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稱張聞天為“明君”的背後
文/張家康
毛澤東、張聞天相識並共事於1933年1月中旬，在涉身嚴酷的政治、軍事鬥爭中，張聞天越來越真誠地服膺毛澤東，最早從右傾中央突圍出來，為遵義會議的召開作了積極的準備。遵義會議上，毛澤東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常委，張聞天取博古而代之，當選為總書記。由此如張聞天所說：“實際上開始了以毛澤東同志為領導中心的中央的建立。”1943年3月，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毛澤東被推選為中央政治局、中央書記處主席，自此由張聞天到毛澤東，真正順利地完成了名義領袖向實際領袖的過渡。
“擔架上的陰謀”
紅軍長征中的最高決策者是由博古、李德、周恩來組成的“最高三人團”。張聞天、毛澤東和王稼祥隨“中央隊”行動。此時，毛澤東的惡性瘧疾還未痊癒，王稼祥負傷也未痊癒。他們三人，毛、王兩人由擔架抬著，張聞天騎著馬與他們二人同行。“最高三人團”被惡劣的軍事形勢所困擾，根本顧及不到毛、張、王三人。他們一路行軍一路交談。美國著名作家哈里森·索爾茲伯裡詼諧地把這稱之為“擔架上的陰謀”，他說：“在擔架上和篝火旁的朝夕相處，使毛澤東和王稼祥互相越來越瞭解，並有機會分析在江西所發生的事情，以及長征途中的情況。……不到一個月的時間，王便倒向了毛的一邊。後來，毛澤東認為在擊敗李德和博古的鬥爭中，他起了最重要的作用。”
“洛甫（即張聞天）幾個月來一直在向毛澤東靠攏。他們夏天在雲石山的多次談話已使洛甫相信毛是正確的。”“毛澤東、洛甫和王稼祥不久便取得一致意見，他們認為應該儘早要求召開會議，以解決軍事領導權的問題。事情發展到這一地步，李德和博古註定要失敗了。”
1934年12月12日，張聞天來到毛澤東住處，向他通報紅軍在突破四道封鎖線後的嚴重傷亡情況。毛澤東認為紅軍應改變行軍方向，必須取消向紅二、六軍團會合的作戰意圖，因為敵人已經在那裡佈置好了包圍圈，紅軍應向敵人力量薄弱的貴州進軍。次日，在湖南省通道縣召開的中共中央負責人的緊急會議上，張聞天支持毛澤東的這一建議，主張放棄與二、六軍團會合，改向貴州進軍。
李德、博古卻不能正視這一正確意見，仍然固執己見，命令紅軍繼續與二、六軍團會合。12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黎平召開會議，在有關紅軍行動方針的問題上，張聞天與毛澤東意見一致，並堅定地支持毛澤東的意見，再次否定李德、博古的意見。
文/張家康
毛澤東、張聞天相識並共事於1933年1月中旬，在涉身嚴酷的政治、軍事鬥爭中，張聞天越來越真誠地服膺毛澤東，最早從右傾中央突圍出來，為遵義會議的召開作了積極的準備。遵義會議上，毛澤東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常委，張聞天取博古而代之，當選為總書記。由此如張聞天所說：“實際上開始了以毛澤東同志為領導中心的中央的建立。”1943年3月，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毛澤東被推選為中央政治局、中央書記處主席，自此由張聞天到毛澤東，真正順利地完成了名義領袖向實際領袖的過渡。
“擔架上的陰謀”
紅軍長征中的最高決策者是由博古、李德、周恩來組成的“最高三人團”。張聞天、毛澤東和王稼祥隨“中央隊”行動。此時，毛澤東的惡性瘧疾還未痊癒，王稼祥負傷也未痊癒。他們三人，毛、王兩人由擔架抬著，張聞天騎著馬與他們二人同行。“最高三人團”被惡劣的軍事形勢所困擾，根本顧及不到毛、張、王三人。他們一路行軍一路交談。美國著名作家哈里森·索爾茲伯裡詼諧地把這稱之為“擔架上的陰謀”，他說：“在擔架上和篝火旁的朝夕相處，使毛澤東和王稼祥互相越來越瞭解，並有機會分析在江西所發生的事情，以及長征途中的情況。……不到一個月的時間，王便倒向了毛的一邊。後來，毛澤東認為在擊敗李德和博古的鬥爭中，他起了最重要的作用。”
“洛甫（即張聞天）幾個月來一直在向毛澤東靠攏。他們夏天在雲石山的多次談話已使洛甫相信毛是正確的。”“毛澤東、洛甫和王稼祥不久便取得一致意見，他們認為應該儘早要求召開會議，以解決軍事領導權的問題。事情發展到這一地步，李德和博古註定要失敗了。”
1934年12月12日，張聞天來到毛澤東住處，向他通報紅軍在突破四道封鎖線後的嚴重傷亡情況。毛澤東認為紅軍應改變行軍方向，必須取消向紅二、六軍團會合的作戰意圖，因為敵人已經在那裡佈置好了包圍圈，紅軍應向敵人力量薄弱的貴州進軍。次日，在湖南省通道縣召開的中共中央負責人的緊急會議上，張聞天支持毛澤東的這一建議，主張放棄與二、六軍團會合，改向貴州進軍。
李德、博古卻不能正視這一正確意見，仍然固執己見，命令紅軍繼續與二、六軍團會合。12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黎平召開會議，在有關紅軍行動方針的問題上，張聞天與毛澤東意見一致，並堅定地支持毛澤東的意見，再次否定李德、博古的意見。
◆黎平會議舊址。
李德，一個剛剛從蘇聯伏龍芝軍事學院畢業的德國人，指導以農村為依存地，以農民為主要成份的紅軍，所憑藉的就是那幾本軍事教材，而博古惟一的長處就是多讀了幾本馬列的書，獨獨缺乏的就是戰爭的歷練、戰爭的經驗。他在軍事上的惟有依靠李德，除卻不懂軍事外，其更深的寓意是把李德當作“鍾馗”，以此更有效地維護自己的權威。年青氣盛的博古和欽差大臣的李德，當然不會心甘情願地讓自己的意見被否定，紅軍的行動方針的爭論仍在繼續中，這也就必然影響到紅軍的出路和前途。
與此同時，張聞天也在思考著這樣的問題，紅軍繼續交由博古、李德指揮是否妥當。12月20日，行軍至黃平一片茂密的橘林時，張聞天和王稼祥利用休息的時候，交流了對當前形勢的看法。兩人都對紅軍的前途與命運擔憂。張聞天說：“這仗這樣打看起來不行，還是要毛澤東同志出來，毛澤東同志打仗有辦法，比我們有辦法。”王稼祥將此話告訴了彭德懷，這話很快又在劉伯承等幾位紅軍領導人中傳開來，大家都認為張聞天的意見是對的，毛澤東是到了出來指揮紅軍的時候了。
1935年1月1日，中央政治局在貴州省甕安縣猴場召開會議，張聞天在會上繼續反對博古、李德的意見，贊同毛澤東的主張。針對李德無視中革軍委集體領導的現象，會議作出決定：“關於作戰方針，以及作戰時間與地點的選擇，軍委必須在政治局會議上作報告。”對博古、李德的獨斷專行作出了限制。在向遵義的行軍途中，又停止了李德對紅軍的指揮權。張聞天在這之中起了極其重要的作用。據延安時期在毛澤東身邊工作的師哲回憶：“我回到延安以後，毛澤東常給我講‘黨史’，其中說過這樣的話：‘張聞天在中央蘇區是頗有影響的人物，這不只是因為他的地位和身份，還有他本身的因素。因而，在長征路上，我以很大耐心，隱忍著種種的痛苦去接近他，苦口婆心地開導他，說服他，陳述自己對一些重大問題的觀點。’毛澤東認為，只要能爭取到張聞天，問題就解決了一大半。”
文/張家康
毛澤東、張聞天相識並共事於1933年1月中旬，在涉身嚴酷的政治、軍事鬥爭中，張聞天越來越真誠地服膺毛澤東，最早從右傾中央突圍出來，為遵義會議的召開作了積極的準備。遵義會議上，毛澤東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常委，張聞天取博古而代之，當選為總書記。由此如張聞天所說：“實際上開始了以毛澤東同志為領導中心的中央的建立。”1943年3月，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毛澤東被推選為中央政治局、中央書記處主席，自此由張聞天到毛澤東，真正順利地完成了名義領袖向實際領袖的過渡。
“擔架上的陰謀”
紅軍長征中的最高決策者是由博古、李德、周恩來組成的“最高三人團”。張聞天、毛澤東和王稼祥隨“中央隊”行動。此時，毛澤東的惡性瘧疾還未痊癒，王稼祥負傷也未痊癒。他們三人，毛、王兩人由擔架抬著，張聞天騎著馬與他們二人同行。“最高三人團”被惡劣的軍事形勢所困擾，根本顧及不到毛、張、王三人。他們一路行軍一路交談。美國著名作家哈里森·索爾茲伯裡詼諧地把這稱之為“擔架上的陰謀”，他說：“在擔架上和篝火旁的朝夕相處，使毛澤東和王稼祥互相越來越瞭解，並有機會分析在江西所發生的事情，以及長征途中的情況。……不到一個月的時間，王便倒向了毛的一邊。後來，毛澤東認為在擊敗李德和博古的鬥爭中，他起了最重要的作用。”
“洛甫（即張聞天）幾個月來一直在向毛澤東靠攏。他們夏天在雲石山的多次談話已使洛甫相信毛是正確的。”“毛澤東、洛甫和王稼祥不久便取得一致意見，他們認為應該儘早要求召開會議，以解決軍事領導權的問題。事情發展到這一地步，李德和博古註定要失敗了。”
1934年12月12日，張聞天來到毛澤東住處，向他通報紅軍在突破四道封鎖線後的嚴重傷亡情況。毛澤東認為紅軍應改變行軍方向，必須取消向紅二、六軍團會合的作戰意圖，因為敵人已經在那裡佈置好了包圍圈，紅軍應向敵人力量薄弱的貴州進軍。次日，在湖南省通道縣召開的中共中央負責人的緊急會議上，張聞天支持毛澤東的這一建議，主張放棄與二、六軍團會合，改向貴州進軍。
李德、博古卻不能正視這一正確意見，仍然固執己見，命令紅軍繼續與二、六軍團會合。12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黎平召開會議，在有關紅軍行動方針的問題上，張聞天與毛澤東意見一致，並堅定地支持毛澤東的意見，再次否定李德、博古的意見。
◆黎平會議舊址。
李德，一個剛剛從蘇聯伏龍芝軍事學院畢業的德國人，指導以農村為依存地，以農民為主要成份的紅軍，所憑藉的就是那幾本軍事教材，而博古惟一的長處就是多讀了幾本馬列的書，獨獨缺乏的就是戰爭的歷練、戰爭的經驗。他在軍事上的惟有依靠李德，除卻不懂軍事外，其更深的寓意是把李德當作“鍾馗”，以此更有效地維護自己的權威。年青氣盛的博古和欽差大臣的李德，當然不會心甘情願地讓自己的意見被否定，紅軍的行動方針的爭論仍在繼續中，這也就必然影響到紅軍的出路和前途。
與此同時，張聞天也在思考著這樣的問題，紅軍繼續交由博古、李德指揮是否妥當。12月20日，行軍至黃平一片茂密的橘林時，張聞天和王稼祥利用休息的時候，交流了對當前形勢的看法。兩人都對紅軍的前途與命運擔憂。張聞天說：“這仗這樣打看起來不行，還是要毛澤東同志出來，毛澤東同志打仗有辦法，比我們有辦法。”王稼祥將此話告訴了彭德懷，這話很快又在劉伯承等幾位紅軍領導人中傳開來，大家都認為張聞天的意見是對的，毛澤東是到了出來指揮紅軍的時候了。
1935年1月1日，中央政治局在貴州省甕安縣猴場召開會議，張聞天在會上繼續反對博古、李德的意見，贊同毛澤東的主張。針對李德無視中革軍委集體領導的現象，會議作出決定：“關於作戰方針，以及作戰時間與地點的選擇，軍委必須在政治局會議上作報告。”對博古、李德的獨斷專行作出了限制。在向遵義的行軍途中，又停止了李德對紅軍的指揮權。張聞天在這之中起了極其重要的作用。據延安時期在毛澤東身邊工作的師哲回憶：“我回到延安以後，毛澤東常給我講‘黨史’，其中說過這樣的話：‘張聞天在中央蘇區是頗有影響的人物，這不只是因為他的地位和身份，還有他本身的因素。因而，在長征路上，我以很大耐心，隱忍著種種的痛苦去接近他，苦口婆心地開導他，說服他，陳述自己對一些重大問題的觀點。’毛澤東認為，只要能爭取到張聞天，問題就解決了一大半。”
◆猴場會議室內景。
1935年1月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在遵義召開，博古首先作第五次反“圍剿”的總結報告，周恩來作副報告。張聞天作了反對單純防禦軍事路線的報告，又稱“反報告”。這個“反報告”的主要內容，多是毛澤東的主要觀點。以張聞天在黨內可與周恩來比肩的地位，他的這份“反報告”的分量是可想而知的。“反報告”旗幟鮮明地否定單純防禦的軍事路線，用事實列舉和批評博古、李德在軍事上的一系列嚴重錯誤。
接著，毛澤東作了重要發言，王稼祥、周恩來、朱德都在發言中批評李德、博古的軍事領導的錯誤。會議決定取消三人團，取消李德、博古的軍事指揮權，增選毛澤東為政治局常委。朱德、周恩來仍是最高軍事首長，周恩來是黨內委派的軍事上的最高負責者，在政治局常委中，毛澤東為周恩來的軍事指揮上的幫助者。會議推選張聞天為中共中央總書記。張聞天后來在《從福建事變到遵義會議》中，這樣評價這次劃時代的會議，他說：“沒有遵義會議，紅軍在李德、博古領導下會被打散，黨中央的領導及大批幹部會遭受嚴重的損失。遵義會議在緊急關頭挽救了黨，挽救了紅軍，這是第一。第二，遵義會議改變了領導，實際上開始了以毛澤東同志為領導中心的中央的建立。第三，遵義會議克服了‘左’傾機會主義，首先在革命戰爭的領導上。第四，教條宗派開始了政治上組織上的分裂。這個會議的功績，當然屬於毛澤東同志，我不過是一個配角而已。”
北上南下之爭
1935年6月，紅一、四方面軍在懋功勝利會師。會師後，張國燾自恃所率四方面軍人多勢眾且武器裝備好，聽不進中央北上的正確意見，而要堅持他的南下方針，可要實際執行南下方針，他又多少有所顧忌，因為，紅一方面軍高層多是中央政治局委員，而四方面軍中只有他一人是中央政治局委員，他沒有能力決定整個紅軍的走向。於是，他以“我軍宜速決統一指揮的組織問題”為由，提出“充實總司令部”的要求，其實質就是向中央要權。張聞天和毛澤東也考慮到一、四方面軍會師後的“組織問題”，確實需要調整。張聞天曾從團結的願望出發，提出將自己的總書記一職讓於張國燾，毛澤東則堅決不同意，據張聞天夫人、時任紅一方面軍中央隊祕書劉英回憶：“毛主席說：‘張國燾是個實力派，他有野心，我看不給他一個相當的職位，一、四方面軍很難合成一股繩。’毛主席分析，張國燾想當軍委主席，這個職務現在由朱總司令擔任，他沒法取代。但只當副主席，同恩來、稼祥平起平坐，他不甘心。聞天跟毛主席說：‘我這個總書記的位子讓給他好了。’毛主席說：‘不行。他要抓軍權，你給他做總書記，他說不定還不滿意，但真讓他坐上這個寶座，可又麻煩了。’考慮來考慮去，毛主席說：‘讓他當總政委吧。’毛主席的意思是儘量考慮他的要求，但軍權又不能讓他全抓去。”
張國燾擔任了紅軍總政委後，雖然勉勉強強帶領四方面軍北上，可到了毛兒蓋後，他又變卦了，繼續向中央要權，提出了一個四方面軍十幾個幹部為中央委員、政治局委員及書記處書記的名單，並擺出一副不達目的誓不罷休的架勢，一、四方面軍陡然處於極為惡劣的關係，中央三令五申的兩軍團結北上的指示，早就被他置之腦後。
張聞天、毛澤東等中央領導從全局考慮，著眼於一、四方面軍共同團結北上，於沙窩召開中央政治局會議，並由張聞天起草《沙窩會議決議》，有力而策略地批評了張國燾的“西進”和“南下”的錯誤方針。同時，也部分地滿足了張國燾的要求，補選陳昌浩為中央委員、政治局委員；周純全為中央委員、政治局候補委員，徐向前為中央委員；何畏、李先念、傅鍾為候補中央委員。
文/張家康
毛澤東、張聞天相識並共事於1933年1月中旬，在涉身嚴酷的政治、軍事鬥爭中，張聞天越來越真誠地服膺毛澤東，最早從右傾中央突圍出來，為遵義會議的召開作了積極的準備。遵義會議上，毛澤東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常委，張聞天取博古而代之，當選為總書記。由此如張聞天所說：“實際上開始了以毛澤東同志為領導中心的中央的建立。”1943年3月，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毛澤東被推選為中央政治局、中央書記處主席，自此由張聞天到毛澤東，真正順利地完成了名義領袖向實際領袖的過渡。
“擔架上的陰謀”
紅軍長征中的最高決策者是由博古、李德、周恩來組成的“最高三人團”。張聞天、毛澤東和王稼祥隨“中央隊”行動。此時，毛澤東的惡性瘧疾還未痊癒，王稼祥負傷也未痊癒。他們三人，毛、王兩人由擔架抬著，張聞天騎著馬與他們二人同行。“最高三人團”被惡劣的軍事形勢所困擾，根本顧及不到毛、張、王三人。他們一路行軍一路交談。美國著名作家哈里森·索爾茲伯裡詼諧地把這稱之為“擔架上的陰謀”，他說：“在擔架上和篝火旁的朝夕相處，使毛澤東和王稼祥互相越來越瞭解，並有機會分析在江西所發生的事情，以及長征途中的情況。……不到一個月的時間，王便倒向了毛的一邊。後來，毛澤東認為在擊敗李德和博古的鬥爭中，他起了最重要的作用。”
“洛甫（即張聞天）幾個月來一直在向毛澤東靠攏。他們夏天在雲石山的多次談話已使洛甫相信毛是正確的。”“毛澤東、洛甫和王稼祥不久便取得一致意見，他們認為應該儘早要求召開會議，以解決軍事領導權的問題。事情發展到這一地步，李德和博古註定要失敗了。”
1934年12月12日，張聞天來到毛澤東住處，向他通報紅軍在突破四道封鎖線後的嚴重傷亡情況。毛澤東認為紅軍應改變行軍方向，必須取消向紅二、六軍團會合的作戰意圖，因為敵人已經在那裡佈置好了包圍圈，紅軍應向敵人力量薄弱的貴州進軍。次日，在湖南省通道縣召開的中共中央負責人的緊急會議上，張聞天支持毛澤東的這一建議，主張放棄與二、六軍團會合，改向貴州進軍。
李德、博古卻不能正視這一正確意見，仍然固執己見，命令紅軍繼續與二、六軍團會合。12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黎平召開會議，在有關紅軍行動方針的問題上，張聞天與毛澤東意見一致，並堅定地支持毛澤東的意見，再次否定李德、博古的意見。
◆黎平會議舊址。
李德，一個剛剛從蘇聯伏龍芝軍事學院畢業的德國人，指導以農村為依存地，以農民為主要成份的紅軍，所憑藉的就是那幾本軍事教材，而博古惟一的長處就是多讀了幾本馬列的書，獨獨缺乏的就是戰爭的歷練、戰爭的經驗。他在軍事上的惟有依靠李德，除卻不懂軍事外，其更深的寓意是把李德當作“鍾馗”，以此更有效地維護自己的權威。年青氣盛的博古和欽差大臣的李德，當然不會心甘情願地讓自己的意見被否定，紅軍的行動方針的爭論仍在繼續中，這也就必然影響到紅軍的出路和前途。
與此同時，張聞天也在思考著這樣的問題，紅軍繼續交由博古、李德指揮是否妥當。12月20日，行軍至黃平一片茂密的橘林時，張聞天和王稼祥利用休息的時候，交流了對當前形勢的看法。兩人都對紅軍的前途與命運擔憂。張聞天說：“這仗這樣打看起來不行，還是要毛澤東同志出來，毛澤東同志打仗有辦法，比我們有辦法。”王稼祥將此話告訴了彭德懷，這話很快又在劉伯承等幾位紅軍領導人中傳開來，大家都認為張聞天的意見是對的，毛澤東是到了出來指揮紅軍的時候了。
1935年1月1日，中央政治局在貴州省甕安縣猴場召開會議，張聞天在會上繼續反對博古、李德的意見，贊同毛澤東的主張。針對李德無視中革軍委集體領導的現象，會議作出決定：“關於作戰方針，以及作戰時間與地點的選擇，軍委必須在政治局會議上作報告。”對博古、李德的獨斷專行作出了限制。在向遵義的行軍途中，又停止了李德對紅軍的指揮權。張聞天在這之中起了極其重要的作用。據延安時期在毛澤東身邊工作的師哲回憶：“我回到延安以後，毛澤東常給我講‘黨史’，其中說過這樣的話：‘張聞天在中央蘇區是頗有影響的人物，這不只是因為他的地位和身份，還有他本身的因素。因而，在長征路上，我以很大耐心，隱忍著種種的痛苦去接近他，苦口婆心地開導他，說服他，陳述自己對一些重大問題的觀點。’毛澤東認為，只要能爭取到張聞天，問題就解決了一大半。”
◆猴場會議室內景。
1935年1月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在遵義召開，博古首先作第五次反“圍剿”的總結報告，周恩來作副報告。張聞天作了反對單純防禦軍事路線的報告，又稱“反報告”。這個“反報告”的主要內容，多是毛澤東的主要觀點。以張聞天在黨內可與周恩來比肩的地位，他的這份“反報告”的分量是可想而知的。“反報告”旗幟鮮明地否定單純防禦的軍事路線，用事實列舉和批評博古、李德在軍事上的一系列嚴重錯誤。
接著，毛澤東作了重要發言，王稼祥、周恩來、朱德都在發言中批評李德、博古的軍事領導的錯誤。會議決定取消三人團，取消李德、博古的軍事指揮權，增選毛澤東為政治局常委。朱德、周恩來仍是最高軍事首長，周恩來是黨內委派的軍事上的最高負責者，在政治局常委中，毛澤東為周恩來的軍事指揮上的幫助者。會議推選張聞天為中共中央總書記。張聞天后來在《從福建事變到遵義會議》中，這樣評價這次劃時代的會議，他說：“沒有遵義會議，紅軍在李德、博古領導下會被打散，黨中央的領導及大批幹部會遭受嚴重的損失。遵義會議在緊急關頭挽救了黨，挽救了紅軍，這是第一。第二，遵義會議改變了領導，實際上開始了以毛澤東同志為領導中心的中央的建立。第三，遵義會議克服了‘左’傾機會主義，首先在革命戰爭的領導上。第四，教條宗派開始了政治上組織上的分裂。這個會議的功績，當然屬於毛澤東同志，我不過是一個配角而已。”
北上南下之爭
1935年6月，紅一、四方面軍在懋功勝利會師。會師後，張國燾自恃所率四方面軍人多勢眾且武器裝備好，聽不進中央北上的正確意見，而要堅持他的南下方針，可要實際執行南下方針，他又多少有所顧忌，因為，紅一方面軍高層多是中央政治局委員，而四方面軍中只有他一人是中央政治局委員，他沒有能力決定整個紅軍的走向。於是，他以“我軍宜速決統一指揮的組織問題”為由，提出“充實總司令部”的要求，其實質就是向中央要權。張聞天和毛澤東也考慮到一、四方面軍會師後的“組織問題”，確實需要調整。張聞天曾從團結的願望出發，提出將自己的總書記一職讓於張國燾，毛澤東則堅決不同意，據張聞天夫人、時任紅一方面軍中央隊祕書劉英回憶：“毛主席說：‘張國燾是個實力派，他有野心，我看不給他一個相當的職位，一、四方面軍很難合成一股繩。’毛主席分析，張國燾想當軍委主席，這個職務現在由朱總司令擔任，他沒法取代。但只當副主席，同恩來、稼祥平起平坐，他不甘心。聞天跟毛主席說：‘我這個總書記的位子讓給他好了。’毛主席說：‘不行。他要抓軍權，你給他做總書記，他說不定還不滿意，但真讓他坐上這個寶座，可又麻煩了。’考慮來考慮去，毛主席說：‘讓他當總政委吧。’毛主席的意思是儘量考慮他的要求，但軍權又不能讓他全抓去。”
張國燾擔任了紅軍總政委後，雖然勉勉強強帶領四方面軍北上，可到了毛兒蓋後，他又變卦了，繼續向中央要權，提出了一個四方面軍十幾個幹部為中央委員、政治局委員及書記處書記的名單，並擺出一副不達目的誓不罷休的架勢，一、四方面軍陡然處於極為惡劣的關係，中央三令五申的兩軍團結北上的指示，早就被他置之腦後。
張聞天、毛澤東等中央領導從全局考慮，著眼於一、四方面軍共同團結北上，於沙窩召開中央政治局會議，並由張聞天起草《沙窩會議決議》，有力而策略地批評了張國燾的“西進”和“南下”的錯誤方針。同時，也部分地滿足了張國燾的要求，補選陳昌浩為中央委員、政治局委員；周純全為中央委員、政治局候補委員，徐向前為中央委員；何畏、李先念、傅鍾為候補中央委員。
◆沙窩會議通過的《關於一、四方面軍會合後的形勢與任務的決議》。
張國燾一再向中央討價還價的“組織問題”，說穿了，就是要讓四方面軍的幹部在中央、中央政治局佔據多數，以取得決策的話語權。因此，他對沙窩會議的組織調整，仍然不是十分滿意。毛澤東和張聞天都洞察到張國燾的心機，就是要擴大四方面軍在政治局的席位，以多數來控制中共中央。這當然是張國燾的一廂情願。
沙窩會議後，中共中央決定將一、四方面軍混編為左、右路軍。一方面軍的一、三軍團和四方面軍的四、三十軍為右路軍，隨中共中央行動，由毛澤東、周恩來、徐向前率領，在毛兒蓋集結後，向班佑、巴西地區挺進；四方面軍的九、三十一、三十三軍和一方面軍的五、九軍團為左路軍，由張國燾、朱德率領，在馬塘、卓克基集結後，再向阿壩地區挺進，由阿壩東進到班佑，與右路軍會合後，兩軍共同向甘南進軍。
紅軍兵分兩路後，張國燾並沒按照中央既定的行軍路線，而是堅持他的西出阿壩，佔領青海、甘肅邊遠地區的行軍路線。這是條危險之途，無論是天時還是地利，都是險象環生。中共中央得知這一決定後，立即致電張國燾，耐心地予以說服，希望張國燾能放棄這條錯誤的路線，可適得其反，張國燾仍是固執己見，一意孤行。
中央政治局在毛兒蓋召開會議，就行軍路線問題進行討論，會議堅持認為，紅軍應向東發展，目前左路軍應儘快向右路軍靠攏。張國燾沒有參加毛兒蓋會議，但是，中央通過多種方式向他轉達會議精神，要求他率左路軍“迅速出墨窪、班佑，出洮河左岸，然後並望東進。”張國燾根本不理會中央的要求，要麼按兵不動，要麼欲行又止，要麼卻步不前。他的思想根源仍是反對中央的北上方針，堅持自己的南下路線。
文/張家康
毛澤東、張聞天相識並共事於1933年1月中旬，在涉身嚴酷的政治、軍事鬥爭中，張聞天越來越真誠地服膺毛澤東，最早從右傾中央突圍出來，為遵義會議的召開作了積極的準備。遵義會議上，毛澤東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常委，張聞天取博古而代之，當選為總書記。由此如張聞天所說：“實際上開始了以毛澤東同志為領導中心的中央的建立。”1943年3月，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毛澤東被推選為中央政治局、中央書記處主席，自此由張聞天到毛澤東，真正順利地完成了名義領袖向實際領袖的過渡。
“擔架上的陰謀”
紅軍長征中的最高決策者是由博古、李德、周恩來組成的“最高三人團”。張聞天、毛澤東和王稼祥隨“中央隊”行動。此時，毛澤東的惡性瘧疾還未痊癒，王稼祥負傷也未痊癒。他們三人，毛、王兩人由擔架抬著，張聞天騎著馬與他們二人同行。“最高三人團”被惡劣的軍事形勢所困擾，根本顧及不到毛、張、王三人。他們一路行軍一路交談。美國著名作家哈里森·索爾茲伯裡詼諧地把這稱之為“擔架上的陰謀”，他說：“在擔架上和篝火旁的朝夕相處，使毛澤東和王稼祥互相越來越瞭解，並有機會分析在江西所發生的事情，以及長征途中的情況。……不到一個月的時間，王便倒向了毛的一邊。後來，毛澤東認為在擊敗李德和博古的鬥爭中，他起了最重要的作用。”
“洛甫（即張聞天）幾個月來一直在向毛澤東靠攏。他們夏天在雲石山的多次談話已使洛甫相信毛是正確的。”“毛澤東、洛甫和王稼祥不久便取得一致意見，他們認為應該儘早要求召開會議，以解決軍事領導權的問題。事情發展到這一地步，李德和博古註定要失敗了。”
1934年12月12日，張聞天來到毛澤東住處，向他通報紅軍在突破四道封鎖線後的嚴重傷亡情況。毛澤東認為紅軍應改變行軍方向，必須取消向紅二、六軍團會合的作戰意圖，因為敵人已經在那裡佈置好了包圍圈，紅軍應向敵人力量薄弱的貴州進軍。次日，在湖南省通道縣召開的中共中央負責人的緊急會議上，張聞天支持毛澤東的這一建議，主張放棄與二、六軍團會合，改向貴州進軍。
李德、博古卻不能正視這一正確意見，仍然固執己見，命令紅軍繼續與二、六軍團會合。12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黎平召開會議，在有關紅軍行動方針的問題上，張聞天與毛澤東意見一致，並堅定地支持毛澤東的意見，再次否定李德、博古的意見。
◆黎平會議舊址。
李德，一個剛剛從蘇聯伏龍芝軍事學院畢業的德國人，指導以農村為依存地，以農民為主要成份的紅軍，所憑藉的就是那幾本軍事教材，而博古惟一的長處就是多讀了幾本馬列的書，獨獨缺乏的就是戰爭的歷練、戰爭的經驗。他在軍事上的惟有依靠李德，除卻不懂軍事外，其更深的寓意是把李德當作“鍾馗”，以此更有效地維護自己的權威。年青氣盛的博古和欽差大臣的李德，當然不會心甘情願地讓自己的意見被否定，紅軍的行動方針的爭論仍在繼續中，這也就必然影響到紅軍的出路和前途。
與此同時，張聞天也在思考著這樣的問題，紅軍繼續交由博古、李德指揮是否妥當。12月20日，行軍至黃平一片茂密的橘林時，張聞天和王稼祥利用休息的時候，交流了對當前形勢的看法。兩人都對紅軍的前途與命運擔憂。張聞天說：“這仗這樣打看起來不行，還是要毛澤東同志出來，毛澤東同志打仗有辦法，比我們有辦法。”王稼祥將此話告訴了彭德懷，這話很快又在劉伯承等幾位紅軍領導人中傳開來，大家都認為張聞天的意見是對的，毛澤東是到了出來指揮紅軍的時候了。
1935年1月1日，中央政治局在貴州省甕安縣猴場召開會議，張聞天在會上繼續反對博古、李德的意見，贊同毛澤東的主張。針對李德無視中革軍委集體領導的現象，會議作出決定：“關於作戰方針，以及作戰時間與地點的選擇，軍委必須在政治局會議上作報告。”對博古、李德的獨斷專行作出了限制。在向遵義的行軍途中，又停止了李德對紅軍的指揮權。張聞天在這之中起了極其重要的作用。據延安時期在毛澤東身邊工作的師哲回憶：“我回到延安以後，毛澤東常給我講‘黨史’，其中說過這樣的話：‘張聞天在中央蘇區是頗有影響的人物，這不只是因為他的地位和身份，還有他本身的因素。因而，在長征路上，我以很大耐心，隱忍著種種的痛苦去接近他，苦口婆心地開導他，說服他，陳述自己對一些重大問題的觀點。’毛澤東認為，只要能爭取到張聞天，問題就解決了一大半。”
◆猴場會議室內景。
1935年1月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在遵義召開，博古首先作第五次反“圍剿”的總結報告，周恩來作副報告。張聞天作了反對單純防禦軍事路線的報告，又稱“反報告”。這個“反報告”的主要內容，多是毛澤東的主要觀點。以張聞天在黨內可與周恩來比肩的地位，他的這份“反報告”的分量是可想而知的。“反報告”旗幟鮮明地否定單純防禦的軍事路線，用事實列舉和批評博古、李德在軍事上的一系列嚴重錯誤。
接著，毛澤東作了重要發言，王稼祥、周恩來、朱德都在發言中批評李德、博古的軍事領導的錯誤。會議決定取消三人團，取消李德、博古的軍事指揮權，增選毛澤東為政治局常委。朱德、周恩來仍是最高軍事首長，周恩來是黨內委派的軍事上的最高負責者，在政治局常委中，毛澤東為周恩來的軍事指揮上的幫助者。會議推選張聞天為中共中央總書記。張聞天后來在《從福建事變到遵義會議》中，這樣評價這次劃時代的會議，他說：“沒有遵義會議，紅軍在李德、博古領導下會被打散，黨中央的領導及大批幹部會遭受嚴重的損失。遵義會議在緊急關頭挽救了黨，挽救了紅軍，這是第一。第二，遵義會議改變了領導，實際上開始了以毛澤東同志為領導中心的中央的建立。第三，遵義會議克服了‘左’傾機會主義，首先在革命戰爭的領導上。第四，教條宗派開始了政治上組織上的分裂。這個會議的功績，當然屬於毛澤東同志，我不過是一個配角而已。”
北上南下之爭
1935年6月，紅一、四方面軍在懋功勝利會師。會師後，張國燾自恃所率四方面軍人多勢眾且武器裝備好，聽不進中央北上的正確意見，而要堅持他的南下方針，可要實際執行南下方針，他又多少有所顧忌，因為，紅一方面軍高層多是中央政治局委員，而四方面軍中只有他一人是中央政治局委員，他沒有能力決定整個紅軍的走向。於是，他以“我軍宜速決統一指揮的組織問題”為由，提出“充實總司令部”的要求，其實質就是向中央要權。張聞天和毛澤東也考慮到一、四方面軍會師後的“組織問題”，確實需要調整。張聞天曾從團結的願望出發，提出將自己的總書記一職讓於張國燾，毛澤東則堅決不同意，據張聞天夫人、時任紅一方面軍中央隊祕書劉英回憶：“毛主席說：‘張國燾是個實力派，他有野心，我看不給他一個相當的職位，一、四方面軍很難合成一股繩。’毛主席分析，張國燾想當軍委主席，這個職務現在由朱總司令擔任，他沒法取代。但只當副主席，同恩來、稼祥平起平坐，他不甘心。聞天跟毛主席說：‘我這個總書記的位子讓給他好了。’毛主席說：‘不行。他要抓軍權，你給他做總書記，他說不定還不滿意，但真讓他坐上這個寶座，可又麻煩了。’考慮來考慮去，毛主席說：‘讓他當總政委吧。’毛主席的意思是儘量考慮他的要求，但軍權又不能讓他全抓去。”
張國燾擔任了紅軍總政委後，雖然勉勉強強帶領四方面軍北上，可到了毛兒蓋後，他又變卦了，繼續向中央要權，提出了一個四方面軍十幾個幹部為中央委員、政治局委員及書記處書記的名單，並擺出一副不達目的誓不罷休的架勢，一、四方面軍陡然處於極為惡劣的關係，中央三令五申的兩軍團結北上的指示，早就被他置之腦後。
張聞天、毛澤東等中央領導從全局考慮，著眼於一、四方面軍共同團結北上，於沙窩召開中央政治局會議，並由張聞天起草《沙窩會議決議》，有力而策略地批評了張國燾的“西進”和“南下”的錯誤方針。同時，也部分地滿足了張國燾的要求，補選陳昌浩為中央委員、政治局委員；周純全為中央委員、政治局候補委員，徐向前為中央委員；何畏、李先念、傅鍾為候補中央委員。
◆沙窩會議通過的《關於一、四方面軍會合後的形勢與任務的決議》。
張國燾一再向中央討價還價的“組織問題”，說穿了，就是要讓四方面軍的幹部在中央、中央政治局佔據多數，以取得決策的話語權。因此，他對沙窩會議的組織調整，仍然不是十分滿意。毛澤東和張聞天都洞察到張國燾的心機，就是要擴大四方面軍在政治局的席位，以多數來控制中共中央。這當然是張國燾的一廂情願。
沙窩會議後，中共中央決定將一、四方面軍混編為左、右路軍。一方面軍的一、三軍團和四方面軍的四、三十軍為右路軍，隨中共中央行動，由毛澤東、周恩來、徐向前率領，在毛兒蓋集結後，向班佑、巴西地區挺進；四方面軍的九、三十一、三十三軍和一方面軍的五、九軍團為左路軍，由張國燾、朱德率領，在馬塘、卓克基集結後，再向阿壩地區挺進，由阿壩東進到班佑，與右路軍會合後，兩軍共同向甘南進軍。
紅軍兵分兩路後，張國燾並沒按照中央既定的行軍路線，而是堅持他的西出阿壩，佔領青海、甘肅邊遠地區的行軍路線。這是條危險之途，無論是天時還是地利，都是險象環生。中共中央得知這一決定後，立即致電張國燾，耐心地予以說服，希望張國燾能放棄這條錯誤的路線，可適得其反，張國燾仍是固執己見，一意孤行。
中央政治局在毛兒蓋召開會議，就行軍路線問題進行討論，會議堅持認為，紅軍應向東發展，目前左路軍應儘快向右路軍靠攏。張國燾沒有參加毛兒蓋會議，但是，中央通過多種方式向他轉達會議精神，要求他率左路軍“迅速出墨窪、班佑，出洮河左岸，然後並望東進。”張國燾根本不理會中央的要求，要麼按兵不動，要麼欲行又止，要麼卻步不前。他的思想根源仍是反對中央的北上方針，堅持自己的南下路線。
◆毛澤東與張國燾。
右路軍到達班佑、巴西地區後就地休整，可怎麼也等不來左路軍。張聞天、毛澤東等中央領導同志仍然寬容忍讓，不急不躁，電文交加，予以開導，勸告直至命令。張國燾根本聽不進去，反以“噶曲河水漲，上下三十里均無徒涉點”為藉口，不向右路軍靠攏，要向阿壩轉移，並以紅軍總司令部的名義，要中共中央和右路軍南下。
毛澤東、張聞天對張國燾的電文從未間斷，詞懇情切，一片至誠，可並沒打動張國燾。9月9日，張國燾徑自給陳昌浩發來電報，繼續鼓吹“乘勢南下”，甚至令他率右路軍“南下”，“徹底開展黨內鬥爭”。這份密電送交時，陳昌浩正在會上作報告，最先被前敵總指揮部參謀長葉劍英閱知，葉劍英頓覺事關重大，立即乘機來到中央駐地，將電文交予毛澤東閱讀。毛澤東讀後，立即同張聞天等討論，他們得出了一致的結論，再費口舌說服張國燾北上，不僅毫無結果，甚至會導致兩軍分裂的結局。
他們立即果斷地率右路軍中的紅一、三軍團和軍委縱隊先行北上。部隊經兩天的急行軍，於9月11日到達甘肅南部邊境迭部縣的俄界。張聞天代表中共中央三番五次致電張國燾，希望他們放棄南下。針對張國燾的錯誤，中共中央在俄界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毛澤東在會上作報告，指出：“張國燾抵抗中央決議是不對的。”張聞天作總結髮言，更明確地指出：“這是兩條路線的鬥爭。一條是中央的路線，一條是右傾的軍閥主義。”並說張國燾“其前途必然是組織第二黨”。結果不幸而言中，張國燾真的另立中央，直至叛黨而去。
獨立自主之爭
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後，斯大林針對中共中央所提獨立自主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惟恐得罪蔣介石，而使蘇聯在與希特勒作戰時失去東面屏障，即派王明飛回中國，以督促中共執行統一戰線的政策，維護好與國民黨的關係。王明於1937年11月29日飛到延安，僅隔十天，即12月9日，便以“欽差大臣”的身份，提議中共中央召開政治局會議，意圖推翻洛川會議的一系列正確的意見和主張，這便是史稱的“十二月會議”。
毛澤東曾說過：“王明問題的關鍵、癥結所在，就是他對自己的事（指中國革命，作者注）考慮的太少了，對別人的事（指蘇聯，作者注）卻操心太多了。”正是秉承這樣的意旨，王明在會上反對在統一戰線中堅持無產階級的領導權，不主張把國民黨“分成左、中、右三派”，並說“空喊無產階級領導是不行的，空喊領導只有嚇走同盟軍”。他甚至說：“紅軍的改編不僅名義改變，而內容也改變了”，那就是“擁護統一指揮，八路軍也要統一受蔣指揮，我們不怕統一紀律，統一作戰計劃，統一給養。”王明在發言中一再說明，這些都包含有斯大林和共產國際的指示，以至在中共高層產生了一定的思想混亂。
針對王明的很有背景的發難，毛澤東和張聞天也從維護共產國際紀律和大局出發，作出了一定程度的妥協。張聞天對王明所批評的“對國民黨轉變估計不足”的說法，也表示承認並做了檢討。毛澤東也表示同意王明的這一說法。但在總的路線和方針上，他們是一點也沒有動搖。張聞天肯定地說：“洛川會議決定獨立自主的山地游擊戰，基本上是正確的。”王明很不滿意張聞天的講話，又批評張聞天對統一戰線的中心問題“國共合作瞭解不夠”。毛澤東針對王明對張聞天的批評再次發言強調：洛川會議的戰略方針是對的，統一指揮是相對的，紅軍的戰略方針是獨立自主的山地游擊戰，在有利條件下打運動戰。
文/張家康
毛澤東、張聞天相識並共事於1933年1月中旬，在涉身嚴酷的政治、軍事鬥爭中，張聞天越來越真誠地服膺毛澤東，最早從右傾中央突圍出來，為遵義會議的召開作了積極的準備。遵義會議上，毛澤東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常委，張聞天取博古而代之，當選為總書記。由此如張聞天所說：“實際上開始了以毛澤東同志為領導中心的中央的建立。”1943年3月，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毛澤東被推選為中央政治局、中央書記處主席，自此由張聞天到毛澤東，真正順利地完成了名義領袖向實際領袖的過渡。
“擔架上的陰謀”
紅軍長征中的最高決策者是由博古、李德、周恩來組成的“最高三人團”。張聞天、毛澤東和王稼祥隨“中央隊”行動。此時，毛澤東的惡性瘧疾還未痊癒，王稼祥負傷也未痊癒。他們三人，毛、王兩人由擔架抬著，張聞天騎著馬與他們二人同行。“最高三人團”被惡劣的軍事形勢所困擾，根本顧及不到毛、張、王三人。他們一路行軍一路交談。美國著名作家哈里森·索爾茲伯裡詼諧地把這稱之為“擔架上的陰謀”，他說：“在擔架上和篝火旁的朝夕相處，使毛澤東和王稼祥互相越來越瞭解，並有機會分析在江西所發生的事情，以及長征途中的情況。……不到一個月的時間，王便倒向了毛的一邊。後來，毛澤東認為在擊敗李德和博古的鬥爭中，他起了最重要的作用。”
“洛甫（即張聞天）幾個月來一直在向毛澤東靠攏。他們夏天在雲石山的多次談話已使洛甫相信毛是正確的。”“毛澤東、洛甫和王稼祥不久便取得一致意見，他們認為應該儘早要求召開會議，以解決軍事領導權的問題。事情發展到這一地步，李德和博古註定要失敗了。”
1934年12月12日，張聞天來到毛澤東住處，向他通報紅軍在突破四道封鎖線後的嚴重傷亡情況。毛澤東認為紅軍應改變行軍方向，必須取消向紅二、六軍團會合的作戰意圖，因為敵人已經在那裡佈置好了包圍圈，紅軍應向敵人力量薄弱的貴州進軍。次日，在湖南省通道縣召開的中共中央負責人的緊急會議上，張聞天支持毛澤東的這一建議，主張放棄與二、六軍團會合，改向貴州進軍。
李德、博古卻不能正視這一正確意見，仍然固執己見，命令紅軍繼續與二、六軍團會合。12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黎平召開會議，在有關紅軍行動方針的問題上，張聞天與毛澤東意見一致，並堅定地支持毛澤東的意見，再次否定李德、博古的意見。
◆黎平會議舊址。
李德，一個剛剛從蘇聯伏龍芝軍事學院畢業的德國人，指導以農村為依存地，以農民為主要成份的紅軍，所憑藉的就是那幾本軍事教材，而博古惟一的長處就是多讀了幾本馬列的書，獨獨缺乏的就是戰爭的歷練、戰爭的經驗。他在軍事上的惟有依靠李德，除卻不懂軍事外，其更深的寓意是把李德當作“鍾馗”，以此更有效地維護自己的權威。年青氣盛的博古和欽差大臣的李德，當然不會心甘情願地讓自己的意見被否定，紅軍的行動方針的爭論仍在繼續中，這也就必然影響到紅軍的出路和前途。
與此同時，張聞天也在思考著這樣的問題，紅軍繼續交由博古、李德指揮是否妥當。12月20日，行軍至黃平一片茂密的橘林時，張聞天和王稼祥利用休息的時候，交流了對當前形勢的看法。兩人都對紅軍的前途與命運擔憂。張聞天說：“這仗這樣打看起來不行，還是要毛澤東同志出來，毛澤東同志打仗有辦法，比我們有辦法。”王稼祥將此話告訴了彭德懷，這話很快又在劉伯承等幾位紅軍領導人中傳開來，大家都認為張聞天的意見是對的，毛澤東是到了出來指揮紅軍的時候了。
1935年1月1日，中央政治局在貴州省甕安縣猴場召開會議，張聞天在會上繼續反對博古、李德的意見，贊同毛澤東的主張。針對李德無視中革軍委集體領導的現象，會議作出決定：“關於作戰方針，以及作戰時間與地點的選擇，軍委必須在政治局會議上作報告。”對博古、李德的獨斷專行作出了限制。在向遵義的行軍途中，又停止了李德對紅軍的指揮權。張聞天在這之中起了極其重要的作用。據延安時期在毛澤東身邊工作的師哲回憶：“我回到延安以後，毛澤東常給我講‘黨史’，其中說過這樣的話：‘張聞天在中央蘇區是頗有影響的人物，這不只是因為他的地位和身份，還有他本身的因素。因而，在長征路上，我以很大耐心，隱忍著種種的痛苦去接近他，苦口婆心地開導他，說服他，陳述自己對一些重大問題的觀點。’毛澤東認為，只要能爭取到張聞天，問題就解決了一大半。”
◆猴場會議室內景。
1935年1月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在遵義召開，博古首先作第五次反“圍剿”的總結報告，周恩來作副報告。張聞天作了反對單純防禦軍事路線的報告，又稱“反報告”。這個“反報告”的主要內容，多是毛澤東的主要觀點。以張聞天在黨內可與周恩來比肩的地位，他的這份“反報告”的分量是可想而知的。“反報告”旗幟鮮明地否定單純防禦的軍事路線，用事實列舉和批評博古、李德在軍事上的一系列嚴重錯誤。
接著，毛澤東作了重要發言，王稼祥、周恩來、朱德都在發言中批評李德、博古的軍事領導的錯誤。會議決定取消三人團，取消李德、博古的軍事指揮權，增選毛澤東為政治局常委。朱德、周恩來仍是最高軍事首長，周恩來是黨內委派的軍事上的最高負責者，在政治局常委中，毛澤東為周恩來的軍事指揮上的幫助者。會議推選張聞天為中共中央總書記。張聞天后來在《從福建事變到遵義會議》中，這樣評價這次劃時代的會議，他說：“沒有遵義會議，紅軍在李德、博古領導下會被打散，黨中央的領導及大批幹部會遭受嚴重的損失。遵義會議在緊急關頭挽救了黨，挽救了紅軍，這是第一。第二，遵義會議改變了領導，實際上開始了以毛澤東同志為領導中心的中央的建立。第三，遵義會議克服了‘左’傾機會主義，首先在革命戰爭的領導上。第四，教條宗派開始了政治上組織上的分裂。這個會議的功績，當然屬於毛澤東同志，我不過是一個配角而已。”
北上南下之爭
1935年6月，紅一、四方面軍在懋功勝利會師。會師後，張國燾自恃所率四方面軍人多勢眾且武器裝備好，聽不進中央北上的正確意見，而要堅持他的南下方針，可要實際執行南下方針，他又多少有所顧忌，因為，紅一方面軍高層多是中央政治局委員，而四方面軍中只有他一人是中央政治局委員，他沒有能力決定整個紅軍的走向。於是，他以“我軍宜速決統一指揮的組織問題”為由，提出“充實總司令部”的要求，其實質就是向中央要權。張聞天和毛澤東也考慮到一、四方面軍會師後的“組織問題”，確實需要調整。張聞天曾從團結的願望出發，提出將自己的總書記一職讓於張國燾，毛澤東則堅決不同意，據張聞天夫人、時任紅一方面軍中央隊祕書劉英回憶：“毛主席說：‘張國燾是個實力派，他有野心，我看不給他一個相當的職位，一、四方面軍很難合成一股繩。’毛主席分析，張國燾想當軍委主席，這個職務現在由朱總司令擔任，他沒法取代。但只當副主席，同恩來、稼祥平起平坐，他不甘心。聞天跟毛主席說：‘我這個總書記的位子讓給他好了。’毛主席說：‘不行。他要抓軍權，你給他做總書記，他說不定還不滿意，但真讓他坐上這個寶座，可又麻煩了。’考慮來考慮去，毛主席說：‘讓他當總政委吧。’毛主席的意思是儘量考慮他的要求，但軍權又不能讓他全抓去。”
張國燾擔任了紅軍總政委後，雖然勉勉強強帶領四方面軍北上，可到了毛兒蓋後，他又變卦了，繼續向中央要權，提出了一個四方面軍十幾個幹部為中央委員、政治局委員及書記處書記的名單，並擺出一副不達目的誓不罷休的架勢，一、四方面軍陡然處於極為惡劣的關係，中央三令五申的兩軍團結北上的指示，早就被他置之腦後。
張聞天、毛澤東等中央領導從全局考慮，著眼於一、四方面軍共同團結北上，於沙窩召開中央政治局會議，並由張聞天起草《沙窩會議決議》，有力而策略地批評了張國燾的“西進”和“南下”的錯誤方針。同時，也部分地滿足了張國燾的要求，補選陳昌浩為中央委員、政治局委員；周純全為中央委員、政治局候補委員，徐向前為中央委員；何畏、李先念、傅鍾為候補中央委員。
◆沙窩會議通過的《關於一、四方面軍會合後的形勢與任務的決議》。
張國燾一再向中央討價還價的“組織問題”，說穿了，就是要讓四方面軍的幹部在中央、中央政治局佔據多數，以取得決策的話語權。因此，他對沙窩會議的組織調整，仍然不是十分滿意。毛澤東和張聞天都洞察到張國燾的心機，就是要擴大四方面軍在政治局的席位，以多數來控制中共中央。這當然是張國燾的一廂情願。
沙窩會議後，中共中央決定將一、四方面軍混編為左、右路軍。一方面軍的一、三軍團和四方面軍的四、三十軍為右路軍，隨中共中央行動，由毛澤東、周恩來、徐向前率領，在毛兒蓋集結後，向班佑、巴西地區挺進；四方面軍的九、三十一、三十三軍和一方面軍的五、九軍團為左路軍，由張國燾、朱德率領，在馬塘、卓克基集結後，再向阿壩地區挺進，由阿壩東進到班佑，與右路軍會合後，兩軍共同向甘南進軍。
紅軍兵分兩路後，張國燾並沒按照中央既定的行軍路線，而是堅持他的西出阿壩，佔領青海、甘肅邊遠地區的行軍路線。這是條危險之途，無論是天時還是地利，都是險象環生。中共中央得知這一決定後，立即致電張國燾，耐心地予以說服，希望張國燾能放棄這條錯誤的路線，可適得其反，張國燾仍是固執己見，一意孤行。
中央政治局在毛兒蓋召開會議，就行軍路線問題進行討論，會議堅持認為，紅軍應向東發展，目前左路軍應儘快向右路軍靠攏。張國燾沒有參加毛兒蓋會議，但是，中央通過多種方式向他轉達會議精神，要求他率左路軍“迅速出墨窪、班佑，出洮河左岸，然後並望東進。”張國燾根本不理會中央的要求，要麼按兵不動，要麼欲行又止，要麼卻步不前。他的思想根源仍是反對中央的北上方針，堅持自己的南下路線。
◆毛澤東與張國燾。
右路軍到達班佑、巴西地區後就地休整，可怎麼也等不來左路軍。張聞天、毛澤東等中央領導同志仍然寬容忍讓，不急不躁，電文交加，予以開導，勸告直至命令。張國燾根本聽不進去，反以“噶曲河水漲，上下三十里均無徒涉點”為藉口，不向右路軍靠攏，要向阿壩轉移，並以紅軍總司令部的名義，要中共中央和右路軍南下。
毛澤東、張聞天對張國燾的電文從未間斷，詞懇情切，一片至誠，可並沒打動張國燾。9月9日，張國燾徑自給陳昌浩發來電報，繼續鼓吹“乘勢南下”，甚至令他率右路軍“南下”，“徹底開展黨內鬥爭”。這份密電送交時，陳昌浩正在會上作報告，最先被前敵總指揮部參謀長葉劍英閱知，葉劍英頓覺事關重大，立即乘機來到中央駐地，將電文交予毛澤東閱讀。毛澤東讀後，立即同張聞天等討論，他們得出了一致的結論，再費口舌說服張國燾北上，不僅毫無結果，甚至會導致兩軍分裂的結局。
他們立即果斷地率右路軍中的紅一、三軍團和軍委縱隊先行北上。部隊經兩天的急行軍，於9月11日到達甘肅南部邊境迭部縣的俄界。張聞天代表中共中央三番五次致電張國燾，希望他們放棄南下。針對張國燾的錯誤，中共中央在俄界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毛澤東在會上作報告，指出：“張國燾抵抗中央決議是不對的。”張聞天作總結髮言，更明確地指出：“這是兩條路線的鬥爭。一條是中央的路線，一條是右傾的軍閥主義。”並說張國燾“其前途必然是組織第二黨”。結果不幸而言中，張國燾真的另立中央，直至叛黨而去。
獨立自主之爭
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後，斯大林針對中共中央所提獨立自主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惟恐得罪蔣介石，而使蘇聯在與希特勒作戰時失去東面屏障，即派王明飛回中國，以督促中共執行統一戰線的政策，維護好與國民黨的關係。王明於1937年11月29日飛到延安，僅隔十天，即12月9日，便以“欽差大臣”的身份，提議中共中央召開政治局會議，意圖推翻洛川會議的一系列正確的意見和主張，這便是史稱的“十二月會議”。
毛澤東曾說過：“王明問題的關鍵、癥結所在，就是他對自己的事（指中國革命，作者注）考慮的太少了，對別人的事（指蘇聯，作者注）卻操心太多了。”正是秉承這樣的意旨，王明在會上反對在統一戰線中堅持無產階級的領導權，不主張把國民黨“分成左、中、右三派”，並說“空喊無產階級領導是不行的，空喊領導只有嚇走同盟軍”。他甚至說：“紅軍的改編不僅名義改變，而內容也改變了”，那就是“擁護統一指揮，八路軍也要統一受蔣指揮，我們不怕統一紀律，統一作戰計劃，統一給養。”王明在發言中一再說明，這些都包含有斯大林和共產國際的指示，以至在中共高層產生了一定的思想混亂。
針對王明的很有背景的發難，毛澤東和張聞天也從維護共產國際紀律和大局出發，作出了一定程度的妥協。張聞天對王明所批評的“對國民黨轉變估計不足”的說法，也表示承認並做了檢討。毛澤東也表示同意王明的這一說法。但在總的路線和方針上，他們是一點也沒有動搖。張聞天肯定地說：“洛川會議決定獨立自主的山地游擊戰，基本上是正確的。”王明很不滿意張聞天的講話，又批評張聞天對統一戰線的中心問題“國共合作瞭解不夠”。毛澤東針對王明對張聞天的批評再次發言強調：洛川會議的戰略方針是對的，統一指揮是相對的，紅軍的戰略方針是獨立自主的山地游擊戰，在有利條件下打運動戰。
◆1937年12月，毛澤東參加中共中央在延安召開的政治局會議。左起，前排：項英、凱豐、王明、陳雲、劉少奇；後排：彭德懷、張聞天、張國燾、林伯渠、博古、周恩來、毛澤東。
十二月會議上，王明企圖以新的會議決議代替洛川會議決議，但他的這一動議，由於毛澤東、張聞天的堅持而沒有形成，因此，王明的錯誤影響也就未波及全局。王明對此一直不滿，他後來抱怨十二月會議“沒有寫成一個決議”，“對國民黨提議的意見沒有寫出來，這是政治上的損失”。
距十二月會議不到三個月的時間，中共中央又在延安召開政治局會議，史稱“三月政治局會議”。王明仍在會上兜售其主張，即一切聽命於服從於國民黨，中共是既不要爭取領導權，更不能再提獨立自主的原則。毛澤東、張聞天對王明的錯誤觀點，明確發表了反對的意見。毛澤東認為，國共合作無論採取什麼形式，都必須要保證共產黨的獨立性。同時提出要“大大發展黨員，中央應有新的決議”。張聞天作了長篇發言，其中國共合作的內容既是對毛澤東講話的發揮，也是對王明的針對性的批評，他說：“歷史決定了國共兩黨需要合作，但是合作中是存在著兩黨爭取領導權的問題。”“我們一方面要保持與國民黨的合作，同時也要發展自己的力量，在鞏固國共兩黨合作原則下求得我黨力量的鞏固與擴大。”
文/張家康
毛澤東、張聞天相識並共事於1933年1月中旬，在涉身嚴酷的政治、軍事鬥爭中，張聞天越來越真誠地服膺毛澤東，最早從右傾中央突圍出來，為遵義會議的召開作了積極的準備。遵義會議上，毛澤東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常委，張聞天取博古而代之，當選為總書記。由此如張聞天所說：“實際上開始了以毛澤東同志為領導中心的中央的建立。”1943年3月，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毛澤東被推選為中央政治局、中央書記處主席，自此由張聞天到毛澤東，真正順利地完成了名義領袖向實際領袖的過渡。
“擔架上的陰謀”
紅軍長征中的最高決策者是由博古、李德、周恩來組成的“最高三人團”。張聞天、毛澤東和王稼祥隨“中央隊”行動。此時，毛澤東的惡性瘧疾還未痊癒，王稼祥負傷也未痊癒。他們三人，毛、王兩人由擔架抬著，張聞天騎著馬與他們二人同行。“最高三人團”被惡劣的軍事形勢所困擾，根本顧及不到毛、張、王三人。他們一路行軍一路交談。美國著名作家哈里森·索爾茲伯裡詼諧地把這稱之為“擔架上的陰謀”，他說：“在擔架上和篝火旁的朝夕相處，使毛澤東和王稼祥互相越來越瞭解，並有機會分析在江西所發生的事情，以及長征途中的情況。……不到一個月的時間，王便倒向了毛的一邊。後來，毛澤東認為在擊敗李德和博古的鬥爭中，他起了最重要的作用。”
“洛甫（即張聞天）幾個月來一直在向毛澤東靠攏。他們夏天在雲石山的多次談話已使洛甫相信毛是正確的。”“毛澤東、洛甫和王稼祥不久便取得一致意見，他們認為應該儘早要求召開會議，以解決軍事領導權的問題。事情發展到這一地步，李德和博古註定要失敗了。”
1934年12月12日，張聞天來到毛澤東住處，向他通報紅軍在突破四道封鎖線後的嚴重傷亡情況。毛澤東認為紅軍應改變行軍方向，必須取消向紅二、六軍團會合的作戰意圖，因為敵人已經在那裡佈置好了包圍圈，紅軍應向敵人力量薄弱的貴州進軍。次日，在湖南省通道縣召開的中共中央負責人的緊急會議上，張聞天支持毛澤東的這一建議，主張放棄與二、六軍團會合，改向貴州進軍。
李德、博古卻不能正視這一正確意見，仍然固執己見，命令紅軍繼續與二、六軍團會合。12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黎平召開會議，在有關紅軍行動方針的問題上，張聞天與毛澤東意見一致，並堅定地支持毛澤東的意見，再次否定李德、博古的意見。
◆黎平會議舊址。
李德，一個剛剛從蘇聯伏龍芝軍事學院畢業的德國人，指導以農村為依存地，以農民為主要成份的紅軍，所憑藉的就是那幾本軍事教材，而博古惟一的長處就是多讀了幾本馬列的書，獨獨缺乏的就是戰爭的歷練、戰爭的經驗。他在軍事上的惟有依靠李德，除卻不懂軍事外，其更深的寓意是把李德當作“鍾馗”，以此更有效地維護自己的權威。年青氣盛的博古和欽差大臣的李德，當然不會心甘情願地讓自己的意見被否定，紅軍的行動方針的爭論仍在繼續中，這也就必然影響到紅軍的出路和前途。
與此同時，張聞天也在思考著這樣的問題，紅軍繼續交由博古、李德指揮是否妥當。12月20日，行軍至黃平一片茂密的橘林時，張聞天和王稼祥利用休息的時候，交流了對當前形勢的看法。兩人都對紅軍的前途與命運擔憂。張聞天說：“這仗這樣打看起來不行，還是要毛澤東同志出來，毛澤東同志打仗有辦法，比我們有辦法。”王稼祥將此話告訴了彭德懷，這話很快又在劉伯承等幾位紅軍領導人中傳開來，大家都認為張聞天的意見是對的，毛澤東是到了出來指揮紅軍的時候了。
1935年1月1日，中央政治局在貴州省甕安縣猴場召開會議，張聞天在會上繼續反對博古、李德的意見，贊同毛澤東的主張。針對李德無視中革軍委集體領導的現象，會議作出決定：“關於作戰方針，以及作戰時間與地點的選擇，軍委必須在政治局會議上作報告。”對博古、李德的獨斷專行作出了限制。在向遵義的行軍途中，又停止了李德對紅軍的指揮權。張聞天在這之中起了極其重要的作用。據延安時期在毛澤東身邊工作的師哲回憶：“我回到延安以後，毛澤東常給我講‘黨史’，其中說過這樣的話：‘張聞天在中央蘇區是頗有影響的人物，這不只是因為他的地位和身份，還有他本身的因素。因而，在長征路上，我以很大耐心，隱忍著種種的痛苦去接近他，苦口婆心地開導他，說服他，陳述自己對一些重大問題的觀點。’毛澤東認為，只要能爭取到張聞天，問題就解決了一大半。”
◆猴場會議室內景。
1935年1月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在遵義召開，博古首先作第五次反“圍剿”的總結報告，周恩來作副報告。張聞天作了反對單純防禦軍事路線的報告，又稱“反報告”。這個“反報告”的主要內容，多是毛澤東的主要觀點。以張聞天在黨內可與周恩來比肩的地位，他的這份“反報告”的分量是可想而知的。“反報告”旗幟鮮明地否定單純防禦的軍事路線，用事實列舉和批評博古、李德在軍事上的一系列嚴重錯誤。
接著，毛澤東作了重要發言，王稼祥、周恩來、朱德都在發言中批評李德、博古的軍事領導的錯誤。會議決定取消三人團，取消李德、博古的軍事指揮權，增選毛澤東為政治局常委。朱德、周恩來仍是最高軍事首長，周恩來是黨內委派的軍事上的最高負責者，在政治局常委中，毛澤東為周恩來的軍事指揮上的幫助者。會議推選張聞天為中共中央總書記。張聞天后來在《從福建事變到遵義會議》中，這樣評價這次劃時代的會議，他說：“沒有遵義會議，紅軍在李德、博古領導下會被打散，黨中央的領導及大批幹部會遭受嚴重的損失。遵義會議在緊急關頭挽救了黨，挽救了紅軍，這是第一。第二，遵義會議改變了領導，實際上開始了以毛澤東同志為領導中心的中央的建立。第三，遵義會議克服了‘左’傾機會主義，首先在革命戰爭的領導上。第四，教條宗派開始了政治上組織上的分裂。這個會議的功績，當然屬於毛澤東同志，我不過是一個配角而已。”
北上南下之爭
1935年6月，紅一、四方面軍在懋功勝利會師。會師後，張國燾自恃所率四方面軍人多勢眾且武器裝備好，聽不進中央北上的正確意見，而要堅持他的南下方針，可要實際執行南下方針，他又多少有所顧忌，因為，紅一方面軍高層多是中央政治局委員，而四方面軍中只有他一人是中央政治局委員，他沒有能力決定整個紅軍的走向。於是，他以“我軍宜速決統一指揮的組織問題”為由，提出“充實總司令部”的要求，其實質就是向中央要權。張聞天和毛澤東也考慮到一、四方面軍會師後的“組織問題”，確實需要調整。張聞天曾從團結的願望出發，提出將自己的總書記一職讓於張國燾，毛澤東則堅決不同意，據張聞天夫人、時任紅一方面軍中央隊祕書劉英回憶：“毛主席說：‘張國燾是個實力派，他有野心，我看不給他一個相當的職位，一、四方面軍很難合成一股繩。’毛主席分析，張國燾想當軍委主席，這個職務現在由朱總司令擔任，他沒法取代。但只當副主席，同恩來、稼祥平起平坐，他不甘心。聞天跟毛主席說：‘我這個總書記的位子讓給他好了。’毛主席說：‘不行。他要抓軍權，你給他做總書記，他說不定還不滿意，但真讓他坐上這個寶座，可又麻煩了。’考慮來考慮去，毛主席說：‘讓他當總政委吧。’毛主席的意思是儘量考慮他的要求，但軍權又不能讓他全抓去。”
張國燾擔任了紅軍總政委後，雖然勉勉強強帶領四方面軍北上，可到了毛兒蓋後，他又變卦了，繼續向中央要權，提出了一個四方面軍十幾個幹部為中央委員、政治局委員及書記處書記的名單，並擺出一副不達目的誓不罷休的架勢，一、四方面軍陡然處於極為惡劣的關係，中央三令五申的兩軍團結北上的指示，早就被他置之腦後。
張聞天、毛澤東等中央領導從全局考慮，著眼於一、四方面軍共同團結北上，於沙窩召開中央政治局會議，並由張聞天起草《沙窩會議決議》，有力而策略地批評了張國燾的“西進”和“南下”的錯誤方針。同時，也部分地滿足了張國燾的要求，補選陳昌浩為中央委員、政治局委員；周純全為中央委員、政治局候補委員，徐向前為中央委員；何畏、李先念、傅鍾為候補中央委員。
◆沙窩會議通過的《關於一、四方面軍會合後的形勢與任務的決議》。
張國燾一再向中央討價還價的“組織問題”，說穿了，就是要讓四方面軍的幹部在中央、中央政治局佔據多數，以取得決策的話語權。因此，他對沙窩會議的組織調整，仍然不是十分滿意。毛澤東和張聞天都洞察到張國燾的心機，就是要擴大四方面軍在政治局的席位，以多數來控制中共中央。這當然是張國燾的一廂情願。
沙窩會議後，中共中央決定將一、四方面軍混編為左、右路軍。一方面軍的一、三軍團和四方面軍的四、三十軍為右路軍，隨中共中央行動，由毛澤東、周恩來、徐向前率領，在毛兒蓋集結後，向班佑、巴西地區挺進；四方面軍的九、三十一、三十三軍和一方面軍的五、九軍團為左路軍，由張國燾、朱德率領，在馬塘、卓克基集結後，再向阿壩地區挺進，由阿壩東進到班佑，與右路軍會合後，兩軍共同向甘南進軍。
紅軍兵分兩路後，張國燾並沒按照中央既定的行軍路線，而是堅持他的西出阿壩，佔領青海、甘肅邊遠地區的行軍路線。這是條危險之途，無論是天時還是地利，都是險象環生。中共中央得知這一決定後，立即致電張國燾，耐心地予以說服，希望張國燾能放棄這條錯誤的路線，可適得其反，張國燾仍是固執己見，一意孤行。
中央政治局在毛兒蓋召開會議，就行軍路線問題進行討論，會議堅持認為，紅軍應向東發展，目前左路軍應儘快向右路軍靠攏。張國燾沒有參加毛兒蓋會議，但是，中央通過多種方式向他轉達會議精神，要求他率左路軍“迅速出墨窪、班佑，出洮河左岸，然後並望東進。”張國燾根本不理會中央的要求，要麼按兵不動，要麼欲行又止，要麼卻步不前。他的思想根源仍是反對中央的北上方針，堅持自己的南下路線。
◆毛澤東與張國燾。
右路軍到達班佑、巴西地區後就地休整，可怎麼也等不來左路軍。張聞天、毛澤東等中央領導同志仍然寬容忍讓，不急不躁，電文交加，予以開導，勸告直至命令。張國燾根本聽不進去，反以“噶曲河水漲，上下三十里均無徒涉點”為藉口，不向右路軍靠攏，要向阿壩轉移，並以紅軍總司令部的名義，要中共中央和右路軍南下。
毛澤東、張聞天對張國燾的電文從未間斷，詞懇情切，一片至誠，可並沒打動張國燾。9月9日，張國燾徑自給陳昌浩發來電報，繼續鼓吹“乘勢南下”，甚至令他率右路軍“南下”，“徹底開展黨內鬥爭”。這份密電送交時，陳昌浩正在會上作報告，最先被前敵總指揮部參謀長葉劍英閱知，葉劍英頓覺事關重大，立即乘機來到中央駐地，將電文交予毛澤東閱讀。毛澤東讀後，立即同張聞天等討論，他們得出了一致的結論，再費口舌說服張國燾北上，不僅毫無結果，甚至會導致兩軍分裂的結局。
他們立即果斷地率右路軍中的紅一、三軍團和軍委縱隊先行北上。部隊經兩天的急行軍，於9月11日到達甘肅南部邊境迭部縣的俄界。張聞天代表中共中央三番五次致電張國燾，希望他們放棄南下。針對張國燾的錯誤，中共中央在俄界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毛澤東在會上作報告，指出：“張國燾抵抗中央決議是不對的。”張聞天作總結髮言，更明確地指出：“這是兩條路線的鬥爭。一條是中央的路線，一條是右傾的軍閥主義。”並說張國燾“其前途必然是組織第二黨”。結果不幸而言中，張國燾真的另立中央，直至叛黨而去。
獨立自主之爭
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後，斯大林針對中共中央所提獨立自主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惟恐得罪蔣介石，而使蘇聯在與希特勒作戰時失去東面屏障，即派王明飛回中國，以督促中共執行統一戰線的政策，維護好與國民黨的關係。王明於1937年11月29日飛到延安，僅隔十天，即12月9日，便以“欽差大臣”的身份，提議中共中央召開政治局會議，意圖推翻洛川會議的一系列正確的意見和主張，這便是史稱的“十二月會議”。
毛澤東曾說過：“王明問題的關鍵、癥結所在，就是他對自己的事（指中國革命，作者注）考慮的太少了，對別人的事（指蘇聯，作者注）卻操心太多了。”正是秉承這樣的意旨，王明在會上反對在統一戰線中堅持無產階級的領導權，不主張把國民黨“分成左、中、右三派”，並說“空喊無產階級領導是不行的，空喊領導只有嚇走同盟軍”。他甚至說：“紅軍的改編不僅名義改變，而內容也改變了”，那就是“擁護統一指揮，八路軍也要統一受蔣指揮，我們不怕統一紀律，統一作戰計劃，統一給養。”王明在發言中一再說明，這些都包含有斯大林和共產國際的指示，以至在中共高層產生了一定的思想混亂。
針對王明的很有背景的發難，毛澤東和張聞天也從維護共產國際紀律和大局出發，作出了一定程度的妥協。張聞天對王明所批評的“對國民黨轉變估計不足”的說法，也表示承認並做了檢討。毛澤東也表示同意王明的這一說法。但在總的路線和方針上，他們是一點也沒有動搖。張聞天肯定地說：“洛川會議決定獨立自主的山地游擊戰，基本上是正確的。”王明很不滿意張聞天的講話，又批評張聞天對統一戰線的中心問題“國共合作瞭解不夠”。毛澤東針對王明對張聞天的批評再次發言強調：洛川會議的戰略方針是對的，統一指揮是相對的，紅軍的戰略方針是獨立自主的山地游擊戰，在有利條件下打運動戰。
◆1937年12月，毛澤東參加中共中央在延安召開的政治局會議。左起，前排：項英、凱豐、王明、陳雲、劉少奇；後排：彭德懷、張聞天、張國燾、林伯渠、博古、周恩來、毛澤東。
十二月會議上，王明企圖以新的會議決議代替洛川會議決議，但他的這一動議，由於毛澤東、張聞天的堅持而沒有形成，因此，王明的錯誤影響也就未波及全局。王明對此一直不滿，他後來抱怨十二月會議“沒有寫成一個決議”，“對國民黨提議的意見沒有寫出來，這是政治上的損失”。
距十二月會議不到三個月的時間，中共中央又在延安召開政治局會議，史稱“三月政治局會議”。王明仍在會上兜售其主張，即一切聽命於服從於國民黨，中共是既不要爭取領導權，更不能再提獨立自主的原則。毛澤東、張聞天對王明的錯誤觀點，明確發表了反對的意見。毛澤東認為，國共合作無論採取什麼形式，都必須要保證共產黨的獨立性。同時提出要“大大發展黨員，中央應有新的決議”。張聞天作了長篇發言，其中國共合作的內容既是對毛澤東講話的發揮，也是對王明的針對性的批評，他說：“歷史決定了國共兩黨需要合作，但是合作中是存在著兩黨爭取領導權的問題。”“我們一方面要保持與國民黨的合作，同時也要發展自己的力量，在鞏固國共兩黨合作原則下求得我黨力量的鞏固與擴大。”
◆1938年，毛澤東出席在延安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會議。左起：張聞天、康生、周恩來、凱豐、王明、毛澤東、任弼時、張國燾。
張聞天一直與毛澤東保持著一致的意見，那就是在統一戰線中始終把握獨立自主的原則，注意發展自己的力量，他說：“發展統一戰線只與國民黨談判是不夠的，必須用強大的民眾力量來推動統一戰線的發展。”王明企圖改變洛川會議的路線，而張聞天則針鋒相對，與之鬥爭，這些又都是與毛澤東相互磋商、緊密配合的結果，用張聞天的話說：“事實上從王明到武漢後，我們在毛澤東同志領導之下，曾經同他的路線在許多具體問題上，在中央內部進行了必要的鬥爭，直到六中全會。”
王明是在十二月會議後去的武漢，他以長江局為陣地，繼續堅持擴散其右傾錯誤的影響，給中共在南方的實際工作造成了一定的消極作用。毛澤東鑑於自己在王明乃至共產國際的印象，對王明的錯誤只是義正詞嚴，點到為止，不便與之一再當面鑼對面鼓地辯白爭論。所以，在一線與王明爭辯，無論是莫斯科的留學背景，還是在中共中央擔任的職務，張聞天都有理由當仁不讓。
長期以來，由於山海阻隔，信息不暢，共產國際對中國的實際缺乏真實的瞭解，三月政治局會議後，任弼時受中共中央派遣前往蘇聯。他不僅向共產國際遞交了書面報告，而且向共產國際執委會作了詳細而又真實的口頭陳述。共產國際由此對中國，對中國共產黨有了別樣的瞭解和新的認識。七、八月間，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王稼祥回到延安。9月14日至27日，中共中央召開政治局會議，王稼祥傳達共產國際的新指示，肯定了中共中央的“政治路線是正確的，中共在複雜環境及困難條件下真正運用了馬列主義”。中共中央“在領導機關中要在毛澤東為首的領導下解決，領導機關中要有親密團結的空氣。”
文/張家康
毛澤東、張聞天相識並共事於1933年1月中旬，在涉身嚴酷的政治、軍事鬥爭中，張聞天越來越真誠地服膺毛澤東，最早從右傾中央突圍出來，為遵義會議的召開作了積極的準備。遵義會議上，毛澤東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常委，張聞天取博古而代之，當選為總書記。由此如張聞天所說：“實際上開始了以毛澤東同志為領導中心的中央的建立。”1943年3月，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毛澤東被推選為中央政治局、中央書記處主席，自此由張聞天到毛澤東，真正順利地完成了名義領袖向實際領袖的過渡。
“擔架上的陰謀”
紅軍長征中的最高決策者是由博古、李德、周恩來組成的“最高三人團”。張聞天、毛澤東和王稼祥隨“中央隊”行動。此時，毛澤東的惡性瘧疾還未痊癒，王稼祥負傷也未痊癒。他們三人，毛、王兩人由擔架抬著，張聞天騎著馬與他們二人同行。“最高三人團”被惡劣的軍事形勢所困擾，根本顧及不到毛、張、王三人。他們一路行軍一路交談。美國著名作家哈里森·索爾茲伯裡詼諧地把這稱之為“擔架上的陰謀”，他說：“在擔架上和篝火旁的朝夕相處，使毛澤東和王稼祥互相越來越瞭解，並有機會分析在江西所發生的事情，以及長征途中的情況。……不到一個月的時間，王便倒向了毛的一邊。後來，毛澤東認為在擊敗李德和博古的鬥爭中，他起了最重要的作用。”
“洛甫（即張聞天）幾個月來一直在向毛澤東靠攏。他們夏天在雲石山的多次談話已使洛甫相信毛是正確的。”“毛澤東、洛甫和王稼祥不久便取得一致意見，他們認為應該儘早要求召開會議，以解決軍事領導權的問題。事情發展到這一地步，李德和博古註定要失敗了。”
1934年12月12日，張聞天來到毛澤東住處，向他通報紅軍在突破四道封鎖線後的嚴重傷亡情況。毛澤東認為紅軍應改變行軍方向，必須取消向紅二、六軍團會合的作戰意圖，因為敵人已經在那裡佈置好了包圍圈，紅軍應向敵人力量薄弱的貴州進軍。次日，在湖南省通道縣召開的中共中央負責人的緊急會議上，張聞天支持毛澤東的這一建議，主張放棄與二、六軍團會合，改向貴州進軍。
李德、博古卻不能正視這一正確意見，仍然固執己見，命令紅軍繼續與二、六軍團會合。12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黎平召開會議，在有關紅軍行動方針的問題上，張聞天與毛澤東意見一致，並堅定地支持毛澤東的意見，再次否定李德、博古的意見。
◆黎平會議舊址。
李德，一個剛剛從蘇聯伏龍芝軍事學院畢業的德國人，指導以農村為依存地，以農民為主要成份的紅軍，所憑藉的就是那幾本軍事教材，而博古惟一的長處就是多讀了幾本馬列的書，獨獨缺乏的就是戰爭的歷練、戰爭的經驗。他在軍事上的惟有依靠李德，除卻不懂軍事外，其更深的寓意是把李德當作“鍾馗”，以此更有效地維護自己的權威。年青氣盛的博古和欽差大臣的李德，當然不會心甘情願地讓自己的意見被否定，紅軍的行動方針的爭論仍在繼續中，這也就必然影響到紅軍的出路和前途。
與此同時，張聞天也在思考著這樣的問題，紅軍繼續交由博古、李德指揮是否妥當。12月20日，行軍至黃平一片茂密的橘林時，張聞天和王稼祥利用休息的時候，交流了對當前形勢的看法。兩人都對紅軍的前途與命運擔憂。張聞天說：“這仗這樣打看起來不行，還是要毛澤東同志出來，毛澤東同志打仗有辦法，比我們有辦法。”王稼祥將此話告訴了彭德懷，這話很快又在劉伯承等幾位紅軍領導人中傳開來，大家都認為張聞天的意見是對的，毛澤東是到了出來指揮紅軍的時候了。
1935年1月1日，中央政治局在貴州省甕安縣猴場召開會議，張聞天在會上繼續反對博古、李德的意見，贊同毛澤東的主張。針對李德無視中革軍委集體領導的現象，會議作出決定：“關於作戰方針，以及作戰時間與地點的選擇，軍委必須在政治局會議上作報告。”對博古、李德的獨斷專行作出了限制。在向遵義的行軍途中，又停止了李德對紅軍的指揮權。張聞天在這之中起了極其重要的作用。據延安時期在毛澤東身邊工作的師哲回憶：“我回到延安以後，毛澤東常給我講‘黨史’，其中說過這樣的話：‘張聞天在中央蘇區是頗有影響的人物，這不只是因為他的地位和身份，還有他本身的因素。因而，在長征路上，我以很大耐心，隱忍著種種的痛苦去接近他，苦口婆心地開導他，說服他，陳述自己對一些重大問題的觀點。’毛澤東認為，只要能爭取到張聞天，問題就解決了一大半。”
◆猴場會議室內景。
1935年1月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在遵義召開，博古首先作第五次反“圍剿”的總結報告，周恩來作副報告。張聞天作了反對單純防禦軍事路線的報告，又稱“反報告”。這個“反報告”的主要內容，多是毛澤東的主要觀點。以張聞天在黨內可與周恩來比肩的地位，他的這份“反報告”的分量是可想而知的。“反報告”旗幟鮮明地否定單純防禦的軍事路線，用事實列舉和批評博古、李德在軍事上的一系列嚴重錯誤。
接著，毛澤東作了重要發言，王稼祥、周恩來、朱德都在發言中批評李德、博古的軍事領導的錯誤。會議決定取消三人團，取消李德、博古的軍事指揮權，增選毛澤東為政治局常委。朱德、周恩來仍是最高軍事首長，周恩來是黨內委派的軍事上的最高負責者，在政治局常委中，毛澤東為周恩來的軍事指揮上的幫助者。會議推選張聞天為中共中央總書記。張聞天后來在《從福建事變到遵義會議》中，這樣評價這次劃時代的會議，他說：“沒有遵義會議，紅軍在李德、博古領導下會被打散，黨中央的領導及大批幹部會遭受嚴重的損失。遵義會議在緊急關頭挽救了黨，挽救了紅軍，這是第一。第二，遵義會議改變了領導，實際上開始了以毛澤東同志為領導中心的中央的建立。第三，遵義會議克服了‘左’傾機會主義，首先在革命戰爭的領導上。第四，教條宗派開始了政治上組織上的分裂。這個會議的功績，當然屬於毛澤東同志，我不過是一個配角而已。”
北上南下之爭
1935年6月，紅一、四方面軍在懋功勝利會師。會師後，張國燾自恃所率四方面軍人多勢眾且武器裝備好，聽不進中央北上的正確意見，而要堅持他的南下方針，可要實際執行南下方針，他又多少有所顧忌，因為，紅一方面軍高層多是中央政治局委員，而四方面軍中只有他一人是中央政治局委員，他沒有能力決定整個紅軍的走向。於是，他以“我軍宜速決統一指揮的組織問題”為由，提出“充實總司令部”的要求，其實質就是向中央要權。張聞天和毛澤東也考慮到一、四方面軍會師後的“組織問題”，確實需要調整。張聞天曾從團結的願望出發，提出將自己的總書記一職讓於張國燾，毛澤東則堅決不同意，據張聞天夫人、時任紅一方面軍中央隊祕書劉英回憶：“毛主席說：‘張國燾是個實力派，他有野心，我看不給他一個相當的職位，一、四方面軍很難合成一股繩。’毛主席分析，張國燾想當軍委主席，這個職務現在由朱總司令擔任，他沒法取代。但只當副主席，同恩來、稼祥平起平坐，他不甘心。聞天跟毛主席說：‘我這個總書記的位子讓給他好了。’毛主席說：‘不行。他要抓軍權，你給他做總書記，他說不定還不滿意，但真讓他坐上這個寶座，可又麻煩了。’考慮來考慮去，毛主席說：‘讓他當總政委吧。’毛主席的意思是儘量考慮他的要求，但軍權又不能讓他全抓去。”
張國燾擔任了紅軍總政委後，雖然勉勉強強帶領四方面軍北上，可到了毛兒蓋後，他又變卦了，繼續向中央要權，提出了一個四方面軍十幾個幹部為中央委員、政治局委員及書記處書記的名單，並擺出一副不達目的誓不罷休的架勢，一、四方面軍陡然處於極為惡劣的關係，中央三令五申的兩軍團結北上的指示，早就被他置之腦後。
張聞天、毛澤東等中央領導從全局考慮，著眼於一、四方面軍共同團結北上，於沙窩召開中央政治局會議，並由張聞天起草《沙窩會議決議》，有力而策略地批評了張國燾的“西進”和“南下”的錯誤方針。同時，也部分地滿足了張國燾的要求，補選陳昌浩為中央委員、政治局委員；周純全為中央委員、政治局候補委員，徐向前為中央委員；何畏、李先念、傅鍾為候補中央委員。
◆沙窩會議通過的《關於一、四方面軍會合後的形勢與任務的決議》。
張國燾一再向中央討價還價的“組織問題”，說穿了，就是要讓四方面軍的幹部在中央、中央政治局佔據多數，以取得決策的話語權。因此，他對沙窩會議的組織調整，仍然不是十分滿意。毛澤東和張聞天都洞察到張國燾的心機，就是要擴大四方面軍在政治局的席位，以多數來控制中共中央。這當然是張國燾的一廂情願。
沙窩會議後，中共中央決定將一、四方面軍混編為左、右路軍。一方面軍的一、三軍團和四方面軍的四、三十軍為右路軍，隨中共中央行動，由毛澤東、周恩來、徐向前率領，在毛兒蓋集結後，向班佑、巴西地區挺進；四方面軍的九、三十一、三十三軍和一方面軍的五、九軍團為左路軍，由張國燾、朱德率領，在馬塘、卓克基集結後，再向阿壩地區挺進，由阿壩東進到班佑，與右路軍會合後，兩軍共同向甘南進軍。
紅軍兵分兩路後，張國燾並沒按照中央既定的行軍路線，而是堅持他的西出阿壩，佔領青海、甘肅邊遠地區的行軍路線。這是條危險之途，無論是天時還是地利，都是險象環生。中共中央得知這一決定後，立即致電張國燾，耐心地予以說服，希望張國燾能放棄這條錯誤的路線，可適得其反，張國燾仍是固執己見，一意孤行。
中央政治局在毛兒蓋召開會議，就行軍路線問題進行討論，會議堅持認為，紅軍應向東發展，目前左路軍應儘快向右路軍靠攏。張國燾沒有參加毛兒蓋會議，但是，中央通過多種方式向他轉達會議精神，要求他率左路軍“迅速出墨窪、班佑，出洮河左岸，然後並望東進。”張國燾根本不理會中央的要求，要麼按兵不動，要麼欲行又止，要麼卻步不前。他的思想根源仍是反對中央的北上方針，堅持自己的南下路線。
◆毛澤東與張國燾。
右路軍到達班佑、巴西地區後就地休整，可怎麼也等不來左路軍。張聞天、毛澤東等中央領導同志仍然寬容忍讓，不急不躁，電文交加，予以開導，勸告直至命令。張國燾根本聽不進去，反以“噶曲河水漲，上下三十里均無徒涉點”為藉口，不向右路軍靠攏，要向阿壩轉移，並以紅軍總司令部的名義，要中共中央和右路軍南下。
毛澤東、張聞天對張國燾的電文從未間斷，詞懇情切，一片至誠，可並沒打動張國燾。9月9日，張國燾徑自給陳昌浩發來電報，繼續鼓吹“乘勢南下”，甚至令他率右路軍“南下”，“徹底開展黨內鬥爭”。這份密電送交時，陳昌浩正在會上作報告，最先被前敵總指揮部參謀長葉劍英閱知，葉劍英頓覺事關重大，立即乘機來到中央駐地，將電文交予毛澤東閱讀。毛澤東讀後，立即同張聞天等討論，他們得出了一致的結論，再費口舌說服張國燾北上，不僅毫無結果，甚至會導致兩軍分裂的結局。
他們立即果斷地率右路軍中的紅一、三軍團和軍委縱隊先行北上。部隊經兩天的急行軍，於9月11日到達甘肅南部邊境迭部縣的俄界。張聞天代表中共中央三番五次致電張國燾，希望他們放棄南下。針對張國燾的錯誤，中共中央在俄界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毛澤東在會上作報告，指出：“張國燾抵抗中央決議是不對的。”張聞天作總結髮言，更明確地指出：“這是兩條路線的鬥爭。一條是中央的路線，一條是右傾的軍閥主義。”並說張國燾“其前途必然是組織第二黨”。結果不幸而言中，張國燾真的另立中央，直至叛黨而去。
獨立自主之爭
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後，斯大林針對中共中央所提獨立自主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惟恐得罪蔣介石，而使蘇聯在與希特勒作戰時失去東面屏障，即派王明飛回中國，以督促中共執行統一戰線的政策，維護好與國民黨的關係。王明於1937年11月29日飛到延安，僅隔十天，即12月9日，便以“欽差大臣”的身份，提議中共中央召開政治局會議，意圖推翻洛川會議的一系列正確的意見和主張，這便是史稱的“十二月會議”。
毛澤東曾說過：“王明問題的關鍵、癥結所在，就是他對自己的事（指中國革命，作者注）考慮的太少了，對別人的事（指蘇聯，作者注）卻操心太多了。”正是秉承這樣的意旨，王明在會上反對在統一戰線中堅持無產階級的領導權，不主張把國民黨“分成左、中、右三派”，並說“空喊無產階級領導是不行的，空喊領導只有嚇走同盟軍”。他甚至說：“紅軍的改編不僅名義改變，而內容也改變了”，那就是“擁護統一指揮，八路軍也要統一受蔣指揮，我們不怕統一紀律，統一作戰計劃，統一給養。”王明在發言中一再說明，這些都包含有斯大林和共產國際的指示，以至在中共高層產生了一定的思想混亂。
針對王明的很有背景的發難，毛澤東和張聞天也從維護共產國際紀律和大局出發，作出了一定程度的妥協。張聞天對王明所批評的“對國民黨轉變估計不足”的說法，也表示承認並做了檢討。毛澤東也表示同意王明的這一說法。但在總的路線和方針上，他們是一點也沒有動搖。張聞天肯定地說：“洛川會議決定獨立自主的山地游擊戰，基本上是正確的。”王明很不滿意張聞天的講話，又批評張聞天對統一戰線的中心問題“國共合作瞭解不夠”。毛澤東針對王明對張聞天的批評再次發言強調：洛川會議的戰略方針是對的，統一指揮是相對的，紅軍的戰略方針是獨立自主的山地游擊戰，在有利條件下打運動戰。
◆1937年12月，毛澤東參加中共中央在延安召開的政治局會議。左起，前排：項英、凱豐、王明、陳雲、劉少奇；後排：彭德懷、張聞天、張國燾、林伯渠、博古、周恩來、毛澤東。
十二月會議上，王明企圖以新的會議決議代替洛川會議決議，但他的這一動議，由於毛澤東、張聞天的堅持而沒有形成，因此，王明的錯誤影響也就未波及全局。王明對此一直不滿，他後來抱怨十二月會議“沒有寫成一個決議”，“對國民黨提議的意見沒有寫出來，這是政治上的損失”。
距十二月會議不到三個月的時間，中共中央又在延安召開政治局會議，史稱“三月政治局會議”。王明仍在會上兜售其主張，即一切聽命於服從於國民黨，中共是既不要爭取領導權，更不能再提獨立自主的原則。毛澤東、張聞天對王明的錯誤觀點，明確發表了反對的意見。毛澤東認為，國共合作無論採取什麼形式，都必須要保證共產黨的獨立性。同時提出要“大大發展黨員，中央應有新的決議”。張聞天作了長篇發言，其中國共合作的內容既是對毛澤東講話的發揮，也是對王明的針對性的批評，他說：“歷史決定了國共兩黨需要合作，但是合作中是存在著兩黨爭取領導權的問題。”“我們一方面要保持與國民黨的合作，同時也要發展自己的力量，在鞏固國共兩黨合作原則下求得我黨力量的鞏固與擴大。”
◆1938年，毛澤東出席在延安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會議。左起：張聞天、康生、周恩來、凱豐、王明、毛澤東、任弼時、張國燾。
張聞天一直與毛澤東保持著一致的意見，那就是在統一戰線中始終把握獨立自主的原則，注意發展自己的力量，他說：“發展統一戰線只與國民黨談判是不夠的，必須用強大的民眾力量來推動統一戰線的發展。”王明企圖改變洛川會議的路線，而張聞天則針鋒相對，與之鬥爭，這些又都是與毛澤東相互磋商、緊密配合的結果，用張聞天的話說：“事實上從王明到武漢後，我們在毛澤東同志領導之下，曾經同他的路線在許多具體問題上，在中央內部進行了必要的鬥爭，直到六中全會。”
王明是在十二月會議後去的武漢，他以長江局為陣地，繼續堅持擴散其右傾錯誤的影響，給中共在南方的實際工作造成了一定的消極作用。毛澤東鑑於自己在王明乃至共產國際的印象，對王明的錯誤只是義正詞嚴，點到為止，不便與之一再當面鑼對面鼓地辯白爭論。所以，在一線與王明爭辯，無論是莫斯科的留學背景，還是在中共中央擔任的職務，張聞天都有理由當仁不讓。
長期以來，由於山海阻隔，信息不暢，共產國際對中國的實際缺乏真實的瞭解，三月政治局會議後，任弼時受中共中央派遣前往蘇聯。他不僅向共產國際遞交了書面報告，而且向共產國際執委會作了詳細而又真實的口頭陳述。共產國際由此對中國，對中國共產黨有了別樣的瞭解和新的認識。七、八月間，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王稼祥回到延安。9月14日至27日，中共中央召開政治局會議，王稼祥傳達共產國際的新指示，肯定了中共中央的“政治路線是正確的，中共在複雜環境及困難條件下真正運用了馬列主義”。中共中央“在領導機關中要在毛澤東為首的領導下解決，領導機關中要有親密團結的空氣。”
◆中共六屆六中全會主席團成員合影。前排左起：康生、毛澤東、王稼祥、朱德、項英、王明；後排左起：陳雲、秦邦憲、彭德懷、劉少奇、周恩來、張聞天。
9月29日至11月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再次舉行擴大會議（即六屆六中全會），這次會議基本上克服了黨內以王明為代表的右傾錯誤，統一了全黨思想，進一步確定了毛澤東在全黨的領導地位。
六屆六中全會期間，張聞天根據對共產國際指示的理解，曾經向毛澤東提出將總書記的職務移交於他。毛澤東通過全面考慮，認為目前還不是提出這個問題的時候，讓張聞天繼續擔任下去。
由名義領袖到實際領袖的過渡
從1942年春天開始，中共中央在全黨範圍內發動了一場長達三年的整風運動。張聞天擁護髮起整風運動，贊成清算四中全會以後到遵義會議以前的錯誤，贊成反對主觀主義。四中全會的中央即以王明為代表的以博古為總負責的臨時中央政治局。張聞天為臨時中央政治局委員、常委，是臨時中央政治局的核心成員之一。四中全會的錯誤是延續過去的“左”傾錯誤，如張聞天所說：“教條主義者的我們”，“在新的革命形勢下，把過去‘左’傾機會主義的‘打倒一切’的老公式、老教條加以堅持，加以發展，結果是孤立了自己，斷送了‘九一八’以後的新的民族革命高潮。”
通過與毛澤東的幾次談心，張聞天真正地與過去的錯誤劃清界限。在1941年9月29日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上，他徹底轉變以往的認識，認為土地革命後期的“路線是錯誤的”，“政治上是‘左’傾機會主義，策略是盲動的。軍事方面是冒險主義（打大的中心城市、單純防禦等）。組織上是宗派主義”。並主動承擔責任，他說：“我是主要負責者之一，應當承擔錯誤。特別是宣傳錯誤政策上我應負更多的責任。我們的錯誤路線不破產，毛主席的正確路線便不能顯示出來。”
毛澤東是中共建黨元老、中共一大代表之一，黨內歷史之長，軍事基礎之深厚，對中國國情之嫻熟，都是其他領導人不具備或少具備的政治資源。還有一點不可忽視，那就是在中共核心領導層中，他是最為年長者，比張聞天長7歲，比周恩來長5歲，比王稼祥長13歲，比博古長14歲，他們像尊重兄長那樣地尊敬毛澤東，親切地稱之為“老毛”。毛澤東正是具備了這些條件，所以才能對全局性工作，無顧忌地提出自己的主張，施加自己的影響。毛澤東已是當時中共的實際領袖。關於這一點張聞天曾說過，六屆六中全會前，“在毛澤東同志領導之下”，開展與王明的鬥爭；長征中擔任中共中央祕書長的鄧小平也說過類似的話，“在重大的問題上，大都是毛澤東出主意，其他同志同意的。儘管他名義上沒有當總書記或軍委主席，實際上他對軍隊的指揮以及重大問題上的決策，都為別的領導人所承認。”
文/張家康
毛澤東、張聞天相識並共事於1933年1月中旬，在涉身嚴酷的政治、軍事鬥爭中，張聞天越來越真誠地服膺毛澤東，最早從右傾中央突圍出來，為遵義會議的召開作了積極的準備。遵義會議上，毛澤東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常委，張聞天取博古而代之，當選為總書記。由此如張聞天所說：“實際上開始了以毛澤東同志為領導中心的中央的建立。”1943年3月，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毛澤東被推選為中央政治局、中央書記處主席，自此由張聞天到毛澤東，真正順利地完成了名義領袖向實際領袖的過渡。
“擔架上的陰謀”
紅軍長征中的最高決策者是由博古、李德、周恩來組成的“最高三人團”。張聞天、毛澤東和王稼祥隨“中央隊”行動。此時，毛澤東的惡性瘧疾還未痊癒，王稼祥負傷也未痊癒。他們三人，毛、王兩人由擔架抬著，張聞天騎著馬與他們二人同行。“最高三人團”被惡劣的軍事形勢所困擾，根本顧及不到毛、張、王三人。他們一路行軍一路交談。美國著名作家哈里森·索爾茲伯裡詼諧地把這稱之為“擔架上的陰謀”，他說：“在擔架上和篝火旁的朝夕相處，使毛澤東和王稼祥互相越來越瞭解，並有機會分析在江西所發生的事情，以及長征途中的情況。……不到一個月的時間，王便倒向了毛的一邊。後來，毛澤東認為在擊敗李德和博古的鬥爭中，他起了最重要的作用。”
“洛甫（即張聞天）幾個月來一直在向毛澤東靠攏。他們夏天在雲石山的多次談話已使洛甫相信毛是正確的。”“毛澤東、洛甫和王稼祥不久便取得一致意見，他們認為應該儘早要求召開會議，以解決軍事領導權的問題。事情發展到這一地步，李德和博古註定要失敗了。”
1934年12月12日，張聞天來到毛澤東住處，向他通報紅軍在突破四道封鎖線後的嚴重傷亡情況。毛澤東認為紅軍應改變行軍方向，必須取消向紅二、六軍團會合的作戰意圖，因為敵人已經在那裡佈置好了包圍圈，紅軍應向敵人力量薄弱的貴州進軍。次日，在湖南省通道縣召開的中共中央負責人的緊急會議上，張聞天支持毛澤東的這一建議，主張放棄與二、六軍團會合，改向貴州進軍。
李德、博古卻不能正視這一正確意見，仍然固執己見，命令紅軍繼續與二、六軍團會合。12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黎平召開會議，在有關紅軍行動方針的問題上，張聞天與毛澤東意見一致，並堅定地支持毛澤東的意見，再次否定李德、博古的意見。
◆黎平會議舊址。
李德，一個剛剛從蘇聯伏龍芝軍事學院畢業的德國人，指導以農村為依存地，以農民為主要成份的紅軍，所憑藉的就是那幾本軍事教材，而博古惟一的長處就是多讀了幾本馬列的書，獨獨缺乏的就是戰爭的歷練、戰爭的經驗。他在軍事上的惟有依靠李德，除卻不懂軍事外，其更深的寓意是把李德當作“鍾馗”，以此更有效地維護自己的權威。年青氣盛的博古和欽差大臣的李德，當然不會心甘情願地讓自己的意見被否定，紅軍的行動方針的爭論仍在繼續中，這也就必然影響到紅軍的出路和前途。
與此同時，張聞天也在思考著這樣的問題，紅軍繼續交由博古、李德指揮是否妥當。12月20日，行軍至黃平一片茂密的橘林時，張聞天和王稼祥利用休息的時候，交流了對當前形勢的看法。兩人都對紅軍的前途與命運擔憂。張聞天說：“這仗這樣打看起來不行，還是要毛澤東同志出來，毛澤東同志打仗有辦法，比我們有辦法。”王稼祥將此話告訴了彭德懷，這話很快又在劉伯承等幾位紅軍領導人中傳開來，大家都認為張聞天的意見是對的，毛澤東是到了出來指揮紅軍的時候了。
1935年1月1日，中央政治局在貴州省甕安縣猴場召開會議，張聞天在會上繼續反對博古、李德的意見，贊同毛澤東的主張。針對李德無視中革軍委集體領導的現象，會議作出決定：“關於作戰方針，以及作戰時間與地點的選擇，軍委必須在政治局會議上作報告。”對博古、李德的獨斷專行作出了限制。在向遵義的行軍途中，又停止了李德對紅軍的指揮權。張聞天在這之中起了極其重要的作用。據延安時期在毛澤東身邊工作的師哲回憶：“我回到延安以後，毛澤東常給我講‘黨史’，其中說過這樣的話：‘張聞天在中央蘇區是頗有影響的人物，這不只是因為他的地位和身份，還有他本身的因素。因而，在長征路上，我以很大耐心，隱忍著種種的痛苦去接近他，苦口婆心地開導他，說服他，陳述自己對一些重大問題的觀點。’毛澤東認為，只要能爭取到張聞天，問題就解決了一大半。”
◆猴場會議室內景。
1935年1月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在遵義召開，博古首先作第五次反“圍剿”的總結報告，周恩來作副報告。張聞天作了反對單純防禦軍事路線的報告，又稱“反報告”。這個“反報告”的主要內容，多是毛澤東的主要觀點。以張聞天在黨內可與周恩來比肩的地位，他的這份“反報告”的分量是可想而知的。“反報告”旗幟鮮明地否定單純防禦的軍事路線，用事實列舉和批評博古、李德在軍事上的一系列嚴重錯誤。
接著，毛澤東作了重要發言，王稼祥、周恩來、朱德都在發言中批評李德、博古的軍事領導的錯誤。會議決定取消三人團，取消李德、博古的軍事指揮權，增選毛澤東為政治局常委。朱德、周恩來仍是最高軍事首長，周恩來是黨內委派的軍事上的最高負責者，在政治局常委中，毛澤東為周恩來的軍事指揮上的幫助者。會議推選張聞天為中共中央總書記。張聞天后來在《從福建事變到遵義會議》中，這樣評價這次劃時代的會議，他說：“沒有遵義會議，紅軍在李德、博古領導下會被打散，黨中央的領導及大批幹部會遭受嚴重的損失。遵義會議在緊急關頭挽救了黨，挽救了紅軍，這是第一。第二，遵義會議改變了領導，實際上開始了以毛澤東同志為領導中心的中央的建立。第三，遵義會議克服了‘左’傾機會主義，首先在革命戰爭的領導上。第四，教條宗派開始了政治上組織上的分裂。這個會議的功績，當然屬於毛澤東同志，我不過是一個配角而已。”
北上南下之爭
1935年6月，紅一、四方面軍在懋功勝利會師。會師後，張國燾自恃所率四方面軍人多勢眾且武器裝備好，聽不進中央北上的正確意見，而要堅持他的南下方針，可要實際執行南下方針，他又多少有所顧忌，因為，紅一方面軍高層多是中央政治局委員，而四方面軍中只有他一人是中央政治局委員，他沒有能力決定整個紅軍的走向。於是，他以“我軍宜速決統一指揮的組織問題”為由，提出“充實總司令部”的要求，其實質就是向中央要權。張聞天和毛澤東也考慮到一、四方面軍會師後的“組織問題”，確實需要調整。張聞天曾從團結的願望出發，提出將自己的總書記一職讓於張國燾，毛澤東則堅決不同意，據張聞天夫人、時任紅一方面軍中央隊祕書劉英回憶：“毛主席說：‘張國燾是個實力派，他有野心，我看不給他一個相當的職位，一、四方面軍很難合成一股繩。’毛主席分析，張國燾想當軍委主席，這個職務現在由朱總司令擔任，他沒法取代。但只當副主席，同恩來、稼祥平起平坐，他不甘心。聞天跟毛主席說：‘我這個總書記的位子讓給他好了。’毛主席說：‘不行。他要抓軍權，你給他做總書記，他說不定還不滿意，但真讓他坐上這個寶座，可又麻煩了。’考慮來考慮去，毛主席說：‘讓他當總政委吧。’毛主席的意思是儘量考慮他的要求，但軍權又不能讓他全抓去。”
張國燾擔任了紅軍總政委後，雖然勉勉強強帶領四方面軍北上，可到了毛兒蓋後，他又變卦了，繼續向中央要權，提出了一個四方面軍十幾個幹部為中央委員、政治局委員及書記處書記的名單，並擺出一副不達目的誓不罷休的架勢，一、四方面軍陡然處於極為惡劣的關係，中央三令五申的兩軍團結北上的指示，早就被他置之腦後。
張聞天、毛澤東等中央領導從全局考慮，著眼於一、四方面軍共同團結北上，於沙窩召開中央政治局會議，並由張聞天起草《沙窩會議決議》，有力而策略地批評了張國燾的“西進”和“南下”的錯誤方針。同時，也部分地滿足了張國燾的要求，補選陳昌浩為中央委員、政治局委員；周純全為中央委員、政治局候補委員，徐向前為中央委員；何畏、李先念、傅鍾為候補中央委員。
◆沙窩會議通過的《關於一、四方面軍會合後的形勢與任務的決議》。
張國燾一再向中央討價還價的“組織問題”，說穿了，就是要讓四方面軍的幹部在中央、中央政治局佔據多數，以取得決策的話語權。因此，他對沙窩會議的組織調整，仍然不是十分滿意。毛澤東和張聞天都洞察到張國燾的心機，就是要擴大四方面軍在政治局的席位，以多數來控制中共中央。這當然是張國燾的一廂情願。
沙窩會議後，中共中央決定將一、四方面軍混編為左、右路軍。一方面軍的一、三軍團和四方面軍的四、三十軍為右路軍，隨中共中央行動，由毛澤東、周恩來、徐向前率領，在毛兒蓋集結後，向班佑、巴西地區挺進；四方面軍的九、三十一、三十三軍和一方面軍的五、九軍團為左路軍，由張國燾、朱德率領，在馬塘、卓克基集結後，再向阿壩地區挺進，由阿壩東進到班佑，與右路軍會合後，兩軍共同向甘南進軍。
紅軍兵分兩路後，張國燾並沒按照中央既定的行軍路線，而是堅持他的西出阿壩，佔領青海、甘肅邊遠地區的行軍路線。這是條危險之途，無論是天時還是地利，都是險象環生。中共中央得知這一決定後，立即致電張國燾，耐心地予以說服，希望張國燾能放棄這條錯誤的路線，可適得其反，張國燾仍是固執己見，一意孤行。
中央政治局在毛兒蓋召開會議，就行軍路線問題進行討論，會議堅持認為，紅軍應向東發展，目前左路軍應儘快向右路軍靠攏。張國燾沒有參加毛兒蓋會議，但是，中央通過多種方式向他轉達會議精神，要求他率左路軍“迅速出墨窪、班佑，出洮河左岸，然後並望東進。”張國燾根本不理會中央的要求，要麼按兵不動，要麼欲行又止，要麼卻步不前。他的思想根源仍是反對中央的北上方針，堅持自己的南下路線。
◆毛澤東與張國燾。
右路軍到達班佑、巴西地區後就地休整，可怎麼也等不來左路軍。張聞天、毛澤東等中央領導同志仍然寬容忍讓，不急不躁，電文交加，予以開導，勸告直至命令。張國燾根本聽不進去，反以“噶曲河水漲，上下三十里均無徒涉點”為藉口，不向右路軍靠攏，要向阿壩轉移，並以紅軍總司令部的名義，要中共中央和右路軍南下。
毛澤東、張聞天對張國燾的電文從未間斷，詞懇情切，一片至誠，可並沒打動張國燾。9月9日，張國燾徑自給陳昌浩發來電報，繼續鼓吹“乘勢南下”，甚至令他率右路軍“南下”，“徹底開展黨內鬥爭”。這份密電送交時，陳昌浩正在會上作報告，最先被前敵總指揮部參謀長葉劍英閱知，葉劍英頓覺事關重大，立即乘機來到中央駐地，將電文交予毛澤東閱讀。毛澤東讀後，立即同張聞天等討論，他們得出了一致的結論，再費口舌說服張國燾北上，不僅毫無結果，甚至會導致兩軍分裂的結局。
他們立即果斷地率右路軍中的紅一、三軍團和軍委縱隊先行北上。部隊經兩天的急行軍，於9月11日到達甘肅南部邊境迭部縣的俄界。張聞天代表中共中央三番五次致電張國燾，希望他們放棄南下。針對張國燾的錯誤，中共中央在俄界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毛澤東在會上作報告，指出：“張國燾抵抗中央決議是不對的。”張聞天作總結髮言，更明確地指出：“這是兩條路線的鬥爭。一條是中央的路線，一條是右傾的軍閥主義。”並說張國燾“其前途必然是組織第二黨”。結果不幸而言中，張國燾真的另立中央，直至叛黨而去。
獨立自主之爭
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後，斯大林針對中共中央所提獨立自主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惟恐得罪蔣介石，而使蘇聯在與希特勒作戰時失去東面屏障，即派王明飛回中國，以督促中共執行統一戰線的政策，維護好與國民黨的關係。王明於1937年11月29日飛到延安，僅隔十天，即12月9日，便以“欽差大臣”的身份，提議中共中央召開政治局會議，意圖推翻洛川會議的一系列正確的意見和主張，這便是史稱的“十二月會議”。
毛澤東曾說過：“王明問題的關鍵、癥結所在，就是他對自己的事（指中國革命，作者注）考慮的太少了，對別人的事（指蘇聯，作者注）卻操心太多了。”正是秉承這樣的意旨，王明在會上反對在統一戰線中堅持無產階級的領導權，不主張把國民黨“分成左、中、右三派”，並說“空喊無產階級領導是不行的，空喊領導只有嚇走同盟軍”。他甚至說：“紅軍的改編不僅名義改變，而內容也改變了”，那就是“擁護統一指揮，八路軍也要統一受蔣指揮，我們不怕統一紀律，統一作戰計劃，統一給養。”王明在發言中一再說明，這些都包含有斯大林和共產國際的指示，以至在中共高層產生了一定的思想混亂。
針對王明的很有背景的發難，毛澤東和張聞天也從維護共產國際紀律和大局出發，作出了一定程度的妥協。張聞天對王明所批評的“對國民黨轉變估計不足”的說法，也表示承認並做了檢討。毛澤東也表示同意王明的這一說法。但在總的路線和方針上，他們是一點也沒有動搖。張聞天肯定地說：“洛川會議決定獨立自主的山地游擊戰，基本上是正確的。”王明很不滿意張聞天的講話，又批評張聞天對統一戰線的中心問題“國共合作瞭解不夠”。毛澤東針對王明對張聞天的批評再次發言強調：洛川會議的戰略方針是對的，統一指揮是相對的，紅軍的戰略方針是獨立自主的山地游擊戰，在有利條件下打運動戰。
◆1937年12月，毛澤東參加中共中央在延安召開的政治局會議。左起，前排：項英、凱豐、王明、陳雲、劉少奇；後排：彭德懷、張聞天、張國燾、林伯渠、博古、周恩來、毛澤東。
十二月會議上，王明企圖以新的會議決議代替洛川會議決議，但他的這一動議，由於毛澤東、張聞天的堅持而沒有形成，因此，王明的錯誤影響也就未波及全局。王明對此一直不滿，他後來抱怨十二月會議“沒有寫成一個決議”，“對國民黨提議的意見沒有寫出來，這是政治上的損失”。
距十二月會議不到三個月的時間，中共中央又在延安召開政治局會議，史稱“三月政治局會議”。王明仍在會上兜售其主張，即一切聽命於服從於國民黨，中共是既不要爭取領導權，更不能再提獨立自主的原則。毛澤東、張聞天對王明的錯誤觀點，明確發表了反對的意見。毛澤東認為，國共合作無論採取什麼形式，都必須要保證共產黨的獨立性。同時提出要“大大發展黨員，中央應有新的決議”。張聞天作了長篇發言，其中國共合作的內容既是對毛澤東講話的發揮，也是對王明的針對性的批評，他說：“歷史決定了國共兩黨需要合作，但是合作中是存在著兩黨爭取領導權的問題。”“我們一方面要保持與國民黨的合作，同時也要發展自己的力量，在鞏固國共兩黨合作原則下求得我黨力量的鞏固與擴大。”
◆1938年，毛澤東出席在延安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會議。左起：張聞天、康生、周恩來、凱豐、王明、毛澤東、任弼時、張國燾。
張聞天一直與毛澤東保持著一致的意見，那就是在統一戰線中始終把握獨立自主的原則，注意發展自己的力量，他說：“發展統一戰線只與國民黨談判是不夠的，必須用強大的民眾力量來推動統一戰線的發展。”王明企圖改變洛川會議的路線，而張聞天則針鋒相對，與之鬥爭，這些又都是與毛澤東相互磋商、緊密配合的結果，用張聞天的話說：“事實上從王明到武漢後，我們在毛澤東同志領導之下，曾經同他的路線在許多具體問題上，在中央內部進行了必要的鬥爭，直到六中全會。”
王明是在十二月會議後去的武漢，他以長江局為陣地，繼續堅持擴散其右傾錯誤的影響，給中共在南方的實際工作造成了一定的消極作用。毛澤東鑑於自己在王明乃至共產國際的印象，對王明的錯誤只是義正詞嚴，點到為止，不便與之一再當面鑼對面鼓地辯白爭論。所以，在一線與王明爭辯，無論是莫斯科的留學背景，還是在中共中央擔任的職務，張聞天都有理由當仁不讓。
長期以來，由於山海阻隔，信息不暢，共產國際對中國的實際缺乏真實的瞭解，三月政治局會議後，任弼時受中共中央派遣前往蘇聯。他不僅向共產國際遞交了書面報告，而且向共產國際執委會作了詳細而又真實的口頭陳述。共產國際由此對中國，對中國共產黨有了別樣的瞭解和新的認識。七、八月間，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王稼祥回到延安。9月14日至27日，中共中央召開政治局會議，王稼祥傳達共產國際的新指示，肯定了中共中央的“政治路線是正確的，中共在複雜環境及困難條件下真正運用了馬列主義”。中共中央“在領導機關中要在毛澤東為首的領導下解決，領導機關中要有親密團結的空氣。”
◆中共六屆六中全會主席團成員合影。前排左起：康生、毛澤東、王稼祥、朱德、項英、王明；後排左起：陳雲、秦邦憲、彭德懷、劉少奇、周恩來、張聞天。
9月29日至11月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再次舉行擴大會議（即六屆六中全會），這次會議基本上克服了黨內以王明為代表的右傾錯誤，統一了全黨思想，進一步確定了毛澤東在全黨的領導地位。
六屆六中全會期間，張聞天根據對共產國際指示的理解，曾經向毛澤東提出將總書記的職務移交於他。毛澤東通過全面考慮，認為目前還不是提出這個問題的時候，讓張聞天繼續擔任下去。
由名義領袖到實際領袖的過渡
從1942年春天開始，中共中央在全黨範圍內發動了一場長達三年的整風運動。張聞天擁護髮起整風運動，贊成清算四中全會以後到遵義會議以前的錯誤，贊成反對主觀主義。四中全會的中央即以王明為代表的以博古為總負責的臨時中央政治局。張聞天為臨時中央政治局委員、常委，是臨時中央政治局的核心成員之一。四中全會的錯誤是延續過去的“左”傾錯誤，如張聞天所說：“教條主義者的我們”，“在新的革命形勢下，把過去‘左’傾機會主義的‘打倒一切’的老公式、老教條加以堅持，加以發展，結果是孤立了自己，斷送了‘九一八’以後的新的民族革命高潮。”
通過與毛澤東的幾次談心，張聞天真正地與過去的錯誤劃清界限。在1941年9月29日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上，他徹底轉變以往的認識，認為土地革命後期的“路線是錯誤的”，“政治上是‘左’傾機會主義，策略是盲動的。軍事方面是冒險主義（打大的中心城市、單純防禦等）。組織上是宗派主義”。並主動承擔責任，他說：“我是主要負責者之一，應當承擔錯誤。特別是宣傳錯誤政策上我應負更多的責任。我們的錯誤路線不破產，毛主席的正確路線便不能顯示出來。”
毛澤東是中共建黨元老、中共一大代表之一，黨內歷史之長，軍事基礎之深厚，對中國國情之嫻熟，都是其他領導人不具備或少具備的政治資源。還有一點不可忽視，那就是在中共核心領導層中，他是最為年長者，比張聞天長7歲，比周恩來長5歲，比王稼祥長13歲，比博古長14歲，他們像尊重兄長那樣地尊敬毛澤東，親切地稱之為“老毛”。毛澤東正是具備了這些條件，所以才能對全局性工作，無顧忌地提出自己的主張，施加自己的影響。毛澤東已是當時中共的實際領袖。關於這一點張聞天曾說過，六屆六中全會前，“在毛澤東同志領導之下”，開展與王明的鬥爭；長征中擔任中共中央祕書長的鄧小平也說過類似的話，“在重大的問題上，大都是毛澤東出主意，其他同志同意的。儘管他名義上沒有當總書記或軍委主席，實際上他對軍隊的指揮以及重大問題上的決策，都為別的領導人所承認。”
◆1942年3月，（右起）高崗、毛澤東、張聞天、陳雲、任弼時、賀龍、楊尚昆、李克農、鄧發在延安一次會議期間合影。
從1935年10月到1938年9月的中共六屆六中全會，在張聞天和毛澤東連署的指示電文中，多以“洛、毛”署名，而到1937年4月4日，在一份關於人事調動電文中，已是以“毛、洛”署名，此類署名在後來也偶有發現。直到六屆六中全會後，向下級所發的指示電文中才一律署“毛、洛”。由此可見張聞天從不計較個人名利的高尚風格。在與毛澤東共事時，他一直以謙遜的態度，凡事都與毛澤東商量，從不以自己是黨內一把手而頤指氣使。毛澤東也說過：張聞天是“明君”，“從不爭權”，能讓大家都充分地發表意見。
六屆六中全會期間，張聞天仍以總書記的身份主持會議，但會後，他主動地將黨務工作移交給了毛澤東，雖然仍掛總書記的頭銜，但他的工作範圍已經轉移。他說：“六中全會期間我雖未把總書記一職讓掉，但我的方針還是把工作逐漸轉移，而不是把持不放。自王明留延工作後，我即把政治局會議地點移到楊家嶺毛澤東同志處開。我只是形式上當當主席，一切重大問題均由毛主席決定。”
整風運動期間，張聞天並不在延安，於是出現這樣的流言，說張聞天出去搞農村調查是為了“躲風”（即躲避整風），這當然是無稽之談。早在九月的政治局擴大會議後，張聞天就向中央提出農村調查，是“為了不阻礙毛主席整風方針的貫徹，同時使自己多多少少同實際接觸一番”，“我好好接觸群眾，也就等於整風了”。整風的對象是包括他在內的四中全會產生的臨時中央政治局，以他在黨內的地位和影響，如若待在延安，很多同志礙於情面，對於清算和批判四中全會的路線，必然有所阻礙。況且，自己也確實需要在實際鬥爭中補課學習，以從思想上整頓三風（即主觀主義、宗派主義和黨八股），可見他是用心良苦。
文/張家康
毛澤東、張聞天相識並共事於1933年1月中旬，在涉身嚴酷的政治、軍事鬥爭中，張聞天越來越真誠地服膺毛澤東，最早從右傾中央突圍出來，為遵義會議的召開作了積極的準備。遵義會議上，毛澤東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常委，張聞天取博古而代之，當選為總書記。由此如張聞天所說：“實際上開始了以毛澤東同志為領導中心的中央的建立。”1943年3月，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毛澤東被推選為中央政治局、中央書記處主席，自此由張聞天到毛澤東，真正順利地完成了名義領袖向實際領袖的過渡。
“擔架上的陰謀”
紅軍長征中的最高決策者是由博古、李德、周恩來組成的“最高三人團”。張聞天、毛澤東和王稼祥隨“中央隊”行動。此時，毛澤東的惡性瘧疾還未痊癒，王稼祥負傷也未痊癒。他們三人，毛、王兩人由擔架抬著，張聞天騎著馬與他們二人同行。“最高三人團”被惡劣的軍事形勢所困擾，根本顧及不到毛、張、王三人。他們一路行軍一路交談。美國著名作家哈里森·索爾茲伯裡詼諧地把這稱之為“擔架上的陰謀”，他說：“在擔架上和篝火旁的朝夕相處，使毛澤東和王稼祥互相越來越瞭解，並有機會分析在江西所發生的事情，以及長征途中的情況。……不到一個月的時間，王便倒向了毛的一邊。後來，毛澤東認為在擊敗李德和博古的鬥爭中，他起了最重要的作用。”
“洛甫（即張聞天）幾個月來一直在向毛澤東靠攏。他們夏天在雲石山的多次談話已使洛甫相信毛是正確的。”“毛澤東、洛甫和王稼祥不久便取得一致意見，他們認為應該儘早要求召開會議，以解決軍事領導權的問題。事情發展到這一地步，李德和博古註定要失敗了。”
1934年12月12日，張聞天來到毛澤東住處，向他通報紅軍在突破四道封鎖線後的嚴重傷亡情況。毛澤東認為紅軍應改變行軍方向，必須取消向紅二、六軍團會合的作戰意圖，因為敵人已經在那裡佈置好了包圍圈，紅軍應向敵人力量薄弱的貴州進軍。次日，在湖南省通道縣召開的中共中央負責人的緊急會議上，張聞天支持毛澤東的這一建議，主張放棄與二、六軍團會合，改向貴州進軍。
李德、博古卻不能正視這一正確意見，仍然固執己見，命令紅軍繼續與二、六軍團會合。12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黎平召開會議，在有關紅軍行動方針的問題上，張聞天與毛澤東意見一致，並堅定地支持毛澤東的意見，再次否定李德、博古的意見。
◆黎平會議舊址。
李德，一個剛剛從蘇聯伏龍芝軍事學院畢業的德國人，指導以農村為依存地，以農民為主要成份的紅軍，所憑藉的就是那幾本軍事教材，而博古惟一的長處就是多讀了幾本馬列的書，獨獨缺乏的就是戰爭的歷練、戰爭的經驗。他在軍事上的惟有依靠李德，除卻不懂軍事外，其更深的寓意是把李德當作“鍾馗”，以此更有效地維護自己的權威。年青氣盛的博古和欽差大臣的李德，當然不會心甘情願地讓自己的意見被否定，紅軍的行動方針的爭論仍在繼續中，這也就必然影響到紅軍的出路和前途。
與此同時，張聞天也在思考著這樣的問題，紅軍繼續交由博古、李德指揮是否妥當。12月20日，行軍至黃平一片茂密的橘林時，張聞天和王稼祥利用休息的時候，交流了對當前形勢的看法。兩人都對紅軍的前途與命運擔憂。張聞天說：“這仗這樣打看起來不行，還是要毛澤東同志出來，毛澤東同志打仗有辦法，比我們有辦法。”王稼祥將此話告訴了彭德懷，這話很快又在劉伯承等幾位紅軍領導人中傳開來，大家都認為張聞天的意見是對的，毛澤東是到了出來指揮紅軍的時候了。
1935年1月1日，中央政治局在貴州省甕安縣猴場召開會議，張聞天在會上繼續反對博古、李德的意見，贊同毛澤東的主張。針對李德無視中革軍委集體領導的現象，會議作出決定：“關於作戰方針，以及作戰時間與地點的選擇，軍委必須在政治局會議上作報告。”對博古、李德的獨斷專行作出了限制。在向遵義的行軍途中，又停止了李德對紅軍的指揮權。張聞天在這之中起了極其重要的作用。據延安時期在毛澤東身邊工作的師哲回憶：“我回到延安以後，毛澤東常給我講‘黨史’，其中說過這樣的話：‘張聞天在中央蘇區是頗有影響的人物，這不只是因為他的地位和身份，還有他本身的因素。因而，在長征路上，我以很大耐心，隱忍著種種的痛苦去接近他，苦口婆心地開導他，說服他，陳述自己對一些重大問題的觀點。’毛澤東認為，只要能爭取到張聞天，問題就解決了一大半。”
◆猴場會議室內景。
1935年1月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在遵義召開，博古首先作第五次反“圍剿”的總結報告，周恩來作副報告。張聞天作了反對單純防禦軍事路線的報告，又稱“反報告”。這個“反報告”的主要內容，多是毛澤東的主要觀點。以張聞天在黨內可與周恩來比肩的地位，他的這份“反報告”的分量是可想而知的。“反報告”旗幟鮮明地否定單純防禦的軍事路線，用事實列舉和批評博古、李德在軍事上的一系列嚴重錯誤。
接著，毛澤東作了重要發言，王稼祥、周恩來、朱德都在發言中批評李德、博古的軍事領導的錯誤。會議決定取消三人團，取消李德、博古的軍事指揮權，增選毛澤東為政治局常委。朱德、周恩來仍是最高軍事首長，周恩來是黨內委派的軍事上的最高負責者，在政治局常委中，毛澤東為周恩來的軍事指揮上的幫助者。會議推選張聞天為中共中央總書記。張聞天后來在《從福建事變到遵義會議》中，這樣評價這次劃時代的會議，他說：“沒有遵義會議，紅軍在李德、博古領導下會被打散，黨中央的領導及大批幹部會遭受嚴重的損失。遵義會議在緊急關頭挽救了黨，挽救了紅軍，這是第一。第二，遵義會議改變了領導，實際上開始了以毛澤東同志為領導中心的中央的建立。第三，遵義會議克服了‘左’傾機會主義，首先在革命戰爭的領導上。第四，教條宗派開始了政治上組織上的分裂。這個會議的功績，當然屬於毛澤東同志，我不過是一個配角而已。”
北上南下之爭
1935年6月，紅一、四方面軍在懋功勝利會師。會師後，張國燾自恃所率四方面軍人多勢眾且武器裝備好，聽不進中央北上的正確意見，而要堅持他的南下方針，可要實際執行南下方針，他又多少有所顧忌，因為，紅一方面軍高層多是中央政治局委員，而四方面軍中只有他一人是中央政治局委員，他沒有能力決定整個紅軍的走向。於是，他以“我軍宜速決統一指揮的組織問題”為由，提出“充實總司令部”的要求，其實質就是向中央要權。張聞天和毛澤東也考慮到一、四方面軍會師後的“組織問題”，確實需要調整。張聞天曾從團結的願望出發，提出將自己的總書記一職讓於張國燾，毛澤東則堅決不同意，據張聞天夫人、時任紅一方面軍中央隊祕書劉英回憶：“毛主席說：‘張國燾是個實力派，他有野心，我看不給他一個相當的職位，一、四方面軍很難合成一股繩。’毛主席分析，張國燾想當軍委主席，這個職務現在由朱總司令擔任，他沒法取代。但只當副主席，同恩來、稼祥平起平坐，他不甘心。聞天跟毛主席說：‘我這個總書記的位子讓給他好了。’毛主席說：‘不行。他要抓軍權，你給他做總書記，他說不定還不滿意，但真讓他坐上這個寶座，可又麻煩了。’考慮來考慮去，毛主席說：‘讓他當總政委吧。’毛主席的意思是儘量考慮他的要求，但軍權又不能讓他全抓去。”
張國燾擔任了紅軍總政委後，雖然勉勉強強帶領四方面軍北上，可到了毛兒蓋後，他又變卦了，繼續向中央要權，提出了一個四方面軍十幾個幹部為中央委員、政治局委員及書記處書記的名單，並擺出一副不達目的誓不罷休的架勢，一、四方面軍陡然處於極為惡劣的關係，中央三令五申的兩軍團結北上的指示，早就被他置之腦後。
張聞天、毛澤東等中央領導從全局考慮，著眼於一、四方面軍共同團結北上，於沙窩召開中央政治局會議，並由張聞天起草《沙窩會議決議》，有力而策略地批評了張國燾的“西進”和“南下”的錯誤方針。同時，也部分地滿足了張國燾的要求，補選陳昌浩為中央委員、政治局委員；周純全為中央委員、政治局候補委員，徐向前為中央委員；何畏、李先念、傅鍾為候補中央委員。
◆沙窩會議通過的《關於一、四方面軍會合後的形勢與任務的決議》。
張國燾一再向中央討價還價的“組織問題”，說穿了，就是要讓四方面軍的幹部在中央、中央政治局佔據多數，以取得決策的話語權。因此，他對沙窩會議的組織調整，仍然不是十分滿意。毛澤東和張聞天都洞察到張國燾的心機，就是要擴大四方面軍在政治局的席位，以多數來控制中共中央。這當然是張國燾的一廂情願。
沙窩會議後，中共中央決定將一、四方面軍混編為左、右路軍。一方面軍的一、三軍團和四方面軍的四、三十軍為右路軍，隨中共中央行動，由毛澤東、周恩來、徐向前率領，在毛兒蓋集結後，向班佑、巴西地區挺進；四方面軍的九、三十一、三十三軍和一方面軍的五、九軍團為左路軍，由張國燾、朱德率領，在馬塘、卓克基集結後，再向阿壩地區挺進，由阿壩東進到班佑，與右路軍會合後，兩軍共同向甘南進軍。
紅軍兵分兩路後，張國燾並沒按照中央既定的行軍路線，而是堅持他的西出阿壩，佔領青海、甘肅邊遠地區的行軍路線。這是條危險之途，無論是天時還是地利，都是險象環生。中共中央得知這一決定後，立即致電張國燾，耐心地予以說服，希望張國燾能放棄這條錯誤的路線，可適得其反，張國燾仍是固執己見，一意孤行。
中央政治局在毛兒蓋召開會議，就行軍路線問題進行討論，會議堅持認為，紅軍應向東發展，目前左路軍應儘快向右路軍靠攏。張國燾沒有參加毛兒蓋會議，但是，中央通過多種方式向他轉達會議精神，要求他率左路軍“迅速出墨窪、班佑，出洮河左岸，然後並望東進。”張國燾根本不理會中央的要求，要麼按兵不動，要麼欲行又止，要麼卻步不前。他的思想根源仍是反對中央的北上方針，堅持自己的南下路線。
◆毛澤東與張國燾。
右路軍到達班佑、巴西地區後就地休整，可怎麼也等不來左路軍。張聞天、毛澤東等中央領導同志仍然寬容忍讓，不急不躁，電文交加，予以開導，勸告直至命令。張國燾根本聽不進去，反以“噶曲河水漲，上下三十里均無徒涉點”為藉口，不向右路軍靠攏，要向阿壩轉移，並以紅軍總司令部的名義，要中共中央和右路軍南下。
毛澤東、張聞天對張國燾的電文從未間斷，詞懇情切，一片至誠，可並沒打動張國燾。9月9日，張國燾徑自給陳昌浩發來電報，繼續鼓吹“乘勢南下”，甚至令他率右路軍“南下”，“徹底開展黨內鬥爭”。這份密電送交時，陳昌浩正在會上作報告，最先被前敵總指揮部參謀長葉劍英閱知，葉劍英頓覺事關重大，立即乘機來到中央駐地，將電文交予毛澤東閱讀。毛澤東讀後，立即同張聞天等討論，他們得出了一致的結論，再費口舌說服張國燾北上，不僅毫無結果，甚至會導致兩軍分裂的結局。
他們立即果斷地率右路軍中的紅一、三軍團和軍委縱隊先行北上。部隊經兩天的急行軍，於9月11日到達甘肅南部邊境迭部縣的俄界。張聞天代表中共中央三番五次致電張國燾，希望他們放棄南下。針對張國燾的錯誤，中共中央在俄界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毛澤東在會上作報告，指出：“張國燾抵抗中央決議是不對的。”張聞天作總結髮言，更明確地指出：“這是兩條路線的鬥爭。一條是中央的路線，一條是右傾的軍閥主義。”並說張國燾“其前途必然是組織第二黨”。結果不幸而言中，張國燾真的另立中央，直至叛黨而去。
獨立自主之爭
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後，斯大林針對中共中央所提獨立自主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惟恐得罪蔣介石，而使蘇聯在與希特勒作戰時失去東面屏障，即派王明飛回中國，以督促中共執行統一戰線的政策，維護好與國民黨的關係。王明於1937年11月29日飛到延安，僅隔十天，即12月9日，便以“欽差大臣”的身份，提議中共中央召開政治局會議，意圖推翻洛川會議的一系列正確的意見和主張，這便是史稱的“十二月會議”。
毛澤東曾說過：“王明問題的關鍵、癥結所在，就是他對自己的事（指中國革命，作者注）考慮的太少了，對別人的事（指蘇聯，作者注）卻操心太多了。”正是秉承這樣的意旨，王明在會上反對在統一戰線中堅持無產階級的領導權，不主張把國民黨“分成左、中、右三派”，並說“空喊無產階級領導是不行的，空喊領導只有嚇走同盟軍”。他甚至說：“紅軍的改編不僅名義改變，而內容也改變了”，那就是“擁護統一指揮，八路軍也要統一受蔣指揮，我們不怕統一紀律，統一作戰計劃，統一給養。”王明在發言中一再說明，這些都包含有斯大林和共產國際的指示，以至在中共高層產生了一定的思想混亂。
針對王明的很有背景的發難，毛澤東和張聞天也從維護共產國際紀律和大局出發，作出了一定程度的妥協。張聞天對王明所批評的“對國民黨轉變估計不足”的說法，也表示承認並做了檢討。毛澤東也表示同意王明的這一說法。但在總的路線和方針上，他們是一點也沒有動搖。張聞天肯定地說：“洛川會議決定獨立自主的山地游擊戰，基本上是正確的。”王明很不滿意張聞天的講話，又批評張聞天對統一戰線的中心問題“國共合作瞭解不夠”。毛澤東針對王明對張聞天的批評再次發言強調：洛川會議的戰略方針是對的，統一指揮是相對的，紅軍的戰略方針是獨立自主的山地游擊戰，在有利條件下打運動戰。
◆1937年12月，毛澤東參加中共中央在延安召開的政治局會議。左起，前排：項英、凱豐、王明、陳雲、劉少奇；後排：彭德懷、張聞天、張國燾、林伯渠、博古、周恩來、毛澤東。
十二月會議上，王明企圖以新的會議決議代替洛川會議決議，但他的這一動議，由於毛澤東、張聞天的堅持而沒有形成，因此，王明的錯誤影響也就未波及全局。王明對此一直不滿，他後來抱怨十二月會議“沒有寫成一個決議”，“對國民黨提議的意見沒有寫出來，這是政治上的損失”。
距十二月會議不到三個月的時間，中共中央又在延安召開政治局會議，史稱“三月政治局會議”。王明仍在會上兜售其主張，即一切聽命於服從於國民黨，中共是既不要爭取領導權，更不能再提獨立自主的原則。毛澤東、張聞天對王明的錯誤觀點，明確發表了反對的意見。毛澤東認為，國共合作無論採取什麼形式，都必須要保證共產黨的獨立性。同時提出要“大大發展黨員，中央應有新的決議”。張聞天作了長篇發言，其中國共合作的內容既是對毛澤東講話的發揮，也是對王明的針對性的批評，他說：“歷史決定了國共兩黨需要合作，但是合作中是存在著兩黨爭取領導權的問題。”“我們一方面要保持與國民黨的合作，同時也要發展自己的力量，在鞏固國共兩黨合作原則下求得我黨力量的鞏固與擴大。”
◆1938年，毛澤東出席在延安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會議。左起：張聞天、康生、周恩來、凱豐、王明、毛澤東、任弼時、張國燾。
張聞天一直與毛澤東保持著一致的意見，那就是在統一戰線中始終把握獨立自主的原則，注意發展自己的力量，他說：“發展統一戰線只與國民黨談判是不夠的，必須用強大的民眾力量來推動統一戰線的發展。”王明企圖改變洛川會議的路線，而張聞天則針鋒相對，與之鬥爭，這些又都是與毛澤東相互磋商、緊密配合的結果，用張聞天的話說：“事實上從王明到武漢後，我們在毛澤東同志領導之下，曾經同他的路線在許多具體問題上，在中央內部進行了必要的鬥爭，直到六中全會。”
王明是在十二月會議後去的武漢，他以長江局為陣地，繼續堅持擴散其右傾錯誤的影響，給中共在南方的實際工作造成了一定的消極作用。毛澤東鑑於自己在王明乃至共產國際的印象，對王明的錯誤只是義正詞嚴，點到為止，不便與之一再當面鑼對面鼓地辯白爭論。所以，在一線與王明爭辯，無論是莫斯科的留學背景，還是在中共中央擔任的職務，張聞天都有理由當仁不讓。
長期以來，由於山海阻隔，信息不暢，共產國際對中國的實際缺乏真實的瞭解，三月政治局會議後，任弼時受中共中央派遣前往蘇聯。他不僅向共產國際遞交了書面報告，而且向共產國際執委會作了詳細而又真實的口頭陳述。共產國際由此對中國，對中國共產黨有了別樣的瞭解和新的認識。七、八月間，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王稼祥回到延安。9月14日至27日，中共中央召開政治局會議，王稼祥傳達共產國際的新指示，肯定了中共中央的“政治路線是正確的，中共在複雜環境及困難條件下真正運用了馬列主義”。中共中央“在領導機關中要在毛澤東為首的領導下解決，領導機關中要有親密團結的空氣。”
◆中共六屆六中全會主席團成員合影。前排左起：康生、毛澤東、王稼祥、朱德、項英、王明；後排左起：陳雲、秦邦憲、彭德懷、劉少奇、周恩來、張聞天。
9月29日至11月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再次舉行擴大會議（即六屆六中全會），這次會議基本上克服了黨內以王明為代表的右傾錯誤，統一了全黨思想，進一步確定了毛澤東在全黨的領導地位。
六屆六中全會期間，張聞天根據對共產國際指示的理解，曾經向毛澤東提出將總書記的職務移交於他。毛澤東通過全面考慮，認為目前還不是提出這個問題的時候，讓張聞天繼續擔任下去。
由名義領袖到實際領袖的過渡
從1942年春天開始，中共中央在全黨範圍內發動了一場長達三年的整風運動。張聞天擁護髮起整風運動，贊成清算四中全會以後到遵義會議以前的錯誤，贊成反對主觀主義。四中全會的中央即以王明為代表的以博古為總負責的臨時中央政治局。張聞天為臨時中央政治局委員、常委，是臨時中央政治局的核心成員之一。四中全會的錯誤是延續過去的“左”傾錯誤，如張聞天所說：“教條主義者的我們”，“在新的革命形勢下，把過去‘左’傾機會主義的‘打倒一切’的老公式、老教條加以堅持，加以發展，結果是孤立了自己，斷送了‘九一八’以後的新的民族革命高潮。”
通過與毛澤東的幾次談心，張聞天真正地與過去的錯誤劃清界限。在1941年9月29日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上，他徹底轉變以往的認識，認為土地革命後期的“路線是錯誤的”，“政治上是‘左’傾機會主義，策略是盲動的。軍事方面是冒險主義（打大的中心城市、單純防禦等）。組織上是宗派主義”。並主動承擔責任，他說：“我是主要負責者之一，應當承擔錯誤。特別是宣傳錯誤政策上我應負更多的責任。我們的錯誤路線不破產，毛主席的正確路線便不能顯示出來。”
毛澤東是中共建黨元老、中共一大代表之一，黨內歷史之長，軍事基礎之深厚，對中國國情之嫻熟，都是其他領導人不具備或少具備的政治資源。還有一點不可忽視，那就是在中共核心領導層中，他是最為年長者，比張聞天長7歲，比周恩來長5歲，比王稼祥長13歲，比博古長14歲，他們像尊重兄長那樣地尊敬毛澤東，親切地稱之為“老毛”。毛澤東正是具備了這些條件，所以才能對全局性工作，無顧忌地提出自己的主張，施加自己的影響。毛澤東已是當時中共的實際領袖。關於這一點張聞天曾說過，六屆六中全會前，“在毛澤東同志領導之下”，開展與王明的鬥爭；長征中擔任中共中央祕書長的鄧小平也說過類似的話，“在重大的問題上，大都是毛澤東出主意，其他同志同意的。儘管他名義上沒有當總書記或軍委主席，實際上他對軍隊的指揮以及重大問題上的決策，都為別的領導人所承認。”
◆1942年3月，（右起）高崗、毛澤東、張聞天、陳雲、任弼時、賀龍、楊尚昆、李克農、鄧發在延安一次會議期間合影。
從1935年10月到1938年9月的中共六屆六中全會，在張聞天和毛澤東連署的指示電文中，多以“洛、毛”署名，而到1937年4月4日，在一份關於人事調動電文中，已是以“毛、洛”署名，此類署名在後來也偶有發現。直到六屆六中全會後，向下級所發的指示電文中才一律署“毛、洛”。由此可見張聞天從不計較個人名利的高尚風格。在與毛澤東共事時，他一直以謙遜的態度，凡事都與毛澤東商量，從不以自己是黨內一把手而頤指氣使。毛澤東也說過：張聞天是“明君”，“從不爭權”，能讓大家都充分地發表意見。
六屆六中全會期間，張聞天仍以總書記的身份主持會議，但會後，他主動地將黨務工作移交給了毛澤東，雖然仍掛總書記的頭銜，但他的工作範圍已經轉移。他說：“六中全會期間我雖未把總書記一職讓掉，但我的方針還是把工作逐漸轉移，而不是把持不放。自王明留延工作後，我即把政治局會議地點移到楊家嶺毛澤東同志處開。我只是形式上當當主席，一切重大問題均由毛主席決定。”
整風運動期間，張聞天並不在延安，於是出現這樣的流言，說張聞天出去搞農村調查是為了“躲風”（即躲避整風），這當然是無稽之談。早在九月的政治局擴大會議後，張聞天就向中央提出農村調查，是“為了不阻礙毛主席整風方針的貫徹，同時使自己多多少少同實際接觸一番”，“我好好接觸群眾，也就等於整風了”。整風的對象是包括他在內的四中全會產生的臨時中央政治局，以他在黨內的地位和影響，如若待在延安，很多同志礙於情面，對於清算和批判四中全會的路線，必然有所阻礙。況且，自己也確實需要在實際鬥爭中補課學習，以從思想上整頓三風（即主觀主義、宗派主義和黨八股），可見他是用心良苦。
◆1944年11月，（左起）聶榮臻、周恩來、任弼時、朱德、李鼎銘、張聞天、毛澤東、吳玉章在延安合影。
張聞天由衷地欽佩毛澤東，1942年7月1日，他在率晉西北農村調查團駐地興縣時，給晉西北後方機關幹部作報告時，專門論述了毛澤東在中國革命過程中無可比擬的偉大作用。他在追溯中共21年的歷史時，從陳獨秀講到李立三，從李立三講到張國燾，也講到土地革命後期的嚴重錯誤和損失。由歷史上的“左”或右的錯誤教訓，他得出這樣的結論：中國革命過去的歷史證明，有了毛澤東同志的領導，革命力量就會逐漸壯大，就會逐漸走向勝利，就可轉危為安；如果不聽毛澤東同志的意見，或反對毛澤東同志的領導，革命就會遭受挫折，就會轉勝為敗，就會從順利走向困難。中國革命有久經考驗的黨的領袖毛澤東同志的領導，是全黨值得慶幸的一件大事。
1943年3月16日至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推選毛澤東為中央政治局、中央書記處主席，書記處由毛澤東、劉少奇、任弼時組成。中央政治局委員張聞天正式離開了書記處。這樣，黨的領袖也正式完成了由名義到實際的過渡。張聞天對這一切安之若素，他說：“人患無‘自知之明’，一旦自知了，他就會把自己放在一個適當的地位，盡他的力量，來好好地工作下去。”他是這樣說的，也是這樣做的，幾十年一貫制地這麼做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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