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締結和平友好條約談判和鄧小平訪日

中日和平友好條約談判持續了很長一段時間,從1974年的預備性談判開始到條約的正式簽訂,在日本經歷了三木武夫、福田赳夫兩屆內閣,中國的外長也先後由姬鵬飛、喬冠華換到了黃華。經過雙方的不懈努力,中日友好和平條約於1978年8月簽訂,隨後在鄧小平訪日期間得以互換批准書,這樣中日雙方有關締結和平友好條約的法律程序正式完成。我從中日建交伊始到1977年上半年一直在中國駐日本大使館工作,在中日締結和平友好條約談判期間主要負責談判過程中中方代表的講話稿、參與代表團預備方案的討論以及有關正式文稿的報批等工作。1977年上半年回國後仍留在外交部亞洲司日本處工作,在鄧小平訪日時也曾參與其中。儘管我沒有參與各項具體的談判,但是回顧當時中日締約談判、簽訂的全過程,從艱難曲折到圓滿成功,至今這段難忘的經歷依然歷歷在目。

一

1972年金秋時節,應周恩來總理邀請,日本首相田中角榮偕大平外相、二階堂官房長官等高官來華訪問。中日兩國政府經過認真坦誠的會談達成協議,發表聯合聲明恢復外交關係,實現中日邦交正常化。聯合聲明第8條明確規定:“為了鞏固和發展兩國間的和平友好關係,同意進行以締結和平友好條約為目的的談判。”

隨著中日邦交的恢復,兩國關係在經濟、文化、科技等各個領域的關係都得到了突飛猛進的發展,人員交流與往來也與日俱增,中日雙方依據聯合聲明進行了貿易、交通運輸、科技文化和漁業等領域的談判,分別達成了相應的協議。在中方看來由於邦交正常化後兩國關係的順利發展,締結和平友好條約以進一步推動和增進睦鄰友好關係的發展符合中日兩國人民的根本利益,時機也日漸成熟。這樣締結和平友好條約的談判被提上了議事日程。

就國際形勢而言,尼克松訪華後,中美關係日趨鬆動,而蘇聯霸權主義和擴張野心卻有增無減,成為擺在中國面前的現實威脅。因此,反對霸權主義,消除對和平安全的威脅,牽制蘇聯的軍事威脅,既是當時中國對外戰略的重點,對增進中日兩國乃至亞洲和平穩定的環境也很必要。為此,1974年9月,中國以喬冠華副外長的名義致函日本外相木村俊夫,正式提議儘早開始和平友好條約的締約談判。日方很快作出反應,締約談判提上日程。同年12月,韓念龍副外長前往東京與日本外務省事務次官東鄉文彥商談有關安排。國內決定和平友好條約的預備性談判在東京進行,由中國駐日大使陳楚負責與東鄉文彥主談。隨後,使館上上下下立刻行動起來,我們駐日使館政治室參與談判的同志更是夜以繼日地忙著準備各種材料、報批文件、預案和發言稿等等,締約預備性談判成為當時駐日使館最重要的任務。

日本方面雖然對締約談判作出了響應,但內心比較複雜,尤其不願兩國締約涉及乃至得罪蘇聯。他們想搞“等距離外交”,掛在嘴邊的口頭禪是“日中是日中,日蘇是日蘇”。早在中日復交之時,田中即派大平外相前往蘇聯,解釋日中建交併不針對第三國。田中很希望利用中日復交的有利地位和日本的經濟技術優勢,打破日蘇關係僵局,推動北方四島問題的解決,但被蘇方所拒。就在中日締約談判即將開始之際,田中涉嫌金錢與權力交易的“洛克希德案件”而被迫辭職。繼任的三木武夫首相,雖對中日締約表示積極態度,但對蘇更為慎重,在執政的自民黨內反對派和蘇聯的強大壓力下猶豫退縮,預示了中日締約談判的困難性。

二

1974年底1975年初,中日締約預備性談判正式開始。起初,會談尚順利。陳楚大使和東鄉次官分別代表本國政府陳述原則立場。雙方都表達了通過締約把兩國關係推向新階段,為和平友好作出貢獻的願望和決心。雙方在第二次預備性談判中還達成了兩點共識:其一,即將締結的條約是保證兩國將來走向友好道路、向前看的條約；其二,條約內容以中日聯合聲明為基礎。至此,人們都樂觀地以為會談會是順利、速成的。但“總論”之後進入“個論”,分歧逐漸顯露。

對照雙方提交的條約草案案文就可以發現,是否將反霸條款寫進條約是雙方存在的最大分歧。中方原以為在中日聯合聲明中已包含“雙方不謀求霸權,也反對任何國家或國家集團建立這種霸權的努力”的內容,而且雙方同意締結和平友好條約以聯合聲明為基礎,據此,將反霸的內容寫進條約應當不成問題。但日方從一開始就想方設法迴避,不願有任何涉及乃至影響第三國的內容寫進中日和平友好條約。日方雖然承認面臨的現實威脅,但只承認泛泛而論的霸權、強權,不願因具體提及反霸而被擺在“敵視別國”的位置上,因此締約談判在內容上碰到了難題。國內及時電示,一定要堅持原則,據理力爭,但談判剛剛開始也不要把話完全說死。當我正在認真考慮如何在所寫的發言稿中體現出我方的這種精神時,外交部又來電告:前電作廢,國務院副總理陳永貴訪問墨西哥將途經東京,一切以他轉達的指示為準。

1975年3月27日,陳永貴率團出訪途經東京,有兩個多小時的停留時間。以陳大使為首的使館主要官員以及政治室參加預備性談判的人員都到機場迎接,並聆聽重要指示。在機場貴賓室,陳副總理與陳大使稍事寒暄後即轉入正題。他抬高聲音說道:“最高指示:不能讓。就是這些。”陳大使希望陳副總理再詳細給大家說說,尤其是我們這些參與談判的同志很希望他能再講一些具體的指導性意見,以便在會談中設法落實,他又重複了一遍“最高指示:不能讓”,並要使館堅決貫徹。全場一片寂靜,沒有誰再講話。大家都在思考著這個簡單明瞭的重要指示,並深感責任重大,認真琢磨著如何貫徹執行。

陳永貴副總理離開東京以後,締約談判深入展開。中方的立場更加明確堅定,主張以聯合聲明為基礎有所前進,主張將反霸條款原原本本寫進和平友好條約並對此進行多方論述。而日方則力圖說服我方放棄這一原則主張。雙方主張明顯對立,談判陷入僵局。

在談判桌外,蘇聯對日本施壓、牽制中日締約的活動一刻也沒有停止。蘇聯駐日大使特羅揚諾夫斯基以及繼任的波利揚斯基軟硬兼施,多次約見三木首相和日外務省負責人,遞交蘇聯政府聲明備忘錄以及勃列日涅夫的親筆信,提出就日蘇和約進行談判並締結日蘇睦鄰合作條約,以牽制中日談判。在蘇聯的強大壓力下,日方進一步後退。三木首相一方面通過駐華大使或派外務省官員來華向中國領導人表示他對締約的熱情,另一方面又拋開外務省親自發表首相見解,強調日方遵守世界普遍的反霸原則。

為了推動締約談判,中日兩國外長喬冠華和宮澤喜一利用出席聯合國大會的機會,在紐約舉行了兩次會談。這是締約談判中雙方的一次重要接觸,中國常駐聯合國代表黃華和日本駐聯合國大使齋藤鎮男以及有關官員陪同參加了會談。

第一次會談於1975年9月24日在日本駐聯合國大使官邸進行,包括晚宴在內,會談從下午5點一直持續到夜晚11點半。宮澤首先回顧了中日和平友好條約締約談判的過程,稱:“迄今在北京、東京的20來次談判,在條約論上轉來轉去,沒有抓住本質,致使談判處於停滯狀態,這是我的責任,希望這次會談能成為新的起點,使兩國關係進入更正常軌道。”接著,他談了締約談判的焦點反霸條款問題。他說:“中國把反對霸權主義作為不可缺少的主要內容,這也應該是日本外交政策思想和哲學的體現。”他對反對霸權主義提出了自己的四點解釋,這就是後來人們所熟知的抽掉反霸實質而欲使其“空洞化”的所謂宮澤四原則,即:(1)反霸不針對第三國；(2)不得與聯合國憲章相矛盾；(3)反霸不意味著採取聯合行動；(4)範圍不限於亞太地區而是全世界。

喬冠華外長陳述了中方對締約談判和條約內容的原則立場,他說:“努力把條約簽好是我們的共同願望。”對於成為焦點和分歧的反霸條款問題,喬外長說,中美上海公報最先寫入,後來中日聯合聲明也寫了相關內容,無需作任何解釋。沒有料到比較簡單的事情竟會遇到這樣的波折,貴方阻力何在?出現需要解釋的問題就是因為某個國家不高興,有點神經緊張。像魯迅先生小說中的人物阿Q一樣,頭上長了癩皮瘡,頭髮都掉光了,於是就怕人家說亮,他還很怪,對於力氣小的人又打又罵,而對於力氣大的人就不敢說話了。對於有人不高興,要進行分析,看理由對不對,如果硬是不高興,證明他就想謀求霸權。喬外長又針對宮澤發言中提及的第三國問題說:“聯合聲明本身已經作出了回答。至於有些國家作了不正義的事情,我們反對,這不能說是針對第三國。”喬冠華從正面說明了把反霸條款寫入條約的好處:“約束兩國也反對別人搞霸權,對亞太地區穩定也是有利的。”喬冠華鄭重表態說:“在反霸問題上彼此都不要強加給對方,既然雙方想法不一致,可以等一等。如果你們有困難,不便於籤,也不要勉強。我們兩國關係總的是好的,聯合聲明還在,沒有條約天也塌不下來。”宮澤顯得很無奈,他接過喬冠華談話中關於阿Q的話題,辯稱“日本正是這樣一個力量極小的對手”,要求中方理解。

三天以後,也就是9月27日第二次會談在中國駐聯合國代表團駐地舉行,加上晚宴一共進行了3個多小時。

會談中喬外長一針見血地問宮澤,是否同意把反霸條款完整地寫進條約正文而不是前言,宮澤沒有正面回答,只是說回國研究後會擬出條款交給中方。喬冠華感到宮澤仍有顧忌,就對他說,我們兩國談判不應讓第三國干預。一個民族要主持正義,維護真理。宮澤又把阿Q搬出來說:“哪怕我們認為阿Q不好,臉上也不敢露出來。”就這樣,儘管兩位外長長時間的會談氣氛是活潑輕鬆的,但是沒有在實質問題上達成任何一致。

由於雙方在反霸問題上的分歧與對立,中日締約談判實際上宣告中斷。

三

到20世紀70年代後期,國際局勢和中日兩國國內形勢都發生了很大變化,使擱淺的締結中日和平友好條約談判出現轉機。在中國,粉碎“四人幫”後鄧小平復出,主持中央工作。中國對外政策也在醞釀進行重大調整,既服務於消除現實威脅、反對霸權主義的戰略,又有利於實現現代化和維護穩定的國際環境這一大目標。締結中日和平友好條約,無疑符合中國戰略全局利益。在日本,福田赳夫繼三木下臺後組閣,對恢復談判逐漸表示出積極姿態。當時美國卡特政府推行“聯華制蘇”戰略,為美中建交做準備,這對日本接受反霸條款也有推動。卡特總統在福田訪美時,規勸日本積極行動。對於以日美關係為基軸的日本來說,有了美國的支持,便不把蘇聯的說三道四放在眼裡了。福田首相在進一步協調內部意見後,逐漸下了決心。

1978年7月,中斷兩年多的中日締約談判在北京重新開始,中日雙方的代表團團長分別為中國外交部副部長韓念龍、日本駐華大使佐藤正二,中方參加會談的還有外交部亞洲司副司長王曉雲和亞洲司、條法司有關主管官員,日方參加會談的有外務省亞洲局局長中江要介、駐華公使堂之助等。中日談判雙方從一開始就切入主題,圍繞有關聯合聲明中反霸條款內容的理解、不針對第三國或特定第三國、反霸的地區範圍以及反霸態度的表達方式等問題進行了反覆認真的討論。

就反霸條款,中方代表指出:反霸條款是條約談判工作無法取得進展的主要原因。中方對這一問題的一貫立場是——如果雙方能真正的以聯合聲明為基礎,從政治角度出發,著眼大局,那麼雙方就一定能克服各種障礙,使問題得到解決。關於中日聯合聲明,中方代表說:第一,聯合聲明是對發展兩國關係有著深遠意義的歷史文件,它見證了兩國邦交正常化以來的實踐,聯合聲明的各項原則是完全正確的,符合兩國人民的根本利益,受到亞太地區各國人民的廣泛歡迎；第二,聯合聲明是發展兩國睦鄰友好關係的準則,是締結中日和平友好條約的根據和基礎,條約必須在聯合聲明的基礎上有所前進,絕不允許後退,雙方應進一步發揚和深化聯合聲明的精神和原則,不能有絲毫的弱化。中方隨即就反霸條款作出說明:反對霸權是聯合聲明的一個重要原則。反對霸權是中方一貫的、明確的原則立場,日方對此也非常瞭解。聯合聲明中不謀求霸權和反對試圖謀求霸權的兩層意思應原樣寫進條約的正文中:中日兩國加強和發展和平友好關係不針對第三國；中日雙方不在亞太地區謀求霸權,同時也反對任何國家或國家集團在該地區謀求霸權。無論是誰謀求霸權,我們都要反對。反霸權條款不是文字的表述問題,它是關係到更好地發展中日關係決心的實質性問題。

關於如何界定反霸條款中的“第三國”,日方代表稱:中方認為沒有必要使用“特定的第三國”這個代名詞。日方認為:“反霸權決不會事先指定‘特定的第三國’”、“反霸權就是要表明不管是哪個國家或國家集團,只要企圖建立霸權,我們都要反對”,這不是說要特定某個第三國,只是這個國家企圖建立霸權我們才表示反對。

中方再三表示,兩國應主要從政治角度出發、從大局出發,努力推進中日友好和平條約的締結工作,並使條約的談判工作得以順利進行。對於反霸條款的地區範圍問題,中方認為最好還是沿用“亞洲•太平洋地區”的表述方法。其理由是:第一,從地理位置上看,中日兩國都地處亞太地區,明確提出地區範圍,無論從歷史角度,還是現實角度,都是理所當然的,不會存在反霸權只侷限於亞太地區的問題；第二,中日聯合聲明使用的就是“亞洲•太平洋地區”的表述,我們認為最好還是不要加以改變。第一,這不只是一個和日語原文有關的問題,兩者之間存在著明顯的不同。兩者不僅在語法和結構上存在不同,更重要的是,它們所包含的意義也完全不同。因此,這樣的修改不能說和中文無關。第二,中日聯合聲明說“反對任何其他國家或國家集團建立霸權的企圖”,這句話是中日雙方經過嚴肅認真的討論的結果,中方認為,已經決定了的內容更不應該加以修改。

中日雙方圍繞這幾個核心問題繼續進行了14次會談。正如鄧小平對來華訪問的日本政治家和朋友們多次說過的,早日締約是大勢所趨,是真正符合中日兩國人民根本利益的。問題是領導人要從政治角度考慮作決斷。他在和日中友好議員聯盟會長會見時說得很乾脆:“就中日締約而言,只要真下決心,一秒鐘就可以解決問題。”

經過認真磋商,日方在會談中逐漸接受了把反霸條款寫入條約正文的主張,只是提出將這一原則的範圍擴大至“世界任何地區”,以淡化其針對性。對中方提出的“不是針對第三國的”,日方認為與反霸條款聯繫不密切,提出改為“不影響締約各方同第三國的立場”。鄧小平看了上報材料後當即拍板同意,並說:“這不是很簡潔的表達嘛!”8月8日,園田直外相來華,在雙方事務級談判基本達成一致的基礎上,與黃華外長先後在人民大會堂和釣魚臺國賓館舉行了三輪正式會談。當黃華外長告訴園田外長,在關於涉及第三國條文上中方接受日方提出的文本,並同意在反霸條款上加上“其他任何地區”時,日方喜出望外,園田更是激動得熱淚盈眶,立刻站起與黃華緊緊握手致意,至此談判圓滿完成。1978年8月12日,中國外長和日本外相正式簽署了《中日和平友好條約》。之後不久,中國全國人大常委會和日本眾參兩院各自批准了這一條約,完成了一切必要的法律程序。

中日締結和平友好條約後,兩國人民都很興奮。日本一個月內有31個地方自治體舉行了官民聯辦的大型慶祝會。在北京,中日友協等11個團體聯合在人民大會堂舉行盛大酒會,邀請在京的日本代表團、日本駐華機構和留學生、企業代表等1600多人出席。黨和國家領導人與中日各界人士歡聚一堂,共享紅小豆飯,暢飲香檳與清酒,同慶締約。

四

1978年10月,鄧小平應邀對日本進行正式友好訪問,並出席互換《中日和平友好條約》批准書的儀式,這是新中國的主要領導人首次對日本訪問。鄧小平以其政治家的智慧與風範,使訪問取得了圓滿成功,推動了中日兩國關係的發展。此時我已經回到國內,但是因為工作的內容和性質的原因,也曾經參與其中,瞭解其中的一些情況。

10月23日,在抵達日本的次日,鄧小平參加了《中日和平友好條約》互換批准書的儀式。舉行儀式的首相官邸大廳燈火輝煌,由黃白菊花和紅石竹花裝飾起來的中日兩國國旗格外鮮豔奪目,整個大廳充滿了喜慶的氣氛。黃華外長與園田直外相在簽字長桌前並排而坐,福田赳夫首相和鄧小平坐在他們身旁,中日兩國官員分列兩旁。根據雙方事先的商定,簽字用體現中日兩國書法神韻、兩國共用的毛筆。在樂隊高奏兩國國歌后黃華與園田直用毛筆在燙金的《中日和平友好條約》批准書上簽字。之後兩國領導人共同舉杯互致祝賀。至此,反映兩國人民共同心願與根本利益的《中日和平友好條約》生效。

互換《中日和平友好條約》批准書儀式結束後,日本天皇裕仁及皇后在皇宮會見鄧小平和夫人卓琳。這是新中國領導人第一次與天皇會見。天皇對日中締約表示高興,歡迎鄧小平在百忙中不辭勞苦遠道而來。鄧小平回答說,《中日和平友好條約》可能具有出乎我們預料的深遠意義。過去的事情就讓它過去,我們今後要積極向前看,從各個方面建立和發展兩國的和平友好關係。

天皇被鄧小平大度、誠摯的談話所打動,他抬起頭來,脫開外務省和宮內廳為其擬定的談話稿說,在兩國悠久的歷史中,雖然曾發生過不幸的事情,但正如你所說那已成為過去。兩國之間締結了和平友好條約,這實在是件好事情。今後,兩國要永遠和平友好下去。

會見氣氛愈加輕鬆熱烈。天皇是位有名的植物學家,雙方還從植物、綠化、養身,談到城市建設、環境保護,很是融洽。會見結束時天皇和皇后把一張署名照片和一對銀花瓶贈給鄧小平和夫人卓琳,鄧小平回贈了水墨畫卷和彩色刺繡屏風。

隨後,天皇夫婦在皇宮豐明殿設午宴款待鄧小平夫婦。大概考慮到鄧小平曾留學法國的緣故,日方特地安排了法國菜。為適合中國人口味,湯裡還特別加了燕窩。

福田赳夫首相在歡迎宴會上發表熱情講話。他在回顧日中兩千年友好交往歷史時,提及20世紀經歷過“不幸關係的苦難”。然後他脫開講話稿,突然加了一句,“這的確是遺憾的事情。”這句話日方譯員沒有翻譯,但還是傳到鄧小平的耳朵裡。第二天的《人民日報》對此也有所記述。福田對日本侵華戰爭表示遺憾的說法雖然與正式道歉尚有相當距離,但這是日本領導人第一次作這樣的表態,畢竟是前進了一步。福田在講話中還重申,這種事情是絕不能讓它重演的,這次兩國締結和平友好條約正是為了做到這一點。鄧小平在致詞中表示,中日友好源遠流長。兩國間雖有一段“不幸的往事”,但同兩千年友好交往歷史相比,畢竟是“短暫的一瞬”。他再次強調,要勿忘過去,朝前看。中日兩國儘管社會制度不同,應該而且完全可以和平友好相處。他還表示,中日締約,我們的任務並未告終,要做的事情還很多,任重而路遠。要在聯合聲明和條約原則基礎上進一步發展兩國睦鄰友好關係和各方面的交流。

鄧小平在訪日過程中專門抽出時間拜會、看望了曾經為中日關係作出過寶貴貢獻的日本老朋友、已經不在臺上的政治家或者他們的家屬。“不忘老朋友,廣交新朋友”,這是我們在對日交往中始終堅持的做法。早在中日復交招待會上週恩來總理就講過“吃水不忘挖井人”的道理,充分肯定與評價日本各界為促進日中友好和邦交正常化的獻身精神和可貴努力。在訪問中,鄧小平用很多時間會見老朋友,成為廣為傳頌的美談。

鄧小平特地前往前首相田中角榮家中看望他。田中早已下臺,而且涉嫌“洛克希德案”正在接受法院調查審理。鄧小平公開對日本朋友說,田中涉嫌案件,那是你們國內的事。但他對中日復交有大貢獻,我們永遠不會忘記。1972年9月正是由於他的果斷決策,中日邦交正常化才得以實現。

鄧小平一行抵達時,田中角榮和夫人、二階堂進、田中的女兒和女婿以及外孫女在大門口迎接。西村英一、木村武雄、久野忠治等40多位田中派國會議員在院內列隊歡迎,曾經擔任過內閣大臣的山下元利和大鷹淑子站在隊首向鄧小平深深鞠躬並握手致意。鄧小平和田中進行了親切的交談,併合影留念。

鄧小平還以早餐會、茶會等方式會見了已故的鬆村謙三、高埼達之助、石橋湛山、片山哲、淺沼稻次郎、村田省藏、松本治一郎等知名人士的夫人、子女與親屬,對為中日友好作出了貢獻的先驅者表示感謝,對他們的家屬致以深切的慰問。離開東京之前,鄧小平因日程安排實在太緊自己無法抽身,就委派隨行的中日友協會長廖承志代表他專程看望了臥病在床的日中文化交流協會理事長中島健藏先生。日本朋友對鄧小平能在百忙之中會見他們都十分感動。有的人在與鄧小平握手、交談、合影之際,禁不住流下了熱淚,甚至泣不成聲。舊遇新知,聚集一堂,充分體現了中國人民“不忘老朋友,廣交新朋友”的胸懷。

鄧小平訪日的時候,正值中國推進現代化建設之時。因此,鄧小平公開表示這次去日本,要虛心學習,瞭解與學習先進技術和管理經驗,學習發達國家一切有用的東西。除了必要的會談會見之外,參觀現代化企業、與企業負責人和資深經濟界人士、技術管理人員接觸交談是日程中的重點。鄧小平參觀了日產汽車系統的君津工廠,看了松下產業系統的電子廠,與陪同參觀的松下幸之助總裁進行了詳細交談,還直接與所參觀企業的技術人員交談。在前往京都訪問時鄧小平還專門乘坐了新幹線列車。在飛速的列車上,陪同人員問鄧小平的感受,他爽快地回答說,速度快,真像飛一樣,蠻舒適嘛,幹什麼事都要有速度喲!

鄧小平在記者招待會上回答中外記者關心的問題,特別是釣魚島問題的發言,是其訪日的一大亮點,是他深邃新思想的醞釀、產生過程,很值得一提。他說,對釣魚島中國有無可爭辯的主權。日本叫尖閣列島,名字就不同。我們同日本有爭議。在中日復交和締約談判中雙方同意暫時擱置爭議,留待以後解決。這個問題可以把它放一下,也許下一代比我們更聰明些,會找到實際解決問題的辦法。鄧小平的回答既簡潔明瞭,又有幽默感；既維護了中國的主權權益,又提出瞭解決爭議的辦法,即暫時擱置爭議,維護兩國友好的大局,留待日後再說。鄧小平講了他那時的一些想法。他說,當時我腦子裡在考慮這樣的問題是不是可以不涉及兩國主權爭議而是共同開發。共同開發的無非是那個島嶼附近的海底石油之類。可以合資經營,共同得利嘛!這就是後來概括成的“擱置爭議,共同開發”8個字。

鄧小平後來與其他外賓也進一步談到把一些領土主權爭議擱置起來共同開發,可以消除多年積累下來的問題。這些構想後來逐漸形成了鄧小平處理中國與其他國家有爭議的問題的指導思想。

訪問期間,鄧小平在回答日本記者有關中國現代化問題時,又讓人們充分領略了他的坦率、務實和開放的風格。他說,這次到日本來,就是要向日本請教。我們要向一切發達國家請教,向第三世界窮朋友中的好經驗請教。世界在突飛猛進地發展,要達到日本、歐美現在的水平就很不容易,達到22年後20世紀末的水平就更難。我們清醒地估計了困難,但是樹立了雄心壯志,一定要實現現代化。這就要有正確的政策,就是要善於學習,要以現在國際先進的技術、先進的管理方法作為我們發展的起點。首先承認我們的落後,老老實實承認落後,就有希望。再就是善於學習。本著這樣的態度、政策、方針,我們是大有希望的。

(摘自:歐陽淞 曲青山主編:《紅色往事:黨史人物憶黨史》,濟南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