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清政府在最後六年間的改革卻加速了自己的崩潰？
清政府垮臺於1911年，即辛亥年，從歷史進入20世紀始，它就進入了自己生命終結的倒計時。清末的政治腐敗和人們對政府的控訴，可見於梁啟超的行文：“夫孰使我百業俱失，無所衣食者，政府也；夫孰使百物騰湧，致我終歲勤勞而不得養其父母者，政府也；夫孰使我一慄一縷之蓄積，皆使吏胥之婪索者，政府也；夫孰使盜賊充斥，致我晷刻不能即安者，政府也……”這樣的政府非倒不可，更何況孫中山的革命黨大張聲勢，籌謀推翻。然而清末立憲派給它指出了一條政治改革的道路，即立憲，可以說，這是清政府唯一的圖存之路。事實上，它也被逼走上了這條路，但由於它自己的蹉跎，這條路最終也斷送在它自己手裡。
和孫中山的革命黨不同，由梁啟超在理論上指導的國內立憲人士並不主張推翻滿清。在同盟會排滿性質的“種族革命”之外，梁啟超推重的是政治制度改革的“政治革命”（梁氏是體制外人，他的語言如果轉換為清政府的官方語言，就是“政治改革”）。此改革以立憲為旨歸，用梁氏的話表述就是：“政治革命者，革專制而成立憲之謂也。”從專制到立憲，可以說是20世紀任何一種專制政體的政改方向。在體制外和體制內的各種壓力下，晚清政府迫不得已接受了立憲者的主張，繼1905年派五大臣出洋考察憲政後，於1906年9月1日宣佈“預備立憲”。這不妨可以視為清政府“政治改革”的開始。
那麼從1906年到1911年，清政府在它生命的最後六年間，都做了些什麼呢？
清政府垮臺於1911年，即辛亥年，從歷史進入20世紀始，它就進入了自己生命終結的倒計時。清末的政治腐敗和人們對政府的控訴，可見於梁啟超的行文：“夫孰使我百業俱失，無所衣食者，政府也；夫孰使百物騰湧，致我終歲勤勞而不得養其父母者，政府也；夫孰使我一慄一縷之蓄積，皆使吏胥之婪索者，政府也；夫孰使盜賊充斥，致我晷刻不能即安者，政府也……”這樣的政府非倒不可，更何況孫中山的革命黨大張聲勢，籌謀推翻。然而清末立憲派給它指出了一條政治改革的道路，即立憲，可以說，這是清政府唯一的圖存之路。事實上，它也被逼走上了這條路，但由於它自己的蹉跎，這條路最終也斷送在它自己手裡。
和孫中山的革命黨不同，由梁啟超在理論上指導的國內立憲人士並不主張推翻滿清。在同盟會排滿性質的“種族革命”之外，梁啟超推重的是政治制度改革的“政治革命”（梁氏是體制外人，他的語言如果轉換為清政府的官方語言，就是“政治改革”）。此改革以立憲為旨歸，用梁氏的話表述就是：“政治革命者，革專制而成立憲之謂也。”從專制到立憲，可以說是20世紀任何一種專制政體的政改方向。在體制外和體制內的各種壓力下，晚清政府迫不得已接受了立憲者的主張，繼1905年派五大臣出洋考察憲政後，於1906年9月1日宣佈“預備立憲”。這不妨可以視為清政府“政治改革”的開始。
那麼從1906年到1911年，清政府在它生命的最後六年間，都做了些什麼呢？
慈禧太后
1906年：是年雖然宣佈預備立憲，但立憲的預備期有多長是社會很關注的問題。9月1日的“聖諭”頒下：“……俟數年後，規模初具，查看情形，參用各國成法，妥議立憲實行期限，再行宣佈天下。”顯然，這是一個沒有時間表的預備立憲，其中不乏遁詞，如同在玩時間遊戲。當然，立憲就是分權，政府本能地不願意，能拖一天是一天。只是那時的它無從料及歷史留給它的時間只有六年了，多拖一天就是往死路上多走一天。時在日本的梁啟超有過這樣一個觀察，他在寫給老師康有為的信中說：“革黨現在在東京佔極大之勢力，萬餘學生從之者過半。前此預備立憲詔下，其機稍息。及改革官制有名無實，其勢益張。”不妨注意這其中的“其機稍息”和“其勢益張。”當人們開始信任這個帶有政改性質的預備立憲時，即使是革命一方，其勢頭亦不免“稍息”；當人們認為這個政治改革是虛與委蛇、皮裡陽秋時（比如，只是把各部制動來動去），則革命勢頭必然反彈“益張”。這說明，改革可以遏制革命，改革進一步，革命退一分；但是，假改革必然招致真革命。因此，清廷唯有真正立憲而非口頭立憲才能自保。
清政府垮臺於1911年，即辛亥年，從歷史進入20世紀始，它就進入了自己生命終結的倒計時。清末的政治腐敗和人們對政府的控訴，可見於梁啟超的行文：“夫孰使我百業俱失，無所衣食者，政府也；夫孰使百物騰湧，致我終歲勤勞而不得養其父母者，政府也；夫孰使我一慄一縷之蓄積，皆使吏胥之婪索者，政府也；夫孰使盜賊充斥，致我晷刻不能即安者，政府也……”這樣的政府非倒不可，更何況孫中山的革命黨大張聲勢，籌謀推翻。然而清末立憲派給它指出了一條政治改革的道路，即立憲，可以說，這是清政府唯一的圖存之路。事實上，它也被逼走上了這條路，但由於它自己的蹉跎，這條路最終也斷送在它自己手裡。
和孫中山的革命黨不同，由梁啟超在理論上指導的國內立憲人士並不主張推翻滿清。在同盟會排滿性質的“種族革命”之外，梁啟超推重的是政治制度改革的“政治革命”（梁氏是體制外人，他的語言如果轉換為清政府的官方語言，就是“政治改革”）。此改革以立憲為旨歸，用梁氏的話表述就是：“政治革命者，革專制而成立憲之謂也。”從專制到立憲，可以說是20世紀任何一種專制政體的政改方向。在體制外和體制內的各種壓力下，晚清政府迫不得已接受了立憲者的主張，繼1905年派五大臣出洋考察憲政後，於1906年9月1日宣佈“預備立憲”。這不妨可以視為清政府“政治改革”的開始。
那麼從1906年到1911年，清政府在它生命的最後六年間，都做了些什麼呢？
慈禧太后
1906年：是年雖然宣佈預備立憲，但立憲的預備期有多長是社會很關注的問題。9月1日的“聖諭”頒下：“……俟數年後，規模初具，查看情形，參用各國成法，妥議立憲實行期限，再行宣佈天下。”顯然，這是一個沒有時間表的預備立憲，其中不乏遁詞，如同在玩時間遊戲。當然，立憲就是分權，政府本能地不願意，能拖一天是一天。只是那時的它無從料及歷史留給它的時間只有六年了，多拖一天就是往死路上多走一天。時在日本的梁啟超有過這樣一個觀察，他在寫給老師康有為的信中說：“革黨現在在東京佔極大之勢力，萬餘學生從之者過半。前此預備立憲詔下，其機稍息。及改革官制有名無實，其勢益張。”不妨注意這其中的“其機稍息”和“其勢益張。”當人們開始信任這個帶有政改性質的預備立憲時，即使是革命一方，其勢頭亦不免“稍息”；當人們認為這個政治改革是虛與委蛇、皮裡陽秋時（比如，只是把各部制動來動去），則革命勢頭必然反彈“益張”。這說明，改革可以遏制革命，改革進一步，革命退一分；但是，假改革必然招致真革命。因此，清廷唯有真正立憲而非口頭立憲才能自保。
1907年：客觀地說，一味指責清政府假改革也不公正，革命派的壓力，立憲派的努力，這些都逼使它要調整自己的動作。繼預備立憲後，1907年有兩道詔書不應忽略。一是9月20日預備成立資政院的諭旨：“立憲政體，取決公論，上下議院一時未能成立，亟宜設資政院，以立議院基礎。”這是朝廷政改的一大動向，按照它自己的解釋，資政院即英美議院的前身。一個月後的10月19日，朝廷又下一詔：“前經降旨於京師設立資政院，以樹議院基礎，但各省亦應有采取輿論之所。”這個輿論之所就是省議會，但清廷將之稱為諮議局：“著各省督撫均在省會速設諮議局”，“籌計地方治安，併為資政院儲才之階”。對於這兩道詔書，光緒都明言是“朕欽奉慈禧皇太后懿旨”。慈禧雖然頑固，但也果斷，決定在中央和地方分別開設議會，應是真正的政改之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