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東淄博最年輕的區、著名的旱碼頭-周村區的歷史淵源你瞭解幾分'

1、周村的前身——於陵 在淄博市的主要城鎮中，除辛店外，周村的興起算是最晚的。遲至明朝中葉，它還是一個普通的村落。但是就在這個村落以南五里，卻有一個古城遺址。這個古城，就是春秋戰國時代齊國的於陵邑。於陵邑的附近，靠近現在周村水庫，還曾發現有龍山文化的遺址，這又說明早在四千多年以前，最初的農民已經在這裡定居下來，於陵邑正是在這個基礎上發展起來的。 古代於陵邑的名字，在《戰國策》（齊策四）和《孟子》（滕文公下）等先秦古籍中，都有記載。西漢在這裡設於陵縣，屬濟南郡。當時濟南郡太守治東平陵，東平陵故城在今章丘縣平陵東北數裡，而輔佐太守並掌管全郡軍事的都尉，卻治於陵，兩地東西相距百里，當中又有白雲山橫亙其間，為什麼要這樣部署呢？關於這個問題，清初學者顧炎武曾引證歷史故實，有所解釋，引申其意，不外是說白雲山崛起於魯北平原，地處幾個不同的州縣之間，農民起來造反，就要進據山中，作為根據地，然後四出攻擊。為了嚴加防範，所以把郡守與都尉的治所，分別設在白雲山的東西兩邊。於陵城緊靠白雲山東麓，當時它和東平陵城的聯繫，主要是通過白雲山北側的交通線，中間經過現在的鄒平和章丘舊城，一路都是平坦大道。至於白雲山南側一線，即從於陵城往南，經過現在的王村，轉而西行，直抵平陵城。由於中間穿越山峽，道路崎嶇，雖可通行，並非坦途。這和今天的交通情況是大不一樣的。 西漢以後，歷東漢、三國直到魏晉，都設有於陵縣。南北朝初年，省於陵縣入逢陵縣，故城遂漸趨荒廢。現在這裡只有一個較大的農村，就叫做古城村。在古城村的西北隅，仍然可以看到殘存的古代城牆，屹立地表，戰國以及漢代的磚瓦陶器殘片，堆積地上，為數甚多。現在膠濟鐵路，正好從古城遺址東部穿過，只須幾分鐘，便可到達周村車站。周村鎮現在已經完全代替古於陵城而成為這一地區的行政中心了。

2、周村的興起及其原因 周村的興起，是封建社會末期山東境內很值得注意的一件事。當時北方廣泛流傳著“山東一村、直隸一集”的諺語，因為山東省的周村和直隸省（河北省舊稱）的辛集（今為束鹿縣治），都是從普通居民點而迅速成長為內地商業中心的突出例子。 根據明靖嘉《青州府志》記載，直到明朝中葉，周村還只有“居民三百家”，叫做“周村店”。三百家住戶的居民點，人數不多，在人口稠密的山東內地來說，只能算是個中小聚落，例如當時益都縣的鄭母店（在縣城東南四十里），就有“居民二千家”，而臨朐縣的破丘（今作璞丘、在博山城東南七十里），則多至“居民三千家” 7。可是這個只有“居民三百家”的周村店，到了清康熙初年，已經是名列全縣（長山縣）市集之首的“周村集” 。又過了半個世紀，它已被稱做是“天下之貨聚焉”的“周村大鎮”了。單從這個聚落的名稱來看，由周村店，而周村集；由周村集，而周村大鎮，它的“發跡”是歷歷可見的。 周村之所迅速興起的原因究竟在哪裡？這並不是一個新問題。清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長山縣知縣金在所撰《周村義集記》一文中，就曾這樣寫道：“長邑南十八里，為周村大鎮，地不通夫水陸，而天下之貨聚焉，…… 餘心竊異之，不知其何能爾。”為了弄清楚這個問題，他就親自跑到周村，作了調查研究，可惜的是他只能看到一點表面現象，從而錯誤地把周村的興起，歸功於當地一個大官僚地主階級的代表人物李化熙及其後人。按李化熙是明崇禎七年（1634年）進士，官至兵部右侍郎，總督延綏（榆林）三邊軍事，曾和李自成農民起義軍進行較量，被打得落花流水。清兵入關後，他又跑到北京城向清廷投降，因而飛黃騰達起來，從工部侍郎一直上升到刑部尚書，以母老乞養還鄉，就住在周村。當時周村的商業，已經開始發達，金說只是由於“市銳銀兩，豪滑就中取利，商困難蘇”因此這位退休的朝官就“力捐課稅，……。每歲代為完納，俾豪棍斂跡，不得橫行肆。”可是“歷年既久，市儈之攫金者，復出故智，”於是李化熙後人又“又立市始末，請方伯［地方官］勒石永禁，為鎮備稅，世以為常。”金調查到了這些情況，於是就下結論說“斯鎮地僻而業盛，不亦宜乎？”。 看來地方豪滑向商賈勒索市稅，是確有其事的，但是這裡所說李某“力捐課稅”、“代為完納”，又是怎麼一回事呢？這個飽吸人民血汗的退休朝官，竟會為減免周村市商負擔而慷慨解囊，吐出他的一點貪汙麼？這是不可能的。查康熙《長山縣誌》李化熙傳，關於這件事，是這樣寫的：“豪滑於周村市多索稅錢，為害市井，熙力請當事，嚴定稅額，商民德之。”這一說法，比較得實。因此，周村市商還為李化熙立了祠堂。把立市始末的石碑，也立在祠堂裡。大約“嚴定稅額”的條文，就刻在這塊石碑上。最近這個祠堂已改為中學校址，正在興建一座四層教學大樓。大樓後面殘餘的堂屋北牆上，還嵌有李化熙“神位”的刻石。只是立市始末的石碑卻不見了。據說已被打碎，填築了教學大樓的地基。祠堂西邊的一條南北大街，至今還保留著“祠堂街”的名稱。又李氏舊居前後兩條平行的東西大街，現在也還叫做“府前街”和“府後街”。這也說明李氏家族當初在周村的勢力是很大的，這周村市上可能就有他家經營的商號，否則他是不會這樣積極關心商稅的稅額的。至於金把周村的興起，完全歸功於李氏的“德澤”，那就是完全錯誤的了。 周村既不是由李化熙而設市，更不是因李化熙而“發跡”。它的興起，另有原因。

根據現有資料，足以說明到了清朝中期，也就是中國封建社會頻於崩潰的時刻，周村的商業已經空前繁榮起來。嘉慶三年（1798年）曾有人描述說：“周村煙火鱗次，泉貝充，居人名為旱碼頭。碼頭者，商賈往來停泊之所，若漢口、佛山、景德、朱仙鎮之屬。以其［周村］不通水路，無鉅艦飛帆破浪翻風之概，故別之曰旱碼頭。然魚溝出長白［長白山即白雲山］，淦河出鳳麓［鳳凰山麓］，由西南分道而至，統匯於鎮之西所謂興隆街者，琳官寶剎，肆廠，鹹依繞崖岸，而服賈牽牛負販而過者，日不啻千百計，實鎮之要津也。”這段文字，有兩點值得注意：第一，它描寫了當時周村市上的繁榮景象，所記興隆街一帶的建築情況，至今也還依稀可辯。不過興隆街早已稱為絲市街。流經興隆街西頭，自南而北穿行市內的河流，解放後經過人工改道，已繞行市區西側北流，只是在興隆街西頭河流故道上，還保存了舊日的橋樑，並加以改建，這就是引文中所說的“鎮之要津”上的興隆橋，今仍舊稱，只是很少有人這樣稱呼它了。第二，更重要的是它明確指出，周村雖然不通水路，卻有“旱碼頭”之稱，因為它已經在陸路交通上佔有重要地位，所以才能成為內地商賈薈萃之處。這一說明，就比康熙年間金的解釋大大前進了一步。 現在必須弄清楚的就是明末清初以來，周村在內地交通上的地位，究竟是怎樣變化的至少在明朝中葉以前，它還是個“地處偏僻”的普通村落，到了清初它又是怎樣變成了一個商賈薈萃的“旱碼頭”呢這是個饒有興趣的問題。 為了解答這個問題。必須首先明確上文所說魯中山地北麓的東西大道在周村附近的具體位置。在明朝中葉以前，這條從古代起就開始發展起來的東西大道，並不經過周村，而是從周村以北通過的。如上所述，它沿著山地北麓的平原邊際，自西而東，繞過白雲山的北側，也就是從舊章丘縣城，經青陽店、滸山泊、鄒平縣城、禮參店和舊長山縣城，一路東去18。這裡需要特別指出的是禮參店（今作禮三店）。按禮參店的得名是有個故事的。這個故事與北宋的范仲淹有關。按范仲淹蘇州人，少時寄居長山縣，曾在白雲山醴泉寺讀書，後舉進士，選戶部侍郎，徙知青州。在他經濟南赴益都上任的路上，正好經過鄒平和長山，長山士紳紛紛到城西迎接相遇途中，“禮參甚恭”，因名其地曰“禮參店”。這個故事正好說明現在的鄒平、長山以及兩者之間的禮參店，正當東西來往的大道。這條大道在西晉以前，乃是從長山向東，直趨臨淄。西晉末年，新築廣固城取代臨淄城的地位之後，這條大道才從長山轉向東南經過姜家鋪（今大姜村）、固懸、房鎮、石村、渡鄭黃溝（今珠龍河），到達張店然後從張店轉而正東，經金嶺鎮、矮槐樹、辛店、淄河店，南向廣固城。廣固城廢棄之後，益都代興，益都代興，遂成為東西大道新線上的樞紐。估計范仲淹就是從長山經由這條新線到達益都的。長山以東的古代大道雖然已向南移，但是長山在東西交通上的位置並無改變。因此到明代隆慶年間所修的《長山縣誌》仍稱其地曰“青齊要道，無逾於此”。而周村在這些舊日的主要交通線上，卻掛不上邊。可是到了清朝初年，這一情況開始發生了變化。原來在白雲山北側的東西交通線，這時又為白雲山南側的新線所代替。在這條南側的交通線上佔有重要位置的是王村。王村介於魯中山地本體與孤立於北方的白雲山之間。這裡是一段較為開闊的山峽，這段山峽在舊日就叫做“王村峪”。王村就相當於這條峪道的咽喉。

關於通過王村的這條交通線的開闢，清初有名的作家蒲松齡曾寫過一篇重要的文字，題作《王村募修路序》，值得參考。蒲松齡（1640—1715年）是淄川縣蒲家莊人，曾在王村村東相鄰很近的西鋪莊畢盛巨家長期教家館。他對王村一帶的情況，十分熟悉。在募修路序一文中，他寫道：“王村為郡邑通衢，冠蓋之主來恆於斯，商旅之負販恆於斯，無他歧可出焉者。而村之東，夾途而溪。三十年以來，途尚高，俯臨溪，溪涓涓自逝耳。歲既久，輪所經、轍深之，蹄所經、麈場之，怒潦所經、激衝劫蕩之，地以日下。溪泱泱四溢，漸浸容軌之區，以拓其疆。雨則魚遊於道，旱則馬陷於淖。……”這段文字寫得十分生動，而且精確地刻畫了路基頻曹侵蝕的過程。他的寫作年代，估計當在康熙中葉。據此推算，則順治（1644—1661年）末年或康熙初期，經過王村的“通衢”才剛剛開闢起來，所以當時路基尚高。路基兩旁有小河流水，涓涓自逝，不足為害。可是經過了三十多年的時光，由於來往的行族客商，愈來愈多，車水馬龍，奔馳不息。結果，由於大車車輪的不斷輾壓，馬蹄的頻繁踐踏，以及暴雨急流的沖刷侵蝕，路基日益低陷，河水日益浸溢，終於形成了“雨則魚遊於道，旱則馬陷於淖”的情況。北方有句俗話說：“多年的大道走成河”，王村“通衢”的變化正是一個真實的寫照，不過在這裡並沒有經過很多年，只有前後三十多個歲月，就把一條初闢的坦途毀壞了。這恰恰說的，通過王村的東西交通大道，這就是在這三十多年間開闢起來的。 這條交通大道從王村向東，出峪之後轉而北行，沿著孤立的鳳凰山東麓，經過於陵廢墟上的古城村，就到了周村。然後從周村陡轉向東，直趨張店，這和今天從王村到周村的公路在鳳凰山西麓和白雲之間穿過，稍有不同。由於這條交通大道的開闢，周村原有的商業就迅速發展起來。 這裡應該補充說明的是交通條件的發展，只不過是周村“發跡”的外因，外因要通過內因才能起作用。那麼周村市肆繁榮的內因是什麼呢？內因就是明末清初以來淄博地區地方生產的普遍提高，促進了商品經濟的迅速發展，因此周村一旦具備了更加便利於商貨集散的交通條件，它就會很快地繁榮起來。 那末王村為什麼沒有象周村這樣的“發跡”呢？王村和周村既然同在一條新興的交通大道上，兩地相去又不遠，而且王村的地理位置還比周村重要，它不是更有條件發展起來麼？再說王村附近，也有一個古城遺址，相傳同樣是戰國時代的齊邑，叫做逢陵。現有有五個農村，分佈在這個古城的遺址上，分別叫做張古城、欒古城、曹古城、楊古城和沈古城，都在王村東南，去西鋪村很近。這一情況和周村附近之有於陵故城遺址，也是極為相似的，這說明兩地的交通條件，自古以來就相差不多，因此兩地才各有一個古代城市在附近成長起來。 儘管從交通條件來看，王村和周村有十分相似之處，但是從腹地的範圍來加以比較，王村就遠不及周村那樣有利。王村處於兩山之間的山峽地帶，腹地有限，而周村附近，除去西南一隅外，都是一望無際的肥沃原野。在以農業生產為主的封建社會裡，周村就很容易形成為農副產品的集散地。特別是從明末清初以來，地方上的手工業—突出的是作為農家副業的蠶絲業，有了迅速的發展，因此周村的市場也就相應地擴大起來。當時淄博地區的土特產的外銷，主要是流向省城濟南，集中在周村的商品與其向北繞道鄒平，還不如向南取道王村，更為便捷。另外，還須指出，王村與淄川、博山之間，已早有商業，古代窯業中心之一的磁村，就是兩者之間的一個重要聯絡點。隨著淄川、博山一帶陶瓷琉璃業的發展，地方產品或由張店外運，或由磁村經王村直銷省城。而磁村、王村之間的貿易來往，也必然會促進王村、周村之間商運的發展。周村這個商業中心一旦形成之後，淄博盆地也就部分地納入它的腹地範圍。

周村市場形成之後，商品經濟的發展，又促進了手工業的繁榮，其中最主要的就是絲織業。 周村絲織業的興起，大約是清乾隆年間（1736—1795年）開始的。由於淄博一帶的農村，多以蠶桑為副業，所產蠶繭，大都運往周村市場出售，從而使周村的絲織業很快地發展起來，例如《淄川鄉土志》就有這樣的記載說： “蠶絲本境天然之大宗，每屆春令，比戶飼之，鄉民一年之需，多半仰給於此。以飼蠶之盛衰，定年歲之豐歉。… …蠶繭作成，本境雖能繅絲，而仍售於鄰境周村商賈織造。每年夏季，絲市極盛。本境王村，間有織造者，名為王村繭緞，銷絲不過百分之一，價昂而不精，尚待改良。”清中葉以來，不僅周村，就是長山縣以及鄰境的廣大農村，也無不以絲織為副業，只是周村鎮上更為發達而已。例如道光《濟南府志》記長山縣風俗，就有如下的一段話：“長山俗多務織作，善績山繭。繭非本邑所出，而業之者頗多，男婦皆能為之，……城南近周村鎮處，人多高賈，而務農其本業也。”如此發展的結果，周村竟成為山東內地一個重要的絲織業中心，所出綢緞等產品遠銷新疆內蒙等地，周村因此而聞名國內。 據《山東陶瓷史》編寫組的調查，章丘有畢姓人家，從乾隆三十年（1765年）開始，作為家庭副業買絲織綢，經過半個多世紀的經營，到了道光年間（1821—1850年）已經從家庭副業發展成為作坊手工業，共添置織機二十張，僱傭工匠七、八十人。據說這一情況，在周村更為普遍。 3、周村的衰落和復興 清道光年間，由於西方資本主義勢力的入侵，中國開始淪為半殖民地。光緒末年，在德國帝國主義攫取青島，修築膠濟鐵路之後，周村竟成為帝國主義在沿線進行掠奪的一箇中心。清政府把周村和濟南一併開為商埠。此後周村的絲織業，由於地主官僚的投資也曾一度呈現過畸形的發展。在日本發動大規模的侵華戰爭之前，周村的絲綢機常達一萬四千餘臺，所產綾羅綢緞多達三十幾個品種。後來由於日本的侵略，以及國民黨反動派相繼發動內戰，周村的絲織業受到了嚴重的打擊。到解放前夕，全鎮絲織機只剩下了二十餘臺，其殘破凋零可見一斑。 解放以來，在過去殘破凋零的爛攤子上，新生的周村以嶄新的姿態開始發展起來。除去歷史上富有傳統的絲織工業得以復興外，還創建了其他新興的機械、電子等工業部門。正是在這一經濟發展的基礎上，周村終於從舊長山縣劃分出來，成為淄博市一個區的行政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