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帝內經》五行乘侮理論探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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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醫學中的五行學說是在中國古代哲學五行學說，結合陰陽學說而建立的一種重要的思維工具，用來概括說明人體的生理結構、病理變化以及指導疾病的診斷和治療。《黃帝內經》作為中醫理論的奠基之作，比較全面地論述了五行學說的相關理論,五行乘侮理論就是其中之一。

《黃帝內經》中有關於乘侮的論述見於《素問·五運行大論篇》，“氣有餘，則制己所勝而侮所不勝；其不及，則己所不勝侮而乘之，己所勝輕而侮之。”“乘”，《說文解字》載其義為“覆也”,李孝定在《甲骨文字集釋》中講“乘之本義為升為登，引申之為加其上。許訓覆也，輿加其上同意”。“侮”，其本義為輕慢、欺負，如“不侵侮”（《禮記·曲禮》）、“不侮鰥寡”（《左傳·紹公元年》）。可見，在中醫學五行學說中“乘”的含義為：一是五行中的一行過勝，對其所勝一行的過度制約；二是五行的一行虛弱而致其所不勝一行對其的正常制約相對偏勝、過度。“侮”的含義為：一是五行中的一行過勝，對其所不勝一行的逆向欺侮、制約；二是五行中的一行虛弱而致其所勝一行對其逆向欺侮、制約。

縱覽中國哲學的發展歷程，五行學說的發展基本上基於兩條路線：一是無固定中心的發展，主要表現為相生、相勝的關係形式；二是與陰陽學說等理論結合的有固定中心的系統論。兩者在《黃帝內經》中都有明顯的體現，特別是前者被廣泛應用於闡發臟腑之間的生克關係，解釋疾病的發生、發展、轉歸及其診療。

五行之間存在依次的相生關係，生我者為母，我生者為子，這種關係失常主要表現為母病及子和子病及母，同時，任何一行的過勝或虛弱，均可導致母子相生關係遭到破壞，亦會導致五行乘侮變化。五行之間存在遞相剋制關係，這種正常的制約使五行中的每一行在維持其正常功能的同時不至於功能過亢，即所謂“相火之下，水氣承之；水位之下，土氣承之；土位之下，風氣承之；風氣之下，金氣承之；金位之下，火氣承之。”《黃帝內經》中用“亢則害，承乃制”來描述這種和諧狀態的重要意義。這種正常的制約關係一旦失常，便會導致以五行中某一行為中心兼顧其所勝一行和所不勝一行系統功能的失調。因此五行乘侮是伴隨五行之間相生、相剋關係遭到破壞後所產生的病理變化而產生的。

與氣一元論、陰陽二元論不同的是，中國古代哲學的五行學說的發展更多的是表現在五行之間的相互關係上，這也是為什麼中醫學的五行理論，真正應用於臨床實踐層面的理論多是相生、相剋、乘侮的原因了。

有的學者認為，五行學說雖然在中醫理論形成的早期有過貢獻，但隨著時代的發展，卻成為制約中醫理論發展的因素。然而，五行理論儘管存在其機械性的漏洞，但是其臟腑乘侮理論對養生和診治還是有著積極作用的，不可因其一弊而全盤否定。例如：《傷寒論》講“見肝之病，知肝傳脾，當先實脾”，便是五行乘侮理論在治未病領域的運用；抑木扶土、培土製水、佐金平木等治法便是依據五行相剋及乘侮理論而建立的預防臟腑之間發生乘侮病理變化或改變已發生的乘侮病理變化的具體方法。

先秦哲學中雖然沒有乘侮之說，但五行“無常勝”之說，與其最為相似，應該是《黃帝內經》五行乘侮理論的哲學淵源。中國古代哲學五行理論中的“無常勝”說是相對“相勝”說而提出的。梁啟超雲：“‘勝’訓‘貴’，意謂此五種物質無常貴，但適宜應需則為貴。”體現了個體在實踐活動中的特殊性和主觀能動性。“相勝”說體現的是一種單向循環，強調的是一種必然的、相對單調的相勝關係，“無常勝”說相對而言則是雙方向的、更全面、更辨證的關係論。

“無常勝”之說最初見於《孫子兵法·虛實篇》，其雲：“兵無常勢，水無常形，能因敵變化而取勝者謂之神。故五行無常勝，四時無常位，日有短長，月有死生。”從軍事的角度出發，把雙方事物或事物雙方面的力量變化作為制定軍事戰略、戰術的依據，並依據這種變化判斷戰爭的勝負。克服了軍事中五行相生說的某些機械論弊端。

至《墨子·經下》則更加明確的指出了導致五行無常勝的原因，其論述的五行無常勝主要是某一行的增長過多而導致的對所勝一行的過度制約或者是對所不勝一行的反向剋制，與《黃帝內經》中的五行乘侮理論相似。

綜上所述，《黃帝內經》中的五行乘侮理論主要用來描述五行之間相剋關係失常所產生的過度制約狀態，而相剋與乘侮之間的轉變亦常常以五行相生關係的失常為基礎，三者結合在一起，對闡釋疾病的發生、發展、轉歸及其診療都具有重要的臨床價值。中國古代哲學中的五行“無常勝”說則是其哲學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