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祕的曾國——一個未見於文獻直接記載的國家，卻擔負著周王朝守住南土的重要責任

本文刊載於《三聯生活週刊》2019年第24期，原文標題《隨棗走廊：文化交匯之地》

當把尺度進一步縮小，會發現形成了湖北北部屏障的桐柏山—大洪山並非完全接續在一起，它們之間留有一定空隙，這個中間地帶是一條“西北—東南”走向的狹長平原，這便是“隨棗走廊”，因隨州和棗陽兩座城市得名。

記者/劉周巖 攝影/張雷

隨州曾侯乙墓遺址周邊。1978年，曾侯乙墓就在這裡被意外發現，出土1.5萬餘件文物，震驚世界

山間的曾國

2019年6月，隨州棗樹林墓地的考古發掘現場又有了重大收穫，數座曾侯及夫人墓中出土了大量青銅器。

棗樹林曾侯墓的一組編鐘剛剛從土層中被發現，還七扭八歪躺在坑底時，湖北省博物館館長、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長方勤就讓工作人員趕快拿來噴壺，去掉關鍵位置上的泥土和鏽跡，第一時間辨識銘文。銘文，也就是青銅器上刻的文字，被視作最可靠的歷史記載，是揭示墓主人信息和歷史事件的決定性證據，往往能帶來突破性進展。

由於此次發掘尚在進行之中，銘文也仍在辨識，考古材料未經文物部門批准前尚不能對外披露。不過方勤介紹，目前可以肯定的是，棗樹林地區發現的是國君級的曾侯及夫人墓，且不止一位曾侯，使得曾國研究又向前推進了一步。

想要研究《詩經》時代湖北的文化，曾國是一個絕佳的案例。從西周初年到戰國中期，曾國共有約700年的歷史，先是作為周王朝的諸侯國被“空降式”分封至南方，隨後變為逐漸壯大的楚國的附庸，成為中原文化和楚文化、天子與諸侯之間糾葛的縮影。

曾國又頗為神祕——這是一個未見於文獻直接記載的國家。“對曾國這個諸侯國，其歷史是通過考古發掘逐步揭示的，這在周代的諸侯國曆史研究上是絕無僅有的。”方勤說。幸運的是，曾國的考古材料異常豐富，西周早期、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春秋晚期（含中期）至戰國中期三個歷史階段，都有國君級大型墓葬發掘以及都城等重要遺蹟的發現，這同樣是異乎尋常的。經過多年的研究，目前學界已經傾向於認為，曾國與《左傳》中提到的“漢水之東隨為大”的隨國實際上是同一個，只不過有兩個名字。

方勤介紹，曾國曾是周王朝分封在漢水的姬姓諸侯國中實力最強的一個，擔負著替周王朝守住“南土”的重要責任，這與其特殊的地理環境有密切的關係。一個被稱作“隨棗走廊”的地理單元成為曾國文化的背景。

一提起今日的湖北，星羅棋佈的湖泊、寬闊的長江與碧波的漢江，是人們對這個“千湖之省”的第一印象。那麼湖北與山的關係是怎樣的？除了武當，似乎一下想不起湖北境內的大山。中國科學院地理科學與資源研究所研究員、《中國國家地理》執行主編單之薔曾在文章中提出這樣一個觀點：“湖北其實是盆地”。按照單之薔的觀點，倘若把湖南、湖北一起看待，它們形成了一個和塔里木盆地、四川盆地一樣尺度的大盆地，這一區域北邊是桐柏山—大洪山，南有羅霄山，西邊是大巴山—巫山—武陵山—雪峰山，東邊是分列南北的大別山和幕阜山，留給湖北一個長江向東的出口。“這樣四周都是大山環繞，中間有一大片平坦的窪地的地方，不是盆地是什麼呢？”單之薔寫道。

當把尺度進一步縮小，會發現形成了湖北北部屏障的桐柏山—大洪山並非完全接續在一起，它們之間留有一定空隙，這個中間地帶是一條“西北—東南”走向的狹長平原，這便是“隨棗走廊”，因隨州和棗陽兩座城市得名。從宏觀地理尺度來看，這一長上百公里，寬幾十公里的區域，無非是一個“縫隙”罷了，卻就是這麼一個縫隙，在“無山”的湖北被先人利用，造就了兩週時期文明的互動。

兩週時期，隨棗走廊是周人南下和控制漢江地區的重要通道，周朝在此沿線有意分封了眾多諸侯國，史稱“漢陽諸姬”，這也是楚人東進的主要線路。隨棗走廊的地理位置之所以如此重要，還因為它是一條重要的銅礦料的運輸線，被發現的曾國青銅器上的銘文記載為“金道錫行”，即通過漢江支流溳水連接長江，從而鄂東南的大冶、江西瑞昌和安徽銅陵等地的銅礦、銅料資源就可以沿江而上通過隨棗走廊再北上運至周王朝。

從始封至滅亡，曾國的疆域範圍和政治中心始終在隨棗走廊一帶。佔據了要害地理位置的曾國，自身亦享受地利之便，發展出了高度發達的青銅文明。

曾國研究專家、湖北省博物館館長、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長方勤

曾侯乙的樂隊

從隨州回到武漢，在湖北省博物館再見方勤時恰逢週一，我們獲得了一個難得的機會，得以在閉館日安靜地參觀曾侯乙墓出土文物展。這是湖北省博物館最重要的常設展覽，平日人頭攢動，而當獨自一人面對這些文物時，很難不感受到一種震撼。

湖北省博物館藏曾侯乙編鐘。編鐘共65件，下層中央垂直放置的一件為楚王所贈

展覽入口處，這位名叫“乙”的曾國國君注視著來者進入他的世界——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古人類研究所根據發掘出的骨骼復原了他的頭像，據對骨架鑑定，墓主人為男性，年齡約為42～45歲。1978年，解放軍駐隨州部隊興建營房時意外發現了這座2400多年裡都基本未受盜掘驚擾的大墓，考古工作開展後曾侯乙墓共出土文物15404件，其完整與豐富程度在先秦考古史上極為罕見。展覽也根據代表性的出土文物，相應分為七個單元：曾國之謎、墓主人和年代、青銅器、樂器、漆器、衣箱、金玉器。位於最中心的是“音樂”展廳。

“妻子好合，如鼓琴瑟。”（小雅·棠棣）

“窈窕淑女，琴瑟友之。”（周南·關雎）

“伯氏吹壎，仲氏吹篪。”（小雅·何人斯）

《詩經》之中多處可見對音樂場景的描寫。音樂已深深融入兩週時期人們的生活，且《詩經》本就是配有音樂的，也構成了理解《詩經》文本時最大的缺憾。文本中提到的自然地理景觀還可去一探究竟，許多器物、植物亦演變傳承至今，唯獨音樂，一旦曲調亡佚，便無從流傳。

而未曾與《詩經》文本產生直接聯繫的曾國，卻恰恰為我們提供了這一方面豐富的信息。因曾國貴族在音樂方面的高度發達，出土文物中包含大量樂器，凡提及中國古代音樂，定繞不開曾國，湖北也由此成為世界音樂考古的研究重鎮。

湖北省博物館內的一件先秦青銅器。隨棗走廊之所以重要，在於它是青銅資源的運輸通道

位於音樂展廳中央的，是著名的曾侯乙編鐘。不同於參觀其他一些知名文物時，人們因有太多先入為主的想象而見到實物感到失望，曾侯乙編鐘實物帶給人的恢弘之感甚至超過預期。這不僅是世界上最大的編鐘，也是有史以來世界範圍內使用最多金屬的樂器——全套65件編鐘共用青銅4.4噸。盛放編鐘的巨型展櫃位於展廳正中央，佔地數十平方米，除木架朽爛替換外，其餘均為出土時原狀。

環繞編鐘展櫃四周的，是墓中出土的其他樂器，共三大類——打擊樂器，除編鐘外還有青石為材料的編磬，“金石之音”即是對二者的稱呼；吹奏樂器，如排簫、笙；彈撥樂器，如彩漆五絃琴、瑟、篪。

這些樂器的性能究竟如何呢？許多木質的樂器自然已不可能再實際使用，青銅材質則幾乎如初，甚至可以正常演奏。經測定，曾侯乙編鐘大致相當於鋼琴的5個半八度，12個半音齊備，音列如現今通行的C大調，可演奏五聲、六聲或七聲音階的旋律。每件鐘根據敲擊位置的不同，均能奏出雙音。編鐘鐘體內壁上還能看到凸起的音塬和凹陷的音隧，並且大多經過了研磨和刮削，這是當年工匠們留下的調音、調律的痕跡。僅僅是這一套編鐘，就可奏出絕大多數我們今日熟悉的樂曲的旋律，曾侯乙墓中出土的125件樂器組合在一起時，不難想象那曾經“八音和鳴”的盛大景象。

方勤提醒我們思考一個問題：曾侯乙編鐘所代表的音樂體系，是繼承自周朝正統，還是楚人風格？

隨州曾侯乙墓墓坑原址，總面積約220平方米

稍加思索，似乎應從楚制。這65件編鐘裡，一眼即可注意到的是最下層正中央最大的一件鎛鍾，通過銘文可知，這是楚惠王贈送給曾侯乙的。到曾侯乙所在的戰國時代，曾國已經從周天子的諸侯國變為了依附楚國，青銅器銘文由“左右文武”到“左右楚王”的變化清晰揭示出這一點。

最初，楚國也是周代南方的一個諸侯國，發祥地在今天湖北荊山，建國時不過是土地百里的小國。“篳路藍縷，以啟山林”是《左傳》中記述的古楚先民艱苦奮鬥的過程。研究先秦歷史地理的武漢大學歷史學院教授鄭威介紹，湖北獨特的地理空間很可能導致了楚人特殊的個性。“兩週時期，江漢地區的年均氣溫比現在普遍偏高，物產十分豐富，人民不需要擔心寒冷的冬天，謀生比較容易，無需像北方那樣依賴嚴密的集體組織和集體活動來征服自然，因此也無需受到禮法的嚴格束縛，人民個性鮮明，生活情感豐富。”鄭威說。自由或許也使得楚人性格倔強，敢於與周爭霸。

直到今日，武漢方言還有一個詞叫“不服周”，是不服氣、不甘心的意思，就來源於楚和周的對抗。西周中後期，楚人便以蠻夷自居，不奉周室號令，周昭王為此三次南征，卻因不善水戰而死於漢水之中。漢江流域的政治天平轉變後，曾國也臣服於楚國。

曾侯乙墓出土的彩漆木雕鴛鴦形盒，腹部兩側的漆畫分別為擊鼓跳舞圖和撞鐘擊磬圖

然而文化的演變並不同步於政治。方勤揭曉了編鐘問題的答案，根據銘文以及其他考古證據，曾侯乙編鐘源於周原正統，而與楚系不同，是所謂“華夏正聲”。在方勤看來，曾國的周朝文化特質，反而成為優勢，“正是因為在南方地區，曾國代表了當時先進的周文化，具有強大的文化輻射力，曾國在春秋中晚期臣服於楚國之後，楚國給予曾國特殊的地位，而未致其滅國”。然而曾國又非固守周朝文化，同樣在曾侯乙墓中出土的編磬，則是典型的以楚國樂律體系為主的樂器。

我們可以想象這樣一個場景：2000多年前，曾侯乙看著自己的樂師們奏樂，他並不介意用楚王贈送的樂器奏響周王朝的音樂，亦樂意於吸收楚國的音樂風格。地處隨棗走廊要害，夾在周、楚之間，政治上對他的國家是福是禍或許很難說，但確實讓他的樂隊的水準更高了。

彼時的曾國雖在政治上已喪失了地位，卻在文化上深深影響著楚國，也傳承著曾經周王朝的遺產。方勤說，今天人們有許多對兩週時代湖北文明的理解，但如果讓他選一個詞來形容，會是“開放性”。地處中原與“南土”之間，這裡的文化碰撞尤其頻繁，沒有誰是封閉的體系，彼此都在互相交融，那個時代的活力就孕育在這種多樣之中。

（實習記者李秀莉亦有貢獻；感謝常懷穎的幫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