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朝雍乾兩代，統治者出於某些個人的政治目的，大興文獄，極力打壓知識分子，使得莫談國事的風氣在文人士大夫階層萌芽，許多知識分子選擇自屏於政治之外，開始純粹為了學術而學術。這也是那個時期主張注重考據，談古而不論今的“乾嘉學派”得以興起的原因。
大批真知識分子都被逼得回家搞學術，研究古文古代史去了，給了許多偽知識分子鑽營取巧，竊居高位的機會，這是另一種形式的劣幣驅逐良幣。我們前面提到的道光朝首揆曹振鏞，就是這樣一個偽知識分子。
這倒不是說曹振鏞的文化水平不行，而是他當大清宰相時所起的作用，是阻遏諫官的言路，為了謀求一時的穩定，而妨礙了國家長遠的進步和發展。龔自珍筆下的一句“萬馬齊喑究可哀”，正是對曹振鏞當國時期士大夫階層集體噤聲現象的真實寫照。
曹振鏞之所以能被重用，是因為他的政治理念得到了道光皇帝的高度認同，道光十五年（1835年）曹振鏞歿後得諡“文正”，便是很好的證明。
所以也就不奇怪，大家盼走了曹振鏞，又迎來了穆彰阿，而穆彰阿將曹振鏞這套政治藝術更加發揚光大。曹振鏞止於打壓新進，排擠同僚，尚未如何黨援，穆彰阿則是結黨的高手。《清史稿·穆彰阿傳》記載：
“自嘉慶以來，典鄉試三，典會試五。凡覆試、殿試、朝考、教習庶吉士散館考差、大考翰詹，無歲不與衡文之役。國史、玉牒、實錄諸館，皆為總裁。門生故吏遍於中外，知名之士多被援引，一時號曰‘穆黨’。”
自古以來君主最忌臣下私自結黨，穆彰阿的高明之處在於很會隱藏自己，以致道光根本不知道有“穆黨”的存在，所以穆彰阿終朝得以寵眷不衰。由於穆彰阿黨羽眾多，使得他在掌控朝政方面有著比曹振鏞更大的能量。
清人筆記《奴才小史》記載了這麼一個故事，在道光十五年（1835年），有順德羅惇衍、涇陽張芾、雲南何桂清三位年輕人同時登第，考入翰林。其中張芾與何桂清兩人很懂官場規矩，立馬依附於穆彰阿門下，只有羅惇衍堅持原則，不肯一同趨炎附勢。
兩年之後翰林院散館，羅、張、何三人又一同參加考差，並且也一起得到了外放為主考或學政的機會。張、何二人自然是第一時間跑到穆彰阿處拜謝，而羅惇衍卻去拜見了另一位大學士潘世恩。
潘世恩見到羅惇衍，第一句便問，你是否有去謝過穆中堂？羅惇衍回答說沒有。潘世恩聽後大驚失色，說你不拜見穆相，卻先來見我，這份學政的差事恐怕要吹了。
羅惇衍那時剛20歲出頭，正是年輕氣盛的年紀，況且清朝立國以來，從未有過已下令放差又收回成命的，所以他偏不信這個邪，堅決不去拜見穆彰阿。結果第二天就傳下諭旨：“羅惇衍年紀太輕，未可勝衡文之任，著毋庸前往，另派某去。”取消了羅惇衍的外放資格。
《清史稿·羅惇衍傳》中也提到：“十七年，督四川學政，召對，上以惇衍年少，語多土音，留不遣。”但實際上，張芾與何桂清兩人的年齡比羅惇衍還小，所謂年紀太輕，明顯是欲加之罪，而語多土音，更是雞蛋裡挑骨頭的找茬。明眼人都看得出，這是穆彰阿利用職權，對不肯依附他的人進行打擊報復，來起到殺雞儆猴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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