這才促使當時的中國知識分子把解決中國政治與社會問題、實現中華民族復興的方案指向了文化批判和文化改造，懷疑中國“落後就要捱打”的根源在於中國不行。中國人的“文化自卑”情結開始萌生，自古以來的中華文化自信再也難以維持。20世紀30年代起來甚至出現中國知識分子對於中國文化的“全盤西化”論。這種文化自卑深深地影響了中國前後上百年、上下幾代人的心態。直到近年來，世紀輪迴，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主題越來越明確的背景下，重建中國的文化自信成為一種內在文化精神的呼喚和煥發國家發展潛力的動力需求。歷史的回顧可以使我們看到，文化自信在今天被提升為中國的國家信念，是近代以來中國國民心態的一次鳳凰涅槃。
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大會是中國政治生活中最為重要的事件。新中國成立後，每一屆代表大會的主題報告，表明的都是中共治國理政的價值觀念與政策方向，其中一些關鍵詞也因此格外引人矚目。由習近平總書記所作的中共十九大報告中，“文化自信”被得到突出強調，成為這個世界上最大的執政黨衡量思想文化建設成就和確立自身歷史使命的重要維度，也是其建設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將予以堅持的基本方略之一，以及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本質行構成，尤其是報告第七部分把樹立高度的文化自信作為社會主義文化繁榮興盛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前提。
十九大報告中對於堅定文化自信問題，形成了一系列見解深刻、邏輯清晰、價值觀和意識形態明確的表達，如論述新時代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使命時，提出“全黨要更加自覺地增強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在論述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和基本方略時，“強調堅定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在論述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涵義時指出，“文化自信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發展中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在“堅定文化自信，推動社會主義文化繁榮興盛”的標題下論述道，“文化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靈魂。文化興國運興，文化強民族強。沒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沒有文化的繁榮興盛，就沒有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要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發展道路，激發全民族文化創新創造活力，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把文化自信提升到作為執政黨的中共的整體意志，並因此同時成為中國的國家信念，無疑是十九大報告中一個特別的亮點。
當然，對文化自信問題的重視和強調非今日始。從近處說，自5年前的2012年中共十八大報告中提出“三個自信”，即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之後，在追求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大背景下，文化自信對於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事業所具有的更為深層的、更為基本的意義被越來越深刻地認識到，因此“三個自信”順理成章擴展為“四個自信”。這期間，2014年2月24日，在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體學習中，習近平總書記提出要“增強文化自信和價值觀自信”。2014年12月20日，習近平在與澳門大學學生座談會時強調，“一定要通過學習樹立對五千多年文明的自豪感，樹立文化的自信、民族的自豪感”；“五千多年文明史，源遠流長。而且我們是沒有斷流的文化。建立制度自信、理論自信、道路自信，還有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是基礎。”2016年7月1日，習近平總書記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95週年大會上的講話中指出：“全黨要堅定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是更基礎、更廣泛、更深厚的自信。”
從遠處說，自一百年前新文化運動以來，長期存在著關於中國文化與發展道路的定位之爭，即使到了改革開放之後的20世紀80年代，中國文化還被許多人認為是“落後的”，把無數優秀的中華傳統文化視為國家發展的累贅，在骨子裡實際上是一種“文化自卑”。但隨著中國的發展走出一條具有自身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文化自信也隨之逐漸復甦。到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北京大學的著名學者季羨林教授甚至認為“21世紀是中國文化的世紀”。
毋庸諱言，近代之後中國人“文化自卑”心態的形成，是有歷史的根由的。本來，在近代之前，中國作為東亞國際體系的“天朝上國”，對自己的文化是有充分自信的。古代亞洲地區儒家文化圈的形成，依靠的也是“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的方式，是周邊國家仰慕中國文化而自覺學習的結果，並不像近代西方開拓殖民體系時依靠血與火來輸出自己的文化。開啟中國近代史的1840年鴉片戰爭失敗後，中國人也只是認為失敗的原因是武器不如人，於是興起了“洋務運動”，“師夷之長技以制夷”，堅持“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思想方法。即使1894年甲午戰爭失敗後，中國知識分子對於戰爭失敗原因的反思，超出了武器的層面而指向了清王朝的政治制度，但並未懷疑自己的文化。制度改良的主張逐漸引發了1898年的“戊戌變法”，力圖學習英日等國實行君主立憲制。然而，走制度改良道路的“戊戌變法”很快失敗了，從根本上推翻清王朝的革命才成為時代主題，此後便有了孫中山先生領導的辛亥革命並於1912年成立了中華民國。推翻清王朝的革命成功與中華民國的成立，寄託著中國人民在政治制度上追求民主自由以及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希望。但是，人們很快發現，中華民國並沒能解決中國社會各種危機，外部仍然面臨列強入侵，內部反而陷入軍閥混戰。至此，在近代中國衰落的背景下，中國人民經過以武器強國的“洋務運動”、政治制度改良、推翻清王朝的制度革命以及創建新國家政權等努力，都沒能實現民族國家的獨立、富強問題，反而越來越深地陷入民族危亡的危機之中。這才促使當時的中國知識分子把解決中國政治與社會問題、實現中華民族復興的方案指向了文化批判和文化改造，懷疑中國“落後就要捱打”的根源在於中國不行。中國人的“文化自卑”情結開始萌生，自古以來的中華文化自信再也難以維持。20世紀30年代起來甚至出現中國知識分子對於中國文化的“全盤西化”論。這種文化自卑深深地影響了中國前後上百年、上下幾代人的心態。直到近年來，世紀輪迴，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主題越來越明確的背景下，重建中國的文化自信成為一種內在文化精神的呼喚和煥發國家發展潛力的動力需求。歷史的回顧可以使我們看到，文化自信在今天被提升為中國的國家信念，是近代以來中國國民心態的一次鳳凰涅槃。
五千年光輝燦爛的中國文化，是中華民族身份認同的血脈，是中國人民的精神家園，是來自傳統、走向現代的中國進行國家定位的基本依據。近代以來中國人民之所以能夠經歷無數艱難險阻而重新崛起，自強不息，知恥而後勇，為了贏得革命和建設事業的勝利，發揚“愚公移山”精神，更有“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擔當，其基本的信念就來自中國文化底蘊。在一個權力和利益競爭激烈的“現實主義”世界裡，中國以“和為貴”、“兼愛、非攻”的和平主義，以“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同理心，以求同存異的包容主張，為世界和平做出了巨大貢獻，並以親、誠、惠、容精神來處理與周邊國家關係，普遍的夥伴外交，消除了許多衝突增進人民友誼，創造了國際和平環境，這一切也都源自深厚的中國文化。中國文化中的許多價值觀，如講求和諧、中庸與包容，對於解決全球化時代的矛盾、推進全球治理具有獨特功能。至於解決國內問題的一些創新性方案，如“一國兩制”、“發展是硬道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等等，也是根植於中國文化的務實精神。中國文化的現代價值，不勝枚舉。中國人民有理由堅定文化自信，文化自信也必將是未來中國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深入持久力量。
（作者：張志洲 北京外國語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