庚嬴鼎曆日揭示了周成王紀元的一個重大史實

文|毛天哲

引言：文獻銅銘中，＂斷代工程＂認為有關成康時曆日資料有五條，即<召誥>（包<洛誥>）<畢命><顧命><庚嬴鼎>和<小盂鼎>。且認為<畢命><庚嬴鼎>和<小盂鼎>屬康王世材料。

哲以"大、小盂鼎"曆日結合《顧命》考證出了成王去世日，進而推溯出武王克商年正在公元前１０５０年，與哲從《利簋銘》中解讀出來的武王克商在公元前１０５０年４月１１日，時為夏正三月初一甲子日，正是分毫無差。

行文中也對<召誥><洛誥><畢命>的曆日作過具體分析，判讀出了絕對年代和時間。進一步研讀後，又發現古今學者對<畢命>所在王世認識有誤，繼而又作"周書《畢命》乃周成王時命誥之辭"一文以辨正誤。於茲則惟剩<庚嬴鼎>未能作深入研究。

庚嬴鼎-西清古鑑

近日有暇，反覆對<庚嬴鼎>曆日作演算推定，終於有個重大的發現，即<庚嬴鼎>非斷代工程學者認定的是康王器，亦非前輩如郭沫若、陳夢家、劉啟益等先生所說的是康、昭器或穆王器，而是成王器。

且庚嬴鼎曆日揭示了一個重大的史實，即周人既沒有將武王去世次年作為成王元年，亦沒有將《今本竹書紀年》所稱的成王八年親政作為成王元年，而是將《今本竹書紀年》所記"四年春正月，初朝於廟"作為成王始年。

這個發現雖然亦令哲訝異，但亦不算是意外，因這亦恰恰反映了成王間紀年的複雜性和特殊性。

斷代工程改<庚嬴鼎>的年份以曲就歷譜是最被人詬病的地方。庚嬴鼎銘文保存完好，清晰可辨為二十二年器，可是工程簡報將之改為二十三年，因為不改，就不合工程所定的康王二十二年（公元前９９９年）的朔日干支。很明顯，這一年是不會有四月既望已酉的。只好曲解為銘文刻錯，實際是二十三年（前９９８年）。於是工程定："四月壬辰朔，已酉十八日"。沒想到這樣的學術惡習竟會出現在堂堂國家學術工程中，哲簡直無言以對。

夏商周斷代工程報告簡本

出土銅銘中的曆日材料是最該信服的古人真實年月日記錄，我們不該輕易懷疑。就拿<庚嬴鼎>來說，有學者懷疑銘文"衣（卒）事，丁子"干支為"丁巳"誤刻恐怕也是無稽。哲以為，"丁子"或是"丁巳日子時"的儉省寫法。因為前有"隹（唯）廿又二年四月既朢己酉"王客於周王宮的時間交待，則"丁日"對熟知干支曆法的古人來說就是當月廿四日。而農曆廿四日恰恰是文獻銅銘材料中頻繁出現的"既死霸"日，即月不見日。但凡王舉大事始於既望日而卒於月之不見日亦符合古人祭祀的觀念。

哲以前曾經說過，給你一個完整的銅銘曆日，你是完全可以推算出它的絕對年代的。外國人不相信中華有五千年的文明史，是因為他們根本理解不了華夏先民採用的紀日、紀年法是多麼的奇妙和精準。天時即天道，天道即天時。

在古代，干支主要用於循環紀日。以"王公在位數"紀年，月以序數，輔以干支日月相，則時間指向確指無疑，體現了"時不二指"的唯一性原則。

出土銅銘中比較棘手的是銘文曆日所在王年問題的界定，即銅器的王年斷代。前輩學者歸納出了許多斷器方法，如器形類歸法、書體風格判斷法、銘文用字遣詞法、曆日干支推溯法、銘文內容解讀法等等，哲以為對銅器斷代都有裨益，不可或缺。

周文王姬昌

然哲還是認為用銘文曆日干支判斷王年更為準確。器形類歸法是依據器型或紋飾時代特徵來判斷的，相鄰王年的時代特徵並不會因為王年不同而截然有別。甚至周代銅器都有承繼參考商代紋飾延用的可能，所以斷代結論也應該是相對的，而非絕對的。器形類歸法造成王年判斷錯誤的例子很多，書體判斷法亦類之，故哲並不大願意取用這兩種方法。

相對來說，銘文用字遣詞法倒會帶有時代特徵，哲以往將其比作文字ＤＮＡ，對銅器王年的判斷還是有相對高的輔佐作用。如有學者將西周早期銘文中拜謝用語"賞"、"對揚王休"等金文作了一番統計歸納，認為有"對揚王休"的年代應在成王末年以後，無"對揚王休"的時代則在成王世。該學者思路是對的，但結論或許需要點修正。哲認為無"對揚王休"的時代多在武王初定天下時，有"對揚王休"的應自成王時即肇用。

具體到庚嬴鼎，銘文用字遣詞不會超過穆王以後，而銅銘中"對揚王休""蔑某歷"等遣詞用法基本能框定銅器大致是在成康昭穆之間。而銅銘中一個很有意思的詞"琱宮"，這個詞是西周早期形成的。武成時期銅銘中常見有"王＋文"、"王＋武"的合字作為文王武王的專名——玟王、珷王。哲相信"王＋周"為"琱"這樣的專名亦大體出現在同時代，是周人自行所研創的字。所以基本可以判讀銅器不會遲至昭穆時期。

周武王像-明人繪

《古本竹書紀年》稱昭王在位十九年，古今學者基本沒異議。故而庚嬴鼎的王年基本在成康之際，前面已經說了，斷代工程給出的康王二十二年根本不合歷，即使放寬到康王世也沒法找出一個合乎曆日的王年。

以斷代工程給出的昭王元年（公元前９７６年）往前查，只有公元前１０１９年４月１３日合曆。在張培瑜先生《史歷表》中，該年冬至日為公元前１０２０年１２月３０日，農曆十一月三十日，干支為乙丑。

哲以前就提出過，周人建子既然是以冬至日為一年之始，則當以冬至日為子月之始。學術點說就是周人月分法不是由定朔確定的，而是採用平氣確定的。如夏正是以立春日為寅月之始，以立春日前一日為丑月。這樣一來張培瑜先生《史歷表》的周王月和實際之間存有數天之月差。

如庚嬴鼎曆日，既望干支在己酉，則朔日干支在甲午。查張培瑜先生《史歷表》中恰在該年的王五月，而實際正是周王年的四月，正和銘文曆日合。該年的４月１３日，農曆五月十六，就是銅銘曆日的絕對時間。如果銘文曆日認讀無誤，那麼可推知公元前１０４０年方為周人眼中的周成王元年。

毛氏西周斷代年表 by毛天哲

這個結論應該是出乎大多數學者的意料之外的，就連哲自己也嚇一跳。因為這個結論不光顛覆了斷代工程的結論，並且似乎和我判定的成王年也有出入。經過一番仔細的對比後發現，原來庚嬴鼎曆日表明，周人是將《竹書紀年》所記"成王四年春正月，初朝於廟"作為成王始年的。且和我的成王年代考證結果沒有任何衝突，反而更加絲絲入扣，能夠互為補徵。

《禮記正義》卷２０《文王世子第八》記載："成王幼，不能蒞阼。周公相，踐祚而治。"既然王能始朝廟，則可知是成王已始祭祖祀，可見周人是以能踐祚祭祖看作是成王已能為王標誌的，這也是符合當時人觀念的。

《書·金縢》："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孔穎達疏："鄭玄以為武王崩，周公為冢宰三年，服終，將欲攝政，管蔡流言，即避居東都。"而《今本竹書紀年》記："（成王）元年丁酉春正月，王即位，命冢宰周文公總百官。夏六月，葬武王於畢，秋，王加元服。武庚以殷叛。周文公出居於東（毛注，柬地，東是字誤）。"

周成王像-明人繪

考察周初情勢，哲以為，"武庚以殷叛，周文公出居於東。"二事皆應是跨年以後。唯有經過年底大祭祀，成王因幼不能踐祚、周公攝政當國方能成為事實，管蔡群弟亦才有流言的口實，武庚據殷以叛才會發生。故哲以為，周公攝政１年是從成王繼位次年方算，這個也符合史家用筆慣例。

以古人講年數皆含當年的慣辭，則確實是如鄭玄以為，周公是在武王崩後三年始居柬地準備平叛之事。《今本竹書》記："二年，奄人、徐人及淮夷入於邶以叛，秋，大雷電以風，王逆周文公於郊。遂伐殷。"則從周公居東到成王返迎回宗周正式伐殷，居柬二年亦不假。故哲以為，《今本竹書》所記成王初七年之事，皆是以周公攝政年為紀，當為可信的史家記錄。晉代學者不察，將其目為成王紀年而梳理成了我們今天看到的。《今本竹書》應是考釋本。

哲曾撰文考釋出武王去世時，成王方十一歲。而鄭樵《通志》中引述鄭玄的觀點是這麼說的："鄭玄曰周公避居之初是武王崩後三年，成王生十三年矣；居東二年，成王年十四矣；迎周公返而居攝，成王年十五矣；七年致政，成王年二十一矣。"和我的考證惟一年之差，大概就在周公攝政一年非成王繼位年之別。

以庚嬴銘文曆日結合《今本竹書》記載可知，至周公攝政四年王始朝廟，成王已然十六歲。一個十六歲的孩子雖還不具備親政的能力，但以王的身份舉行祭祀儀式是應該完全能勝任的。故在此年初朝廟亦是符合情理的。

周公輔政

從《今本竹書》記載可知，成王始朝廟後，"夏四月，初嘗麥。王師伐淮夷，遂入奄。"所以不用懷疑成王曾在周公攝政期間已率王師伐奄，次年"王在奄，遷其君於蒲姑。遷殷民於洛邑。遂營成周。"周公攝政六年，"大蒐於岐陽" （《左昭四年傳》：「成有岐陽之蒐。」）雖然這些都在周公的輔助下完成的，亦看出成王確實已然參與到王政中。至周公致政成王時，成王已十九歲矣。次年親政已廿十歲，顯然已經具備親政能力。出土銅銘荊子鼎也刻錄了成王在次年曾 "王大祓"，且有"王（賞）多邦伯、荊子麗"等政舉。

哲以前曾撰文考釋《畢命》曆日是在成王世，而非康王時。在《畢命》中，成王肯定了周公的歷史貢獻和歷史地位，顯然是把周公擺在周王的位置。就算庚嬴鼎銘文透露的史實是周人目周公攝政四年春成王始元祀為成王元年，自武王崩年到周公攝政四年尚有四年之久沒有紀元。此四年不但令後代學者困惑難解，就算當時的人們也是確實不好把握該如何紀年。故出土之成王早年銅器銘文中基本上沒寫王年，這大概是當時的真實反映。

哲以前曾撰文考釋了周初"年、祀"紀年有別的結論，文獻記載的文王十三祀就是武王十二年事。《爾雅》說"夏曰歲,商曰祀,周曰年,唐虞曰載。"這個說法基本正確，但周初確實有過"祀、年"紀年同時運用的事實。

國寶何尊銘文拓本

如著名的何尊，銘文中的"成王五祀"考證難道一大批學者。現在看來就簡單了，何尊的"成王五祀"就在公元前1036年成王親政元年。銘文中"在四月丙戌，王誥宗小子於京室"曆日，就在該年的農曆四月十四日，是周成王在望日或既望日祭祖前對宗小子們的一番告誡之詞。

又如武王時期就年祀通用，文獻也多見不須贅言。需要指出的是武王是以文王去世週年為祭祀紀元，知文王去世在春三月，則與武王王年有數月的年差。而武王去世在"乃歲十二月"，則成王祀父週年和王年基本重疊，故周人以成王元祀紀年則基本不差。哲甚至懷疑"周曰年"蓋在成王定鼎洛邑天下安定時才開始的。從庚嬴鼎器主是嬴姓少昊氏一族來看，做器者蓋出自商人後裔，以其文化習稱成王二十二祀為二十二年，亦是可能的。

同人所作之器，另有庚嬴卣。庚嬴卣銘文為：

"隹（唯）王十月既朢，辰才（在）己丑，王□（格）於庚（嬴）宮，王□（蔑）庚□（嬴歷），易（錫）貝十朋，又丹一□（管）。庚（嬴）對□（揚）王休，用乍氒（作厥）文姑寶□（尊）彝，□（其）子子孫孫，□（萬）年永寶用。"

庚嬴卣銘文拓本

此卣亦是月日干支月相齊全的銅器，與庚嬴鼎稍有不同的是沒給出王年，這表明應該比鼎作時間稍早。既朢日在乙丑，則朔日在庚戌。查張培瑜先生《史歷表》，公元前1043年10月17日，周十一月朔日在庚戌。既望在公元前1043年11月01日乙丑。修正月差，得實為周正10月，實證此卣曆日合。

斷代工程斷武王在位4年（公元前1046年－前1043年），若庚嬴卣曆日推斷無誤，則依斷代工程年表則是年為武王。而司馬遷說武王克商二年後一病不起，是在"乃歲12月"崩。則看來不可能為武王，銘文中王應該是成王。兩器間隔24年，則成王在位絕對大於25年之上，而斷代工程給出的是成王在位22年，可見錯的離譜。

成王年間的紀年確實複雜，在哲以往的研究中已經得出，成王期間有成王繼位一年，周公攝政始於成王繼位次年的結論。也有成王親政作為成王元年的史家記錄（如《畢命》曆日就是以成王親政紀元），而庚嬴鼎銘文曆日的研究揭示了周人還曾以成王始廟（周公攝政四年）作為成王元年的史實。而這些都與現有的成王間的文獻記載高度和榫合鍥。

庚嬴卣

彝銘作為第一手資料，其可信度不容懷疑。其實文獻中的有關曆日材料，只要是未經後人誤寫誤衍的原始材料，亦是可信的。

庚嬴鼎曆日材料因斷代工程專家的胡亂處理，儼然已成為學界中的一個笑話。一個重要的斷代依據，就因專家們的疏忽和自以為是改銘文曆日以就歷譜，而白白錯失了發現周成王時期一個重大史實的機會，不能不說是件很遺憾的事情。相對來說，哲是屬於撿漏者。

而僥倖被哲發現的，周人既沒有將武王去世次年作為成王元年，亦沒有將《竹書紀年》所稱的成王八年親政作為成王元年，而是將《竹書紀年》所記"四年春正月，初朝於廟"作為成王元年這一結論，可以解開周初紛雜錯亂的文獻記載謎團，亦可以讓更多的學者對西周王年斷代有個正確的認知，庶幾可以讓更多的人能認可哲的西周王年斷代結論。

毛家小子天哲寫於浙江金華

二〇一七年十一月十日

（*文中圖片均來自網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