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啟鈐：一個被遺忘的人，晚年備受周總理關懷，他是中國很多學科的奠基人'
他是袁世凱登基大典的主辦人；他是民國代總理，他是張作霖的親家；他是周恩來的忘年交；蔣介石親自為他斟酒；
他是樑思成的前輩；章士釗的老友；他是王世襄的恩師；戴笠是他家的常客，張學良與他合開過公司；
他的外孫是共和國外交部副部長；他的孫子是中國戲曲學院院長；他的女兒們皆為北洋名媛；他是營造學社的創立者；
他是北戴河、中山公園的創始人；他拒絕過日寇的利誘；他將必生的收藏捐獻給了國家；他是北京城改造的第一人；
他經歷了整部中國近代史——他就是朱啟鈐。
朱啟鈐（1872—1964），譜名啟綸，字桂辛、桂莘，號蠖公、蠖園，晚年自號所居曰“勤炳燭齋”。祖籍貴州紫江（今開陽），1872年11月12日生於河南信陽，1964年2月26日卒於北京，享年92歲。他的一生經歷了晚清、北洋政府、國民政府、人民政府四個歷史時期，為我國著名政治家、實業家、古建築學家、收藏家。不過，用王世襄的話來說：“可惜現在的人對他知道的太少，不能理解他的重要性，從學術上來說，他是中國很多學科的奠基人。”
他是袁世凱登基大典的主辦人；他是民國代總理，他是張作霖的親家；他是周恩來的忘年交；蔣介石親自為他斟酒；
他是樑思成的前輩；章士釗的老友；他是王世襄的恩師；戴笠是他家的常客，張學良與他合開過公司；
他的外孫是共和國外交部副部長；他的孫子是中國戲曲學院院長；他的女兒們皆為北洋名媛；他是營造學社的創立者；
他是北戴河、中山公園的創始人；他拒絕過日寇的利誘；他將必生的收藏捐獻給了國家；他是北京城改造的第一人；
他經歷了整部中國近代史——他就是朱啟鈐。
朱啟鈐（1872—1964），譜名啟綸，字桂辛、桂莘，號蠖公、蠖園，晚年自號所居曰“勤炳燭齋”。祖籍貴州紫江（今開陽），1872年11月12日生於河南信陽，1964年2月26日卒於北京，享年92歲。他的一生經歷了晚清、北洋政府、國民政府、人民政府四個歷史時期，為我國著名政治家、實業家、古建築學家、收藏家。不過，用王世襄的話來說：“可惜現在的人對他知道的太少，不能理解他的重要性，從學術上來說，他是中國很多學科的奠基人。”
朱啟鈐
亂世能臣，實幹大家
朱氏祖籍江西，世居貴州開州城南永興場（今開陽雙流鎮）。朱啟鈐出身於書香世家，曾祖朱理堂於道光十二年（1832）遊湖南返，主講於省城貴陽正本書院，遂遷於此。祖父朱士熙舉人出身，曾在湖南做過幾任知縣。
朱父名慶墉，號稚皋，秀才出身，師從傅壽彤。朱母為傅壽彤之長女傅夢瓊。傅壽彤，字青餘，號澹叟，貴州貴築（今貴州貴陽市）人，清咸豐三年（1853）進士，改庶吉士，授檢討，歷任河南歸德府、南陽府、開封府，南汝光兵備道，後擢升至河南按察使、布政使。晚退居林下，築"止園"於長沙，居十餘年，著書多種。傅壽彤精於史志、書法、詩詞，與當時政學界的頂極人物均關係密切，是朝野共知的文武全才。傅夢瓊之次妹傅寶瓊適貴築翰林黃國瑾，三妹傅幼瓊適湖南善化瞿鴻禨，瞿鴻禨後為軍機大臣。
光緒元年（公元1875年），朱慶墉返黔參加鄉試，試畢，在返回河南的途中，不幸在貴州玉屏縣乘船觸灘石後溺水而亡，時年三十一歲。當時朱啟鈐年僅三歲，只好與母親生活在外祖父家中。
1891年，瞿鴻禨出任四川學政，朱啟鈐跟隨入川。瞿鴻禨欣賞朱啟鈐天資聰穎、做事精幹、有異於常人的稟賦，遂著意栽培、大力提攜。因為朱啟鈐寫得一筆好字，並且和瞿鴻禨的字相似，瞿鴻禨還讓他替批文案，代擬文書。
1899年，朱啟鈐以知縣銜在上海出口捐局當差，並以此為契機摸熟了進出口貿易和金融商業，學會了與商界洋行打交道。
1902年，在瞿鴻禨的大力舉薦下，30歲的朱啟鈐出任京師大學堂譯學館工程提調及監督。在北京的這段時間，朱啟鈐結識了徐世昌。徐世昌非常欣賞他，給予“穩健幹練，事必果行”的評價，並把他推薦給袁世凱，得到袁世凱的重用。自此，朱啟鈐進入北洋集團，為袁世凱竭盡全力，忠誠效勞。
他是袁世凱登基大典的主辦人；他是民國代總理，他是張作霖的親家；他是周恩來的忘年交；蔣介石親自為他斟酒；
他是樑思成的前輩；章士釗的老友；他是王世襄的恩師；戴笠是他家的常客，張學良與他合開過公司；
他的外孫是共和國外交部副部長；他的孫子是中國戲曲學院院長；他的女兒們皆為北洋名媛；他是營造學社的創立者；
他是北戴河、中山公園的創始人；他拒絕過日寇的利誘；他將必生的收藏捐獻給了國家；他是北京城改造的第一人；
他經歷了整部中國近代史——他就是朱啟鈐。
朱啟鈐（1872—1964），譜名啟綸，字桂辛、桂莘，號蠖公、蠖園，晚年自號所居曰“勤炳燭齋”。祖籍貴州紫江（今開陽），1872年11月12日生於河南信陽，1964年2月26日卒於北京，享年92歲。他的一生經歷了晚清、北洋政府、國民政府、人民政府四個歷史時期，為我國著名政治家、實業家、古建築學家、收藏家。不過，用王世襄的話來說：“可惜現在的人對他知道的太少，不能理解他的重要性，從學術上來說，他是中國很多學科的奠基人。”
朱啟鈐
亂世能臣，實幹大家
朱氏祖籍江西，世居貴州開州城南永興場（今開陽雙流鎮）。朱啟鈐出身於書香世家，曾祖朱理堂於道光十二年（1832）遊湖南返，主講於省城貴陽正本書院，遂遷於此。祖父朱士熙舉人出身，曾在湖南做過幾任知縣。
朱父名慶墉，號稚皋，秀才出身，師從傅壽彤。朱母為傅壽彤之長女傅夢瓊。傅壽彤，字青餘，號澹叟，貴州貴築（今貴州貴陽市）人，清咸豐三年（1853）進士，改庶吉士，授檢討，歷任河南歸德府、南陽府、開封府，南汝光兵備道，後擢升至河南按察使、布政使。晚退居林下，築"止園"於長沙，居十餘年，著書多種。傅壽彤精於史志、書法、詩詞，與當時政學界的頂極人物均關係密切，是朝野共知的文武全才。傅夢瓊之次妹傅寶瓊適貴築翰林黃國瑾，三妹傅幼瓊適湖南善化瞿鴻禨，瞿鴻禨後為軍機大臣。
光緒元年（公元1875年），朱慶墉返黔參加鄉試，試畢，在返回河南的途中，不幸在貴州玉屏縣乘船觸灘石後溺水而亡，時年三十一歲。當時朱啟鈐年僅三歲，只好與母親生活在外祖父家中。
1891年，瞿鴻禨出任四川學政，朱啟鈐跟隨入川。瞿鴻禨欣賞朱啟鈐天資聰穎、做事精幹、有異於常人的稟賦，遂著意栽培、大力提攜。因為朱啟鈐寫得一筆好字，並且和瞿鴻禨的字相似，瞿鴻禨還讓他替批文案，代擬文書。
1899年，朱啟鈐以知縣銜在上海出口捐局當差，並以此為契機摸熟了進出口貿易和金融商業，學會了與商界洋行打交道。
1902年，在瞿鴻禨的大力舉薦下，30歲的朱啟鈐出任京師大學堂譯學館工程提調及監督。在北京的這段時間，朱啟鈐結識了徐世昌。徐世昌非常欣賞他，給予“穩健幹練，事必果行”的評價，並把他推薦給袁世凱，得到袁世凱的重用。自此，朱啟鈐進入北洋集團，為袁世凱竭盡全力，忠誠效勞。
朱啟鈐（左）、袁世凱（中）、張百熙（右）在京師大學堂譯學館
1905年，大清設立巡警部，徐世昌任尚書，趙秉鈞任右侍郎。朱啟鈐調任巡警部，任北京內城巡警廳廳丞、外城巡警廳廳丞。當時的警察什麼都要管，一身兼任多職，安全、交通、消防、衛生、社保、救濟……朱啟鈐經常騎著馬在京城巡邏，幾乎所有的街道、建築都爛熟於心。
他看到北京夜晚烏黑一片，就試著在街上安裝路燈。但京師某御史以“自家數世夜不燃燈”為由，向皇帝彈劾、控訴，朱啟鈐沒有退卻，照常試驗。曹聚仁在紀念朱啟鈐的文章中透露，朱啟鈐還在外城大柵欄推行過“單行道制”，不過有個人卻自恃皇親國戚，公然違犯規矩，此人就是肅親王善耆的福晉。讓人驚訝的是，朱啟鈐竟敢向皇親國戚開罰單——判罰那福晉十塊銀元，但“居然使肅親王聽了折服，這才施行得很順利”。由此可見，朱啟鈐敢做事、會做事。
1908年，朱啟鈐任東三省蒙務局督辦。1910年，朱啟鈐任津浦鐵路北段工程總辦，督建濟南濼口黃河大橋、濟南火車站等工程。
辛亥革命後，朱啟鈐在北洋政府做過五任交通總長、三任內務總長，並曾由袁世凱任命為代總理，但朱啟鈐並未就任。曹聚仁說朱啟鈐“會做官”，此言不虛。朱啟鈐經歷了趙（秉鈞）、熊（希齡）、孫（寶琦）、段（祺瑞）、徐（世昌）等內閣，一直維持其閣員的地位，可謂北洋政壇的“不倒翁”。
然而，這位政壇“不倒翁”卻一度迷失在“洪憲帝制”的聲浪中。1915年，楊度、孫毓筠、劉師培等人組織籌安會，為袁世凱復闢帝制製造輿論。朱啟鈐出任“登基大典籌備處長”，與段芝貴、周自齊、樑士詒、張鎮芳、雷辰春、袁乃貴一起，被人並稱為“七小人”。袁世凱死後，朱啟鈐以籌備洪憲帝制大典禍首之一遭通緝，1918年被赦免。在朱啟鈐漫長的一生中，他對自己參與“洪憲帝制”一事從不辯解，從不公開說袁世凱的壞話，也不說袁的好話。即使是章士釗同他談袁世凱，他仍堅持“不能以成敗論英雄”。
1918年，朱啟鈐被北洋政府總統徐世昌委以重任，擔任南北議和的北方總代表。儘管朱啟鈐在議和中以國家安危為重，但軍閥之間勾心鬥角，導致和談破裂。這是朱啟鈐在民國政治舞臺上最後一次擔任重要角色，隨後他基本退出政壇。
從1917年起，朱啟鈐開始在津滬一帶經營實業。並致力於中國古建築、織繡、漆器藝術的研究，“以蠖園為冬居，蠡天小築為消夏之處”。
朱啟鈐先後經辦中興煤礦、中興輪船公司等企業。朱啟鈐是一個傑出的管理人才，在經營上十分重視設備更新和技術改造，並大膽使用技術專家。到1936年中興煤礦產煤量達到173萬噸，從而使中興公司走向以煤為主，煤、焦、電、鋼鐵、農林、鐵路運輸為主船運輸為輔的多種經營的綜合性大企業。朱啟鈐還投資入股了新洋灰公司、開灤礦務局等。
1937年底，在日本侵略者操縱下，以王克敏為首的偽臨時政府成立。但日本人認為王克敏資歷聲望不夠，欲請吳佩孚、朱啟鈐這樣北洋時期的首腦人物出來捧場。遊說不成，進而威逼。朱啟鈐堅決不為所動，頂住各方壓力，堅決拒絕偽政府職務。於是敵偽對他進行迫害，以朱啟鈐住的趙堂子衚衕是警備地區，一般人不宜居住為由，強行徵購了朱啟鈐的住宅。搬家又何妨？朱啟鈐一家隨即移居北總布衚衕，安之若素。在風雨如晦的日子裡，朱啟鈐一直裝病在家，整理文獻，最終迎來抗戰勝利。
他是袁世凱登基大典的主辦人；他是民國代總理，他是張作霖的親家；他是周恩來的忘年交；蔣介石親自為他斟酒；
他是樑思成的前輩；章士釗的老友；他是王世襄的恩師；戴笠是他家的常客，張學良與他合開過公司；
他的外孫是共和國外交部副部長；他的孫子是中國戲曲學院院長；他的女兒們皆為北洋名媛；他是營造學社的創立者；
他是北戴河、中山公園的創始人；他拒絕過日寇的利誘；他將必生的收藏捐獻給了國家；他是北京城改造的第一人；
他經歷了整部中國近代史——他就是朱啟鈐。
朱啟鈐（1872—1964），譜名啟綸，字桂辛、桂莘，號蠖公、蠖園，晚年自號所居曰“勤炳燭齋”。祖籍貴州紫江（今開陽），1872年11月12日生於河南信陽，1964年2月26日卒於北京，享年92歲。他的一生經歷了晚清、北洋政府、國民政府、人民政府四個歷史時期，為我國著名政治家、實業家、古建築學家、收藏家。不過，用王世襄的話來說：“可惜現在的人對他知道的太少，不能理解他的重要性，從學術上來說，他是中國很多學科的奠基人。”
朱啟鈐
亂世能臣，實幹大家
朱氏祖籍江西，世居貴州開州城南永興場（今開陽雙流鎮）。朱啟鈐出身於書香世家，曾祖朱理堂於道光十二年（1832）遊湖南返，主講於省城貴陽正本書院，遂遷於此。祖父朱士熙舉人出身，曾在湖南做過幾任知縣。
朱父名慶墉，號稚皋，秀才出身，師從傅壽彤。朱母為傅壽彤之長女傅夢瓊。傅壽彤，字青餘，號澹叟，貴州貴築（今貴州貴陽市）人，清咸豐三年（1853）進士，改庶吉士，授檢討，歷任河南歸德府、南陽府、開封府，南汝光兵備道，後擢升至河南按察使、布政使。晚退居林下，築"止園"於長沙，居十餘年，著書多種。傅壽彤精於史志、書法、詩詞，與當時政學界的頂極人物均關係密切，是朝野共知的文武全才。傅夢瓊之次妹傅寶瓊適貴築翰林黃國瑾，三妹傅幼瓊適湖南善化瞿鴻禨，瞿鴻禨後為軍機大臣。
光緒元年（公元1875年），朱慶墉返黔參加鄉試，試畢，在返回河南的途中，不幸在貴州玉屏縣乘船觸灘石後溺水而亡，時年三十一歲。當時朱啟鈐年僅三歲，只好與母親生活在外祖父家中。
1891年，瞿鴻禨出任四川學政，朱啟鈐跟隨入川。瞿鴻禨欣賞朱啟鈐天資聰穎、做事精幹、有異於常人的稟賦，遂著意栽培、大力提攜。因為朱啟鈐寫得一筆好字，並且和瞿鴻禨的字相似，瞿鴻禨還讓他替批文案，代擬文書。
1899年，朱啟鈐以知縣銜在上海出口捐局當差，並以此為契機摸熟了進出口貿易和金融商業，學會了與商界洋行打交道。
1902年，在瞿鴻禨的大力舉薦下，30歲的朱啟鈐出任京師大學堂譯學館工程提調及監督。在北京的這段時間，朱啟鈐結識了徐世昌。徐世昌非常欣賞他，給予“穩健幹練，事必果行”的評價，並把他推薦給袁世凱，得到袁世凱的重用。自此，朱啟鈐進入北洋集團，為袁世凱竭盡全力，忠誠效勞。
朱啟鈐（左）、袁世凱（中）、張百熙（右）在京師大學堂譯學館
1905年，大清設立巡警部，徐世昌任尚書，趙秉鈞任右侍郎。朱啟鈐調任巡警部，任北京內城巡警廳廳丞、外城巡警廳廳丞。當時的警察什麼都要管，一身兼任多職，安全、交通、消防、衛生、社保、救濟……朱啟鈐經常騎著馬在京城巡邏，幾乎所有的街道、建築都爛熟於心。
他看到北京夜晚烏黑一片，就試著在街上安裝路燈。但京師某御史以“自家數世夜不燃燈”為由，向皇帝彈劾、控訴，朱啟鈐沒有退卻，照常試驗。曹聚仁在紀念朱啟鈐的文章中透露，朱啟鈐還在外城大柵欄推行過“單行道制”，不過有個人卻自恃皇親國戚，公然違犯規矩，此人就是肅親王善耆的福晉。讓人驚訝的是，朱啟鈐竟敢向皇親國戚開罰單——判罰那福晉十塊銀元，但“居然使肅親王聽了折服，這才施行得很順利”。由此可見，朱啟鈐敢做事、會做事。
1908年，朱啟鈐任東三省蒙務局督辦。1910年，朱啟鈐任津浦鐵路北段工程總辦，督建濟南濼口黃河大橋、濟南火車站等工程。
辛亥革命後，朱啟鈐在北洋政府做過五任交通總長、三任內務總長，並曾由袁世凱任命為代總理，但朱啟鈐並未就任。曹聚仁說朱啟鈐“會做官”，此言不虛。朱啟鈐經歷了趙（秉鈞）、熊（希齡）、孫（寶琦）、段（祺瑞）、徐（世昌）等內閣，一直維持其閣員的地位，可謂北洋政壇的“不倒翁”。
然而，這位政壇“不倒翁”卻一度迷失在“洪憲帝制”的聲浪中。1915年，楊度、孫毓筠、劉師培等人組織籌安會，為袁世凱復闢帝制製造輿論。朱啟鈐出任“登基大典籌備處長”，與段芝貴、周自齊、樑士詒、張鎮芳、雷辰春、袁乃貴一起，被人並稱為“七小人”。袁世凱死後，朱啟鈐以籌備洪憲帝制大典禍首之一遭通緝，1918年被赦免。在朱啟鈐漫長的一生中，他對自己參與“洪憲帝制”一事從不辯解，從不公開說袁世凱的壞話，也不說袁的好話。即使是章士釗同他談袁世凱，他仍堅持“不能以成敗論英雄”。
1918年，朱啟鈐被北洋政府總統徐世昌委以重任，擔任南北議和的北方總代表。儘管朱啟鈐在議和中以國家安危為重，但軍閥之間勾心鬥角，導致和談破裂。這是朱啟鈐在民國政治舞臺上最後一次擔任重要角色，隨後他基本退出政壇。
從1917年起，朱啟鈐開始在津滬一帶經營實業。並致力於中國古建築、織繡、漆器藝術的研究，“以蠖園為冬居，蠡天小築為消夏之處”。
朱啟鈐先後經辦中興煤礦、中興輪船公司等企業。朱啟鈐是一個傑出的管理人才，在經營上十分重視設備更新和技術改造，並大膽使用技術專家。到1936年中興煤礦產煤量達到173萬噸，從而使中興公司走向以煤為主，煤、焦、電、鋼鐵、農林、鐵路運輸為主船運輸為輔的多種經營的綜合性大企業。朱啟鈐還投資入股了新洋灰公司、開灤礦務局等。
1937年底，在日本侵略者操縱下，以王克敏為首的偽臨時政府成立。但日本人認為王克敏資歷聲望不夠，欲請吳佩孚、朱啟鈐這樣北洋時期的首腦人物出來捧場。遊說不成，進而威逼。朱啟鈐堅決不為所動，頂住各方壓力，堅決拒絕偽政府職務。於是敵偽對他進行迫害，以朱啟鈐住的趙堂子衚衕是警備地區，一般人不宜居住為由，強行徵購了朱啟鈐的住宅。搬家又何妨？朱啟鈐一家隨即移居北總布衚衕，安之若素。在風雨如晦的日子裡，朱啟鈐一直裝病在家，整理文獻，最終迎來抗戰勝利。
朱啟鈐抗戰時期關於貴州資料的信函
1949年初，解放戰爭進入最後階段，朱啟鈐由於對共產黨的政策不怎麼了解，避居上海考慮自己的退路。在北平的周恩來得悉後，馬上請朱啟鈐的同事兼好友章士釗寫信，力勸他留在內地參加新中國建設。信件由著名話劇演員、黨的祕密工作者金山直接送到上海朱啟鈐的寓所，並向他轉告了周恩來的口信。朱啟鈐回京後，黨和政府對朱啟鈐禮遇有加，周恩來特地聘請他出任中央文史研究館館員，以後朱啟鈐又成為為北京市和全國政協委員，同時兼任古代修整所的顧問。
1961年，朱啟鈐90歲生日時，周恩來送來一個大花籃祝壽。1964年，朱啟鈐患感冒，不久併發肺炎，住進了北京醫院。不久後病逝，被安葬在八寶山革命公墓。
朱啟鈐博學多才，著有《哲匠錄》（與瞿兌之、闞鐸合輯） 、《李仲明營造法式》、《蠖園文存》、《存素堂絲繡錄》、《女紅傳徵略》、《絲繡筆記》、《芋香錄詩》、《清內府刻絲書畫考》、《清內府刺繡書畫考》、《漆書》、《紫江朱氏家乘》、《貴州碑傳集（稿本） 》等。主持編印《中國營造學社彙刊》（共七卷）。1927年根據日本傳抄本重新刊刻久已失傳的《髹飾錄》（王世襄曾經受朱啟鈐的交付，註釋此中國惟一的漆工著作，請參閱：【收藏大家】王世襄——京城第一大玩家）。編輯貴州地方文獻也是朱啟鈐的心願，他編輯了《黔南叢書》8種、《清代黔人館選錄》、《劉貴陽遺書》等，晚年傾心編輯《貴陽碑傳集》。
創辦中國營造學社
1919年，對於朱啟鈐來說，是一個人生的轉折點。這一年，他遇到古籍善本《營造法式》。這次偶然發現，成就了中國建築史上的一段佳話，催生了一個龐大的民間學術團體——中國營造學社。
朱啟鈐從上海返回北京，在南京圖書館訪書，從眾多古籍中發現了宋代李誡所著的《營造法式》（丁氏八千樓抄本，請參閱：大收藏家398期：千年丁氏，八千卷樓）。《營造法式》是北宋官方頒佈的一部建築設計、施工的規範書，李誡主持過大量的新建與重修工程，包括王邸、宮殿、辟雍、官衙、太廟等不同類型的建築，積累了豐富的建築技術知識和工程規劃、組織、管理等方面的經驗。朱啟鈐發現後，如獲至寶，這就是他多年以來夢寐以求的古代建築寶典。
朱啟鈐通過江蘇省省長將該書借出，委託商務印書館影印出版，以傳後世，即後人稱之為“丁本”者。但“丁本”輾轉傳抄於紹興版本，錯漏甚多，影繪原圖甚為粗陋。朱啟鈐覺得，這樣珍貴的古籍一定要有可靠的版本，儘可能使它臻於完善，便委託藏書家陶湘刻一個流傳後世的精校本。陶湘是民國的大藏書家、刻書家，所刻書籍，校對精良。陶湘印本的《營造法式》是“丁本”的升級版，彩色套印，前所罕見，在中國古籍之版本研究方面有很高的藝術價值。《營造法式》作為中國建築史上的經典文獻，經過這一番整理刊印，亦倍受國內外建築學界矚目。
他是袁世凱登基大典的主辦人；他是民國代總理，他是張作霖的親家；他是周恩來的忘年交；蔣介石親自為他斟酒；
他是樑思成的前輩；章士釗的老友；他是王世襄的恩師；戴笠是他家的常客，張學良與他合開過公司；
他的外孫是共和國外交部副部長；他的孫子是中國戲曲學院院長；他的女兒們皆為北洋名媛；他是營造學社的創立者；
他是北戴河、中山公園的創始人；他拒絕過日寇的利誘；他將必生的收藏捐獻給了國家；他是北京城改造的第一人；
他經歷了整部中國近代史——他就是朱啟鈐。
朱啟鈐（1872—1964），譜名啟綸，字桂辛、桂莘，號蠖公、蠖園，晚年自號所居曰“勤炳燭齋”。祖籍貴州紫江（今開陽），1872年11月12日生於河南信陽，1964年2月26日卒於北京，享年92歲。他的一生經歷了晚清、北洋政府、國民政府、人民政府四個歷史時期，為我國著名政治家、實業家、古建築學家、收藏家。不過，用王世襄的話來說：“可惜現在的人對他知道的太少，不能理解他的重要性，從學術上來說，他是中國很多學科的奠基人。”
朱啟鈐
亂世能臣，實幹大家
朱氏祖籍江西，世居貴州開州城南永興場（今開陽雙流鎮）。朱啟鈐出身於書香世家，曾祖朱理堂於道光十二年（1832）遊湖南返，主講於省城貴陽正本書院，遂遷於此。祖父朱士熙舉人出身，曾在湖南做過幾任知縣。
朱父名慶墉，號稚皋，秀才出身，師從傅壽彤。朱母為傅壽彤之長女傅夢瓊。傅壽彤，字青餘，號澹叟，貴州貴築（今貴州貴陽市）人，清咸豐三年（1853）進士，改庶吉士，授檢討，歷任河南歸德府、南陽府、開封府，南汝光兵備道，後擢升至河南按察使、布政使。晚退居林下，築"止園"於長沙，居十餘年，著書多種。傅壽彤精於史志、書法、詩詞，與當時政學界的頂極人物均關係密切，是朝野共知的文武全才。傅夢瓊之次妹傅寶瓊適貴築翰林黃國瑾，三妹傅幼瓊適湖南善化瞿鴻禨，瞿鴻禨後為軍機大臣。
光緒元年（公元1875年），朱慶墉返黔參加鄉試，試畢，在返回河南的途中，不幸在貴州玉屏縣乘船觸灘石後溺水而亡，時年三十一歲。當時朱啟鈐年僅三歲，只好與母親生活在外祖父家中。
1891年，瞿鴻禨出任四川學政，朱啟鈐跟隨入川。瞿鴻禨欣賞朱啟鈐天資聰穎、做事精幹、有異於常人的稟賦，遂著意栽培、大力提攜。因為朱啟鈐寫得一筆好字，並且和瞿鴻禨的字相似，瞿鴻禨還讓他替批文案，代擬文書。
1899年，朱啟鈐以知縣銜在上海出口捐局當差，並以此為契機摸熟了進出口貿易和金融商業，學會了與商界洋行打交道。
1902年，在瞿鴻禨的大力舉薦下，30歲的朱啟鈐出任京師大學堂譯學館工程提調及監督。在北京的這段時間，朱啟鈐結識了徐世昌。徐世昌非常欣賞他，給予“穩健幹練，事必果行”的評價，並把他推薦給袁世凱，得到袁世凱的重用。自此，朱啟鈐進入北洋集團，為袁世凱竭盡全力，忠誠效勞。
朱啟鈐（左）、袁世凱（中）、張百熙（右）在京師大學堂譯學館
1905年，大清設立巡警部，徐世昌任尚書，趙秉鈞任右侍郎。朱啟鈐調任巡警部，任北京內城巡警廳廳丞、外城巡警廳廳丞。當時的警察什麼都要管，一身兼任多職，安全、交通、消防、衛生、社保、救濟……朱啟鈐經常騎著馬在京城巡邏，幾乎所有的街道、建築都爛熟於心。
他看到北京夜晚烏黑一片，就試著在街上安裝路燈。但京師某御史以“自家數世夜不燃燈”為由，向皇帝彈劾、控訴，朱啟鈐沒有退卻，照常試驗。曹聚仁在紀念朱啟鈐的文章中透露，朱啟鈐還在外城大柵欄推行過“單行道制”，不過有個人卻自恃皇親國戚，公然違犯規矩，此人就是肅親王善耆的福晉。讓人驚訝的是，朱啟鈐竟敢向皇親國戚開罰單——判罰那福晉十塊銀元，但“居然使肅親王聽了折服，這才施行得很順利”。由此可見，朱啟鈐敢做事、會做事。
1908年，朱啟鈐任東三省蒙務局督辦。1910年，朱啟鈐任津浦鐵路北段工程總辦，督建濟南濼口黃河大橋、濟南火車站等工程。
辛亥革命後，朱啟鈐在北洋政府做過五任交通總長、三任內務總長，並曾由袁世凱任命為代總理，但朱啟鈐並未就任。曹聚仁說朱啟鈐“會做官”，此言不虛。朱啟鈐經歷了趙（秉鈞）、熊（希齡）、孫（寶琦）、段（祺瑞）、徐（世昌）等內閣，一直維持其閣員的地位，可謂北洋政壇的“不倒翁”。
然而，這位政壇“不倒翁”卻一度迷失在“洪憲帝制”的聲浪中。1915年，楊度、孫毓筠、劉師培等人組織籌安會，為袁世凱復闢帝制製造輿論。朱啟鈐出任“登基大典籌備處長”，與段芝貴、周自齊、樑士詒、張鎮芳、雷辰春、袁乃貴一起，被人並稱為“七小人”。袁世凱死後，朱啟鈐以籌備洪憲帝制大典禍首之一遭通緝，1918年被赦免。在朱啟鈐漫長的一生中，他對自己參與“洪憲帝制”一事從不辯解，從不公開說袁世凱的壞話，也不說袁的好話。即使是章士釗同他談袁世凱，他仍堅持“不能以成敗論英雄”。
1918年，朱啟鈐被北洋政府總統徐世昌委以重任，擔任南北議和的北方總代表。儘管朱啟鈐在議和中以國家安危為重，但軍閥之間勾心鬥角，導致和談破裂。這是朱啟鈐在民國政治舞臺上最後一次擔任重要角色，隨後他基本退出政壇。
從1917年起，朱啟鈐開始在津滬一帶經營實業。並致力於中國古建築、織繡、漆器藝術的研究，“以蠖園為冬居，蠡天小築為消夏之處”。
朱啟鈐先後經辦中興煤礦、中興輪船公司等企業。朱啟鈐是一個傑出的管理人才，在經營上十分重視設備更新和技術改造，並大膽使用技術專家。到1936年中興煤礦產煤量達到173萬噸，從而使中興公司走向以煤為主，煤、焦、電、鋼鐵、農林、鐵路運輸為主船運輸為輔的多種經營的綜合性大企業。朱啟鈐還投資入股了新洋灰公司、開灤礦務局等。
1937年底，在日本侵略者操縱下，以王克敏為首的偽臨時政府成立。但日本人認為王克敏資歷聲望不夠，欲請吳佩孚、朱啟鈐這樣北洋時期的首腦人物出來捧場。遊說不成，進而威逼。朱啟鈐堅決不為所動，頂住各方壓力，堅決拒絕偽政府職務。於是敵偽對他進行迫害，以朱啟鈐住的趙堂子衚衕是警備地區，一般人不宜居住為由，強行徵購了朱啟鈐的住宅。搬家又何妨？朱啟鈐一家隨即移居北總布衚衕，安之若素。在風雨如晦的日子裡，朱啟鈐一直裝病在家，整理文獻，最終迎來抗戰勝利。
朱啟鈐抗戰時期關於貴州資料的信函
1949年初，解放戰爭進入最後階段，朱啟鈐由於對共產黨的政策不怎麼了解，避居上海考慮自己的退路。在北平的周恩來得悉後，馬上請朱啟鈐的同事兼好友章士釗寫信，力勸他留在內地參加新中國建設。信件由著名話劇演員、黨的祕密工作者金山直接送到上海朱啟鈐的寓所，並向他轉告了周恩來的口信。朱啟鈐回京後，黨和政府對朱啟鈐禮遇有加，周恩來特地聘請他出任中央文史研究館館員，以後朱啟鈐又成為為北京市和全國政協委員，同時兼任古代修整所的顧問。
1961年，朱啟鈐90歲生日時，周恩來送來一個大花籃祝壽。1964年，朱啟鈐患感冒，不久併發肺炎，住進了北京醫院。不久後病逝，被安葬在八寶山革命公墓。
朱啟鈐博學多才，著有《哲匠錄》（與瞿兌之、闞鐸合輯） 、《李仲明營造法式》、《蠖園文存》、《存素堂絲繡錄》、《女紅傳徵略》、《絲繡筆記》、《芋香錄詩》、《清內府刻絲書畫考》、《清內府刺繡書畫考》、《漆書》、《紫江朱氏家乘》、《貴州碑傳集（稿本） 》等。主持編印《中國營造學社彙刊》（共七卷）。1927年根據日本傳抄本重新刊刻久已失傳的《髹飾錄》（王世襄曾經受朱啟鈐的交付，註釋此中國惟一的漆工著作，請參閱：【收藏大家】王世襄——京城第一大玩家）。編輯貴州地方文獻也是朱啟鈐的心願，他編輯了《黔南叢書》8種、《清代黔人館選錄》、《劉貴陽遺書》等，晚年傾心編輯《貴陽碑傳集》。
創辦中國營造學社
1919年，對於朱啟鈐來說，是一個人生的轉折點。這一年，他遇到古籍善本《營造法式》。這次偶然發現，成就了中國建築史上的一段佳話，催生了一個龐大的民間學術團體——中國營造學社。
朱啟鈐從上海返回北京，在南京圖書館訪書，從眾多古籍中發現了宋代李誡所著的《營造法式》（丁氏八千樓抄本，請參閱：大收藏家398期：千年丁氏，八千卷樓）。《營造法式》是北宋官方頒佈的一部建築設計、施工的規範書，李誡主持過大量的新建與重修工程，包括王邸、宮殿、辟雍、官衙、太廟等不同類型的建築，積累了豐富的建築技術知識和工程規劃、組織、管理等方面的經驗。朱啟鈐發現後，如獲至寶，這就是他多年以來夢寐以求的古代建築寶典。
朱啟鈐通過江蘇省省長將該書借出，委託商務印書館影印出版，以傳後世，即後人稱之為“丁本”者。但“丁本”輾轉傳抄於紹興版本，錯漏甚多，影繪原圖甚為粗陋。朱啟鈐覺得，這樣珍貴的古籍一定要有可靠的版本，儘可能使它臻於完善，便委託藏書家陶湘刻一個流傳後世的精校本。陶湘是民國的大藏書家、刻書家，所刻書籍，校對精良。陶湘印本的《營造法式》是“丁本”的升級版，彩色套印，前所罕見，在中國古籍之版本研究方面有很高的藝術價值。《營造法式》作為中國建築史上的經典文獻，經過這一番整理刊印，亦倍受國內外建築學界矚目。
民國九年(1920年)《石印宋李明仲營造法式》
1925年，梁啟超將朱啟鈐送他的新版《營造法式》寄給在美國留學的樑思成與林徽因。這本書改變了樑思成和林徽因的學術路徑。後來他們在加拿大渥太華結婚，將日期選定為3月21日，而這正是《營造法式》作者李誡墓碑上刻的日期；兩人的兒子叫“樑從誡”，有“師從李誡”的意思。（最近有學者的研究成果，認為“誡”字是後世誤刻，應為“誠”字，即李誠，根據他的字“明仲”，宋人理學已講誠明之德，故知必為李誠。這個李誠-李誡還曾經向宋徽宗進獻過五馬圖）
1929年，朱啟鈐與陶湘、孟錫鈺等三人倡議成立“營造學社”，1930年，朱啟鈐得到中華教育文化基金董事會的資助，正式成立了“中國營造學社”，由朱啟鈐任社長。為什麼叫“營造學社”，而不是“建築學社”，朱啟鈐說：建築雖然是他研究的重點，但如果侷限於建築本身，那它與文化的關係則不能完全彰顯，所以打破建築範疇而叫營造學社。
學社成立後，樑思成、劉敦楨不約而同地先後加入，這對朱啟鈐來說，如虎添翼。樑思成擔任法式部主任、劉敦楨為文獻部主任。著名建築師楊廷寶、趙深，史學家陳垣，地質學家李四光，考古學家李濟等學界精英赫然在列，一時星光燦爛。從此中國古建築調查、測繪、研究等工作進入正軌。
中國營造學社的成員，行萬里路，讀萬卷書，深入全國15個省份的220多個縣，測繪、調查、拍攝了兩千多座建築。許多現今名揚海內外的珍貴古建築，如應縣木塔、嵩嶽寺塔、薊縣獨樂寺、佛光寺、趙州橋等，都是由中國營造學社首先發現其價值。而樑思成和林徽因的古建築調查廣為人知，後來樑思成的《中國建築史》出版，算是完成了朱啟鈐的夙願。
他是袁世凱登基大典的主辦人；他是民國代總理，他是張作霖的親家；他是周恩來的忘年交；蔣介石親自為他斟酒；
他是樑思成的前輩；章士釗的老友；他是王世襄的恩師；戴笠是他家的常客，張學良與他合開過公司；
他的外孫是共和國外交部副部長；他的孫子是中國戲曲學院院長；他的女兒們皆為北洋名媛；他是營造學社的創立者；
他是北戴河、中山公園的創始人；他拒絕過日寇的利誘；他將必生的收藏捐獻給了國家；他是北京城改造的第一人；
他經歷了整部中國近代史——他就是朱啟鈐。
朱啟鈐（1872—1964），譜名啟綸，字桂辛、桂莘，號蠖公、蠖園，晚年自號所居曰“勤炳燭齋”。祖籍貴州紫江（今開陽），1872年11月12日生於河南信陽，1964年2月26日卒於北京，享年92歲。他的一生經歷了晚清、北洋政府、國民政府、人民政府四個歷史時期，為我國著名政治家、實業家、古建築學家、收藏家。不過，用王世襄的話來說：“可惜現在的人對他知道的太少，不能理解他的重要性，從學術上來說，他是中國很多學科的奠基人。”
朱啟鈐
亂世能臣，實幹大家
朱氏祖籍江西，世居貴州開州城南永興場（今開陽雙流鎮）。朱啟鈐出身於書香世家，曾祖朱理堂於道光十二年（1832）遊湖南返，主講於省城貴陽正本書院，遂遷於此。祖父朱士熙舉人出身，曾在湖南做過幾任知縣。
朱父名慶墉，號稚皋，秀才出身，師從傅壽彤。朱母為傅壽彤之長女傅夢瓊。傅壽彤，字青餘，號澹叟，貴州貴築（今貴州貴陽市）人，清咸豐三年（1853）進士，改庶吉士，授檢討，歷任河南歸德府、南陽府、開封府，南汝光兵備道，後擢升至河南按察使、布政使。晚退居林下，築"止園"於長沙，居十餘年，著書多種。傅壽彤精於史志、書法、詩詞，與當時政學界的頂極人物均關係密切，是朝野共知的文武全才。傅夢瓊之次妹傅寶瓊適貴築翰林黃國瑾，三妹傅幼瓊適湖南善化瞿鴻禨，瞿鴻禨後為軍機大臣。
光緒元年（公元1875年），朱慶墉返黔參加鄉試，試畢，在返回河南的途中，不幸在貴州玉屏縣乘船觸灘石後溺水而亡，時年三十一歲。當時朱啟鈐年僅三歲，只好與母親生活在外祖父家中。
1891年，瞿鴻禨出任四川學政，朱啟鈐跟隨入川。瞿鴻禨欣賞朱啟鈐天資聰穎、做事精幹、有異於常人的稟賦，遂著意栽培、大力提攜。因為朱啟鈐寫得一筆好字，並且和瞿鴻禨的字相似，瞿鴻禨還讓他替批文案，代擬文書。
1899年，朱啟鈐以知縣銜在上海出口捐局當差，並以此為契機摸熟了進出口貿易和金融商業，學會了與商界洋行打交道。
1902年，在瞿鴻禨的大力舉薦下，30歲的朱啟鈐出任京師大學堂譯學館工程提調及監督。在北京的這段時間，朱啟鈐結識了徐世昌。徐世昌非常欣賞他，給予“穩健幹練，事必果行”的評價，並把他推薦給袁世凱，得到袁世凱的重用。自此，朱啟鈐進入北洋集團，為袁世凱竭盡全力，忠誠效勞。
朱啟鈐（左）、袁世凱（中）、張百熙（右）在京師大學堂譯學館
1905年，大清設立巡警部，徐世昌任尚書，趙秉鈞任右侍郎。朱啟鈐調任巡警部，任北京內城巡警廳廳丞、外城巡警廳廳丞。當時的警察什麼都要管，一身兼任多職，安全、交通、消防、衛生、社保、救濟……朱啟鈐經常騎著馬在京城巡邏，幾乎所有的街道、建築都爛熟於心。
他看到北京夜晚烏黑一片，就試著在街上安裝路燈。但京師某御史以“自家數世夜不燃燈”為由，向皇帝彈劾、控訴，朱啟鈐沒有退卻，照常試驗。曹聚仁在紀念朱啟鈐的文章中透露，朱啟鈐還在外城大柵欄推行過“單行道制”，不過有個人卻自恃皇親國戚，公然違犯規矩，此人就是肅親王善耆的福晉。讓人驚訝的是，朱啟鈐竟敢向皇親國戚開罰單——判罰那福晉十塊銀元，但“居然使肅親王聽了折服，這才施行得很順利”。由此可見，朱啟鈐敢做事、會做事。
1908年，朱啟鈐任東三省蒙務局督辦。1910年，朱啟鈐任津浦鐵路北段工程總辦，督建濟南濼口黃河大橋、濟南火車站等工程。
辛亥革命後，朱啟鈐在北洋政府做過五任交通總長、三任內務總長，並曾由袁世凱任命為代總理，但朱啟鈐並未就任。曹聚仁說朱啟鈐“會做官”，此言不虛。朱啟鈐經歷了趙（秉鈞）、熊（希齡）、孫（寶琦）、段（祺瑞）、徐（世昌）等內閣，一直維持其閣員的地位，可謂北洋政壇的“不倒翁”。
然而，這位政壇“不倒翁”卻一度迷失在“洪憲帝制”的聲浪中。1915年，楊度、孫毓筠、劉師培等人組織籌安會，為袁世凱復闢帝制製造輿論。朱啟鈐出任“登基大典籌備處長”，與段芝貴、周自齊、樑士詒、張鎮芳、雷辰春、袁乃貴一起，被人並稱為“七小人”。袁世凱死後，朱啟鈐以籌備洪憲帝制大典禍首之一遭通緝，1918年被赦免。在朱啟鈐漫長的一生中，他對自己參與“洪憲帝制”一事從不辯解，從不公開說袁世凱的壞話，也不說袁的好話。即使是章士釗同他談袁世凱，他仍堅持“不能以成敗論英雄”。
1918年，朱啟鈐被北洋政府總統徐世昌委以重任，擔任南北議和的北方總代表。儘管朱啟鈐在議和中以國家安危為重，但軍閥之間勾心鬥角，導致和談破裂。這是朱啟鈐在民國政治舞臺上最後一次擔任重要角色，隨後他基本退出政壇。
從1917年起，朱啟鈐開始在津滬一帶經營實業。並致力於中國古建築、織繡、漆器藝術的研究，“以蠖園為冬居，蠡天小築為消夏之處”。
朱啟鈐先後經辦中興煤礦、中興輪船公司等企業。朱啟鈐是一個傑出的管理人才，在經營上十分重視設備更新和技術改造，並大膽使用技術專家。到1936年中興煤礦產煤量達到173萬噸，從而使中興公司走向以煤為主，煤、焦、電、鋼鐵、農林、鐵路運輸為主船運輸為輔的多種經營的綜合性大企業。朱啟鈐還投資入股了新洋灰公司、開灤礦務局等。
1937年底，在日本侵略者操縱下，以王克敏為首的偽臨時政府成立。但日本人認為王克敏資歷聲望不夠，欲請吳佩孚、朱啟鈐這樣北洋時期的首腦人物出來捧場。遊說不成，進而威逼。朱啟鈐堅決不為所動，頂住各方壓力，堅決拒絕偽政府職務。於是敵偽對他進行迫害，以朱啟鈐住的趙堂子衚衕是警備地區，一般人不宜居住為由，強行徵購了朱啟鈐的住宅。搬家又何妨？朱啟鈐一家隨即移居北總布衚衕，安之若素。在風雨如晦的日子裡，朱啟鈐一直裝病在家，整理文獻，最終迎來抗戰勝利。
朱啟鈐抗戰時期關於貴州資料的信函
1949年初，解放戰爭進入最後階段，朱啟鈐由於對共產黨的政策不怎麼了解，避居上海考慮自己的退路。在北平的周恩來得悉後，馬上請朱啟鈐的同事兼好友章士釗寫信，力勸他留在內地參加新中國建設。信件由著名話劇演員、黨的祕密工作者金山直接送到上海朱啟鈐的寓所，並向他轉告了周恩來的口信。朱啟鈐回京後，黨和政府對朱啟鈐禮遇有加，周恩來特地聘請他出任中央文史研究館館員，以後朱啟鈐又成為為北京市和全國政協委員，同時兼任古代修整所的顧問。
1961年，朱啟鈐90歲生日時，周恩來送來一個大花籃祝壽。1964年，朱啟鈐患感冒，不久併發肺炎，住進了北京醫院。不久後病逝，被安葬在八寶山革命公墓。
朱啟鈐博學多才，著有《哲匠錄》（與瞿兌之、闞鐸合輯） 、《李仲明營造法式》、《蠖園文存》、《存素堂絲繡錄》、《女紅傳徵略》、《絲繡筆記》、《芋香錄詩》、《清內府刻絲書畫考》、《清內府刺繡書畫考》、《漆書》、《紫江朱氏家乘》、《貴州碑傳集（稿本） 》等。主持編印《中國營造學社彙刊》（共七卷）。1927年根據日本傳抄本重新刊刻久已失傳的《髹飾錄》（王世襄曾經受朱啟鈐的交付，註釋此中國惟一的漆工著作，請參閱：【收藏大家】王世襄——京城第一大玩家）。編輯貴州地方文獻也是朱啟鈐的心願，他編輯了《黔南叢書》8種、《清代黔人館選錄》、《劉貴陽遺書》等，晚年傾心編輯《貴陽碑傳集》。
創辦中國營造學社
1919年，對於朱啟鈐來說，是一個人生的轉折點。這一年，他遇到古籍善本《營造法式》。這次偶然發現，成就了中國建築史上的一段佳話，催生了一個龐大的民間學術團體——中國營造學社。
朱啟鈐從上海返回北京，在南京圖書館訪書，從眾多古籍中發現了宋代李誡所著的《營造法式》（丁氏八千樓抄本，請參閱：大收藏家398期：千年丁氏，八千卷樓）。《營造法式》是北宋官方頒佈的一部建築設計、施工的規範書，李誡主持過大量的新建與重修工程，包括王邸、宮殿、辟雍、官衙、太廟等不同類型的建築，積累了豐富的建築技術知識和工程規劃、組織、管理等方面的經驗。朱啟鈐發現後，如獲至寶，這就是他多年以來夢寐以求的古代建築寶典。
朱啟鈐通過江蘇省省長將該書借出，委託商務印書館影印出版，以傳後世，即後人稱之為“丁本”者。但“丁本”輾轉傳抄於紹興版本，錯漏甚多，影繪原圖甚為粗陋。朱啟鈐覺得，這樣珍貴的古籍一定要有可靠的版本，儘可能使它臻於完善，便委託藏書家陶湘刻一個流傳後世的精校本。陶湘是民國的大藏書家、刻書家，所刻書籍，校對精良。陶湘印本的《營造法式》是“丁本”的升級版，彩色套印，前所罕見，在中國古籍之版本研究方面有很高的藝術價值。《營造法式》作為中國建築史上的經典文獻，經過這一番整理刊印，亦倍受國內外建築學界矚目。
民國九年(1920年)《石印宋李明仲營造法式》
1925年，梁啟超將朱啟鈐送他的新版《營造法式》寄給在美國留學的樑思成與林徽因。這本書改變了樑思成和林徽因的學術路徑。後來他們在加拿大渥太華結婚，將日期選定為3月21日，而這正是《營造法式》作者李誡墓碑上刻的日期；兩人的兒子叫“樑從誡”，有“師從李誡”的意思。（最近有學者的研究成果，認為“誡”字是後世誤刻，應為“誠”字，即李誠，根據他的字“明仲”，宋人理學已講誠明之德，故知必為李誠。這個李誠-李誡還曾經向宋徽宗進獻過五馬圖）
1929年，朱啟鈐與陶湘、孟錫鈺等三人倡議成立“營造學社”，1930年，朱啟鈐得到中華教育文化基金董事會的資助，正式成立了“中國營造學社”，由朱啟鈐任社長。為什麼叫“營造學社”，而不是“建築學社”，朱啟鈐說：建築雖然是他研究的重點，但如果侷限於建築本身，那它與文化的關係則不能完全彰顯，所以打破建築範疇而叫營造學社。
學社成立後，樑思成、劉敦楨不約而同地先後加入，這對朱啟鈐來說，如虎添翼。樑思成擔任法式部主任、劉敦楨為文獻部主任。著名建築師楊廷寶、趙深，史學家陳垣，地質學家李四光，考古學家李濟等學界精英赫然在列，一時星光燦爛。從此中國古建築調查、測繪、研究等工作進入正軌。
中國營造學社的成員，行萬里路，讀萬卷書，深入全國15個省份的220多個縣，測繪、調查、拍攝了兩千多座建築。許多現今名揚海內外的珍貴古建築，如應縣木塔、嵩嶽寺塔、薊縣獨樂寺、佛光寺、趙州橋等，都是由中國營造學社首先發現其價值。而樑思成和林徽因的古建築調查廣為人知，後來樑思成的《中國建築史》出版，算是完成了朱啟鈐的夙願。
朱啟鈐先生為中國營造學社所寫的七言對聯：“是斷是度是尋是尺 如切如磋如琢如磨”
朱啟鈐北京舊居位於趙堂子衚衕3號（原甲2號），恰處舊北平“五路通祥”之地，坐北朝南，是一座佔地近3000多平方米的四進四合院。這座宅院是朱啟鈐在20世紀30年代購置的一所未完成的建築，由他自己重新設計並督造。院內的彩畫及建築上的做法，完全按《營造法式》進行，所用木工、彩畫工都是通過吳灜、王繼增聘請的前清造辦處的老工匠。四合院建好後，前半部為中國營造學社辦公，後半部為朱啟鈐先生眷屬居住。1953年，朱啟鈐搬到東四八條111號居住。
朱啟鈐天津舊居在馬場道164增1號，這座具有哥特式建築特徵的別墅是1922年建造的。二層磚木結構樓房，有地下室，紅瓦坡頂，清水磚牆。建築二層設有拱券式開放柱廊，令立面形象十分醒目。此外朱啟鈐一生注重飲食養生，在當時的公館私房菜中，朱家的菜那是有名的。
近代北京城市建設史第一人
在我國近現代史上，朱啟鈐先生第一次對北京舊城作了科學規劃，並進行了歷史上最大規模的改造,被尊為近代北京城市建設史第一人。他第一個提出“修舊如舊”的概念，也第一個頒佈“勝蹟保護條例”。中國的城市從來沒有過行道樹，這個人第一次在北京道路兩旁種上槐樹，沿護城河栽上了楊柳。
1914年，擔任內務總長兼北京市政督辦的朱啟鈐向大總統袁世凱提出《修改京師前三門城垣工程呈》，並聘請德國建築師羅克格制定前門改造計劃。由朱啟鈐主持的正陽門改造工程冒雨正式開工，他手持大總統頒發的特製銀鎬刨下了第一塊城磚。這柄銀鎬重約30兩，紅木手柄上刻有“內務總長朱啟鈐奉大總統命令修改正陽門，爰於1915年6月16日用此器拆去舊城第一磚，俾交通永便。”銀鎬如今珍藏在清華大學建築學院。由於謀劃得當，工程至當年年底便全部完工。現在正陽門箭樓中西合璧的獨特建築裝飾風格，就是那時的成果。該工程打通了京城的東西中軸線，為今天北京城的現代化建設奠定了良好的基礎，這恐怕是當時誰也沒有想到的。
他是袁世凱登基大典的主辦人；他是民國代總理，他是張作霖的親家；他是周恩來的忘年交；蔣介石親自為他斟酒；
他是樑思成的前輩；章士釗的老友；他是王世襄的恩師；戴笠是他家的常客，張學良與他合開過公司；
他的外孫是共和國外交部副部長；他的孫子是中國戲曲學院院長；他的女兒們皆為北洋名媛；他是營造學社的創立者；
他是北戴河、中山公園的創始人；他拒絕過日寇的利誘；他將必生的收藏捐獻給了國家；他是北京城改造的第一人；
他經歷了整部中國近代史——他就是朱啟鈐。
朱啟鈐（1872—1964），譜名啟綸，字桂辛、桂莘，號蠖公、蠖園，晚年自號所居曰“勤炳燭齋”。祖籍貴州紫江（今開陽），1872年11月12日生於河南信陽，1964年2月26日卒於北京，享年92歲。他的一生經歷了晚清、北洋政府、國民政府、人民政府四個歷史時期，為我國著名政治家、實業家、古建築學家、收藏家。不過，用王世襄的話來說：“可惜現在的人對他知道的太少，不能理解他的重要性，從學術上來說，他是中國很多學科的奠基人。”
朱啟鈐
亂世能臣，實幹大家
朱氏祖籍江西，世居貴州開州城南永興場（今開陽雙流鎮）。朱啟鈐出身於書香世家，曾祖朱理堂於道光十二年（1832）遊湖南返，主講於省城貴陽正本書院，遂遷於此。祖父朱士熙舉人出身，曾在湖南做過幾任知縣。
朱父名慶墉，號稚皋，秀才出身，師從傅壽彤。朱母為傅壽彤之長女傅夢瓊。傅壽彤，字青餘，號澹叟，貴州貴築（今貴州貴陽市）人，清咸豐三年（1853）進士，改庶吉士，授檢討，歷任河南歸德府、南陽府、開封府，南汝光兵備道，後擢升至河南按察使、布政使。晚退居林下，築"止園"於長沙，居十餘年，著書多種。傅壽彤精於史志、書法、詩詞，與當時政學界的頂極人物均關係密切，是朝野共知的文武全才。傅夢瓊之次妹傅寶瓊適貴築翰林黃國瑾，三妹傅幼瓊適湖南善化瞿鴻禨，瞿鴻禨後為軍機大臣。
光緒元年（公元1875年），朱慶墉返黔參加鄉試，試畢，在返回河南的途中，不幸在貴州玉屏縣乘船觸灘石後溺水而亡，時年三十一歲。當時朱啟鈐年僅三歲，只好與母親生活在外祖父家中。
1891年，瞿鴻禨出任四川學政，朱啟鈐跟隨入川。瞿鴻禨欣賞朱啟鈐天資聰穎、做事精幹、有異於常人的稟賦，遂著意栽培、大力提攜。因為朱啟鈐寫得一筆好字，並且和瞿鴻禨的字相似，瞿鴻禨還讓他替批文案，代擬文書。
1899年，朱啟鈐以知縣銜在上海出口捐局當差，並以此為契機摸熟了進出口貿易和金融商業，學會了與商界洋行打交道。
1902年，在瞿鴻禨的大力舉薦下，30歲的朱啟鈐出任京師大學堂譯學館工程提調及監督。在北京的這段時間，朱啟鈐結識了徐世昌。徐世昌非常欣賞他，給予“穩健幹練，事必果行”的評價，並把他推薦給袁世凱，得到袁世凱的重用。自此，朱啟鈐進入北洋集團，為袁世凱竭盡全力，忠誠效勞。
朱啟鈐（左）、袁世凱（中）、張百熙（右）在京師大學堂譯學館
1905年，大清設立巡警部，徐世昌任尚書，趙秉鈞任右侍郎。朱啟鈐調任巡警部，任北京內城巡警廳廳丞、外城巡警廳廳丞。當時的警察什麼都要管，一身兼任多職，安全、交通、消防、衛生、社保、救濟……朱啟鈐經常騎著馬在京城巡邏，幾乎所有的街道、建築都爛熟於心。
他看到北京夜晚烏黑一片，就試著在街上安裝路燈。但京師某御史以“自家數世夜不燃燈”為由，向皇帝彈劾、控訴，朱啟鈐沒有退卻，照常試驗。曹聚仁在紀念朱啟鈐的文章中透露，朱啟鈐還在外城大柵欄推行過“單行道制”，不過有個人卻自恃皇親國戚，公然違犯規矩，此人就是肅親王善耆的福晉。讓人驚訝的是，朱啟鈐竟敢向皇親國戚開罰單——判罰那福晉十塊銀元，但“居然使肅親王聽了折服，這才施行得很順利”。由此可見，朱啟鈐敢做事、會做事。
1908年，朱啟鈐任東三省蒙務局督辦。1910年，朱啟鈐任津浦鐵路北段工程總辦，督建濟南濼口黃河大橋、濟南火車站等工程。
辛亥革命後，朱啟鈐在北洋政府做過五任交通總長、三任內務總長，並曾由袁世凱任命為代總理，但朱啟鈐並未就任。曹聚仁說朱啟鈐“會做官”，此言不虛。朱啟鈐經歷了趙（秉鈞）、熊（希齡）、孫（寶琦）、段（祺瑞）、徐（世昌）等內閣，一直維持其閣員的地位，可謂北洋政壇的“不倒翁”。
然而，這位政壇“不倒翁”卻一度迷失在“洪憲帝制”的聲浪中。1915年，楊度、孫毓筠、劉師培等人組織籌安會，為袁世凱復闢帝制製造輿論。朱啟鈐出任“登基大典籌備處長”，與段芝貴、周自齊、樑士詒、張鎮芳、雷辰春、袁乃貴一起，被人並稱為“七小人”。袁世凱死後，朱啟鈐以籌備洪憲帝制大典禍首之一遭通緝，1918年被赦免。在朱啟鈐漫長的一生中，他對自己參與“洪憲帝制”一事從不辯解，從不公開說袁世凱的壞話，也不說袁的好話。即使是章士釗同他談袁世凱，他仍堅持“不能以成敗論英雄”。
1918年，朱啟鈐被北洋政府總統徐世昌委以重任，擔任南北議和的北方總代表。儘管朱啟鈐在議和中以國家安危為重，但軍閥之間勾心鬥角，導致和談破裂。這是朱啟鈐在民國政治舞臺上最後一次擔任重要角色，隨後他基本退出政壇。
從1917年起，朱啟鈐開始在津滬一帶經營實業。並致力於中國古建築、織繡、漆器藝術的研究，“以蠖園為冬居，蠡天小築為消夏之處”。
朱啟鈐先後經辦中興煤礦、中興輪船公司等企業。朱啟鈐是一個傑出的管理人才，在經營上十分重視設備更新和技術改造，並大膽使用技術專家。到1936年中興煤礦產煤量達到173萬噸，從而使中興公司走向以煤為主，煤、焦、電、鋼鐵、農林、鐵路運輸為主船運輸為輔的多種經營的綜合性大企業。朱啟鈐還投資入股了新洋灰公司、開灤礦務局等。
1937年底，在日本侵略者操縱下，以王克敏為首的偽臨時政府成立。但日本人認為王克敏資歷聲望不夠，欲請吳佩孚、朱啟鈐這樣北洋時期的首腦人物出來捧場。遊說不成，進而威逼。朱啟鈐堅決不為所動，頂住各方壓力，堅決拒絕偽政府職務。於是敵偽對他進行迫害，以朱啟鈐住的趙堂子衚衕是警備地區，一般人不宜居住為由，強行徵購了朱啟鈐的住宅。搬家又何妨？朱啟鈐一家隨即移居北總布衚衕，安之若素。在風雨如晦的日子裡，朱啟鈐一直裝病在家，整理文獻，最終迎來抗戰勝利。
朱啟鈐抗戰時期關於貴州資料的信函
1949年初，解放戰爭進入最後階段，朱啟鈐由於對共產黨的政策不怎麼了解，避居上海考慮自己的退路。在北平的周恩來得悉後，馬上請朱啟鈐的同事兼好友章士釗寫信，力勸他留在內地參加新中國建設。信件由著名話劇演員、黨的祕密工作者金山直接送到上海朱啟鈐的寓所，並向他轉告了周恩來的口信。朱啟鈐回京後，黨和政府對朱啟鈐禮遇有加，周恩來特地聘請他出任中央文史研究館館員，以後朱啟鈐又成為為北京市和全國政協委員，同時兼任古代修整所的顧問。
1961年，朱啟鈐90歲生日時，周恩來送來一個大花籃祝壽。1964年，朱啟鈐患感冒，不久併發肺炎，住進了北京醫院。不久後病逝，被安葬在八寶山革命公墓。
朱啟鈐博學多才，著有《哲匠錄》（與瞿兌之、闞鐸合輯） 、《李仲明營造法式》、《蠖園文存》、《存素堂絲繡錄》、《女紅傳徵略》、《絲繡筆記》、《芋香錄詩》、《清內府刻絲書畫考》、《清內府刺繡書畫考》、《漆書》、《紫江朱氏家乘》、《貴州碑傳集（稿本） 》等。主持編印《中國營造學社彙刊》（共七卷）。1927年根據日本傳抄本重新刊刻久已失傳的《髹飾錄》（王世襄曾經受朱啟鈐的交付，註釋此中國惟一的漆工著作，請參閱：【收藏大家】王世襄——京城第一大玩家）。編輯貴州地方文獻也是朱啟鈐的心願，他編輯了《黔南叢書》8種、《清代黔人館選錄》、《劉貴陽遺書》等，晚年傾心編輯《貴陽碑傳集》。
創辦中國營造學社
1919年，對於朱啟鈐來說，是一個人生的轉折點。這一年，他遇到古籍善本《營造法式》。這次偶然發現，成就了中國建築史上的一段佳話，催生了一個龐大的民間學術團體——中國營造學社。
朱啟鈐從上海返回北京，在南京圖書館訪書，從眾多古籍中發現了宋代李誡所著的《營造法式》（丁氏八千樓抄本，請參閱：大收藏家398期：千年丁氏，八千卷樓）。《營造法式》是北宋官方頒佈的一部建築設計、施工的規範書，李誡主持過大量的新建與重修工程，包括王邸、宮殿、辟雍、官衙、太廟等不同類型的建築，積累了豐富的建築技術知識和工程規劃、組織、管理等方面的經驗。朱啟鈐發現後，如獲至寶，這就是他多年以來夢寐以求的古代建築寶典。
朱啟鈐通過江蘇省省長將該書借出，委託商務印書館影印出版，以傳後世，即後人稱之為“丁本”者。但“丁本”輾轉傳抄於紹興版本，錯漏甚多，影繪原圖甚為粗陋。朱啟鈐覺得，這樣珍貴的古籍一定要有可靠的版本，儘可能使它臻於完善，便委託藏書家陶湘刻一個流傳後世的精校本。陶湘是民國的大藏書家、刻書家，所刻書籍，校對精良。陶湘印本的《營造法式》是“丁本”的升級版，彩色套印，前所罕見，在中國古籍之版本研究方面有很高的藝術價值。《營造法式》作為中國建築史上的經典文獻，經過這一番整理刊印，亦倍受國內外建築學界矚目。
民國九年(1920年)《石印宋李明仲營造法式》
1925年，梁啟超將朱啟鈐送他的新版《營造法式》寄給在美國留學的樑思成與林徽因。這本書改變了樑思成和林徽因的學術路徑。後來他們在加拿大渥太華結婚，將日期選定為3月21日，而這正是《營造法式》作者李誡墓碑上刻的日期；兩人的兒子叫“樑從誡”，有“師從李誡”的意思。（最近有學者的研究成果，認為“誡”字是後世誤刻，應為“誠”字，即李誠，根據他的字“明仲”，宋人理學已講誠明之德，故知必為李誠。這個李誠-李誡還曾經向宋徽宗進獻過五馬圖）
1929年，朱啟鈐與陶湘、孟錫鈺等三人倡議成立“營造學社”，1930年，朱啟鈐得到中華教育文化基金董事會的資助，正式成立了“中國營造學社”，由朱啟鈐任社長。為什麼叫“營造學社”，而不是“建築學社”，朱啟鈐說：建築雖然是他研究的重點，但如果侷限於建築本身，那它與文化的關係則不能完全彰顯，所以打破建築範疇而叫營造學社。
學社成立後，樑思成、劉敦楨不約而同地先後加入，這對朱啟鈐來說，如虎添翼。樑思成擔任法式部主任、劉敦楨為文獻部主任。著名建築師楊廷寶、趙深，史學家陳垣，地質學家李四光，考古學家李濟等學界精英赫然在列，一時星光燦爛。從此中國古建築調查、測繪、研究等工作進入正軌。
中國營造學社的成員，行萬里路，讀萬卷書，深入全國15個省份的220多個縣，測繪、調查、拍攝了兩千多座建築。許多現今名揚海內外的珍貴古建築，如應縣木塔、嵩嶽寺塔、薊縣獨樂寺、佛光寺、趙州橋等，都是由中國營造學社首先發現其價值。而樑思成和林徽因的古建築調查廣為人知，後來樑思成的《中國建築史》出版，算是完成了朱啟鈐的夙願。
朱啟鈐先生為中國營造學社所寫的七言對聯：“是斷是度是尋是尺 如切如磋如琢如磨”
朱啟鈐北京舊居位於趙堂子衚衕3號（原甲2號），恰處舊北平“五路通祥”之地，坐北朝南，是一座佔地近3000多平方米的四進四合院。這座宅院是朱啟鈐在20世紀30年代購置的一所未完成的建築，由他自己重新設計並督造。院內的彩畫及建築上的做法，完全按《營造法式》進行，所用木工、彩畫工都是通過吳灜、王繼增聘請的前清造辦處的老工匠。四合院建好後，前半部為中國營造學社辦公，後半部為朱啟鈐先生眷屬居住。1953年，朱啟鈐搬到東四八條111號居住。
朱啟鈐天津舊居在馬場道164增1號，這座具有哥特式建築特徵的別墅是1922年建造的。二層磚木結構樓房，有地下室，紅瓦坡頂，清水磚牆。建築二層設有拱券式開放柱廊，令立面形象十分醒目。此外朱啟鈐一生注重飲食養生，在當時的公館私房菜中，朱家的菜那是有名的。
近代北京城市建設史第一人
在我國近現代史上，朱啟鈐先生第一次對北京舊城作了科學規劃，並進行了歷史上最大規模的改造,被尊為近代北京城市建設史第一人。他第一個提出“修舊如舊”的概念，也第一個頒佈“勝蹟保護條例”。中國的城市從來沒有過行道樹，這個人第一次在北京道路兩旁種上槐樹，沿護城河栽上了楊柳。
1914年，擔任內務總長兼北京市政督辦的朱啟鈐向大總統袁世凱提出《修改京師前三門城垣工程呈》，並聘請德國建築師羅克格制定前門改造計劃。由朱啟鈐主持的正陽門改造工程冒雨正式開工，他手持大總統頒發的特製銀鎬刨下了第一塊城磚。這柄銀鎬重約30兩，紅木手柄上刻有“內務總長朱啟鈐奉大總統命令修改正陽門，爰於1915年6月16日用此器拆去舊城第一磚，俾交通永便。”銀鎬如今珍藏在清華大學建築學院。由於謀劃得當，工程至當年年底便全部完工。現在正陽門箭樓中西合璧的獨特建築裝飾風格，就是那時的成果。該工程打通了京城的東西中軸線，為今天北京城的現代化建設奠定了良好的基礎，這恐怕是當時誰也沒有想到的。
1915年6月16日，內務總長朱啟鈐（中）冒雨主持了前門改造工程開工典禮
民國初年，朱啟鈐就開始規劃“新市區”，最後選擇在先農壇北側地區，建設“模範街區”。高標準的規劃，高標準的建設，高質量地經營，終於建起以永安路為中心的“民國十四條模範街”。至今這十四條街的格局也沒有改變，而且十四條街民國老建築還有一半還在。
民國初立之時，大總統府設在中南海，朱啟鈐把中南海南側的寶月樓下層改建為“新華門”，拆除內側的皇城牆，使大門直通西長安街，又在門內修建了大影壁，在路南建起一排西式風格的花牆。如今新華門已成為中國政權的象徵。
此外，他還先後主持完成了拆舊街千步廊為天安門廣場，拆皇城城垣，改造與打通東西長安街、南北長街與南北池子大街，開通了京城南北方向的交通要道，在南池子和南長街路口，設計建造了富有特色的拱形街門，成為東、西長安街上獨特的景緻。建北京環城鐵路及東西火車站，改造前門城垣，推進南城香廠新市區規劃建設等重大工程。
1914年，朱啟鈐陪同裕隆太后到天安門西側的社稷壇祭祀，看到院內建築破爛不堪，太監們開墾土地種苜蓿草養馬。時任北洋政府內務總長的朱啟鈐發動紳士、商人捐款，將社稷壇開闢為公共公園，命名為“中央公園”，又名“稷園”，即現在的“中山公園”，這是北京有史以來的第一家公園。他把改建正陽門時拆除天安門對面千步廊的木料用於公園建設，並親自規劃指揮，不僅節約了開支，還使舊料得到充分利用。他對園中的千年古柏尤為愛護，逐一登記造冊，並安排妥善管理，這些古柏至今仍鬱鬱蔥蔥，成為公園中的著名景觀。
1914年1月，朱啟鈐呈報袁世凱批准，決定開辦“古物陳列所”，藉以保存瀋陽故宮和承德避暑山莊的國寶文物，並派治格前往瀋陽和承德辦理。治格奉命把運來的文物在故宮外朝太和殿、中和殿、文華殿和武英殿展出。隨後，朱啟鈐又爭取到美國庚子退款20萬元，在故宮鹹安宮舊址新建了文物庫房，這樣，古物陳列所基本具備了後來故宮博物院的雛形。這是中國第一個博物館。1924年11月，馮玉祥將溥儀逐出故宮後，北洋政府成立清室善後委員會，清理故宮資產並籌備成立博物院。1925年10月，故宮博物院正式成立，在故宮內廷展示北京故宮文物。1946年，國民政府將古物陳列所和故宮博物院合而為一，統稱故宮博物院。
他是袁世凱登基大典的主辦人；他是民國代總理，他是張作霖的親家；他是周恩來的忘年交；蔣介石親自為他斟酒；
他是樑思成的前輩；章士釗的老友；他是王世襄的恩師；戴笠是他家的常客，張學良與他合開過公司；
他的外孫是共和國外交部副部長；他的孫子是中國戲曲學院院長；他的女兒們皆為北洋名媛；他是營造學社的創立者；
他是北戴河、中山公園的創始人；他拒絕過日寇的利誘；他將必生的收藏捐獻給了國家；他是北京城改造的第一人；
他經歷了整部中國近代史——他就是朱啟鈐。
朱啟鈐（1872—1964），譜名啟綸，字桂辛、桂莘，號蠖公、蠖園，晚年自號所居曰“勤炳燭齋”。祖籍貴州紫江（今開陽），1872年11月12日生於河南信陽，1964年2月26日卒於北京，享年92歲。他的一生經歷了晚清、北洋政府、國民政府、人民政府四個歷史時期，為我國著名政治家、實業家、古建築學家、收藏家。不過，用王世襄的話來說：“可惜現在的人對他知道的太少，不能理解他的重要性，從學術上來說，他是中國很多學科的奠基人。”
朱啟鈐
亂世能臣，實幹大家
朱氏祖籍江西，世居貴州開州城南永興場（今開陽雙流鎮）。朱啟鈐出身於書香世家，曾祖朱理堂於道光十二年（1832）遊湖南返，主講於省城貴陽正本書院，遂遷於此。祖父朱士熙舉人出身，曾在湖南做過幾任知縣。
朱父名慶墉，號稚皋，秀才出身，師從傅壽彤。朱母為傅壽彤之長女傅夢瓊。傅壽彤，字青餘，號澹叟，貴州貴築（今貴州貴陽市）人，清咸豐三年（1853）進士，改庶吉士，授檢討，歷任河南歸德府、南陽府、開封府，南汝光兵備道，後擢升至河南按察使、布政使。晚退居林下，築"止園"於長沙，居十餘年，著書多種。傅壽彤精於史志、書法、詩詞，與當時政學界的頂極人物均關係密切，是朝野共知的文武全才。傅夢瓊之次妹傅寶瓊適貴築翰林黃國瑾，三妹傅幼瓊適湖南善化瞿鴻禨，瞿鴻禨後為軍機大臣。
光緒元年（公元1875年），朱慶墉返黔參加鄉試，試畢，在返回河南的途中，不幸在貴州玉屏縣乘船觸灘石後溺水而亡，時年三十一歲。當時朱啟鈐年僅三歲，只好與母親生活在外祖父家中。
1891年，瞿鴻禨出任四川學政，朱啟鈐跟隨入川。瞿鴻禨欣賞朱啟鈐天資聰穎、做事精幹、有異於常人的稟賦，遂著意栽培、大力提攜。因為朱啟鈐寫得一筆好字，並且和瞿鴻禨的字相似，瞿鴻禨還讓他替批文案，代擬文書。
1899年，朱啟鈐以知縣銜在上海出口捐局當差，並以此為契機摸熟了進出口貿易和金融商業，學會了與商界洋行打交道。
1902年，在瞿鴻禨的大力舉薦下，30歲的朱啟鈐出任京師大學堂譯學館工程提調及監督。在北京的這段時間，朱啟鈐結識了徐世昌。徐世昌非常欣賞他，給予“穩健幹練，事必果行”的評價，並把他推薦給袁世凱，得到袁世凱的重用。自此，朱啟鈐進入北洋集團，為袁世凱竭盡全力，忠誠效勞。
朱啟鈐（左）、袁世凱（中）、張百熙（右）在京師大學堂譯學館
1905年，大清設立巡警部，徐世昌任尚書，趙秉鈞任右侍郎。朱啟鈐調任巡警部，任北京內城巡警廳廳丞、外城巡警廳廳丞。當時的警察什麼都要管，一身兼任多職，安全、交通、消防、衛生、社保、救濟……朱啟鈐經常騎著馬在京城巡邏，幾乎所有的街道、建築都爛熟於心。
他看到北京夜晚烏黑一片，就試著在街上安裝路燈。但京師某御史以“自家數世夜不燃燈”為由，向皇帝彈劾、控訴，朱啟鈐沒有退卻，照常試驗。曹聚仁在紀念朱啟鈐的文章中透露，朱啟鈐還在外城大柵欄推行過“單行道制”，不過有個人卻自恃皇親國戚，公然違犯規矩，此人就是肅親王善耆的福晉。讓人驚訝的是，朱啟鈐竟敢向皇親國戚開罰單——判罰那福晉十塊銀元，但“居然使肅親王聽了折服，這才施行得很順利”。由此可見，朱啟鈐敢做事、會做事。
1908年，朱啟鈐任東三省蒙務局督辦。1910年，朱啟鈐任津浦鐵路北段工程總辦，督建濟南濼口黃河大橋、濟南火車站等工程。
辛亥革命後，朱啟鈐在北洋政府做過五任交通總長、三任內務總長，並曾由袁世凱任命為代總理，但朱啟鈐並未就任。曹聚仁說朱啟鈐“會做官”，此言不虛。朱啟鈐經歷了趙（秉鈞）、熊（希齡）、孫（寶琦）、段（祺瑞）、徐（世昌）等內閣，一直維持其閣員的地位，可謂北洋政壇的“不倒翁”。
然而，這位政壇“不倒翁”卻一度迷失在“洪憲帝制”的聲浪中。1915年，楊度、孫毓筠、劉師培等人組織籌安會，為袁世凱復闢帝制製造輿論。朱啟鈐出任“登基大典籌備處長”，與段芝貴、周自齊、樑士詒、張鎮芳、雷辰春、袁乃貴一起，被人並稱為“七小人”。袁世凱死後，朱啟鈐以籌備洪憲帝制大典禍首之一遭通緝，1918年被赦免。在朱啟鈐漫長的一生中，他對自己參與“洪憲帝制”一事從不辯解，從不公開說袁世凱的壞話，也不說袁的好話。即使是章士釗同他談袁世凱，他仍堅持“不能以成敗論英雄”。
1918年，朱啟鈐被北洋政府總統徐世昌委以重任，擔任南北議和的北方總代表。儘管朱啟鈐在議和中以國家安危為重，但軍閥之間勾心鬥角，導致和談破裂。這是朱啟鈐在民國政治舞臺上最後一次擔任重要角色，隨後他基本退出政壇。
從1917年起，朱啟鈐開始在津滬一帶經營實業。並致力於中國古建築、織繡、漆器藝術的研究，“以蠖園為冬居，蠡天小築為消夏之處”。
朱啟鈐先後經辦中興煤礦、中興輪船公司等企業。朱啟鈐是一個傑出的管理人才，在經營上十分重視設備更新和技術改造，並大膽使用技術專家。到1936年中興煤礦產煤量達到173萬噸，從而使中興公司走向以煤為主，煤、焦、電、鋼鐵、農林、鐵路運輸為主船運輸為輔的多種經營的綜合性大企業。朱啟鈐還投資入股了新洋灰公司、開灤礦務局等。
1937年底，在日本侵略者操縱下，以王克敏為首的偽臨時政府成立。但日本人認為王克敏資歷聲望不夠，欲請吳佩孚、朱啟鈐這樣北洋時期的首腦人物出來捧場。遊說不成，進而威逼。朱啟鈐堅決不為所動，頂住各方壓力，堅決拒絕偽政府職務。於是敵偽對他進行迫害，以朱啟鈐住的趙堂子衚衕是警備地區，一般人不宜居住為由，強行徵購了朱啟鈐的住宅。搬家又何妨？朱啟鈐一家隨即移居北總布衚衕，安之若素。在風雨如晦的日子裡，朱啟鈐一直裝病在家，整理文獻，最終迎來抗戰勝利。
朱啟鈐抗戰時期關於貴州資料的信函
1949年初，解放戰爭進入最後階段，朱啟鈐由於對共產黨的政策不怎麼了解，避居上海考慮自己的退路。在北平的周恩來得悉後，馬上請朱啟鈐的同事兼好友章士釗寫信，力勸他留在內地參加新中國建設。信件由著名話劇演員、黨的祕密工作者金山直接送到上海朱啟鈐的寓所，並向他轉告了周恩來的口信。朱啟鈐回京後，黨和政府對朱啟鈐禮遇有加，周恩來特地聘請他出任中央文史研究館館員，以後朱啟鈐又成為為北京市和全國政協委員，同時兼任古代修整所的顧問。
1961年，朱啟鈐90歲生日時，周恩來送來一個大花籃祝壽。1964年，朱啟鈐患感冒，不久併發肺炎，住進了北京醫院。不久後病逝，被安葬在八寶山革命公墓。
朱啟鈐博學多才，著有《哲匠錄》（與瞿兌之、闞鐸合輯） 、《李仲明營造法式》、《蠖園文存》、《存素堂絲繡錄》、《女紅傳徵略》、《絲繡筆記》、《芋香錄詩》、《清內府刻絲書畫考》、《清內府刺繡書畫考》、《漆書》、《紫江朱氏家乘》、《貴州碑傳集（稿本） 》等。主持編印《中國營造學社彙刊》（共七卷）。1927年根據日本傳抄本重新刊刻久已失傳的《髹飾錄》（王世襄曾經受朱啟鈐的交付，註釋此中國惟一的漆工著作，請參閱：【收藏大家】王世襄——京城第一大玩家）。編輯貴州地方文獻也是朱啟鈐的心願，他編輯了《黔南叢書》8種、《清代黔人館選錄》、《劉貴陽遺書》等，晚年傾心編輯《貴陽碑傳集》。
創辦中國營造學社
1919年，對於朱啟鈐來說，是一個人生的轉折點。這一年，他遇到古籍善本《營造法式》。這次偶然發現，成就了中國建築史上的一段佳話，催生了一個龐大的民間學術團體——中國營造學社。
朱啟鈐從上海返回北京，在南京圖書館訪書，從眾多古籍中發現了宋代李誡所著的《營造法式》（丁氏八千樓抄本，請參閱：大收藏家398期：千年丁氏，八千卷樓）。《營造法式》是北宋官方頒佈的一部建築設計、施工的規範書，李誡主持過大量的新建與重修工程，包括王邸、宮殿、辟雍、官衙、太廟等不同類型的建築，積累了豐富的建築技術知識和工程規劃、組織、管理等方面的經驗。朱啟鈐發現後，如獲至寶，這就是他多年以來夢寐以求的古代建築寶典。
朱啟鈐通過江蘇省省長將該書借出，委託商務印書館影印出版，以傳後世，即後人稱之為“丁本”者。但“丁本”輾轉傳抄於紹興版本，錯漏甚多，影繪原圖甚為粗陋。朱啟鈐覺得，這樣珍貴的古籍一定要有可靠的版本，儘可能使它臻於完善，便委託藏書家陶湘刻一個流傳後世的精校本。陶湘是民國的大藏書家、刻書家，所刻書籍，校對精良。陶湘印本的《營造法式》是“丁本”的升級版，彩色套印，前所罕見，在中國古籍之版本研究方面有很高的藝術價值。《營造法式》作為中國建築史上的經典文獻，經過這一番整理刊印，亦倍受國內外建築學界矚目。
民國九年(1920年)《石印宋李明仲營造法式》
1925年，梁啟超將朱啟鈐送他的新版《營造法式》寄給在美國留學的樑思成與林徽因。這本書改變了樑思成和林徽因的學術路徑。後來他們在加拿大渥太華結婚，將日期選定為3月21日，而這正是《營造法式》作者李誡墓碑上刻的日期；兩人的兒子叫“樑從誡”，有“師從李誡”的意思。（最近有學者的研究成果，認為“誡”字是後世誤刻，應為“誠”字，即李誠，根據他的字“明仲”，宋人理學已講誠明之德，故知必為李誠。這個李誠-李誡還曾經向宋徽宗進獻過五馬圖）
1929年，朱啟鈐與陶湘、孟錫鈺等三人倡議成立“營造學社”，1930年，朱啟鈐得到中華教育文化基金董事會的資助，正式成立了“中國營造學社”，由朱啟鈐任社長。為什麼叫“營造學社”，而不是“建築學社”，朱啟鈐說：建築雖然是他研究的重點，但如果侷限於建築本身，那它與文化的關係則不能完全彰顯，所以打破建築範疇而叫營造學社。
學社成立後，樑思成、劉敦楨不約而同地先後加入，這對朱啟鈐來說，如虎添翼。樑思成擔任法式部主任、劉敦楨為文獻部主任。著名建築師楊廷寶、趙深，史學家陳垣，地質學家李四光，考古學家李濟等學界精英赫然在列，一時星光燦爛。從此中國古建築調查、測繪、研究等工作進入正軌。
中國營造學社的成員，行萬里路，讀萬卷書，深入全國15個省份的220多個縣，測繪、調查、拍攝了兩千多座建築。許多現今名揚海內外的珍貴古建築，如應縣木塔、嵩嶽寺塔、薊縣獨樂寺、佛光寺、趙州橋等，都是由中國營造學社首先發現其價值。而樑思成和林徽因的古建築調查廣為人知，後來樑思成的《中國建築史》出版，算是完成了朱啟鈐的夙願。
朱啟鈐先生為中國營造學社所寫的七言對聯：“是斷是度是尋是尺 如切如磋如琢如磨”
朱啟鈐北京舊居位於趙堂子衚衕3號（原甲2號），恰處舊北平“五路通祥”之地，坐北朝南，是一座佔地近3000多平方米的四進四合院。這座宅院是朱啟鈐在20世紀30年代購置的一所未完成的建築，由他自己重新設計並督造。院內的彩畫及建築上的做法，完全按《營造法式》進行，所用木工、彩畫工都是通過吳灜、王繼增聘請的前清造辦處的老工匠。四合院建好後，前半部為中國營造學社辦公，後半部為朱啟鈐先生眷屬居住。1953年，朱啟鈐搬到東四八條111號居住。
朱啟鈐天津舊居在馬場道164增1號，這座具有哥特式建築特徵的別墅是1922年建造的。二層磚木結構樓房，有地下室，紅瓦坡頂，清水磚牆。建築二層設有拱券式開放柱廊，令立面形象十分醒目。此外朱啟鈐一生注重飲食養生，在當時的公館私房菜中，朱家的菜那是有名的。
近代北京城市建設史第一人
在我國近現代史上，朱啟鈐先生第一次對北京舊城作了科學規劃，並進行了歷史上最大規模的改造,被尊為近代北京城市建設史第一人。他第一個提出“修舊如舊”的概念，也第一個頒佈“勝蹟保護條例”。中國的城市從來沒有過行道樹，這個人第一次在北京道路兩旁種上槐樹，沿護城河栽上了楊柳。
1914年，擔任內務總長兼北京市政督辦的朱啟鈐向大總統袁世凱提出《修改京師前三門城垣工程呈》，並聘請德國建築師羅克格制定前門改造計劃。由朱啟鈐主持的正陽門改造工程冒雨正式開工，他手持大總統頒發的特製銀鎬刨下了第一塊城磚。這柄銀鎬重約30兩，紅木手柄上刻有“內務總長朱啟鈐奉大總統命令修改正陽門，爰於1915年6月16日用此器拆去舊城第一磚，俾交通永便。”銀鎬如今珍藏在清華大學建築學院。由於謀劃得當，工程至當年年底便全部完工。現在正陽門箭樓中西合璧的獨特建築裝飾風格，就是那時的成果。該工程打通了京城的東西中軸線，為今天北京城的現代化建設奠定了良好的基礎，這恐怕是當時誰也沒有想到的。
1915年6月16日，內務總長朱啟鈐（中）冒雨主持了前門改造工程開工典禮
民國初年，朱啟鈐就開始規劃“新市區”，最後選擇在先農壇北側地區，建設“模範街區”。高標準的規劃，高標準的建設，高質量地經營，終於建起以永安路為中心的“民國十四條模範街”。至今這十四條街的格局也沒有改變，而且十四條街民國老建築還有一半還在。
民國初立之時，大總統府設在中南海，朱啟鈐把中南海南側的寶月樓下層改建為“新華門”，拆除內側的皇城牆，使大門直通西長安街，又在門內修建了大影壁，在路南建起一排西式風格的花牆。如今新華門已成為中國政權的象徵。
此外，他還先後主持完成了拆舊街千步廊為天安門廣場，拆皇城城垣，改造與打通東西長安街、南北長街與南北池子大街，開通了京城南北方向的交通要道，在南池子和南長街路口，設計建造了富有特色的拱形街門，成為東、西長安街上獨特的景緻。建北京環城鐵路及東西火車站，改造前門城垣，推進南城香廠新市區規劃建設等重大工程。
1914年，朱啟鈐陪同裕隆太后到天安門西側的社稷壇祭祀，看到院內建築破爛不堪，太監們開墾土地種苜蓿草養馬。時任北洋政府內務總長的朱啟鈐發動紳士、商人捐款，將社稷壇開闢為公共公園，命名為“中央公園”，又名“稷園”，即現在的“中山公園”，這是北京有史以來的第一家公園。他把改建正陽門時拆除天安門對面千步廊的木料用於公園建設，並親自規劃指揮，不僅節約了開支，還使舊料得到充分利用。他對園中的千年古柏尤為愛護，逐一登記造冊，並安排妥善管理，這些古柏至今仍鬱鬱蔥蔥，成為公園中的著名景觀。
1914年1月，朱啟鈐呈報袁世凱批准，決定開辦“古物陳列所”，藉以保存瀋陽故宮和承德避暑山莊的國寶文物，並派治格前往瀋陽和承德辦理。治格奉命把運來的文物在故宮外朝太和殿、中和殿、文華殿和武英殿展出。隨後，朱啟鈐又爭取到美國庚子退款20萬元，在故宮鹹安宮舊址新建了文物庫房，這樣，古物陳列所基本具備了後來故宮博物院的雛形。這是中國第一個博物館。1924年11月，馮玉祥將溥儀逐出故宮後，北洋政府成立清室善後委員會，清理故宮資產並籌備成立博物院。1925年10月，故宮博物院正式成立，在故宮內廷展示北京故宮文物。1946年，國民政府將古物陳列所和故宮博物院合而為一，統稱故宮博物院。
古物陳列所
20世紀50年代，人民政府決定擴建天安門廣場，修建人民英雄紀念碑，周恩來特意指示有關部門徵求朱啟鈐的意見。朱啟鈐提出的建議大多被採納，其中有以下幾條：天安門廣場的周圍，不要修建高於天安門城樓的建築；擴建廣場、移動華表時，要注意保護，特別是西邊的那座華表，庚子年時被打壞過，底座有鋼箍，移動時要注意；東西“三座門”之間南面的花牆，是民國初年為了與東交民巷外國的練兵場隔絕，在改建新華門的同時修建的，並非古蹟，可以拆除。
寓公·望族
朱啟鈐寓居天津之後，當時的北戴河逐漸成為避暑勝地，但是全部為洋人控制，即使洋人與當地農民發生糾紛，也要請神父評理。朱啟鈐愛國心切，出資修建觀音寺，鼓勵農民不信洋教；他還出資修建了幾條大馬路，號召天津的寓公在那裡購房置地，創辦地方自治公益會，他自任會長，終於使北戴河形成了華洋對峙的局面。
他是袁世凱登基大典的主辦人；他是民國代總理，他是張作霖的親家；他是周恩來的忘年交；蔣介石親自為他斟酒；
他是樑思成的前輩；章士釗的老友；他是王世襄的恩師；戴笠是他家的常客，張學良與他合開過公司；
他的外孫是共和國外交部副部長；他的孫子是中國戲曲學院院長；他的女兒們皆為北洋名媛；他是營造學社的創立者；
他是北戴河、中山公園的創始人；他拒絕過日寇的利誘；他將必生的收藏捐獻給了國家；他是北京城改造的第一人；
他經歷了整部中國近代史——他就是朱啟鈐。
朱啟鈐（1872—1964），譜名啟綸，字桂辛、桂莘，號蠖公、蠖園，晚年自號所居曰“勤炳燭齋”。祖籍貴州紫江（今開陽），1872年11月12日生於河南信陽，1964年2月26日卒於北京，享年92歲。他的一生經歷了晚清、北洋政府、國民政府、人民政府四個歷史時期，為我國著名政治家、實業家、古建築學家、收藏家。不過，用王世襄的話來說：“可惜現在的人對他知道的太少，不能理解他的重要性，從學術上來說，他是中國很多學科的奠基人。”
朱啟鈐
亂世能臣，實幹大家
朱氏祖籍江西，世居貴州開州城南永興場（今開陽雙流鎮）。朱啟鈐出身於書香世家，曾祖朱理堂於道光十二年（1832）遊湖南返，主講於省城貴陽正本書院，遂遷於此。祖父朱士熙舉人出身，曾在湖南做過幾任知縣。
朱父名慶墉，號稚皋，秀才出身，師從傅壽彤。朱母為傅壽彤之長女傅夢瓊。傅壽彤，字青餘，號澹叟，貴州貴築（今貴州貴陽市）人，清咸豐三年（1853）進士，改庶吉士，授檢討，歷任河南歸德府、南陽府、開封府，南汝光兵備道，後擢升至河南按察使、布政使。晚退居林下，築"止園"於長沙，居十餘年，著書多種。傅壽彤精於史志、書法、詩詞，與當時政學界的頂極人物均關係密切，是朝野共知的文武全才。傅夢瓊之次妹傅寶瓊適貴築翰林黃國瑾，三妹傅幼瓊適湖南善化瞿鴻禨，瞿鴻禨後為軍機大臣。
光緒元年（公元1875年），朱慶墉返黔參加鄉試，試畢，在返回河南的途中，不幸在貴州玉屏縣乘船觸灘石後溺水而亡，時年三十一歲。當時朱啟鈐年僅三歲，只好與母親生活在外祖父家中。
1891年，瞿鴻禨出任四川學政，朱啟鈐跟隨入川。瞿鴻禨欣賞朱啟鈐天資聰穎、做事精幹、有異於常人的稟賦，遂著意栽培、大力提攜。因為朱啟鈐寫得一筆好字，並且和瞿鴻禨的字相似，瞿鴻禨還讓他替批文案，代擬文書。
1899年，朱啟鈐以知縣銜在上海出口捐局當差，並以此為契機摸熟了進出口貿易和金融商業，學會了與商界洋行打交道。
1902年，在瞿鴻禨的大力舉薦下，30歲的朱啟鈐出任京師大學堂譯學館工程提調及監督。在北京的這段時間，朱啟鈐結識了徐世昌。徐世昌非常欣賞他，給予“穩健幹練，事必果行”的評價，並把他推薦給袁世凱，得到袁世凱的重用。自此，朱啟鈐進入北洋集團，為袁世凱竭盡全力，忠誠效勞。
朱啟鈐（左）、袁世凱（中）、張百熙（右）在京師大學堂譯學館
1905年，大清設立巡警部，徐世昌任尚書，趙秉鈞任右侍郎。朱啟鈐調任巡警部，任北京內城巡警廳廳丞、外城巡警廳廳丞。當時的警察什麼都要管，一身兼任多職，安全、交通、消防、衛生、社保、救濟……朱啟鈐經常騎著馬在京城巡邏，幾乎所有的街道、建築都爛熟於心。
他看到北京夜晚烏黑一片，就試著在街上安裝路燈。但京師某御史以“自家數世夜不燃燈”為由，向皇帝彈劾、控訴，朱啟鈐沒有退卻，照常試驗。曹聚仁在紀念朱啟鈐的文章中透露，朱啟鈐還在外城大柵欄推行過“單行道制”，不過有個人卻自恃皇親國戚，公然違犯規矩，此人就是肅親王善耆的福晉。讓人驚訝的是，朱啟鈐竟敢向皇親國戚開罰單——判罰那福晉十塊銀元，但“居然使肅親王聽了折服，這才施行得很順利”。由此可見，朱啟鈐敢做事、會做事。
1908年，朱啟鈐任東三省蒙務局督辦。1910年，朱啟鈐任津浦鐵路北段工程總辦，督建濟南濼口黃河大橋、濟南火車站等工程。
辛亥革命後，朱啟鈐在北洋政府做過五任交通總長、三任內務總長，並曾由袁世凱任命為代總理，但朱啟鈐並未就任。曹聚仁說朱啟鈐“會做官”，此言不虛。朱啟鈐經歷了趙（秉鈞）、熊（希齡）、孫（寶琦）、段（祺瑞）、徐（世昌）等內閣，一直維持其閣員的地位，可謂北洋政壇的“不倒翁”。
然而，這位政壇“不倒翁”卻一度迷失在“洪憲帝制”的聲浪中。1915年，楊度、孫毓筠、劉師培等人組織籌安會，為袁世凱復闢帝制製造輿論。朱啟鈐出任“登基大典籌備處長”，與段芝貴、周自齊、樑士詒、張鎮芳、雷辰春、袁乃貴一起，被人並稱為“七小人”。袁世凱死後，朱啟鈐以籌備洪憲帝制大典禍首之一遭通緝，1918年被赦免。在朱啟鈐漫長的一生中，他對自己參與“洪憲帝制”一事從不辯解，從不公開說袁世凱的壞話，也不說袁的好話。即使是章士釗同他談袁世凱，他仍堅持“不能以成敗論英雄”。
1918年，朱啟鈐被北洋政府總統徐世昌委以重任，擔任南北議和的北方總代表。儘管朱啟鈐在議和中以國家安危為重，但軍閥之間勾心鬥角，導致和談破裂。這是朱啟鈐在民國政治舞臺上最後一次擔任重要角色，隨後他基本退出政壇。
從1917年起，朱啟鈐開始在津滬一帶經營實業。並致力於中國古建築、織繡、漆器藝術的研究，“以蠖園為冬居，蠡天小築為消夏之處”。
朱啟鈐先後經辦中興煤礦、中興輪船公司等企業。朱啟鈐是一個傑出的管理人才，在經營上十分重視設備更新和技術改造，並大膽使用技術專家。到1936年中興煤礦產煤量達到173萬噸，從而使中興公司走向以煤為主，煤、焦、電、鋼鐵、農林、鐵路運輸為主船運輸為輔的多種經營的綜合性大企業。朱啟鈐還投資入股了新洋灰公司、開灤礦務局等。
1937年底，在日本侵略者操縱下，以王克敏為首的偽臨時政府成立。但日本人認為王克敏資歷聲望不夠，欲請吳佩孚、朱啟鈐這樣北洋時期的首腦人物出來捧場。遊說不成，進而威逼。朱啟鈐堅決不為所動，頂住各方壓力，堅決拒絕偽政府職務。於是敵偽對他進行迫害，以朱啟鈐住的趙堂子衚衕是警備地區，一般人不宜居住為由，強行徵購了朱啟鈐的住宅。搬家又何妨？朱啟鈐一家隨即移居北總布衚衕，安之若素。在風雨如晦的日子裡，朱啟鈐一直裝病在家，整理文獻，最終迎來抗戰勝利。
朱啟鈐抗戰時期關於貴州資料的信函
1949年初，解放戰爭進入最後階段，朱啟鈐由於對共產黨的政策不怎麼了解，避居上海考慮自己的退路。在北平的周恩來得悉後，馬上請朱啟鈐的同事兼好友章士釗寫信，力勸他留在內地參加新中國建設。信件由著名話劇演員、黨的祕密工作者金山直接送到上海朱啟鈐的寓所，並向他轉告了周恩來的口信。朱啟鈐回京後，黨和政府對朱啟鈐禮遇有加，周恩來特地聘請他出任中央文史研究館館員，以後朱啟鈐又成為為北京市和全國政協委員，同時兼任古代修整所的顧問。
1961年，朱啟鈐90歲生日時，周恩來送來一個大花籃祝壽。1964年，朱啟鈐患感冒，不久併發肺炎，住進了北京醫院。不久後病逝，被安葬在八寶山革命公墓。
朱啟鈐博學多才，著有《哲匠錄》（與瞿兌之、闞鐸合輯） 、《李仲明營造法式》、《蠖園文存》、《存素堂絲繡錄》、《女紅傳徵略》、《絲繡筆記》、《芋香錄詩》、《清內府刻絲書畫考》、《清內府刺繡書畫考》、《漆書》、《紫江朱氏家乘》、《貴州碑傳集（稿本） 》等。主持編印《中國營造學社彙刊》（共七卷）。1927年根據日本傳抄本重新刊刻久已失傳的《髹飾錄》（王世襄曾經受朱啟鈐的交付，註釋此中國惟一的漆工著作，請參閱：【收藏大家】王世襄——京城第一大玩家）。編輯貴州地方文獻也是朱啟鈐的心願，他編輯了《黔南叢書》8種、《清代黔人館選錄》、《劉貴陽遺書》等，晚年傾心編輯《貴陽碑傳集》。
創辦中國營造學社
1919年，對於朱啟鈐來說，是一個人生的轉折點。這一年，他遇到古籍善本《營造法式》。這次偶然發現，成就了中國建築史上的一段佳話，催生了一個龐大的民間學術團體——中國營造學社。
朱啟鈐從上海返回北京，在南京圖書館訪書，從眾多古籍中發現了宋代李誡所著的《營造法式》（丁氏八千樓抄本，請參閱：大收藏家398期：千年丁氏，八千卷樓）。《營造法式》是北宋官方頒佈的一部建築設計、施工的規範書，李誡主持過大量的新建與重修工程，包括王邸、宮殿、辟雍、官衙、太廟等不同類型的建築，積累了豐富的建築技術知識和工程規劃、組織、管理等方面的經驗。朱啟鈐發現後，如獲至寶，這就是他多年以來夢寐以求的古代建築寶典。
朱啟鈐通過江蘇省省長將該書借出，委託商務印書館影印出版，以傳後世，即後人稱之為“丁本”者。但“丁本”輾轉傳抄於紹興版本，錯漏甚多，影繪原圖甚為粗陋。朱啟鈐覺得，這樣珍貴的古籍一定要有可靠的版本，儘可能使它臻於完善，便委託藏書家陶湘刻一個流傳後世的精校本。陶湘是民國的大藏書家、刻書家，所刻書籍，校對精良。陶湘印本的《營造法式》是“丁本”的升級版，彩色套印，前所罕見，在中國古籍之版本研究方面有很高的藝術價值。《營造法式》作為中國建築史上的經典文獻，經過這一番整理刊印，亦倍受國內外建築學界矚目。
民國九年(1920年)《石印宋李明仲營造法式》
1925年，梁啟超將朱啟鈐送他的新版《營造法式》寄給在美國留學的樑思成與林徽因。這本書改變了樑思成和林徽因的學術路徑。後來他們在加拿大渥太華結婚，將日期選定為3月21日，而這正是《營造法式》作者李誡墓碑上刻的日期；兩人的兒子叫“樑從誡”，有“師從李誡”的意思。（最近有學者的研究成果，認為“誡”字是後世誤刻，應為“誠”字，即李誠，根據他的字“明仲”，宋人理學已講誠明之德，故知必為李誠。這個李誠-李誡還曾經向宋徽宗進獻過五馬圖）
1929年，朱啟鈐與陶湘、孟錫鈺等三人倡議成立“營造學社”，1930年，朱啟鈐得到中華教育文化基金董事會的資助，正式成立了“中國營造學社”，由朱啟鈐任社長。為什麼叫“營造學社”，而不是“建築學社”，朱啟鈐說：建築雖然是他研究的重點，但如果侷限於建築本身，那它與文化的關係則不能完全彰顯，所以打破建築範疇而叫營造學社。
學社成立後，樑思成、劉敦楨不約而同地先後加入，這對朱啟鈐來說，如虎添翼。樑思成擔任法式部主任、劉敦楨為文獻部主任。著名建築師楊廷寶、趙深，史學家陳垣，地質學家李四光，考古學家李濟等學界精英赫然在列，一時星光燦爛。從此中國古建築調查、測繪、研究等工作進入正軌。
中國營造學社的成員，行萬里路，讀萬卷書，深入全國15個省份的220多個縣，測繪、調查、拍攝了兩千多座建築。許多現今名揚海內外的珍貴古建築，如應縣木塔、嵩嶽寺塔、薊縣獨樂寺、佛光寺、趙州橋等，都是由中國營造學社首先發現其價值。而樑思成和林徽因的古建築調查廣為人知，後來樑思成的《中國建築史》出版，算是完成了朱啟鈐的夙願。
朱啟鈐先生為中國營造學社所寫的七言對聯：“是斷是度是尋是尺 如切如磋如琢如磨”
朱啟鈐北京舊居位於趙堂子衚衕3號（原甲2號），恰處舊北平“五路通祥”之地，坐北朝南，是一座佔地近3000多平方米的四進四合院。這座宅院是朱啟鈐在20世紀30年代購置的一所未完成的建築，由他自己重新設計並督造。院內的彩畫及建築上的做法，完全按《營造法式》進行，所用木工、彩畫工都是通過吳灜、王繼增聘請的前清造辦處的老工匠。四合院建好後，前半部為中國營造學社辦公，後半部為朱啟鈐先生眷屬居住。1953年，朱啟鈐搬到東四八條111號居住。
朱啟鈐天津舊居在馬場道164增1號，這座具有哥特式建築特徵的別墅是1922年建造的。二層磚木結構樓房，有地下室，紅瓦坡頂，清水磚牆。建築二層設有拱券式開放柱廊，令立面形象十分醒目。此外朱啟鈐一生注重飲食養生，在當時的公館私房菜中，朱家的菜那是有名的。
近代北京城市建設史第一人
在我國近現代史上，朱啟鈐先生第一次對北京舊城作了科學規劃，並進行了歷史上最大規模的改造,被尊為近代北京城市建設史第一人。他第一個提出“修舊如舊”的概念，也第一個頒佈“勝蹟保護條例”。中國的城市從來沒有過行道樹，這個人第一次在北京道路兩旁種上槐樹，沿護城河栽上了楊柳。
1914年，擔任內務總長兼北京市政督辦的朱啟鈐向大總統袁世凱提出《修改京師前三門城垣工程呈》，並聘請德國建築師羅克格制定前門改造計劃。由朱啟鈐主持的正陽門改造工程冒雨正式開工，他手持大總統頒發的特製銀鎬刨下了第一塊城磚。這柄銀鎬重約30兩，紅木手柄上刻有“內務總長朱啟鈐奉大總統命令修改正陽門，爰於1915年6月16日用此器拆去舊城第一磚，俾交通永便。”銀鎬如今珍藏在清華大學建築學院。由於謀劃得當，工程至當年年底便全部完工。現在正陽門箭樓中西合璧的獨特建築裝飾風格，就是那時的成果。該工程打通了京城的東西中軸線，為今天北京城的現代化建設奠定了良好的基礎，這恐怕是當時誰也沒有想到的。
1915年6月16日，內務總長朱啟鈐（中）冒雨主持了前門改造工程開工典禮
民國初年，朱啟鈐就開始規劃“新市區”，最後選擇在先農壇北側地區，建設“模範街區”。高標準的規劃，高標準的建設，高質量地經營，終於建起以永安路為中心的“民國十四條模範街”。至今這十四條街的格局也沒有改變，而且十四條街民國老建築還有一半還在。
民國初立之時，大總統府設在中南海，朱啟鈐把中南海南側的寶月樓下層改建為“新華門”，拆除內側的皇城牆，使大門直通西長安街，又在門內修建了大影壁，在路南建起一排西式風格的花牆。如今新華門已成為中國政權的象徵。
此外，他還先後主持完成了拆舊街千步廊為天安門廣場，拆皇城城垣，改造與打通東西長安街、南北長街與南北池子大街，開通了京城南北方向的交通要道，在南池子和南長街路口，設計建造了富有特色的拱形街門，成為東、西長安街上獨特的景緻。建北京環城鐵路及東西火車站，改造前門城垣，推進南城香廠新市區規劃建設等重大工程。
1914年，朱啟鈐陪同裕隆太后到天安門西側的社稷壇祭祀，看到院內建築破爛不堪，太監們開墾土地種苜蓿草養馬。時任北洋政府內務總長的朱啟鈐發動紳士、商人捐款，將社稷壇開闢為公共公園，命名為“中央公園”，又名“稷園”，即現在的“中山公園”，這是北京有史以來的第一家公園。他把改建正陽門時拆除天安門對面千步廊的木料用於公園建設，並親自規劃指揮，不僅節約了開支，還使舊料得到充分利用。他對園中的千年古柏尤為愛護，逐一登記造冊，並安排妥善管理，這些古柏至今仍鬱鬱蔥蔥，成為公園中的著名景觀。
1914年1月，朱啟鈐呈報袁世凱批准，決定開辦“古物陳列所”，藉以保存瀋陽故宮和承德避暑山莊的國寶文物，並派治格前往瀋陽和承德辦理。治格奉命把運來的文物在故宮外朝太和殿、中和殿、文華殿和武英殿展出。隨後，朱啟鈐又爭取到美國庚子退款20萬元，在故宮鹹安宮舊址新建了文物庫房，這樣，古物陳列所基本具備了後來故宮博物院的雛形。這是中國第一個博物館。1924年11月，馮玉祥將溥儀逐出故宮後，北洋政府成立清室善後委員會，清理故宮資產並籌備成立博物院。1925年10月，故宮博物院正式成立，在故宮內廷展示北京故宮文物。1946年，國民政府將古物陳列所和故宮博物院合而為一，統稱故宮博物院。
古物陳列所
20世紀50年代，人民政府決定擴建天安門廣場，修建人民英雄紀念碑，周恩來特意指示有關部門徵求朱啟鈐的意見。朱啟鈐提出的建議大多被採納，其中有以下幾條：天安門廣場的周圍，不要修建高於天安門城樓的建築；擴建廣場、移動華表時，要注意保護，特別是西邊的那座華表，庚子年時被打壞過，底座有鋼箍，移動時要注意；東西“三座門”之間南面的花牆，是民國初年為了與東交民巷外國的練兵場隔絕，在改建新華門的同時修建的，並非古蹟，可以拆除。
寓公·望族
朱啟鈐寓居天津之後，當時的北戴河逐漸成為避暑勝地，但是全部為洋人控制，即使洋人與當地農民發生糾紛，也要請神父評理。朱啟鈐愛國心切，出資修建觀音寺，鼓勵農民不信洋教；他還出資修建了幾條大馬路，號召天津的寓公在那裡購房置地，創辦地方自治公益會，他自任會長，終於使北戴河形成了華洋對峙的局面。
朱啟鈐和張學良在北戴河開發期間合影
1921年，他作為當時大總統徐世昌的私人代表赴法國接受巴黎大學贈予的文學博士學位，正趕上留法勤工儉學的學生陷入困境，原來，因華法教育會發現留學生中革命思想濃厚，竟不按合同辦事，拒付留學生的補助金。他得知此事後立即私人掏腰包5萬元，當時的留學生公推徐特立寫了一封感謝信當面交給他。
朱啟鈐先後有三位夫人，都是故後續娶的。元配陳光璣生有長子朱沛、長女朱湘筠;陳氏夫人亡故後，續娶於寶珊，共生四子九女，前三子幼殤，只留朱渤(朱海北)一子長成，九女依次為淇筠、淞筠、津筠、湄筠、洛筠、浦筠、沚筠、洪筠、浣筠。於夫人因為生育子女太多，身體不好，於1927年去世。1930年，又續娶許曼頤為夫人。朱家的十小姐，名字都帶一個“筠”字，七小姐浦筠、八小姐沚筠早夭。朱家的幾位大小姐都是當時京津社交場上的明星人物。由於朱啟鈐遊歷過歐美，思想開放，從不限制子女的社交活動，因此朱家小姐們活躍於交際場合，時有朱家“八鳳”之譽。
他是袁世凱登基大典的主辦人；他是民國代總理，他是張作霖的親家；他是周恩來的忘年交；蔣介石親自為他斟酒；
他是樑思成的前輩；章士釗的老友；他是王世襄的恩師；戴笠是他家的常客，張學良與他合開過公司；
他的外孫是共和國外交部副部長；他的孫子是中國戲曲學院院長；他的女兒們皆為北洋名媛；他是營造學社的創立者；
他是北戴河、中山公園的創始人；他拒絕過日寇的利誘；他將必生的收藏捐獻給了國家；他是北京城改造的第一人；
他經歷了整部中國近代史——他就是朱啟鈐。
朱啟鈐（1872—1964），譜名啟綸，字桂辛、桂莘，號蠖公、蠖園，晚年自號所居曰“勤炳燭齋”。祖籍貴州紫江（今開陽），1872年11月12日生於河南信陽，1964年2月26日卒於北京，享年92歲。他的一生經歷了晚清、北洋政府、國民政府、人民政府四個歷史時期，為我國著名政治家、實業家、古建築學家、收藏家。不過，用王世襄的話來說：“可惜現在的人對他知道的太少，不能理解他的重要性，從學術上來說，他是中國很多學科的奠基人。”
朱啟鈐
亂世能臣，實幹大家
朱氏祖籍江西，世居貴州開州城南永興場（今開陽雙流鎮）。朱啟鈐出身於書香世家，曾祖朱理堂於道光十二年（1832）遊湖南返，主講於省城貴陽正本書院，遂遷於此。祖父朱士熙舉人出身，曾在湖南做過幾任知縣。
朱父名慶墉，號稚皋，秀才出身，師從傅壽彤。朱母為傅壽彤之長女傅夢瓊。傅壽彤，字青餘，號澹叟，貴州貴築（今貴州貴陽市）人，清咸豐三年（1853）進士，改庶吉士，授檢討，歷任河南歸德府、南陽府、開封府，南汝光兵備道，後擢升至河南按察使、布政使。晚退居林下，築"止園"於長沙，居十餘年，著書多種。傅壽彤精於史志、書法、詩詞，與當時政學界的頂極人物均關係密切，是朝野共知的文武全才。傅夢瓊之次妹傅寶瓊適貴築翰林黃國瑾，三妹傅幼瓊適湖南善化瞿鴻禨，瞿鴻禨後為軍機大臣。
光緒元年（公元1875年），朱慶墉返黔參加鄉試，試畢，在返回河南的途中，不幸在貴州玉屏縣乘船觸灘石後溺水而亡，時年三十一歲。當時朱啟鈐年僅三歲，只好與母親生活在外祖父家中。
1891年，瞿鴻禨出任四川學政，朱啟鈐跟隨入川。瞿鴻禨欣賞朱啟鈐天資聰穎、做事精幹、有異於常人的稟賦，遂著意栽培、大力提攜。因為朱啟鈐寫得一筆好字，並且和瞿鴻禨的字相似，瞿鴻禨還讓他替批文案，代擬文書。
1899年，朱啟鈐以知縣銜在上海出口捐局當差，並以此為契機摸熟了進出口貿易和金融商業，學會了與商界洋行打交道。
1902年，在瞿鴻禨的大力舉薦下，30歲的朱啟鈐出任京師大學堂譯學館工程提調及監督。在北京的這段時間，朱啟鈐結識了徐世昌。徐世昌非常欣賞他，給予“穩健幹練，事必果行”的評價，並把他推薦給袁世凱，得到袁世凱的重用。自此，朱啟鈐進入北洋集團，為袁世凱竭盡全力，忠誠效勞。
朱啟鈐（左）、袁世凱（中）、張百熙（右）在京師大學堂譯學館
1905年，大清設立巡警部，徐世昌任尚書，趙秉鈞任右侍郎。朱啟鈐調任巡警部，任北京內城巡警廳廳丞、外城巡警廳廳丞。當時的警察什麼都要管，一身兼任多職，安全、交通、消防、衛生、社保、救濟……朱啟鈐經常騎著馬在京城巡邏，幾乎所有的街道、建築都爛熟於心。
他看到北京夜晚烏黑一片，就試著在街上安裝路燈。但京師某御史以“自家數世夜不燃燈”為由，向皇帝彈劾、控訴，朱啟鈐沒有退卻，照常試驗。曹聚仁在紀念朱啟鈐的文章中透露，朱啟鈐還在外城大柵欄推行過“單行道制”，不過有個人卻自恃皇親國戚，公然違犯規矩，此人就是肅親王善耆的福晉。讓人驚訝的是，朱啟鈐竟敢向皇親國戚開罰單——判罰那福晉十塊銀元，但“居然使肅親王聽了折服，這才施行得很順利”。由此可見，朱啟鈐敢做事、會做事。
1908年，朱啟鈐任東三省蒙務局督辦。1910年，朱啟鈐任津浦鐵路北段工程總辦，督建濟南濼口黃河大橋、濟南火車站等工程。
辛亥革命後，朱啟鈐在北洋政府做過五任交通總長、三任內務總長，並曾由袁世凱任命為代總理，但朱啟鈐並未就任。曹聚仁說朱啟鈐“會做官”，此言不虛。朱啟鈐經歷了趙（秉鈞）、熊（希齡）、孫（寶琦）、段（祺瑞）、徐（世昌）等內閣，一直維持其閣員的地位，可謂北洋政壇的“不倒翁”。
然而，這位政壇“不倒翁”卻一度迷失在“洪憲帝制”的聲浪中。1915年，楊度、孫毓筠、劉師培等人組織籌安會，為袁世凱復闢帝制製造輿論。朱啟鈐出任“登基大典籌備處長”，與段芝貴、周自齊、樑士詒、張鎮芳、雷辰春、袁乃貴一起，被人並稱為“七小人”。袁世凱死後，朱啟鈐以籌備洪憲帝制大典禍首之一遭通緝，1918年被赦免。在朱啟鈐漫長的一生中，他對自己參與“洪憲帝制”一事從不辯解，從不公開說袁世凱的壞話，也不說袁的好話。即使是章士釗同他談袁世凱，他仍堅持“不能以成敗論英雄”。
1918年，朱啟鈐被北洋政府總統徐世昌委以重任，擔任南北議和的北方總代表。儘管朱啟鈐在議和中以國家安危為重，但軍閥之間勾心鬥角，導致和談破裂。這是朱啟鈐在民國政治舞臺上最後一次擔任重要角色，隨後他基本退出政壇。
從1917年起，朱啟鈐開始在津滬一帶經營實業。並致力於中國古建築、織繡、漆器藝術的研究，“以蠖園為冬居，蠡天小築為消夏之處”。
朱啟鈐先後經辦中興煤礦、中興輪船公司等企業。朱啟鈐是一個傑出的管理人才，在經營上十分重視設備更新和技術改造，並大膽使用技術專家。到1936年中興煤礦產煤量達到173萬噸，從而使中興公司走向以煤為主，煤、焦、電、鋼鐵、農林、鐵路運輸為主船運輸為輔的多種經營的綜合性大企業。朱啟鈐還投資入股了新洋灰公司、開灤礦務局等。
1937年底，在日本侵略者操縱下，以王克敏為首的偽臨時政府成立。但日本人認為王克敏資歷聲望不夠，欲請吳佩孚、朱啟鈐這樣北洋時期的首腦人物出來捧場。遊說不成，進而威逼。朱啟鈐堅決不為所動，頂住各方壓力，堅決拒絕偽政府職務。於是敵偽對他進行迫害，以朱啟鈐住的趙堂子衚衕是警備地區，一般人不宜居住為由，強行徵購了朱啟鈐的住宅。搬家又何妨？朱啟鈐一家隨即移居北總布衚衕，安之若素。在風雨如晦的日子裡，朱啟鈐一直裝病在家，整理文獻，最終迎來抗戰勝利。
朱啟鈐抗戰時期關於貴州資料的信函
1949年初，解放戰爭進入最後階段，朱啟鈐由於對共產黨的政策不怎麼了解，避居上海考慮自己的退路。在北平的周恩來得悉後，馬上請朱啟鈐的同事兼好友章士釗寫信，力勸他留在內地參加新中國建設。信件由著名話劇演員、黨的祕密工作者金山直接送到上海朱啟鈐的寓所，並向他轉告了周恩來的口信。朱啟鈐回京後，黨和政府對朱啟鈐禮遇有加，周恩來特地聘請他出任中央文史研究館館員，以後朱啟鈐又成為為北京市和全國政協委員，同時兼任古代修整所的顧問。
1961年，朱啟鈐90歲生日時，周恩來送來一個大花籃祝壽。1964年，朱啟鈐患感冒，不久併發肺炎，住進了北京醫院。不久後病逝，被安葬在八寶山革命公墓。
朱啟鈐博學多才，著有《哲匠錄》（與瞿兌之、闞鐸合輯） 、《李仲明營造法式》、《蠖園文存》、《存素堂絲繡錄》、《女紅傳徵略》、《絲繡筆記》、《芋香錄詩》、《清內府刻絲書畫考》、《清內府刺繡書畫考》、《漆書》、《紫江朱氏家乘》、《貴州碑傳集（稿本） 》等。主持編印《中國營造學社彙刊》（共七卷）。1927年根據日本傳抄本重新刊刻久已失傳的《髹飾錄》（王世襄曾經受朱啟鈐的交付，註釋此中國惟一的漆工著作，請參閱：【收藏大家】王世襄——京城第一大玩家）。編輯貴州地方文獻也是朱啟鈐的心願，他編輯了《黔南叢書》8種、《清代黔人館選錄》、《劉貴陽遺書》等，晚年傾心編輯《貴陽碑傳集》。
創辦中國營造學社
1919年，對於朱啟鈐來說，是一個人生的轉折點。這一年，他遇到古籍善本《營造法式》。這次偶然發現，成就了中國建築史上的一段佳話，催生了一個龐大的民間學術團體——中國營造學社。
朱啟鈐從上海返回北京，在南京圖書館訪書，從眾多古籍中發現了宋代李誡所著的《營造法式》（丁氏八千樓抄本，請參閱：大收藏家398期：千年丁氏，八千卷樓）。《營造法式》是北宋官方頒佈的一部建築設計、施工的規範書，李誡主持過大量的新建與重修工程，包括王邸、宮殿、辟雍、官衙、太廟等不同類型的建築，積累了豐富的建築技術知識和工程規劃、組織、管理等方面的經驗。朱啟鈐發現後，如獲至寶，這就是他多年以來夢寐以求的古代建築寶典。
朱啟鈐通過江蘇省省長將該書借出，委託商務印書館影印出版，以傳後世，即後人稱之為“丁本”者。但“丁本”輾轉傳抄於紹興版本，錯漏甚多，影繪原圖甚為粗陋。朱啟鈐覺得，這樣珍貴的古籍一定要有可靠的版本，儘可能使它臻於完善，便委託藏書家陶湘刻一個流傳後世的精校本。陶湘是民國的大藏書家、刻書家，所刻書籍，校對精良。陶湘印本的《營造法式》是“丁本”的升級版，彩色套印，前所罕見，在中國古籍之版本研究方面有很高的藝術價值。《營造法式》作為中國建築史上的經典文獻，經過這一番整理刊印，亦倍受國內外建築學界矚目。
民國九年(1920年)《石印宋李明仲營造法式》
1925年，梁啟超將朱啟鈐送他的新版《營造法式》寄給在美國留學的樑思成與林徽因。這本書改變了樑思成和林徽因的學術路徑。後來他們在加拿大渥太華結婚，將日期選定為3月21日，而這正是《營造法式》作者李誡墓碑上刻的日期；兩人的兒子叫“樑從誡”，有“師從李誡”的意思。（最近有學者的研究成果，認為“誡”字是後世誤刻，應為“誠”字，即李誠，根據他的字“明仲”，宋人理學已講誠明之德，故知必為李誠。這個李誠-李誡還曾經向宋徽宗進獻過五馬圖）
1929年，朱啟鈐與陶湘、孟錫鈺等三人倡議成立“營造學社”，1930年，朱啟鈐得到中華教育文化基金董事會的資助，正式成立了“中國營造學社”，由朱啟鈐任社長。為什麼叫“營造學社”，而不是“建築學社”，朱啟鈐說：建築雖然是他研究的重點，但如果侷限於建築本身，那它與文化的關係則不能完全彰顯，所以打破建築範疇而叫營造學社。
學社成立後，樑思成、劉敦楨不約而同地先後加入，這對朱啟鈐來說，如虎添翼。樑思成擔任法式部主任、劉敦楨為文獻部主任。著名建築師楊廷寶、趙深，史學家陳垣，地質學家李四光，考古學家李濟等學界精英赫然在列，一時星光燦爛。從此中國古建築調查、測繪、研究等工作進入正軌。
中國營造學社的成員，行萬里路，讀萬卷書，深入全國15個省份的220多個縣，測繪、調查、拍攝了兩千多座建築。許多現今名揚海內外的珍貴古建築，如應縣木塔、嵩嶽寺塔、薊縣獨樂寺、佛光寺、趙州橋等，都是由中國營造學社首先發現其價值。而樑思成和林徽因的古建築調查廣為人知，後來樑思成的《中國建築史》出版，算是完成了朱啟鈐的夙願。
朱啟鈐先生為中國營造學社所寫的七言對聯：“是斷是度是尋是尺 如切如磋如琢如磨”
朱啟鈐北京舊居位於趙堂子衚衕3號（原甲2號），恰處舊北平“五路通祥”之地，坐北朝南，是一座佔地近3000多平方米的四進四合院。這座宅院是朱啟鈐在20世紀30年代購置的一所未完成的建築，由他自己重新設計並督造。院內的彩畫及建築上的做法，完全按《營造法式》進行，所用木工、彩畫工都是通過吳灜、王繼增聘請的前清造辦處的老工匠。四合院建好後，前半部為中國營造學社辦公，後半部為朱啟鈐先生眷屬居住。1953年，朱啟鈐搬到東四八條111號居住。
朱啟鈐天津舊居在馬場道164增1號，這座具有哥特式建築特徵的別墅是1922年建造的。二層磚木結構樓房，有地下室，紅瓦坡頂，清水磚牆。建築二層設有拱券式開放柱廊，令立面形象十分醒目。此外朱啟鈐一生注重飲食養生，在當時的公館私房菜中，朱家的菜那是有名的。
近代北京城市建設史第一人
在我國近現代史上，朱啟鈐先生第一次對北京舊城作了科學規劃，並進行了歷史上最大規模的改造,被尊為近代北京城市建設史第一人。他第一個提出“修舊如舊”的概念，也第一個頒佈“勝蹟保護條例”。中國的城市從來沒有過行道樹，這個人第一次在北京道路兩旁種上槐樹，沿護城河栽上了楊柳。
1914年，擔任內務總長兼北京市政督辦的朱啟鈐向大總統袁世凱提出《修改京師前三門城垣工程呈》，並聘請德國建築師羅克格制定前門改造計劃。由朱啟鈐主持的正陽門改造工程冒雨正式開工，他手持大總統頒發的特製銀鎬刨下了第一塊城磚。這柄銀鎬重約30兩，紅木手柄上刻有“內務總長朱啟鈐奉大總統命令修改正陽門，爰於1915年6月16日用此器拆去舊城第一磚，俾交通永便。”銀鎬如今珍藏在清華大學建築學院。由於謀劃得當，工程至當年年底便全部完工。現在正陽門箭樓中西合璧的獨特建築裝飾風格，就是那時的成果。該工程打通了京城的東西中軸線，為今天北京城的現代化建設奠定了良好的基礎，這恐怕是當時誰也沒有想到的。
1915年6月16日，內務總長朱啟鈐（中）冒雨主持了前門改造工程開工典禮
民國初年，朱啟鈐就開始規劃“新市區”，最後選擇在先農壇北側地區，建設“模範街區”。高標準的規劃，高標準的建設，高質量地經營，終於建起以永安路為中心的“民國十四條模範街”。至今這十四條街的格局也沒有改變，而且十四條街民國老建築還有一半還在。
民國初立之時，大總統府設在中南海，朱啟鈐把中南海南側的寶月樓下層改建為“新華門”，拆除內側的皇城牆，使大門直通西長安街，又在門內修建了大影壁，在路南建起一排西式風格的花牆。如今新華門已成為中國政權的象徵。
此外，他還先後主持完成了拆舊街千步廊為天安門廣場，拆皇城城垣，改造與打通東西長安街、南北長街與南北池子大街，開通了京城南北方向的交通要道，在南池子和南長街路口，設計建造了富有特色的拱形街門，成為東、西長安街上獨特的景緻。建北京環城鐵路及東西火車站，改造前門城垣，推進南城香廠新市區規劃建設等重大工程。
1914年，朱啟鈐陪同裕隆太后到天安門西側的社稷壇祭祀，看到院內建築破爛不堪，太監們開墾土地種苜蓿草養馬。時任北洋政府內務總長的朱啟鈐發動紳士、商人捐款，將社稷壇開闢為公共公園，命名為“中央公園”，又名“稷園”，即現在的“中山公園”，這是北京有史以來的第一家公園。他把改建正陽門時拆除天安門對面千步廊的木料用於公園建設，並親自規劃指揮，不僅節約了開支，還使舊料得到充分利用。他對園中的千年古柏尤為愛護，逐一登記造冊，並安排妥善管理，這些古柏至今仍鬱鬱蔥蔥，成為公園中的著名景觀。
1914年1月，朱啟鈐呈報袁世凱批准，決定開辦“古物陳列所”，藉以保存瀋陽故宮和承德避暑山莊的國寶文物，並派治格前往瀋陽和承德辦理。治格奉命把運來的文物在故宮外朝太和殿、中和殿、文華殿和武英殿展出。隨後，朱啟鈐又爭取到美國庚子退款20萬元，在故宮鹹安宮舊址新建了文物庫房，這樣，古物陳列所基本具備了後來故宮博物院的雛形。這是中國第一個博物館。1924年11月，馮玉祥將溥儀逐出故宮後，北洋政府成立清室善後委員會，清理故宮資產並籌備成立博物院。1925年10月，故宮博物院正式成立，在故宮內廷展示北京故宮文物。1946年，國民政府將古物陳列所和故宮博物院合而為一，統稱故宮博物院。
古物陳列所
20世紀50年代，人民政府決定擴建天安門廣場，修建人民英雄紀念碑，周恩來特意指示有關部門徵求朱啟鈐的意見。朱啟鈐提出的建議大多被採納，其中有以下幾條：天安門廣場的周圍，不要修建高於天安門城樓的建築；擴建廣場、移動華表時，要注意保護，特別是西邊的那座華表，庚子年時被打壞過，底座有鋼箍，移動時要注意；東西“三座門”之間南面的花牆，是民國初年為了與東交民巷外國的練兵場隔絕，在改建新華門的同時修建的，並非古蹟，可以拆除。
寓公·望族
朱啟鈐寓居天津之後，當時的北戴河逐漸成為避暑勝地，但是全部為洋人控制，即使洋人與當地農民發生糾紛，也要請神父評理。朱啟鈐愛國心切，出資修建觀音寺，鼓勵農民不信洋教；他還出資修建了幾條大馬路，號召天津的寓公在那裡購房置地，創辦地方自治公益會，他自任會長，終於使北戴河形成了華洋對峙的局面。
朱啟鈐和張學良在北戴河開發期間合影
1921年，他作為當時大總統徐世昌的私人代表赴法國接受巴黎大學贈予的文學博士學位，正趕上留法勤工儉學的學生陷入困境，原來，因華法教育會發現留學生中革命思想濃厚，竟不按合同辦事，拒付留學生的補助金。他得知此事後立即私人掏腰包5萬元，當時的留學生公推徐特立寫了一封感謝信當面交給他。
朱啟鈐先後有三位夫人，都是故後續娶的。元配陳光璣生有長子朱沛、長女朱湘筠;陳氏夫人亡故後，續娶於寶珊，共生四子九女，前三子幼殤，只留朱渤(朱海北)一子長成，九女依次為淇筠、淞筠、津筠、湄筠、洛筠、浦筠、沚筠、洪筠、浣筠。於夫人因為生育子女太多，身體不好，於1927年去世。1930年，又續娶許曼頤為夫人。朱家的十小姐，名字都帶一個“筠”字，七小姐浦筠、八小姐沚筠早夭。朱家的幾位大小姐都是當時京津社交場上的明星人物。由於朱啟鈐遊歷過歐美，思想開放，從不限制子女的社交活動，因此朱家小姐們活躍於交際場合，時有朱家“八鳳”之譽。
朱啟鈐及夫人和五個女兒
1931年11月20日，上海《時事新報》發表了馬君武的一首題為《哀瀋陽》的感事詩：“趙四風流朱五狂，翩翩胡蝶最當行。溫柔鄉是英雄冢，哪管東師入瀋陽。”諷刺張學良在“九一八”之夜得知日軍進攻瀋陽北大營時，仍沉迷於歌舞。該詩傳誦一時，張學良背上了“風流將軍”、“不抵抗將軍”的罵名，趙四、朱五、胡蝶更是被視為“紅顏禍水”。多年以後，在香港的一次宴會上，朱湄筠正好碰到馬君武，她拿著個酒杯走了過去，說：“馬先生，你知道我是誰嗎?我就是你詩中所寫的那個朱五啊，來，我敬你一杯，我謝謝你了，你把我變成名人了!”馬君武當時的神態非語言筆墨所能形容，不俟終席匆匆拔腿而去。
他是袁世凱登基大典的主辦人；他是民國代總理，他是張作霖的親家；他是周恩來的忘年交；蔣介石親自為他斟酒；
他是樑思成的前輩；章士釗的老友；他是王世襄的恩師；戴笠是他家的常客，張學良與他合開過公司；
他的外孫是共和國外交部副部長；他的孫子是中國戲曲學院院長；他的女兒們皆為北洋名媛；他是營造學社的創立者；
他是北戴河、中山公園的創始人；他拒絕過日寇的利誘；他將必生的收藏捐獻給了國家；他是北京城改造的第一人；
他經歷了整部中國近代史——他就是朱啟鈐。
朱啟鈐（1872—1964），譜名啟綸，字桂辛、桂莘，號蠖公、蠖園，晚年自號所居曰“勤炳燭齋”。祖籍貴州紫江（今開陽），1872年11月12日生於河南信陽，1964年2月26日卒於北京，享年92歲。他的一生經歷了晚清、北洋政府、國民政府、人民政府四個歷史時期，為我國著名政治家、實業家、古建築學家、收藏家。不過，用王世襄的話來說：“可惜現在的人對他知道的太少，不能理解他的重要性，從學術上來說，他是中國很多學科的奠基人。”
朱啟鈐
亂世能臣，實幹大家
朱氏祖籍江西，世居貴州開州城南永興場（今開陽雙流鎮）。朱啟鈐出身於書香世家，曾祖朱理堂於道光十二年（1832）遊湖南返，主講於省城貴陽正本書院，遂遷於此。祖父朱士熙舉人出身，曾在湖南做過幾任知縣。
朱父名慶墉，號稚皋，秀才出身，師從傅壽彤。朱母為傅壽彤之長女傅夢瓊。傅壽彤，字青餘，號澹叟，貴州貴築（今貴州貴陽市）人，清咸豐三年（1853）進士，改庶吉士，授檢討，歷任河南歸德府、南陽府、開封府，南汝光兵備道，後擢升至河南按察使、布政使。晚退居林下，築"止園"於長沙，居十餘年，著書多種。傅壽彤精於史志、書法、詩詞，與當時政學界的頂極人物均關係密切，是朝野共知的文武全才。傅夢瓊之次妹傅寶瓊適貴築翰林黃國瑾，三妹傅幼瓊適湖南善化瞿鴻禨，瞿鴻禨後為軍機大臣。
光緒元年（公元1875年），朱慶墉返黔參加鄉試，試畢，在返回河南的途中，不幸在貴州玉屏縣乘船觸灘石後溺水而亡，時年三十一歲。當時朱啟鈐年僅三歲，只好與母親生活在外祖父家中。
1891年，瞿鴻禨出任四川學政，朱啟鈐跟隨入川。瞿鴻禨欣賞朱啟鈐天資聰穎、做事精幹、有異於常人的稟賦，遂著意栽培、大力提攜。因為朱啟鈐寫得一筆好字，並且和瞿鴻禨的字相似，瞿鴻禨還讓他替批文案，代擬文書。
1899年，朱啟鈐以知縣銜在上海出口捐局當差，並以此為契機摸熟了進出口貿易和金融商業，學會了與商界洋行打交道。
1902年，在瞿鴻禨的大力舉薦下，30歲的朱啟鈐出任京師大學堂譯學館工程提調及監督。在北京的這段時間，朱啟鈐結識了徐世昌。徐世昌非常欣賞他，給予“穩健幹練，事必果行”的評價，並把他推薦給袁世凱，得到袁世凱的重用。自此，朱啟鈐進入北洋集團，為袁世凱竭盡全力，忠誠效勞。
朱啟鈐（左）、袁世凱（中）、張百熙（右）在京師大學堂譯學館
1905年，大清設立巡警部，徐世昌任尚書，趙秉鈞任右侍郎。朱啟鈐調任巡警部，任北京內城巡警廳廳丞、外城巡警廳廳丞。當時的警察什麼都要管，一身兼任多職，安全、交通、消防、衛生、社保、救濟……朱啟鈐經常騎著馬在京城巡邏，幾乎所有的街道、建築都爛熟於心。
他看到北京夜晚烏黑一片，就試著在街上安裝路燈。但京師某御史以“自家數世夜不燃燈”為由，向皇帝彈劾、控訴，朱啟鈐沒有退卻，照常試驗。曹聚仁在紀念朱啟鈐的文章中透露，朱啟鈐還在外城大柵欄推行過“單行道制”，不過有個人卻自恃皇親國戚，公然違犯規矩，此人就是肅親王善耆的福晉。讓人驚訝的是，朱啟鈐竟敢向皇親國戚開罰單——判罰那福晉十塊銀元，但“居然使肅親王聽了折服，這才施行得很順利”。由此可見，朱啟鈐敢做事、會做事。
1908年，朱啟鈐任東三省蒙務局督辦。1910年，朱啟鈐任津浦鐵路北段工程總辦，督建濟南濼口黃河大橋、濟南火車站等工程。
辛亥革命後，朱啟鈐在北洋政府做過五任交通總長、三任內務總長，並曾由袁世凱任命為代總理，但朱啟鈐並未就任。曹聚仁說朱啟鈐“會做官”，此言不虛。朱啟鈐經歷了趙（秉鈞）、熊（希齡）、孫（寶琦）、段（祺瑞）、徐（世昌）等內閣，一直維持其閣員的地位，可謂北洋政壇的“不倒翁”。
然而，這位政壇“不倒翁”卻一度迷失在“洪憲帝制”的聲浪中。1915年，楊度、孫毓筠、劉師培等人組織籌安會，為袁世凱復闢帝制製造輿論。朱啟鈐出任“登基大典籌備處長”，與段芝貴、周自齊、樑士詒、張鎮芳、雷辰春、袁乃貴一起，被人並稱為“七小人”。袁世凱死後，朱啟鈐以籌備洪憲帝制大典禍首之一遭通緝，1918年被赦免。在朱啟鈐漫長的一生中，他對自己參與“洪憲帝制”一事從不辯解，從不公開說袁世凱的壞話，也不說袁的好話。即使是章士釗同他談袁世凱，他仍堅持“不能以成敗論英雄”。
1918年，朱啟鈐被北洋政府總統徐世昌委以重任，擔任南北議和的北方總代表。儘管朱啟鈐在議和中以國家安危為重，但軍閥之間勾心鬥角，導致和談破裂。這是朱啟鈐在民國政治舞臺上最後一次擔任重要角色，隨後他基本退出政壇。
從1917年起，朱啟鈐開始在津滬一帶經營實業。並致力於中國古建築、織繡、漆器藝術的研究，“以蠖園為冬居，蠡天小築為消夏之處”。
朱啟鈐先後經辦中興煤礦、中興輪船公司等企業。朱啟鈐是一個傑出的管理人才，在經營上十分重視設備更新和技術改造，並大膽使用技術專家。到1936年中興煤礦產煤量達到173萬噸，從而使中興公司走向以煤為主，煤、焦、電、鋼鐵、農林、鐵路運輸為主船運輸為輔的多種經營的綜合性大企業。朱啟鈐還投資入股了新洋灰公司、開灤礦務局等。
1937年底，在日本侵略者操縱下，以王克敏為首的偽臨時政府成立。但日本人認為王克敏資歷聲望不夠，欲請吳佩孚、朱啟鈐這樣北洋時期的首腦人物出來捧場。遊說不成，進而威逼。朱啟鈐堅決不為所動，頂住各方壓力，堅決拒絕偽政府職務。於是敵偽對他進行迫害，以朱啟鈐住的趙堂子衚衕是警備地區，一般人不宜居住為由，強行徵購了朱啟鈐的住宅。搬家又何妨？朱啟鈐一家隨即移居北總布衚衕，安之若素。在風雨如晦的日子裡，朱啟鈐一直裝病在家，整理文獻，最終迎來抗戰勝利。
朱啟鈐抗戰時期關於貴州資料的信函
1949年初，解放戰爭進入最後階段，朱啟鈐由於對共產黨的政策不怎麼了解，避居上海考慮自己的退路。在北平的周恩來得悉後，馬上請朱啟鈐的同事兼好友章士釗寫信，力勸他留在內地參加新中國建設。信件由著名話劇演員、黨的祕密工作者金山直接送到上海朱啟鈐的寓所，並向他轉告了周恩來的口信。朱啟鈐回京後，黨和政府對朱啟鈐禮遇有加，周恩來特地聘請他出任中央文史研究館館員，以後朱啟鈐又成為為北京市和全國政協委員，同時兼任古代修整所的顧問。
1961年，朱啟鈐90歲生日時，周恩來送來一個大花籃祝壽。1964年，朱啟鈐患感冒，不久併發肺炎，住進了北京醫院。不久後病逝，被安葬在八寶山革命公墓。
朱啟鈐博學多才，著有《哲匠錄》（與瞿兌之、闞鐸合輯） 、《李仲明營造法式》、《蠖園文存》、《存素堂絲繡錄》、《女紅傳徵略》、《絲繡筆記》、《芋香錄詩》、《清內府刻絲書畫考》、《清內府刺繡書畫考》、《漆書》、《紫江朱氏家乘》、《貴州碑傳集（稿本） 》等。主持編印《中國營造學社彙刊》（共七卷）。1927年根據日本傳抄本重新刊刻久已失傳的《髹飾錄》（王世襄曾經受朱啟鈐的交付，註釋此中國惟一的漆工著作，請參閱：【收藏大家】王世襄——京城第一大玩家）。編輯貴州地方文獻也是朱啟鈐的心願，他編輯了《黔南叢書》8種、《清代黔人館選錄》、《劉貴陽遺書》等，晚年傾心編輯《貴陽碑傳集》。
創辦中國營造學社
1919年，對於朱啟鈐來說，是一個人生的轉折點。這一年，他遇到古籍善本《營造法式》。這次偶然發現，成就了中國建築史上的一段佳話，催生了一個龐大的民間學術團體——中國營造學社。
朱啟鈐從上海返回北京，在南京圖書館訪書，從眾多古籍中發現了宋代李誡所著的《營造法式》（丁氏八千樓抄本，請參閱：大收藏家398期：千年丁氏，八千卷樓）。《營造法式》是北宋官方頒佈的一部建築設計、施工的規範書，李誡主持過大量的新建與重修工程，包括王邸、宮殿、辟雍、官衙、太廟等不同類型的建築，積累了豐富的建築技術知識和工程規劃、組織、管理等方面的經驗。朱啟鈐發現後，如獲至寶，這就是他多年以來夢寐以求的古代建築寶典。
朱啟鈐通過江蘇省省長將該書借出，委託商務印書館影印出版，以傳後世，即後人稱之為“丁本”者。但“丁本”輾轉傳抄於紹興版本，錯漏甚多，影繪原圖甚為粗陋。朱啟鈐覺得，這樣珍貴的古籍一定要有可靠的版本，儘可能使它臻於完善，便委託藏書家陶湘刻一個流傳後世的精校本。陶湘是民國的大藏書家、刻書家，所刻書籍，校對精良。陶湘印本的《營造法式》是“丁本”的升級版，彩色套印，前所罕見，在中國古籍之版本研究方面有很高的藝術價值。《營造法式》作為中國建築史上的經典文獻，經過這一番整理刊印，亦倍受國內外建築學界矚目。
民國九年(1920年)《石印宋李明仲營造法式》
1925年，梁啟超將朱啟鈐送他的新版《營造法式》寄給在美國留學的樑思成與林徽因。這本書改變了樑思成和林徽因的學術路徑。後來他們在加拿大渥太華結婚，將日期選定為3月21日，而這正是《營造法式》作者李誡墓碑上刻的日期；兩人的兒子叫“樑從誡”，有“師從李誡”的意思。（最近有學者的研究成果，認為“誡”字是後世誤刻，應為“誠”字，即李誠，根據他的字“明仲”，宋人理學已講誠明之德，故知必為李誠。這個李誠-李誡還曾經向宋徽宗進獻過五馬圖）
1929年，朱啟鈐與陶湘、孟錫鈺等三人倡議成立“營造學社”，1930年，朱啟鈐得到中華教育文化基金董事會的資助，正式成立了“中國營造學社”，由朱啟鈐任社長。為什麼叫“營造學社”，而不是“建築學社”，朱啟鈐說：建築雖然是他研究的重點，但如果侷限於建築本身，那它與文化的關係則不能完全彰顯，所以打破建築範疇而叫營造學社。
學社成立後，樑思成、劉敦楨不約而同地先後加入，這對朱啟鈐來說，如虎添翼。樑思成擔任法式部主任、劉敦楨為文獻部主任。著名建築師楊廷寶、趙深，史學家陳垣，地質學家李四光，考古學家李濟等學界精英赫然在列，一時星光燦爛。從此中國古建築調查、測繪、研究等工作進入正軌。
中國營造學社的成員，行萬里路，讀萬卷書，深入全國15個省份的220多個縣，測繪、調查、拍攝了兩千多座建築。許多現今名揚海內外的珍貴古建築，如應縣木塔、嵩嶽寺塔、薊縣獨樂寺、佛光寺、趙州橋等，都是由中國營造學社首先發現其價值。而樑思成和林徽因的古建築調查廣為人知，後來樑思成的《中國建築史》出版，算是完成了朱啟鈐的夙願。
朱啟鈐先生為中國營造學社所寫的七言對聯：“是斷是度是尋是尺 如切如磋如琢如磨”
朱啟鈐北京舊居位於趙堂子衚衕3號（原甲2號），恰處舊北平“五路通祥”之地，坐北朝南，是一座佔地近3000多平方米的四進四合院。這座宅院是朱啟鈐在20世紀30年代購置的一所未完成的建築，由他自己重新設計並督造。院內的彩畫及建築上的做法，完全按《營造法式》進行，所用木工、彩畫工都是通過吳灜、王繼增聘請的前清造辦處的老工匠。四合院建好後，前半部為中國營造學社辦公，後半部為朱啟鈐先生眷屬居住。1953年，朱啟鈐搬到東四八條111號居住。
朱啟鈐天津舊居在馬場道164增1號，這座具有哥特式建築特徵的別墅是1922年建造的。二層磚木結構樓房，有地下室，紅瓦坡頂，清水磚牆。建築二層設有拱券式開放柱廊，令立面形象十分醒目。此外朱啟鈐一生注重飲食養生，在當時的公館私房菜中，朱家的菜那是有名的。
近代北京城市建設史第一人
在我國近現代史上，朱啟鈐先生第一次對北京舊城作了科學規劃，並進行了歷史上最大規模的改造,被尊為近代北京城市建設史第一人。他第一個提出“修舊如舊”的概念，也第一個頒佈“勝蹟保護條例”。中國的城市從來沒有過行道樹，這個人第一次在北京道路兩旁種上槐樹，沿護城河栽上了楊柳。
1914年，擔任內務總長兼北京市政督辦的朱啟鈐向大總統袁世凱提出《修改京師前三門城垣工程呈》，並聘請德國建築師羅克格制定前門改造計劃。由朱啟鈐主持的正陽門改造工程冒雨正式開工，他手持大總統頒發的特製銀鎬刨下了第一塊城磚。這柄銀鎬重約30兩，紅木手柄上刻有“內務總長朱啟鈐奉大總統命令修改正陽門，爰於1915年6月16日用此器拆去舊城第一磚，俾交通永便。”銀鎬如今珍藏在清華大學建築學院。由於謀劃得當，工程至當年年底便全部完工。現在正陽門箭樓中西合璧的獨特建築裝飾風格，就是那時的成果。該工程打通了京城的東西中軸線，為今天北京城的現代化建設奠定了良好的基礎，這恐怕是當時誰也沒有想到的。
1915年6月16日，內務總長朱啟鈐（中）冒雨主持了前門改造工程開工典禮
民國初年，朱啟鈐就開始規劃“新市區”，最後選擇在先農壇北側地區，建設“模範街區”。高標準的規劃，高標準的建設，高質量地經營，終於建起以永安路為中心的“民國十四條模範街”。至今這十四條街的格局也沒有改變，而且十四條街民國老建築還有一半還在。
民國初立之時，大總統府設在中南海，朱啟鈐把中南海南側的寶月樓下層改建為“新華門”，拆除內側的皇城牆，使大門直通西長安街，又在門內修建了大影壁，在路南建起一排西式風格的花牆。如今新華門已成為中國政權的象徵。
此外，他還先後主持完成了拆舊街千步廊為天安門廣場，拆皇城城垣，改造與打通東西長安街、南北長街與南北池子大街，開通了京城南北方向的交通要道，在南池子和南長街路口，設計建造了富有特色的拱形街門，成為東、西長安街上獨特的景緻。建北京環城鐵路及東西火車站，改造前門城垣，推進南城香廠新市區規劃建設等重大工程。
1914年，朱啟鈐陪同裕隆太后到天安門西側的社稷壇祭祀，看到院內建築破爛不堪，太監們開墾土地種苜蓿草養馬。時任北洋政府內務總長的朱啟鈐發動紳士、商人捐款，將社稷壇開闢為公共公園，命名為“中央公園”，又名“稷園”，即現在的“中山公園”，這是北京有史以來的第一家公園。他把改建正陽門時拆除天安門對面千步廊的木料用於公園建設，並親自規劃指揮，不僅節約了開支，還使舊料得到充分利用。他對園中的千年古柏尤為愛護，逐一登記造冊，並安排妥善管理，這些古柏至今仍鬱鬱蔥蔥，成為公園中的著名景觀。
1914年1月，朱啟鈐呈報袁世凱批准，決定開辦“古物陳列所”，藉以保存瀋陽故宮和承德避暑山莊的國寶文物，並派治格前往瀋陽和承德辦理。治格奉命把運來的文物在故宮外朝太和殿、中和殿、文華殿和武英殿展出。隨後，朱啟鈐又爭取到美國庚子退款20萬元，在故宮鹹安宮舊址新建了文物庫房，這樣，古物陳列所基本具備了後來故宮博物院的雛形。這是中國第一個博物館。1924年11月，馮玉祥將溥儀逐出故宮後，北洋政府成立清室善後委員會，清理故宮資產並籌備成立博物院。1925年10月，故宮博物院正式成立，在故宮內廷展示北京故宮文物。1946年，國民政府將古物陳列所和故宮博物院合而為一，統稱故宮博物院。
古物陳列所
20世紀50年代，人民政府決定擴建天安門廣場，修建人民英雄紀念碑，周恩來特意指示有關部門徵求朱啟鈐的意見。朱啟鈐提出的建議大多被採納，其中有以下幾條：天安門廣場的周圍，不要修建高於天安門城樓的建築；擴建廣場、移動華表時，要注意保護，特別是西邊的那座華表，庚子年時被打壞過，底座有鋼箍，移動時要注意；東西“三座門”之間南面的花牆，是民國初年為了與東交民巷外國的練兵場隔絕，在改建新華門的同時修建的，並非古蹟，可以拆除。
寓公·望族
朱啟鈐寓居天津之後，當時的北戴河逐漸成為避暑勝地，但是全部為洋人控制，即使洋人與當地農民發生糾紛，也要請神父評理。朱啟鈐愛國心切，出資修建觀音寺，鼓勵農民不信洋教；他還出資修建了幾條大馬路，號召天津的寓公在那裡購房置地，創辦地方自治公益會，他自任會長，終於使北戴河形成了華洋對峙的局面。
朱啟鈐和張學良在北戴河開發期間合影
1921年，他作為當時大總統徐世昌的私人代表赴法國接受巴黎大學贈予的文學博士學位，正趕上留法勤工儉學的學生陷入困境，原來，因華法教育會發現留學生中革命思想濃厚，竟不按合同辦事，拒付留學生的補助金。他得知此事後立即私人掏腰包5萬元，當時的留學生公推徐特立寫了一封感謝信當面交給他。
朱啟鈐先後有三位夫人，都是故後續娶的。元配陳光璣生有長子朱沛、長女朱湘筠;陳氏夫人亡故後，續娶於寶珊，共生四子九女，前三子幼殤，只留朱渤(朱海北)一子長成，九女依次為淇筠、淞筠、津筠、湄筠、洛筠、浦筠、沚筠、洪筠、浣筠。於夫人因為生育子女太多，身體不好，於1927年去世。1930年，又續娶許曼頤為夫人。朱家的十小姐，名字都帶一個“筠”字，七小姐浦筠、八小姐沚筠早夭。朱家的幾位大小姐都是當時京津社交場上的明星人物。由於朱啟鈐遊歷過歐美，思想開放，從不限制子女的社交活動，因此朱家小姐們活躍於交際場合，時有朱家“八鳳”之譽。
朱啟鈐及夫人和五個女兒
1931年11月20日，上海《時事新報》發表了馬君武的一首題為《哀瀋陽》的感事詩：“趙四風流朱五狂，翩翩胡蝶最當行。溫柔鄉是英雄冢，哪管東師入瀋陽。”諷刺張學良在“九一八”之夜得知日軍進攻瀋陽北大營時，仍沉迷於歌舞。該詩傳誦一時，張學良背上了“風流將軍”、“不抵抗將軍”的罵名，趙四、朱五、胡蝶更是被視為“紅顏禍水”。多年以後，在香港的一次宴會上，朱湄筠正好碰到馬君武，她拿著個酒杯走了過去，說：“馬先生，你知道我是誰嗎?我就是你詩中所寫的那個朱五啊，來，我敬你一杯，我謝謝你了，你把我變成名人了!”馬君武當時的神態非語言筆墨所能形容，不俟終席匆匆拔腿而去。
朱湄筠題贈朱光沐
中國緙絲收藏第一人
朱啟鈐先生是我國著名的收藏家，從他遺留下的一冊文物賬冊可以看出他收藏文物範圍之廣、內容之豐富。別人收集文物常常只限一兩個品類。他則銅器、瓷器、漆器、木器、竹器、銀器、絲繡、書畫碑帖、古墨、端硯、石章、舊紙以及貴重藥材、名貴陳酒等，無所不藏。朱啟鈐收藏尤以緙絲為最，堪稱“中國緙絲收藏第一人”。
晚年朱啟鈐回憶往事，認為自己的文化素養，尤其是對文物的鑑賞以及古建築、古園林、古玩收藏等方面的知識和興趣，莫不得益於外祖父和母親早年對他的教育和薰陶。朱啟鈐的外祖父傅壽彤嗜好收藏，所藏書畫的包首多是宋錦和緙絲製作而成的，朱母傅夢瓊也擅女紅，常把一些宋錦碎片綴合成香囊荷包等物，家庭的薰染使朱啟鈐幼年便喜歡絲繡。他在《存素堂絲繡錄·弁言》寫道：“童時在外祖家，見法書名畫之帙，多為宋錦繡刻絲，愛其雅麗工緻，眩然莫忘，先慈傅太夫人擅女紅，每侍側，時見綴輯宋錦斷片製為香囊、佩或碎裁花樣作針黹之譜錄。鬥錦之智，穿紗之巧，手澤所存，歷歷至今，如在心目。”
民國初年，朱啟鈐從前清恭親王后人手中購得一批從宋代到清代的緙絲、刺繡珍品，大約280件。這些緙絲多是皇帝御賜，異常名貴。1924年，日本鉅商大昌喜八郎願以100萬大洋的高價收購，但朱啟鈐不為所動，婉言謝絕。私下他對家人說，這批國寶就是賣，也堅決不能賣給外國人。1928年，朱啟鈐將這些藏品一一整理著錄，寫成《存素堂絲繡錄》，並予刊行。
他是袁世凱登基大典的主辦人；他是民國代總理，他是張作霖的親家；他是周恩來的忘年交；蔣介石親自為他斟酒；
他是樑思成的前輩；章士釗的老友；他是王世襄的恩師；戴笠是他家的常客，張學良與他合開過公司；
他的外孫是共和國外交部副部長；他的孫子是中國戲曲學院院長；他的女兒們皆為北洋名媛；他是營造學社的創立者；
他是北戴河、中山公園的創始人；他拒絕過日寇的利誘；他將必生的收藏捐獻給了國家；他是北京城改造的第一人；
他經歷了整部中國近代史——他就是朱啟鈐。
朱啟鈐（1872—1964），譜名啟綸，字桂辛、桂莘，號蠖公、蠖園，晚年自號所居曰“勤炳燭齋”。祖籍貴州紫江（今開陽），1872年11月12日生於河南信陽，1964年2月26日卒於北京，享年92歲。他的一生經歷了晚清、北洋政府、國民政府、人民政府四個歷史時期，為我國著名政治家、實業家、古建築學家、收藏家。不過，用王世襄的話來說：“可惜現在的人對他知道的太少，不能理解他的重要性，從學術上來說，他是中國很多學科的奠基人。”
朱啟鈐
亂世能臣，實幹大家
朱氏祖籍江西，世居貴州開州城南永興場（今開陽雙流鎮）。朱啟鈐出身於書香世家，曾祖朱理堂於道光十二年（1832）遊湖南返，主講於省城貴陽正本書院，遂遷於此。祖父朱士熙舉人出身，曾在湖南做過幾任知縣。
朱父名慶墉，號稚皋，秀才出身，師從傅壽彤。朱母為傅壽彤之長女傅夢瓊。傅壽彤，字青餘，號澹叟，貴州貴築（今貴州貴陽市）人，清咸豐三年（1853）進士，改庶吉士，授檢討，歷任河南歸德府、南陽府、開封府，南汝光兵備道，後擢升至河南按察使、布政使。晚退居林下，築"止園"於長沙，居十餘年，著書多種。傅壽彤精於史志、書法、詩詞，與當時政學界的頂極人物均關係密切，是朝野共知的文武全才。傅夢瓊之次妹傅寶瓊適貴築翰林黃國瑾，三妹傅幼瓊適湖南善化瞿鴻禨，瞿鴻禨後為軍機大臣。
光緒元年（公元1875年），朱慶墉返黔參加鄉試，試畢，在返回河南的途中，不幸在貴州玉屏縣乘船觸灘石後溺水而亡，時年三十一歲。當時朱啟鈐年僅三歲，只好與母親生活在外祖父家中。
1891年，瞿鴻禨出任四川學政，朱啟鈐跟隨入川。瞿鴻禨欣賞朱啟鈐天資聰穎、做事精幹、有異於常人的稟賦，遂著意栽培、大力提攜。因為朱啟鈐寫得一筆好字，並且和瞿鴻禨的字相似，瞿鴻禨還讓他替批文案，代擬文書。
1899年，朱啟鈐以知縣銜在上海出口捐局當差，並以此為契機摸熟了進出口貿易和金融商業，學會了與商界洋行打交道。
1902年，在瞿鴻禨的大力舉薦下，30歲的朱啟鈐出任京師大學堂譯學館工程提調及監督。在北京的這段時間，朱啟鈐結識了徐世昌。徐世昌非常欣賞他，給予“穩健幹練，事必果行”的評價，並把他推薦給袁世凱，得到袁世凱的重用。自此，朱啟鈐進入北洋集團，為袁世凱竭盡全力，忠誠效勞。
朱啟鈐（左）、袁世凱（中）、張百熙（右）在京師大學堂譯學館
1905年，大清設立巡警部，徐世昌任尚書，趙秉鈞任右侍郎。朱啟鈐調任巡警部，任北京內城巡警廳廳丞、外城巡警廳廳丞。當時的警察什麼都要管，一身兼任多職，安全、交通、消防、衛生、社保、救濟……朱啟鈐經常騎著馬在京城巡邏，幾乎所有的街道、建築都爛熟於心。
他看到北京夜晚烏黑一片，就試著在街上安裝路燈。但京師某御史以“自家數世夜不燃燈”為由，向皇帝彈劾、控訴，朱啟鈐沒有退卻，照常試驗。曹聚仁在紀念朱啟鈐的文章中透露，朱啟鈐還在外城大柵欄推行過“單行道制”，不過有個人卻自恃皇親國戚，公然違犯規矩，此人就是肅親王善耆的福晉。讓人驚訝的是，朱啟鈐竟敢向皇親國戚開罰單——判罰那福晉十塊銀元，但“居然使肅親王聽了折服，這才施行得很順利”。由此可見，朱啟鈐敢做事、會做事。
1908年，朱啟鈐任東三省蒙務局督辦。1910年，朱啟鈐任津浦鐵路北段工程總辦，督建濟南濼口黃河大橋、濟南火車站等工程。
辛亥革命後，朱啟鈐在北洋政府做過五任交通總長、三任內務總長，並曾由袁世凱任命為代總理，但朱啟鈐並未就任。曹聚仁說朱啟鈐“會做官”，此言不虛。朱啟鈐經歷了趙（秉鈞）、熊（希齡）、孫（寶琦）、段（祺瑞）、徐（世昌）等內閣，一直維持其閣員的地位，可謂北洋政壇的“不倒翁”。
然而，這位政壇“不倒翁”卻一度迷失在“洪憲帝制”的聲浪中。1915年，楊度、孫毓筠、劉師培等人組織籌安會，為袁世凱復闢帝制製造輿論。朱啟鈐出任“登基大典籌備處長”，與段芝貴、周自齊、樑士詒、張鎮芳、雷辰春、袁乃貴一起，被人並稱為“七小人”。袁世凱死後，朱啟鈐以籌備洪憲帝制大典禍首之一遭通緝，1918年被赦免。在朱啟鈐漫長的一生中，他對自己參與“洪憲帝制”一事從不辯解，從不公開說袁世凱的壞話，也不說袁的好話。即使是章士釗同他談袁世凱，他仍堅持“不能以成敗論英雄”。
1918年，朱啟鈐被北洋政府總統徐世昌委以重任，擔任南北議和的北方總代表。儘管朱啟鈐在議和中以國家安危為重，但軍閥之間勾心鬥角，導致和談破裂。這是朱啟鈐在民國政治舞臺上最後一次擔任重要角色，隨後他基本退出政壇。
從1917年起，朱啟鈐開始在津滬一帶經營實業。並致力於中國古建築、織繡、漆器藝術的研究，“以蠖園為冬居，蠡天小築為消夏之處”。
朱啟鈐先後經辦中興煤礦、中興輪船公司等企業。朱啟鈐是一個傑出的管理人才，在經營上十分重視設備更新和技術改造，並大膽使用技術專家。到1936年中興煤礦產煤量達到173萬噸，從而使中興公司走向以煤為主，煤、焦、電、鋼鐵、農林、鐵路運輸為主船運輸為輔的多種經營的綜合性大企業。朱啟鈐還投資入股了新洋灰公司、開灤礦務局等。
1937年底，在日本侵略者操縱下，以王克敏為首的偽臨時政府成立。但日本人認為王克敏資歷聲望不夠，欲請吳佩孚、朱啟鈐這樣北洋時期的首腦人物出來捧場。遊說不成，進而威逼。朱啟鈐堅決不為所動，頂住各方壓力，堅決拒絕偽政府職務。於是敵偽對他進行迫害，以朱啟鈐住的趙堂子衚衕是警備地區，一般人不宜居住為由，強行徵購了朱啟鈐的住宅。搬家又何妨？朱啟鈐一家隨即移居北總布衚衕，安之若素。在風雨如晦的日子裡，朱啟鈐一直裝病在家，整理文獻，最終迎來抗戰勝利。
朱啟鈐抗戰時期關於貴州資料的信函
1949年初，解放戰爭進入最後階段，朱啟鈐由於對共產黨的政策不怎麼了解，避居上海考慮自己的退路。在北平的周恩來得悉後，馬上請朱啟鈐的同事兼好友章士釗寫信，力勸他留在內地參加新中國建設。信件由著名話劇演員、黨的祕密工作者金山直接送到上海朱啟鈐的寓所，並向他轉告了周恩來的口信。朱啟鈐回京後，黨和政府對朱啟鈐禮遇有加，周恩來特地聘請他出任中央文史研究館館員，以後朱啟鈐又成為為北京市和全國政協委員，同時兼任古代修整所的顧問。
1961年，朱啟鈐90歲生日時，周恩來送來一個大花籃祝壽。1964年，朱啟鈐患感冒，不久併發肺炎，住進了北京醫院。不久後病逝，被安葬在八寶山革命公墓。
朱啟鈐博學多才，著有《哲匠錄》（與瞿兌之、闞鐸合輯） 、《李仲明營造法式》、《蠖園文存》、《存素堂絲繡錄》、《女紅傳徵略》、《絲繡筆記》、《芋香錄詩》、《清內府刻絲書畫考》、《清內府刺繡書畫考》、《漆書》、《紫江朱氏家乘》、《貴州碑傳集（稿本） 》等。主持編印《中國營造學社彙刊》（共七卷）。1927年根據日本傳抄本重新刊刻久已失傳的《髹飾錄》（王世襄曾經受朱啟鈐的交付，註釋此中國惟一的漆工著作，請參閱：【收藏大家】王世襄——京城第一大玩家）。編輯貴州地方文獻也是朱啟鈐的心願，他編輯了《黔南叢書》8種、《清代黔人館選錄》、《劉貴陽遺書》等，晚年傾心編輯《貴陽碑傳集》。
創辦中國營造學社
1919年，對於朱啟鈐來說，是一個人生的轉折點。這一年，他遇到古籍善本《營造法式》。這次偶然發現，成就了中國建築史上的一段佳話，催生了一個龐大的民間學術團體——中國營造學社。
朱啟鈐從上海返回北京，在南京圖書館訪書，從眾多古籍中發現了宋代李誡所著的《營造法式》（丁氏八千樓抄本，請參閱：大收藏家398期：千年丁氏，八千卷樓）。《營造法式》是北宋官方頒佈的一部建築設計、施工的規範書，李誡主持過大量的新建與重修工程，包括王邸、宮殿、辟雍、官衙、太廟等不同類型的建築，積累了豐富的建築技術知識和工程規劃、組織、管理等方面的經驗。朱啟鈐發現後，如獲至寶，這就是他多年以來夢寐以求的古代建築寶典。
朱啟鈐通過江蘇省省長將該書借出，委託商務印書館影印出版，以傳後世，即後人稱之為“丁本”者。但“丁本”輾轉傳抄於紹興版本，錯漏甚多，影繪原圖甚為粗陋。朱啟鈐覺得，這樣珍貴的古籍一定要有可靠的版本，儘可能使它臻於完善，便委託藏書家陶湘刻一個流傳後世的精校本。陶湘是民國的大藏書家、刻書家，所刻書籍，校對精良。陶湘印本的《營造法式》是“丁本”的升級版，彩色套印，前所罕見，在中國古籍之版本研究方面有很高的藝術價值。《營造法式》作為中國建築史上的經典文獻，經過這一番整理刊印，亦倍受國內外建築學界矚目。
民國九年(1920年)《石印宋李明仲營造法式》
1925年，梁啟超將朱啟鈐送他的新版《營造法式》寄給在美國留學的樑思成與林徽因。這本書改變了樑思成和林徽因的學術路徑。後來他們在加拿大渥太華結婚，將日期選定為3月21日，而這正是《營造法式》作者李誡墓碑上刻的日期；兩人的兒子叫“樑從誡”，有“師從李誡”的意思。（最近有學者的研究成果，認為“誡”字是後世誤刻，應為“誠”字，即李誠，根據他的字“明仲”，宋人理學已講誠明之德，故知必為李誠。這個李誠-李誡還曾經向宋徽宗進獻過五馬圖）
1929年，朱啟鈐與陶湘、孟錫鈺等三人倡議成立“營造學社”，1930年，朱啟鈐得到中華教育文化基金董事會的資助，正式成立了“中國營造學社”，由朱啟鈐任社長。為什麼叫“營造學社”，而不是“建築學社”，朱啟鈐說：建築雖然是他研究的重點，但如果侷限於建築本身，那它與文化的關係則不能完全彰顯，所以打破建築範疇而叫營造學社。
學社成立後，樑思成、劉敦楨不約而同地先後加入，這對朱啟鈐來說，如虎添翼。樑思成擔任法式部主任、劉敦楨為文獻部主任。著名建築師楊廷寶、趙深，史學家陳垣，地質學家李四光，考古學家李濟等學界精英赫然在列，一時星光燦爛。從此中國古建築調查、測繪、研究等工作進入正軌。
中國營造學社的成員，行萬里路，讀萬卷書，深入全國15個省份的220多個縣，測繪、調查、拍攝了兩千多座建築。許多現今名揚海內外的珍貴古建築，如應縣木塔、嵩嶽寺塔、薊縣獨樂寺、佛光寺、趙州橋等，都是由中國營造學社首先發現其價值。而樑思成和林徽因的古建築調查廣為人知，後來樑思成的《中國建築史》出版，算是完成了朱啟鈐的夙願。
朱啟鈐先生為中國營造學社所寫的七言對聯：“是斷是度是尋是尺 如切如磋如琢如磨”
朱啟鈐北京舊居位於趙堂子衚衕3號（原甲2號），恰處舊北平“五路通祥”之地，坐北朝南，是一座佔地近3000多平方米的四進四合院。這座宅院是朱啟鈐在20世紀30年代購置的一所未完成的建築，由他自己重新設計並督造。院內的彩畫及建築上的做法，完全按《營造法式》進行，所用木工、彩畫工都是通過吳灜、王繼增聘請的前清造辦處的老工匠。四合院建好後，前半部為中國營造學社辦公，後半部為朱啟鈐先生眷屬居住。1953年，朱啟鈐搬到東四八條111號居住。
朱啟鈐天津舊居在馬場道164增1號，這座具有哥特式建築特徵的別墅是1922年建造的。二層磚木結構樓房，有地下室，紅瓦坡頂，清水磚牆。建築二層設有拱券式開放柱廊，令立面形象十分醒目。此外朱啟鈐一生注重飲食養生，在當時的公館私房菜中，朱家的菜那是有名的。
近代北京城市建設史第一人
在我國近現代史上，朱啟鈐先生第一次對北京舊城作了科學規劃，並進行了歷史上最大規模的改造,被尊為近代北京城市建設史第一人。他第一個提出“修舊如舊”的概念，也第一個頒佈“勝蹟保護條例”。中國的城市從來沒有過行道樹，這個人第一次在北京道路兩旁種上槐樹，沿護城河栽上了楊柳。
1914年，擔任內務總長兼北京市政督辦的朱啟鈐向大總統袁世凱提出《修改京師前三門城垣工程呈》，並聘請德國建築師羅克格制定前門改造計劃。由朱啟鈐主持的正陽門改造工程冒雨正式開工，他手持大總統頒發的特製銀鎬刨下了第一塊城磚。這柄銀鎬重約30兩，紅木手柄上刻有“內務總長朱啟鈐奉大總統命令修改正陽門，爰於1915年6月16日用此器拆去舊城第一磚，俾交通永便。”銀鎬如今珍藏在清華大學建築學院。由於謀劃得當，工程至當年年底便全部完工。現在正陽門箭樓中西合璧的獨特建築裝飾風格，就是那時的成果。該工程打通了京城的東西中軸線，為今天北京城的現代化建設奠定了良好的基礎，這恐怕是當時誰也沒有想到的。
1915年6月16日，內務總長朱啟鈐（中）冒雨主持了前門改造工程開工典禮
民國初年，朱啟鈐就開始規劃“新市區”，最後選擇在先農壇北側地區，建設“模範街區”。高標準的規劃，高標準的建設，高質量地經營，終於建起以永安路為中心的“民國十四條模範街”。至今這十四條街的格局也沒有改變，而且十四條街民國老建築還有一半還在。
民國初立之時，大總統府設在中南海，朱啟鈐把中南海南側的寶月樓下層改建為“新華門”，拆除內側的皇城牆，使大門直通西長安街，又在門內修建了大影壁，在路南建起一排西式風格的花牆。如今新華門已成為中國政權的象徵。
此外，他還先後主持完成了拆舊街千步廊為天安門廣場，拆皇城城垣，改造與打通東西長安街、南北長街與南北池子大街，開通了京城南北方向的交通要道，在南池子和南長街路口，設計建造了富有特色的拱形街門，成為東、西長安街上獨特的景緻。建北京環城鐵路及東西火車站，改造前門城垣，推進南城香廠新市區規劃建設等重大工程。
1914年，朱啟鈐陪同裕隆太后到天安門西側的社稷壇祭祀，看到院內建築破爛不堪，太監們開墾土地種苜蓿草養馬。時任北洋政府內務總長的朱啟鈐發動紳士、商人捐款，將社稷壇開闢為公共公園，命名為“中央公園”，又名“稷園”，即現在的“中山公園”，這是北京有史以來的第一家公園。他把改建正陽門時拆除天安門對面千步廊的木料用於公園建設，並親自規劃指揮，不僅節約了開支，還使舊料得到充分利用。他對園中的千年古柏尤為愛護，逐一登記造冊，並安排妥善管理，這些古柏至今仍鬱鬱蔥蔥，成為公園中的著名景觀。
1914年1月，朱啟鈐呈報袁世凱批准，決定開辦“古物陳列所”，藉以保存瀋陽故宮和承德避暑山莊的國寶文物，並派治格前往瀋陽和承德辦理。治格奉命把運來的文物在故宮外朝太和殿、中和殿、文華殿和武英殿展出。隨後，朱啟鈐又爭取到美國庚子退款20萬元，在故宮鹹安宮舊址新建了文物庫房，這樣，古物陳列所基本具備了後來故宮博物院的雛形。這是中國第一個博物館。1924年11月，馮玉祥將溥儀逐出故宮後，北洋政府成立清室善後委員會，清理故宮資產並籌備成立博物院。1925年10月，故宮博物院正式成立，在故宮內廷展示北京故宮文物。1946年，國民政府將古物陳列所和故宮博物院合而為一，統稱故宮博物院。
古物陳列所
20世紀50年代，人民政府決定擴建天安門廣場，修建人民英雄紀念碑，周恩來特意指示有關部門徵求朱啟鈐的意見。朱啟鈐提出的建議大多被採納，其中有以下幾條：天安門廣場的周圍，不要修建高於天安門城樓的建築；擴建廣場、移動華表時，要注意保護，特別是西邊的那座華表，庚子年時被打壞過，底座有鋼箍，移動時要注意；東西“三座門”之間南面的花牆，是民國初年為了與東交民巷外國的練兵場隔絕，在改建新華門的同時修建的，並非古蹟，可以拆除。
寓公·望族
朱啟鈐寓居天津之後，當時的北戴河逐漸成為避暑勝地，但是全部為洋人控制，即使洋人與當地農民發生糾紛，也要請神父評理。朱啟鈐愛國心切，出資修建觀音寺，鼓勵農民不信洋教；他還出資修建了幾條大馬路，號召天津的寓公在那裡購房置地，創辦地方自治公益會，他自任會長，終於使北戴河形成了華洋對峙的局面。
朱啟鈐和張學良在北戴河開發期間合影
1921年，他作為當時大總統徐世昌的私人代表赴法國接受巴黎大學贈予的文學博士學位，正趕上留法勤工儉學的學生陷入困境，原來，因華法教育會發現留學生中革命思想濃厚，竟不按合同辦事，拒付留學生的補助金。他得知此事後立即私人掏腰包5萬元，當時的留學生公推徐特立寫了一封感謝信當面交給他。
朱啟鈐先後有三位夫人，都是故後續娶的。元配陳光璣生有長子朱沛、長女朱湘筠;陳氏夫人亡故後，續娶於寶珊，共生四子九女，前三子幼殤，只留朱渤(朱海北)一子長成，九女依次為淇筠、淞筠、津筠、湄筠、洛筠、浦筠、沚筠、洪筠、浣筠。於夫人因為生育子女太多，身體不好，於1927年去世。1930年，又續娶許曼頤為夫人。朱家的十小姐，名字都帶一個“筠”字，七小姐浦筠、八小姐沚筠早夭。朱家的幾位大小姐都是當時京津社交場上的明星人物。由於朱啟鈐遊歷過歐美，思想開放，從不限制子女的社交活動，因此朱家小姐們活躍於交際場合，時有朱家“八鳳”之譽。
朱啟鈐及夫人和五個女兒
1931年11月20日，上海《時事新報》發表了馬君武的一首題為《哀瀋陽》的感事詩：“趙四風流朱五狂，翩翩胡蝶最當行。溫柔鄉是英雄冢，哪管東師入瀋陽。”諷刺張學良在“九一八”之夜得知日軍進攻瀋陽北大營時，仍沉迷於歌舞。該詩傳誦一時，張學良背上了“風流將軍”、“不抵抗將軍”的罵名，趙四、朱五、胡蝶更是被視為“紅顏禍水”。多年以後，在香港的一次宴會上，朱湄筠正好碰到馬君武，她拿著個酒杯走了過去，說：“馬先生，你知道我是誰嗎?我就是你詩中所寫的那個朱五啊，來，我敬你一杯，我謝謝你了，你把我變成名人了!”馬君武當時的神態非語言筆墨所能形容，不俟終席匆匆拔腿而去。
朱湄筠題贈朱光沐
中國緙絲收藏第一人
朱啟鈐先生是我國著名的收藏家，從他遺留下的一冊文物賬冊可以看出他收藏文物範圍之廣、內容之豐富。別人收集文物常常只限一兩個品類。他則銅器、瓷器、漆器、木器、竹器、銀器、絲繡、書畫碑帖、古墨、端硯、石章、舊紙以及貴重藥材、名貴陳酒等，無所不藏。朱啟鈐收藏尤以緙絲為最，堪稱“中國緙絲收藏第一人”。
晚年朱啟鈐回憶往事，認為自己的文化素養，尤其是對文物的鑑賞以及古建築、古園林、古玩收藏等方面的知識和興趣，莫不得益於外祖父和母親早年對他的教育和薰陶。朱啟鈐的外祖父傅壽彤嗜好收藏，所藏書畫的包首多是宋錦和緙絲製作而成的，朱母傅夢瓊也擅女紅，常把一些宋錦碎片綴合成香囊荷包等物，家庭的薰染使朱啟鈐幼年便喜歡絲繡。他在《存素堂絲繡錄·弁言》寫道：“童時在外祖家，見法書名畫之帙，多為宋錦繡刻絲，愛其雅麗工緻，眩然莫忘，先慈傅太夫人擅女紅，每侍側，時見綴輯宋錦斷片製為香囊、佩或碎裁花樣作針黹之譜錄。鬥錦之智，穿紗之巧，手澤所存，歷歷至今，如在心目。”
民國初年，朱啟鈐從前清恭親王后人手中購得一批從宋代到清代的緙絲、刺繡珍品，大約280件。這些緙絲多是皇帝御賜，異常名貴。1924年，日本鉅商大昌喜八郎願以100萬大洋的高價收購，但朱啟鈐不為所動，婉言謝絕。私下他對家人說，這批國寶就是賣，也堅決不能賣給外國人。1928年，朱啟鈐將這些藏品一一整理著錄，寫成《存素堂絲繡錄》，並予刊行。
南宋 朱克柔 緙絲山茶蛺蝶圖冊頁
縱25.6 橫25.3釐米
朱啟鈐舊藏 現藏遼寧省博物館
1929年，朱啟鈐組織創建了中國營造學社並影刻宋版《營造法式》，急需經費，第一次想到了出售這批精品，但當時能夠買得起這些緙絲的大多是外國人，朱啟鈐一時十分煩心。這時，與朱啟鈐有姻親關係的張學良（詳情參閱：【收藏大家】張學良——民國“公子收藏家”千金求一字）聞訊後提出由他來接手，於是這批緙絲精品最後以20萬銀元的半送半賣價售給了張學良。出手前朱啟鈐反覆叮囑張學良“不要讓這批珍品流失海外尤其是日本”，張學良不敢稍有大意，隨後就將這批寶物放在他的東北邊業銀行金庫中悉心保存。
“九一八”事變後，日軍佔領了東北，東北邊業銀行落入日本正金銀行之手，這批絲繡自然也遭劫掠。巧的是，朱啟鈐原先有個姓榮的盟弟，“九一八”事變後，這個姓榮的出任偽滿中央銀行的總裁。偽滿中央銀行雖然是日本正金銀行的滿洲支行，但建築極其宏偉，堪比偽滿皇宮。朱啟鈐利用與盟弟的這層友誼，託其暗中設法保護這批國寶，不要失之東瀛。姓榮的滿口答應。他利用其職務上的便利，以“滿洲國”的名義宣佈這批絲繡為國寶，長期儲藏於瀋陽正金銀行的金庫中。1935年將這批國寶交由東京座右寶刊行會以彩色原版和珂羅版精印成《纂組英華》三百部，僅流通一百部，其餘二百部供溥儀的偽滿帝室用於賞賜之用。該書分上下兩冊。共收錄緙絲圖版139幅，每幅圖片之間用水印木蘭花紋紙作隔頁，十分精美，一時在文物界引起轟動。這樣，緙絲的名氣越來越大，世人皆知，日本侵略者急得團團轉，就是無法下手。這批緙絲總算沒有被劫往日本。
他是袁世凱登基大典的主辦人；他是民國代總理，他是張作霖的親家；他是周恩來的忘年交；蔣介石親自為他斟酒；
他是樑思成的前輩；章士釗的老友；他是王世襄的恩師；戴笠是他家的常客，張學良與他合開過公司；
他的外孫是共和國外交部副部長；他的孫子是中國戲曲學院院長；他的女兒們皆為北洋名媛；他是營造學社的創立者；
他是北戴河、中山公園的創始人；他拒絕過日寇的利誘；他將必生的收藏捐獻給了國家；他是北京城改造的第一人；
他經歷了整部中國近代史——他就是朱啟鈐。
朱啟鈐（1872—1964），譜名啟綸，字桂辛、桂莘，號蠖公、蠖園，晚年自號所居曰“勤炳燭齋”。祖籍貴州紫江（今開陽），1872年11月12日生於河南信陽，1964年2月26日卒於北京，享年92歲。他的一生經歷了晚清、北洋政府、國民政府、人民政府四個歷史時期，為我國著名政治家、實業家、古建築學家、收藏家。不過，用王世襄的話來說：“可惜現在的人對他知道的太少，不能理解他的重要性，從學術上來說，他是中國很多學科的奠基人。”
朱啟鈐
亂世能臣，實幹大家
朱氏祖籍江西，世居貴州開州城南永興場（今開陽雙流鎮）。朱啟鈐出身於書香世家，曾祖朱理堂於道光十二年（1832）遊湖南返，主講於省城貴陽正本書院，遂遷於此。祖父朱士熙舉人出身，曾在湖南做過幾任知縣。
朱父名慶墉，號稚皋，秀才出身，師從傅壽彤。朱母為傅壽彤之長女傅夢瓊。傅壽彤，字青餘，號澹叟，貴州貴築（今貴州貴陽市）人，清咸豐三年（1853）進士，改庶吉士，授檢討，歷任河南歸德府、南陽府、開封府，南汝光兵備道，後擢升至河南按察使、布政使。晚退居林下，築"止園"於長沙，居十餘年，著書多種。傅壽彤精於史志、書法、詩詞，與當時政學界的頂極人物均關係密切，是朝野共知的文武全才。傅夢瓊之次妹傅寶瓊適貴築翰林黃國瑾，三妹傅幼瓊適湖南善化瞿鴻禨，瞿鴻禨後為軍機大臣。
光緒元年（公元1875年），朱慶墉返黔參加鄉試，試畢，在返回河南的途中，不幸在貴州玉屏縣乘船觸灘石後溺水而亡，時年三十一歲。當時朱啟鈐年僅三歲，只好與母親生活在外祖父家中。
1891年，瞿鴻禨出任四川學政，朱啟鈐跟隨入川。瞿鴻禨欣賞朱啟鈐天資聰穎、做事精幹、有異於常人的稟賦，遂著意栽培、大力提攜。因為朱啟鈐寫得一筆好字，並且和瞿鴻禨的字相似，瞿鴻禨還讓他替批文案，代擬文書。
1899年，朱啟鈐以知縣銜在上海出口捐局當差，並以此為契機摸熟了進出口貿易和金融商業，學會了與商界洋行打交道。
1902年，在瞿鴻禨的大力舉薦下，30歲的朱啟鈐出任京師大學堂譯學館工程提調及監督。在北京的這段時間，朱啟鈐結識了徐世昌。徐世昌非常欣賞他，給予“穩健幹練，事必果行”的評價，並把他推薦給袁世凱，得到袁世凱的重用。自此，朱啟鈐進入北洋集團，為袁世凱竭盡全力，忠誠效勞。
朱啟鈐（左）、袁世凱（中）、張百熙（右）在京師大學堂譯學館
1905年，大清設立巡警部，徐世昌任尚書，趙秉鈞任右侍郎。朱啟鈐調任巡警部，任北京內城巡警廳廳丞、外城巡警廳廳丞。當時的警察什麼都要管，一身兼任多職，安全、交通、消防、衛生、社保、救濟……朱啟鈐經常騎著馬在京城巡邏，幾乎所有的街道、建築都爛熟於心。
他看到北京夜晚烏黑一片，就試著在街上安裝路燈。但京師某御史以“自家數世夜不燃燈”為由，向皇帝彈劾、控訴，朱啟鈐沒有退卻，照常試驗。曹聚仁在紀念朱啟鈐的文章中透露，朱啟鈐還在外城大柵欄推行過“單行道制”，不過有個人卻自恃皇親國戚，公然違犯規矩，此人就是肅親王善耆的福晉。讓人驚訝的是，朱啟鈐竟敢向皇親國戚開罰單——判罰那福晉十塊銀元，但“居然使肅親王聽了折服，這才施行得很順利”。由此可見，朱啟鈐敢做事、會做事。
1908年，朱啟鈐任東三省蒙務局督辦。1910年，朱啟鈐任津浦鐵路北段工程總辦，督建濟南濼口黃河大橋、濟南火車站等工程。
辛亥革命後，朱啟鈐在北洋政府做過五任交通總長、三任內務總長，並曾由袁世凱任命為代總理，但朱啟鈐並未就任。曹聚仁說朱啟鈐“會做官”，此言不虛。朱啟鈐經歷了趙（秉鈞）、熊（希齡）、孫（寶琦）、段（祺瑞）、徐（世昌）等內閣，一直維持其閣員的地位，可謂北洋政壇的“不倒翁”。
然而，這位政壇“不倒翁”卻一度迷失在“洪憲帝制”的聲浪中。1915年，楊度、孫毓筠、劉師培等人組織籌安會，為袁世凱復闢帝制製造輿論。朱啟鈐出任“登基大典籌備處長”，與段芝貴、周自齊、樑士詒、張鎮芳、雷辰春、袁乃貴一起，被人並稱為“七小人”。袁世凱死後，朱啟鈐以籌備洪憲帝制大典禍首之一遭通緝，1918年被赦免。在朱啟鈐漫長的一生中，他對自己參與“洪憲帝制”一事從不辯解，從不公開說袁世凱的壞話，也不說袁的好話。即使是章士釗同他談袁世凱，他仍堅持“不能以成敗論英雄”。
1918年，朱啟鈐被北洋政府總統徐世昌委以重任，擔任南北議和的北方總代表。儘管朱啟鈐在議和中以國家安危為重，但軍閥之間勾心鬥角，導致和談破裂。這是朱啟鈐在民國政治舞臺上最後一次擔任重要角色，隨後他基本退出政壇。
從1917年起，朱啟鈐開始在津滬一帶經營實業。並致力於中國古建築、織繡、漆器藝術的研究，“以蠖園為冬居，蠡天小築為消夏之處”。
朱啟鈐先後經辦中興煤礦、中興輪船公司等企業。朱啟鈐是一個傑出的管理人才，在經營上十分重視設備更新和技術改造，並大膽使用技術專家。到1936年中興煤礦產煤量達到173萬噸，從而使中興公司走向以煤為主，煤、焦、電、鋼鐵、農林、鐵路運輸為主船運輸為輔的多種經營的綜合性大企業。朱啟鈐還投資入股了新洋灰公司、開灤礦務局等。
1937年底，在日本侵略者操縱下，以王克敏為首的偽臨時政府成立。但日本人認為王克敏資歷聲望不夠，欲請吳佩孚、朱啟鈐這樣北洋時期的首腦人物出來捧場。遊說不成，進而威逼。朱啟鈐堅決不為所動，頂住各方壓力，堅決拒絕偽政府職務。於是敵偽對他進行迫害，以朱啟鈐住的趙堂子衚衕是警備地區，一般人不宜居住為由，強行徵購了朱啟鈐的住宅。搬家又何妨？朱啟鈐一家隨即移居北總布衚衕，安之若素。在風雨如晦的日子裡，朱啟鈐一直裝病在家，整理文獻，最終迎來抗戰勝利。
朱啟鈐抗戰時期關於貴州資料的信函
1949年初，解放戰爭進入最後階段，朱啟鈐由於對共產黨的政策不怎麼了解，避居上海考慮自己的退路。在北平的周恩來得悉後，馬上請朱啟鈐的同事兼好友章士釗寫信，力勸他留在內地參加新中國建設。信件由著名話劇演員、黨的祕密工作者金山直接送到上海朱啟鈐的寓所，並向他轉告了周恩來的口信。朱啟鈐回京後，黨和政府對朱啟鈐禮遇有加，周恩來特地聘請他出任中央文史研究館館員，以後朱啟鈐又成為為北京市和全國政協委員，同時兼任古代修整所的顧問。
1961年，朱啟鈐90歲生日時，周恩來送來一個大花籃祝壽。1964年，朱啟鈐患感冒，不久併發肺炎，住進了北京醫院。不久後病逝，被安葬在八寶山革命公墓。
朱啟鈐博學多才，著有《哲匠錄》（與瞿兌之、闞鐸合輯） 、《李仲明營造法式》、《蠖園文存》、《存素堂絲繡錄》、《女紅傳徵略》、《絲繡筆記》、《芋香錄詩》、《清內府刻絲書畫考》、《清內府刺繡書畫考》、《漆書》、《紫江朱氏家乘》、《貴州碑傳集（稿本） 》等。主持編印《中國營造學社彙刊》（共七卷）。1927年根據日本傳抄本重新刊刻久已失傳的《髹飾錄》（王世襄曾經受朱啟鈐的交付，註釋此中國惟一的漆工著作，請參閱：【收藏大家】王世襄——京城第一大玩家）。編輯貴州地方文獻也是朱啟鈐的心願，他編輯了《黔南叢書》8種、《清代黔人館選錄》、《劉貴陽遺書》等，晚年傾心編輯《貴陽碑傳集》。
創辦中國營造學社
1919年，對於朱啟鈐來說，是一個人生的轉折點。這一年，他遇到古籍善本《營造法式》。這次偶然發現，成就了中國建築史上的一段佳話，催生了一個龐大的民間學術團體——中國營造學社。
朱啟鈐從上海返回北京，在南京圖書館訪書，從眾多古籍中發現了宋代李誡所著的《營造法式》（丁氏八千樓抄本，請參閱：大收藏家398期：千年丁氏，八千卷樓）。《營造法式》是北宋官方頒佈的一部建築設計、施工的規範書，李誡主持過大量的新建與重修工程，包括王邸、宮殿、辟雍、官衙、太廟等不同類型的建築，積累了豐富的建築技術知識和工程規劃、組織、管理等方面的經驗。朱啟鈐發現後，如獲至寶，這就是他多年以來夢寐以求的古代建築寶典。
朱啟鈐通過江蘇省省長將該書借出，委託商務印書館影印出版，以傳後世，即後人稱之為“丁本”者。但“丁本”輾轉傳抄於紹興版本，錯漏甚多，影繪原圖甚為粗陋。朱啟鈐覺得，這樣珍貴的古籍一定要有可靠的版本，儘可能使它臻於完善，便委託藏書家陶湘刻一個流傳後世的精校本。陶湘是民國的大藏書家、刻書家，所刻書籍，校對精良。陶湘印本的《營造法式》是“丁本”的升級版，彩色套印，前所罕見，在中國古籍之版本研究方面有很高的藝術價值。《營造法式》作為中國建築史上的經典文獻，經過這一番整理刊印，亦倍受國內外建築學界矚目。
民國九年(1920年)《石印宋李明仲營造法式》
1925年，梁啟超將朱啟鈐送他的新版《營造法式》寄給在美國留學的樑思成與林徽因。這本書改變了樑思成和林徽因的學術路徑。後來他們在加拿大渥太華結婚，將日期選定為3月21日，而這正是《營造法式》作者李誡墓碑上刻的日期；兩人的兒子叫“樑從誡”，有“師從李誡”的意思。（最近有學者的研究成果，認為“誡”字是後世誤刻，應為“誠”字，即李誠，根據他的字“明仲”，宋人理學已講誠明之德，故知必為李誠。這個李誠-李誡還曾經向宋徽宗進獻過五馬圖）
1929年，朱啟鈐與陶湘、孟錫鈺等三人倡議成立“營造學社”，1930年，朱啟鈐得到中華教育文化基金董事會的資助，正式成立了“中國營造學社”，由朱啟鈐任社長。為什麼叫“營造學社”，而不是“建築學社”，朱啟鈐說：建築雖然是他研究的重點，但如果侷限於建築本身，那它與文化的關係則不能完全彰顯，所以打破建築範疇而叫營造學社。
學社成立後，樑思成、劉敦楨不約而同地先後加入，這對朱啟鈐來說，如虎添翼。樑思成擔任法式部主任、劉敦楨為文獻部主任。著名建築師楊廷寶、趙深，史學家陳垣，地質學家李四光，考古學家李濟等學界精英赫然在列，一時星光燦爛。從此中國古建築調查、測繪、研究等工作進入正軌。
中國營造學社的成員，行萬里路，讀萬卷書，深入全國15個省份的220多個縣，測繪、調查、拍攝了兩千多座建築。許多現今名揚海內外的珍貴古建築，如應縣木塔、嵩嶽寺塔、薊縣獨樂寺、佛光寺、趙州橋等，都是由中國營造學社首先發現其價值。而樑思成和林徽因的古建築調查廣為人知，後來樑思成的《中國建築史》出版，算是完成了朱啟鈐的夙願。
朱啟鈐先生為中國營造學社所寫的七言對聯：“是斷是度是尋是尺 如切如磋如琢如磨”
朱啟鈐北京舊居位於趙堂子衚衕3號（原甲2號），恰處舊北平“五路通祥”之地，坐北朝南，是一座佔地近3000多平方米的四進四合院。這座宅院是朱啟鈐在20世紀30年代購置的一所未完成的建築，由他自己重新設計並督造。院內的彩畫及建築上的做法，完全按《營造法式》進行，所用木工、彩畫工都是通過吳灜、王繼增聘請的前清造辦處的老工匠。四合院建好後，前半部為中國營造學社辦公，後半部為朱啟鈐先生眷屬居住。1953年，朱啟鈐搬到東四八條111號居住。
朱啟鈐天津舊居在馬場道164增1號，這座具有哥特式建築特徵的別墅是1922年建造的。二層磚木結構樓房，有地下室，紅瓦坡頂，清水磚牆。建築二層設有拱券式開放柱廊，令立面形象十分醒目。此外朱啟鈐一生注重飲食養生，在當時的公館私房菜中，朱家的菜那是有名的。
近代北京城市建設史第一人
在我國近現代史上，朱啟鈐先生第一次對北京舊城作了科學規劃，並進行了歷史上最大規模的改造,被尊為近代北京城市建設史第一人。他第一個提出“修舊如舊”的概念，也第一個頒佈“勝蹟保護條例”。中國的城市從來沒有過行道樹，這個人第一次在北京道路兩旁種上槐樹，沿護城河栽上了楊柳。
1914年，擔任內務總長兼北京市政督辦的朱啟鈐向大總統袁世凱提出《修改京師前三門城垣工程呈》，並聘請德國建築師羅克格制定前門改造計劃。由朱啟鈐主持的正陽門改造工程冒雨正式開工，他手持大總統頒發的特製銀鎬刨下了第一塊城磚。這柄銀鎬重約30兩，紅木手柄上刻有“內務總長朱啟鈐奉大總統命令修改正陽門，爰於1915年6月16日用此器拆去舊城第一磚，俾交通永便。”銀鎬如今珍藏在清華大學建築學院。由於謀劃得當，工程至當年年底便全部完工。現在正陽門箭樓中西合璧的獨特建築裝飾風格，就是那時的成果。該工程打通了京城的東西中軸線，為今天北京城的現代化建設奠定了良好的基礎，這恐怕是當時誰也沒有想到的。
1915年6月16日，內務總長朱啟鈐（中）冒雨主持了前門改造工程開工典禮
民國初年，朱啟鈐就開始規劃“新市區”，最後選擇在先農壇北側地區，建設“模範街區”。高標準的規劃，高標準的建設，高質量地經營，終於建起以永安路為中心的“民國十四條模範街”。至今這十四條街的格局也沒有改變，而且十四條街民國老建築還有一半還在。
民國初立之時，大總統府設在中南海，朱啟鈐把中南海南側的寶月樓下層改建為“新華門”，拆除內側的皇城牆，使大門直通西長安街，又在門內修建了大影壁，在路南建起一排西式風格的花牆。如今新華門已成為中國政權的象徵。
此外，他還先後主持完成了拆舊街千步廊為天安門廣場，拆皇城城垣，改造與打通東西長安街、南北長街與南北池子大街，開通了京城南北方向的交通要道，在南池子和南長街路口，設計建造了富有特色的拱形街門，成為東、西長安街上獨特的景緻。建北京環城鐵路及東西火車站，改造前門城垣，推進南城香廠新市區規劃建設等重大工程。
1914年，朱啟鈐陪同裕隆太后到天安門西側的社稷壇祭祀，看到院內建築破爛不堪，太監們開墾土地種苜蓿草養馬。時任北洋政府內務總長的朱啟鈐發動紳士、商人捐款，將社稷壇開闢為公共公園，命名為“中央公園”，又名“稷園”，即現在的“中山公園”，這是北京有史以來的第一家公園。他把改建正陽門時拆除天安門對面千步廊的木料用於公園建設，並親自規劃指揮，不僅節約了開支，還使舊料得到充分利用。他對園中的千年古柏尤為愛護，逐一登記造冊，並安排妥善管理，這些古柏至今仍鬱鬱蔥蔥，成為公園中的著名景觀。
1914年1月，朱啟鈐呈報袁世凱批准，決定開辦“古物陳列所”，藉以保存瀋陽故宮和承德避暑山莊的國寶文物，並派治格前往瀋陽和承德辦理。治格奉命把運來的文物在故宮外朝太和殿、中和殿、文華殿和武英殿展出。隨後，朱啟鈐又爭取到美國庚子退款20萬元，在故宮鹹安宮舊址新建了文物庫房，這樣，古物陳列所基本具備了後來故宮博物院的雛形。這是中國第一個博物館。1924年11月，馮玉祥將溥儀逐出故宮後，北洋政府成立清室善後委員會，清理故宮資產並籌備成立博物院。1925年10月，故宮博物院正式成立，在故宮內廷展示北京故宮文物。1946年，國民政府將古物陳列所和故宮博物院合而為一，統稱故宮博物院。
古物陳列所
20世紀50年代，人民政府決定擴建天安門廣場，修建人民英雄紀念碑，周恩來特意指示有關部門徵求朱啟鈐的意見。朱啟鈐提出的建議大多被採納，其中有以下幾條：天安門廣場的周圍，不要修建高於天安門城樓的建築；擴建廣場、移動華表時，要注意保護，特別是西邊的那座華表，庚子年時被打壞過，底座有鋼箍，移動時要注意；東西“三座門”之間南面的花牆，是民國初年為了與東交民巷外國的練兵場隔絕，在改建新華門的同時修建的，並非古蹟，可以拆除。
寓公·望族
朱啟鈐寓居天津之後，當時的北戴河逐漸成為避暑勝地，但是全部為洋人控制，即使洋人與當地農民發生糾紛，也要請神父評理。朱啟鈐愛國心切，出資修建觀音寺，鼓勵農民不信洋教；他還出資修建了幾條大馬路，號召天津的寓公在那裡購房置地，創辦地方自治公益會，他自任會長，終於使北戴河形成了華洋對峙的局面。
朱啟鈐和張學良在北戴河開發期間合影
1921年，他作為當時大總統徐世昌的私人代表赴法國接受巴黎大學贈予的文學博士學位，正趕上留法勤工儉學的學生陷入困境，原來，因華法教育會發現留學生中革命思想濃厚，竟不按合同辦事，拒付留學生的補助金。他得知此事後立即私人掏腰包5萬元，當時的留學生公推徐特立寫了一封感謝信當面交給他。
朱啟鈐先後有三位夫人，都是故後續娶的。元配陳光璣生有長子朱沛、長女朱湘筠;陳氏夫人亡故後，續娶於寶珊，共生四子九女，前三子幼殤，只留朱渤(朱海北)一子長成，九女依次為淇筠、淞筠、津筠、湄筠、洛筠、浦筠、沚筠、洪筠、浣筠。於夫人因為生育子女太多，身體不好，於1927年去世。1930年，又續娶許曼頤為夫人。朱家的十小姐，名字都帶一個“筠”字，七小姐浦筠、八小姐沚筠早夭。朱家的幾位大小姐都是當時京津社交場上的明星人物。由於朱啟鈐遊歷過歐美，思想開放，從不限制子女的社交活動，因此朱家小姐們活躍於交際場合，時有朱家“八鳳”之譽。
朱啟鈐及夫人和五個女兒
1931年11月20日，上海《時事新報》發表了馬君武的一首題為《哀瀋陽》的感事詩：“趙四風流朱五狂，翩翩胡蝶最當行。溫柔鄉是英雄冢，哪管東師入瀋陽。”諷刺張學良在“九一八”之夜得知日軍進攻瀋陽北大營時，仍沉迷於歌舞。該詩傳誦一時，張學良背上了“風流將軍”、“不抵抗將軍”的罵名，趙四、朱五、胡蝶更是被視為“紅顏禍水”。多年以後，在香港的一次宴會上，朱湄筠正好碰到馬君武，她拿著個酒杯走了過去，說：“馬先生，你知道我是誰嗎?我就是你詩中所寫的那個朱五啊，來，我敬你一杯，我謝謝你了，你把我變成名人了!”馬君武當時的神態非語言筆墨所能形容，不俟終席匆匆拔腿而去。
朱湄筠題贈朱光沐
中國緙絲收藏第一人
朱啟鈐先生是我國著名的收藏家，從他遺留下的一冊文物賬冊可以看出他收藏文物範圍之廣、內容之豐富。別人收集文物常常只限一兩個品類。他則銅器、瓷器、漆器、木器、竹器、銀器、絲繡、書畫碑帖、古墨、端硯、石章、舊紙以及貴重藥材、名貴陳酒等，無所不藏。朱啟鈐收藏尤以緙絲為最，堪稱“中國緙絲收藏第一人”。
晚年朱啟鈐回憶往事，認為自己的文化素養，尤其是對文物的鑑賞以及古建築、古園林、古玩收藏等方面的知識和興趣，莫不得益於外祖父和母親早年對他的教育和薰陶。朱啟鈐的外祖父傅壽彤嗜好收藏，所藏書畫的包首多是宋錦和緙絲製作而成的，朱母傅夢瓊也擅女紅，常把一些宋錦碎片綴合成香囊荷包等物，家庭的薰染使朱啟鈐幼年便喜歡絲繡。他在《存素堂絲繡錄·弁言》寫道：“童時在外祖家，見法書名畫之帙，多為宋錦繡刻絲，愛其雅麗工緻，眩然莫忘，先慈傅太夫人擅女紅，每侍側，時見綴輯宋錦斷片製為香囊、佩或碎裁花樣作針黹之譜錄。鬥錦之智，穿紗之巧，手澤所存，歷歷至今，如在心目。”
民國初年，朱啟鈐從前清恭親王后人手中購得一批從宋代到清代的緙絲、刺繡珍品，大約280件。這些緙絲多是皇帝御賜，異常名貴。1924年，日本鉅商大昌喜八郎願以100萬大洋的高價收購，但朱啟鈐不為所動，婉言謝絕。私下他對家人說，這批國寶就是賣，也堅決不能賣給外國人。1928年，朱啟鈐將這些藏品一一整理著錄，寫成《存素堂絲繡錄》，並予刊行。
南宋 朱克柔 緙絲山茶蛺蝶圖冊頁
縱25.6 橫25.3釐米
朱啟鈐舊藏 現藏遼寧省博物館
1929年，朱啟鈐組織創建了中國營造學社並影刻宋版《營造法式》，急需經費，第一次想到了出售這批精品，但當時能夠買得起這些緙絲的大多是外國人，朱啟鈐一時十分煩心。這時，與朱啟鈐有姻親關係的張學良（詳情參閱：【收藏大家】張學良——民國“公子收藏家”千金求一字）聞訊後提出由他來接手，於是這批緙絲精品最後以20萬銀元的半送半賣價售給了張學良。出手前朱啟鈐反覆叮囑張學良“不要讓這批珍品流失海外尤其是日本”，張學良不敢稍有大意，隨後就將這批寶物放在他的東北邊業銀行金庫中悉心保存。
“九一八”事變後，日軍佔領了東北，東北邊業銀行落入日本正金銀行之手，這批絲繡自然也遭劫掠。巧的是，朱啟鈐原先有個姓榮的盟弟，“九一八”事變後，這個姓榮的出任偽滿中央銀行的總裁。偽滿中央銀行雖然是日本正金銀行的滿洲支行，但建築極其宏偉，堪比偽滿皇宮。朱啟鈐利用與盟弟的這層友誼，託其暗中設法保護這批國寶，不要失之東瀛。姓榮的滿口答應。他利用其職務上的便利，以“滿洲國”的名義宣佈這批絲繡為國寶，長期儲藏於瀋陽正金銀行的金庫中。1935年將這批國寶交由東京座右寶刊行會以彩色原版和珂羅版精印成《纂組英華》三百部，僅流通一百部，其餘二百部供溥儀的偽滿帝室用於賞賜之用。該書分上下兩冊。共收錄緙絲圖版139幅，每幅圖片之間用水印木蘭花紋紙作隔頁，十分精美，一時在文物界引起轟動。這樣，緙絲的名氣越來越大，世人皆知，日本侵略者急得團團轉，就是無法下手。這批緙絲總算沒有被劫往日本。
《纂組英華》（資料圖）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後，蘇聯紅軍佔領了東北。這年年底，正當蘇軍準備從東北撤退之際，國民政府行政院院長宋子文來到北平公幹，看望了朱啟鈐。朱啟鈐深恐這批緙絲落入蘇軍之手，流出國外，斗膽請宋子文關注這件事，查明下落，設法保護，宋子文過問後告訴朱啟鈐，這批緙絲還在瀋陽。
1946年夏天，東北解放戰爭打響。朱啟鈐擔心戰事一旦波及瀋陽，這批絲繡難免化為灰燼。他趁宋美齡來到北平並即將去東北的時機，託王世襄以“清理戰時文物損失委員會平津辦公處”的名義擬一呈文，交到宋美齡手上，請其務必關心這宗國寶，爭取將其空運到安全的地帶妥善保護。宋美齡到達瀋陽後，專門安排觀賞了這批絲繡，經她出面干涉，將這批緙絲從瀋陽空運到北平，先存放在中央銀行，後又移存北京故宮博物院。
1949年，北京故宮的這批緙絲精品又撥交給當時的東北博物館(今遼寧省博物館)，珍藏至今，成為遼寧省博物館的鎮館之寶。
朱啟鈐也曾陸續不斷從琉璃廠茹古齋、大觀齋蒐集了大量的宋、元、明、清時代的緙絲，其中大部分緙絲作品是經過修補的。但也有一部分保存完好的緙絲。民國十年前後，鑑古齋周杰臣從前門大街祥和成掛貨鋪買來一對鷺鷥臥蓮藍地粉色緙絲掛屏，就是乾隆時代保存良好而無損壞的，並鑲有紅木框。四百元買的，賣給朱啟鈐是一千元。這對掛屏原系山東黃縣丁百萬家中收藏的。
他是袁世凱登基大典的主辦人；他是民國代總理，他是張作霖的親家；他是周恩來的忘年交；蔣介石親自為他斟酒；
他是樑思成的前輩；章士釗的老友；他是王世襄的恩師；戴笠是他家的常客，張學良與他合開過公司；
他的外孫是共和國外交部副部長；他的孫子是中國戲曲學院院長；他的女兒們皆為北洋名媛；他是營造學社的創立者；
他是北戴河、中山公園的創始人；他拒絕過日寇的利誘；他將必生的收藏捐獻給了國家；他是北京城改造的第一人；
他經歷了整部中國近代史——他就是朱啟鈐。
朱啟鈐（1872—1964），譜名啟綸，字桂辛、桂莘，號蠖公、蠖園，晚年自號所居曰“勤炳燭齋”。祖籍貴州紫江（今開陽），1872年11月12日生於河南信陽，1964年2月26日卒於北京，享年92歲。他的一生經歷了晚清、北洋政府、國民政府、人民政府四個歷史時期，為我國著名政治家、實業家、古建築學家、收藏家。不過，用王世襄的話來說：“可惜現在的人對他知道的太少，不能理解他的重要性，從學術上來說，他是中國很多學科的奠基人。”
朱啟鈐
亂世能臣，實幹大家
朱氏祖籍江西，世居貴州開州城南永興場（今開陽雙流鎮）。朱啟鈐出身於書香世家，曾祖朱理堂於道光十二年（1832）遊湖南返，主講於省城貴陽正本書院，遂遷於此。祖父朱士熙舉人出身，曾在湖南做過幾任知縣。
朱父名慶墉，號稚皋，秀才出身，師從傅壽彤。朱母為傅壽彤之長女傅夢瓊。傅壽彤，字青餘，號澹叟，貴州貴築（今貴州貴陽市）人，清咸豐三年（1853）進士，改庶吉士，授檢討，歷任河南歸德府、南陽府、開封府，南汝光兵備道，後擢升至河南按察使、布政使。晚退居林下，築"止園"於長沙，居十餘年，著書多種。傅壽彤精於史志、書法、詩詞，與當時政學界的頂極人物均關係密切，是朝野共知的文武全才。傅夢瓊之次妹傅寶瓊適貴築翰林黃國瑾，三妹傅幼瓊適湖南善化瞿鴻禨，瞿鴻禨後為軍機大臣。
光緒元年（公元1875年），朱慶墉返黔參加鄉試，試畢，在返回河南的途中，不幸在貴州玉屏縣乘船觸灘石後溺水而亡，時年三十一歲。當時朱啟鈐年僅三歲，只好與母親生活在外祖父家中。
1891年，瞿鴻禨出任四川學政，朱啟鈐跟隨入川。瞿鴻禨欣賞朱啟鈐天資聰穎、做事精幹、有異於常人的稟賦，遂著意栽培、大力提攜。因為朱啟鈐寫得一筆好字，並且和瞿鴻禨的字相似，瞿鴻禨還讓他替批文案，代擬文書。
1899年，朱啟鈐以知縣銜在上海出口捐局當差，並以此為契機摸熟了進出口貿易和金融商業，學會了與商界洋行打交道。
1902年，在瞿鴻禨的大力舉薦下，30歲的朱啟鈐出任京師大學堂譯學館工程提調及監督。在北京的這段時間，朱啟鈐結識了徐世昌。徐世昌非常欣賞他，給予“穩健幹練，事必果行”的評價，並把他推薦給袁世凱，得到袁世凱的重用。自此，朱啟鈐進入北洋集團，為袁世凱竭盡全力，忠誠效勞。
朱啟鈐（左）、袁世凱（中）、張百熙（右）在京師大學堂譯學館
1905年，大清設立巡警部，徐世昌任尚書，趙秉鈞任右侍郎。朱啟鈐調任巡警部，任北京內城巡警廳廳丞、外城巡警廳廳丞。當時的警察什麼都要管，一身兼任多職，安全、交通、消防、衛生、社保、救濟……朱啟鈐經常騎著馬在京城巡邏，幾乎所有的街道、建築都爛熟於心。
他看到北京夜晚烏黑一片，就試著在街上安裝路燈。但京師某御史以“自家數世夜不燃燈”為由，向皇帝彈劾、控訴，朱啟鈐沒有退卻，照常試驗。曹聚仁在紀念朱啟鈐的文章中透露，朱啟鈐還在外城大柵欄推行過“單行道制”，不過有個人卻自恃皇親國戚，公然違犯規矩，此人就是肅親王善耆的福晉。讓人驚訝的是，朱啟鈐竟敢向皇親國戚開罰單——判罰那福晉十塊銀元，但“居然使肅親王聽了折服，這才施行得很順利”。由此可見，朱啟鈐敢做事、會做事。
1908年，朱啟鈐任東三省蒙務局督辦。1910年，朱啟鈐任津浦鐵路北段工程總辦，督建濟南濼口黃河大橋、濟南火車站等工程。
辛亥革命後，朱啟鈐在北洋政府做過五任交通總長、三任內務總長，並曾由袁世凱任命為代總理，但朱啟鈐並未就任。曹聚仁說朱啟鈐“會做官”，此言不虛。朱啟鈐經歷了趙（秉鈞）、熊（希齡）、孫（寶琦）、段（祺瑞）、徐（世昌）等內閣，一直維持其閣員的地位，可謂北洋政壇的“不倒翁”。
然而，這位政壇“不倒翁”卻一度迷失在“洪憲帝制”的聲浪中。1915年，楊度、孫毓筠、劉師培等人組織籌安會，為袁世凱復闢帝制製造輿論。朱啟鈐出任“登基大典籌備處長”，與段芝貴、周自齊、樑士詒、張鎮芳、雷辰春、袁乃貴一起，被人並稱為“七小人”。袁世凱死後，朱啟鈐以籌備洪憲帝制大典禍首之一遭通緝，1918年被赦免。在朱啟鈐漫長的一生中，他對自己參與“洪憲帝制”一事從不辯解，從不公開說袁世凱的壞話，也不說袁的好話。即使是章士釗同他談袁世凱，他仍堅持“不能以成敗論英雄”。
1918年，朱啟鈐被北洋政府總統徐世昌委以重任，擔任南北議和的北方總代表。儘管朱啟鈐在議和中以國家安危為重，但軍閥之間勾心鬥角，導致和談破裂。這是朱啟鈐在民國政治舞臺上最後一次擔任重要角色，隨後他基本退出政壇。
從1917年起，朱啟鈐開始在津滬一帶經營實業。並致力於中國古建築、織繡、漆器藝術的研究，“以蠖園為冬居，蠡天小築為消夏之處”。
朱啟鈐先後經辦中興煤礦、中興輪船公司等企業。朱啟鈐是一個傑出的管理人才，在經營上十分重視設備更新和技術改造，並大膽使用技術專家。到1936年中興煤礦產煤量達到173萬噸，從而使中興公司走向以煤為主，煤、焦、電、鋼鐵、農林、鐵路運輸為主船運輸為輔的多種經營的綜合性大企業。朱啟鈐還投資入股了新洋灰公司、開灤礦務局等。
1937年底，在日本侵略者操縱下，以王克敏為首的偽臨時政府成立。但日本人認為王克敏資歷聲望不夠，欲請吳佩孚、朱啟鈐這樣北洋時期的首腦人物出來捧場。遊說不成，進而威逼。朱啟鈐堅決不為所動，頂住各方壓力，堅決拒絕偽政府職務。於是敵偽對他進行迫害，以朱啟鈐住的趙堂子衚衕是警備地區，一般人不宜居住為由，強行徵購了朱啟鈐的住宅。搬家又何妨？朱啟鈐一家隨即移居北總布衚衕，安之若素。在風雨如晦的日子裡，朱啟鈐一直裝病在家，整理文獻，最終迎來抗戰勝利。
朱啟鈐抗戰時期關於貴州資料的信函
1949年初，解放戰爭進入最後階段，朱啟鈐由於對共產黨的政策不怎麼了解，避居上海考慮自己的退路。在北平的周恩來得悉後，馬上請朱啟鈐的同事兼好友章士釗寫信，力勸他留在內地參加新中國建設。信件由著名話劇演員、黨的祕密工作者金山直接送到上海朱啟鈐的寓所，並向他轉告了周恩來的口信。朱啟鈐回京後，黨和政府對朱啟鈐禮遇有加，周恩來特地聘請他出任中央文史研究館館員，以後朱啟鈐又成為為北京市和全國政協委員，同時兼任古代修整所的顧問。
1961年，朱啟鈐90歲生日時，周恩來送來一個大花籃祝壽。1964年，朱啟鈐患感冒，不久併發肺炎，住進了北京醫院。不久後病逝，被安葬在八寶山革命公墓。
朱啟鈐博學多才，著有《哲匠錄》（與瞿兌之、闞鐸合輯） 、《李仲明營造法式》、《蠖園文存》、《存素堂絲繡錄》、《女紅傳徵略》、《絲繡筆記》、《芋香錄詩》、《清內府刻絲書畫考》、《清內府刺繡書畫考》、《漆書》、《紫江朱氏家乘》、《貴州碑傳集（稿本） 》等。主持編印《中國營造學社彙刊》（共七卷）。1927年根據日本傳抄本重新刊刻久已失傳的《髹飾錄》（王世襄曾經受朱啟鈐的交付，註釋此中國惟一的漆工著作，請參閱：【收藏大家】王世襄——京城第一大玩家）。編輯貴州地方文獻也是朱啟鈐的心願，他編輯了《黔南叢書》8種、《清代黔人館選錄》、《劉貴陽遺書》等，晚年傾心編輯《貴陽碑傳集》。
創辦中國營造學社
1919年，對於朱啟鈐來說，是一個人生的轉折點。這一年，他遇到古籍善本《營造法式》。這次偶然發現，成就了中國建築史上的一段佳話，催生了一個龐大的民間學術團體——中國營造學社。
朱啟鈐從上海返回北京，在南京圖書館訪書，從眾多古籍中發現了宋代李誡所著的《營造法式》（丁氏八千樓抄本，請參閱：大收藏家398期：千年丁氏，八千卷樓）。《營造法式》是北宋官方頒佈的一部建築設計、施工的規範書，李誡主持過大量的新建與重修工程，包括王邸、宮殿、辟雍、官衙、太廟等不同類型的建築，積累了豐富的建築技術知識和工程規劃、組織、管理等方面的經驗。朱啟鈐發現後，如獲至寶，這就是他多年以來夢寐以求的古代建築寶典。
朱啟鈐通過江蘇省省長將該書借出，委託商務印書館影印出版，以傳後世，即後人稱之為“丁本”者。但“丁本”輾轉傳抄於紹興版本，錯漏甚多，影繪原圖甚為粗陋。朱啟鈐覺得，這樣珍貴的古籍一定要有可靠的版本，儘可能使它臻於完善，便委託藏書家陶湘刻一個流傳後世的精校本。陶湘是民國的大藏書家、刻書家，所刻書籍，校對精良。陶湘印本的《營造法式》是“丁本”的升級版，彩色套印，前所罕見，在中國古籍之版本研究方面有很高的藝術價值。《營造法式》作為中國建築史上的經典文獻，經過這一番整理刊印，亦倍受國內外建築學界矚目。
民國九年(1920年)《石印宋李明仲營造法式》
1925年，梁啟超將朱啟鈐送他的新版《營造法式》寄給在美國留學的樑思成與林徽因。這本書改變了樑思成和林徽因的學術路徑。後來他們在加拿大渥太華結婚，將日期選定為3月21日，而這正是《營造法式》作者李誡墓碑上刻的日期；兩人的兒子叫“樑從誡”，有“師從李誡”的意思。（最近有學者的研究成果，認為“誡”字是後世誤刻，應為“誠”字，即李誠，根據他的字“明仲”，宋人理學已講誠明之德，故知必為李誠。這個李誠-李誡還曾經向宋徽宗進獻過五馬圖）
1929年，朱啟鈐與陶湘、孟錫鈺等三人倡議成立“營造學社”，1930年，朱啟鈐得到中華教育文化基金董事會的資助，正式成立了“中國營造學社”，由朱啟鈐任社長。為什麼叫“營造學社”，而不是“建築學社”，朱啟鈐說：建築雖然是他研究的重點，但如果侷限於建築本身，那它與文化的關係則不能完全彰顯，所以打破建築範疇而叫營造學社。
學社成立後，樑思成、劉敦楨不約而同地先後加入，這對朱啟鈐來說，如虎添翼。樑思成擔任法式部主任、劉敦楨為文獻部主任。著名建築師楊廷寶、趙深，史學家陳垣，地質學家李四光，考古學家李濟等學界精英赫然在列，一時星光燦爛。從此中國古建築調查、測繪、研究等工作進入正軌。
中國營造學社的成員，行萬里路，讀萬卷書，深入全國15個省份的220多個縣，測繪、調查、拍攝了兩千多座建築。許多現今名揚海內外的珍貴古建築，如應縣木塔、嵩嶽寺塔、薊縣獨樂寺、佛光寺、趙州橋等，都是由中國營造學社首先發現其價值。而樑思成和林徽因的古建築調查廣為人知，後來樑思成的《中國建築史》出版，算是完成了朱啟鈐的夙願。
朱啟鈐先生為中國營造學社所寫的七言對聯：“是斷是度是尋是尺 如切如磋如琢如磨”
朱啟鈐北京舊居位於趙堂子衚衕3號（原甲2號），恰處舊北平“五路通祥”之地，坐北朝南，是一座佔地近3000多平方米的四進四合院。這座宅院是朱啟鈐在20世紀30年代購置的一所未完成的建築，由他自己重新設計並督造。院內的彩畫及建築上的做法，完全按《營造法式》進行，所用木工、彩畫工都是通過吳灜、王繼增聘請的前清造辦處的老工匠。四合院建好後，前半部為中國營造學社辦公，後半部為朱啟鈐先生眷屬居住。1953年，朱啟鈐搬到東四八條111號居住。
朱啟鈐天津舊居在馬場道164增1號，這座具有哥特式建築特徵的別墅是1922年建造的。二層磚木結構樓房，有地下室，紅瓦坡頂，清水磚牆。建築二層設有拱券式開放柱廊，令立面形象十分醒目。此外朱啟鈐一生注重飲食養生，在當時的公館私房菜中，朱家的菜那是有名的。
近代北京城市建設史第一人
在我國近現代史上，朱啟鈐先生第一次對北京舊城作了科學規劃，並進行了歷史上最大規模的改造,被尊為近代北京城市建設史第一人。他第一個提出“修舊如舊”的概念，也第一個頒佈“勝蹟保護條例”。中國的城市從來沒有過行道樹，這個人第一次在北京道路兩旁種上槐樹，沿護城河栽上了楊柳。
1914年，擔任內務總長兼北京市政督辦的朱啟鈐向大總統袁世凱提出《修改京師前三門城垣工程呈》，並聘請德國建築師羅克格制定前門改造計劃。由朱啟鈐主持的正陽門改造工程冒雨正式開工，他手持大總統頒發的特製銀鎬刨下了第一塊城磚。這柄銀鎬重約30兩，紅木手柄上刻有“內務總長朱啟鈐奉大總統命令修改正陽門，爰於1915年6月16日用此器拆去舊城第一磚，俾交通永便。”銀鎬如今珍藏在清華大學建築學院。由於謀劃得當，工程至當年年底便全部完工。現在正陽門箭樓中西合璧的獨特建築裝飾風格，就是那時的成果。該工程打通了京城的東西中軸線，為今天北京城的現代化建設奠定了良好的基礎，這恐怕是當時誰也沒有想到的。
1915年6月16日，內務總長朱啟鈐（中）冒雨主持了前門改造工程開工典禮
民國初年，朱啟鈐就開始規劃“新市區”，最後選擇在先農壇北側地區，建設“模範街區”。高標準的規劃，高標準的建設，高質量地經營，終於建起以永安路為中心的“民國十四條模範街”。至今這十四條街的格局也沒有改變，而且十四條街民國老建築還有一半還在。
民國初立之時，大總統府設在中南海，朱啟鈐把中南海南側的寶月樓下層改建為“新華門”，拆除內側的皇城牆，使大門直通西長安街，又在門內修建了大影壁，在路南建起一排西式風格的花牆。如今新華門已成為中國政權的象徵。
此外，他還先後主持完成了拆舊街千步廊為天安門廣場，拆皇城城垣，改造與打通東西長安街、南北長街與南北池子大街，開通了京城南北方向的交通要道，在南池子和南長街路口，設計建造了富有特色的拱形街門，成為東、西長安街上獨特的景緻。建北京環城鐵路及東西火車站，改造前門城垣，推進南城香廠新市區規劃建設等重大工程。
1914年，朱啟鈐陪同裕隆太后到天安門西側的社稷壇祭祀，看到院內建築破爛不堪，太監們開墾土地種苜蓿草養馬。時任北洋政府內務總長的朱啟鈐發動紳士、商人捐款，將社稷壇開闢為公共公園，命名為“中央公園”，又名“稷園”，即現在的“中山公園”，這是北京有史以來的第一家公園。他把改建正陽門時拆除天安門對面千步廊的木料用於公園建設，並親自規劃指揮，不僅節約了開支，還使舊料得到充分利用。他對園中的千年古柏尤為愛護，逐一登記造冊，並安排妥善管理，這些古柏至今仍鬱鬱蔥蔥，成為公園中的著名景觀。
1914年1月，朱啟鈐呈報袁世凱批准，決定開辦“古物陳列所”，藉以保存瀋陽故宮和承德避暑山莊的國寶文物，並派治格前往瀋陽和承德辦理。治格奉命把運來的文物在故宮外朝太和殿、中和殿、文華殿和武英殿展出。隨後，朱啟鈐又爭取到美國庚子退款20萬元，在故宮鹹安宮舊址新建了文物庫房，這樣，古物陳列所基本具備了後來故宮博物院的雛形。這是中國第一個博物館。1924年11月，馮玉祥將溥儀逐出故宮後，北洋政府成立清室善後委員會，清理故宮資產並籌備成立博物院。1925年10月，故宮博物院正式成立，在故宮內廷展示北京故宮文物。1946年，國民政府將古物陳列所和故宮博物院合而為一，統稱故宮博物院。
古物陳列所
20世紀50年代，人民政府決定擴建天安門廣場，修建人民英雄紀念碑，周恩來特意指示有關部門徵求朱啟鈐的意見。朱啟鈐提出的建議大多被採納，其中有以下幾條：天安門廣場的周圍，不要修建高於天安門城樓的建築；擴建廣場、移動華表時，要注意保護，特別是西邊的那座華表，庚子年時被打壞過，底座有鋼箍，移動時要注意；東西“三座門”之間南面的花牆，是民國初年為了與東交民巷外國的練兵場隔絕，在改建新華門的同時修建的，並非古蹟，可以拆除。
寓公·望族
朱啟鈐寓居天津之後，當時的北戴河逐漸成為避暑勝地，但是全部為洋人控制，即使洋人與當地農民發生糾紛，也要請神父評理。朱啟鈐愛國心切，出資修建觀音寺，鼓勵農民不信洋教；他還出資修建了幾條大馬路，號召天津的寓公在那裡購房置地，創辦地方自治公益會，他自任會長，終於使北戴河形成了華洋對峙的局面。
朱啟鈐和張學良在北戴河開發期間合影
1921年，他作為當時大總統徐世昌的私人代表赴法國接受巴黎大學贈予的文學博士學位，正趕上留法勤工儉學的學生陷入困境，原來，因華法教育會發現留學生中革命思想濃厚，竟不按合同辦事，拒付留學生的補助金。他得知此事後立即私人掏腰包5萬元，當時的留學生公推徐特立寫了一封感謝信當面交給他。
朱啟鈐先後有三位夫人，都是故後續娶的。元配陳光璣生有長子朱沛、長女朱湘筠;陳氏夫人亡故後，續娶於寶珊，共生四子九女，前三子幼殤，只留朱渤(朱海北)一子長成，九女依次為淇筠、淞筠、津筠、湄筠、洛筠、浦筠、沚筠、洪筠、浣筠。於夫人因為生育子女太多，身體不好，於1927年去世。1930年，又續娶許曼頤為夫人。朱家的十小姐，名字都帶一個“筠”字，七小姐浦筠、八小姐沚筠早夭。朱家的幾位大小姐都是當時京津社交場上的明星人物。由於朱啟鈐遊歷過歐美，思想開放，從不限制子女的社交活動，因此朱家小姐們活躍於交際場合，時有朱家“八鳳”之譽。
朱啟鈐及夫人和五個女兒
1931年11月20日，上海《時事新報》發表了馬君武的一首題為《哀瀋陽》的感事詩：“趙四風流朱五狂，翩翩胡蝶最當行。溫柔鄉是英雄冢，哪管東師入瀋陽。”諷刺張學良在“九一八”之夜得知日軍進攻瀋陽北大營時，仍沉迷於歌舞。該詩傳誦一時，張學良背上了“風流將軍”、“不抵抗將軍”的罵名，趙四、朱五、胡蝶更是被視為“紅顏禍水”。多年以後，在香港的一次宴會上，朱湄筠正好碰到馬君武，她拿著個酒杯走了過去，說：“馬先生，你知道我是誰嗎?我就是你詩中所寫的那個朱五啊，來，我敬你一杯，我謝謝你了，你把我變成名人了!”馬君武當時的神態非語言筆墨所能形容，不俟終席匆匆拔腿而去。
朱湄筠題贈朱光沐
中國緙絲收藏第一人
朱啟鈐先生是我國著名的收藏家，從他遺留下的一冊文物賬冊可以看出他收藏文物範圍之廣、內容之豐富。別人收集文物常常只限一兩個品類。他則銅器、瓷器、漆器、木器、竹器、銀器、絲繡、書畫碑帖、古墨、端硯、石章、舊紙以及貴重藥材、名貴陳酒等，無所不藏。朱啟鈐收藏尤以緙絲為最，堪稱“中國緙絲收藏第一人”。
晚年朱啟鈐回憶往事，認為自己的文化素養，尤其是對文物的鑑賞以及古建築、古園林、古玩收藏等方面的知識和興趣，莫不得益於外祖父和母親早年對他的教育和薰陶。朱啟鈐的外祖父傅壽彤嗜好收藏，所藏書畫的包首多是宋錦和緙絲製作而成的，朱母傅夢瓊也擅女紅，常把一些宋錦碎片綴合成香囊荷包等物，家庭的薰染使朱啟鈐幼年便喜歡絲繡。他在《存素堂絲繡錄·弁言》寫道：“童時在外祖家，見法書名畫之帙，多為宋錦繡刻絲，愛其雅麗工緻，眩然莫忘，先慈傅太夫人擅女紅，每侍側，時見綴輯宋錦斷片製為香囊、佩或碎裁花樣作針黹之譜錄。鬥錦之智，穿紗之巧，手澤所存，歷歷至今，如在心目。”
民國初年，朱啟鈐從前清恭親王后人手中購得一批從宋代到清代的緙絲、刺繡珍品，大約280件。這些緙絲多是皇帝御賜，異常名貴。1924年，日本鉅商大昌喜八郎願以100萬大洋的高價收購，但朱啟鈐不為所動，婉言謝絕。私下他對家人說，這批國寶就是賣，也堅決不能賣給外國人。1928年，朱啟鈐將這些藏品一一整理著錄，寫成《存素堂絲繡錄》，並予刊行。
南宋 朱克柔 緙絲山茶蛺蝶圖冊頁
縱25.6 橫25.3釐米
朱啟鈐舊藏 現藏遼寧省博物館
1929年，朱啟鈐組織創建了中國營造學社並影刻宋版《營造法式》，急需經費，第一次想到了出售這批精品，但當時能夠買得起這些緙絲的大多是外國人，朱啟鈐一時十分煩心。這時，與朱啟鈐有姻親關係的張學良（詳情參閱：【收藏大家】張學良——民國“公子收藏家”千金求一字）聞訊後提出由他來接手，於是這批緙絲精品最後以20萬銀元的半送半賣價售給了張學良。出手前朱啟鈐反覆叮囑張學良“不要讓這批珍品流失海外尤其是日本”，張學良不敢稍有大意，隨後就將這批寶物放在他的東北邊業銀行金庫中悉心保存。
“九一八”事變後，日軍佔領了東北，東北邊業銀行落入日本正金銀行之手，這批絲繡自然也遭劫掠。巧的是，朱啟鈐原先有個姓榮的盟弟，“九一八”事變後，這個姓榮的出任偽滿中央銀行的總裁。偽滿中央銀行雖然是日本正金銀行的滿洲支行，但建築極其宏偉，堪比偽滿皇宮。朱啟鈐利用與盟弟的這層友誼，託其暗中設法保護這批國寶，不要失之東瀛。姓榮的滿口答應。他利用其職務上的便利，以“滿洲國”的名義宣佈這批絲繡為國寶，長期儲藏於瀋陽正金銀行的金庫中。1935年將這批國寶交由東京座右寶刊行會以彩色原版和珂羅版精印成《纂組英華》三百部，僅流通一百部，其餘二百部供溥儀的偽滿帝室用於賞賜之用。該書分上下兩冊。共收錄緙絲圖版139幅，每幅圖片之間用水印木蘭花紋紙作隔頁，十分精美，一時在文物界引起轟動。這樣，緙絲的名氣越來越大，世人皆知，日本侵略者急得團團轉，就是無法下手。這批緙絲總算沒有被劫往日本。
《纂組英華》（資料圖）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後，蘇聯紅軍佔領了東北。這年年底，正當蘇軍準備從東北撤退之際，國民政府行政院院長宋子文來到北平公幹，看望了朱啟鈐。朱啟鈐深恐這批緙絲落入蘇軍之手，流出國外，斗膽請宋子文關注這件事，查明下落，設法保護，宋子文過問後告訴朱啟鈐，這批緙絲還在瀋陽。
1946年夏天，東北解放戰爭打響。朱啟鈐擔心戰事一旦波及瀋陽，這批絲繡難免化為灰燼。他趁宋美齡來到北平並即將去東北的時機，託王世襄以“清理戰時文物損失委員會平津辦公處”的名義擬一呈文，交到宋美齡手上，請其務必關心這宗國寶，爭取將其空運到安全的地帶妥善保護。宋美齡到達瀋陽後，專門安排觀賞了這批絲繡，經她出面干涉，將這批緙絲從瀋陽空運到北平，先存放在中央銀行，後又移存北京故宮博物院。
1949年，北京故宮的這批緙絲精品又撥交給當時的東北博物館(今遼寧省博物館)，珍藏至今，成為遼寧省博物館的鎮館之寶。
朱啟鈐也曾陸續不斷從琉璃廠茹古齋、大觀齋蒐集了大量的宋、元、明、清時代的緙絲，其中大部分緙絲作品是經過修補的。但也有一部分保存完好的緙絲。民國十年前後，鑑古齋周杰臣從前門大街祥和成掛貨鋪買來一對鷺鷥臥蓮藍地粉色緙絲掛屏，就是乾隆時代保存良好而無損壞的，並鑲有紅木框。四百元買的，賣給朱啟鈐是一千元。這對掛屏原系山東黃縣丁百萬家中收藏的。
宋~元 緙絲群仙拱壽圖
高38.3 寬22.8釐米
朱啟鈐舊藏 現藏遼寧省博物館
收藏賬冊
朱啟鈐半生收藏中，有清內府舊藏、明代大收藏家項子京（詳情參閱：【收藏大家】項元汴：收藏家也有強迫症，題跋太多遭嫌棄）舊藏、清代安歧（詳情參閱：【收藏大家】販鹽發家的清代鑑藏大家安岐）、樑清標（詳情參閱：【大收藏家】清初鑑藏大家樑清標的稀世珍品）、盛昱等的藏品。其家有一份關於收藏品的文物賬冊，這冊文物賬冊是1939年（民國二十八年）由朱啟鈴先生的孫子朱文極先生根據實物清點筆錄下來的。
朱啟鈴對這賬冊很重視，他經常翻閱，糾正抄錄時的差錯。如書畫項內有“明人繪洛神”一軸，他補註上“麻姑”，以示抄錄方面有誤。文物的去向，如贈與兒女、孫子、親友等，他都記上。特別是“七七事變”以後，他在日本侵略者鐵蹄下，生計斷絕，不得已靠出賣文物為生。他的大批文物就是在這個時候忍痛賣掉的，如帳冊內有用紅印油蓋上鉛字印“三十四年售出”的字樣。朱啟鈴在平、津、滬都有房產，他在三地輪流居住時，文物隨身攜帶轉移，他都有賬在冊。
1944年（民國三十三年）朱文極已不給他記賬，其中“生熟皮張”一項是朱啟鈴自己記的。後來他的二兒媳徐恭如（朱海北先生夫人）替他記了“於夫人皮衣箱”一項、“十小姐（朱浣筠）嫁奩詳單”一項。這些也是重要的資料，因為朱家兒女在二十年代是北京的風雲人物，流傳著很多關於她們的故事。這些文物清單既可以看出朱啟鈴愛女情深，也可以觀察其真實的生活狀況。
朱啟鈴文物賬冊前面有個目錄，目錄內容與其他收藏家不同。一開頭單闢有“紀念”一欄，記下的文物有他任清朝官吏時的珊瑚頂子、藍晶頂子，任北洋政府官員時獲得的中外勳章，袁世凱、徐世昌任總統時贈給他的禮物，出使外國時收受的紀念品，其作用類似今天的禮品陳列館。據朱家的後輩講，他們在兒童時代玩遊戲假扮官員，身上掛的綬帶，佩戴的勳章都是使用這些文物，不用仿製的。還有“茶典紀要”一欄，羅列了各種委任狀、證書之類的文獻資料。
文物賬冊內單有一項“錦繡裁料”，記下了明朝、清朝康熙、乾隆、光緒年間各種織金錦緞，這可能與他曾任清朝官員有關。這些錦緞他多用於裱畫，現在從其子朱海北家牆上掛的字畫中還能看到。
他是袁世凱登基大典的主辦人；他是民國代總理，他是張作霖的親家；他是周恩來的忘年交；蔣介石親自為他斟酒；
他是樑思成的前輩；章士釗的老友；他是王世襄的恩師；戴笠是他家的常客，張學良與他合開過公司；
他的外孫是共和國外交部副部長；他的孫子是中國戲曲學院院長；他的女兒們皆為北洋名媛；他是營造學社的創立者；
他是北戴河、中山公園的創始人；他拒絕過日寇的利誘；他將必生的收藏捐獻給了國家；他是北京城改造的第一人；
他經歷了整部中國近代史——他就是朱啟鈐。
朱啟鈐（1872—1964），譜名啟綸，字桂辛、桂莘，號蠖公、蠖園，晚年自號所居曰“勤炳燭齋”。祖籍貴州紫江（今開陽），1872年11月12日生於河南信陽，1964年2月26日卒於北京，享年92歲。他的一生經歷了晚清、北洋政府、國民政府、人民政府四個歷史時期，為我國著名政治家、實業家、古建築學家、收藏家。不過，用王世襄的話來說：“可惜現在的人對他知道的太少，不能理解他的重要性，從學術上來說，他是中國很多學科的奠基人。”
朱啟鈐
亂世能臣，實幹大家
朱氏祖籍江西，世居貴州開州城南永興場（今開陽雙流鎮）。朱啟鈐出身於書香世家，曾祖朱理堂於道光十二年（1832）遊湖南返，主講於省城貴陽正本書院，遂遷於此。祖父朱士熙舉人出身，曾在湖南做過幾任知縣。
朱父名慶墉，號稚皋，秀才出身，師從傅壽彤。朱母為傅壽彤之長女傅夢瓊。傅壽彤，字青餘，號澹叟，貴州貴築（今貴州貴陽市）人，清咸豐三年（1853）進士，改庶吉士，授檢討，歷任河南歸德府、南陽府、開封府，南汝光兵備道，後擢升至河南按察使、布政使。晚退居林下，築"止園"於長沙，居十餘年，著書多種。傅壽彤精於史志、書法、詩詞，與當時政學界的頂極人物均關係密切，是朝野共知的文武全才。傅夢瓊之次妹傅寶瓊適貴築翰林黃國瑾，三妹傅幼瓊適湖南善化瞿鴻禨，瞿鴻禨後為軍機大臣。
光緒元年（公元1875年），朱慶墉返黔參加鄉試，試畢，在返回河南的途中，不幸在貴州玉屏縣乘船觸灘石後溺水而亡，時年三十一歲。當時朱啟鈐年僅三歲，只好與母親生活在外祖父家中。
1891年，瞿鴻禨出任四川學政，朱啟鈐跟隨入川。瞿鴻禨欣賞朱啟鈐天資聰穎、做事精幹、有異於常人的稟賦，遂著意栽培、大力提攜。因為朱啟鈐寫得一筆好字，並且和瞿鴻禨的字相似，瞿鴻禨還讓他替批文案，代擬文書。
1899年，朱啟鈐以知縣銜在上海出口捐局當差，並以此為契機摸熟了進出口貿易和金融商業，學會了與商界洋行打交道。
1902年，在瞿鴻禨的大力舉薦下，30歲的朱啟鈐出任京師大學堂譯學館工程提調及監督。在北京的這段時間，朱啟鈐結識了徐世昌。徐世昌非常欣賞他，給予“穩健幹練，事必果行”的評價，並把他推薦給袁世凱，得到袁世凱的重用。自此，朱啟鈐進入北洋集團，為袁世凱竭盡全力，忠誠效勞。
朱啟鈐（左）、袁世凱（中）、張百熙（右）在京師大學堂譯學館
1905年，大清設立巡警部，徐世昌任尚書，趙秉鈞任右侍郎。朱啟鈐調任巡警部，任北京內城巡警廳廳丞、外城巡警廳廳丞。當時的警察什麼都要管，一身兼任多職，安全、交通、消防、衛生、社保、救濟……朱啟鈐經常騎著馬在京城巡邏，幾乎所有的街道、建築都爛熟於心。
他看到北京夜晚烏黑一片，就試著在街上安裝路燈。但京師某御史以“自家數世夜不燃燈”為由，向皇帝彈劾、控訴，朱啟鈐沒有退卻，照常試驗。曹聚仁在紀念朱啟鈐的文章中透露，朱啟鈐還在外城大柵欄推行過“單行道制”，不過有個人卻自恃皇親國戚，公然違犯規矩，此人就是肅親王善耆的福晉。讓人驚訝的是，朱啟鈐竟敢向皇親國戚開罰單——判罰那福晉十塊銀元，但“居然使肅親王聽了折服，這才施行得很順利”。由此可見，朱啟鈐敢做事、會做事。
1908年，朱啟鈐任東三省蒙務局督辦。1910年，朱啟鈐任津浦鐵路北段工程總辦，督建濟南濼口黃河大橋、濟南火車站等工程。
辛亥革命後，朱啟鈐在北洋政府做過五任交通總長、三任內務總長，並曾由袁世凱任命為代總理，但朱啟鈐並未就任。曹聚仁說朱啟鈐“會做官”，此言不虛。朱啟鈐經歷了趙（秉鈞）、熊（希齡）、孫（寶琦）、段（祺瑞）、徐（世昌）等內閣，一直維持其閣員的地位，可謂北洋政壇的“不倒翁”。
然而，這位政壇“不倒翁”卻一度迷失在“洪憲帝制”的聲浪中。1915年，楊度、孫毓筠、劉師培等人組織籌安會，為袁世凱復闢帝制製造輿論。朱啟鈐出任“登基大典籌備處長”，與段芝貴、周自齊、樑士詒、張鎮芳、雷辰春、袁乃貴一起，被人並稱為“七小人”。袁世凱死後，朱啟鈐以籌備洪憲帝制大典禍首之一遭通緝，1918年被赦免。在朱啟鈐漫長的一生中，他對自己參與“洪憲帝制”一事從不辯解，從不公開說袁世凱的壞話，也不說袁的好話。即使是章士釗同他談袁世凱，他仍堅持“不能以成敗論英雄”。
1918年，朱啟鈐被北洋政府總統徐世昌委以重任，擔任南北議和的北方總代表。儘管朱啟鈐在議和中以國家安危為重，但軍閥之間勾心鬥角，導致和談破裂。這是朱啟鈐在民國政治舞臺上最後一次擔任重要角色，隨後他基本退出政壇。
從1917年起，朱啟鈐開始在津滬一帶經營實業。並致力於中國古建築、織繡、漆器藝術的研究，“以蠖園為冬居，蠡天小築為消夏之處”。
朱啟鈐先後經辦中興煤礦、中興輪船公司等企業。朱啟鈐是一個傑出的管理人才，在經營上十分重視設備更新和技術改造，並大膽使用技術專家。到1936年中興煤礦產煤量達到173萬噸，從而使中興公司走向以煤為主，煤、焦、電、鋼鐵、農林、鐵路運輸為主船運輸為輔的多種經營的綜合性大企業。朱啟鈐還投資入股了新洋灰公司、開灤礦務局等。
1937年底，在日本侵略者操縱下，以王克敏為首的偽臨時政府成立。但日本人認為王克敏資歷聲望不夠，欲請吳佩孚、朱啟鈐這樣北洋時期的首腦人物出來捧場。遊說不成，進而威逼。朱啟鈐堅決不為所動，頂住各方壓力，堅決拒絕偽政府職務。於是敵偽對他進行迫害，以朱啟鈐住的趙堂子衚衕是警備地區，一般人不宜居住為由，強行徵購了朱啟鈐的住宅。搬家又何妨？朱啟鈐一家隨即移居北總布衚衕，安之若素。在風雨如晦的日子裡，朱啟鈐一直裝病在家，整理文獻，最終迎來抗戰勝利。
朱啟鈐抗戰時期關於貴州資料的信函
1949年初，解放戰爭進入最後階段，朱啟鈐由於對共產黨的政策不怎麼了解，避居上海考慮自己的退路。在北平的周恩來得悉後，馬上請朱啟鈐的同事兼好友章士釗寫信，力勸他留在內地參加新中國建設。信件由著名話劇演員、黨的祕密工作者金山直接送到上海朱啟鈐的寓所，並向他轉告了周恩來的口信。朱啟鈐回京後，黨和政府對朱啟鈐禮遇有加，周恩來特地聘請他出任中央文史研究館館員，以後朱啟鈐又成為為北京市和全國政協委員，同時兼任古代修整所的顧問。
1961年，朱啟鈐90歲生日時，周恩來送來一個大花籃祝壽。1964年，朱啟鈐患感冒，不久併發肺炎，住進了北京醫院。不久後病逝，被安葬在八寶山革命公墓。
朱啟鈐博學多才，著有《哲匠錄》（與瞿兌之、闞鐸合輯） 、《李仲明營造法式》、《蠖園文存》、《存素堂絲繡錄》、《女紅傳徵略》、《絲繡筆記》、《芋香錄詩》、《清內府刻絲書畫考》、《清內府刺繡書畫考》、《漆書》、《紫江朱氏家乘》、《貴州碑傳集（稿本） 》等。主持編印《中國營造學社彙刊》（共七卷）。1927年根據日本傳抄本重新刊刻久已失傳的《髹飾錄》（王世襄曾經受朱啟鈐的交付，註釋此中國惟一的漆工著作，請參閱：【收藏大家】王世襄——京城第一大玩家）。編輯貴州地方文獻也是朱啟鈐的心願，他編輯了《黔南叢書》8種、《清代黔人館選錄》、《劉貴陽遺書》等，晚年傾心編輯《貴陽碑傳集》。
創辦中國營造學社
1919年，對於朱啟鈐來說，是一個人生的轉折點。這一年，他遇到古籍善本《營造法式》。這次偶然發現，成就了中國建築史上的一段佳話，催生了一個龐大的民間學術團體——中國營造學社。
朱啟鈐從上海返回北京，在南京圖書館訪書，從眾多古籍中發現了宋代李誡所著的《營造法式》（丁氏八千樓抄本，請參閱：大收藏家398期：千年丁氏，八千卷樓）。《營造法式》是北宋官方頒佈的一部建築設計、施工的規範書，李誡主持過大量的新建與重修工程，包括王邸、宮殿、辟雍、官衙、太廟等不同類型的建築，積累了豐富的建築技術知識和工程規劃、組織、管理等方面的經驗。朱啟鈐發現後，如獲至寶，這就是他多年以來夢寐以求的古代建築寶典。
朱啟鈐通過江蘇省省長將該書借出，委託商務印書館影印出版，以傳後世，即後人稱之為“丁本”者。但“丁本”輾轉傳抄於紹興版本，錯漏甚多，影繪原圖甚為粗陋。朱啟鈐覺得，這樣珍貴的古籍一定要有可靠的版本，儘可能使它臻於完善，便委託藏書家陶湘刻一個流傳後世的精校本。陶湘是民國的大藏書家、刻書家，所刻書籍，校對精良。陶湘印本的《營造法式》是“丁本”的升級版，彩色套印，前所罕見，在中國古籍之版本研究方面有很高的藝術價值。《營造法式》作為中國建築史上的經典文獻，經過這一番整理刊印，亦倍受國內外建築學界矚目。
民國九年(1920年)《石印宋李明仲營造法式》
1925年，梁啟超將朱啟鈐送他的新版《營造法式》寄給在美國留學的樑思成與林徽因。這本書改變了樑思成和林徽因的學術路徑。後來他們在加拿大渥太華結婚，將日期選定為3月21日，而這正是《營造法式》作者李誡墓碑上刻的日期；兩人的兒子叫“樑從誡”，有“師從李誡”的意思。（最近有學者的研究成果，認為“誡”字是後世誤刻，應為“誠”字，即李誠，根據他的字“明仲”，宋人理學已講誠明之德，故知必為李誠。這個李誠-李誡還曾經向宋徽宗進獻過五馬圖）
1929年，朱啟鈐與陶湘、孟錫鈺等三人倡議成立“營造學社”，1930年，朱啟鈐得到中華教育文化基金董事會的資助，正式成立了“中國營造學社”，由朱啟鈐任社長。為什麼叫“營造學社”，而不是“建築學社”，朱啟鈐說：建築雖然是他研究的重點，但如果侷限於建築本身，那它與文化的關係則不能完全彰顯，所以打破建築範疇而叫營造學社。
學社成立後，樑思成、劉敦楨不約而同地先後加入，這對朱啟鈐來說，如虎添翼。樑思成擔任法式部主任、劉敦楨為文獻部主任。著名建築師楊廷寶、趙深，史學家陳垣，地質學家李四光，考古學家李濟等學界精英赫然在列，一時星光燦爛。從此中國古建築調查、測繪、研究等工作進入正軌。
中國營造學社的成員，行萬里路，讀萬卷書，深入全國15個省份的220多個縣，測繪、調查、拍攝了兩千多座建築。許多現今名揚海內外的珍貴古建築，如應縣木塔、嵩嶽寺塔、薊縣獨樂寺、佛光寺、趙州橋等，都是由中國營造學社首先發現其價值。而樑思成和林徽因的古建築調查廣為人知，後來樑思成的《中國建築史》出版，算是完成了朱啟鈐的夙願。
朱啟鈐先生為中國營造學社所寫的七言對聯：“是斷是度是尋是尺 如切如磋如琢如磨”
朱啟鈐北京舊居位於趙堂子衚衕3號（原甲2號），恰處舊北平“五路通祥”之地，坐北朝南，是一座佔地近3000多平方米的四進四合院。這座宅院是朱啟鈐在20世紀30年代購置的一所未完成的建築，由他自己重新設計並督造。院內的彩畫及建築上的做法，完全按《營造法式》進行，所用木工、彩畫工都是通過吳灜、王繼增聘請的前清造辦處的老工匠。四合院建好後，前半部為中國營造學社辦公，後半部為朱啟鈐先生眷屬居住。1953年，朱啟鈐搬到東四八條111號居住。
朱啟鈐天津舊居在馬場道164增1號，這座具有哥特式建築特徵的別墅是1922年建造的。二層磚木結構樓房，有地下室，紅瓦坡頂，清水磚牆。建築二層設有拱券式開放柱廊，令立面形象十分醒目。此外朱啟鈐一生注重飲食養生，在當時的公館私房菜中，朱家的菜那是有名的。
近代北京城市建設史第一人
在我國近現代史上，朱啟鈐先生第一次對北京舊城作了科學規劃，並進行了歷史上最大規模的改造,被尊為近代北京城市建設史第一人。他第一個提出“修舊如舊”的概念，也第一個頒佈“勝蹟保護條例”。中國的城市從來沒有過行道樹，這個人第一次在北京道路兩旁種上槐樹，沿護城河栽上了楊柳。
1914年，擔任內務總長兼北京市政督辦的朱啟鈐向大總統袁世凱提出《修改京師前三門城垣工程呈》，並聘請德國建築師羅克格制定前門改造計劃。由朱啟鈐主持的正陽門改造工程冒雨正式開工，他手持大總統頒發的特製銀鎬刨下了第一塊城磚。這柄銀鎬重約30兩，紅木手柄上刻有“內務總長朱啟鈐奉大總統命令修改正陽門，爰於1915年6月16日用此器拆去舊城第一磚，俾交通永便。”銀鎬如今珍藏在清華大學建築學院。由於謀劃得當，工程至當年年底便全部完工。現在正陽門箭樓中西合璧的獨特建築裝飾風格，就是那時的成果。該工程打通了京城的東西中軸線，為今天北京城的現代化建設奠定了良好的基礎，這恐怕是當時誰也沒有想到的。
1915年6月16日，內務總長朱啟鈐（中）冒雨主持了前門改造工程開工典禮
民國初年，朱啟鈐就開始規劃“新市區”，最後選擇在先農壇北側地區，建設“模範街區”。高標準的規劃，高標準的建設，高質量地經營，終於建起以永安路為中心的“民國十四條模範街”。至今這十四條街的格局也沒有改變，而且十四條街民國老建築還有一半還在。
民國初立之時，大總統府設在中南海，朱啟鈐把中南海南側的寶月樓下層改建為“新華門”，拆除內側的皇城牆，使大門直通西長安街，又在門內修建了大影壁，在路南建起一排西式風格的花牆。如今新華門已成為中國政權的象徵。
此外，他還先後主持完成了拆舊街千步廊為天安門廣場，拆皇城城垣，改造與打通東西長安街、南北長街與南北池子大街，開通了京城南北方向的交通要道，在南池子和南長街路口，設計建造了富有特色的拱形街門，成為東、西長安街上獨特的景緻。建北京環城鐵路及東西火車站，改造前門城垣，推進南城香廠新市區規劃建設等重大工程。
1914年，朱啟鈐陪同裕隆太后到天安門西側的社稷壇祭祀，看到院內建築破爛不堪，太監們開墾土地種苜蓿草養馬。時任北洋政府內務總長的朱啟鈐發動紳士、商人捐款，將社稷壇開闢為公共公園，命名為“中央公園”，又名“稷園”，即現在的“中山公園”，這是北京有史以來的第一家公園。他把改建正陽門時拆除天安門對面千步廊的木料用於公園建設，並親自規劃指揮，不僅節約了開支，還使舊料得到充分利用。他對園中的千年古柏尤為愛護，逐一登記造冊，並安排妥善管理，這些古柏至今仍鬱鬱蔥蔥，成為公園中的著名景觀。
1914年1月，朱啟鈐呈報袁世凱批准，決定開辦“古物陳列所”，藉以保存瀋陽故宮和承德避暑山莊的國寶文物，並派治格前往瀋陽和承德辦理。治格奉命把運來的文物在故宮外朝太和殿、中和殿、文華殿和武英殿展出。隨後，朱啟鈐又爭取到美國庚子退款20萬元，在故宮鹹安宮舊址新建了文物庫房，這樣，古物陳列所基本具備了後來故宮博物院的雛形。這是中國第一個博物館。1924年11月，馮玉祥將溥儀逐出故宮後，北洋政府成立清室善後委員會，清理故宮資產並籌備成立博物院。1925年10月，故宮博物院正式成立，在故宮內廷展示北京故宮文物。1946年，國民政府將古物陳列所和故宮博物院合而為一，統稱故宮博物院。
古物陳列所
20世紀50年代，人民政府決定擴建天安門廣場，修建人民英雄紀念碑，周恩來特意指示有關部門徵求朱啟鈐的意見。朱啟鈐提出的建議大多被採納，其中有以下幾條：天安門廣場的周圍，不要修建高於天安門城樓的建築；擴建廣場、移動華表時，要注意保護，特別是西邊的那座華表，庚子年時被打壞過，底座有鋼箍，移動時要注意；東西“三座門”之間南面的花牆，是民國初年為了與東交民巷外國的練兵場隔絕，在改建新華門的同時修建的，並非古蹟，可以拆除。
寓公·望族
朱啟鈐寓居天津之後，當時的北戴河逐漸成為避暑勝地，但是全部為洋人控制，即使洋人與當地農民發生糾紛，也要請神父評理。朱啟鈐愛國心切，出資修建觀音寺，鼓勵農民不信洋教；他還出資修建了幾條大馬路，號召天津的寓公在那裡購房置地，創辦地方自治公益會，他自任會長，終於使北戴河形成了華洋對峙的局面。
朱啟鈐和張學良在北戴河開發期間合影
1921年，他作為當時大總統徐世昌的私人代表赴法國接受巴黎大學贈予的文學博士學位，正趕上留法勤工儉學的學生陷入困境，原來，因華法教育會發現留學生中革命思想濃厚，竟不按合同辦事，拒付留學生的補助金。他得知此事後立即私人掏腰包5萬元，當時的留學生公推徐特立寫了一封感謝信當面交給他。
朱啟鈐先後有三位夫人，都是故後續娶的。元配陳光璣生有長子朱沛、長女朱湘筠;陳氏夫人亡故後，續娶於寶珊，共生四子九女，前三子幼殤，只留朱渤(朱海北)一子長成，九女依次為淇筠、淞筠、津筠、湄筠、洛筠、浦筠、沚筠、洪筠、浣筠。於夫人因為生育子女太多，身體不好，於1927年去世。1930年，又續娶許曼頤為夫人。朱家的十小姐，名字都帶一個“筠”字，七小姐浦筠、八小姐沚筠早夭。朱家的幾位大小姐都是當時京津社交場上的明星人物。由於朱啟鈐遊歷過歐美，思想開放，從不限制子女的社交活動，因此朱家小姐們活躍於交際場合，時有朱家“八鳳”之譽。
朱啟鈐及夫人和五個女兒
1931年11月20日，上海《時事新報》發表了馬君武的一首題為《哀瀋陽》的感事詩：“趙四風流朱五狂，翩翩胡蝶最當行。溫柔鄉是英雄冢，哪管東師入瀋陽。”諷刺張學良在“九一八”之夜得知日軍進攻瀋陽北大營時，仍沉迷於歌舞。該詩傳誦一時，張學良背上了“風流將軍”、“不抵抗將軍”的罵名，趙四、朱五、胡蝶更是被視為“紅顏禍水”。多年以後，在香港的一次宴會上，朱湄筠正好碰到馬君武，她拿著個酒杯走了過去，說：“馬先生，你知道我是誰嗎?我就是你詩中所寫的那個朱五啊，來，我敬你一杯，我謝謝你了，你把我變成名人了!”馬君武當時的神態非語言筆墨所能形容，不俟終席匆匆拔腿而去。
朱湄筠題贈朱光沐
中國緙絲收藏第一人
朱啟鈐先生是我國著名的收藏家，從他遺留下的一冊文物賬冊可以看出他收藏文物範圍之廣、內容之豐富。別人收集文物常常只限一兩個品類。他則銅器、瓷器、漆器、木器、竹器、銀器、絲繡、書畫碑帖、古墨、端硯、石章、舊紙以及貴重藥材、名貴陳酒等，無所不藏。朱啟鈐收藏尤以緙絲為最，堪稱“中國緙絲收藏第一人”。
晚年朱啟鈐回憶往事，認為自己的文化素養，尤其是對文物的鑑賞以及古建築、古園林、古玩收藏等方面的知識和興趣，莫不得益於外祖父和母親早年對他的教育和薰陶。朱啟鈐的外祖父傅壽彤嗜好收藏，所藏書畫的包首多是宋錦和緙絲製作而成的，朱母傅夢瓊也擅女紅，常把一些宋錦碎片綴合成香囊荷包等物，家庭的薰染使朱啟鈐幼年便喜歡絲繡。他在《存素堂絲繡錄·弁言》寫道：“童時在外祖家，見法書名畫之帙，多為宋錦繡刻絲，愛其雅麗工緻，眩然莫忘，先慈傅太夫人擅女紅，每侍側，時見綴輯宋錦斷片製為香囊、佩或碎裁花樣作針黹之譜錄。鬥錦之智，穿紗之巧，手澤所存，歷歷至今，如在心目。”
民國初年，朱啟鈐從前清恭親王后人手中購得一批從宋代到清代的緙絲、刺繡珍品，大約280件。這些緙絲多是皇帝御賜，異常名貴。1924年，日本鉅商大昌喜八郎願以100萬大洋的高價收購，但朱啟鈐不為所動，婉言謝絕。私下他對家人說，這批國寶就是賣，也堅決不能賣給外國人。1928年，朱啟鈐將這些藏品一一整理著錄，寫成《存素堂絲繡錄》，並予刊行。
南宋 朱克柔 緙絲山茶蛺蝶圖冊頁
縱25.6 橫25.3釐米
朱啟鈐舊藏 現藏遼寧省博物館
1929年，朱啟鈐組織創建了中國營造學社並影刻宋版《營造法式》，急需經費，第一次想到了出售這批精品，但當時能夠買得起這些緙絲的大多是外國人，朱啟鈐一時十分煩心。這時，與朱啟鈐有姻親關係的張學良（詳情參閱：【收藏大家】張學良——民國“公子收藏家”千金求一字）聞訊後提出由他來接手，於是這批緙絲精品最後以20萬銀元的半送半賣價售給了張學良。出手前朱啟鈐反覆叮囑張學良“不要讓這批珍品流失海外尤其是日本”，張學良不敢稍有大意，隨後就將這批寶物放在他的東北邊業銀行金庫中悉心保存。
“九一八”事變後，日軍佔領了東北，東北邊業銀行落入日本正金銀行之手，這批絲繡自然也遭劫掠。巧的是，朱啟鈐原先有個姓榮的盟弟，“九一八”事變後，這個姓榮的出任偽滿中央銀行的總裁。偽滿中央銀行雖然是日本正金銀行的滿洲支行，但建築極其宏偉，堪比偽滿皇宮。朱啟鈐利用與盟弟的這層友誼，託其暗中設法保護這批國寶，不要失之東瀛。姓榮的滿口答應。他利用其職務上的便利，以“滿洲國”的名義宣佈這批絲繡為國寶，長期儲藏於瀋陽正金銀行的金庫中。1935年將這批國寶交由東京座右寶刊行會以彩色原版和珂羅版精印成《纂組英華》三百部，僅流通一百部，其餘二百部供溥儀的偽滿帝室用於賞賜之用。該書分上下兩冊。共收錄緙絲圖版139幅，每幅圖片之間用水印木蘭花紋紙作隔頁，十分精美，一時在文物界引起轟動。這樣，緙絲的名氣越來越大，世人皆知，日本侵略者急得團團轉，就是無法下手。這批緙絲總算沒有被劫往日本。
《纂組英華》（資料圖）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後，蘇聯紅軍佔領了東北。這年年底，正當蘇軍準備從東北撤退之際，國民政府行政院院長宋子文來到北平公幹，看望了朱啟鈐。朱啟鈐深恐這批緙絲落入蘇軍之手，流出國外，斗膽請宋子文關注這件事，查明下落，設法保護，宋子文過問後告訴朱啟鈐，這批緙絲還在瀋陽。
1946年夏天，東北解放戰爭打響。朱啟鈐擔心戰事一旦波及瀋陽，這批絲繡難免化為灰燼。他趁宋美齡來到北平並即將去東北的時機，託王世襄以“清理戰時文物損失委員會平津辦公處”的名義擬一呈文，交到宋美齡手上，請其務必關心這宗國寶，爭取將其空運到安全的地帶妥善保護。宋美齡到達瀋陽後，專門安排觀賞了這批絲繡，經她出面干涉，將這批緙絲從瀋陽空運到北平，先存放在中央銀行，後又移存北京故宮博物院。
1949年，北京故宮的這批緙絲精品又撥交給當時的東北博物館(今遼寧省博物館)，珍藏至今，成為遼寧省博物館的鎮館之寶。
朱啟鈐也曾陸續不斷從琉璃廠茹古齋、大觀齋蒐集了大量的宋、元、明、清時代的緙絲，其中大部分緙絲作品是經過修補的。但也有一部分保存完好的緙絲。民國十年前後，鑑古齋周杰臣從前門大街祥和成掛貨鋪買來一對鷺鷥臥蓮藍地粉色緙絲掛屏，就是乾隆時代保存良好而無損壞的，並鑲有紅木框。四百元買的，賣給朱啟鈐是一千元。這對掛屏原系山東黃縣丁百萬家中收藏的。
宋~元 緙絲群仙拱壽圖
高38.3 寬22.8釐米
朱啟鈐舊藏 現藏遼寧省博物館
收藏賬冊
朱啟鈐半生收藏中，有清內府舊藏、明代大收藏家項子京（詳情參閱：【收藏大家】項元汴：收藏家也有強迫症，題跋太多遭嫌棄）舊藏、清代安歧（詳情參閱：【收藏大家】販鹽發家的清代鑑藏大家安岐）、樑清標（詳情參閱：【大收藏家】清初鑑藏大家樑清標的稀世珍品）、盛昱等的藏品。其家有一份關於收藏品的文物賬冊，這冊文物賬冊是1939年（民國二十八年）由朱啟鈴先生的孫子朱文極先生根據實物清點筆錄下來的。
朱啟鈴對這賬冊很重視，他經常翻閱，糾正抄錄時的差錯。如書畫項內有“明人繪洛神”一軸，他補註上“麻姑”，以示抄錄方面有誤。文物的去向，如贈與兒女、孫子、親友等，他都記上。特別是“七七事變”以後，他在日本侵略者鐵蹄下，生計斷絕，不得已靠出賣文物為生。他的大批文物就是在這個時候忍痛賣掉的，如帳冊內有用紅印油蓋上鉛字印“三十四年售出”的字樣。朱啟鈴在平、津、滬都有房產，他在三地輪流居住時，文物隨身攜帶轉移，他都有賬在冊。
1944年（民國三十三年）朱文極已不給他記賬，其中“生熟皮張”一項是朱啟鈴自己記的。後來他的二兒媳徐恭如（朱海北先生夫人）替他記了“於夫人皮衣箱”一項、“十小姐（朱浣筠）嫁奩詳單”一項。這些也是重要的資料，因為朱家兒女在二十年代是北京的風雲人物，流傳著很多關於她們的故事。這些文物清單既可以看出朱啟鈴愛女情深，也可以觀察其真實的生活狀況。
朱啟鈴文物賬冊前面有個目錄，目錄內容與其他收藏家不同。一開頭單闢有“紀念”一欄，記下的文物有他任清朝官吏時的珊瑚頂子、藍晶頂子，任北洋政府官員時獲得的中外勳章，袁世凱、徐世昌任總統時贈給他的禮物，出使外國時收受的紀念品，其作用類似今天的禮品陳列館。據朱家的後輩講，他們在兒童時代玩遊戲假扮官員，身上掛的綬帶，佩戴的勳章都是使用這些文物，不用仿製的。還有“茶典紀要”一欄，羅列了各種委任狀、證書之類的文獻資料。
文物賬冊內單有一項“錦繡裁料”，記下了明朝、清朝康熙、乾隆、光緒年間各種織金錦緞，這可能與他曾任清朝官員有關。這些錦緞他多用於裱畫，現在從其子朱海北家牆上掛的字畫中還能看到。
元—明 緙絲牡丹團扇
高22.6 寬26.3釐米
朱啟鈐舊藏 現藏遼寧省博物館
文物賬冊中“書畫字帖”一欄可以看出朱啟鈴父親梓皋公、母親傅太夫人、外祖父傅青餘公、姨母（瞿鴻禨的夫人）都擅書，這當然是朱啟鈐具有很高文化素養的源泉，也是他後來成為大收藏家的起因。文物賬冊中單有“徐總統書畫”一項，北洋總統徐世昌書畫都佳，他為朱啟鈴作了很多書畫，可以看出兩家的密切關係。朱啟鈐是北戴河旅遊基地的開發者，他收藏的書畫作品中就有顏韻伯畫的北戴河雨景，許世英寫的北戴河記遊詩等作品。
朱啟鈴是有名的紫檀木器收藏者，在他的“美術家具”一欄內可以看到各種各樣的紫檀木、紅木傢俱。他的“家藏藥材”收有麝香、牛黃、冬蟲夏草、藏紅花甚至雲南猴結等珍貴藥材，內容很不一般。
從朱啟鈐收藏文物的去向可以看出他的社會關係網。有些收藏他送給了兒女。其中有四女津筠、四女婿吳敬安，六女洛筠，九女婿吳幼權等。然而更多的是送給最小的十女兒浣筠（後去臺灣）和女婿盧致德（臺灣榮民總醫院院長，曾任蔣介石保健醫官）。朱啟鈴第一次會見盧致德時，就送給盧紫晶制西服鈕釦和領針一匣，作為見面禮。朱啟鈐任內外城警察廳廳丞時與同仁堂樂家的樂達義是換帖兄弟，所以賬目記載於民國三十年十二月一日贈樂鬆生（樂達義之子）翡翠蓋紅套料“飛龍”煙壺一件。他也送過宋子文一個雕漆盤盂，贈送徐世昌之弟徐端甫（詳情參閱：大收藏家436期：徐世章，他的捐贈撐起了天津博物館的專項收藏）一些宣紙，邢冕之（即邢贊庭，北京解放後任北京市文史館館長）一些舊紙。他和章士釗友好，先後多次贈給章士釗墨，送給章夫人一些貴重藥材。他的心愛的紫檀木傢俱的精品幾乎全部售與了日偽時期任建設總署督辦的殷同（桐聲）。那時他生活拮据，不得不忍痛出售。朱海北先生曾談起，日本投降以後，朱啟鈐在小市上發現他家的紫檀木傢俱，便又買了回來，解放以後連房產一起賣給了外交部。
關於朱氏收藏的那些名貴華麗的文物，朱氏自己作了詳細的記載，說明它們的去向。從帳冊上看，還剩下相當可觀的珍品，但後來幾乎完全毀於十年浩劫中，這是非常可惜的。
他是袁世凱登基大典的主辦人；他是民國代總理，他是張作霖的親家；他是周恩來的忘年交；蔣介石親自為他斟酒；
他是樑思成的前輩；章士釗的老友；他是王世襄的恩師；戴笠是他家的常客，張學良與他合開過公司；
他的外孫是共和國外交部副部長；他的孫子是中國戲曲學院院長；他的女兒們皆為北洋名媛；他是營造學社的創立者；
他是北戴河、中山公園的創始人；他拒絕過日寇的利誘；他將必生的收藏捐獻給了國家；他是北京城改造的第一人；
他經歷了整部中國近代史——他就是朱啟鈐。
朱啟鈐（1872—1964），譜名啟綸，字桂辛、桂莘，號蠖公、蠖園，晚年自號所居曰“勤炳燭齋”。祖籍貴州紫江（今開陽），1872年11月12日生於河南信陽，1964年2月26日卒於北京，享年92歲。他的一生經歷了晚清、北洋政府、國民政府、人民政府四個歷史時期，為我國著名政治家、實業家、古建築學家、收藏家。不過，用王世襄的話來說：“可惜現在的人對他知道的太少，不能理解他的重要性，從學術上來說，他是中國很多學科的奠基人。”
朱啟鈐
亂世能臣，實幹大家
朱氏祖籍江西，世居貴州開州城南永興場（今開陽雙流鎮）。朱啟鈐出身於書香世家，曾祖朱理堂於道光十二年（1832）遊湖南返，主講於省城貴陽正本書院，遂遷於此。祖父朱士熙舉人出身，曾在湖南做過幾任知縣。
朱父名慶墉，號稚皋，秀才出身，師從傅壽彤。朱母為傅壽彤之長女傅夢瓊。傅壽彤，字青餘，號澹叟，貴州貴築（今貴州貴陽市）人，清咸豐三年（1853）進士，改庶吉士，授檢討，歷任河南歸德府、南陽府、開封府，南汝光兵備道，後擢升至河南按察使、布政使。晚退居林下，築"止園"於長沙，居十餘年，著書多種。傅壽彤精於史志、書法、詩詞，與當時政學界的頂極人物均關係密切，是朝野共知的文武全才。傅夢瓊之次妹傅寶瓊適貴築翰林黃國瑾，三妹傅幼瓊適湖南善化瞿鴻禨，瞿鴻禨後為軍機大臣。
光緒元年（公元1875年），朱慶墉返黔參加鄉試，試畢，在返回河南的途中，不幸在貴州玉屏縣乘船觸灘石後溺水而亡，時年三十一歲。當時朱啟鈐年僅三歲，只好與母親生活在外祖父家中。
1891年，瞿鴻禨出任四川學政，朱啟鈐跟隨入川。瞿鴻禨欣賞朱啟鈐天資聰穎、做事精幹、有異於常人的稟賦，遂著意栽培、大力提攜。因為朱啟鈐寫得一筆好字，並且和瞿鴻禨的字相似，瞿鴻禨還讓他替批文案，代擬文書。
1899年，朱啟鈐以知縣銜在上海出口捐局當差，並以此為契機摸熟了進出口貿易和金融商業，學會了與商界洋行打交道。
1902年，在瞿鴻禨的大力舉薦下，30歲的朱啟鈐出任京師大學堂譯學館工程提調及監督。在北京的這段時間，朱啟鈐結識了徐世昌。徐世昌非常欣賞他，給予“穩健幹練，事必果行”的評價，並把他推薦給袁世凱，得到袁世凱的重用。自此，朱啟鈐進入北洋集團，為袁世凱竭盡全力，忠誠效勞。
朱啟鈐（左）、袁世凱（中）、張百熙（右）在京師大學堂譯學館
1905年，大清設立巡警部，徐世昌任尚書，趙秉鈞任右侍郎。朱啟鈐調任巡警部，任北京內城巡警廳廳丞、外城巡警廳廳丞。當時的警察什麼都要管，一身兼任多職，安全、交通、消防、衛生、社保、救濟……朱啟鈐經常騎著馬在京城巡邏，幾乎所有的街道、建築都爛熟於心。
他看到北京夜晚烏黑一片，就試著在街上安裝路燈。但京師某御史以“自家數世夜不燃燈”為由，向皇帝彈劾、控訴，朱啟鈐沒有退卻，照常試驗。曹聚仁在紀念朱啟鈐的文章中透露，朱啟鈐還在外城大柵欄推行過“單行道制”，不過有個人卻自恃皇親國戚，公然違犯規矩，此人就是肅親王善耆的福晉。讓人驚訝的是，朱啟鈐竟敢向皇親國戚開罰單——判罰那福晉十塊銀元，但“居然使肅親王聽了折服，這才施行得很順利”。由此可見，朱啟鈐敢做事、會做事。
1908年，朱啟鈐任東三省蒙務局督辦。1910年，朱啟鈐任津浦鐵路北段工程總辦，督建濟南濼口黃河大橋、濟南火車站等工程。
辛亥革命後，朱啟鈐在北洋政府做過五任交通總長、三任內務總長，並曾由袁世凱任命為代總理，但朱啟鈐並未就任。曹聚仁說朱啟鈐“會做官”，此言不虛。朱啟鈐經歷了趙（秉鈞）、熊（希齡）、孫（寶琦）、段（祺瑞）、徐（世昌）等內閣，一直維持其閣員的地位，可謂北洋政壇的“不倒翁”。
然而，這位政壇“不倒翁”卻一度迷失在“洪憲帝制”的聲浪中。1915年，楊度、孫毓筠、劉師培等人組織籌安會，為袁世凱復闢帝制製造輿論。朱啟鈐出任“登基大典籌備處長”，與段芝貴、周自齊、樑士詒、張鎮芳、雷辰春、袁乃貴一起，被人並稱為“七小人”。袁世凱死後，朱啟鈐以籌備洪憲帝制大典禍首之一遭通緝，1918年被赦免。在朱啟鈐漫長的一生中，他對自己參與“洪憲帝制”一事從不辯解，從不公開說袁世凱的壞話，也不說袁的好話。即使是章士釗同他談袁世凱，他仍堅持“不能以成敗論英雄”。
1918年，朱啟鈐被北洋政府總統徐世昌委以重任，擔任南北議和的北方總代表。儘管朱啟鈐在議和中以國家安危為重，但軍閥之間勾心鬥角，導致和談破裂。這是朱啟鈐在民國政治舞臺上最後一次擔任重要角色，隨後他基本退出政壇。
從1917年起，朱啟鈐開始在津滬一帶經營實業。並致力於中國古建築、織繡、漆器藝術的研究，“以蠖園為冬居，蠡天小築為消夏之處”。
朱啟鈐先後經辦中興煤礦、中興輪船公司等企業。朱啟鈐是一個傑出的管理人才，在經營上十分重視設備更新和技術改造，並大膽使用技術專家。到1936年中興煤礦產煤量達到173萬噸，從而使中興公司走向以煤為主，煤、焦、電、鋼鐵、農林、鐵路運輸為主船運輸為輔的多種經營的綜合性大企業。朱啟鈐還投資入股了新洋灰公司、開灤礦務局等。
1937年底，在日本侵略者操縱下，以王克敏為首的偽臨時政府成立。但日本人認為王克敏資歷聲望不夠，欲請吳佩孚、朱啟鈐這樣北洋時期的首腦人物出來捧場。遊說不成，進而威逼。朱啟鈐堅決不為所動，頂住各方壓力，堅決拒絕偽政府職務。於是敵偽對他進行迫害，以朱啟鈐住的趙堂子衚衕是警備地區，一般人不宜居住為由，強行徵購了朱啟鈐的住宅。搬家又何妨？朱啟鈐一家隨即移居北總布衚衕，安之若素。在風雨如晦的日子裡，朱啟鈐一直裝病在家，整理文獻，最終迎來抗戰勝利。
朱啟鈐抗戰時期關於貴州資料的信函
1949年初，解放戰爭進入最後階段，朱啟鈐由於對共產黨的政策不怎麼了解，避居上海考慮自己的退路。在北平的周恩來得悉後，馬上請朱啟鈐的同事兼好友章士釗寫信，力勸他留在內地參加新中國建設。信件由著名話劇演員、黨的祕密工作者金山直接送到上海朱啟鈐的寓所，並向他轉告了周恩來的口信。朱啟鈐回京後，黨和政府對朱啟鈐禮遇有加，周恩來特地聘請他出任中央文史研究館館員，以後朱啟鈐又成為為北京市和全國政協委員，同時兼任古代修整所的顧問。
1961年，朱啟鈐90歲生日時，周恩來送來一個大花籃祝壽。1964年，朱啟鈐患感冒，不久併發肺炎，住進了北京醫院。不久後病逝，被安葬在八寶山革命公墓。
朱啟鈐博學多才，著有《哲匠錄》（與瞿兌之、闞鐸合輯） 、《李仲明營造法式》、《蠖園文存》、《存素堂絲繡錄》、《女紅傳徵略》、《絲繡筆記》、《芋香錄詩》、《清內府刻絲書畫考》、《清內府刺繡書畫考》、《漆書》、《紫江朱氏家乘》、《貴州碑傳集（稿本） 》等。主持編印《中國營造學社彙刊》（共七卷）。1927年根據日本傳抄本重新刊刻久已失傳的《髹飾錄》（王世襄曾經受朱啟鈐的交付，註釋此中國惟一的漆工著作，請參閱：【收藏大家】王世襄——京城第一大玩家）。編輯貴州地方文獻也是朱啟鈐的心願，他編輯了《黔南叢書》8種、《清代黔人館選錄》、《劉貴陽遺書》等，晚年傾心編輯《貴陽碑傳集》。
創辦中國營造學社
1919年，對於朱啟鈐來說，是一個人生的轉折點。這一年，他遇到古籍善本《營造法式》。這次偶然發現，成就了中國建築史上的一段佳話，催生了一個龐大的民間學術團體——中國營造學社。
朱啟鈐從上海返回北京，在南京圖書館訪書，從眾多古籍中發現了宋代李誡所著的《營造法式》（丁氏八千樓抄本，請參閱：大收藏家398期：千年丁氏，八千卷樓）。《營造法式》是北宋官方頒佈的一部建築設計、施工的規範書，李誡主持過大量的新建與重修工程，包括王邸、宮殿、辟雍、官衙、太廟等不同類型的建築，積累了豐富的建築技術知識和工程規劃、組織、管理等方面的經驗。朱啟鈐發現後，如獲至寶，這就是他多年以來夢寐以求的古代建築寶典。
朱啟鈐通過江蘇省省長將該書借出，委託商務印書館影印出版，以傳後世，即後人稱之為“丁本”者。但“丁本”輾轉傳抄於紹興版本，錯漏甚多，影繪原圖甚為粗陋。朱啟鈐覺得，這樣珍貴的古籍一定要有可靠的版本，儘可能使它臻於完善，便委託藏書家陶湘刻一個流傳後世的精校本。陶湘是民國的大藏書家、刻書家，所刻書籍，校對精良。陶湘印本的《營造法式》是“丁本”的升級版，彩色套印，前所罕見，在中國古籍之版本研究方面有很高的藝術價值。《營造法式》作為中國建築史上的經典文獻，經過這一番整理刊印，亦倍受國內外建築學界矚目。
民國九年(1920年)《石印宋李明仲營造法式》
1925年，梁啟超將朱啟鈐送他的新版《營造法式》寄給在美國留學的樑思成與林徽因。這本書改變了樑思成和林徽因的學術路徑。後來他們在加拿大渥太華結婚，將日期選定為3月21日，而這正是《營造法式》作者李誡墓碑上刻的日期；兩人的兒子叫“樑從誡”，有“師從李誡”的意思。（最近有學者的研究成果，認為“誡”字是後世誤刻，應為“誠”字，即李誠，根據他的字“明仲”，宋人理學已講誠明之德，故知必為李誠。這個李誠-李誡還曾經向宋徽宗進獻過五馬圖）
1929年，朱啟鈐與陶湘、孟錫鈺等三人倡議成立“營造學社”，1930年，朱啟鈐得到中華教育文化基金董事會的資助，正式成立了“中國營造學社”，由朱啟鈐任社長。為什麼叫“營造學社”，而不是“建築學社”，朱啟鈐說：建築雖然是他研究的重點，但如果侷限於建築本身，那它與文化的關係則不能完全彰顯，所以打破建築範疇而叫營造學社。
學社成立後，樑思成、劉敦楨不約而同地先後加入，這對朱啟鈐來說，如虎添翼。樑思成擔任法式部主任、劉敦楨為文獻部主任。著名建築師楊廷寶、趙深，史學家陳垣，地質學家李四光，考古學家李濟等學界精英赫然在列，一時星光燦爛。從此中國古建築調查、測繪、研究等工作進入正軌。
中國營造學社的成員，行萬里路，讀萬卷書，深入全國15個省份的220多個縣，測繪、調查、拍攝了兩千多座建築。許多現今名揚海內外的珍貴古建築，如應縣木塔、嵩嶽寺塔、薊縣獨樂寺、佛光寺、趙州橋等，都是由中國營造學社首先發現其價值。而樑思成和林徽因的古建築調查廣為人知，後來樑思成的《中國建築史》出版，算是完成了朱啟鈐的夙願。
朱啟鈐先生為中國營造學社所寫的七言對聯：“是斷是度是尋是尺 如切如磋如琢如磨”
朱啟鈐北京舊居位於趙堂子衚衕3號（原甲2號），恰處舊北平“五路通祥”之地，坐北朝南，是一座佔地近3000多平方米的四進四合院。這座宅院是朱啟鈐在20世紀30年代購置的一所未完成的建築，由他自己重新設計並督造。院內的彩畫及建築上的做法，完全按《營造法式》進行，所用木工、彩畫工都是通過吳灜、王繼增聘請的前清造辦處的老工匠。四合院建好後，前半部為中國營造學社辦公，後半部為朱啟鈐先生眷屬居住。1953年，朱啟鈐搬到東四八條111號居住。
朱啟鈐天津舊居在馬場道164增1號，這座具有哥特式建築特徵的別墅是1922年建造的。二層磚木結構樓房，有地下室，紅瓦坡頂，清水磚牆。建築二層設有拱券式開放柱廊，令立面形象十分醒目。此外朱啟鈐一生注重飲食養生，在當時的公館私房菜中，朱家的菜那是有名的。
近代北京城市建設史第一人
在我國近現代史上，朱啟鈐先生第一次對北京舊城作了科學規劃，並進行了歷史上最大規模的改造,被尊為近代北京城市建設史第一人。他第一個提出“修舊如舊”的概念，也第一個頒佈“勝蹟保護條例”。中國的城市從來沒有過行道樹，這個人第一次在北京道路兩旁種上槐樹，沿護城河栽上了楊柳。
1914年，擔任內務總長兼北京市政督辦的朱啟鈐向大總統袁世凱提出《修改京師前三門城垣工程呈》，並聘請德國建築師羅克格制定前門改造計劃。由朱啟鈐主持的正陽門改造工程冒雨正式開工，他手持大總統頒發的特製銀鎬刨下了第一塊城磚。這柄銀鎬重約30兩，紅木手柄上刻有“內務總長朱啟鈐奉大總統命令修改正陽門，爰於1915年6月16日用此器拆去舊城第一磚，俾交通永便。”銀鎬如今珍藏在清華大學建築學院。由於謀劃得當，工程至當年年底便全部完工。現在正陽門箭樓中西合璧的獨特建築裝飾風格，就是那時的成果。該工程打通了京城的東西中軸線，為今天北京城的現代化建設奠定了良好的基礎，這恐怕是當時誰也沒有想到的。
1915年6月16日，內務總長朱啟鈐（中）冒雨主持了前門改造工程開工典禮
民國初年，朱啟鈐就開始規劃“新市區”，最後選擇在先農壇北側地區，建設“模範街區”。高標準的規劃，高標準的建設，高質量地經營，終於建起以永安路為中心的“民國十四條模範街”。至今這十四條街的格局也沒有改變，而且十四條街民國老建築還有一半還在。
民國初立之時，大總統府設在中南海，朱啟鈐把中南海南側的寶月樓下層改建為“新華門”，拆除內側的皇城牆，使大門直通西長安街，又在門內修建了大影壁，在路南建起一排西式風格的花牆。如今新華門已成為中國政權的象徵。
此外，他還先後主持完成了拆舊街千步廊為天安門廣場，拆皇城城垣，改造與打通東西長安街、南北長街與南北池子大街，開通了京城南北方向的交通要道，在南池子和南長街路口，設計建造了富有特色的拱形街門，成為東、西長安街上獨特的景緻。建北京環城鐵路及東西火車站，改造前門城垣，推進南城香廠新市區規劃建設等重大工程。
1914年，朱啟鈐陪同裕隆太后到天安門西側的社稷壇祭祀，看到院內建築破爛不堪，太監們開墾土地種苜蓿草養馬。時任北洋政府內務總長的朱啟鈐發動紳士、商人捐款，將社稷壇開闢為公共公園，命名為“中央公園”，又名“稷園”，即現在的“中山公園”，這是北京有史以來的第一家公園。他把改建正陽門時拆除天安門對面千步廊的木料用於公園建設，並親自規劃指揮，不僅節約了開支，還使舊料得到充分利用。他對園中的千年古柏尤為愛護，逐一登記造冊，並安排妥善管理，這些古柏至今仍鬱鬱蔥蔥，成為公園中的著名景觀。
1914年1月，朱啟鈐呈報袁世凱批准，決定開辦“古物陳列所”，藉以保存瀋陽故宮和承德避暑山莊的國寶文物，並派治格前往瀋陽和承德辦理。治格奉命把運來的文物在故宮外朝太和殿、中和殿、文華殿和武英殿展出。隨後，朱啟鈐又爭取到美國庚子退款20萬元，在故宮鹹安宮舊址新建了文物庫房，這樣，古物陳列所基本具備了後來故宮博物院的雛形。這是中國第一個博物館。1924年11月，馮玉祥將溥儀逐出故宮後，北洋政府成立清室善後委員會，清理故宮資產並籌備成立博物院。1925年10月，故宮博物院正式成立，在故宮內廷展示北京故宮文物。1946年，國民政府將古物陳列所和故宮博物院合而為一，統稱故宮博物院。
古物陳列所
20世紀50年代，人民政府決定擴建天安門廣場，修建人民英雄紀念碑，周恩來特意指示有關部門徵求朱啟鈐的意見。朱啟鈐提出的建議大多被採納，其中有以下幾條：天安門廣場的周圍，不要修建高於天安門城樓的建築；擴建廣場、移動華表時，要注意保護，特別是西邊的那座華表，庚子年時被打壞過，底座有鋼箍，移動時要注意；東西“三座門”之間南面的花牆，是民國初年為了與東交民巷外國的練兵場隔絕，在改建新華門的同時修建的，並非古蹟，可以拆除。
寓公·望族
朱啟鈐寓居天津之後，當時的北戴河逐漸成為避暑勝地，但是全部為洋人控制，即使洋人與當地農民發生糾紛，也要請神父評理。朱啟鈐愛國心切，出資修建觀音寺，鼓勵農民不信洋教；他還出資修建了幾條大馬路，號召天津的寓公在那裡購房置地，創辦地方自治公益會，他自任會長，終於使北戴河形成了華洋對峙的局面。
朱啟鈐和張學良在北戴河開發期間合影
1921年，他作為當時大總統徐世昌的私人代表赴法國接受巴黎大學贈予的文學博士學位，正趕上留法勤工儉學的學生陷入困境，原來，因華法教育會發現留學生中革命思想濃厚，竟不按合同辦事，拒付留學生的補助金。他得知此事後立即私人掏腰包5萬元，當時的留學生公推徐特立寫了一封感謝信當面交給他。
朱啟鈐先後有三位夫人，都是故後續娶的。元配陳光璣生有長子朱沛、長女朱湘筠;陳氏夫人亡故後，續娶於寶珊，共生四子九女，前三子幼殤，只留朱渤(朱海北)一子長成，九女依次為淇筠、淞筠、津筠、湄筠、洛筠、浦筠、沚筠、洪筠、浣筠。於夫人因為生育子女太多，身體不好，於1927年去世。1930年，又續娶許曼頤為夫人。朱家的十小姐，名字都帶一個“筠”字，七小姐浦筠、八小姐沚筠早夭。朱家的幾位大小姐都是當時京津社交場上的明星人物。由於朱啟鈐遊歷過歐美，思想開放，從不限制子女的社交活動，因此朱家小姐們活躍於交際場合，時有朱家“八鳳”之譽。
朱啟鈐及夫人和五個女兒
1931年11月20日，上海《時事新報》發表了馬君武的一首題為《哀瀋陽》的感事詩：“趙四風流朱五狂，翩翩胡蝶最當行。溫柔鄉是英雄冢，哪管東師入瀋陽。”諷刺張學良在“九一八”之夜得知日軍進攻瀋陽北大營時，仍沉迷於歌舞。該詩傳誦一時，張學良背上了“風流將軍”、“不抵抗將軍”的罵名，趙四、朱五、胡蝶更是被視為“紅顏禍水”。多年以後，在香港的一次宴會上，朱湄筠正好碰到馬君武，她拿著個酒杯走了過去，說：“馬先生，你知道我是誰嗎?我就是你詩中所寫的那個朱五啊，來，我敬你一杯，我謝謝你了，你把我變成名人了!”馬君武當時的神態非語言筆墨所能形容，不俟終席匆匆拔腿而去。
朱湄筠題贈朱光沐
中國緙絲收藏第一人
朱啟鈐先生是我國著名的收藏家，從他遺留下的一冊文物賬冊可以看出他收藏文物範圍之廣、內容之豐富。別人收集文物常常只限一兩個品類。他則銅器、瓷器、漆器、木器、竹器、銀器、絲繡、書畫碑帖、古墨、端硯、石章、舊紙以及貴重藥材、名貴陳酒等，無所不藏。朱啟鈐收藏尤以緙絲為最，堪稱“中國緙絲收藏第一人”。
晚年朱啟鈐回憶往事，認為自己的文化素養，尤其是對文物的鑑賞以及古建築、古園林、古玩收藏等方面的知識和興趣，莫不得益於外祖父和母親早年對他的教育和薰陶。朱啟鈐的外祖父傅壽彤嗜好收藏，所藏書畫的包首多是宋錦和緙絲製作而成的，朱母傅夢瓊也擅女紅，常把一些宋錦碎片綴合成香囊荷包等物，家庭的薰染使朱啟鈐幼年便喜歡絲繡。他在《存素堂絲繡錄·弁言》寫道：“童時在外祖家，見法書名畫之帙，多為宋錦繡刻絲，愛其雅麗工緻，眩然莫忘，先慈傅太夫人擅女紅，每侍側，時見綴輯宋錦斷片製為香囊、佩或碎裁花樣作針黹之譜錄。鬥錦之智，穿紗之巧，手澤所存，歷歷至今，如在心目。”
民國初年，朱啟鈐從前清恭親王后人手中購得一批從宋代到清代的緙絲、刺繡珍品，大約280件。這些緙絲多是皇帝御賜，異常名貴。1924年，日本鉅商大昌喜八郎願以100萬大洋的高價收購，但朱啟鈐不為所動，婉言謝絕。私下他對家人說，這批國寶就是賣，也堅決不能賣給外國人。1928年，朱啟鈐將這些藏品一一整理著錄，寫成《存素堂絲繡錄》，並予刊行。
南宋 朱克柔 緙絲山茶蛺蝶圖冊頁
縱25.6 橫25.3釐米
朱啟鈐舊藏 現藏遼寧省博物館
1929年，朱啟鈐組織創建了中國營造學社並影刻宋版《營造法式》，急需經費，第一次想到了出售這批精品，但當時能夠買得起這些緙絲的大多是外國人，朱啟鈐一時十分煩心。這時，與朱啟鈐有姻親關係的張學良（詳情參閱：【收藏大家】張學良——民國“公子收藏家”千金求一字）聞訊後提出由他來接手，於是這批緙絲精品最後以20萬銀元的半送半賣價售給了張學良。出手前朱啟鈐反覆叮囑張學良“不要讓這批珍品流失海外尤其是日本”，張學良不敢稍有大意，隨後就將這批寶物放在他的東北邊業銀行金庫中悉心保存。
“九一八”事變後，日軍佔領了東北，東北邊業銀行落入日本正金銀行之手，這批絲繡自然也遭劫掠。巧的是，朱啟鈐原先有個姓榮的盟弟，“九一八”事變後，這個姓榮的出任偽滿中央銀行的總裁。偽滿中央銀行雖然是日本正金銀行的滿洲支行，但建築極其宏偉，堪比偽滿皇宮。朱啟鈐利用與盟弟的這層友誼，託其暗中設法保護這批國寶，不要失之東瀛。姓榮的滿口答應。他利用其職務上的便利，以“滿洲國”的名義宣佈這批絲繡為國寶，長期儲藏於瀋陽正金銀行的金庫中。1935年將這批國寶交由東京座右寶刊行會以彩色原版和珂羅版精印成《纂組英華》三百部，僅流通一百部，其餘二百部供溥儀的偽滿帝室用於賞賜之用。該書分上下兩冊。共收錄緙絲圖版139幅，每幅圖片之間用水印木蘭花紋紙作隔頁，十分精美，一時在文物界引起轟動。這樣，緙絲的名氣越來越大，世人皆知，日本侵略者急得團團轉，就是無法下手。這批緙絲總算沒有被劫往日本。
《纂組英華》（資料圖）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後，蘇聯紅軍佔領了東北。這年年底，正當蘇軍準備從東北撤退之際，國民政府行政院院長宋子文來到北平公幹，看望了朱啟鈐。朱啟鈐深恐這批緙絲落入蘇軍之手，流出國外，斗膽請宋子文關注這件事，查明下落，設法保護，宋子文過問後告訴朱啟鈐，這批緙絲還在瀋陽。
1946年夏天，東北解放戰爭打響。朱啟鈐擔心戰事一旦波及瀋陽，這批絲繡難免化為灰燼。他趁宋美齡來到北平並即將去東北的時機，託王世襄以“清理戰時文物損失委員會平津辦公處”的名義擬一呈文，交到宋美齡手上，請其務必關心這宗國寶，爭取將其空運到安全的地帶妥善保護。宋美齡到達瀋陽後，專門安排觀賞了這批絲繡，經她出面干涉，將這批緙絲從瀋陽空運到北平，先存放在中央銀行，後又移存北京故宮博物院。
1949年，北京故宮的這批緙絲精品又撥交給當時的東北博物館(今遼寧省博物館)，珍藏至今，成為遼寧省博物館的鎮館之寶。
朱啟鈐也曾陸續不斷從琉璃廠茹古齋、大觀齋蒐集了大量的宋、元、明、清時代的緙絲，其中大部分緙絲作品是經過修補的。但也有一部分保存完好的緙絲。民國十年前後，鑑古齋周杰臣從前門大街祥和成掛貨鋪買來一對鷺鷥臥蓮藍地粉色緙絲掛屏，就是乾隆時代保存良好而無損壞的，並鑲有紅木框。四百元買的，賣給朱啟鈐是一千元。這對掛屏原系山東黃縣丁百萬家中收藏的。
宋~元 緙絲群仙拱壽圖
高38.3 寬22.8釐米
朱啟鈐舊藏 現藏遼寧省博物館
收藏賬冊
朱啟鈐半生收藏中，有清內府舊藏、明代大收藏家項子京（詳情參閱：【收藏大家】項元汴：收藏家也有強迫症，題跋太多遭嫌棄）舊藏、清代安歧（詳情參閱：【收藏大家】販鹽發家的清代鑑藏大家安岐）、樑清標（詳情參閱：【大收藏家】清初鑑藏大家樑清標的稀世珍品）、盛昱等的藏品。其家有一份關於收藏品的文物賬冊，這冊文物賬冊是1939年（民國二十八年）由朱啟鈴先生的孫子朱文極先生根據實物清點筆錄下來的。
朱啟鈴對這賬冊很重視，他經常翻閱，糾正抄錄時的差錯。如書畫項內有“明人繪洛神”一軸，他補註上“麻姑”，以示抄錄方面有誤。文物的去向，如贈與兒女、孫子、親友等，他都記上。特別是“七七事變”以後，他在日本侵略者鐵蹄下，生計斷絕，不得已靠出賣文物為生。他的大批文物就是在這個時候忍痛賣掉的，如帳冊內有用紅印油蓋上鉛字印“三十四年售出”的字樣。朱啟鈴在平、津、滬都有房產，他在三地輪流居住時，文物隨身攜帶轉移，他都有賬在冊。
1944年（民國三十三年）朱文極已不給他記賬，其中“生熟皮張”一項是朱啟鈴自己記的。後來他的二兒媳徐恭如（朱海北先生夫人）替他記了“於夫人皮衣箱”一項、“十小姐（朱浣筠）嫁奩詳單”一項。這些也是重要的資料，因為朱家兒女在二十年代是北京的風雲人物，流傳著很多關於她們的故事。這些文物清單既可以看出朱啟鈴愛女情深，也可以觀察其真實的生活狀況。
朱啟鈴文物賬冊前面有個目錄，目錄內容與其他收藏家不同。一開頭單闢有“紀念”一欄，記下的文物有他任清朝官吏時的珊瑚頂子、藍晶頂子，任北洋政府官員時獲得的中外勳章，袁世凱、徐世昌任總統時贈給他的禮物，出使外國時收受的紀念品，其作用類似今天的禮品陳列館。據朱家的後輩講，他們在兒童時代玩遊戲假扮官員，身上掛的綬帶，佩戴的勳章都是使用這些文物，不用仿製的。還有“茶典紀要”一欄，羅列了各種委任狀、證書之類的文獻資料。
文物賬冊內單有一項“錦繡裁料”，記下了明朝、清朝康熙、乾隆、光緒年間各種織金錦緞，這可能與他曾任清朝官員有關。這些錦緞他多用於裱畫，現在從其子朱海北家牆上掛的字畫中還能看到。
元—明 緙絲牡丹團扇
高22.6 寬26.3釐米
朱啟鈐舊藏 現藏遼寧省博物館
文物賬冊中“書畫字帖”一欄可以看出朱啟鈴父親梓皋公、母親傅太夫人、外祖父傅青餘公、姨母（瞿鴻禨的夫人）都擅書，這當然是朱啟鈐具有很高文化素養的源泉，也是他後來成為大收藏家的起因。文物賬冊中單有“徐總統書畫”一項，北洋總統徐世昌書畫都佳，他為朱啟鈴作了很多書畫，可以看出兩家的密切關係。朱啟鈐是北戴河旅遊基地的開發者，他收藏的書畫作品中就有顏韻伯畫的北戴河雨景，許世英寫的北戴河記遊詩等作品。
朱啟鈴是有名的紫檀木器收藏者，在他的“美術家具”一欄內可以看到各種各樣的紫檀木、紅木傢俱。他的“家藏藥材”收有麝香、牛黃、冬蟲夏草、藏紅花甚至雲南猴結等珍貴藥材，內容很不一般。
從朱啟鈐收藏文物的去向可以看出他的社會關係網。有些收藏他送給了兒女。其中有四女津筠、四女婿吳敬安，六女洛筠，九女婿吳幼權等。然而更多的是送給最小的十女兒浣筠（後去臺灣）和女婿盧致德（臺灣榮民總醫院院長，曾任蔣介石保健醫官）。朱啟鈴第一次會見盧致德時，就送給盧紫晶制西服鈕釦和領針一匣，作為見面禮。朱啟鈐任內外城警察廳廳丞時與同仁堂樂家的樂達義是換帖兄弟，所以賬目記載於民國三十年十二月一日贈樂鬆生（樂達義之子）翡翠蓋紅套料“飛龍”煙壺一件。他也送過宋子文一個雕漆盤盂，贈送徐世昌之弟徐端甫（詳情參閱：大收藏家436期：徐世章，他的捐贈撐起了天津博物館的專項收藏）一些宣紙，邢冕之（即邢贊庭，北京解放後任北京市文史館館長）一些舊紙。他和章士釗友好，先後多次贈給章士釗墨，送給章夫人一些貴重藥材。他的心愛的紫檀木傢俱的精品幾乎全部售與了日偽時期任建設總署督辦的殷同（桐聲）。那時他生活拮据，不得不忍痛出售。朱海北先生曾談起，日本投降以後，朱啟鈐在小市上發現他家的紫檀木傢俱，便又買了回來，解放以後連房產一起賣給了外交部。
關於朱氏收藏的那些名貴華麗的文物，朱氏自己作了詳細的記載，說明它們的去向。從帳冊上看，還剩下相當可觀的珍品，但後來幾乎完全毀於十年浩劫中，這是非常可惜的。
明 韓希孟花鳥圖冊
每開縱25.1 橫23.7釐米
朱啟鈐舊藏 現藏遼寧省博物館
捐贈
1950年，朱啟鈐先生捐獻其所藏明歧陽王李文忠文物246件，文化部頒發獎狀予以表彰。
1951年，朱啟鈐先生向故宮博物院捐獻明、清書畫以及法書、瓷器等文物49項（及元人繪《江山樓閣圖軸》1件）。共計69件。（上述兩條來自故宮博物館官網記載）
他是袁世凱登基大典的主辦人；他是民國代總理，他是張作霖的親家；他是周恩來的忘年交；蔣介石親自為他斟酒；
他是樑思成的前輩；章士釗的老友；他是王世襄的恩師；戴笠是他家的常客，張學良與他合開過公司；
他的外孫是共和國外交部副部長；他的孫子是中國戲曲學院院長；他的女兒們皆為北洋名媛；他是營造學社的創立者；
他是北戴河、中山公園的創始人；他拒絕過日寇的利誘；他將必生的收藏捐獻給了國家；他是北京城改造的第一人；
他經歷了整部中國近代史——他就是朱啟鈐。
朱啟鈐（1872—1964），譜名啟綸，字桂辛、桂莘，號蠖公、蠖園，晚年自號所居曰“勤炳燭齋”。祖籍貴州紫江（今開陽），1872年11月12日生於河南信陽，1964年2月26日卒於北京，享年92歲。他的一生經歷了晚清、北洋政府、國民政府、人民政府四個歷史時期，為我國著名政治家、實業家、古建築學家、收藏家。不過，用王世襄的話來說：“可惜現在的人對他知道的太少，不能理解他的重要性，從學術上來說，他是中國很多學科的奠基人。”
朱啟鈐
亂世能臣，實幹大家
朱氏祖籍江西，世居貴州開州城南永興場（今開陽雙流鎮）。朱啟鈐出身於書香世家，曾祖朱理堂於道光十二年（1832）遊湖南返，主講於省城貴陽正本書院，遂遷於此。祖父朱士熙舉人出身，曾在湖南做過幾任知縣。
朱父名慶墉，號稚皋，秀才出身，師從傅壽彤。朱母為傅壽彤之長女傅夢瓊。傅壽彤，字青餘，號澹叟，貴州貴築（今貴州貴陽市）人，清咸豐三年（1853）進士，改庶吉士，授檢討，歷任河南歸德府、南陽府、開封府，南汝光兵備道，後擢升至河南按察使、布政使。晚退居林下，築"止園"於長沙，居十餘年，著書多種。傅壽彤精於史志、書法、詩詞，與當時政學界的頂極人物均關係密切，是朝野共知的文武全才。傅夢瓊之次妹傅寶瓊適貴築翰林黃國瑾，三妹傅幼瓊適湖南善化瞿鴻禨，瞿鴻禨後為軍機大臣。
光緒元年（公元1875年），朱慶墉返黔參加鄉試，試畢，在返回河南的途中，不幸在貴州玉屏縣乘船觸灘石後溺水而亡，時年三十一歲。當時朱啟鈐年僅三歲，只好與母親生活在外祖父家中。
1891年，瞿鴻禨出任四川學政，朱啟鈐跟隨入川。瞿鴻禨欣賞朱啟鈐天資聰穎、做事精幹、有異於常人的稟賦，遂著意栽培、大力提攜。因為朱啟鈐寫得一筆好字，並且和瞿鴻禨的字相似，瞿鴻禨還讓他替批文案，代擬文書。
1899年，朱啟鈐以知縣銜在上海出口捐局當差，並以此為契機摸熟了進出口貿易和金融商業，學會了與商界洋行打交道。
1902年，在瞿鴻禨的大力舉薦下，30歲的朱啟鈐出任京師大學堂譯學館工程提調及監督。在北京的這段時間，朱啟鈐結識了徐世昌。徐世昌非常欣賞他，給予“穩健幹練，事必果行”的評價，並把他推薦給袁世凱，得到袁世凱的重用。自此，朱啟鈐進入北洋集團，為袁世凱竭盡全力，忠誠效勞。
朱啟鈐（左）、袁世凱（中）、張百熙（右）在京師大學堂譯學館
1905年，大清設立巡警部，徐世昌任尚書，趙秉鈞任右侍郎。朱啟鈐調任巡警部，任北京內城巡警廳廳丞、外城巡警廳廳丞。當時的警察什麼都要管，一身兼任多職，安全、交通、消防、衛生、社保、救濟……朱啟鈐經常騎著馬在京城巡邏，幾乎所有的街道、建築都爛熟於心。
他看到北京夜晚烏黑一片，就試著在街上安裝路燈。但京師某御史以“自家數世夜不燃燈”為由，向皇帝彈劾、控訴，朱啟鈐沒有退卻，照常試驗。曹聚仁在紀念朱啟鈐的文章中透露，朱啟鈐還在外城大柵欄推行過“單行道制”，不過有個人卻自恃皇親國戚，公然違犯規矩，此人就是肅親王善耆的福晉。讓人驚訝的是，朱啟鈐竟敢向皇親國戚開罰單——判罰那福晉十塊銀元，但“居然使肅親王聽了折服，這才施行得很順利”。由此可見，朱啟鈐敢做事、會做事。
1908年，朱啟鈐任東三省蒙務局督辦。1910年，朱啟鈐任津浦鐵路北段工程總辦，督建濟南濼口黃河大橋、濟南火車站等工程。
辛亥革命後，朱啟鈐在北洋政府做過五任交通總長、三任內務總長，並曾由袁世凱任命為代總理，但朱啟鈐並未就任。曹聚仁說朱啟鈐“會做官”，此言不虛。朱啟鈐經歷了趙（秉鈞）、熊（希齡）、孫（寶琦）、段（祺瑞）、徐（世昌）等內閣，一直維持其閣員的地位，可謂北洋政壇的“不倒翁”。
然而，這位政壇“不倒翁”卻一度迷失在“洪憲帝制”的聲浪中。1915年，楊度、孫毓筠、劉師培等人組織籌安會，為袁世凱復闢帝制製造輿論。朱啟鈐出任“登基大典籌備處長”，與段芝貴、周自齊、樑士詒、張鎮芳、雷辰春、袁乃貴一起，被人並稱為“七小人”。袁世凱死後，朱啟鈐以籌備洪憲帝制大典禍首之一遭通緝，1918年被赦免。在朱啟鈐漫長的一生中，他對自己參與“洪憲帝制”一事從不辯解，從不公開說袁世凱的壞話，也不說袁的好話。即使是章士釗同他談袁世凱，他仍堅持“不能以成敗論英雄”。
1918年，朱啟鈐被北洋政府總統徐世昌委以重任，擔任南北議和的北方總代表。儘管朱啟鈐在議和中以國家安危為重，但軍閥之間勾心鬥角，導致和談破裂。這是朱啟鈐在民國政治舞臺上最後一次擔任重要角色，隨後他基本退出政壇。
從1917年起，朱啟鈐開始在津滬一帶經營實業。並致力於中國古建築、織繡、漆器藝術的研究，“以蠖園為冬居，蠡天小築為消夏之處”。
朱啟鈐先後經辦中興煤礦、中興輪船公司等企業。朱啟鈐是一個傑出的管理人才，在經營上十分重視設備更新和技術改造，並大膽使用技術專家。到1936年中興煤礦產煤量達到173萬噸，從而使中興公司走向以煤為主，煤、焦、電、鋼鐵、農林、鐵路運輸為主船運輸為輔的多種經營的綜合性大企業。朱啟鈐還投資入股了新洋灰公司、開灤礦務局等。
1937年底，在日本侵略者操縱下，以王克敏為首的偽臨時政府成立。但日本人認為王克敏資歷聲望不夠，欲請吳佩孚、朱啟鈐這樣北洋時期的首腦人物出來捧場。遊說不成，進而威逼。朱啟鈐堅決不為所動，頂住各方壓力，堅決拒絕偽政府職務。於是敵偽對他進行迫害，以朱啟鈐住的趙堂子衚衕是警備地區，一般人不宜居住為由，強行徵購了朱啟鈐的住宅。搬家又何妨？朱啟鈐一家隨即移居北總布衚衕，安之若素。在風雨如晦的日子裡，朱啟鈐一直裝病在家，整理文獻，最終迎來抗戰勝利。
朱啟鈐抗戰時期關於貴州資料的信函
1949年初，解放戰爭進入最後階段，朱啟鈐由於對共產黨的政策不怎麼了解，避居上海考慮自己的退路。在北平的周恩來得悉後，馬上請朱啟鈐的同事兼好友章士釗寫信，力勸他留在內地參加新中國建設。信件由著名話劇演員、黨的祕密工作者金山直接送到上海朱啟鈐的寓所，並向他轉告了周恩來的口信。朱啟鈐回京後，黨和政府對朱啟鈐禮遇有加，周恩來特地聘請他出任中央文史研究館館員，以後朱啟鈐又成為為北京市和全國政協委員，同時兼任古代修整所的顧問。
1961年，朱啟鈐90歲生日時，周恩來送來一個大花籃祝壽。1964年，朱啟鈐患感冒，不久併發肺炎，住進了北京醫院。不久後病逝，被安葬在八寶山革命公墓。
朱啟鈐博學多才，著有《哲匠錄》（與瞿兌之、闞鐸合輯） 、《李仲明營造法式》、《蠖園文存》、《存素堂絲繡錄》、《女紅傳徵略》、《絲繡筆記》、《芋香錄詩》、《清內府刻絲書畫考》、《清內府刺繡書畫考》、《漆書》、《紫江朱氏家乘》、《貴州碑傳集（稿本） 》等。主持編印《中國營造學社彙刊》（共七卷）。1927年根據日本傳抄本重新刊刻久已失傳的《髹飾錄》（王世襄曾經受朱啟鈐的交付，註釋此中國惟一的漆工著作，請參閱：【收藏大家】王世襄——京城第一大玩家）。編輯貴州地方文獻也是朱啟鈐的心願，他編輯了《黔南叢書》8種、《清代黔人館選錄》、《劉貴陽遺書》等，晚年傾心編輯《貴陽碑傳集》。
創辦中國營造學社
1919年，對於朱啟鈐來說，是一個人生的轉折點。這一年，他遇到古籍善本《營造法式》。這次偶然發現，成就了中國建築史上的一段佳話，催生了一個龐大的民間學術團體——中國營造學社。
朱啟鈐從上海返回北京，在南京圖書館訪書，從眾多古籍中發現了宋代李誡所著的《營造法式》（丁氏八千樓抄本，請參閱：大收藏家398期：千年丁氏，八千卷樓）。《營造法式》是北宋官方頒佈的一部建築設計、施工的規範書，李誡主持過大量的新建與重修工程，包括王邸、宮殿、辟雍、官衙、太廟等不同類型的建築，積累了豐富的建築技術知識和工程規劃、組織、管理等方面的經驗。朱啟鈐發現後，如獲至寶，這就是他多年以來夢寐以求的古代建築寶典。
朱啟鈐通過江蘇省省長將該書借出，委託商務印書館影印出版，以傳後世，即後人稱之為“丁本”者。但“丁本”輾轉傳抄於紹興版本，錯漏甚多，影繪原圖甚為粗陋。朱啟鈐覺得，這樣珍貴的古籍一定要有可靠的版本，儘可能使它臻於完善，便委託藏書家陶湘刻一個流傳後世的精校本。陶湘是民國的大藏書家、刻書家，所刻書籍，校對精良。陶湘印本的《營造法式》是“丁本”的升級版，彩色套印，前所罕見，在中國古籍之版本研究方面有很高的藝術價值。《營造法式》作為中國建築史上的經典文獻，經過這一番整理刊印，亦倍受國內外建築學界矚目。
民國九年(1920年)《石印宋李明仲營造法式》
1925年，梁啟超將朱啟鈐送他的新版《營造法式》寄給在美國留學的樑思成與林徽因。這本書改變了樑思成和林徽因的學術路徑。後來他們在加拿大渥太華結婚，將日期選定為3月21日，而這正是《營造法式》作者李誡墓碑上刻的日期；兩人的兒子叫“樑從誡”，有“師從李誡”的意思。（最近有學者的研究成果，認為“誡”字是後世誤刻，應為“誠”字，即李誠，根據他的字“明仲”，宋人理學已講誠明之德，故知必為李誠。這個李誠-李誡還曾經向宋徽宗進獻過五馬圖）
1929年，朱啟鈐與陶湘、孟錫鈺等三人倡議成立“營造學社”，1930年，朱啟鈐得到中華教育文化基金董事會的資助，正式成立了“中國營造學社”，由朱啟鈐任社長。為什麼叫“營造學社”，而不是“建築學社”，朱啟鈐說：建築雖然是他研究的重點，但如果侷限於建築本身，那它與文化的關係則不能完全彰顯，所以打破建築範疇而叫營造學社。
學社成立後，樑思成、劉敦楨不約而同地先後加入，這對朱啟鈐來說，如虎添翼。樑思成擔任法式部主任、劉敦楨為文獻部主任。著名建築師楊廷寶、趙深，史學家陳垣，地質學家李四光，考古學家李濟等學界精英赫然在列，一時星光燦爛。從此中國古建築調查、測繪、研究等工作進入正軌。
中國營造學社的成員，行萬里路，讀萬卷書，深入全國15個省份的220多個縣，測繪、調查、拍攝了兩千多座建築。許多現今名揚海內外的珍貴古建築，如應縣木塔、嵩嶽寺塔、薊縣獨樂寺、佛光寺、趙州橋等，都是由中國營造學社首先發現其價值。而樑思成和林徽因的古建築調查廣為人知，後來樑思成的《中國建築史》出版，算是完成了朱啟鈐的夙願。
朱啟鈐先生為中國營造學社所寫的七言對聯：“是斷是度是尋是尺 如切如磋如琢如磨”
朱啟鈐北京舊居位於趙堂子衚衕3號（原甲2號），恰處舊北平“五路通祥”之地，坐北朝南，是一座佔地近3000多平方米的四進四合院。這座宅院是朱啟鈐在20世紀30年代購置的一所未完成的建築，由他自己重新設計並督造。院內的彩畫及建築上的做法，完全按《營造法式》進行，所用木工、彩畫工都是通過吳灜、王繼增聘請的前清造辦處的老工匠。四合院建好後，前半部為中國營造學社辦公，後半部為朱啟鈐先生眷屬居住。1953年，朱啟鈐搬到東四八條111號居住。
朱啟鈐天津舊居在馬場道164增1號，這座具有哥特式建築特徵的別墅是1922年建造的。二層磚木結構樓房，有地下室，紅瓦坡頂，清水磚牆。建築二層設有拱券式開放柱廊，令立面形象十分醒目。此外朱啟鈐一生注重飲食養生，在當時的公館私房菜中，朱家的菜那是有名的。
近代北京城市建設史第一人
在我國近現代史上，朱啟鈐先生第一次對北京舊城作了科學規劃，並進行了歷史上最大規模的改造,被尊為近代北京城市建設史第一人。他第一個提出“修舊如舊”的概念，也第一個頒佈“勝蹟保護條例”。中國的城市從來沒有過行道樹，這個人第一次在北京道路兩旁種上槐樹，沿護城河栽上了楊柳。
1914年，擔任內務總長兼北京市政督辦的朱啟鈐向大總統袁世凱提出《修改京師前三門城垣工程呈》，並聘請德國建築師羅克格制定前門改造計劃。由朱啟鈐主持的正陽門改造工程冒雨正式開工，他手持大總統頒發的特製銀鎬刨下了第一塊城磚。這柄銀鎬重約30兩，紅木手柄上刻有“內務總長朱啟鈐奉大總統命令修改正陽門，爰於1915年6月16日用此器拆去舊城第一磚，俾交通永便。”銀鎬如今珍藏在清華大學建築學院。由於謀劃得當，工程至當年年底便全部完工。現在正陽門箭樓中西合璧的獨特建築裝飾風格，就是那時的成果。該工程打通了京城的東西中軸線，為今天北京城的現代化建設奠定了良好的基礎，這恐怕是當時誰也沒有想到的。
1915年6月16日，內務總長朱啟鈐（中）冒雨主持了前門改造工程開工典禮
民國初年，朱啟鈐就開始規劃“新市區”，最後選擇在先農壇北側地區，建設“模範街區”。高標準的規劃，高標準的建設，高質量地經營，終於建起以永安路為中心的“民國十四條模範街”。至今這十四條街的格局也沒有改變，而且十四條街民國老建築還有一半還在。
民國初立之時，大總統府設在中南海，朱啟鈐把中南海南側的寶月樓下層改建為“新華門”，拆除內側的皇城牆，使大門直通西長安街，又在門內修建了大影壁，在路南建起一排西式風格的花牆。如今新華門已成為中國政權的象徵。
此外，他還先後主持完成了拆舊街千步廊為天安門廣場，拆皇城城垣，改造與打通東西長安街、南北長街與南北池子大街，開通了京城南北方向的交通要道，在南池子和南長街路口，設計建造了富有特色的拱形街門，成為東、西長安街上獨特的景緻。建北京環城鐵路及東西火車站，改造前門城垣，推進南城香廠新市區規劃建設等重大工程。
1914年，朱啟鈐陪同裕隆太后到天安門西側的社稷壇祭祀，看到院內建築破爛不堪，太監們開墾土地種苜蓿草養馬。時任北洋政府內務總長的朱啟鈐發動紳士、商人捐款，將社稷壇開闢為公共公園，命名為“中央公園”，又名“稷園”，即現在的“中山公園”，這是北京有史以來的第一家公園。他把改建正陽門時拆除天安門對面千步廊的木料用於公園建設，並親自規劃指揮，不僅節約了開支，還使舊料得到充分利用。他對園中的千年古柏尤為愛護，逐一登記造冊，並安排妥善管理，這些古柏至今仍鬱鬱蔥蔥，成為公園中的著名景觀。
1914年1月，朱啟鈐呈報袁世凱批准，決定開辦“古物陳列所”，藉以保存瀋陽故宮和承德避暑山莊的國寶文物，並派治格前往瀋陽和承德辦理。治格奉命把運來的文物在故宮外朝太和殿、中和殿、文華殿和武英殿展出。隨後，朱啟鈐又爭取到美國庚子退款20萬元，在故宮鹹安宮舊址新建了文物庫房，這樣，古物陳列所基本具備了後來故宮博物院的雛形。這是中國第一個博物館。1924年11月，馮玉祥將溥儀逐出故宮後，北洋政府成立清室善後委員會，清理故宮資產並籌備成立博物院。1925年10月，故宮博物院正式成立，在故宮內廷展示北京故宮文物。1946年，國民政府將古物陳列所和故宮博物院合而為一，統稱故宮博物院。
古物陳列所
20世紀50年代，人民政府決定擴建天安門廣場，修建人民英雄紀念碑，周恩來特意指示有關部門徵求朱啟鈐的意見。朱啟鈐提出的建議大多被採納，其中有以下幾條：天安門廣場的周圍，不要修建高於天安門城樓的建築；擴建廣場、移動華表時，要注意保護，特別是西邊的那座華表，庚子年時被打壞過，底座有鋼箍，移動時要注意；東西“三座門”之間南面的花牆，是民國初年為了與東交民巷外國的練兵場隔絕，在改建新華門的同時修建的，並非古蹟，可以拆除。
寓公·望族
朱啟鈐寓居天津之後，當時的北戴河逐漸成為避暑勝地，但是全部為洋人控制，即使洋人與當地農民發生糾紛，也要請神父評理。朱啟鈐愛國心切，出資修建觀音寺，鼓勵農民不信洋教；他還出資修建了幾條大馬路，號召天津的寓公在那裡購房置地，創辦地方自治公益會，他自任會長，終於使北戴河形成了華洋對峙的局面。
朱啟鈐和張學良在北戴河開發期間合影
1921年，他作為當時大總統徐世昌的私人代表赴法國接受巴黎大學贈予的文學博士學位，正趕上留法勤工儉學的學生陷入困境，原來，因華法教育會發現留學生中革命思想濃厚，竟不按合同辦事，拒付留學生的補助金。他得知此事後立即私人掏腰包5萬元，當時的留學生公推徐特立寫了一封感謝信當面交給他。
朱啟鈐先後有三位夫人，都是故後續娶的。元配陳光璣生有長子朱沛、長女朱湘筠;陳氏夫人亡故後，續娶於寶珊，共生四子九女，前三子幼殤，只留朱渤(朱海北)一子長成，九女依次為淇筠、淞筠、津筠、湄筠、洛筠、浦筠、沚筠、洪筠、浣筠。於夫人因為生育子女太多，身體不好，於1927年去世。1930年，又續娶許曼頤為夫人。朱家的十小姐，名字都帶一個“筠”字，七小姐浦筠、八小姐沚筠早夭。朱家的幾位大小姐都是當時京津社交場上的明星人物。由於朱啟鈐遊歷過歐美，思想開放，從不限制子女的社交活動，因此朱家小姐們活躍於交際場合，時有朱家“八鳳”之譽。
朱啟鈐及夫人和五個女兒
1931年11月20日，上海《時事新報》發表了馬君武的一首題為《哀瀋陽》的感事詩：“趙四風流朱五狂，翩翩胡蝶最當行。溫柔鄉是英雄冢，哪管東師入瀋陽。”諷刺張學良在“九一八”之夜得知日軍進攻瀋陽北大營時，仍沉迷於歌舞。該詩傳誦一時，張學良背上了“風流將軍”、“不抵抗將軍”的罵名，趙四、朱五、胡蝶更是被視為“紅顏禍水”。多年以後，在香港的一次宴會上，朱湄筠正好碰到馬君武，她拿著個酒杯走了過去，說：“馬先生，你知道我是誰嗎?我就是你詩中所寫的那個朱五啊，來，我敬你一杯，我謝謝你了，你把我變成名人了!”馬君武當時的神態非語言筆墨所能形容，不俟終席匆匆拔腿而去。
朱湄筠題贈朱光沐
中國緙絲收藏第一人
朱啟鈐先生是我國著名的收藏家，從他遺留下的一冊文物賬冊可以看出他收藏文物範圍之廣、內容之豐富。別人收集文物常常只限一兩個品類。他則銅器、瓷器、漆器、木器、竹器、銀器、絲繡、書畫碑帖、古墨、端硯、石章、舊紙以及貴重藥材、名貴陳酒等，無所不藏。朱啟鈐收藏尤以緙絲為最，堪稱“中國緙絲收藏第一人”。
晚年朱啟鈐回憶往事，認為自己的文化素養，尤其是對文物的鑑賞以及古建築、古園林、古玩收藏等方面的知識和興趣，莫不得益於外祖父和母親早年對他的教育和薰陶。朱啟鈐的外祖父傅壽彤嗜好收藏，所藏書畫的包首多是宋錦和緙絲製作而成的，朱母傅夢瓊也擅女紅，常把一些宋錦碎片綴合成香囊荷包等物，家庭的薰染使朱啟鈐幼年便喜歡絲繡。他在《存素堂絲繡錄·弁言》寫道：“童時在外祖家，見法書名畫之帙，多為宋錦繡刻絲，愛其雅麗工緻，眩然莫忘，先慈傅太夫人擅女紅，每侍側，時見綴輯宋錦斷片製為香囊、佩或碎裁花樣作針黹之譜錄。鬥錦之智，穿紗之巧，手澤所存，歷歷至今，如在心目。”
民國初年，朱啟鈐從前清恭親王后人手中購得一批從宋代到清代的緙絲、刺繡珍品，大約280件。這些緙絲多是皇帝御賜，異常名貴。1924年，日本鉅商大昌喜八郎願以100萬大洋的高價收購，但朱啟鈐不為所動，婉言謝絕。私下他對家人說，這批國寶就是賣，也堅決不能賣給外國人。1928年，朱啟鈐將這些藏品一一整理著錄，寫成《存素堂絲繡錄》，並予刊行。
南宋 朱克柔 緙絲山茶蛺蝶圖冊頁
縱25.6 橫25.3釐米
朱啟鈐舊藏 現藏遼寧省博物館
1929年，朱啟鈐組織創建了中國營造學社並影刻宋版《營造法式》，急需經費，第一次想到了出售這批精品，但當時能夠買得起這些緙絲的大多是外國人，朱啟鈐一時十分煩心。這時，與朱啟鈐有姻親關係的張學良（詳情參閱：【收藏大家】張學良——民國“公子收藏家”千金求一字）聞訊後提出由他來接手，於是這批緙絲精品最後以20萬銀元的半送半賣價售給了張學良。出手前朱啟鈐反覆叮囑張學良“不要讓這批珍品流失海外尤其是日本”，張學良不敢稍有大意，隨後就將這批寶物放在他的東北邊業銀行金庫中悉心保存。
“九一八”事變後，日軍佔領了東北，東北邊業銀行落入日本正金銀行之手，這批絲繡自然也遭劫掠。巧的是，朱啟鈐原先有個姓榮的盟弟，“九一八”事變後，這個姓榮的出任偽滿中央銀行的總裁。偽滿中央銀行雖然是日本正金銀行的滿洲支行，但建築極其宏偉，堪比偽滿皇宮。朱啟鈐利用與盟弟的這層友誼，託其暗中設法保護這批國寶，不要失之東瀛。姓榮的滿口答應。他利用其職務上的便利，以“滿洲國”的名義宣佈這批絲繡為國寶，長期儲藏於瀋陽正金銀行的金庫中。1935年將這批國寶交由東京座右寶刊行會以彩色原版和珂羅版精印成《纂組英華》三百部，僅流通一百部，其餘二百部供溥儀的偽滿帝室用於賞賜之用。該書分上下兩冊。共收錄緙絲圖版139幅，每幅圖片之間用水印木蘭花紋紙作隔頁，十分精美，一時在文物界引起轟動。這樣，緙絲的名氣越來越大，世人皆知，日本侵略者急得團團轉，就是無法下手。這批緙絲總算沒有被劫往日本。
《纂組英華》（資料圖）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後，蘇聯紅軍佔領了東北。這年年底，正當蘇軍準備從東北撤退之際，國民政府行政院院長宋子文來到北平公幹，看望了朱啟鈐。朱啟鈐深恐這批緙絲落入蘇軍之手，流出國外，斗膽請宋子文關注這件事，查明下落，設法保護，宋子文過問後告訴朱啟鈐，這批緙絲還在瀋陽。
1946年夏天，東北解放戰爭打響。朱啟鈐擔心戰事一旦波及瀋陽，這批絲繡難免化為灰燼。他趁宋美齡來到北平並即將去東北的時機，託王世襄以“清理戰時文物損失委員會平津辦公處”的名義擬一呈文，交到宋美齡手上，請其務必關心這宗國寶，爭取將其空運到安全的地帶妥善保護。宋美齡到達瀋陽後，專門安排觀賞了這批絲繡，經她出面干涉，將這批緙絲從瀋陽空運到北平，先存放在中央銀行，後又移存北京故宮博物院。
1949年，北京故宮的這批緙絲精品又撥交給當時的東北博物館(今遼寧省博物館)，珍藏至今，成為遼寧省博物館的鎮館之寶。
朱啟鈐也曾陸續不斷從琉璃廠茹古齋、大觀齋蒐集了大量的宋、元、明、清時代的緙絲，其中大部分緙絲作品是經過修補的。但也有一部分保存完好的緙絲。民國十年前後，鑑古齋周杰臣從前門大街祥和成掛貨鋪買來一對鷺鷥臥蓮藍地粉色緙絲掛屏，就是乾隆時代保存良好而無損壞的，並鑲有紅木框。四百元買的，賣給朱啟鈐是一千元。這對掛屏原系山東黃縣丁百萬家中收藏的。
宋~元 緙絲群仙拱壽圖
高38.3 寬22.8釐米
朱啟鈐舊藏 現藏遼寧省博物館
收藏賬冊
朱啟鈐半生收藏中，有清內府舊藏、明代大收藏家項子京（詳情參閱：【收藏大家】項元汴：收藏家也有強迫症，題跋太多遭嫌棄）舊藏、清代安歧（詳情參閱：【收藏大家】販鹽發家的清代鑑藏大家安岐）、樑清標（詳情參閱：【大收藏家】清初鑑藏大家樑清標的稀世珍品）、盛昱等的藏品。其家有一份關於收藏品的文物賬冊，這冊文物賬冊是1939年（民國二十八年）由朱啟鈴先生的孫子朱文極先生根據實物清點筆錄下來的。
朱啟鈴對這賬冊很重視，他經常翻閱，糾正抄錄時的差錯。如書畫項內有“明人繪洛神”一軸，他補註上“麻姑”，以示抄錄方面有誤。文物的去向，如贈與兒女、孫子、親友等，他都記上。特別是“七七事變”以後，他在日本侵略者鐵蹄下，生計斷絕，不得已靠出賣文物為生。他的大批文物就是在這個時候忍痛賣掉的，如帳冊內有用紅印油蓋上鉛字印“三十四年售出”的字樣。朱啟鈴在平、津、滬都有房產，他在三地輪流居住時，文物隨身攜帶轉移，他都有賬在冊。
1944年（民國三十三年）朱文極已不給他記賬，其中“生熟皮張”一項是朱啟鈴自己記的。後來他的二兒媳徐恭如（朱海北先生夫人）替他記了“於夫人皮衣箱”一項、“十小姐（朱浣筠）嫁奩詳單”一項。這些也是重要的資料，因為朱家兒女在二十年代是北京的風雲人物，流傳著很多關於她們的故事。這些文物清單既可以看出朱啟鈴愛女情深，也可以觀察其真實的生活狀況。
朱啟鈴文物賬冊前面有個目錄，目錄內容與其他收藏家不同。一開頭單闢有“紀念”一欄，記下的文物有他任清朝官吏時的珊瑚頂子、藍晶頂子，任北洋政府官員時獲得的中外勳章，袁世凱、徐世昌任總統時贈給他的禮物，出使外國時收受的紀念品，其作用類似今天的禮品陳列館。據朱家的後輩講，他們在兒童時代玩遊戲假扮官員，身上掛的綬帶，佩戴的勳章都是使用這些文物，不用仿製的。還有“茶典紀要”一欄，羅列了各種委任狀、證書之類的文獻資料。
文物賬冊內單有一項“錦繡裁料”，記下了明朝、清朝康熙、乾隆、光緒年間各種織金錦緞，這可能與他曾任清朝官員有關。這些錦緞他多用於裱畫，現在從其子朱海北家牆上掛的字畫中還能看到。
元—明 緙絲牡丹團扇
高22.6 寬26.3釐米
朱啟鈐舊藏 現藏遼寧省博物館
文物賬冊中“書畫字帖”一欄可以看出朱啟鈴父親梓皋公、母親傅太夫人、外祖父傅青餘公、姨母（瞿鴻禨的夫人）都擅書，這當然是朱啟鈐具有很高文化素養的源泉，也是他後來成為大收藏家的起因。文物賬冊中單有“徐總統書畫”一項，北洋總統徐世昌書畫都佳，他為朱啟鈴作了很多書畫，可以看出兩家的密切關係。朱啟鈐是北戴河旅遊基地的開發者，他收藏的書畫作品中就有顏韻伯畫的北戴河雨景，許世英寫的北戴河記遊詩等作品。
朱啟鈴是有名的紫檀木器收藏者，在他的“美術家具”一欄內可以看到各種各樣的紫檀木、紅木傢俱。他的“家藏藥材”收有麝香、牛黃、冬蟲夏草、藏紅花甚至雲南猴結等珍貴藥材，內容很不一般。
從朱啟鈐收藏文物的去向可以看出他的社會關係網。有些收藏他送給了兒女。其中有四女津筠、四女婿吳敬安，六女洛筠，九女婿吳幼權等。然而更多的是送給最小的十女兒浣筠（後去臺灣）和女婿盧致德（臺灣榮民總醫院院長，曾任蔣介石保健醫官）。朱啟鈴第一次會見盧致德時，就送給盧紫晶制西服鈕釦和領針一匣，作為見面禮。朱啟鈐任內外城警察廳廳丞時與同仁堂樂家的樂達義是換帖兄弟，所以賬目記載於民國三十年十二月一日贈樂鬆生（樂達義之子）翡翠蓋紅套料“飛龍”煙壺一件。他也送過宋子文一個雕漆盤盂，贈送徐世昌之弟徐端甫（詳情參閱：大收藏家436期：徐世章，他的捐贈撐起了天津博物館的專項收藏）一些宣紙，邢冕之（即邢贊庭，北京解放後任北京市文史館館長）一些舊紙。他和章士釗友好，先後多次贈給章士釗墨，送給章夫人一些貴重藥材。他的心愛的紫檀木傢俱的精品幾乎全部售與了日偽時期任建設總署督辦的殷同（桐聲）。那時他生活拮据，不得不忍痛出售。朱海北先生曾談起，日本投降以後，朱啟鈐在小市上發現他家的紫檀木傢俱，便又買了回來，解放以後連房產一起賣給了外交部。
關於朱氏收藏的那些名貴華麗的文物，朱氏自己作了詳細的記載，說明它們的去向。從帳冊上看，還剩下相當可觀的珍品，但後來幾乎完全毀於十年浩劫中，這是非常可惜的。
明 韓希孟花鳥圖冊
每開縱25.1 橫23.7釐米
朱啟鈐舊藏 現藏遼寧省博物館
捐贈
1950年，朱啟鈐先生捐獻其所藏明歧陽王李文忠文物246件，文化部頒發獎狀予以表彰。
1951年，朱啟鈐先生向故宮博物院捐獻明、清書畫以及法書、瓷器等文物49項（及元人繪《江山樓閣圖軸》1件）。共計69件。（上述兩條來自故宮博物館官網記載）
朱啟鈐先生
朱啟鈐非常喜歡藏書，還特別留意地方文獻，有藏書樓曰“存素堂”。“存素堂”藏書大致分為三類：
一是貴州地方文獻，編有《存素堂入藏圖書黔籍之部目錄》1冊，著錄黔人文獻有400餘種。
二為建築學方面的書籍。在經營營造學社期間，收藏河渠、建築等類圖書，自稱：“河漕為經國大猷，工官之掌錄，幕客之祕籍，方州文獻，臣僚奏議，故家架藏，往往而出”。編撰有《存素堂入藏圖書河渠之部目錄》1冊，著錄有400餘種，是研究中國水利史必備資料。
三是邊疆史地資料。如邊疆史地書籍中有光緒年間外務部主事何藻翔撰的《藏語》，記錄光緒三十二年（1906）張蔭棠等在西藏處理與英國、印度交涉的經過。
1953年7月2日，他一次性向北京圖書館捐贈了《周易正義》等619部圖書，以及《遜文恭公遺書》等689部貴州地方文獻。由於對家鄉貴州的眷戀之情，還要求將“捐贈北京圖書館的圖書中的黔人黔宦著作轉交貴州”。
1960年，朱啟鈐又向家人囑託：百年後將平生收藏有關貴州文獻、圖書贈給貴州省博物館及貴州省圖書館。1962年11月，貴州有關人員前往北京，接受了這批文物圖書捐贈。
他是袁世凱登基大典的主辦人；他是民國代總理，他是張作霖的親家；他是周恩來的忘年交；蔣介石親自為他斟酒；
他是樑思成的前輩；章士釗的老友；他是王世襄的恩師；戴笠是他家的常客，張學良與他合開過公司；
他的外孫是共和國外交部副部長；他的孫子是中國戲曲學院院長；他的女兒們皆為北洋名媛；他是營造學社的創立者；
他是北戴河、中山公園的創始人；他拒絕過日寇的利誘；他將必生的收藏捐獻給了國家；他是北京城改造的第一人；
他經歷了整部中國近代史——他就是朱啟鈐。
朱啟鈐（1872—1964），譜名啟綸，字桂辛、桂莘，號蠖公、蠖園，晚年自號所居曰“勤炳燭齋”。祖籍貴州紫江（今開陽），1872年11月12日生於河南信陽，1964年2月26日卒於北京，享年92歲。他的一生經歷了晚清、北洋政府、國民政府、人民政府四個歷史時期，為我國著名政治家、實業家、古建築學家、收藏家。不過，用王世襄的話來說：“可惜現在的人對他知道的太少，不能理解他的重要性，從學術上來說，他是中國很多學科的奠基人。”
朱啟鈐
亂世能臣，實幹大家
朱氏祖籍江西，世居貴州開州城南永興場（今開陽雙流鎮）。朱啟鈐出身於書香世家，曾祖朱理堂於道光十二年（1832）遊湖南返，主講於省城貴陽正本書院，遂遷於此。祖父朱士熙舉人出身，曾在湖南做過幾任知縣。
朱父名慶墉，號稚皋，秀才出身，師從傅壽彤。朱母為傅壽彤之長女傅夢瓊。傅壽彤，字青餘，號澹叟，貴州貴築（今貴州貴陽市）人，清咸豐三年（1853）進士，改庶吉士，授檢討，歷任河南歸德府、南陽府、開封府，南汝光兵備道，後擢升至河南按察使、布政使。晚退居林下，築"止園"於長沙，居十餘年，著書多種。傅壽彤精於史志、書法、詩詞，與當時政學界的頂極人物均關係密切，是朝野共知的文武全才。傅夢瓊之次妹傅寶瓊適貴築翰林黃國瑾，三妹傅幼瓊適湖南善化瞿鴻禨，瞿鴻禨後為軍機大臣。
光緒元年（公元1875年），朱慶墉返黔參加鄉試，試畢，在返回河南的途中，不幸在貴州玉屏縣乘船觸灘石後溺水而亡，時年三十一歲。當時朱啟鈐年僅三歲，只好與母親生活在外祖父家中。
1891年，瞿鴻禨出任四川學政，朱啟鈐跟隨入川。瞿鴻禨欣賞朱啟鈐天資聰穎、做事精幹、有異於常人的稟賦，遂著意栽培、大力提攜。因為朱啟鈐寫得一筆好字，並且和瞿鴻禨的字相似，瞿鴻禨還讓他替批文案，代擬文書。
1899年，朱啟鈐以知縣銜在上海出口捐局當差，並以此為契機摸熟了進出口貿易和金融商業，學會了與商界洋行打交道。
1902年，在瞿鴻禨的大力舉薦下，30歲的朱啟鈐出任京師大學堂譯學館工程提調及監督。在北京的這段時間，朱啟鈐結識了徐世昌。徐世昌非常欣賞他，給予“穩健幹練，事必果行”的評價，並把他推薦給袁世凱，得到袁世凱的重用。自此，朱啟鈐進入北洋集團，為袁世凱竭盡全力，忠誠效勞。
朱啟鈐（左）、袁世凱（中）、張百熙（右）在京師大學堂譯學館
1905年，大清設立巡警部，徐世昌任尚書，趙秉鈞任右侍郎。朱啟鈐調任巡警部，任北京內城巡警廳廳丞、外城巡警廳廳丞。當時的警察什麼都要管，一身兼任多職，安全、交通、消防、衛生、社保、救濟……朱啟鈐經常騎著馬在京城巡邏，幾乎所有的街道、建築都爛熟於心。
他看到北京夜晚烏黑一片，就試著在街上安裝路燈。但京師某御史以“自家數世夜不燃燈”為由，向皇帝彈劾、控訴，朱啟鈐沒有退卻，照常試驗。曹聚仁在紀念朱啟鈐的文章中透露，朱啟鈐還在外城大柵欄推行過“單行道制”，不過有個人卻自恃皇親國戚，公然違犯規矩，此人就是肅親王善耆的福晉。讓人驚訝的是，朱啟鈐竟敢向皇親國戚開罰單——判罰那福晉十塊銀元，但“居然使肅親王聽了折服，這才施行得很順利”。由此可見，朱啟鈐敢做事、會做事。
1908年，朱啟鈐任東三省蒙務局督辦。1910年，朱啟鈐任津浦鐵路北段工程總辦，督建濟南濼口黃河大橋、濟南火車站等工程。
辛亥革命後，朱啟鈐在北洋政府做過五任交通總長、三任內務總長，並曾由袁世凱任命為代總理，但朱啟鈐並未就任。曹聚仁說朱啟鈐“會做官”，此言不虛。朱啟鈐經歷了趙（秉鈞）、熊（希齡）、孫（寶琦）、段（祺瑞）、徐（世昌）等內閣，一直維持其閣員的地位，可謂北洋政壇的“不倒翁”。
然而，這位政壇“不倒翁”卻一度迷失在“洪憲帝制”的聲浪中。1915年，楊度、孫毓筠、劉師培等人組織籌安會，為袁世凱復闢帝制製造輿論。朱啟鈐出任“登基大典籌備處長”，與段芝貴、周自齊、樑士詒、張鎮芳、雷辰春、袁乃貴一起，被人並稱為“七小人”。袁世凱死後，朱啟鈐以籌備洪憲帝制大典禍首之一遭通緝，1918年被赦免。在朱啟鈐漫長的一生中，他對自己參與“洪憲帝制”一事從不辯解，從不公開說袁世凱的壞話，也不說袁的好話。即使是章士釗同他談袁世凱，他仍堅持“不能以成敗論英雄”。
1918年，朱啟鈐被北洋政府總統徐世昌委以重任，擔任南北議和的北方總代表。儘管朱啟鈐在議和中以國家安危為重，但軍閥之間勾心鬥角，導致和談破裂。這是朱啟鈐在民國政治舞臺上最後一次擔任重要角色，隨後他基本退出政壇。
從1917年起，朱啟鈐開始在津滬一帶經營實業。並致力於中國古建築、織繡、漆器藝術的研究，“以蠖園為冬居，蠡天小築為消夏之處”。
朱啟鈐先後經辦中興煤礦、中興輪船公司等企業。朱啟鈐是一個傑出的管理人才，在經營上十分重視設備更新和技術改造，並大膽使用技術專家。到1936年中興煤礦產煤量達到173萬噸，從而使中興公司走向以煤為主，煤、焦、電、鋼鐵、農林、鐵路運輸為主船運輸為輔的多種經營的綜合性大企業。朱啟鈐還投資入股了新洋灰公司、開灤礦務局等。
1937年底，在日本侵略者操縱下，以王克敏為首的偽臨時政府成立。但日本人認為王克敏資歷聲望不夠，欲請吳佩孚、朱啟鈐這樣北洋時期的首腦人物出來捧場。遊說不成，進而威逼。朱啟鈐堅決不為所動，頂住各方壓力，堅決拒絕偽政府職務。於是敵偽對他進行迫害，以朱啟鈐住的趙堂子衚衕是警備地區，一般人不宜居住為由，強行徵購了朱啟鈐的住宅。搬家又何妨？朱啟鈐一家隨即移居北總布衚衕，安之若素。在風雨如晦的日子裡，朱啟鈐一直裝病在家，整理文獻，最終迎來抗戰勝利。
朱啟鈐抗戰時期關於貴州資料的信函
1949年初，解放戰爭進入最後階段，朱啟鈐由於對共產黨的政策不怎麼了解，避居上海考慮自己的退路。在北平的周恩來得悉後，馬上請朱啟鈐的同事兼好友章士釗寫信，力勸他留在內地參加新中國建設。信件由著名話劇演員、黨的祕密工作者金山直接送到上海朱啟鈐的寓所，並向他轉告了周恩來的口信。朱啟鈐回京後，黨和政府對朱啟鈐禮遇有加，周恩來特地聘請他出任中央文史研究館館員，以後朱啟鈐又成為為北京市和全國政協委員，同時兼任古代修整所的顧問。
1961年，朱啟鈐90歲生日時，周恩來送來一個大花籃祝壽。1964年，朱啟鈐患感冒，不久併發肺炎，住進了北京醫院。不久後病逝，被安葬在八寶山革命公墓。
朱啟鈐博學多才，著有《哲匠錄》（與瞿兌之、闞鐸合輯） 、《李仲明營造法式》、《蠖園文存》、《存素堂絲繡錄》、《女紅傳徵略》、《絲繡筆記》、《芋香錄詩》、《清內府刻絲書畫考》、《清內府刺繡書畫考》、《漆書》、《紫江朱氏家乘》、《貴州碑傳集（稿本） 》等。主持編印《中國營造學社彙刊》（共七卷）。1927年根據日本傳抄本重新刊刻久已失傳的《髹飾錄》（王世襄曾經受朱啟鈐的交付，註釋此中國惟一的漆工著作，請參閱：【收藏大家】王世襄——京城第一大玩家）。編輯貴州地方文獻也是朱啟鈐的心願，他編輯了《黔南叢書》8種、《清代黔人館選錄》、《劉貴陽遺書》等，晚年傾心編輯《貴陽碑傳集》。
創辦中國營造學社
1919年，對於朱啟鈐來說，是一個人生的轉折點。這一年，他遇到古籍善本《營造法式》。這次偶然發現，成就了中國建築史上的一段佳話，催生了一個龐大的民間學術團體——中國營造學社。
朱啟鈐從上海返回北京，在南京圖書館訪書，從眾多古籍中發現了宋代李誡所著的《營造法式》（丁氏八千樓抄本，請參閱：大收藏家398期：千年丁氏，八千卷樓）。《營造法式》是北宋官方頒佈的一部建築設計、施工的規範書，李誡主持過大量的新建與重修工程，包括王邸、宮殿、辟雍、官衙、太廟等不同類型的建築，積累了豐富的建築技術知識和工程規劃、組織、管理等方面的經驗。朱啟鈐發現後，如獲至寶，這就是他多年以來夢寐以求的古代建築寶典。
朱啟鈐通過江蘇省省長將該書借出，委託商務印書館影印出版，以傳後世，即後人稱之為“丁本”者。但“丁本”輾轉傳抄於紹興版本，錯漏甚多，影繪原圖甚為粗陋。朱啟鈐覺得，這樣珍貴的古籍一定要有可靠的版本，儘可能使它臻於完善，便委託藏書家陶湘刻一個流傳後世的精校本。陶湘是民國的大藏書家、刻書家，所刻書籍，校對精良。陶湘印本的《營造法式》是“丁本”的升級版，彩色套印，前所罕見，在中國古籍之版本研究方面有很高的藝術價值。《營造法式》作為中國建築史上的經典文獻，經過這一番整理刊印，亦倍受國內外建築學界矚目。
民國九年(1920年)《石印宋李明仲營造法式》
1925年，梁啟超將朱啟鈐送他的新版《營造法式》寄給在美國留學的樑思成與林徽因。這本書改變了樑思成和林徽因的學術路徑。後來他們在加拿大渥太華結婚，將日期選定為3月21日，而這正是《營造法式》作者李誡墓碑上刻的日期；兩人的兒子叫“樑從誡”，有“師從李誡”的意思。（最近有學者的研究成果，認為“誡”字是後世誤刻，應為“誠”字，即李誠，根據他的字“明仲”，宋人理學已講誠明之德，故知必為李誠。這個李誠-李誡還曾經向宋徽宗進獻過五馬圖）
1929年，朱啟鈐與陶湘、孟錫鈺等三人倡議成立“營造學社”，1930年，朱啟鈐得到中華教育文化基金董事會的資助，正式成立了“中國營造學社”，由朱啟鈐任社長。為什麼叫“營造學社”，而不是“建築學社”，朱啟鈐說：建築雖然是他研究的重點，但如果侷限於建築本身，那它與文化的關係則不能完全彰顯，所以打破建築範疇而叫營造學社。
學社成立後，樑思成、劉敦楨不約而同地先後加入，這對朱啟鈐來說，如虎添翼。樑思成擔任法式部主任、劉敦楨為文獻部主任。著名建築師楊廷寶、趙深，史學家陳垣，地質學家李四光，考古學家李濟等學界精英赫然在列，一時星光燦爛。從此中國古建築調查、測繪、研究等工作進入正軌。
中國營造學社的成員，行萬里路，讀萬卷書，深入全國15個省份的220多個縣，測繪、調查、拍攝了兩千多座建築。許多現今名揚海內外的珍貴古建築，如應縣木塔、嵩嶽寺塔、薊縣獨樂寺、佛光寺、趙州橋等，都是由中國營造學社首先發現其價值。而樑思成和林徽因的古建築調查廣為人知，後來樑思成的《中國建築史》出版，算是完成了朱啟鈐的夙願。
朱啟鈐先生為中國營造學社所寫的七言對聯：“是斷是度是尋是尺 如切如磋如琢如磨”
朱啟鈐北京舊居位於趙堂子衚衕3號（原甲2號），恰處舊北平“五路通祥”之地，坐北朝南，是一座佔地近3000多平方米的四進四合院。這座宅院是朱啟鈐在20世紀30年代購置的一所未完成的建築，由他自己重新設計並督造。院內的彩畫及建築上的做法，完全按《營造法式》進行，所用木工、彩畫工都是通過吳灜、王繼增聘請的前清造辦處的老工匠。四合院建好後，前半部為中國營造學社辦公，後半部為朱啟鈐先生眷屬居住。1953年，朱啟鈐搬到東四八條111號居住。
朱啟鈐天津舊居在馬場道164增1號，這座具有哥特式建築特徵的別墅是1922年建造的。二層磚木結構樓房，有地下室，紅瓦坡頂，清水磚牆。建築二層設有拱券式開放柱廊，令立面形象十分醒目。此外朱啟鈐一生注重飲食養生，在當時的公館私房菜中，朱家的菜那是有名的。
近代北京城市建設史第一人
在我國近現代史上，朱啟鈐先生第一次對北京舊城作了科學規劃，並進行了歷史上最大規模的改造,被尊為近代北京城市建設史第一人。他第一個提出“修舊如舊”的概念，也第一個頒佈“勝蹟保護條例”。中國的城市從來沒有過行道樹，這個人第一次在北京道路兩旁種上槐樹，沿護城河栽上了楊柳。
1914年，擔任內務總長兼北京市政督辦的朱啟鈐向大總統袁世凱提出《修改京師前三門城垣工程呈》，並聘請德國建築師羅克格制定前門改造計劃。由朱啟鈐主持的正陽門改造工程冒雨正式開工，他手持大總統頒發的特製銀鎬刨下了第一塊城磚。這柄銀鎬重約30兩，紅木手柄上刻有“內務總長朱啟鈐奉大總統命令修改正陽門，爰於1915年6月16日用此器拆去舊城第一磚，俾交通永便。”銀鎬如今珍藏在清華大學建築學院。由於謀劃得當，工程至當年年底便全部完工。現在正陽門箭樓中西合璧的獨特建築裝飾風格，就是那時的成果。該工程打通了京城的東西中軸線，為今天北京城的現代化建設奠定了良好的基礎，這恐怕是當時誰也沒有想到的。
1915年6月16日，內務總長朱啟鈐（中）冒雨主持了前門改造工程開工典禮
民國初年，朱啟鈐就開始規劃“新市區”，最後選擇在先農壇北側地區，建設“模範街區”。高標準的規劃，高標準的建設，高質量地經營，終於建起以永安路為中心的“民國十四條模範街”。至今這十四條街的格局也沒有改變，而且十四條街民國老建築還有一半還在。
民國初立之時，大總統府設在中南海，朱啟鈐把中南海南側的寶月樓下層改建為“新華門”，拆除內側的皇城牆，使大門直通西長安街，又在門內修建了大影壁，在路南建起一排西式風格的花牆。如今新華門已成為中國政權的象徵。
此外，他還先後主持完成了拆舊街千步廊為天安門廣場，拆皇城城垣，改造與打通東西長安街、南北長街與南北池子大街，開通了京城南北方向的交通要道，在南池子和南長街路口，設計建造了富有特色的拱形街門，成為東、西長安街上獨特的景緻。建北京環城鐵路及東西火車站，改造前門城垣，推進南城香廠新市區規劃建設等重大工程。
1914年，朱啟鈐陪同裕隆太后到天安門西側的社稷壇祭祀，看到院內建築破爛不堪，太監們開墾土地種苜蓿草養馬。時任北洋政府內務總長的朱啟鈐發動紳士、商人捐款，將社稷壇開闢為公共公園，命名為“中央公園”，又名“稷園”，即現在的“中山公園”，這是北京有史以來的第一家公園。他把改建正陽門時拆除天安門對面千步廊的木料用於公園建設，並親自規劃指揮，不僅節約了開支，還使舊料得到充分利用。他對園中的千年古柏尤為愛護，逐一登記造冊，並安排妥善管理，這些古柏至今仍鬱鬱蔥蔥，成為公園中的著名景觀。
1914年1月，朱啟鈐呈報袁世凱批准，決定開辦“古物陳列所”，藉以保存瀋陽故宮和承德避暑山莊的國寶文物，並派治格前往瀋陽和承德辦理。治格奉命把運來的文物在故宮外朝太和殿、中和殿、文華殿和武英殿展出。隨後，朱啟鈐又爭取到美國庚子退款20萬元，在故宮鹹安宮舊址新建了文物庫房，這樣，古物陳列所基本具備了後來故宮博物院的雛形。這是中國第一個博物館。1924年11月，馮玉祥將溥儀逐出故宮後，北洋政府成立清室善後委員會，清理故宮資產並籌備成立博物院。1925年10月，故宮博物院正式成立，在故宮內廷展示北京故宮文物。1946年，國民政府將古物陳列所和故宮博物院合而為一，統稱故宮博物院。
古物陳列所
20世紀50年代，人民政府決定擴建天安門廣場，修建人民英雄紀念碑，周恩來特意指示有關部門徵求朱啟鈐的意見。朱啟鈐提出的建議大多被採納，其中有以下幾條：天安門廣場的周圍，不要修建高於天安門城樓的建築；擴建廣場、移動華表時，要注意保護，特別是西邊的那座華表，庚子年時被打壞過，底座有鋼箍，移動時要注意；東西“三座門”之間南面的花牆，是民國初年為了與東交民巷外國的練兵場隔絕，在改建新華門的同時修建的，並非古蹟，可以拆除。
寓公·望族
朱啟鈐寓居天津之後，當時的北戴河逐漸成為避暑勝地，但是全部為洋人控制，即使洋人與當地農民發生糾紛，也要請神父評理。朱啟鈐愛國心切，出資修建觀音寺，鼓勵農民不信洋教；他還出資修建了幾條大馬路，號召天津的寓公在那裡購房置地，創辦地方自治公益會，他自任會長，終於使北戴河形成了華洋對峙的局面。
朱啟鈐和張學良在北戴河開發期間合影
1921年，他作為當時大總統徐世昌的私人代表赴法國接受巴黎大學贈予的文學博士學位，正趕上留法勤工儉學的學生陷入困境，原來，因華法教育會發現留學生中革命思想濃厚，竟不按合同辦事，拒付留學生的補助金。他得知此事後立即私人掏腰包5萬元，當時的留學生公推徐特立寫了一封感謝信當面交給他。
朱啟鈐先後有三位夫人，都是故後續娶的。元配陳光璣生有長子朱沛、長女朱湘筠;陳氏夫人亡故後，續娶於寶珊，共生四子九女，前三子幼殤，只留朱渤(朱海北)一子長成，九女依次為淇筠、淞筠、津筠、湄筠、洛筠、浦筠、沚筠、洪筠、浣筠。於夫人因為生育子女太多，身體不好，於1927年去世。1930年，又續娶許曼頤為夫人。朱家的十小姐，名字都帶一個“筠”字，七小姐浦筠、八小姐沚筠早夭。朱家的幾位大小姐都是當時京津社交場上的明星人物。由於朱啟鈐遊歷過歐美，思想開放，從不限制子女的社交活動，因此朱家小姐們活躍於交際場合，時有朱家“八鳳”之譽。
朱啟鈐及夫人和五個女兒
1931年11月20日，上海《時事新報》發表了馬君武的一首題為《哀瀋陽》的感事詩：“趙四風流朱五狂，翩翩胡蝶最當行。溫柔鄉是英雄冢，哪管東師入瀋陽。”諷刺張學良在“九一八”之夜得知日軍進攻瀋陽北大營時，仍沉迷於歌舞。該詩傳誦一時，張學良背上了“風流將軍”、“不抵抗將軍”的罵名，趙四、朱五、胡蝶更是被視為“紅顏禍水”。多年以後，在香港的一次宴會上，朱湄筠正好碰到馬君武，她拿著個酒杯走了過去，說：“馬先生，你知道我是誰嗎?我就是你詩中所寫的那個朱五啊，來，我敬你一杯，我謝謝你了，你把我變成名人了!”馬君武當時的神態非語言筆墨所能形容，不俟終席匆匆拔腿而去。
朱湄筠題贈朱光沐
中國緙絲收藏第一人
朱啟鈐先生是我國著名的收藏家，從他遺留下的一冊文物賬冊可以看出他收藏文物範圍之廣、內容之豐富。別人收集文物常常只限一兩個品類。他則銅器、瓷器、漆器、木器、竹器、銀器、絲繡、書畫碑帖、古墨、端硯、石章、舊紙以及貴重藥材、名貴陳酒等，無所不藏。朱啟鈐收藏尤以緙絲為最，堪稱“中國緙絲收藏第一人”。
晚年朱啟鈐回憶往事，認為自己的文化素養，尤其是對文物的鑑賞以及古建築、古園林、古玩收藏等方面的知識和興趣，莫不得益於外祖父和母親早年對他的教育和薰陶。朱啟鈐的外祖父傅壽彤嗜好收藏，所藏書畫的包首多是宋錦和緙絲製作而成的，朱母傅夢瓊也擅女紅，常把一些宋錦碎片綴合成香囊荷包等物，家庭的薰染使朱啟鈐幼年便喜歡絲繡。他在《存素堂絲繡錄·弁言》寫道：“童時在外祖家，見法書名畫之帙，多為宋錦繡刻絲，愛其雅麗工緻，眩然莫忘，先慈傅太夫人擅女紅，每侍側，時見綴輯宋錦斷片製為香囊、佩或碎裁花樣作針黹之譜錄。鬥錦之智，穿紗之巧，手澤所存，歷歷至今，如在心目。”
民國初年，朱啟鈐從前清恭親王后人手中購得一批從宋代到清代的緙絲、刺繡珍品，大約280件。這些緙絲多是皇帝御賜，異常名貴。1924年，日本鉅商大昌喜八郎願以100萬大洋的高價收購，但朱啟鈐不為所動，婉言謝絕。私下他對家人說，這批國寶就是賣，也堅決不能賣給外國人。1928年，朱啟鈐將這些藏品一一整理著錄，寫成《存素堂絲繡錄》，並予刊行。
南宋 朱克柔 緙絲山茶蛺蝶圖冊頁
縱25.6 橫25.3釐米
朱啟鈐舊藏 現藏遼寧省博物館
1929年，朱啟鈐組織創建了中國營造學社並影刻宋版《營造法式》，急需經費，第一次想到了出售這批精品，但當時能夠買得起這些緙絲的大多是外國人，朱啟鈐一時十分煩心。這時，與朱啟鈐有姻親關係的張學良（詳情參閱：【收藏大家】張學良——民國“公子收藏家”千金求一字）聞訊後提出由他來接手，於是這批緙絲精品最後以20萬銀元的半送半賣價售給了張學良。出手前朱啟鈐反覆叮囑張學良“不要讓這批珍品流失海外尤其是日本”，張學良不敢稍有大意，隨後就將這批寶物放在他的東北邊業銀行金庫中悉心保存。
“九一八”事變後，日軍佔領了東北，東北邊業銀行落入日本正金銀行之手，這批絲繡自然也遭劫掠。巧的是，朱啟鈐原先有個姓榮的盟弟，“九一八”事變後，這個姓榮的出任偽滿中央銀行的總裁。偽滿中央銀行雖然是日本正金銀行的滿洲支行，但建築極其宏偉，堪比偽滿皇宮。朱啟鈐利用與盟弟的這層友誼，託其暗中設法保護這批國寶，不要失之東瀛。姓榮的滿口答應。他利用其職務上的便利，以“滿洲國”的名義宣佈這批絲繡為國寶，長期儲藏於瀋陽正金銀行的金庫中。1935年將這批國寶交由東京座右寶刊行會以彩色原版和珂羅版精印成《纂組英華》三百部，僅流通一百部，其餘二百部供溥儀的偽滿帝室用於賞賜之用。該書分上下兩冊。共收錄緙絲圖版139幅，每幅圖片之間用水印木蘭花紋紙作隔頁，十分精美，一時在文物界引起轟動。這樣，緙絲的名氣越來越大，世人皆知，日本侵略者急得團團轉，就是無法下手。這批緙絲總算沒有被劫往日本。
《纂組英華》（資料圖）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後，蘇聯紅軍佔領了東北。這年年底，正當蘇軍準備從東北撤退之際，國民政府行政院院長宋子文來到北平公幹，看望了朱啟鈐。朱啟鈐深恐這批緙絲落入蘇軍之手，流出國外，斗膽請宋子文關注這件事，查明下落，設法保護，宋子文過問後告訴朱啟鈐，這批緙絲還在瀋陽。
1946年夏天，東北解放戰爭打響。朱啟鈐擔心戰事一旦波及瀋陽，這批絲繡難免化為灰燼。他趁宋美齡來到北平並即將去東北的時機，託王世襄以“清理戰時文物損失委員會平津辦公處”的名義擬一呈文，交到宋美齡手上，請其務必關心這宗國寶，爭取將其空運到安全的地帶妥善保護。宋美齡到達瀋陽後，專門安排觀賞了這批絲繡，經她出面干涉，將這批緙絲從瀋陽空運到北平，先存放在中央銀行，後又移存北京故宮博物院。
1949年，北京故宮的這批緙絲精品又撥交給當時的東北博物館(今遼寧省博物館)，珍藏至今，成為遼寧省博物館的鎮館之寶。
朱啟鈐也曾陸續不斷從琉璃廠茹古齋、大觀齋蒐集了大量的宋、元、明、清時代的緙絲，其中大部分緙絲作品是經過修補的。但也有一部分保存完好的緙絲。民國十年前後，鑑古齋周杰臣從前門大街祥和成掛貨鋪買來一對鷺鷥臥蓮藍地粉色緙絲掛屏，就是乾隆時代保存良好而無損壞的，並鑲有紅木框。四百元買的，賣給朱啟鈐是一千元。這對掛屏原系山東黃縣丁百萬家中收藏的。
宋~元 緙絲群仙拱壽圖
高38.3 寬22.8釐米
朱啟鈐舊藏 現藏遼寧省博物館
收藏賬冊
朱啟鈐半生收藏中，有清內府舊藏、明代大收藏家項子京（詳情參閱：【收藏大家】項元汴：收藏家也有強迫症，題跋太多遭嫌棄）舊藏、清代安歧（詳情參閱：【收藏大家】販鹽發家的清代鑑藏大家安岐）、樑清標（詳情參閱：【大收藏家】清初鑑藏大家樑清標的稀世珍品）、盛昱等的藏品。其家有一份關於收藏品的文物賬冊，這冊文物賬冊是1939年（民國二十八年）由朱啟鈴先生的孫子朱文極先生根據實物清點筆錄下來的。
朱啟鈴對這賬冊很重視，他經常翻閱，糾正抄錄時的差錯。如書畫項內有“明人繪洛神”一軸，他補註上“麻姑”，以示抄錄方面有誤。文物的去向，如贈與兒女、孫子、親友等，他都記上。特別是“七七事變”以後，他在日本侵略者鐵蹄下，生計斷絕，不得已靠出賣文物為生。他的大批文物就是在這個時候忍痛賣掉的，如帳冊內有用紅印油蓋上鉛字印“三十四年售出”的字樣。朱啟鈴在平、津、滬都有房產，他在三地輪流居住時，文物隨身攜帶轉移，他都有賬在冊。
1944年（民國三十三年）朱文極已不給他記賬，其中“生熟皮張”一項是朱啟鈴自己記的。後來他的二兒媳徐恭如（朱海北先生夫人）替他記了“於夫人皮衣箱”一項、“十小姐（朱浣筠）嫁奩詳單”一項。這些也是重要的資料，因為朱家兒女在二十年代是北京的風雲人物，流傳著很多關於她們的故事。這些文物清單既可以看出朱啟鈴愛女情深，也可以觀察其真實的生活狀況。
朱啟鈴文物賬冊前面有個目錄，目錄內容與其他收藏家不同。一開頭單闢有“紀念”一欄，記下的文物有他任清朝官吏時的珊瑚頂子、藍晶頂子，任北洋政府官員時獲得的中外勳章，袁世凱、徐世昌任總統時贈給他的禮物，出使外國時收受的紀念品，其作用類似今天的禮品陳列館。據朱家的後輩講，他們在兒童時代玩遊戲假扮官員，身上掛的綬帶，佩戴的勳章都是使用這些文物，不用仿製的。還有“茶典紀要”一欄，羅列了各種委任狀、證書之類的文獻資料。
文物賬冊內單有一項“錦繡裁料”，記下了明朝、清朝康熙、乾隆、光緒年間各種織金錦緞，這可能與他曾任清朝官員有關。這些錦緞他多用於裱畫，現在從其子朱海北家牆上掛的字畫中還能看到。
元—明 緙絲牡丹團扇
高22.6 寬26.3釐米
朱啟鈐舊藏 現藏遼寧省博物館
文物賬冊中“書畫字帖”一欄可以看出朱啟鈴父親梓皋公、母親傅太夫人、外祖父傅青餘公、姨母（瞿鴻禨的夫人）都擅書，這當然是朱啟鈐具有很高文化素養的源泉，也是他後來成為大收藏家的起因。文物賬冊中單有“徐總統書畫”一項，北洋總統徐世昌書畫都佳，他為朱啟鈴作了很多書畫，可以看出兩家的密切關係。朱啟鈐是北戴河旅遊基地的開發者，他收藏的書畫作品中就有顏韻伯畫的北戴河雨景，許世英寫的北戴河記遊詩等作品。
朱啟鈴是有名的紫檀木器收藏者，在他的“美術家具”一欄內可以看到各種各樣的紫檀木、紅木傢俱。他的“家藏藥材”收有麝香、牛黃、冬蟲夏草、藏紅花甚至雲南猴結等珍貴藥材，內容很不一般。
從朱啟鈐收藏文物的去向可以看出他的社會關係網。有些收藏他送給了兒女。其中有四女津筠、四女婿吳敬安，六女洛筠，九女婿吳幼權等。然而更多的是送給最小的十女兒浣筠（後去臺灣）和女婿盧致德（臺灣榮民總醫院院長，曾任蔣介石保健醫官）。朱啟鈴第一次會見盧致德時，就送給盧紫晶制西服鈕釦和領針一匣，作為見面禮。朱啟鈐任內外城警察廳廳丞時與同仁堂樂家的樂達義是換帖兄弟，所以賬目記載於民國三十年十二月一日贈樂鬆生（樂達義之子）翡翠蓋紅套料“飛龍”煙壺一件。他也送過宋子文一個雕漆盤盂，贈送徐世昌之弟徐端甫（詳情參閱：大收藏家436期：徐世章，他的捐贈撐起了天津博物館的專項收藏）一些宣紙，邢冕之（即邢贊庭，北京解放後任北京市文史館館長）一些舊紙。他和章士釗友好，先後多次贈給章士釗墨，送給章夫人一些貴重藥材。他的心愛的紫檀木傢俱的精品幾乎全部售與了日偽時期任建設總署督辦的殷同（桐聲）。那時他生活拮据，不得不忍痛出售。朱海北先生曾談起，日本投降以後，朱啟鈐在小市上發現他家的紫檀木傢俱，便又買了回來，解放以後連房產一起賣給了外交部。
關於朱氏收藏的那些名貴華麗的文物，朱氏自己作了詳細的記載，說明它們的去向。從帳冊上看，還剩下相當可觀的珍品，但後來幾乎完全毀於十年浩劫中，這是非常可惜的。
明 韓希孟花鳥圖冊
每開縱25.1 橫23.7釐米
朱啟鈐舊藏 現藏遼寧省博物館
捐贈
1950年，朱啟鈐先生捐獻其所藏明歧陽王李文忠文物246件，文化部頒發獎狀予以表彰。
1951年，朱啟鈐先生向故宮博物院捐獻明、清書畫以及法書、瓷器等文物49項（及元人繪《江山樓閣圖軸》1件）。共計69件。（上述兩條來自故宮博物館官網記載）
朱啟鈐先生
朱啟鈐非常喜歡藏書，還特別留意地方文獻，有藏書樓曰“存素堂”。“存素堂”藏書大致分為三類：
一是貴州地方文獻，編有《存素堂入藏圖書黔籍之部目錄》1冊，著錄黔人文獻有400餘種。
二為建築學方面的書籍。在經營營造學社期間，收藏河渠、建築等類圖書，自稱：“河漕為經國大猷，工官之掌錄，幕客之祕籍，方州文獻，臣僚奏議，故家架藏，往往而出”。編撰有《存素堂入藏圖書河渠之部目錄》1冊，著錄有400餘種，是研究中國水利史必備資料。
三是邊疆史地資料。如邊疆史地書籍中有光緒年間外務部主事何藻翔撰的《藏語》，記錄光緒三十二年（1906）張蔭棠等在西藏處理與英國、印度交涉的經過。
1953年7月2日，他一次性向北京圖書館捐贈了《周易正義》等619部圖書，以及《遜文恭公遺書》等689部貴州地方文獻。由於對家鄉貴州的眷戀之情，還要求將“捐贈北京圖書館的圖書中的黔人黔宦著作轉交貴州”。
1960年，朱啟鈐又向家人囑託：百年後將平生收藏有關貴州文獻、圖書贈給貴州省博物館及貴州省圖書館。1962年11月，貴州有關人員前往北京，接受了這批文物圖書捐贈。
清 李白 夜宴桃李園圖（緙絲 ）
高136 寬70.8釐米
朱啟鈐舊藏 現藏遼寧省博物館
兩代總理
朱啟鈐年長周恩來近三十歲，他們二人在不同的時代都擔任過政府總理，周恩來尊重朱啟鈐，朱啟鈐佩服周恩來。剛解放，周恩來就派人將朱老接到北京。
他是袁世凱登基大典的主辦人；他是民國代總理，他是張作霖的親家；他是周恩來的忘年交；蔣介石親自為他斟酒；
他是樑思成的前輩；章士釗的老友；他是王世襄的恩師；戴笠是他家的常客，張學良與他合開過公司；
他的外孫是共和國外交部副部長；他的孫子是中國戲曲學院院長；他的女兒們皆為北洋名媛；他是營造學社的創立者；
他是北戴河、中山公園的創始人；他拒絕過日寇的利誘；他將必生的收藏捐獻給了國家；他是北京城改造的第一人；
他經歷了整部中國近代史——他就是朱啟鈐。
朱啟鈐（1872—1964），譜名啟綸，字桂辛、桂莘，號蠖公、蠖園，晚年自號所居曰“勤炳燭齋”。祖籍貴州紫江（今開陽），1872年11月12日生於河南信陽，1964年2月26日卒於北京，享年92歲。他的一生經歷了晚清、北洋政府、國民政府、人民政府四個歷史時期，為我國著名政治家、實業家、古建築學家、收藏家。不過，用王世襄的話來說：“可惜現在的人對他知道的太少，不能理解他的重要性，從學術上來說，他是中國很多學科的奠基人。”
朱啟鈐
亂世能臣，實幹大家
朱氏祖籍江西，世居貴州開州城南永興場（今開陽雙流鎮）。朱啟鈐出身於書香世家，曾祖朱理堂於道光十二年（1832）遊湖南返，主講於省城貴陽正本書院，遂遷於此。祖父朱士熙舉人出身，曾在湖南做過幾任知縣。
朱父名慶墉，號稚皋，秀才出身，師從傅壽彤。朱母為傅壽彤之長女傅夢瓊。傅壽彤，字青餘，號澹叟，貴州貴築（今貴州貴陽市）人，清咸豐三年（1853）進士，改庶吉士，授檢討，歷任河南歸德府、南陽府、開封府，南汝光兵備道，後擢升至河南按察使、布政使。晚退居林下，築"止園"於長沙，居十餘年，著書多種。傅壽彤精於史志、書法、詩詞，與當時政學界的頂極人物均關係密切，是朝野共知的文武全才。傅夢瓊之次妹傅寶瓊適貴築翰林黃國瑾，三妹傅幼瓊適湖南善化瞿鴻禨，瞿鴻禨後為軍機大臣。
光緒元年（公元1875年），朱慶墉返黔參加鄉試，試畢，在返回河南的途中，不幸在貴州玉屏縣乘船觸灘石後溺水而亡，時年三十一歲。當時朱啟鈐年僅三歲，只好與母親生活在外祖父家中。
1891年，瞿鴻禨出任四川學政，朱啟鈐跟隨入川。瞿鴻禨欣賞朱啟鈐天資聰穎、做事精幹、有異於常人的稟賦，遂著意栽培、大力提攜。因為朱啟鈐寫得一筆好字，並且和瞿鴻禨的字相似，瞿鴻禨還讓他替批文案，代擬文書。
1899年，朱啟鈐以知縣銜在上海出口捐局當差，並以此為契機摸熟了進出口貿易和金融商業，學會了與商界洋行打交道。
1902年，在瞿鴻禨的大力舉薦下，30歲的朱啟鈐出任京師大學堂譯學館工程提調及監督。在北京的這段時間，朱啟鈐結識了徐世昌。徐世昌非常欣賞他，給予“穩健幹練，事必果行”的評價，並把他推薦給袁世凱，得到袁世凱的重用。自此，朱啟鈐進入北洋集團，為袁世凱竭盡全力，忠誠效勞。
朱啟鈐（左）、袁世凱（中）、張百熙（右）在京師大學堂譯學館
1905年，大清設立巡警部，徐世昌任尚書，趙秉鈞任右侍郎。朱啟鈐調任巡警部，任北京內城巡警廳廳丞、外城巡警廳廳丞。當時的警察什麼都要管，一身兼任多職，安全、交通、消防、衛生、社保、救濟……朱啟鈐經常騎著馬在京城巡邏，幾乎所有的街道、建築都爛熟於心。
他看到北京夜晚烏黑一片，就試著在街上安裝路燈。但京師某御史以“自家數世夜不燃燈”為由，向皇帝彈劾、控訴，朱啟鈐沒有退卻，照常試驗。曹聚仁在紀念朱啟鈐的文章中透露，朱啟鈐還在外城大柵欄推行過“單行道制”，不過有個人卻自恃皇親國戚，公然違犯規矩，此人就是肅親王善耆的福晉。讓人驚訝的是，朱啟鈐竟敢向皇親國戚開罰單——判罰那福晉十塊銀元，但“居然使肅親王聽了折服，這才施行得很順利”。由此可見，朱啟鈐敢做事、會做事。
1908年，朱啟鈐任東三省蒙務局督辦。1910年，朱啟鈐任津浦鐵路北段工程總辦，督建濟南濼口黃河大橋、濟南火車站等工程。
辛亥革命後，朱啟鈐在北洋政府做過五任交通總長、三任內務總長，並曾由袁世凱任命為代總理，但朱啟鈐並未就任。曹聚仁說朱啟鈐“會做官”，此言不虛。朱啟鈐經歷了趙（秉鈞）、熊（希齡）、孫（寶琦）、段（祺瑞）、徐（世昌）等內閣，一直維持其閣員的地位，可謂北洋政壇的“不倒翁”。
然而，這位政壇“不倒翁”卻一度迷失在“洪憲帝制”的聲浪中。1915年，楊度、孫毓筠、劉師培等人組織籌安會，為袁世凱復闢帝制製造輿論。朱啟鈐出任“登基大典籌備處長”，與段芝貴、周自齊、樑士詒、張鎮芳、雷辰春、袁乃貴一起，被人並稱為“七小人”。袁世凱死後，朱啟鈐以籌備洪憲帝制大典禍首之一遭通緝，1918年被赦免。在朱啟鈐漫長的一生中，他對自己參與“洪憲帝制”一事從不辯解，從不公開說袁世凱的壞話，也不說袁的好話。即使是章士釗同他談袁世凱，他仍堅持“不能以成敗論英雄”。
1918年，朱啟鈐被北洋政府總統徐世昌委以重任，擔任南北議和的北方總代表。儘管朱啟鈐在議和中以國家安危為重，但軍閥之間勾心鬥角，導致和談破裂。這是朱啟鈐在民國政治舞臺上最後一次擔任重要角色，隨後他基本退出政壇。
從1917年起，朱啟鈐開始在津滬一帶經營實業。並致力於中國古建築、織繡、漆器藝術的研究，“以蠖園為冬居，蠡天小築為消夏之處”。
朱啟鈐先後經辦中興煤礦、中興輪船公司等企業。朱啟鈐是一個傑出的管理人才，在經營上十分重視設備更新和技術改造，並大膽使用技術專家。到1936年中興煤礦產煤量達到173萬噸，從而使中興公司走向以煤為主，煤、焦、電、鋼鐵、農林、鐵路運輸為主船運輸為輔的多種經營的綜合性大企業。朱啟鈐還投資入股了新洋灰公司、開灤礦務局等。
1937年底，在日本侵略者操縱下，以王克敏為首的偽臨時政府成立。但日本人認為王克敏資歷聲望不夠，欲請吳佩孚、朱啟鈐這樣北洋時期的首腦人物出來捧場。遊說不成，進而威逼。朱啟鈐堅決不為所動，頂住各方壓力，堅決拒絕偽政府職務。於是敵偽對他進行迫害，以朱啟鈐住的趙堂子衚衕是警備地區，一般人不宜居住為由，強行徵購了朱啟鈐的住宅。搬家又何妨？朱啟鈐一家隨即移居北總布衚衕，安之若素。在風雨如晦的日子裡，朱啟鈐一直裝病在家，整理文獻，最終迎來抗戰勝利。
朱啟鈐抗戰時期關於貴州資料的信函
1949年初，解放戰爭進入最後階段，朱啟鈐由於對共產黨的政策不怎麼了解，避居上海考慮自己的退路。在北平的周恩來得悉後，馬上請朱啟鈐的同事兼好友章士釗寫信，力勸他留在內地參加新中國建設。信件由著名話劇演員、黨的祕密工作者金山直接送到上海朱啟鈐的寓所，並向他轉告了周恩來的口信。朱啟鈐回京後，黨和政府對朱啟鈐禮遇有加，周恩來特地聘請他出任中央文史研究館館員，以後朱啟鈐又成為為北京市和全國政協委員，同時兼任古代修整所的顧問。
1961年，朱啟鈐90歲生日時，周恩來送來一個大花籃祝壽。1964年，朱啟鈐患感冒，不久併發肺炎，住進了北京醫院。不久後病逝，被安葬在八寶山革命公墓。
朱啟鈐博學多才，著有《哲匠錄》（與瞿兌之、闞鐸合輯） 、《李仲明營造法式》、《蠖園文存》、《存素堂絲繡錄》、《女紅傳徵略》、《絲繡筆記》、《芋香錄詩》、《清內府刻絲書畫考》、《清內府刺繡書畫考》、《漆書》、《紫江朱氏家乘》、《貴州碑傳集（稿本） 》等。主持編印《中國營造學社彙刊》（共七卷）。1927年根據日本傳抄本重新刊刻久已失傳的《髹飾錄》（王世襄曾經受朱啟鈐的交付，註釋此中國惟一的漆工著作，請參閱：【收藏大家】王世襄——京城第一大玩家）。編輯貴州地方文獻也是朱啟鈐的心願，他編輯了《黔南叢書》8種、《清代黔人館選錄》、《劉貴陽遺書》等，晚年傾心編輯《貴陽碑傳集》。
創辦中國營造學社
1919年，對於朱啟鈐來說，是一個人生的轉折點。這一年，他遇到古籍善本《營造法式》。這次偶然發現，成就了中國建築史上的一段佳話，催生了一個龐大的民間學術團體——中國營造學社。
朱啟鈐從上海返回北京，在南京圖書館訪書，從眾多古籍中發現了宋代李誡所著的《營造法式》（丁氏八千樓抄本，請參閱：大收藏家398期：千年丁氏，八千卷樓）。《營造法式》是北宋官方頒佈的一部建築設計、施工的規範書，李誡主持過大量的新建與重修工程，包括王邸、宮殿、辟雍、官衙、太廟等不同類型的建築，積累了豐富的建築技術知識和工程規劃、組織、管理等方面的經驗。朱啟鈐發現後，如獲至寶，這就是他多年以來夢寐以求的古代建築寶典。
朱啟鈐通過江蘇省省長將該書借出，委託商務印書館影印出版，以傳後世，即後人稱之為“丁本”者。但“丁本”輾轉傳抄於紹興版本，錯漏甚多，影繪原圖甚為粗陋。朱啟鈐覺得，這樣珍貴的古籍一定要有可靠的版本，儘可能使它臻於完善，便委託藏書家陶湘刻一個流傳後世的精校本。陶湘是民國的大藏書家、刻書家，所刻書籍，校對精良。陶湘印本的《營造法式》是“丁本”的升級版，彩色套印，前所罕見，在中國古籍之版本研究方面有很高的藝術價值。《營造法式》作為中國建築史上的經典文獻，經過這一番整理刊印，亦倍受國內外建築學界矚目。
民國九年(1920年)《石印宋李明仲營造法式》
1925年，梁啟超將朱啟鈐送他的新版《營造法式》寄給在美國留學的樑思成與林徽因。這本書改變了樑思成和林徽因的學術路徑。後來他們在加拿大渥太華結婚，將日期選定為3月21日，而這正是《營造法式》作者李誡墓碑上刻的日期；兩人的兒子叫“樑從誡”，有“師從李誡”的意思。（最近有學者的研究成果，認為“誡”字是後世誤刻，應為“誠”字，即李誠，根據他的字“明仲”，宋人理學已講誠明之德，故知必為李誠。這個李誠-李誡還曾經向宋徽宗進獻過五馬圖）
1929年，朱啟鈐與陶湘、孟錫鈺等三人倡議成立“營造學社”，1930年，朱啟鈐得到中華教育文化基金董事會的資助，正式成立了“中國營造學社”，由朱啟鈐任社長。為什麼叫“營造學社”，而不是“建築學社”，朱啟鈐說：建築雖然是他研究的重點，但如果侷限於建築本身，那它與文化的關係則不能完全彰顯，所以打破建築範疇而叫營造學社。
學社成立後，樑思成、劉敦楨不約而同地先後加入，這對朱啟鈐來說，如虎添翼。樑思成擔任法式部主任、劉敦楨為文獻部主任。著名建築師楊廷寶、趙深，史學家陳垣，地質學家李四光，考古學家李濟等學界精英赫然在列，一時星光燦爛。從此中國古建築調查、測繪、研究等工作進入正軌。
中國營造學社的成員，行萬里路，讀萬卷書，深入全國15個省份的220多個縣，測繪、調查、拍攝了兩千多座建築。許多現今名揚海內外的珍貴古建築，如應縣木塔、嵩嶽寺塔、薊縣獨樂寺、佛光寺、趙州橋等，都是由中國營造學社首先發現其價值。而樑思成和林徽因的古建築調查廣為人知，後來樑思成的《中國建築史》出版，算是完成了朱啟鈐的夙願。
朱啟鈐先生為中國營造學社所寫的七言對聯：“是斷是度是尋是尺 如切如磋如琢如磨”
朱啟鈐北京舊居位於趙堂子衚衕3號（原甲2號），恰處舊北平“五路通祥”之地，坐北朝南，是一座佔地近3000多平方米的四進四合院。這座宅院是朱啟鈐在20世紀30年代購置的一所未完成的建築，由他自己重新設計並督造。院內的彩畫及建築上的做法，完全按《營造法式》進行，所用木工、彩畫工都是通過吳灜、王繼增聘請的前清造辦處的老工匠。四合院建好後，前半部為中國營造學社辦公，後半部為朱啟鈐先生眷屬居住。1953年，朱啟鈐搬到東四八條111號居住。
朱啟鈐天津舊居在馬場道164增1號，這座具有哥特式建築特徵的別墅是1922年建造的。二層磚木結構樓房，有地下室，紅瓦坡頂，清水磚牆。建築二層設有拱券式開放柱廊，令立面形象十分醒目。此外朱啟鈐一生注重飲食養生，在當時的公館私房菜中，朱家的菜那是有名的。
近代北京城市建設史第一人
在我國近現代史上，朱啟鈐先生第一次對北京舊城作了科學規劃，並進行了歷史上最大規模的改造,被尊為近代北京城市建設史第一人。他第一個提出“修舊如舊”的概念，也第一個頒佈“勝蹟保護條例”。中國的城市從來沒有過行道樹，這個人第一次在北京道路兩旁種上槐樹，沿護城河栽上了楊柳。
1914年，擔任內務總長兼北京市政督辦的朱啟鈐向大總統袁世凱提出《修改京師前三門城垣工程呈》，並聘請德國建築師羅克格制定前門改造計劃。由朱啟鈐主持的正陽門改造工程冒雨正式開工，他手持大總統頒發的特製銀鎬刨下了第一塊城磚。這柄銀鎬重約30兩，紅木手柄上刻有“內務總長朱啟鈐奉大總統命令修改正陽門，爰於1915年6月16日用此器拆去舊城第一磚，俾交通永便。”銀鎬如今珍藏在清華大學建築學院。由於謀劃得當，工程至當年年底便全部完工。現在正陽門箭樓中西合璧的獨特建築裝飾風格，就是那時的成果。該工程打通了京城的東西中軸線，為今天北京城的現代化建設奠定了良好的基礎，這恐怕是當時誰也沒有想到的。
1915年6月16日，內務總長朱啟鈐（中）冒雨主持了前門改造工程開工典禮
民國初年，朱啟鈐就開始規劃“新市區”，最後選擇在先農壇北側地區，建設“模範街區”。高標準的規劃，高標準的建設，高質量地經營，終於建起以永安路為中心的“民國十四條模範街”。至今這十四條街的格局也沒有改變，而且十四條街民國老建築還有一半還在。
民國初立之時，大總統府設在中南海，朱啟鈐把中南海南側的寶月樓下層改建為“新華門”，拆除內側的皇城牆，使大門直通西長安街，又在門內修建了大影壁，在路南建起一排西式風格的花牆。如今新華門已成為中國政權的象徵。
此外，他還先後主持完成了拆舊街千步廊為天安門廣場，拆皇城城垣，改造與打通東西長安街、南北長街與南北池子大街，開通了京城南北方向的交通要道，在南池子和南長街路口，設計建造了富有特色的拱形街門，成為東、西長安街上獨特的景緻。建北京環城鐵路及東西火車站，改造前門城垣，推進南城香廠新市區規劃建設等重大工程。
1914年，朱啟鈐陪同裕隆太后到天安門西側的社稷壇祭祀，看到院內建築破爛不堪，太監們開墾土地種苜蓿草養馬。時任北洋政府內務總長的朱啟鈐發動紳士、商人捐款，將社稷壇開闢為公共公園，命名為“中央公園”，又名“稷園”，即現在的“中山公園”，這是北京有史以來的第一家公園。他把改建正陽門時拆除天安門對面千步廊的木料用於公園建設，並親自規劃指揮，不僅節約了開支，還使舊料得到充分利用。他對園中的千年古柏尤為愛護，逐一登記造冊，並安排妥善管理，這些古柏至今仍鬱鬱蔥蔥，成為公園中的著名景觀。
1914年1月，朱啟鈐呈報袁世凱批准，決定開辦“古物陳列所”，藉以保存瀋陽故宮和承德避暑山莊的國寶文物，並派治格前往瀋陽和承德辦理。治格奉命把運來的文物在故宮外朝太和殿、中和殿、文華殿和武英殿展出。隨後，朱啟鈐又爭取到美國庚子退款20萬元，在故宮鹹安宮舊址新建了文物庫房，這樣，古物陳列所基本具備了後來故宮博物院的雛形。這是中國第一個博物館。1924年11月，馮玉祥將溥儀逐出故宮後，北洋政府成立清室善後委員會，清理故宮資產並籌備成立博物院。1925年10月，故宮博物院正式成立，在故宮內廷展示北京故宮文物。1946年，國民政府將古物陳列所和故宮博物院合而為一，統稱故宮博物院。
古物陳列所
20世紀50年代，人民政府決定擴建天安門廣場，修建人民英雄紀念碑，周恩來特意指示有關部門徵求朱啟鈐的意見。朱啟鈐提出的建議大多被採納，其中有以下幾條：天安門廣場的周圍，不要修建高於天安門城樓的建築；擴建廣場、移動華表時，要注意保護，特別是西邊的那座華表，庚子年時被打壞過，底座有鋼箍，移動時要注意；東西“三座門”之間南面的花牆，是民國初年為了與東交民巷外國的練兵場隔絕，在改建新華門的同時修建的，並非古蹟，可以拆除。
寓公·望族
朱啟鈐寓居天津之後，當時的北戴河逐漸成為避暑勝地，但是全部為洋人控制，即使洋人與當地農民發生糾紛，也要請神父評理。朱啟鈐愛國心切，出資修建觀音寺，鼓勵農民不信洋教；他還出資修建了幾條大馬路，號召天津的寓公在那裡購房置地，創辦地方自治公益會，他自任會長，終於使北戴河形成了華洋對峙的局面。
朱啟鈐和張學良在北戴河開發期間合影
1921年，他作為當時大總統徐世昌的私人代表赴法國接受巴黎大學贈予的文學博士學位，正趕上留法勤工儉學的學生陷入困境，原來，因華法教育會發現留學生中革命思想濃厚，竟不按合同辦事，拒付留學生的補助金。他得知此事後立即私人掏腰包5萬元，當時的留學生公推徐特立寫了一封感謝信當面交給他。
朱啟鈐先後有三位夫人，都是故後續娶的。元配陳光璣生有長子朱沛、長女朱湘筠;陳氏夫人亡故後，續娶於寶珊，共生四子九女，前三子幼殤，只留朱渤(朱海北)一子長成，九女依次為淇筠、淞筠、津筠、湄筠、洛筠、浦筠、沚筠、洪筠、浣筠。於夫人因為生育子女太多，身體不好，於1927年去世。1930年，又續娶許曼頤為夫人。朱家的十小姐，名字都帶一個“筠”字，七小姐浦筠、八小姐沚筠早夭。朱家的幾位大小姐都是當時京津社交場上的明星人物。由於朱啟鈐遊歷過歐美，思想開放，從不限制子女的社交活動，因此朱家小姐們活躍於交際場合，時有朱家“八鳳”之譽。
朱啟鈐及夫人和五個女兒
1931年11月20日，上海《時事新報》發表了馬君武的一首題為《哀瀋陽》的感事詩：“趙四風流朱五狂，翩翩胡蝶最當行。溫柔鄉是英雄冢，哪管東師入瀋陽。”諷刺張學良在“九一八”之夜得知日軍進攻瀋陽北大營時，仍沉迷於歌舞。該詩傳誦一時，張學良背上了“風流將軍”、“不抵抗將軍”的罵名，趙四、朱五、胡蝶更是被視為“紅顏禍水”。多年以後，在香港的一次宴會上，朱湄筠正好碰到馬君武，她拿著個酒杯走了過去，說：“馬先生，你知道我是誰嗎?我就是你詩中所寫的那個朱五啊，來，我敬你一杯，我謝謝你了，你把我變成名人了!”馬君武當時的神態非語言筆墨所能形容，不俟終席匆匆拔腿而去。
朱湄筠題贈朱光沐
中國緙絲收藏第一人
朱啟鈐先生是我國著名的收藏家，從他遺留下的一冊文物賬冊可以看出他收藏文物範圍之廣、內容之豐富。別人收集文物常常只限一兩個品類。他則銅器、瓷器、漆器、木器、竹器、銀器、絲繡、書畫碑帖、古墨、端硯、石章、舊紙以及貴重藥材、名貴陳酒等，無所不藏。朱啟鈐收藏尤以緙絲為最，堪稱“中國緙絲收藏第一人”。
晚年朱啟鈐回憶往事，認為自己的文化素養，尤其是對文物的鑑賞以及古建築、古園林、古玩收藏等方面的知識和興趣，莫不得益於外祖父和母親早年對他的教育和薰陶。朱啟鈐的外祖父傅壽彤嗜好收藏，所藏書畫的包首多是宋錦和緙絲製作而成的，朱母傅夢瓊也擅女紅，常把一些宋錦碎片綴合成香囊荷包等物，家庭的薰染使朱啟鈐幼年便喜歡絲繡。他在《存素堂絲繡錄·弁言》寫道：“童時在外祖家，見法書名畫之帙，多為宋錦繡刻絲，愛其雅麗工緻，眩然莫忘，先慈傅太夫人擅女紅，每侍側，時見綴輯宋錦斷片製為香囊、佩或碎裁花樣作針黹之譜錄。鬥錦之智，穿紗之巧，手澤所存，歷歷至今，如在心目。”
民國初年，朱啟鈐從前清恭親王后人手中購得一批從宋代到清代的緙絲、刺繡珍品，大約280件。這些緙絲多是皇帝御賜，異常名貴。1924年，日本鉅商大昌喜八郎願以100萬大洋的高價收購，但朱啟鈐不為所動，婉言謝絕。私下他對家人說，這批國寶就是賣，也堅決不能賣給外國人。1928年，朱啟鈐將這些藏品一一整理著錄，寫成《存素堂絲繡錄》，並予刊行。
南宋 朱克柔 緙絲山茶蛺蝶圖冊頁
縱25.6 橫25.3釐米
朱啟鈐舊藏 現藏遼寧省博物館
1929年，朱啟鈐組織創建了中國營造學社並影刻宋版《營造法式》，急需經費，第一次想到了出售這批精品，但當時能夠買得起這些緙絲的大多是外國人，朱啟鈐一時十分煩心。這時，與朱啟鈐有姻親關係的張學良（詳情參閱：【收藏大家】張學良——民國“公子收藏家”千金求一字）聞訊後提出由他來接手，於是這批緙絲精品最後以20萬銀元的半送半賣價售給了張學良。出手前朱啟鈐反覆叮囑張學良“不要讓這批珍品流失海外尤其是日本”，張學良不敢稍有大意，隨後就將這批寶物放在他的東北邊業銀行金庫中悉心保存。
“九一八”事變後，日軍佔領了東北，東北邊業銀行落入日本正金銀行之手，這批絲繡自然也遭劫掠。巧的是，朱啟鈐原先有個姓榮的盟弟，“九一八”事變後，這個姓榮的出任偽滿中央銀行的總裁。偽滿中央銀行雖然是日本正金銀行的滿洲支行，但建築極其宏偉，堪比偽滿皇宮。朱啟鈐利用與盟弟的這層友誼，託其暗中設法保護這批國寶，不要失之東瀛。姓榮的滿口答應。他利用其職務上的便利，以“滿洲國”的名義宣佈這批絲繡為國寶，長期儲藏於瀋陽正金銀行的金庫中。1935年將這批國寶交由東京座右寶刊行會以彩色原版和珂羅版精印成《纂組英華》三百部，僅流通一百部，其餘二百部供溥儀的偽滿帝室用於賞賜之用。該書分上下兩冊。共收錄緙絲圖版139幅，每幅圖片之間用水印木蘭花紋紙作隔頁，十分精美，一時在文物界引起轟動。這樣，緙絲的名氣越來越大，世人皆知，日本侵略者急得團團轉，就是無法下手。這批緙絲總算沒有被劫往日本。
《纂組英華》（資料圖）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後，蘇聯紅軍佔領了東北。這年年底，正當蘇軍準備從東北撤退之際，國民政府行政院院長宋子文來到北平公幹，看望了朱啟鈐。朱啟鈐深恐這批緙絲落入蘇軍之手，流出國外，斗膽請宋子文關注這件事，查明下落，設法保護，宋子文過問後告訴朱啟鈐，這批緙絲還在瀋陽。
1946年夏天，東北解放戰爭打響。朱啟鈐擔心戰事一旦波及瀋陽，這批絲繡難免化為灰燼。他趁宋美齡來到北平並即將去東北的時機，託王世襄以“清理戰時文物損失委員會平津辦公處”的名義擬一呈文，交到宋美齡手上，請其務必關心這宗國寶，爭取將其空運到安全的地帶妥善保護。宋美齡到達瀋陽後，專門安排觀賞了這批絲繡，經她出面干涉，將這批緙絲從瀋陽空運到北平，先存放在中央銀行，後又移存北京故宮博物院。
1949年，北京故宮的這批緙絲精品又撥交給當時的東北博物館(今遼寧省博物館)，珍藏至今，成為遼寧省博物館的鎮館之寶。
朱啟鈐也曾陸續不斷從琉璃廠茹古齋、大觀齋蒐集了大量的宋、元、明、清時代的緙絲，其中大部分緙絲作品是經過修補的。但也有一部分保存完好的緙絲。民國十年前後，鑑古齋周杰臣從前門大街祥和成掛貨鋪買來一對鷺鷥臥蓮藍地粉色緙絲掛屏，就是乾隆時代保存良好而無損壞的，並鑲有紅木框。四百元買的，賣給朱啟鈐是一千元。這對掛屏原系山東黃縣丁百萬家中收藏的。
宋~元 緙絲群仙拱壽圖
高38.3 寬22.8釐米
朱啟鈐舊藏 現藏遼寧省博物館
收藏賬冊
朱啟鈐半生收藏中，有清內府舊藏、明代大收藏家項子京（詳情參閱：【收藏大家】項元汴：收藏家也有強迫症，題跋太多遭嫌棄）舊藏、清代安歧（詳情參閱：【收藏大家】販鹽發家的清代鑑藏大家安岐）、樑清標（詳情參閱：【大收藏家】清初鑑藏大家樑清標的稀世珍品）、盛昱等的藏品。其家有一份關於收藏品的文物賬冊，這冊文物賬冊是1939年（民國二十八年）由朱啟鈴先生的孫子朱文極先生根據實物清點筆錄下來的。
朱啟鈴對這賬冊很重視，他經常翻閱，糾正抄錄時的差錯。如書畫項內有“明人繪洛神”一軸，他補註上“麻姑”，以示抄錄方面有誤。文物的去向，如贈與兒女、孫子、親友等，他都記上。特別是“七七事變”以後，他在日本侵略者鐵蹄下，生計斷絕，不得已靠出賣文物為生。他的大批文物就是在這個時候忍痛賣掉的，如帳冊內有用紅印油蓋上鉛字印“三十四年售出”的字樣。朱啟鈴在平、津、滬都有房產，他在三地輪流居住時，文物隨身攜帶轉移，他都有賬在冊。
1944年（民國三十三年）朱文極已不給他記賬，其中“生熟皮張”一項是朱啟鈴自己記的。後來他的二兒媳徐恭如（朱海北先生夫人）替他記了“於夫人皮衣箱”一項、“十小姐（朱浣筠）嫁奩詳單”一項。這些也是重要的資料，因為朱家兒女在二十年代是北京的風雲人物，流傳著很多關於她們的故事。這些文物清單既可以看出朱啟鈴愛女情深，也可以觀察其真實的生活狀況。
朱啟鈴文物賬冊前面有個目錄，目錄內容與其他收藏家不同。一開頭單闢有“紀念”一欄，記下的文物有他任清朝官吏時的珊瑚頂子、藍晶頂子，任北洋政府官員時獲得的中外勳章，袁世凱、徐世昌任總統時贈給他的禮物，出使外國時收受的紀念品，其作用類似今天的禮品陳列館。據朱家的後輩講，他們在兒童時代玩遊戲假扮官員，身上掛的綬帶，佩戴的勳章都是使用這些文物，不用仿製的。還有“茶典紀要”一欄，羅列了各種委任狀、證書之類的文獻資料。
文物賬冊內單有一項“錦繡裁料”，記下了明朝、清朝康熙、乾隆、光緒年間各種織金錦緞，這可能與他曾任清朝官員有關。這些錦緞他多用於裱畫，現在從其子朱海北家牆上掛的字畫中還能看到。
元—明 緙絲牡丹團扇
高22.6 寬26.3釐米
朱啟鈐舊藏 現藏遼寧省博物館
文物賬冊中“書畫字帖”一欄可以看出朱啟鈴父親梓皋公、母親傅太夫人、外祖父傅青餘公、姨母（瞿鴻禨的夫人）都擅書，這當然是朱啟鈐具有很高文化素養的源泉，也是他後來成為大收藏家的起因。文物賬冊中單有“徐總統書畫”一項，北洋總統徐世昌書畫都佳，他為朱啟鈴作了很多書畫，可以看出兩家的密切關係。朱啟鈐是北戴河旅遊基地的開發者，他收藏的書畫作品中就有顏韻伯畫的北戴河雨景，許世英寫的北戴河記遊詩等作品。
朱啟鈴是有名的紫檀木器收藏者，在他的“美術家具”一欄內可以看到各種各樣的紫檀木、紅木傢俱。他的“家藏藥材”收有麝香、牛黃、冬蟲夏草、藏紅花甚至雲南猴結等珍貴藥材，內容很不一般。
從朱啟鈐收藏文物的去向可以看出他的社會關係網。有些收藏他送給了兒女。其中有四女津筠、四女婿吳敬安，六女洛筠，九女婿吳幼權等。然而更多的是送給最小的十女兒浣筠（後去臺灣）和女婿盧致德（臺灣榮民總醫院院長，曾任蔣介石保健醫官）。朱啟鈴第一次會見盧致德時，就送給盧紫晶制西服鈕釦和領針一匣，作為見面禮。朱啟鈐任內外城警察廳廳丞時與同仁堂樂家的樂達義是換帖兄弟，所以賬目記載於民國三十年十二月一日贈樂鬆生（樂達義之子）翡翠蓋紅套料“飛龍”煙壺一件。他也送過宋子文一個雕漆盤盂，贈送徐世昌之弟徐端甫（詳情參閱：大收藏家436期：徐世章，他的捐贈撐起了天津博物館的專項收藏）一些宣紙，邢冕之（即邢贊庭，北京解放後任北京市文史館館長）一些舊紙。他和章士釗友好，先後多次贈給章士釗墨，送給章夫人一些貴重藥材。他的心愛的紫檀木傢俱的精品幾乎全部售與了日偽時期任建設總署督辦的殷同（桐聲）。那時他生活拮据，不得不忍痛出售。朱海北先生曾談起，日本投降以後，朱啟鈐在小市上發現他家的紫檀木傢俱，便又買了回來，解放以後連房產一起賣給了外交部。
關於朱氏收藏的那些名貴華麗的文物，朱氏自己作了詳細的記載，說明它們的去向。從帳冊上看，還剩下相當可觀的珍品，但後來幾乎完全毀於十年浩劫中，這是非常可惜的。
明 韓希孟花鳥圖冊
每開縱25.1 橫23.7釐米
朱啟鈐舊藏 現藏遼寧省博物館
捐贈
1950年，朱啟鈐先生捐獻其所藏明歧陽王李文忠文物246件，文化部頒發獎狀予以表彰。
1951年，朱啟鈐先生向故宮博物院捐獻明、清書畫以及法書、瓷器等文物49項（及元人繪《江山樓閣圖軸》1件）。共計69件。（上述兩條來自故宮博物館官網記載）
朱啟鈐先生
朱啟鈐非常喜歡藏書，還特別留意地方文獻，有藏書樓曰“存素堂”。“存素堂”藏書大致分為三類：
一是貴州地方文獻，編有《存素堂入藏圖書黔籍之部目錄》1冊，著錄黔人文獻有400餘種。
二為建築學方面的書籍。在經營營造學社期間，收藏河渠、建築等類圖書，自稱：“河漕為經國大猷，工官之掌錄，幕客之祕籍，方州文獻，臣僚奏議，故家架藏，往往而出”。編撰有《存素堂入藏圖書河渠之部目錄》1冊，著錄有400餘種，是研究中國水利史必備資料。
三是邊疆史地資料。如邊疆史地書籍中有光緒年間外務部主事何藻翔撰的《藏語》，記錄光緒三十二年（1906）張蔭棠等在西藏處理與英國、印度交涉的經過。
1953年7月2日，他一次性向北京圖書館捐贈了《周易正義》等619部圖書，以及《遜文恭公遺書》等689部貴州地方文獻。由於對家鄉貴州的眷戀之情，還要求將“捐贈北京圖書館的圖書中的黔人黔宦著作轉交貴州”。
1960年，朱啟鈐又向家人囑託：百年後將平生收藏有關貴州文獻、圖書贈給貴州省博物館及貴州省圖書館。1962年11月，貴州有關人員前往北京，接受了這批文物圖書捐贈。
清 李白 夜宴桃李園圖（緙絲 ）
高136 寬70.8釐米
朱啟鈐舊藏 現藏遼寧省博物館
兩代總理
朱啟鈐年長周恩來近三十歲，他們二人在不同的時代都擔任過政府總理，周恩來尊重朱啟鈐，朱啟鈐佩服周恩來。剛解放，周恩來就派人將朱老接到北京。
周總理與朱啟鈐先生
1957年深秋的一個傍晚，周恩來和章文晉(朱啟鈐的外孫，前駐美大使)來朱家吃便飯，說他家的丸子特別好，要品嚐品嚐。席間，周恩來說他在北戴河看到一篇碑文，上面有他叔父周嘉琛的名字，問朱啟鈐知道不知道。朱老說：“民國二年，我任內務部總長，舉辦縣知事訓練班時，你叔父是我的門生，當時他正在臨榆縣知事任內。”總理笑著說：“那你比我大兩輩，我和章文晉同志是同輩了。”
朱啟鈐還說：“總理，國家不是說人民信仰自由嗎？我不願意火葬，我死了，請把我埋在北戴河，那裡有我的繼室於夫人的墓。我怕死後辦不到，所以現在對你說。”周恩來答應：“我一定幫你辦到。桂老，你放心吧。”
不過，1964年朱啟鈐病故後，不知什麼原因，他還是安葬在了八寶山革命公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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